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有言：“文学是社会现象经过创造过程的反映；反过来，社会要受到文学的创造性的影响被塑造。社会向文学提供素材，文学向社会提供规范。”历久弥新的文学作品，都隐含着对一个国家社会史的佐证，在不动声色中针砭时事，映射出时代的沉疴痼疾。
《百万英镑》和《我的叔叔于勒》分别是马克·吐温以及莫泊桑的经典短篇小说，都是入选了我们的语文教科书，为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 的写作背景是19世纪90年代初的英国社会 ，《》 的创作背景是19世纪80年代的法国 ，虽然描写的是不同国家人们的生活状态，但和共同身为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其作品所传递出来的对现实社会的讽喻和揭露却殊途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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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英镑》和《我的叔叔于勒》都是以第一人称叙事。《百万英镑》中的“我”是旧金山一个熟练股票交易的普通办事员，在一次驾驶小帆船出海时被困，被一艘开往伦敦的大船所救，于是身无分文的“我”流落到伦敦街头。饥肠辘辘的“我”卷入了两个伦敦富商兄弟的打赌，将一张无法兑换的百万钞票赠予“我”一个月，看“我”在规定时间如何应对。结果“我”通过这张巨额大钞，轻松地在英国立足，并声名鹊起顺当地跻身进伦敦的上流社会，并且利用自己的名声顺势而为成功赚取了真正的一百万，同时还收获了美满的爱情。
《我的叔叔于勒》是以“我”从孩童的角度去感受家人对叔叔于勒的态度转换。于勒的身份从被父母唾骂的败家子到远渡重洋的富翁，成为全家人赖以在贫困中看到希望的精神力量。当“我” 的家人在游船上看到叔叔于勒只是个卖牡蛎的穷苦水手时，那种期盼于勒归来的热烈变成了避之而不及的厌恶。“我”在看到于勒叔叔饱经沧桑的愁苦面容后，偷偷将付完牡蛎后剩下的十个铜子作为小费给了他。
作为，第一人称叙事可以使故事的结构和情节更为集中凝练，单线视角可以快速推动小说的发展节奏。比如《百万英镑》的故事非常荒诞离奇，用“我”的角度去叙述，人物的心理活动一览无遗，缩短了读者与虚构事件的心理距离，增加了小说的真实性和感受力。所以我们在看待这个荒诞不经的故事时并不觉得违和，通过“我”面对变化的心理活动，让复杂事件的起承转合在极短的篇幅里延展开来。
黑格尔讲：“从小孩嘴里讲的格言，和一个成年人讲的格言，意思是不一样的。”《我的叔叔于勒》正是善用了儿童视角。当成人社会的冷漠势利、爱慕虚荣通过一个天真孩童的眼睛展露无余时，这种对现实阴暗面的抨击力来的更为强烈和震撼。儿童的“我”看不到叔叔于勒的穷酸，他看到的是叔叔布满皱纹的手和愁容满面的脸，这种来自“我”的悲悯之下，透露出的是时代的无奈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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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英镑》里，当衣衫褴褛的“我”拿出那张巨钞时，商人们前后面目的巨变被刻画的入木三分。从一开始的怠慢和鄙薄即刻变得满面堆笑，认为我“这样一个有钱的绅士是可以放胆相信的”，裁缝店本来是从一堆客人退回来的西装里挑出最皱巴巴的一件来给“我”，到一口气给“我”订了大礼服、常礼服、衬衫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东西，极尽谄媚地夸赞讨好。“我”还是那个一无所有的流浪汉，另眼相看的只是这张百万大钞，而作为它的持有者想当然被赋予诚实、可靠、上流的标签。钱加持了个人品德，于是“我”吃喝住行，统统记账，虽说其实是个穷人，却有钱可花，过起了阔佬的日子。
“我”顺利地拜访了美国公使，受邀参加贵族名流们的餐会，和富家千金谈恋爱，用自己的名誉担保卖出一座朋友无法脱手的矿产，净赚了100万英镑。 在金钱的滤镜之下，“我”从最初的惶恐到自我膨胀、心安理得，他人盲目的信任和吹捧，无一不体现出精妙的反讽。
《我的叔叔于勒》中，“我”的家庭贫困交加，却在每个星期日里，全家人穿上唯一套体面的衣服，庄严郑重地在港口的防波堤上走一遭。在看到港口驶来的海船时，不无期待地说上一句：“假如于勒就在这船上，那是何等惊喜事情啊！”此处的愿景又为在船上与于勒相遇时的躲避埋下伏笔，前后态度的对比，是一处极大的讽刺。
母亲本来对于叔叔的评价是“将来好心眼儿的于勒回来后，我们的生活便会好起来。那是一个很能干的人！” ，在船上发现于勒只是个衣衫褴褛的老水手时，母亲愤怒地说“我一向认为这个扒手做不成一点好事，并且有一天他又会赖在我们身上来的！一个姓达勿朗诗的，怎能够渴求在他的身上捞到一点什么……”
于勒个人品质的褒贬同样是取决于他身份的改变，身价成为衡量他价值的唯一标准，人物矛盾的言行通过讽刺手法表现出来，使故事在表达上产生了极大的戏剧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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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于勒就在这船上，那是何等惊喜事情啊！
工业革命定义了19世纪的英国。源自于18世纪的工业革命把这个潮湿岛国从欧洲的边缘地带推向世界经济的中心。到了19世纪中叶，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资本的崛起产生了大量的社会问题，比如阶级固化、阶级剥削以及由此引发的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文学是社会的现实产物，当时风行的浪漫主义文学逐渐被披露阴暗面的讽刺现实主义文学所替代。
《百万英镑》正是以19世纪末期的伦敦为创作背景，通过极其夸张荒诞的故事和人物刻画，把金钱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污染、对人性的扭曲显露无遗。“我”受邀参加贵族名流的晚宴，最后却为了争着坐首席而不得不取消，因为排名的位次意味着身份和地位的高低，“我”虽身为社会底层，但百万英镑拥有者的身份让“我”获得空前的自信，在和公爵争论血统的高贵时，不惜追溯到人类始祖亚当。最后所有人选择公平地在客厅里，站着吃完少得可怜的两碟茶点。
资产阶级对于尊卑血统的执着反映了整个社会的价值观，而这种扭曲的价值观已然渗透进各个阶层的认知里，小人物更是最愚昧的趋附者和践行者，才有了“我”从一文不名的流浪汉到百万富翁的奇遇。而给予“我”奇遇人生的伦敦富翁兄弟，仅仅出于好奇打赌，便将一个底层人物的命运随意操控，这种阶级的绝对权威和对人性平等的漠视，更凸显了资本社会的冰冷和无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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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同时代背景下的法国，1870年的普法战争爆发之后，普鲁士王国大获全胜，取代了法国在欧洲大陆的霸权地位。法国战败后签订了割地赔偿，这份屈辱的赔偿条约直接牵滞了法国的工业发展，失去蕴藏铁矿的阿尔萨斯和洛林，使得法国缺失了重要的自然资源，农业和经济发展陷入了困境，财政寡头对劳动人民进一步的盘剥加速了小资产阶级的破产，底层人民的生活举步维艰。
“我”的叔叔于勒正是在这种境况下，随波逐流踏上了远渡重洋的淘金之旅，希望在国外闯出财路后衣锦还乡。“我”的父亲菲利普勤恳工作勉强才能养家糊口，“我”的母亲节衣缩食才能堪堪维持家庭开销。勤勉克俭的生活并不能改变身处社会底层的处境，远在他乡的叔叔于勒，成为全家人脱离困顿的唯一指望，这份虚无缥缈的希望支撑着全家人生活的奔头，同时也说明了底层人民没有能力改变命运，对于勒荣归故里的渴望终归是精神上无力的逃避和寄托。
一家的贫穷催生了对财富的渴望、对上层阶级享乐的向往。相信大家都记得菲利普在游船上看到两个贵妇人优雅地吃牡蛎后忍不住效仿的情节，菲利普极力的“优雅”背后，正是一个穷人卑微的爱慕虚荣，同样的行为举止使他更接近富人的“好派头，文雅、高尚”。
“有钱的”于勒叔叔的存在，让二姐的恋爱对象顷刻不再动摇，立刻决定了和二姐的婚事。当菲利普夫妇发现于勒穷水手的身份后，从不敢相信到恐慌再到愤怒和厌恶，人性里金钱至上的冷漠疏离昭然若揭，小人物物欲的卑琐看似丑恶，其实还有一层现实的悲哀，生存的本能挤压掉人性里的善良美好，这不是个人的责任，而是时代压制下无法逃避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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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心曾说：“文学不宜写天堂地狱，宜写人间。”马克·吐温和莫泊桑都是从现实社会中汲取素材，用夸张、讽刺的笔调呈现。《百万英镑》中的“我”是一个股票办事员，这和马克·吐温的个人经历有关，他正是一个出身底层、历经生活磨难的人，做过报童、工人、水手、淘金客、记者等多种工作，也曾因为沉溺于股票带来的虚妄的富足中而面临跌停破产。因此在他作品的人物塑造上，都有他经历上的影子。
莫泊桑出生于法国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深谙上流社会的虚伪浮华，他曾经在普法战争爆发时应征入伍，战争让他更为深刻地意识到战争所引发的现实意义，因而他的作品里透露出对社会风气的揭露，对小人物的同情和悲悯。
“文学不是描写真实，而是创造真实”，从虚构的故事中窥见现实的社会，通过作品引发读者对写作目的的理解和思考。马克·吐温被称作美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莫泊桑是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被誉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巨匠”之一，伟大的作家都是时代敏锐的洞察者，他们通过文学作品警醒世人，跨越时间的限制，将真实的社会生活和现实矛盾重现，发人深省。这也是现实主义文学的意义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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