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新版《西行漫记》将一幅“抗战之声”的图片用作封面。从此，一面迎风飘扬的红旗，一位红军小号手头戴八角帽、腰挎手枪、手持军号的形象，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和象征。封面上的小号手是谁？这一形象是如何被记录下来的？

新版《西行漫记》的封面，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和象征

2021年5月28日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百集文献纪录片《山河岁月》第22集，讲述了80多年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纪实文学作品《红星照耀中国》，如何让毛泽东的形象第一次亮相世界，让红色中国被全世界熟知。也正是在这本书的影响和感召下，一批国际友人和爱国青年奔赴延安。

《红星照耀中国》于1937年10月在伦敦首次出版，真实记录了斯诺自1936年6至10月在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行实地采访的所见所闻。书中从多個方面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为民族解放而艰苦奋斗、牺牲奉献的精神，瓦解了种种歪曲、丑化共产党的谣言。

1938年初，在胡愈之（新中国首任国家出版总署署长）组织筹划和部分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推动下，十多名文化界人士开始翻译该书。考虑到当时的政治环境，中文版书名有意隐讳地译作《西行漫记》，并于当年2月首次出版。

新中国成立后，新版的《西行漫记》将一幅“抗战之声”的图片用作封面。从此，一面迎风飘扬的红旗，一位红军小号手头戴八角帽、腰挎手枪、手持军号的形象，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和象征。

封面上的小号手有着值得书写的戎马一生

新版《西行漫记》封面上的这位小号手是谁？这个答案一直到1972年斯诺病逝才被揭晓。

为了表达对这位美国朋友的深切悼念之情，《人民画报》当年第5期用了4个整版登载毛泽东的唁电，同时刊发了包括“抗战之声”在内的斯诺在1936年拍摄的部分照片。

“我在京西宾馆买了第5期的《人民画报》，那个吹‘抗战之声的是我，这可以肯定，不会张冠李戴的。当时我不是号兵，我是红一军团教导营的总支书记。”这是1972年在北京出席海军常委扩大会议的谢立全写给妻子苏凝的信。这封信的末尾写道：“这事是偶然来的。这张登载的相片是历史的产物，你我知道就行了。总之，人怕出名猪怕壮，如果不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是要栽跟头的。”

在儿子谢小林的记忆里，谢立全为人一直很低调。他回忆，读小学时，同学说他父亲领章上只有一颗星，是一个小兵。对此，谢立全只是笑笑说：“我本来就是一个小兵嘛。”

这位“小兵”，其实有着值得书写的戎马一生。1917年出生的谢立全，12岁参加红军，在中央苏区当过司号员，任过排长、连指导员、红三军团第5师政治部青年科科长、红一军团教导营党总支书记。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海军军事学院院长，被授予少将军衔。

“抗战之声”的形象是如何被记录下来的

为人低调的谢立全，吹“抗战之声”的形象是如何被记录下来的？

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西征宁夏、甘肃。彼时，斯诺到达了宁夏西征军总部驻地——豫旺堡，采访红军指战员。为了真实记录中国革命的情景，斯诺想拍摄大量的新闻照片，于是常常背着相机到处寻觅。一天清晨，谢立全和战友们一起畅谈战斗的情景被斯诺撞见，于是斯诺萌生了拍摄的念头。

此前，谢立全因在应对国民党突袭时立了功，上级奖励他一套新军装。在物资匮乏的那个年代，很多红军指战员破旧的着装都不能及时得到更换，这奖励对谢立全而言十分珍贵。

当时，看到采访以来罕见的衣冠齐整的年轻红军干部腰挎手枪的形象，斯诺赶忙让翻译把谢立全招呼过来，拉到豫旺堡的城墙上去照相。于是便有了在军旗下的“抗战之声”，将红军号手的英姿定格在永恒的那一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