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的丛的《死亡游戏》直接就被豆瓣毙掉了，连审核都不用，只好发些评论让大家看看吧。

对历史回声的沉思、质疑和祭奠

作者：吴小姜　冯　欣　　

七十年代末，作家从维熙为于人妖颠倒、黑白混淆的噩梦中挣扎、苏醒过来不久的中国民众献出了一部撼人心脾的“大墙文学”——《大墙下的红玉兰》(发表于《收获》一九七九年第二期)，当即被某些人视为“意在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解冻文学”；事隔二十年，这位勇敢的“从犯”又在《收获》一九九九年第二期上为我们讲述了一个惊世骇俗的故事：《死亡游戏》。小说中大饥荒年代一个劳改大院三个敲钟人“游戏”死亡的命运，对当今的年轻人来说，真有如“隔世童话”，但细读文本，陆淼、王德龙、刘松三个形象，不论从其政治意义的人生到其生命意义的人生，都那么真切地展现了灾难岁月中角色错位的多面而丰厚的内涵。作家解析这部小说是一种“历史回声”。是的，《死亡游戏》的价值，突出地体现在对历史回声的哲学沉思、道德质疑、审美祭奠中，为当代其他小说所难及。

　　生与死的问题是哲学的核心命题。加缪在《西西福斯的神话》中写得如此直白：“真正严重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判断人生是值得还是不值得活下去等于哲学上的基本问题。”古今中外不少作家、艺术家、科学家、文化人对人类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后，却以自戕结束自己的生命。总体而言，自杀者都是因为失去了最后的生存条件和精神支柱。但有别于西方的自杀者更侧重于空虚、抑郁、与社会和群体的疏离等因素，东方——特别是中国——大多数自杀的行为发生在社会大动荡和时代大转变之际，如文化大革命中的老舍、傅雷……以及数不尽的芸芸众生；当然，奥地利的茨威格、英国的伍尔芙等人也自杀于动乱的时代，但中国人“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对生的渴望和对死的恐惧，似乎更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生死观。自杀(特别是剖腹)对日本人来说，简直成了一种自我表现的方式，而对中国的“弱者”则是极其可怖与艰难的，鲁迅针对三十年代女明星阮玲玉自杀所写的《论人言可畏》，便悲愤地阐释了这种艰难。

　　《死亡游戏》中蕴含的作家精深的哲学沉思，就在于通过三个敲钟人精心“策划”的自杀，不仅冷峻地演绎了你、我、他的悲情故事，而且具有鲜明突出的警世醒世的意义。作家从维熙本人就有过多年的大墙下的历练，熔铸出了“局外人”难以想象和虚构的奇人奇事，昭示读者，他们的自戕是勇敢者的行为!三个“老右”之一的陆淼，是北大数学系的高材生，不仅以超人的计算能力在劳改农场中证实了自己超人的智商，而且在出工的路上常与几个老右背对背地下“盲棋”，并且他从不自乱阵脚，总是以胜利收局。这样一个罕见的高材生如果存活下来，谁说不可能是又一个华罗庚?!然而，偏偏就在他意外地获得了一顿饱餐之后的夜晚，竟自挂于他不知敲了多少次的半截铁轨上，自断生命之钟。自戕之前，他还“轻松”地对刘松发表了一番“其实人生也是一盘棋”的感喟；他遗留下的奇异的数学公式A＋B≠C=X是对那角色错位的灾难岁月的彻底绝望。如果可以认为陆淼的“死亡游戏”是起源于他的“死亡智慧”的话，劳改大院中另一个智慧的化身王德龙的死有别于他的先行者的“自绝于人民”，而是采取了一种十分隐蔽睿智的方式来做“死亡游戏”。这个来自中科院电子所的“老右”工程师，怎会活活地被电死?但学电的却真真切切地死在了电网上!作家精雕细刻着王德龙装聋作哑的“健忘症”以及由此给自己带来的更惨烈的后果，意在突出这个“时代的哑巴”形象身上绝无仅有的哲理咏叹。当满装囚徒的汽车刚开到劳改农场所在的芦花荡时，他就发出“终点站到了，终点站到了”的喃喃自语。如果不是角色错位，王德龙是一个机智幽默、感情世界十分丰富的人，在他走向天堂的思绪环节中，不但有飞船上天的研究课题，还有裴多菲最负盛名的诗句。王德龙自绝的“游戏”目的，再次显露了作家的哲学沉思。

　　对于动物而言，从生到死只不过是一个自然的生命过程；但对于人而言，如何生、如何死，却蕴涵着深刻的哲理。是否领悟这哲理并付诸实践，恰恰意味着其生命意识的觉醒与否。《死亡游戏》的第一主人公刘松，只是一个因在“大鸣大放”中说了几句“外行与内行”的话，又拒绝在划右派的结论上签字，便被开除公职送到劳改队来的一个舞蹈演员，但他生性善良聪颖，极富同情心，而且在“同类”陆淼、王德龙的生命历程中，通过猜谜游戏般的推理分析，再次强烈体验了前两位敲钟人的生命哲学，抛弃了“好死不如赖活着”的传统生存理念，从生命的“退化”提升到一个追求自由的人应该启动人的思维器官实现再次的“进化”。陆淼的“死得足以醒世”，王德龙的“去得幽默睿智”，充分显示了知识分子生命的尊严，刘松透彻领悟了他们选择自戕的真正意义在于对生命真理和生命尊严的捍卫，终于义无反顾地也选择了自由意志主宰下的“游戏”方式，自埋于雪堆中。

　　《死亡游戏》反映了从维熙全新的死亡观念——死亡是生命的真正结束，也可以说是生命的终点站；人生的苦难是极多的，但苦难应该、也可以促人奋斗；人都不想死，想要不死的惟一途径就是在丧失了肉体存活后，精神却得到永生和超脱。这使我们自然地想起了先哲的名言，费尔巴哈这样说：“人自愿地抛弃生命，拒绝一切——只是追求幸福的愿望的最后表现。因为自杀者所以希望死，不是因为死是一种痛苦和不幸的终结，他希望死并选择与追求幸福相矛盾的死，只是因为死是惟一的(虽然只在他的观念里是惟一的)良药，可以治疗已经存在的或只带威胁性的，难以忍受和忍耐的，与他追求幸福不相符合的那些矛盾。”(《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将自己笔下的人物还原为这样的“人”，应该是从维熙的苦心追求。

　　道德是人们在长期共处的社会生活中形成的行为规范，它与政治都对人的行为和思想具有约束力，而且两者也相互影响。只是政治因其更具强制性而较多作用于人的外部行为，而道德更侧重人的内在修养。如果说世事还有政治触及不到之处，道德则可说是无处不在。在政治高于一切的特殊年代，人的外部行为由于更大程度地受制于政治，道德也不得不服从(有时是盲从)其威力。面对错误政治命令的强制性，人们淤积于胸中的愤懑难以释放，就会产生道德对政治的挣扎和反抗。这挣扎和反抗往往深藏着浓厚的悲剧意蕴，即当人从蒙昧走向觉醒时，必定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甚至生命。

　　从维熙在《死亡游戏》的前言中，写着《大墙下的红玉兰》“明显地带有五十年代的胎记”，我们理解为作家更侧重从政治的层面，紧紧围绕大墙内的政治斗争展现正义与邪恶的较量，通篇洋溢着强烈的政治激情。当然，作家同时也从政治的视角反映了人性的本质和道德的力量，小说中的“受难者”与“人狼”间的对立冲突是针锋相对的政治较量和善恶较量的交织；虽然结局是以正义者的鲜血染红了洁白的玉兰花而告终，但正直善良的人们仍能从道德与良知去判断政治的谬误。《死亡游戏》的政治色彩显然是淡化了。在“前言”中有作家寓意深长的话：“除了以示对二十年前的‘踏入雷区’(按：指《大墙下的红玉兰》)的纪念之外，还可以视为我从海面到海底的文学延伸。”《死亡游戏》这部“潜水”之作的深意值得开掘。据我们的浅见，不仅其哲学的沉思颇具警世醒世价值，更值得一提的是小说全新的大胆的道德质疑——“从来如此”的一些“准则”和“规范”都是对的么?作家能不能以自己的良知良能对生活和生活中的人做出深度的艺术表现?

　　值得注意的是，《大墙下的红玉兰》中有一串鲜明的“人狼”形象，如靠血洗公检法单位起家的武斗专家秦副局长、从“小刀笔吏”爬到劳改农场“奴隶总管”的章龙喜，还有俞大龙、马玉麟等等，正义的代表者葛翎、路威、高欣正是和他们展开了一场不见硝烟的特殊战争。然而在《死亡游戏》中，人间悲剧的制造者退居了“第二线”，包括“劳改队长”、于梅所在的歌舞团“支部书记”等都是无名无姓，几乎只等同于一个“符号”。虽然他们代表了掌握着对被专政者生杀予夺大权的一种势力，但情节发展中的政治色彩显然淡化了，突出的是对角色错位的道德质疑。在刘松和陈半仙这两个人物身上，从外部行为到内心世界的悲剧意蕴，道德对政治的挣扎和反抗均表现为一种看似潜在、但实际上却是波澜起伏、让人回味无穷的冲突。

　　刘松在歌舞团虽然是个舞蹈尖子，但毕竟只是个普通人而不是高大完美的形象。生活中的角色错位将他打进了专政对象的队伍，作家匠心独运，刻意演绎着刘松对“同类”的崇敬和关切，借以质疑那荒唐岁月的道德准则，将被颠倒的善与恶、美与丑加以“还原”。大饥饿的劳改农场，一口野菜窝窝头的代价都是难以想象的，可刘松不但把女友在极度重压下给他送来的烧饼赠给陆淼，还斗胆请求为陆淼下葬。“落花无意，刘松有情”，“天国”门外，芦花飘白，他独自以一场“金蛇狂舞”为亡灵祭奠，却扭伤了腿，这不仅成了刘松此后命运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作家对这个普通人物“美德”升华的一个起点。女友于梅，在极困难的条件下迂回来探望他，最后一次探望竟欲以身相许，为他们的“罪恶”勾连画上“句号”，而作家对刘松内心深处迸发出的人性欲求如何战胜了自我谴责，显然是深情肯定的。到劳改队后，刘松只知埋头干活，表现得和大墙外的劳改模范并无二致。不论他怎样以“人不能只为自己活着”来严格要求自己，但还是“一个筋斗折到了谷底”。作家越是开掘刘松的真诚，就越是突出了角色错位的道德质疑，而且绝不将政治上的是与非简单地同道德上的善与恶画等号。在陆淼和王德龙的博学和见地面前，刘松自认只是个“光屁蛋的娃子”。在打扫劳改犯的厕所时，刘松“真正感悟到他的生命的苍白。继而想到把他这样的一个人也打成右派，送进大墙中来，实在是时代的一个绝对谬误”。谁说这不是从维熙对自己多年来的大墙历练所淤积起来的道德质疑的一个解答呢?刘松最后之所以也跟随陆、王二人“游戏”死亡，谁说这样不是一份完满的答卷呢?

　　陈半仙的形象，在中国现当代小说中是绝无仅有的“这一个”，如果出现在若干年前，恐怕是“正面人物”、“反面人物”、“中间人物”都囊括不进的。面对这样一个形象，我们难免质疑理论的苍白。这个二级浮肿病号是个解放前的巫师，过去曾靠给达官贵人算命相面而日进斗金。他出现在《死亡游戏》中，并不是一个老不死的行尸走肉，而是一个对许多事物都能洞察入微，道德中确有一些亮色的劳改犯。值得注意的是，作家贯穿情节始终的是陈半仙与刘松的相互联系和补充。主人公刘松居然和一个“平时自己最看不上眼的老巫师”成了生死之交，陈半仙不但成了刘松的“拐棍”，刘松还心甘情愿、毫不犹豫地为陈半仙从肛门里往外掏粪!小说中有这样一段描绘：“说起来似乎是一个隔世童话，一个在红旗下成长起来的青年舞蹈演员，能与一个旧社会的算命先生相濡以沫，并在困境中不分彼此，有时连刘松都觉得回答不出这个问题。想来想去，是一个政治的怪圈把他和他圈在一起的，从而使他了解了更为复杂的人生。”按照某种看法，这隔世童话和政治怪圈中的“反革命”情谊显然有悖于无产阶级的道德准则，但从维熙却把对历史回声的祭奠赋予了这样两代人，在形象塑造中不仅没有失误的虚构，而且使读者倍感亲切，其实像陈半仙这样一个几近“活死人”的劳改犯活在世界上还能有什么快乐呢?但他还在用自己能有的心力去参悟许多劳改哲学，不仅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而且尽心尽力地施用于“难友”的精神平衡上，希望大家能多活几天。作家敢于开掘这位“半仙”精神世界中的闪光点，本身就是直面苦难人生的道德质疑。半仙能于刘松最危难时刻以自己的仗义、热心和机智出手相助；劳改大院的伙头军“看破天”冒着生命危险偷送窝窝头给他，为的是报答昔日的师徒情分，他也分了一半给刘松……小说中有一个细节非常感人：当刘松女友于梅的妹妹于竹冒险前来探监，密告刘松她姐姐出于抗拒侮辱而不得不“叛国”出逃后，刘松带着复杂的感情回到敲钟人的小屋，从来被认为具有“透视地下的能量”的陈半仙第一次错算了，他以从未有过的喜悦目光盯着刘松，很想分享刘松重续鸳梦的欣喜，这时“刘松不愿意把陈半仙的算计失准说出来，那对他是个致命的打击——他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或许没有了一切快乐，惟有昔日职业留给他的习惯，是他精神的惟一寄托”。刘松除了将于竹带来的奢侈的食品——蛋糕给了陈半仙外，将真实的秘密埋进了心底。他们的相濡以沫带来了人间温情，相互滋润慰藉了彼此的心灵，使两人都葆有着一颗善良的心，道德意识的回归正是刘松的灵魂从日趋麻木到逐渐苏醒的重要表现。《死亡游戏》没有像《大墙下的红玉兰》那样正面直接表现政治较量，却将那严酷的环境下人的道德情感本真地揭示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