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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彝族小伙子杨阳已经在快手平台上直播了两个月，这个在四川凉山昭觉县悬崖村务农的小伙子，如今有了个新身份——网红。

　　并非每个做直播的都能走红，有的甚至需要付出生命代价，一如前不久因录制冒险视频坠楼身亡的吴咏宁。

　　在直播平台上翻滚的人们，为了尊重和认可，也追求名利双收。

　　视频的另一头，观看者和打赏者们，也在观看视频和偶尔的打赏中获得了满足。

　　这是一个“专业对口”的循环。同时，背后的平台也依靠这些主播和粉丝赚了个盆满钵满。

　　早在一年多前，出入悬崖村的道路，还得依靠简陋的17段藤梯。在媒体报道后，悬崖村全国闻名，随之改变的，是钢梯取代藤梯，还有村民们的生活。

　　“通钢梯后，4G信号修进了村。”每次采访，彝族小伙杨阳都显得很激动，并且会向记者相当正式地多次强调自己的直播名叫“悬崖村~杨阳户外直播~腾”。

　　两个多月前，杨阳在快手平台上传了一段10多秒的悬崖村景观视频。视频很快被推上了平台热门，点击量达到了50多万。对于只有22岁、自小生活在悬崖村务农的杨阳来说，一切都太不可思议。就在意外完成“壮举”的次日，杨阳的账号被平台赋予了直播功能。新鲜感和突如其来的自信推动着他尝试直播，而第一次几十分钟的直播过程，网友们给他打赏了约300多元，这对当时的他来说不是一笔小钱。

　　此前两个月里，每天上午8点半到11点，成了杨阳雷打不动的直播时间。直播的内容并不复杂：介绍悬崖村的景观和变化，以及他利用钢梯进出悬崖村的过程。随后不久，他又将悬崖村的一些土特产引入直播，试图改善当地人的生活。

　　从中同样发现机遇的还有江西上饶横峰县的蒋金春，半年多前，这个从义乌回到老家照顾家人的中年男子，在东北朋友的指引下开始接触直播，凭借幽默的风格售卖山货，颇有收获。

　　相较于依旧沉浸在兴奋状态中的新晋“直播网红”杨阳，已拥有160多万粉丝、主要拍摄在工地健身的石神伟已不再那么兴奋。他没有经纪人，网名很接地气：搬砖小伟。唯一的帮手就是和他一起在工地干活儿的表弟。石神伟自由地掌握着走红后的生活节奏，接自己感兴趣的商演或纯粹为了图开心而参加节目录制……

　　翻滚在各大平台上的“草根”

　　从《中国娱乐直播行业白皮书2016》（下称白皮书）可以看到，随着全民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直播行业赢得了爆发式增长。这背后，有很多杨阳这样的草根直播在不断涌入和退出。

　　“我们确实是‘草根’。”石神伟、蒋金春和杨阳并不因此而看轻自己，他们正试图通过直播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最起码，是改善自己的生活。

　　然而，草根要在直播行业混下去，并不容易。

　　凭借猎奇冒险的行为来博取眼球，是很多平台表演者最直接的方式。一如此前靠发布极限运动视频走红、但不幸于11月8日坠楼身亡并引发关注的吴咏宁，以及聚集于河南郑州一些公园中的“尬舞”群体。

　　据艾媒咨询数据显示，中国网民对在线直播平台的内容评价较低，77.1%的网民认为在线直播平台存在低俗内容。

　　“这行刚开始时能走红，那是真能豁出去。”赵金在黑龙江的县城老家已经做了两年多直播，他有一份稳定却在他看来缺乏激情的工作。每天傍晚下班后都要直播“好胃口”——吃大量辣椒或生吃鱿鱼，不少观看者给他打赏，从几元到几百元。

　　赵金的直播走红后，随即有了专业经纪公司找上门来帮他运营。一些表现出众的草根，确实被视为潜力巨大的IP，“草根群体‘人多势众’，要出头，你得足够走运。”通过直播成为网红，并签约平台，成为不少草根主播向往的路。杨阳就是其中一员，他没想过靠打赏来获得未来，但希望借助平台优势来获得更广的生存空间。

　　短视频和直播平台的突进，已经形成了不少成熟的商业模式。“你以为打赏几十上百万的人都真给钱？打赏的那些人难道自己没获利？”赵金现在对这背后的套路很熟悉。

　　和还打拼在直播圈的赵金不同，蒋金春回到了原先做生意的义乌继续实体经营，直播只是偶尔。他说，“真能通过这个来实现人生反转的，终究是极少数，人得清醒。”

　　给主播打赏的粉丝都是哪些人

　　据白皮书的调查显示，“85后”和“90后”是网络主播的主力人群，也是最能接纳和欢迎娱乐直播的人群。

　　快手APP的公关告诉记者，他们平台上的注册用户，八成以上都是“90后”，YY、映客等APP情况也差不多。

　　对此，杭州IT男张环和他的同事们深有感触，“一般愿意去看直播的人其实和表演者有着一样的生活和心理共性。”

　　他曾有一阵子经常给一名主要表演唱歌的女主播打赏——从送价值几十几百的虚拟“鲜花游艇”到直接快递礼物。只要对方一提及自己的网名ID并说些娇滴滴的感谢，他会有心理上的满足。后来，这种满足感逐渐消失，打赏也就偶尔为之。

　　据报道，主播最直接的收入来源就是“粉丝”送的礼物。而粉丝也分三六九等，那些动辄送千元、万元礼物的土豪粉丝就被称为“大号”。为了吸引“大号”们持续给自己刷礼物，多数主播尽力维护与他们的关系。

　　“大号给你刷了礼物，就会对你提出要求，甚至想控制你。”有主播说，“大号”们虽然称自己偶像，实际上却是自己的“衣食父母”，“有时候还得和他们一起吃饭、看电影，甚至每天晚上在微信上说‘晚安’。”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教授吴亦明曾表示，直播行业，利益关系是主导。“有的人通过花钱来购买存在感，满足虚荣心；有的人则借此成名，为自己牟利创造条件。”

　　三方合谋，从网民观众身上“套利”

　　记者调查发现，为了获得高额回报，一些主播不惜采用造假、炒作等手段。

　　2016年11月，一些主播在一家直播平台直播给四川凉山州贫困区村民发钱，吸引众多观众围观打赏。当地警方调查发现，他们真正的目的并非慈善，而是“吸粉”赚钱，很多发给村民的钱在直播结束后，又被收了回去。主播“快手黑叔”直言不讳：“我两个月能挣六十万，就是挣粉丝的钱。”

　　一些直播平台、经纪公司、主播三方合谋，从普通网民观众身上“套利”。一位业内人士透露，部分经纪公司低价大量购买平台的虚拟礼物，再刷给自己的签约主播，通过“天价打赏”噱头、水军造势等手段把主播捧成“网红”，提升平台流量，最终吸引大量普通网友打赏。整个过程，只有掏出真金白银的普通网友的利益受损，直播平台、经纪公司和主播只付出了少许成本，就能按比例分得巨额利润。

　　网络直播“来钱快”，让很多青年人趋之若鹜，甚至有不少大学毕业生选择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当网络主播。年轻人如果习惯了用这种轻松的方法赚钱，就会变得浮躁起来，很难再静下心来好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