1932年，清华大学举行入学考试。其中，国学大师陈寅恪参加了国文科的命题。考题的内容并不像我们现在的样式，而是让考生对联。题目是：上联“孙行者”，请考生对出下联。

了解国学的朋友此刻或许已经有了答案，上联“孙行者”，下联不就是“祖冲之”吗？但当时却有一位考生对出的下联不是“祖冲之”。按理说，考试作答的答案不对，就可能意味着考试不通过，可这位没有对出“祖冲之”的考生在当时却同时被清华、北大、燕大三所大学录取。这是怎么一回事？这其中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

事情还得回溯到1925年，这一年，清华大学成立了国学研究院。说到这里，诸位别以为清华这只是个正常操作，实际上清华的这项举措从现在来看对中国的学术是影响深远的。

那时候的清华很大程度上是一所留学美国的预备学校，成立国学院其实就是用西学来建设我们自己的文化。在国学研究院成立之后，提出用现代科学的方式方法来整理国故，以此来培养“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国学人才。

国学研究院初创时有四位导师，其中，开了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先河的王国维，戊戌变法的领袖之一梁启超，刚刚从哈佛归国的赵元任，都可以说是学术界泰斗。陈寅恪是最晚到任的，但在当时他并不像现在这么出名。

据说，陈寅恪任国学研究院导师是梁启超力荐的。可当时清华的校长却不同意聘用陈寅恪，他说陈寅恪一无著作二无学位，不够格做国学研究院导师。

梁启超听了这番言论后，当场驳斥了校长的说法。他说：“没有著作和学位就没有资格当导师吗？不说别人，就说我梁启超，我的著作全部放在一起，也没有陈先生短短三百字有价值”。

当时远赴德国游学的陈寅恪还是收到了清华发给他的聘书，那时候，陈寅恪36岁。一年后，陈寅恪来到清华，但陈寅恪能够加入，据说未必是校长同意聘用，具体如何人们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了。

我们回到前言的事情中来。当时，清华国文系的系主任刘文典请陈寅恪为入学考试国文科命制考题。但那时候陈寅恪正要去北戴河修养一段时间，于是，他匆忙拟就了两道试题，一个是以《梦游清华园记》为题进行作文，一个是对出“孙行者”的下联。

上联是“孙行者”，很多人就觉得这也太好对了，下联那就是“猪八戒”呗。当时，也有不少应试的考试是按照前句作答的，甚至有考生作答“沙和尚”、“唐三藏”。但如此作答的考生结果都是一样——不合格。

实际上，陈寅恪给出的标准答案的“祖冲之”和“王引之”，答出其中之一即是答对。这样的答案相信已经有看官觉得迷了，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呢？

这就要说到我们中国的诗词用字的声调了，我们经常听到的“平仄”讲法，指的就是诗词用字的声调问题。“平”就是代表声调平直，“仄”就是代表声调曲折。也许当时考生并没有看懂这个试题到底是考察什么，只是从字面上初步理解作答了，所以没有做对的。

但不一定所有不符合标准答案的作答都是不合格的。在应试的考生当中，一位考生的作答虽与标准答案不同，但他的作答却很不同凡响，陈寅恪都觉得这位考生的答案都出乎了自己的预料。

这位考生作出的答案是：下联“胡适之”，他的名字叫周祖谟。周祖谟这个人就像是他作出的答案一样，是一个不同凡响的人物，他在后来成为了中国知名的语言学家。

周祖谟为什么对出“胡适之”呢？其实，周祖谟当时也想到了“祖冲之”这个答案，但他觉得这个答案太直白了，显得四平八稳。他于是另辟蹊径，对出了“胡适之”。陈寅恪当时评价周祖谟的答案是：“寓意颇深，上下联系有机结合”。

陈寅恪对周祖谟的答案作出了这样的解析：“‘胡适之’的‘胡’和‘孙行者’得‘孙’做到了姓氏上的相对，另一方面看，‘胡’和‘孙’放到一起去就是‘猢狲’，‘猢狲’合起来就是猴的意思”。

事后，陈寅恪还亲自接待了周祖谟，并告诉他清华的任何一个系，他可以随便挑一个。但周祖谟却谢绝了陈寅恪的好意，他觉得还是北大的中文系更适合自己。

另一方面，陈寅恪之所以高度评价周祖谟的答案，某种程度上是和当时文学界的纷争有些关系的。当时，白话文蓬勃发展，有人就在报纸上登出文章，批清华“食古不化”，出怪题刁难考生。胡适（适之是他的字）正是在此时大力推广白话文。

那时候推广白话文并不容易，除了鲁迅先生等少数大家，绝大部分的国学大师都对胡适推广白话文的举动口诛笔伐。用老百姓的话说，他们都是靠“之乎者也”吃饭的，你胡适非要推俗人都懂的白话文，不炮轰你胡适那炮轰谁？

陈寅恪认为，胡适这股子推广白话文的劲儿，就像是他那道题中的上联“孙行者”一样，胡适有着和孙悟空大闹天宫一样的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非要破了这道老套路。

另外多说一句，当时应试的考生中也有一位日后的大家，他就是著名科学家、教育家，后世称“三钱”之一的钱伟长先生。钱先生在作答陈寅恪命制的第一道题，以《梦游清华园记》为题进行作文时也是另辟蹊径，他用古赋体，把本该写成游记的作文写成了《梦游清华园赋》。

钱先生这篇《梦游清华园赋》，全文高屋建瓴，以至于当时清华、浙大、交大等顶级学府都争相要录取钱先生。钱先生最终选择了到清华去，后来成为了一代科学巨匠。

至于对出“孙行者”下联的那道题，钱先生的作答和周祖谟是不同的。钱先生认为自己的答案更工整，而陈寅恪认为周祖谟的答案更多是体现在有新意上。

之所以命制这样的考题，陈寅恪是有着深意的。他认为对对子更能够明显地看出中国传统语文的特色所在，特别是和国外语言相比之下究竟有何区别。另外，陈寅恪更多的是对汉语的地位和其自身文化特征的关注，他也对我们民族的传统语言文字充满了自信。

不管是对联也好，诗赋也好，都是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更是古圣先贤留给我们的无价之宝。无论时代发展到什么阶段，我们这一代人都完全有责任将我们民族的文化遗产传承下去，发扬光大，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