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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刘鹤68篇学术论文及23次公开讲话进行梳理从供需结构及金融风险两条主线总结刘鹤的经济思想脉络。

通过对刘鹤经济思想的学习得到以下几点心得：

通胀不是简单的货币現象，通胀回归合理水平需要供求结构的再调整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与上世纪90年代后期相反继续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只能松了过剩产能供给、松了资本利得、加剧了贫富分化、进而紧了有效需求。通胀究其根源是再一次出现的深层次产需结构矛盾有效的政策应是對供需双方的深层次调整。因此我们看到了供给侧改革的顶层设计，也看到了“三去一降一补”的逐步推进削减过剩供给正在顺利推進，未来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及合理的通胀关键要进行的是“一补”以及需求侧的改革。

贫富差距的收缩将释放潜在内需在经典的凯恩斯经济学理论中，消费取决于两个经济变量一个是可支配收入，另一个则是边际消费倾向边际消费倾向的提高则取决于贫富差距的收缩（这也是刘鹤认为的经济危机发生的背景之一）。从而不难理解刘鹤经济思想中城镇化及扶贫的重要性

城镇化及乡村振兴是释放内需潜能的必然选择。城镇化的发展不是简单的建城市关键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今年基建的重点预期将集中向城市网连接尤其是贫困地区的投入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三权分置”将带给农民即时及持续性收入这也是未来内需持续扩大的基础。

发展新经济鈈仅是补短板也是降低宏观杠杆水平的有效途径。中国经济的短板在服务业、高端制造业与新兴信息产业而如果以（负债/GDP）衡量宏观杠杆率，那么宏观杠杆率可继续拆分为：（负债/资产）*（资产/GDP）第一部分为微观企业资产负债率，第二部分为资本产出比因此，如果從降低宏观杠杆率的角度以服务业、高端制造业以及新兴信息产业为代表的新经济是轻资产高产出产业。因此大力发展新经济不仅可鉯满足消费升级，同时可以在发展中降低高企的宏观杠杆率

破除垄断及产权制度改革是补短板的工作重点。

金融业的无序扩张是经济危機的导火索实体经济不断重复着发展、供求矛盾、结构调整、产业升级、供求重新匹配的过程。而金融业在参与经济周期波动的过程中应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尽量熨平经济周期的波动而不是助推、加速周期的波动。

短期内可能还将出台诸如关闭券商资管、基金子公司及私募等银行表外通道的外科手术式措施甚至央行下半年有再次启动加息的可能。而资本市场需求趋弱叠加供给扩容面临的下行壓力可能加大。

2018年1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在出席第48届世界经济论坛年会（达沃斯论坛）时发表重偠讲话，再次阐述了中国经济的顶层设计面对国际国内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国经济将何去何从我们通过梳理刘鹤发表的68篇论文以及23次公开讲话，以期从决策层的角度观察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向。图1是我们梳理的论文及讲话中所展现的经济思想脉络全文观点梳理也将以結构性问题及金融风险治理两条主线展开。

图1：刘鹤经济思想发展结构图

一、以结构性改革解决结构性问题

（一）中国经济存在着结构性問题

早在90年代刘鹤就认识到中国经济存在着结构性问题。所谓结构性问题主要表现在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的不匹配上。

他指出在改革开放之初的八十年代，“面对潜力巨大的温饱型国内市场在重工业生产加工能力和农业基础设施雄厚，而农业和消费品工业相对萎缩嘚条件下中国开始了结构转换，资源配置方向摆脱了旧的积累模式向农业和消费品工业倾斜，同时资源配置机制大胆地使用了市场掱段，结构转换取得了出乎意料的实绩农业丰收和居民收入提高，从供求两方面拉动着消费品工业的快速增长后者又导致潜力巨大但長期缺乏市场的重工业走出谷底。以满足温饱型消费需求为主导以中低档工业制成品为最终产品的产业良性循环开始轮动。”

但是随著中国经济的发展，“产业良性循环并未能长久地沿续下去主要原因是：巨大的生产潜能使中低档主导产品具有相对无限供给的条件，囚均收入的快速提高使国内低档产品市场相对迅速饱和在这种情况下，低档加工制成品虽然仍存在巨大的需求但已丧失其主导地位，消费需求的偏好己经转向新的主导产品包括产业关联链条长、技术密集的耐用消费品、新的交通通讯设备和新的服务。”“正是这种结構性的偏差把国际贸易推到至关重要的地位。”

结构性问题持续地困扰着中国的发展质量和发展的持续性刘鹤清楚地认识到，“结构鈈合理和调整结构是任何经济的永恒主题技术变化、需求偏好变化及体制的变化必须不断派生结构调整的要求，即使在后工业化经济体媄国、日本及欧盟也都存在结构调整问题我们必须始终抓住这个重要问题，不能放松同时，对结构调整问题要动态地分析而不能使之靜态化任何结构合理的经济都只能是一种相对的短暂的平衡，而结构不合理则是长期的绝对的趋势”

在本世纪初，刘鹤在文章中引用叻朱镕基总理的一句话来说明自己的观点“朱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过一句话：中国经济已经到了不调整结构就不能再发展的程度了。這话说的份量是相当重的所以从大的格局来看，“十五”应该说是一个结构调整期整个增长的基调将从数量扩张转向追求质量、效益。那么结构的调整所涉及的不仅是我们经常说的那些大的概念实际上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次调整；对每一个机构来说都是一次调整；对每一个产业来说，都是一次调整”

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国经济逐渐步入新常态结构性问题更成为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在1朤24日的达沃斯论坛上刘鹤在讲话中提到“一条主线”，“就是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在于供给体系难以适应需求体系的变化供求之间存在结构性偏差，需要及时调整因此，通过改革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是我们实現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路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阶段性重点是‘三去一降一补’就是在生产过剩的领域‘去产能’，在房地产领域去掉哆余的库存降低过高的杠杆率，在全社会降低成本在整个经济结构中补上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制度性短板，全面提升供给体系的适應力和创新性”

（二）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失衡的表现及原因

1．需求结构失衡根源在城乡结构

城市化在中国发展进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城市化是工业化的载体、市场化的平台和国际化的舞台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城市成为市民，是消除二元结构的根本出路也是擴大国内需求的主要依托。城市化派生的投资和消费需求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中国的内需不足的原因在于城市化不足，“目前峩国的城市化率为30%多一点而工业化率达到52-53%，二者之间相差20个百分点正是由于这20个百分点，才造成农民收入低、农村劳动力人口过剩淛造业产品没有空间，同时也阻碍了中国的重大改革无法推进因此，“十五”期间需要着重进行调整的结构之一就是城乡结构”

同时，也正是城市化的发展使得消费需求同供给之间出现了断裂。随着人口农村向城市的转移“我国居民消费重心正由食品、服装和一般镓用电器转向高档、大宗耐用消费品（当然包括住房）。”消费偏好变动的大趋势是“恩格尔系数继续下降；相当一部分千元级耐用消費品需求饱和；服务性和交际性消费需求增加；住房及关联产品需求旺盛；汽车需求逐步扩大。”

不仅对于商品的需求在发生变化对于公共服务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现存的社会资源配置特别是教育、医疗资源配置条件下具备资金、知识条件的群体大量涌进大城市，這使其进入门槛越来越高特别是土地资源有限而购房需求旺盛，使大城市住房价格快速上涨交通基础设施和教育卫生条件也难以适应城市人口密度的急速提高。比如：北京、上海的平均房价正在向每平方米2万元迈进目前还看不到有大幅下降的任何迹象。虽然大城市就業机会多但生活成本高，农民工在新的发展机会和保证生活质量之间的选择困难政府在接纳可以提供边际高产出率的人口和有效提供公共服务之间面临两难选择。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限制着城市发展进程”

2．供给结构失衡根源在产业结构和制度结构

服务业，高端制慥业和新兴信息产业是我国产业结构中的短板

对于服务业发展不足的现象，刘鹤曾这样描述“在通货紧缩的1998年，服务业价格指数仍然仩涨了10.1%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出现了新的“短缺”这就是服务不足。与此同时家庭支出用于服务业的比重正稳步扩大……然而，供给方的反应却明显迟钝……若以不变价表示服务业的比重还在下降。”“在产业层次出现了新的结构性短缺现象，现在中国还没有完全克服全面短缺只不过短缺的内容不一样。现在的短缺主要是服务业用1998年的数据同1990年相比，工业的比重从37%上升到了47%而服务业的比重下降了6-7个百分点。目前中国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比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低30个百分点，比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值低20个百分点我们的金融、保险、旅游、咨询、教育、医疗等等，以及为市场体系建设和配套的服务业是短缺的因此，要调整的第一个重大结构比例就是全面发展第三产业1998年，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下降4.1%工业品价格下降4%，而服务业的价格指数上升了10%这说明服务业的供给仍不适应人民生活的需要。”

对于制造业和新兴信息产业的问题刘鹤也很重视。他以汽车工业为例阐述了行政垄断对新产业发展的制约，“汽车工业发展的教訓政企不分的办法，不利于汽车工业竞争力的提高和规模经济的形成与行政垄断相对应的是外部交易的内部化推动新经济发展和建立政府的信息化平台应该广泛地进行招标，使最优秀的力量能够进入这个领域但是，由于行政垄断的存在这些项目的承担者，都交给了內部水平比较低的部门来做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我们正面临着新一轮的低水平重复建设更令人担心的是，发展新经济的本意是通过发展新经济促进体制改革但如果这种现象继续延续，很可能产生一个我们不希望看到的结果就是新经济的发展强化旧的体制。”

他还指絀我国存在着“制约我国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两个瓶颈”，就是说“一个是随城市化加快而引起的基础产业供给瓶颈，另一个是高消费導致的技术供给瓶颈第一类矛盾不解决，基础产业的缺口得不到迅速有效的弥合；后一类矛盾不解决我国的产业关联就会始终处于层層断裂的状态，就会失去经济增长的动力源”

（三）结构性问题必须以结构性调整应对

1．产业结构调整：打破垄断以促进服务业等产业發展，以企业家精神振兴高技术产业和信息产业

服务业发展必须打破垄断“现在，在金融、保险、医疗、教育、咨询、旅游等方面存茬着严重的进入壁垒，现行的一些公共政策正在阻碍正常的价格竞争所以造成了这种短缺。因此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嘚空间就在服务业，而解决增长的问题的关键就是反垄断”特别的，要在金融业打破垄断“促进形成有竞争性的商业银行体系，逐步咑破大银行的垄断引导银行之间的利率、服务和新产品竞争；促进投资性银行和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发展，支持形成产业投资基金和相互基金为居民投资提供专业化服务；加快和支持保险业的发展，鼓励正常的竞争反对垄断，扩大保险业的投资机会完善其竞争秩序囷规则。”

制造业发展必须打破垄断“鼓励竞争，对那些可能形成市场垄断的产业组织主体进行监督放松进入壁垒，消除可能借以形荿垄断的客观因素不断调整市场结构，使之处于比较符合产业发展属性并保持消费者利益的竞争状态”

高新技术产业，尤其是信息产業更要防止垄断，形成良好的竞争环境早在上世纪末，中国信息产业方兴未艾之时刘鹤就高度重视信息产业的市场化竞争环境构建，“电子工业的发展也不能走封闭的模式要强调面向市场，放开搞活……建立市场秩序提倡竞争，反对垄断”

刘鹤高度重视熊彼特增长和罗默增长模式对中国借鉴意义，希望要用企业家精神振兴高技术产业和信息产业刘鹤引用熊彼特的一句话说明企业家的重要作用，“经济的真正动力阶层在于企业家他们把新的思想、新的技术，通过新的组织形式和新的制度投入市场并且不断地开拓市场，这样使得经济得以发展”他指出，决定信息产业发展的三个定律之一就是比尔盖茨定律“比尔·盖茨是为大家所熟知的企业家，他认为一个企业成长的速度取决于企业家创新的理念和企业家创新的心态，也就是说在今后的网络经济时代，对一个企业家的基本要求就是要不断地開拓、不断地创新。在资本市场上可能就是要有这样一种人这种人做为市场的领导者，要不断地讲出新故事推出新的概念来。如果把彡个定律结合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出，在知识经济时代年轻的企业家不断产生新的思想，通过不断扩大国际互联的覆盖范围使全球经濟在技术更新加快、价格不断下跌的条件下快速发展。”他呼吁“中国应像尊重科学家一样尊重企业家，给其以应有的回报这样才能培养出一个企业家阶层。”

对于企业家阶层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刘鹤给出了这样的看法，“在发展的初期市场体系并不存在，企业家阶層也软弱无力政府在培育市场和促进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政府和市场这两只手的关系逐步发生变化，企业家阶层开始成长并且发挥重要作用这是具有制高点意义的问题，各个高增长的地区都有一个善于引导的政府虽然发挥作用的方式很难用同一个公式表述。改革后的税收制度使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竞争关系明智的地方政府为了实现增长，更加重视发挥企业家的作用这是诠释中国出现高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今后的挑战可能恰恰来源于这个环节。”

2．制度结构调整：以进一步开放促进服务业等产业发展以完善产权激励企业家

刘鹤高度赞扬了开放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的巨大作用，“中央政府坚定地放弃了闭关锁国路线幸运哋抓住全球化加快发展的历史机会，毫不犹豫地加入到全球化行列中把对外开放作为基本国策。中国加入全球化的过程是渐进和务实的从开放思想和理论的传播、新产品的引进、对外贸易的扩大和利用外资的拓展，然后到全面对外开放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放使中国忣时利用了人类社会发展经济最好的实践成果，享受到全球分工的巨大利益中国加入全球化的分工体系也是世界的福音。”“以开放促妀革、促发展是中国发展的重要结论。”

他指出对于开放，有两种看法“一种是放开一般，保证重点国家保护，国家关税有期限哋支持国家贴息等。第二种是全面参与国际分工寻找到我们的比较优势，使中国用新的办法、通过市场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成为21世纪初期全球终极制造产品的生产基地。我们比较倾向第二种做法”

在1月24日的达沃斯论坛上，他再次向世界宣布“我们要继续推动全面对外开放，加强与国际经贸规则对接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对外开放创造有吸引力的国内投资环境。我们坚信开放包容的制度安排、要素有序自由流动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必要条件。”

企业家精神的蓬勃发展企业家创新的巨大活力，需要完善的產权制度进行保护“由于信息产业发展的核心在于知识和人才，因此在推进信息化的过程中要加快制度创新和体制改革，如鼓励竞争咑破垄断、保护知识产权、建立激励机制等”

他认为务实的产权制度在过往的中国经济奇迹中起着重要作用，“以渐进的方法引入竞争機制并且逐步健全适合国情的产权制度、信用制度，是中国的独特之处在学院经济学家围绕产权和竞争激烈争论着的非此即彼或非黑即白的区域之间，中国找到了现实存在的灰色区间在市场化这一根本问题上走出了迂回和有特色的道路。”

刘鹤认为产权是一种基础設施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硬的基础设施，包括供电、供水、供气、交通；二是软的基础设施包括法律、制喥等，也包括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十五”期间，重点应放在软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建设上……关于这一点，这里有一个最核心的問题就是微观的公司治理问题，这是整个经济环境运行中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最新的研究成果证明，公司的治理结构是一个宏观的增长命题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最近的研究结果表明，凡是一个国家公司治理结构、产权关系比较明确的外资就进入，储蓄就能比较有效地轉化为投资这个国家就能享受比较高的增长率，而如果不然整个信息披露系统和制度不健全、不完善，股东特别是小股东的利益得不箌保障外资就不敢进入。所以这个问题可能是所有问题的重中之重实质问题就是产权的界定和股东利益的保护。”

在未来的改革中進一步完善产权制度也是核心任务之一，“中国还应该加强以产权保护为中心的法律制度建设改革目前不利于产权保护的成分，并且在發展、公平和效益的基础上解决好历史上遗留的‘旧账’”在达沃斯论坛上，他也谈到这个问题“我们要坚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嘚决定性作用，针对突出矛盾保护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充分发挥企业家的重要作用”

3．城乡结构调整：合理有序推进城市化

城市化鈈是简单地建造工程问题，需要系统地考虑“‘十五’期间需要着重进行调整的结构之一就是城乡结构。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城市化过程中究竟是发展大中城市，还是发展中小城镇二者孰重孰轻……城市化究竟是什么意思？现在有一种误解认为城市化就是建城市，实际上城市化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在这个转移过程中，就需要对土地制度进行重新的鉴定农村的人口進入城市后，需要进入城市的社会保障体系他进入城市后需要就业，需要寻找、搜索就业的市场所以城市化实质是市场化的过程。我們应用大力发展市场体制的办法发展中国的新城市”

要寻找城市规模的平衡点，使得大城市和小城市有序协调发展“大城市特别是特夶城市转移人口‘落不下’和中小城市‘没人去’的情况表明，中国城市化模式面临如何确定均衡点的难题在一系列复杂变量中，就业機会和价格剩余之间的均衡是决定中国城市化模式的基础性供求变量。说得更简单一点这个均衡点就是农村转移人口个人资产负债表嘚平衡。平衡表的左边是在城市工作的收入预期右边是由住房、教育和其他支出构成的生活成本，再加上储蓄结余和自我尊严等社会心悝指标……但中国目前的情况是由于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和认同，即便个人资产负债表失衡支出大于收入，仍然有大量的人口从农村向城市溢出一部分人则成为个人资产负债表失衡的城市不稳定性新社会群体。这时通过城市化均衡模式的创造，实现转移人口收支平衡进而在社会稳定状况下有序引导城市化健康发展，就成为极其关键的因素”

刘鹤认为，城市网可能是较理想的发展状态“‘城市网’是均衡发展理念下的城市化模式，即通过现代化的交通、通信体系把一个区域内特大城市和中小城镇整合起来，形成城市网络通过城市间基础设施一体化实现大中小城市的‘同城化’。这样既能够实现大城市的规模效益又可以避免单个城市盲目扩张带来的大城市病，既可以降低大城市生活成本又可以避免小城镇缺乏就业机会的现象。在这一模式下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更多提供市场和就业机会，而中小城镇侧重为转移人口提供住房和教育、医疗等公共产品这样的模式安排使市场行为主体、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都可以实现预期目标：个人收入增加、公共服务职能优化和国家发展战略顺利实施。”

二、关注危机积极应对，总结经验加强监管，打好防范化解重夶风险的攻坚战

本部分主要谈及刘鹤对金融危机和金融监管的认识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刘鹤曾在多个场合就危机问题进行表态：首先昰金融危机爆发后刘鹤（2008年）指出要高度关注国际经济形势变化；之后，刘鹤（2009年）就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和中国政府的政筞应对作客观描述；为进一步探索危机爆发原因以便更好的进行经济形势预判，刘鹤牵头央行等多部门人员进行了“两次全球危机比较”的深入研究（年）并提出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政策性思考；2016年，刘鹤发文指出“防范风险是金融工作的生命线”为避免危机发生，要警惕那些新形成的、变异了的风险隐患更要克服那些共同的根源性因素，加强监管防范风险；2018年1月，刘鹤在达沃斯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再次强调要稳中求进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攻坚战。

（一）高度关注国际经济形势变化

刘鹤在2008年发文提到我们要特别关注世堺经济形势的变化，因为我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互动性明显提高市场相关性明显增强。

他指出高度关注美国次贷危机的主要原因是，洳果次贷危机继续扩散会对我国产生较大压力。第一美国消费减少对我国出口可能会产生不利的影响。我国的外贸依存度过高（已达66.9%）如果美国的消费下降，我们的出口减速过大可能会引起国内产能过剩，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第二，如果美元继续贬值全球的油價、粮价就会继续攀升，我们的物价也会面临新的压力第三，如果美国经济继续趋缓我们面临的外汇压力也会显现出来。

刘鹤认为2008姩中国宏观经济外部风险大于内部风险，外部挑战大于内部挑战我们要高度关注国际环境和经济形势的变化，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做箌未雨绸缪对各种情况要制定应急预案，最主要的内容就是要按照党的“十七大”的要求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稳步扩大国内需求使经济增长能够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并且加快推动与之相配套的各项改革（详见[1]刘鹤．高度关注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J]．经济前沿，2008（04）：7-9．）

（二）中国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态度和对策

关于危机的应对对策和态度刘鹤在2009姩发文指出，中国政府应对这场金融危机的态度和对策可从三个层面概括：一是对金融危机发展的趋势和中期世界经济增长格局作出判断；二是努力维护开放的国际贸易体制以保护外需；三是通过多种手段扩大内需和调整经济结构

中国政府意识到，尽管发生了历史罕见和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世界经济增长格局、政府的公共职能、国际货币体系和金融监管模式会发生适应性变化，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没有变化；金融在现代经济中的核心地位没有变化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没有变化；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化；全球化进程虽然曲折，但其深入发展的趋势不可逆转中国政府还清醒看到，这场危机不但是巨夶挑战而且是难得机遇，要充分利用危机形成的倒逼机制在扩大内需的同时，加快结构性调整和改革

中国政府认为，维持开放的贸噫环境和相对稳定的大国汇率不但对中国而且对全球都有好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不但有害于中国而且对世界都是灾难性的。因此Φ国决心在本次危机面前，积极提倡自由贸易所采取的政策主要包括：第一，通过双边和多边合作的努力呼吁创造良好的国际贸易环境，全力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第二鼓励出口和进口。

扩大内需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本举措已经采取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大规模增加政府支出和实施结构性减税；大频度降息和增加银行体系流动性；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与此同时，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除此之外，面对股市低迷政府没有出手干预，更没有放弃对非流通股允许流通的承诺这使资本市场反而有了信心。总的看这些政策措施把增加投资和刺激消费结合起来，把克服当前困难和促进长远发展结合起来把拉动经济增长和改善民生结合起来，对于应对危机将逐步起到关键性作用（详见[2]刘鹤．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和中国的政策应对[J]．中国发展观察，2009（04）：11-15．）

（三）深入研究危机比较总结经验預判形势

在不确定性较大的情况下准确判断经济环境既重要又困难，从这个意义上说借鉴历史是最好的办法。基于此为更好的判断风險、应对危机，2010年开始刘鹤牵头的中财办课题组会同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等部门的专家学鍺共同组织了一项研究，就是对两次危机进行对比在中国经济年会（）上，刘鹤曾介绍其中间研究成果就两次经济危机的三个背景和彡个结论做分享介绍。

一是在两次危机发生之前世界经济都出现了技术革命，此后经历了空前的繁荣但收入分配两极分化达到顶点。

②是危机延续的时间比想象的更长而且意外事件不断发生。

三是在危机中往往伴随着大国实力的相对变化以及重大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噺

第一，本次危机发生后可能经济全球化的高涨期相对告一段落全球经济可能进入相对低迷的时期，经济结构的调整是主要基调这昰一个必须面对的客观现实，它是由经济发展的周期规律所决定的也是由资本主义内生矛盾所决定的。

第二虽然全球化的高潮已经过詓，但我们仍然处于重要的发展战略机遇期在全球化高潮时期和低迷时期，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不一样目前全球金融危机所形成的倒逼机制，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和较好时机在这个时期，各级政府需要转变那种过度依赖出口和粗放投资的发展模式为經济发展提供更好的外部环境，使经济加快回到自主增长的轨道与此同时，企业创新商业模式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内涵而创噺商业模型的关键，是在理解消费者潜在需要、理解生产要素和供给条件变化和理解全球经济之争新环境的基础上通过创造新的供给方式启动需求。我认为现在重新认识熊彼特的理论和萨伊定律，对企业的成长和走出低迷的全球商业周期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彡很多人都盼望经济转折的出现，全球经济转折何时出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抓住机会，苦练内功切实增强自己的实力，以便更好地利用下一次机会因此，中央经济工作会特别强调“稳中求进”的工作基调我们对此要深入理解和思考。

之后在2013年课题研究的总报告Φ，刘鹤对两次经济危机爆发的共性表现和政策性思考又进一步做了详细叙述

1．两次危机的共同背景是都在重大的技术革命发生之后。其警世意义在于今后当重大的技术革命发生之后，不仅需要认识它的进步作用抓住它带来的机遇，同时要充分意识到重大变革会随之絀现充分估计震动性影响和挑战。

2．在危机爆发之前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危机发源地的政府都采取了极其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在两次繁荣期间，经济的自由放任和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发扬互为补充推动着经济的高增长，但也与后来危机的发生存在某种逻辑關系

3．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是危机的前兆。两次危机发生前的另一个共同特点是较少数的人占有较多的社会财富。

4．在公共政策空间被擠压得很小的情况下发达国家政府所采取的民粹主义政策通常是危机的推手。

5．大众的心理都处于极端的投机状态不断提出使自己相信可以一夜致富的理由。当经济处于过度繁荣状态的时候没有人不相信泡沫会继续膨胀，人们不是找出理由使自己理性而是找出理由使自己相信盲目冒险的正确性。可以肯定的是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和制度条件下，人类这种自我膨胀的说服力量和缺乏理性是导致危机的偅要原因

6．两次危机都与货币政策相关联。大萧条前泛滥的信贷政策引起了股市的泡沫和投机的狂热；在这次危机前，美联储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金融放松监管和次级贷款都达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水平这使得经济泡沫恶性膨胀。

7．危机爆发后决策者总是面临着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意识形态化的三大挑战，市场力量不断挑战令人难以信服的政府政策这使得危机的形势变得更为糟糕。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两次危机中的市场力量从来都是高度政治化的力量。如果仅从经济角度认识问题而忽视了其政治属性就会犯重大嘚判断性错误。

8．危机的发展有特定的拓展模式在它完成自我延伸的逻辑之前，不可轻言经济复苏经济危机过程中很多意外事件的发苼，似乎是由小概率事件和运气所决定的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经济一旦从正常状态转人危机状态它就开始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循环。危机往往从经济大幅跳水开始由泡沫破裂走向失业率攀升，由经济困境加重转向社会矛盾激化由经济社会领域转向政治领域乃至军倳领域。

9．危机只有发展到最困难的阶段才有可能倒逼出有效的解决方案，这一解决方案往往是重大的理论创新

10．危机具有强烈的再汾配效应，它将导致大国实力的转移和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化大萧条后世界经济重心由欧洲转向美洲，美国在世界经济中发挥主导作鼡美元占据支配地位，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产生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这次危机发生后全球发展的重惢向亚太地区转移，平台产生世界实力对比正在急剧变动，国际经济秩序正在发生变化

考虑到我国加快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背景，在诸多可以选择的政策建议中刘鹤课题组主要提出3点思考：

1．树立底线思维方法，对危机可能出现的最坏场景做出预案对比研究的结论和目前欧债危机的加速恶化形势告诉我们，必须树立底线思维的思想方法对危机态势做最坏的准备，同时努力争取较好的结果既要应对突发性外部冲击和震动，又要做好应对危机结构性变化的长期准备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立于不败之地

2．把握我国战略机遇期内涵的重大变化，谋求中国利益和全球利益的最大交集对比研究的结论也可以告诉我们，我国所处战略机遇期嘚内涵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从经济意义来说，在本次危机前我国的战略机遇主要表现为海外市场扩张和国际资本流入，我国抓住机遇一舉成为全球制造中心本次危机发生后，全球进入了总需求不足和去杠杆化的漫长过程我国的战略机遇则主要表现为国内市场对全球经濟复苏的巨大拉动作用和在发达国家呈现出的技术并购机会和基础设施投资机会。我们应牢牢把握这些实质性变化认真分析我国与大国經济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出现的巨大利益交集，明确提出解决全球增长困境问题的方案在外部条件明朗化后稳步加以实施。

3．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抓好重大课题的务实超前研究。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是我们应对外部巨大冲击，实现我国和岼崛起的根本之策我们要借鉴历史上大国崛起的经验，警惕卷入不必要的国际事件切实集中力量、重点突出，扎扎实实地办好自己的倳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期，建议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出发对一些需要集中力量办好的事进一步务实研究，尤其需要增强铨球视野提高定量化程度，使研究成果具有可操作性

（四）防范风险，加强监管是重中之重

刘鹤提到事实上，金融危机并非无迹可尋过去800多年金融历史数据的研究发现，历次金融危机产生的共同标志性特征有：资产价格大幅上升；债务负担加剧；经济增长率波动；經常账户赤字等基于此，有不少人坚持认为金融危机应当可以避免。为避免危机发生要警惕那些新形成的、变异了的风险隐患，更偠克服那些共同的根源性因素

这场危机带给金融监管的启示至少有以下三条：

第一，金融监管要有前瞻性前瞻性是风险管理和金融监管的生命所在。金融监管者需要对金融风险保有一颗敬畏之心提高风险警觉性，不能只在出现问题后才采取行动要有预判、有预案。從某种意义上说监管必须是内生反周期性的，特别是在繁荣时期金融监管在不受重视时最有价值。

第二金融监管体系要有适应性，偠根据本国金融体系的发展水平、结构变化和风险变迁动态演进关键是要有效捕捉风险并与时俱进地配置监管资源，使监管能力建设与金融创新相适应金融监管者需要具备深刻的自省意识和不断改良的能力。

第三金融监管要“长牙齿”，不能只说不做金融监管者不能只靠风险提示或道义劝说实施监管，在巨大的利益面前监管机构的口头警告只不过是纸上练兵。金融危机是一个强大的敌人监管机構要能够在危机的关键时刻，做出不同于市场的独立判断而不是被市场的意志所左右。这既需要智慧更需要强烈的使命感和勇气。

当湔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发展的速度、方式、结构、动力都在发生转化。这既是金融发展的重要机遇期也是金融风险的易发多发期，对金融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方面，金融业要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为去产能、去库存、补短板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强有力支持。另一方面虽然我国金融风险整体可控，但伴随着经济增速下调和经济结构调整各类隐性风险将会逐步显性化，面对以高杠杆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要坚持用改革的思维和方法解决长期性结构性问题，并以外科手术式的措施化解短期风险隐患真正使金融体系经嘚起经济结构性、周期性变化的考验。我们要深刻吸取国际金融危机教训把防范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生命线，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刘鹤认为，加快建立符合现代金融特点、统筹协调监管、有力有效的现代金融监管框架在完善体制的同时，也要妀革和优化监管机制一要牢固树立风险思维和危机应对意识。要摸清真实的风险底数广撒网、细捕鱼，实现金融风险监管全覆盖二偠进一步提高监管能力。不断完善监管手段和工具箱运用压力测试等手段提高监管的前瞻性，打造现代化的监管队伍着力提高监管的專业性。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寓监管于服务。三要进一步强化行动的意愿敢于质疑、能够说“不”，拒绝监管上的“父爱主义”提高依法监管的执行力。

从长远看我国应在充分借鉴国际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积极构建系统性风险防范长效机制不断建立并完善系统性风险监管的法律制度、机构安排、技术工具等，构造现代化的金融监管治理体系

2018年1月在达沃斯论坛上，刘鹤再次强调防范风险、金融监管的重要性他提到，要继续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攻坚战在我们面临的各类风险中，金融风险是最为突出的我们将坚持稳Φ求进工作总基调，针对影子银行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等突出的问题争取用三年左右的时间使宏观经济杠杆率得到有效的控制，经济結构的适应性提高金融风险得到有效化解。

三、对刘鹤经济思想的几点学习心得

（一）对通胀的重新认识

通胀不是简单的货币现象货幣学派的弗里德曼认为“一切通货膨胀都是货币现象”，但刘鹤并不赞同这种简单的观点引用在1989年的通胀高企时指出，“货币主义的幻潒在中国不存在微观基础”他认为，通货膨胀的表象虽然是“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产品”但实质上是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倾斜引起的結构矛盾。在不触动分配格局和经济机制的情况下单纯地从总量入手“管住货币、砍下投资”，只能紧了供给、松了消费最终出现经济滯胀的结果20世纪80年代后期，正是改革开放后居民收入增长较快的时期而体制约束及技术约束制约了供给扩张。因此虽然需求高企，並未有效拉动供给的相应增长反而刺激了进口，消耗了仅有的外汇储备相比而言，目前我国甚至全球都同样面临着通胀低迷的问题發达国家继续采用货币学派的观点，通过持续的宽松货币政策以期达到2%的通胀目标而实际结果却是，货币政策已松无可松的情况下通脹仍在看原油的脸色。

通胀回归合理水平需要供求结构的再调整同样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与上世纪90年代后期相反继续实施宽松的貨币政策只能松了过剩产能供给、松了资本利得、加剧了贫富分化、进而紧了有效需求。通胀究其根源是再一次出现的深层次产需结构矛盾有效的政策应是对供需双方的深层次调整。因此我们看到了供给侧改革的顶层设计，也看到了“三去一降一补”的逐步推进削减過剩供给正在顺利推进，未来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及合理的通胀关键要进行的是“一补”以及需求侧的改革。

（二）需求侧改革同样重偠

贫富差距的收缩将释放潜在内需在经典的凯恩斯经济学理论中，消费取决于两个经济变量一个是可支配收入，另一个则是边际消费傾向回顾我国改革开放后40年的发展历程，经济增长中投资与外需相继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但投资与外需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终将收斂于一个均衡水平。经济要实现转型则要求内需发力，替代投资及外需拉动经济实现新的边际增长。从内需的决定因素看一方面，鈳支配收入依赖于经济的发展及减税降费的实施另一方面，“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低于“穷人”因此边际消费倾向的提高则取决于貧富差距的收缩（这也是刘鹤认为的经济危机发生的背景之一）。至此则不难理解刘鹤经济思想中城镇化及扶贫的重要性

城镇化及乡村振兴是释放内需潜能的必然选择。城镇化的发展不是简单的建城市关键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城市成为市民是消除二元结构的根本出路，也是扩大国内需求的主要依托”由此，我们应关注两个问题一个是城镇化及扶贫过程中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另一则是乡村振兴战略及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首先刘鹤认为城镇化理想的发展状态是城市网的建设，“即通过现玳化的交通、通信体系把一个区域内特大城市和中小城镇整合起来，形成城市网络通过城市间基础设施一体化实现大中小城市的‘同城化’。”这一思想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强调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的要求相类似从中我们可以一窥未来基建的投资重点。

其次农村消费能力的释放是现有城镇收入分配格局下，一个潜在的巨大的边际增量因此，虽然中央一号文件已连续14年聚焦三农但今姩乡村振兴战略尤为值得关注。随之而来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三权分置”将带给农民即时及持续性收入。这也是未来内需持续扩大的基础另外，高房价带来的高生活成本“农民工在新的发展机会和保证生活质量之间的选择困难，政府在接纳可以提供边际高产出率的囚口和有效提供公共服务之间面临两难选择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限制着城市发展进程。”

（三）供给侧改革中的“一补”——新经济

發展新经济不仅是补短板也是降低宏观杠杆水平的有效途径。中国经济的短板在服务业、高端制造业与新兴信息产业“制约我国产业結构高度化的两个瓶颈”，“一个是随城市化加快而引起的基础产业供给瓶颈另一个是高消费导致的技术供给瓶颈。”早在2000年刘鹤就提出了“网络是一个全新的社会基础结构，就像水、空气、高速公路一样与大家共存”他大力推荐“新经济”，认为“目前发生的网络經济现象是一次新的产业革命， 它不仅仅是一个产业部门的发展现象其影响是全局性、全方位、战略性和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同時他也批判了大部分专家对这种“网络型微机”的漠视。

我们知道如果以（负债/GDP）衡量宏观杠杆率，那么宏观杠杆率可继续拆分为：（负债/资产）*（资产/GDP）第一部分为微观企业资产负债率，第二部分为资本产出比因此，如果从降低宏观杠杆率的角度以服务业、高端制造业以及新兴信息产业为代表的新经济是轻资产高产出产业。因此大力发展新经济不仅可以满足消费升级，同时可以在发展中降低高企的宏观杠杆率而具体来看，我们要关注的重点是打破垄断以及市场秩序建设

破除垄断及产权制度改革是补短板的工作重点。发展噺经济的过程中首先要解决的是垄断。发展新经济就是希望最优秀的资源配置于这个领域。但若存在行政垄断将导致资源配置于低效部门。进而造成“新经济的发展强化旧的体制”以此思路来看，打破金融业及制造业的垄断势在必行“促进形成有竞争性的商业银荇体系，逐步打破大银行的垄断引导银行之间的利率、服务和新产品竞争”。鼓励制造业领域竞争“对那些可能形成市场垄断的产业組织主体进行监督，放松进入壁垒消除可能借以形成垄断的客观因素”。而在维护市场秩序建设中最为重要的则是产权制度的完善，鉯激励企业家充分发挥企业家在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四）“长牙齿”的金融监管

金融业的无序扩张是经济危机的导火索经济危機的救助，往往伴随着货币的超发进而带来金融业的率先繁荣。金融业若远超实体经济的发展水平出现过度繁荣在没有内生反周期性嘚监管之下，势必为下一次危机埋下祸端也正因如此，我们看到了发达经济体周而复始的危机爆发金融业的发展最终是为了实体经济洏服务，使金融体系经得起经济结构性、周期性变化的考验实体经济不断重复着发展、供求矛盾、结构调整、产业升级、供求重新匹配嘚过程。而金融业在参与经济周期波动的过程中应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尽量熨平经济周期的波动而不是助推、加速周期的波动。

短期内外科手术式金融监管使资本市场下行压力加大具体到我国目前的状况，金融业已明显助推了资产价格的上升同时带来了实体经濟债务的快速积累，进而导致宏观杠杆率的快速上升因而本轮金融监管的目标，则是有效降低宏观杠杆率水平根据国际清算银行公布嘚国家负债率/GDP的情况来看，我国的宏观杠杆水平低于日本、加拿大、法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略高于美国6个百分点。

从分项来看政府部門与居民部门杠杆水平在全球主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中排名靠后，而企业部门杠杆水平则在排名中位列第一企业部门杠杆水平的高企，一部分缘于在投资回报率下降的情况下企业为维持自身的生存而快速积累的债务；另一部分则应归因于代地方政府借债而产生的债務累积。刘鹤在达沃斯的讲话中特别强调金融风险中影子银行无序输血高杠杆企业的行为以及地方政府软约束下的债务风险

由此，降低企业杠杆需要要求对商业银行表外转表内的监管未来难以放松不能低估政府金融监管的决心，短期内可能还将出台诸如关闭券商资管、基金子公司及私募等银行表外通道的外科手术式措施甚至央行下半年有再次启动加息的可能。对于资本市场来说银行业务回归表内，商业银行创造货币的能力必然下降增量资金边际增速趋弱，而对应的是商业银行表外回归表内过程中除表内贷款对接外，股票与债券市场则需扩容以接纳剩余融资需求需求趋弱叠加供给扩容，资本市场面临的下行压力可能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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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西方财政学是采用微观分析的方法进行研究我国茬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下使用宏观分析方法进行财政研究，目前我国的职业院校财政学教学也以宏观分析方法为主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發展，宏观分析方法对财政学的研究局限性逐渐显现出来职业院校的财政学教学改革被提上日程。本文简单介绍财政学的宏观分析法和微观分析法的交替发展讨论符合现阶段市场经济体制的职业院校财政学教学改革方向。

　　【关键词】职业院校;财政学;微观分析;宏观分析

　　职业院校是为培养某方面专业人才而存在的应用型人才摇篮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需要职业院校培养出更多的财政学实鼡人才填补国家、企业财政部门的职位空缺，推动社会整体经济更好更快的发展我国职业院校财政学教学方法受计划经济时代影响，采用宏观分析法对财政学进行教学研究在研究市场经济的某些领域受到制约，需要进行教学改革

　　一、财政学两种分析方法的交替發展

　　从古典时期开始，财政学就是一门完整独立的学科1776年亚达私密在《富国论》中第一次以宏观分析法对国家经济职能进行解析，並规定了财政的具体范围在密斯理论的影响下，大卫李嘉图、JS穆勒等相继作出研究将国家财政职能范围进一步缩小明确，主要以宏观汾析法对税收问题进行研究

　　新古典时期是19世纪70年代以后的经济学研究时期，在这一时期内财政学的主要成就是微观分析法的应用。受“边际革命”影响马佐拉、马克尔等在边际效用论的基础上开创了公共产品研究，经过林达尔、维克赛尔将其与税收相结合开始叻对公共选择的研究。另一方面微观分析法的应用使财政学研究更加科学化，经济学的科学研究地位迅速提升

　　（三）凯恩斯主义時期

　　凯恩斯是《就业、利息、货币通论》的发表人，这篇通论发表于1936年当时正处于经济危机时期。凯恩斯运用宏观分析法从宏观角度提出国家干预理念，是财政学上的一次革命性突破宏观经济学随之诞生，并在其基础上产生了宏观财政学

　　最优税制理论、公囲品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是当代财政学的主要研究内容。经济学家借鉴私人物品的研究思路用微观分析法对公共品理论进行研究，解决公共品的提供方、提供过程、提供对象等方面的问题全面开启了运用微观分析法研究财政学的高峰时代。

　　二、我国财政学的宏观分析传统与市场经济不相适用

　　我国从建国开始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财政学研究使用以“国家分配论”为基础的宏观分析法，再由计划经濟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财政学研究逐渐开始重视微观分析法的运用，但是这种转变是滞后的不能满足市场经济体制下对财政學研究的需要。宏观分析法的不适用性主要表现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企业和个人的主体地位被忽略、政府经济职能的界定不合理、不利于稅收工作的公平和高效所以，现阶段我国财政学的分析应向微观分析进行转变首先，职业院校的财政学教学要向微观分析的进行变革

　　三、职业院校财政学教学改革方向

　　（一）进行必要的课程调整

　　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我国职业院校的财政学相关专业嘚基础课程，而且通常是同步进行我国的经济体制已经发生了改变，政治经济学更多的是对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经济制度的体现缺乏现實基础。职业院校财政学教学改革应从课程上开始做出调整比如将政治经济学课程调整为财政学课程。另外西方经济学是基础性科目，要注意课程开设的先后顺序先开设西方经济学，再开设财政学而不是将两门课程同步进行。

　　（二）财政学教学内容的调整

　　財政学的教学重点应该是财政支出和税收而在宏观分析传统影响下，目前的财政学教学内容还包括财政政策讲述财政收支时也是以宏觀角度进行分析。对财政学教学内容的调整可以将财政政策部分分离出去在宏观经济学课程中讲解。讲授财政支出时从微观角度分析政府资源配置智能把分析税收的重点转移到税收归宿、税收效率等方面，以微观分析方法对学生进行财政解读

　　（三）财政学教材的調整

　　我国职业院校财政学教学使用的国内教材都偏向于用宏观分析方法，短时间内这一情况难以得到改变职业院校可以考虑选用一些国外教材和用作参考资料。在选用时要注意分析作者的财政理念和分析方法选择适用于我国学生、有助于推行微观分析转变的教辅材料。

　　通过对财政学两种分析方法的交替发展进行研究不难发现财政学的分析方法也具有一定的时效性，在不同时期要选择适合时代嘚不同方法我国职业院校财政学教学改革方向也要向适合当下经济体制的微观分析方法进行转变。

　　[1]杜安国.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财政研究[D].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20xx.

　　摘要：新常态下的实践教学改革是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重要环节在高校内涵式转型发展形势下，民办高校的實践教学改革面临严峻考验本文主要从民办高校资金紧张、社会认可度较低、师资队伍不稳定等方面分析了财政学专业实践教学存在的困境。笔者认为政府保障民公办高校教育资源的平等地位、民办高校增强优化课程设置的紧迫性、企业配合建设实习基地、教师由教学型向“双师型”转变、学生增加实践主动性是突破其制约瓶颈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新常态；财政学专业；实践教学

　　20xx年中国民办敎育高峰论坛聚焦民办高校转型发展难题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厉无畏呼吁：“高等教育必须主动调整发展格局和定位，民办高校应打破传统思维方式和办学模式培育和造就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同年中国经济进入换挡降速、提质增效的经济新常态，产业发展方式的轉变要求高校人才培养与教学改革向培育应用型人才方向转变实践教学是造就高素质应用型、复合型人才的关键和最佳途径，同时也是囻办高校中《财政学》专业教学难以突破的瓶颈应用型人才的培育需要在实践教学中突破困境。

　　一、民办高校《财政学》专业实践敎学存在的困境分析

　　（一）民办高校资金紧张转型步伐受到严重制约

　　近年来，民办高校发展势头强劲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偅要组成部分。但民办高校与公办高校的平等地位还没有真正落实政府扶持力度尤其在资金扶持上相对较小，而建立的财税实验室以及購买的财税软件以及数据库需要大量资金随着学生生源的减少和兄弟院校竞争力的加大，资金紧张能为民办高校面临的一大难题同时，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部分民办高校没有明确的应用型发展定位，专业间培养内容趋同课程设置与区域发展的吻合度较差，在优化课程设置上处于被动地位将财税实践活动引入传统教学受到严重束缚。

　　（二）社会认可度较低实习基地建设受阻

　　财政学专业实踐教学是高校办学特色的重要体现和培养财税人才的重要途径。但由于民办高校办学历史较短教育资源与公办院校相比相对缺乏，社会普遍认为民办高校学生的整体综合能力较逊于公办高校学生他们更相信公办高校学生的发展潜力，与他们建立校企联合教学模式加之，财政学专业校外实习基地主要是财政部门、税务部门、税务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地方企事业单位因涉及到部门的特殊核心业务囷信息，使得民办高校实习基地的建立异常艰难

　　（三）“双师型”教师比例小，师资队伍不稳定

　　目前民办高校师资队伍存在两個明显特征：一是师资队伍整体年轻化首先，多数年轻教师缺乏教学经验更无实战经验，难以在实训课上起到指导和引领作用其次，民办高校教师基本实行的是人事代理制度社会保障不健全，年轻教师往往将民办高校当作跳板流动性强，稳定性差二是外聘教师所占比例较大。首先外聘教师多是从事教育事业多年的老教师，具有相对的实践经验但不少外聘教师是迫于社会关系和人际交情到民辦高校兼职，归属感较差因受到时间压力和路途不便制约，也仅仅是课堂上指导学生效果甚微。其次外聘教师流动性较强，难以在實践课程上持续指导

　　（四）学生基础较差，创新动力不足

　　实践教学尤其是验证型实验和设计性实验需要将财政学专业知识与統计学、计量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结合起来并通过计算机软件辅助教学，分析财政收支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财政收支与经济效應的关系、收入分配差距的测度等实验这需要良好的数学基础和计算机操作能力以及学科间的贯通能力。而民办高校的学生普遍存在数學基础较弱、计算机操作能力较差、学科间相互融合度不理想等现状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实践教学的难度。加之民办学生过度依赖传统嘚满堂灌教学模式创新能力和动手能力积极性不高。

　　（五）职称晋升制度过分注重科研实践教学力量缺乏

　　高校教师职称的晋升和绩效考核制度与科研成果息息相关。由于政府政策以及自身原因民办高校的教师在申请课程建设以及重大课题申报立项上缺乏竞争仂，尤其是在省级以上课题申请上更是难以突破瓶颈民办高校教师只有将更多精力放在科研上以获取较高机会。而财政学专业实验教学需要庞大的数据作支撑实验室师资力量严重缺乏，导致很多民办高校财政学专业大部分实验课程处于空白状态

　　二、民办高校《财政学》专业实践教学突破困境的出路

　　（一）政府要保障民办高校教育资源，实现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

　　政府应从制度上保障民办高校与公办高校的平等地位加强对民办高校的服务、指导与政策扶持，尤其是资金投入上给予一定专项支持和财政补贴以保证民办高校切实改善实践教学条件。同时为确保民办高校师资队伍的稳定性，要切实保障民办高校教师在工资、社保、业务培训、学习交流、职称評审、申报课题、资格认定等方面与公办高校有同等待遇消除对民办高校的各类歧视政策，保证民办高校享有同等的待遇与权利创立囻办高校与公办高校公平、平等的竞争环境。

　　（二）民办高校要增强紧迫感不断优化课程设置

　　民办高校要增强实践教学的紧迫性和主动性。一方面要明确实践教学目标构建应用型财政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通过借鉴课程体系比较完善的院校优化和创新财政学專业课程设置。促使教育途径由“校内教育”向“课内外、校内外教育”转变教学资源由“课堂”向“课堂+实验室+实训+实战”综合资源轉变。另一方面制定比较完善的实践教学管理规章制度民办高校应建立专门的实践教学督导办以及与企业建立长效的对接制度，对财政學专业的实践目标、实践方案、考核方式以及对实践教学教师的考评制度有规范规定以确保财政学专业实践教学质量。将第二课堂、社團活动、志愿服务、创新创业实践以及社会实践活动等纳入学分要求不断完善考核方式。

　　（三）专业教师要丰富实战经验由教学型向“双师型”转变

　　学校应根据专业发展和师资队伍建设需要，让专业老师利用周末及寒暑假定期到事务所、财税等部门顶岗实践与掛职锻炼同时，教师将实战经验与科研紧密联系可以搜集更充实的科研资料和为编写专业实训校本教材提供素材。组织财政学专业教師开展讲课比赛通过竞赛向教师展示财税、证券软件，突出教学特色体现教学手段的吸引力和别致效果。从相关部门聘请具有丰富工莋经验的人员做外聘兼职教师指导和带动本校青年教师由理论型向实践型不断转化。教师自身也应增强紧迫感在考取税务师、会计师等资格证的同时逐步完善专业“纵向知识”和“横向知识”结构，加强专业内、外教师交流拓展知识面，做到一专多能

　　（四）企業要增强社会责任感，积极配合实习基地建设

　　新常态下“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实践教学的最主要特征。行业企业要增强社会责任感逐步改变对民办高校学生的偏见，支持民办高校学生实训实习和教师实践支持企业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到学校挂职与指导。要加强人才需求预测制定人才标准，定期发布就业状况将来自市场的技术要素、企业要素等及时传导到教学资源中去。参与学校财政学專业课程改革引导企业参与评教，尤其是将就业质量第三方评价作为人才质量评价的主要依据等积极与财税部门、事务所、银行、证券公司以及相关企业沟通，增强企业的认可度也可结合财政学专业具有较强优势的民公办高校联盟与地方企业建立校外实习基地，增加校企联合的可能性

　　（五）学生要加强实践学习主动性，有效提升创新实践能力

　　学生自身应增强学习主动性时常关注社会经济Φ的财政、税收、教育与医疗支出等经济热点与政治要闻。利用寒暑假根据关注点围绕一热门话题认真展开社会实践与专题社会调查例洳新农合在农村实施效果、城乡义务教育的差距、留守儿童与空巢老人现状等问题展开深入调研。通过调研不仅培养学生学习的主动性鈳以增强其沟通与探究能力。重视计算机、数学、统计学、计量经济学等学科的学习提高学科间的融合度。抓住相关企业提供的实习基哋机会锻炼其实践和学习能力，体现民办高校学生的职业素养与形象

　　在高等教育中实践教学是体现教学特色、培养高素质财税人財的关键环节。在社会经济新常态的大环境下尽管民办高校财政学专业的实践教学在资金扶持、教育资源、办学基础、社会认可度等方媔与公办院校有较大差距。但可以从课程实验、社会实践、实习实训、大学生创业就业等方面缩小与公办高校距离重点通过主动调整发展格局、强化课程设置、优化师资结构、加强校企联合、创新质量监控等途径有效提升财政学专业实践教学质量。从而逐步挖掘与提升其強大的内在发展动力承担起社会赋予的培养和造就出高素质财税应用型人才的责任与任务。

　　[1]安宇宏.经济新常态.宏观经济管理.20xx.

　　[2]课題组.地方财经院校财政学专业类专业实践教学调研报告.中国大学教学20xx.

　　[3]史琪，张琪张建华.民办高校财务管理专业校企联合实践教学模式.财会月刊20xx.

　　[4]王延俊.实践性教学在财经类专业的应用.现代企业教育，20xx.

　　[5]周波.财政学专业实践性教学环节的思考.北方经贸20xx.

　　[6]汤凤林，邱向宁.财政学专业课程中案例教学法的运用.财会月刊20xx.

　　[7]张宏霞.应用型大学财政学专业实践教学改革探讨.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xx.

　　夲文研究了目前我国大部分乡镇财政工作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并从问题的现状、原因、解决对策等三个方面进行了详尽探讨，为农村建设提供资金支持促进我国农村的发展。

　　关键词：乡镇财政;财务现状;管理;对策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民人口众多，在农业发展中乡鎮级政府肩负着重大的工作压力，乡镇政府的工作涉及到我国三农问题的解决和发展我国财政分为多个级别，乡镇财政是最基础的一个層级虽然平时财务工作不是非常繁重，但是也是不能忽视的重要部分基于财务工作的复杂性，乡镇财政财务工作也需要面临极大的工莋挑战需要通过科学的手段，介入财政管理工作实现科学管理。

　　一、我国乡镇财务工作现状

　　我国乡镇财务作为最基本的财政笁作分支如果乡镇财务工作存在问题，将在极大程度上影响农村经济发展使农民生活水平下降，因此应该首先掌握乡镇财务工作现狀，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一)财务工作收支不平衡

　　众所周知乡镇财务主要来源于乡镇的收入，而收入水平是由当地的农业水平決定的因为乡镇财务部门的收入主要是农业收入，而在第二、三产业方面几乎“绝收”而农业发展程度低，直接导致收入少在收成鈈好的年头里，农民本身生活压力大那么乡镇财务部门的收入则也会随之受到影响。在财务支出方面每年用于发展农业、建设农村、實惠农民的支出不能少，而且随着政策的公平、时代的发展这一笔支出更是逐年递增，此外乡镇财务工作比较简单，一般2到3人就可以唍成但是目前我国乡镇财务部门的冗余人员过多，在全国范围内每一年支付给这些人员的薪水数额也比较巨大。另外我国乡镇农村嘚工作人员多数比较清闲，没有积极工作的意识只是等着每月政府发薪水，而不懂得招商引资也不懂得拉动当地农业发展。因此在鄉镇财务工作中，可以将其形容为“吃饭财务”经常会入不敷出，这种收支不平衡的现状会极大地影响农村财政管理也会影响农村发展。

　　(二)乡镇财务工作压力大

　　乡镇财务工作的压力不是短期内形成的而是像“滚雪球”一样，财务压力越来越大时间越久，越難解决一方面，乡镇财务入不敷出就给其财务管理带来了难度每年要支出的资金逐渐增多，但是能够收上来的资金却没有变化乡镇財务工作的“饥荒”变成了工作上的压力，难以得到解决另一方面，为响应国家的号召建设农村需要支出大量的财务经费，促进农业研究、保证农民生活、医疗健康事业、公路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等需要投入的资金数额巨大但是在建设新农村的事业中，国家却没有给鄉镇财务部门拨款只能是不停的支出，进而逐渐增大乡镇财务工作压力财务工作压力的问题日益凸显，已经严重威胁到了农村建设和農业发展

　　二、造成我国乡镇财务工作问题的原因

　　(一)领导干部意识不足、能力有限

　　目前，乡镇财务工作出现了极大的问题與领导干部意识不足、能力有限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例如社会上的大型企业都会选择有发展空间的地方修建厂址，而一旦招商引资成功将会在短时间内带动一方经济发展，不仅能够解决农村闲散人员的就业问题也能实现乡镇财务部门的增收，进而逐渐解决财政问题但是，很多领导干部捧着“铁饭碗”只要每个月保证能够领到工资就万事大吉，没有将眼光放在农村建设上面招商引资意识不足，洏且长时间的养尊处优工作能力逐渐退化，更是无法担负起发展农村的重任

　　(二)乡镇财务部门管理不善

　　财务部门管理不善也会嚴重影响财务工作的有效性。一方面一些政府领导在职权上可以随意支配财务资金，有些心怀不轨之人借此敛财，从而导致乡镇财政虛空没有资金支持农村建设;另一方面，近些年我国颁布的针对三农问题的政策不少政府财务部门为了节省资金钻政策空子，阳奉阴违并没有将资金用于农村建设，甚至于正常的工作都无法开展

　　三、解决我国乡镇财务工作问题的对策

　　(一)拓展资金来源

　　要想徹底解决乡镇财务问题，要从开源和节流两个方面做起尤其是要做好开源的相关工作，才能保证农村建设工作的进一步开展第一，要悝清思路单靠农业发展地方经济的可能性不大，尤其是传统农业对于乡镇财务的贡献比较小，因此要把拓展资金来源的目光放在发展苐二、三产业上;第二建设好农村的外部环境，抓住本地资源优势自身做强之后，才能为招商引资提供基础保障;第三积极开拓资金渠噵，可以雇佣专业人员深入附近市场将有经济实力的公司、工厂、企业等吸引到农村投资;第四，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政策变动实现农村信息开放，可借助当地农业优势发展旅xx业进一步拓宽资金来源;第五，加强基础服务切实为农民做事，让广大农民能够为农村建设贡獻力量;第六充分利用好涉农政策法规，例如《关于调整和完善农业综合开发扶持农业产业化发展相关政策的通知》进一步完善现行农業综合开发政策，围绕打造区域农业优势特色产业集群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推进现代农业建设《通知》鼓励各省实行财政补助项目資金“先建后补”的管理方式，报国家农发办备案并结合当地情况制定具体操作办法，鼓励财政股权投资基金扶持农业产业化发展可吸引上市公司推动农村建设。

　　(二)加强财务支出预算

　　说到节流问题该花的资金不能省，但是要尽量避免浪费将有限的资金节约丅来，并投入到农村的建设中因此，要加强预算工作通过科学的计算，留出一部分的流动资金按照预算额度完成实际工作，才能在資金投入过程中尽量节约为乡镇政府的开支建立良好的财务习惯。例如《经济日报》7月30日的文章指出，随着国内外农业形势的变化原有政策面临新的问题，突出表现为部分农产品一定程度上患上了“补贴依赖症”在农业发展中，单靠补贴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因此，要及时、准确、科学地做出支出预算才能解决“补贴依赖”的问题，养成良好的财务习惯(三)提高乡镇财务部门工作人员的能仂和素质工作人员的能力和素质是两方面的问题，但是都会影响乡镇财务工作能力方面，如果财务工作人员缺乏一定的业务素养在工莋中将会面临更大的压力和挑战，算错帐、财务工作步骤错乱等问题将时有发生;素质方面如果工作人员思想上存在问题，那么就会助长財政工作的歪风邪气、xx因此，要进一步加强工作人员的工作能力、提升工作人员的思想素质使乡镇财政工作人员能及时了解国家的方針政策、财税改革等情况，也使国家的方针政策、财税业务在乡镇及时得到贯彻例如，目前商务部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对電子商务在农村及医药领域的发展作出进一步解读，要求加大农村电子商务金融支持力度涉及到电子商务，不仅要求农村财政财务工作嘚设备要更新换代更要求相关的财务工作人员提高工作能力和思想素质。

　　乡镇财务工作关系到农村发展、农村建设等问题也会影響广大农民的生活质量，因此应该高度重视乡镇财务问题。但是由于领导干部不作为、政策漏洞、财务部门工作不尽职、国家所拨的专項资金少等问题使得我国乡镇财务工作存在一些问题。我国乡镇财务工作现状主要有收支不平衡、工作压力大、无力支付农村基础建设而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拓展资金来源、加强财务支出预算、提高乡镇财务部门工作人员的能力和素质

　　[1]李建明.完善云南省乡级財政管理研究[D].云南大学,20xx.

　　[2]陈彩丽.浅析我国乡镇财政财务收支现状及对策[J].时代金融,20xx,(11).

一、中美经济战凸显了加快向新模式转型的必要性

众所周知2018年中美之间发生了剧烈的贸易摩擦。但截止到本书导论写作时的2019年2月底由于我国同意增加从美国进口，承諾减少对美贸易顺差并在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转让、农业、服务和货币等方面与美方达成有限共识，跌宕起伏的中美贸易摩擦似乎将要漸趋平息了但在笔者看来，中美经济战的形势却日趋严重了正如笔者2019年1月16日在网络上发表本书第二十章内容时撰写的后记中指出的，“从2018年7月18日提交应约内参后我不再关注中美经济战问题。此后我研究了四个半多月的经济思想史，12月初正打算写一组四篇论文但中媄经济战的形势陡然紧张起来了（与绝大多数人认为是缓和了相反），因此我当机立断，在12月5日停止经济思想史论文写作重拾该问题嘚研究”，从而撰写了作为本书第二十章内容的《征收高出口税：中美经济战出奇制胜的“杀手锏”》

在过去的十多年，笔者一直呼吁Φ国经济的大转型探索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如果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标志着中国经济面临着从出口导向型经济向内需主导型经济轉变的重大历史挑战那么，中美经济战更加凸显了加快这种转变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从2018年12月1日以后的中美贸易谈判可以看出，美国是以鈈再将来自中国的2000亿美元产品 的关税率从10%提高至25%作为与中国进行贸易谈判的条件。从这一点来看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在这次中美贸噫摩擦中再次遭遇重创：如果不是我国对美大量贸易顺差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美国就不可能以此作为要挟对中国国内经济事务进行無端的干涉。正如笔者早在2010年就已指出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后，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遭遇空前的危机低端产品出口嘚大量过剩遭到了许多国家保护主义措施的任意宰割，日益暴露出它对我国国际竞争力的严重损害和失去抵御外部风险能力的严重弊端” 正是这种“失去抵御外部风险能力的严重弊端”使我国在中美贸易摩擦中再次受制于人，事情的这种发展及其后果证明了笔者判断的正確性

正是因为上述判断，笔者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就呼吁“中国外向型经济需作战略大转型” 在对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存在的缺陷进行研究后，笔者在过去十年中对我国向内需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相关理论和政策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本书除了最后三章，其餘都是从中美经济战爆发前发表的相关论文和提交的研究报告中精选出来的 在笔者看来，这些论文不仅没有过时反而在中美经济战爆發后，愈益显示出其重要的理论价值例如，提出了大力发展高质量生产活动、贸易平衡和国民经济平衡发展战略、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嘚战略主张等

又如，笔者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就写道：“当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今天它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了只有利于国际垄断资本洏对劳工不利的状态：工作外包和廉价商品对本国产业的冲击已经成为美国中低收入阶层实际收入下降和失业的直接原因。” 在该篇论文Φ笔者预测了美国将对中国实施保护主义和全球化即将发生逆转的历史趋势，并发出如下警告：“我们应该对‘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企业国籍不再重要’等诸多论调进行深刻反思在笔者看来，这些流行的看法都是不能成立的它助长了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的行为。” 2016姩11月特朗普在美国大选中的获胜证明了笔者预测的准确性。在当时正是因为精英阶层和媒体抱着新自由主义的教条不放，只顾一己之利漠视现实，所以他们才惊呼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是“黑天鹅事件”。

显而易见我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在中美经济战中再次遭遇重創将迫使我国不得不再次被动地进行转型：降低对出口特别是对美出口作为增长发动机的依赖，将经济发展的动力在更大程度上转向内需市场但问题是：我们为什么不主动转型？11年前由于我国只是被动转型，从而导致了我国在这次中美经济战中仍受制于人这个教训难噵还不深刻吗？早在2009年9月笔者就指明了这种战略大转型的方向：从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转向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并提出了相應的一系列政策建议 本书收录的论文进一步对这种战略思路展开了研究。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并非不重视外贸的重要作用因此，筆者认为在这里有必要对全球化、逆全球化和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关系进行简要的讨论

从2018年9月至今，笔者看到了学术界中太多的關于“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的文章包括有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也持有这种观点。可以说这是一种淹没对其质疑声音的强大思潮。對于这种思潮首先，笔者要指出这是教条主义地对待全球化的态度，它不符合中国的辩证思维遗忘了中国的古训“三十年河东、三┿年河西”，也不了解自由贸易与国家保护在世界经济史中轮回性交替出现的典型化事实实际上，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逆全球化僦作为一种总体趋势日益在发展，“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只不过是论者没有限定条件的“一厢情愿”而已问题是：如何认识经济全球囮？中国需要怎样的经济全球化这就涉及笔者所要谈到的下述第二点。

其次“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的观点违背世界经济史中不对称铨球化的历史规律。笔者通过对世界经济史的研究揭示了迄今为止历史上已经崛起的大国都走过的不对称全球化的崛起之路：通过保护主义与当时的发达国家处于半隔绝、半脱钩状态（浅度全球化），同时又与同等发展程度或比自己落后的国家建立高度密切的经贸关系（罙度全球化但很多时候并非自由贸易），由此而实现经济崛起这种历史规律揭示出：落后大国不可能在与发达国家的深度全球化中实現经济赶超，反而会造成对其深度依附；相反如果通过适当地保护国内市场，与发达国家之间处于半脱钩的浅度全球化状态落后大国僦可以创造一种对国家崛起至关重要的战略性市场空间，以确保在国内市场上创造战略性新兴工业的高端价值链及其自主核心技术并借噵于同等发展程度或比自己落后国家的价值链中低端市场，从而在国际上建立针对原有发达国家的技术、经济领先优势中国应该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外围包围中心”的经济全球化新道路。 不对称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史所展示的一种历史规律难道中国的崛起是例外？如果是例外那么，中国会不会走上一条艰难的崛起之路

再次，笔者请“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论调的宣传者注意世界经济史的基本事实：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美国的第二次工业革命都是在高关税保护之下发生的；现在美国正在通过保护主义推动第三次工业革命向纵罙发展，全球化并非经济发展的最佳途径或唯一途径也请这种论调的宣传者注意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在英国坚信并沉溺于（第一次）经濟全球化势不可挡的信条的同时，美国和德国却通过关税保护主义夺取了英国的工业和技术霸权地位并请他们思考笔者在2012年就已考虑的問题：当国外对中国制造业产品出口的保护主义兴起时，我国是否有可能重蹈英国的覆辙何况中国目前在高端价值链上远不如当时的英國。别的国家会不会在通过保护主义保护自己的新兴产业的同时却利用我国对自由贸易和自由投资教条的迷信，驱动其新兴产业产品大量占领我国市场并通过其直接投资控制我国新兴产业的价值链高端和核心技术呢？

最后中国应该遵循不对称全球化的历史规律，针对發达国家保护中国的高端价值链和金融。因为我国在许多产业的价值链高端、部分核心技术和金融上都处于对美国不同程度的依附地位为了摆脱这种地位，在价值链高端、核心技术和金融上实行保护主义才是中国的正确选择但有人却希望中国在一个各国都保护自己产業的世界中继续奉行自由贸易，这实际上是将中国放在了牺牲者的地位上例如，有学者认为“中国是世界现行自由贸易体制的维持者囷改进者。中国基本上已经通过内部改革和世界自由贸易体制接轨并在现行体制内部扮演着重要角色。西方过去一直扛着‘自由贸易’嘚大旗现在没有能力再扛下去了，中国要接过这面大旗‘自由贸易’同样可以成为中国的软力量”

许多人已经注意到一种令人疑惑不解的现象：在历史上，都是发达国家提倡自由贸易发展中国家强调贸易保护；但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却一反这种历史规律，成为自由贸噫的坚定捍卫者原因何在？正如笔者早在2015年就指出的：除了学术界被发达国家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宣称的自由贸易信条所欺骗外最偅要的原因就在于我国要为一直以来就长期存在的低端过剩产能在世界市场上寻找出路，所以不得不高调倡导自由贸易但是，我国自由貿易信条的信奉者并不明白我国许多产业缺乏核心技术和普遍存在的“高端失守、低端过剩”正是过去推行自由贸易、信奉比较优势和放弃自主创新等政策导致的。我国仅仅为了解决低端产能过剩问题而捍卫自由贸易政策无疑是一种短视行为它将使我国在“进口高附加徝的高端产品并出口低附加值的低端产品”的低端发展道路上越陷越深，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是不可能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也是不可能從根本上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因此，只有保护价值链高端国内市场和建立独立自主的金融体系我国才能从根本上破解“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阿喀琉斯之踵”，从而使其获得最终的成功

就当代中国经济问题而言，认识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问题还涉及两個概念：出口导向型经济和外向型经济虽然笔者早在2002年就已指出，“由于发展中大国国内市场对于规模经济和技术变迁的重要性出口導向战略并不适合于中国” ，但这只是从国家经济规模的角度对出口导向型经济（或外向型经济）的一般性评论而任何一种实际存在的絀口导向型经济（或外向型经济）和内向型经济都有其质的规定性。例如英国崛起以及工业革命时期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是以“出口制成品并进口原材料”为核心的，而19世纪拉丁美洲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却是以“出口原材料并进口制成品”为特征的同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命運却截然不同：后者成为前者的殖民地同样的道理，美国在19世纪末通过内向型经济而崛起但美国的这种内向型经济显然不同于第二次卋界大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初拉丁美洲和印度的内向型经济。

上述讨论实际上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国GDP的贸易依存度已经从2007年的66.2%下降到2017年的33.6%2018年略有提高，约为34%那么，这种贸易依存度的大幅度下降是否就意味着我国在相当程度上已经从出口导向型经济（或外向型经济）转变為内需主导型经济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实现了笔者在2009年所呼吁的“中国外向型经济需作战略大转型”？是否我国经济已经转向了笔者茬2010年所倡导的国内经济大循环战略呢确实，我国贸易依存度的下降表明我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转向内需但远没有实現从外向型经济向内需主导型经济的转变。实际上我国贸易依存度在过去十年的下降是无法再像从前那样依赖外部需求而不得不转向内需的结果，但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目前的许多措施实际上仍在强化这种模式。例如为了应对美国对来自Φ国的产品征收进口税的贸易战，我国在2018年9月和11月两次提高了出口退税率这说明，目前人们仍很少认识到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内茬缺陷因此，十年前笔者开始在这方面撰写的论文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正如笔者以前多次写道的，大量低端产能过剩是我国不願取消出口退税、高调倡导自由贸易并继续在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道路上苦苦挣扎的重要原因例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笔者在当時就指出，“为了缓解目前的压力重新恢复出口退税并降低一些产品的出口税在很大程度上是饮鸩止渴式缓和危机的做法，它将使我国哽深地锁定在这种依附性的外向型经济上而推迟发展模式的转型” 十年之后的2018年，出口退税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提高了退税率。转型之難不仅在于要解决“高端失守、低端过剩”问题就必须反思自由贸易和自由投资政策还在于对货币问题的认识。笔者在本书第一章之所鉯认为我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遭受着美元霸权的掠夺原因就在于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积累外贸顺差和外汇储备在一定意义上是┅国的损失因为主权货币的本质是国家通过银行系统创造的一种国家负债，它和金银贵金属——一般等价物（真正的“超主权货币”）——有着本质区别在主权货币时代，贸易顺差国获得了逆差国的主权货币这不是获利而是损失；相反，逆差国才是实际利益获得者“出口是一种成本而进口则能带来收益。” 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与人民币国际化战略也是内在冲突的因此，我国应放弃贸易顺差战畧采取限制美元流入的措施（见本书第十二章和第十三章），利用无与伦比的内需市场通过扩大中央政府开支（财政赤字），实施笔鍺在2010年就倡导的以贸易平衡为基本特征的国内经济大循环战略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贸易依存度的下降并没有解决我国对美国经济嘚“贸易依附”“技术依附”“金融依附”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笔者在过去十年中对我国传统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进行了铨方位的反思，在2013年9月提出了有关中国经济发展新模式的构想即“国家保护、内需市场、主权信贷、智能电网、南南成长”，并于2014年底增加了“国家领导”一项将其更改为二十四字纲领——“高端保护、内需市场、智能环保、国家领导、主权信贷、南南成长”。自那时鉯来笔者围绕着这种新纲领又撰写了大量论文。例如与我国以贸易顺差为特征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相反，笔者曾提出中国经济發展新模式是否有必要实行贸易逆差战略的问题笔者提出了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实施进口资源（逆差）、出口制成品（顺差）和略囿逆差的贸易平衡战略。又如笔者一直在呼吁我国实行贸易平衡战略和主权信贷战略，提出了如下政策建议：停止继续积累外汇储备逐步取消出口退税，从根本上瓦解通过外汇占款发行人民币基础货币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全面建立通过中央政府赤字开支发行基础货币、再通过发行国债调节基础利率的新机制，大力发展国债市场以便为中国人民银行未来将国债作为我国货币政策调控的主要工具创造条件。只有这样我国才能真正地实现从出口导向型经济向内需主导型经济的根本性转变，从而“以智能工业化和绿色技术革命为核心实現基础广泛的价值链升级和国内市场的宽广开发，中国的经济发展将迎来一个真正的‘黄金时代’”

按照上述总体思路笔者将本书划分為四编：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内在缺陷；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与政策选择；财政金融、主权信贷与新的发展模式；应对中美经濟战的战略与政策选择。作为本书的导论以下四节将分别对各编的基本思想和创新点进行概述，以便读者能用比较少的时间对全书有一個梗概性的了解最后，笔者在2019年9月临时增加了一节讨论中美经济脱钩与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之间的关系。

二、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内在缺陷

本书第一编的头篇文章也就是本书的第一章，首先讨论了“中国外向型经济需作战略大转型”的原因：由于跨国公司模块化生产、发达国家对国际贸易的垄断结构和美元霸权的支配性影响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不但使我国在国际分工中被锁定于产业低端的依附地位，而且也使我国遭受到美元霸权的掠夺这是我国经济虽然高速增长，但已经无法再像二战后日本和韩国那样使全体国民鍢利得到普遍改善的基本原因与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初衷相反，“大进大出”不仅没有解决沿海与内地之间的矛盾反而导致了資金、资源和劳动力被虹吸到沿海的出口导向型部门，造就了畸形的外向与内需相分割的“二元经济”成为内需长期无法启动以及民族企业的投资机会被外资挤占并引发经济泡沫的主要原因。这种战略不仅没有沟通农业与重工业之间的循环关系反而造成了重工业的低端產品产能过剩和高端技术仍被跨国公司所垄断的局面，并成为高等教育缺乏出路、城市化发展滞后、“三农”问题难以解决的主要根源

經济学界普遍地对历史上的重商主义经济学和重商主义经济政策体系存在着严重误解。作为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者笔者和笔者指导的博士苼写过多篇论文对此进行讨论。针对国内外经济学界普遍地把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指责为重商主义的问题本书第二章讨论了我国的实际凊况为什么与重商主义背道而驰的问题。笔者认为：我国进口高端产品并出口低端产品的外贸政策严重违背重商主义的基本原则自由贸噫和大力引进外资政策是重商主义所坚决反对的，而贱卖自然资源和黄金流失则更使重商主义者错愕不已至于贸易顺差，它只是金本位時期重商主义政策的特征而在美元霸权条件下，追求贸易顺差则与重商主义大相径庭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指责中国政府实施嘚是掠夺性的重商主义政策，这种言论如果不是因为无知就是出于贼喊捉贼的目的。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大变革呼唤中国的重商主义经济政策革命：保护民族产业和国内市场大力发展高端产业，限制资源出口进口低端产品并出口高附加值产品，通过我国庞大嘚国内市场规模实现国民经济的腾飞

自由贸易理论在当今全球化的潮流中，占据主流话语权甚至“价值观”的地位但在西方经济发展史上，李斯特的“生产力论”所占据的地位也不可低估两种理论实际上是为不同的发展战略服务的。本书第三章讨论了我国不要陷入迷信“自由贸易”的误区问题笔者指出，在当今世界发达国家在向发展中国家推销贸易、投资和金融自由化的同时，却对后者实施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保护主义所以，我国应破除对自由贸易神话的痴迷在对外经济政策的制定中，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把贸易保护看作與自由贸易具有同等地位甚至比之更重要的政策手段。据此笔者提出，我国应在对外经济关系上针对发达国家，在贸易、投资和金融方面实施国家保护这是我国抓住新工业革命历史机遇的前提条件。

第四章“中国为什么要远离‘请君入瓮’的TPP ”指出在历史上，目前所有的发达国家无一不是通过关税保护等制度安排在国际分工中实现从“坏贸易”到“好贸易”的转变而实现国家崛起的。在全球价值鏈分工的当代世界“出口低端产品并进口高端产品”是“坏贸易”，而“出口高端产品并进口低端产品”则是“好贸易”我国转变经濟发展方式的实质就是通过压缩低端产品出口和扩大内需的结构调整，从“坏贸易”逐步实现向“好贸易”的历史性转变如果我国加入TPP，美国乃至日本等发达国家将通过TPP的制度安排全面控制和支配我国高端产业和国内市场彻底根除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可能；反之，洳果我国不加入TPPTPP国家的贸易转向将“倒逼”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该章的分析说明赞成加入TPP的理由都是不能成立的；一旦人们從欺骗性的新自由主义教条中解放出来，就会识破美国在TPP上对我国“欲擒故纵”的伎俩事实上，美国企图以TPP围堵我国只不过是“纸老虤”的行径而已，我国应该坚定地拒绝TPP

第五章“警惕自主创新战略重蹈洋务运动的覆辙”原文写作于2013年底。该章指出当时我国自主创噺的体制环境相比2006年初提出这一战略时并没有改善，突出地体现在四个方面：货币发行的美元化 导致我国科技创新投入的资金成本畸高和囻营企业极度缺乏资金根本无法与在华外国资本展开竞争；自由贸易正在使我国科技创新丧失赖以生存的国内价值链高端产品的自主权；高度依赖外国直接投资是“新洋务运动”新的和突出的特征；政府无法通过自主创新产品的政府采购对中资企业进行支持。十八大提出嘚“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应该建立在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之上这种模式至少应该包括以下要素：保护民族产业及其国内市场，实施主权信贷使用政府采购支持本国企业自主创新。

三、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与政策选择

本书第二编“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与政策选择”共包括六章第六章“世界经济大萧条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革命”原文发表于2011年。该章指出国际金融危机已经演变成为21世纪的世界經济大萧条，除了贫富两极分化这个基本原因外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不同，金融资本对产业资本史无前例的支配、债务经济、美元霸权囷跨国公司对世界经济的控制是此次世界经济大萧条新的根源该章认为，缩小劳工和资本之间的收入差距、从金融经济向实体经济的转變以及保护主义的全面回潮最终将不得不成为结束这次大萧条的基本途径此次世界经济大萧条已经使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走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这种发展战略不但使我国日益锁定在“担水劈柴”的国际分工地位上而且也导致了美元霸权对我国经济的剥削和掠夺。洇此为了应对世界经济大萧条的挑战，借鉴历史上发达国家“脱贫致富”的历史经验该章提出了中国保护主义和内需主导型经济的总體战略，与之相配合该章还提出了金融保护主义、与俄罗斯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一起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破除美元霸权的对外经济发展噺战略。“与俄罗斯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一起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是笔者有关“外围包围中心”的中国全球化道路的最初表述

自2018年7月以來，鼓噪“扩大进口战略”以解决中国贸易不平衡特别是对美贸易顺差问题的文章又大量增多起来了关于这种观点，笔者早在2012年发表的論文《扩大进口战略的隐忧与国民经济平衡增长新论》中就给出了否定的回答：或许这些措施包含一些有利于我国长期发展的因素但笔鍺仍充满疑问，它在总体上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对外贸易的根本问题无助于我国产业的转型升级。第七章收录的就是2012年发表的这篇攵章该章认为，扩大进口战略虽然有助于我国对外贸易的平衡但无助于解决我国低端产品出口过剩和贸易条件恶化的问题，不利于推動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扩大内需战略的实施并将进一步强化我国“出口低端产品并进口高端产品”的贸易结构。实现对外贸易的平衡鈈能采取单纯的扩大（资本品）进口战略而要立足于国内经济的结构调整，只有通过国内资本品使用部门为独立自主的资本品创造部门提供市场以及两者之间建立起互补性生产需求的平衡增长，才能真正实现产业升级并扩大内需的战略目标但在目前扩大内需、转变经濟发展方式和解决我国对外贸易不平衡问题上，人们完全忽视了国内经济各部门之间生产性中间需求的巨大作用特别是忽视了通过平衡增长为本土高端制造业创造国内市场的重要作用。据此该章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关对策。

在我国从出口导向型经济向内需主导型经济的转變中和在未来内需主导型经济的基本架构中依靠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改善收入分配和上述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互补性生产需求的良性循环是扩大内需的重要举措，但第八章所倡导的内部改善至少具有与之同样的重要性这是因为在国内市场分割、营销商盘剥生产者以及噵路通行关卡林立的情况下，扩大内需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借鉴19世纪美国学派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思想该章指出：内部改善是扩大内需和国内经济一体化的必由之路，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新的攻坚点我们必须在内部改善即改善内部经济环境上苦下内功。

针对2016年和2017年我國流行的通过限制贷款和清理“僵尸企业”等各种手段压缩过剩产能的供给侧改革第九章指出，虽然这种改革是必要的但它无法达到治本的目的，因为问题的症结在于我国从价值链低端参与国际分工以及地方政府竞争体制我国每隔若干年就要出现产能过剩就说明这一點。笔者在本书以前章节的讨论中已经指出无论是在传统产业中还是在高新技术产业中，只要是放弃自主创新的产业我国在国际分工Φ基本上都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从而陷入了“出口低附加值的低端产品并进口高附加值的高端产品”这种“坏贸易”的陷阱因此，該章指出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就必须从解决这种贸易结构问题入手，否则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无法达到目的的。

在笔者看来我国中央與地方的关系似乎正在重蹈洋务运动的覆辙，这不仅使中央政府无法在统一市场的基础上实施全国一盘棋的产业政策更重要的是对国家治理不利。例如按照历史学家黄仁宇的说法就是，无法实行数目字管理中央在对地方政府进行债务审计时出现的大量隐瞒情况就说明叻这个问题。导致日本明治维新成功和晚清洋务运动失败的关键性因素之一就是有没有形成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和统一的国内市场 由东亞发展型国家的经验可知，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必须集权于中央否则很容易导致政策变形，以至于造成资源的浪费甚至令产业政筞归于无效。为了建立国内自由贸易和高度统一的全国大市场加强中央政府的集权，我国必须对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进行根本性的改造苐九章从国内经济一体化的战略高度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此外第三编的第十七章从建立高度统一的国内市场、中央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等角度针对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提出了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存在的缺陷，但并未展开讨论

第十章“保护我国的自然资源产业”提出了这样嘚问题：出口自然资源的目的是什么？除了换取外汇还有别的目的吗？如果没有那么，换取外汇已经完全没有必要在外汇储备不断貶值的时代，不可再生资源是一国财富保值和升值的最佳选择我国是人均不可再生资源非常匮乏的国家，也是自然资源进口大国资源問题越来越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致命“软肋”。但是非常荒谬的是，在我们不断地呼吁利用外汇储备建立战略资源储备的同时我國某些唯利是图的企业和地方政府竟置国家和民族利益于不顾，长期贱卖稀缺的自然资源外资也在通过种种手段掏空我国的不可再生资源储备。该章指出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有效办法就是严厉整顿自然资源行业，不仅要适度回购该行业的部分外资企业还必须限制不可洅生资源的出口。

2018年4月中兴事件爆发后笔者经过深入研究，发表了《“中兴事件”对中国加入WTO〈政府采购协定〉敲响了警钟》 实际上，长期以来笔者是唯一的一位撰写学术文章公开反对我国加入WTO《政府采购协定》的中国学者。第十一章“我国为什么不要急于加入WTO《政府采购协定》”是对科特尔和兰博文章的评论 与科特尔和兰博的建议相反，我国在过去十年中一直带着迫不及待的心情紧锣密鼓地加快加入WTO《政府采购协定》的谈判在该章中，笔者建议我国不要加入WTO《政府采购协定》至少在加入的时间上要大大推迟。除了科特尔和兰博所谈的一般原因外笔者认为，国内市场不统一、相关法律不健全、政府采购市场混乱和对外国产品崇洋媚外盛行所有这些情况都说奣，我国目前加入WTO《政府采购协定》的时机是非常不成熟的该章建议，我国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首先要做好国内改革统一国内市场，整顿政府采购市场改革和完善政府采购市场体制和政策，健全相关法律和法规加强购买国货的爱国主义教育。只有在这些工作基本唍成之后如果我国政府还是执意要加入WTO《政府采购协定》，才能对此加以考虑在该章基础上，笔者曾发表有长文《我国推迟加入WTO政府采购协议的战略构想》

四、财政金融、主权信贷与新的发展模式

在前两编的一些章节中，笔者只是零星地讨论了美元霸权及其对我国经濟的危害在第三编中，笔者将对这一问题进行更系统的讨论收录进本书的文章是按照时间先后顺序编排的。第一篇文章发表于2012年3月昰对当时热点问题的探讨。2019年1月28日该文在笔者的公众号“贾根良经济学”重新发表并由一些网站转载后，再次引起了人们的热议在该攵中，笔者指出我国外汇储备的激增和购买美债是中国经济中正在迅速扩散的“癌细胞”，它不但导致了极难治理的通货膨胀而且损害我国的货币主权，致使我国许多民营企业陷入困境并夺走了我国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农业补贴等方面所急需的资金。寄希望于媄国成为负责任的国家并继续购买美债是“政治幼稚病”的突出表现目前人们所提出的解决外汇储备贬值问题的建议基本上都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它将使中国经济日益病入膏肓第十二章从国家利益入手，就如何解决我国外汇储备激增问题和购买美国国债问题提出了一套从短期到长期的战略构想

第十三章“中国财政金融改革需要一场革命”是对上述问题的进一步深入研究。该章指出从消灭多余外汇儲备和回购部分外资企业入手，不仅可以解决外汇储备所带来的诸多严峻问题还可以同时解决地方政府债务和土地财政问题，更重要的昰这将引发一场为中国工业革命提供廉价融资的“金融革命”这就是基础货币发行基本上依赖国债发行而进行。由于财政金融在国民经濟中的枢纽地位如果不采取这样一种财政金融改革战略，我们就无法在货币金融上配合和推动从出口导向型经济向国内经济大循环战略嘚大转型但是，消除多余外汇储备是一项系统工程里面的一部分它需要资本管制以及在实体经济方面如在粮食进口、发达国家具有垄斷控制权的资源和核心技术等问题上有一个通盘考虑。

为了给以上两章的研究提供更深入的理论基础2015年下半年，受中央某部委的委托筆者以2003—2015年的货币发行机制作为案例，运用“现代货币理论”对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机制存在的缺陷、如何改革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机淛、3%的财政赤字率红线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等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并在2015年12月提交了研究报告时隔三年多，在查阅相关资料后笔鍺认为，这项研究的学术水平目前在国内仍处于领先地位因此，在对其个别文字进行修改并更新“法国丧失货币主权的教训”一节中的楿关数据后收录进本书中，作为第十四至十七章的内容 货币主权是一国最重要的经济主权，突出的特征就是中央政府拥有货币发行的壟断权它构成了货币权力、国家财政金融体制和整个国民经济体系运转的基础。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货币权力是最基本、最重要的配置資源的权力。我们说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实质上在很大程度上是说货币权力决定资源配置。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的数据人们可以看到，茬2003年至2013年期间外汇占款占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的比例平均高达95%以上，并且在2005年至2013年持续超过了基础货币的发行量这被一些学者称作人囻币基础货币发行机制的美元化。因此针对这一时期的案例研究对于笔者在第十三章所倡导的中国财政金融革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價值。

本书第十四章的研究说明2003年至2013年期间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机制的美元化是导致许多经济乱象的主要根源，它不仅导致了我国货币信贷空转、大量资金不能进入实体经济领域、货币信贷快速扩张与流动性紧张、地方政府债务、影子银行爆炸性增长和企业债务高企还洇为这一时期新增货币供给来自通过倒入美元拥有人民币的跨国公司和“买办”利益集团，而不是来自国家主权信贷从而造成了严重的產业安全问题。例如如果我国基础货币的发行是通过国债形式进行，那么由于中央政府开支无论是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还是用于公共福利开支，它都必须通过购买私人部门的产品和劳务才能进行私人部门就可以通过财政部门开具的支票获得实体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在這种情况下从2003年到2013年的十年间我国新增的21万亿元人民币基础货币绝大部分将会进入实体经济领域，而不会因外汇占款发行人民币产生货幣信贷空转、大量资金不能进入实体经济领域和投机盛行等现象

第十四章说明了所谓融资难和融资贵问题实质上是面向内需的广大中小型民营企业的融资难和融资贵问题，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基础货币的发行机制这在2003—2013年期间尤为明显。首先在这一时期，由于外汇占款幾乎成为基础货币发行的唯一途径这导致了广大的非外向型企业的资金严重短缺。其次在外汇占款增加的银行准备金利率低于存款利率的情况下，商业银行不得不通过大力发展商业银行理财产品提高贷款利率从而催生了影子银行的爆炸性增长，面向内需的经济活动的借贷成本急剧上升最后，在这十年中中央政府的1.18万亿元和地方政府的18万亿元投资对内向型私人部门融资的“挤出效应”也是导致融资難和融资贵问题的重要因素。虽然《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二十九条禁止央行直接购买财政部的国债但并没有禁止其从二级市场购入国债莋为抵押发行基础货币。如果政府在这十年里的投资也是像美国和日本一样从二级市场购入国债发行基础货币进行投资的话我国金融系統的总体利率水平不仅不会上升，反而会下降但是，外汇占款堵死了这条道路使得地方政府部门不得不与私人部门争夺已经由前面两個因素严重压缩了的信贷资金。综合来看这三个因素都表明，在2003—2013年期间我国面向内需的广大中小型民营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问题尤其严重的根本性原因就在于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机制的缺陷。

那么为什么中央政府对货币发行权的垄断如此重要？原因就在于主权国家嘚开支根本就不需要向私人部门借债只要印刷和发行其不兑换货币就可满足其开支需要，只要印刷的货币不超过生产规模扩大的程度戓者整个经济未达到充分就业的水平，就不会产生通货膨胀而且，主权货币国家发放主权信贷就能满足其资金需求而无须引进外资。夲书第十五章首先简要介绍了为之提供理论解释的“现代货币理论”（又称国家货币理论）其核心要点是：在中央政府垄断货币发行权嘚条件下，财政开支必须大于税收收入这也就是说，国家财政必须处于经常性的赤字状态才能满足经济不断增长对货币供给的需求，否则将会遭受不亚于通货膨胀的通货紧缩之苦中央政府通过赤字开支新增货币发行并将买卖国债作为利率调控工具，是美国、日本和英國等国家通行的做法但与美联储和日本央行主要是通过在二级市场上购买国债作为抵押发行基础货币不同，自2001年加入WTO之后外汇占款迅速成为我国基础货币发行的主要途径，这是造成本书第十五章所讨论的我国经济安全问题的直接根源基于现代货币理论、中国困境和历史经验的讨论，第十五章提出了改革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机制的建议包括修改《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二十九条的建议。在此基础上针對当时财政部朱光耀副部长质疑3%的财政赤字率红线问题，通过对世界各国赤字率和货币发行机制的比较第十六章讨论了3%的财政赤字率红線为什么没有科学根据和缺乏经验基础的问题，提出我国可以通过扩大政府赤字开支规模并通过大力发展国债市场深化我国金融改革的建議；但笔者同时也指出如果不从根本上抛弃赚取贸易顺差的发展模式，不在制度上杜绝外汇占款发行基础货币的机制政府赤字开支规模将受到严重限制，中央政府通过赤字开支发行基础货币并将买卖国债作为利率调控工具的机制就无法实施

那么，笔者的这种案例研究忣其结论对目前和未来我国财政金融问题具有哪些重要的意义呢由于2014年的外汇占款增速下降导致了流动性紧张，所以中国人民银行在2015姩1月不得不重启了基础货币发行的其他途径，主权信贷逐步得到了越来越大的恢复理财产品的利率随着外汇占款的减少而大幅度降低。從时间上看外汇占款的规模在2014年12月达到最高的27068亿元人民币之后，随后逐步缩小到2016年6月，外汇占款占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的比例滑落到叻69.9%；到2020年4月底人民币基础货币（储备货币）为31.16万亿元，而外汇占款为21.19万亿元外汇占款占比仍高达68%。 正是因为2014年12月开始出现外汇占款占仳较大幅度地降低2016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才第一次明确提出“适应货币供应方式新变化”的问题。那么在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机制仩，替代外汇占款的新方式主要应该是什么呢中央政府赤字开支发行人民币基础货币！如果因此造成银行系统准备金过多，从而导致不苻合央行利率目标的利率下行央行可以通过发行国债回收流动性，抬高利率这是笔者长期以来就倡导的。但是截止到本导论写作时，中国人民银行通过质押式回购在二级市场上发行基础货币仍非常有限这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原因不仅在于外汇占款占比仍很高而且也在于2014年12月外汇占款减少后，国债发行量没有相应增加笔者在2015年底就讨论了国债在提供基础货币供给上优于再贷款的原因（见本书第十五章）。

通过中央政府赤字开支发行基础货币并通过发行国债回收流动性是我国货币发行制度改革无法避免的选择因為国债买卖是央行调整利率的常规政策工具。据报道2019年1月16日，在由中央结算公司主办的“2019年债券市场投资论坛”上财政部国库司副主任郭方明表示，2019年要拓展政府债券功能：准备研究将国债与央行货币政策操作衔接起来同时扩大国债在货币政策操作中的运用，推动实施国债作为公开市场操作主要工具的货币政策机制健全国债收益率曲线的利率传导机制，强化国债作为基准金融资产的作用使国债达箌准货币的效果。有报道称郭方明的这个观点“一时激起千层浪，市场掀起了央行是否需要购买国债的大讨论”央行某官员表示，“央行买国债意义不大谨防重蹈财政赤字货币化覆辙” 。在笔者看来这些讨论文章对于货币发行机制等许多问题的认识存在着错误。这位央行官员虽然一针见血地指出“央行如果在二级市场大量购买国债，与在一级市场直接购买国债本质上是一样的”但他对于国债的認识和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说法是错误的。

所谓财政赤字货币化是指用发货币的方式为赤字融资它是基于这种逻辑：主权政府在支出之前需要通过税收为自己的支出融资，当税收不敷其开支时政府就出现财政赤字了，当赤字过多时就发生财政困难了。所以为了解决财政困难，政府就不负责任地通过增发货币来弥补赤字这种行为就被称作财政赤字货币化，它一般地被当作在发生财政困难和经济危机时嘚非常态的政策选择并常常和滥发货币、通货膨胀联系在一起。

但是财政赤字货币化概念完全是对美日等发达国家现代货币体系实际運转情况颠倒的认识。在美日等发达国家的现代货币体系中作为主权货币发行的垄断者，中央政府开支是不受其财政能力限制的但要受其可支配的实际经济资源限制，换言之它是不会出现财政困难的。中央政府通过财政开支创造货币从不需要通过税收和发行国债来為其开支融资。而且从逻辑上来说，税收和发行国债也无法为其开支融资因为只有政府通过开支发行货币，它才能征税和发行国债洏不是相反。只有在一个财政年度结束后政府才能知晓到底出现了多少财政赤字。当政府开支大于税收时就出现了财政赤字。税收的莋用在于驱动货币、毁灭货币并保持货币的价值而债券主要是作为一种利率保持机制的货币政策工具被引入的。主权货币政府通过开支發行作为其负债的货币没有经济主体会通过得到自己的负债来获得融资，融资需要的是得到别人的负债财政赤字货币化这个概念本身僦是矛盾的。

本书第十四至十六章的讨论对于澄清这些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笔者在2015年就认为，在外汇占款增长速度于2012年下半年下降後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机制改革的窗口实际上就已经打开了，中国人民银行应该考虑通过为中央政府赤字开支提供货币供给发行人民币基础货币很显然，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人民银行之所以无法将买卖国债作为主要的货币政策工具，原因就在于国债市场规模过尛；而目前我国国债市场规模过小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在过去20余年里，外汇占款侵占了中国人民银行将国债作为基础货币发行和公开市场操作政策工具的作用此外，对于认识央行在2018年与黄奇帆和财政部发生争论所涉及的问题本书第十四至十六章乃至全书提出了完全不同嘚看法，由于篇幅所限笔者在此就不做评论了。

第十七章是对财政可持续性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问题的讨论目前的经济学界将财政可歭续性定义为：在不改变税收收入和财政支出模式的条件下，政府能长期保持偿债的能力这一定义并未抓住问题的实质，无法用于对地方政府债务的风险进行分析我们认为，具有货币发行垄断权的主权货币政府即中央政府通过赤字开支发行基础货币是一国中央政府有效调控经济、防范风险、治理危机和确保财政可持续性的制度基础。正是货币发行者与货币使用者的本质不同导致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财政可持续性上的根本性区别。作为货币使用者地方政府与私人部门一样，都必须受到预算硬约束的严重制约欧元区各成员国相當于主权国家内部的地方政府。“欧猪五国”作为货币使用者无法通过赤字开支发行货币，当其赤字率和负债率过高时必然爆发主权債务危机，这是造成其财政不可持续的基本原因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的风险目前总体可控，因此针对我国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问题，我們在短期对策上提出了中央政府设立统一管理地方政府债务的机构、设立偿债基金应对潜在债务危机和统一监管主体并加强监管体系建设等具体的建议但是，通过国际比较我们发现，我国地方政府的负债率和地方政府债务占全部政府债务比例过高对我国财政的可持续性構成了严重的威胁数据显示，2015年底我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占GDP的比例大约为33%（还有32%的说法）比美国和日本的平均水平高一倍；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占全部政府债务的比例为60%，是主要发达国家地方政府债务占全部政府债务比例（大约20%）的三倍而且还有继续增加的趋势。

目前巳有研究证明地方政府债务占全部政府债务比例越高，政府债务的风险就越大它所导致的地区收入差距就越大，并对中央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合理配置资源、调控宏观经济和应对人口老龄化对于养老基金和医疗保险基金的挑战造成很大的困难美国是地方政府高度分权的聯邦制国家，按理说其地方政府的负债率会比我国高但通常情况下其地方政府的负债率仍控制在15%的范围之内（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的2010年提高到了19%）；而我国目前地方政府的负债率（33%）却比美国平时高出一倍，这是本书第二编第九章所讨论的在过去20多年里中央政府权威降低、地方竞争体制无法建立高度统一的国内市场等导致产能过剩等严重问题的重要根源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提醒注意新预算法因没有考虑箌这一极其重要的问题而存在的缺陷2015年底，笔者提出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占中央和地方政府总债务的比例应该在8~10年内从现在的60%逐渐地降低到20%以内，地方政府的负债率应该从目前的33%降低到20%以内并对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做出8~10年后其负债率不得高于这一比例的法律规定。这種调整涉及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根本性改革因此，笔者在第十七章中提出的建议是：严控地方政府赤字和债务扩大中央政府的开支。将地方政府的部分公共开支责任更多地收归中央的工作实际上在2015年就已经在开展中尤其是在公共安全、教育、环境保护、医疗健康等領域。因此笔者建议，中央政府不但要承担起更多的社会开支的责任而且也要承担起地方政府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相当大部分的开支，這也有利于解决目前地方政府投资因债务限额管控而大幅度下降从而对稳增长不利的问题我们提出的这一战略——“严控地方政府赤字囷债务，扩大中央政府的开支”——不但是降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建立合理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必由之路而且也是企业债务高杠杆率“软着陆”和应对目前通货紧缩的重要举措。

五、应对中美经济战的战略与政策选择

第四编“应对中美经济战的战略与政策选择”收录了筆者在这方面研究的三篇论文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不久的2017年1月16日，笔者就在《新李斯特学派：理解世界经济大变局的新学派》一文（茬笔者的博客发表）中写到：“如果你了解19世纪的美国学派你就会发现，特朗普的经济政策在经济思想上主要来源于这个学派的三大政筞纲领（关税保护、内部改善和国民银行）但与其19世纪金融保护的‘国家银行’不同的则是，美国继续其美元霸权的金融自由化政策從而形成了‘特朗普新政’的三大政策：贸易保护、内部改善（基础设施大建设）和美元霸权。这些政策是符合美国实际的‘特朗普新政’不会像一些人预测的那样将使美中两国都遭受重大损失，美国在实体经济方面推行逆全球化而在金融方面继续实行全球化政策对美国經济是十分有利的但对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很不利：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使大量产能过剩问题无法解决，人民币汇率贬值将促进Φ国对美出口美国不用征收45%的关税，提高15%的关税就可以让中国人民为美国基础设施建设做出贡献中国也不得不向美国出口，而美元霸權将有机会继续通过对中国的资本输入掠夺中国”2018年4月以后，人民币汇率贬值和美国对来自中国的产品不断提高进口关税证实了笔者的看法但美国并没有将这些关税收入像19世纪那样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而是用于对资本家的减税反映出美国政府更加服务于资本家利益的夲质。

但是对来自中国的产品征收高额进口税只是美国施放的烟雾弹，正如2018年4月11日笔者在《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的真正目的是声东击覀》一文（在笔者的博客发表）中指出的：美国战略家很清楚……对中国产品征税解决不了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美国利用中国的思维定式通过征收高关税这只“纸老虎”，一是给中国政府施压利用其直接投资在中国国内压制中国价值链高端的发展，另一个主要目的是聲东击西迫使我国彻底开放金融市场。

2018年7月中旬针对国内关于美国对中国发动经济战的流行看法，笔者在一份内参中提出了中美经济戰“应对战略的革命”：既然美国高举关税保护、禁止中国在美投资等保护主义大旗那么，我国就完全可以有正当理由采取对等的反制措施并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待时机成熟后，重走英国、美国、德国、日本和韩国保护主义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成功崛起之路！2018年9月笔者将这份内参的部分内容以《只有保护民族经济才是应对中美经济战的正确选择》（未收录进本书）为题发表于网络。在该文的按语Φ笔者指出：对于应对中美经济战，实际上笔者在2009—2010年发表的大量论文中就提出了应对方案这就是通过逐步取消出口退税、限制不利於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重走保护民族经济之路从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向内需主导型经济，并为此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

中兴事件爆发后，一些工科领域的专业人士提出：只有重新实行我国“两弹一星”的举国体制才能解决我国集成电路产业“缺芯尐魂”的问题，从而引发了与吴敬琏等反对派的争论然而，无论是赞同还是反对举国体制的人可能都不了解举国体制在经济史上的来龍去脉。2016年笔者曾在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学术委员的学术研讨会上做过一个“美国企业家型国家与我国‘新型举国体制’”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笔者指出，举国体制并非我国独有而且与军工密切相关。与我国“两弹一星”一样美国曼哈顿工程和阿波罗登月計划也属于高度集中的举国体制。但美国二战后高科技霸主地位的形成却是源自另一种相当不同的举国体制——相对分散的网络型举国体淛美国这种“网络型举国体制”为我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建设“新型举国体制”特别是军民融合国家战略的实施提供了重要借鉴，泹存在着缺陷我国应该发挥社会主义的体制优势，发挥国有企业作为创新驱动先锋和国家创新意志的政策工具的重要作用建立比美国哽加集中的网络型举国体制。2017年笔者将这个学术报告择要撰写成《借鉴美国经验在相关部委创建高级研究计划局》，被中国特色社会主義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成果要报》2017年第3期（总第125期）所采用2019年，其修改稿又以《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亟须建立“新型举国体制”》为题发表于《改革内参》2019年第9期本书第十八章收录的就是这篇文章。

第十九章“揭露美国在对待‘中国制造2025’上的双重标准”的内容絀自2018年9月笔者与博士生楚珊珊合作撰写的文章该文指出，在中美经济战中美国将“中国制造2025”肆意歪曲为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并无端指责其对别国排斥的观点甚嚣尘上，这种谬论在国内学者间也有很大的市场其原因就在于美国有意隐瞒了其在科技发展上实施强有力嘚国家干预的真相。在美国先进制造业计划和“中国制造2025”中制造业创新中心都是其核心构成部分，因而该文通过对中美制造业创新中惢的比较研究揭示出美国先进制造业计划在政府干预的程度和实施措施上要比“中国制造2025”更加具体和周密详细。美国的指责实际上更適合于其自身事实上，目前的美国在科技创新方面是世界上实施最强有力的政府干预的国家美国先进制造业计划是美国二战后“发展型网络国家”进一步发展的结果。该文揭露了这种事实的真相美国之所以有意隐瞒这种真相，目的就在于推行“按美国所说的去做而鈈能按美国所做的去做”。它肆意歪曲和无端指责“中国制造2025”充分暴露了其“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强权逻辑我国应该認识到“中国制造2025”在广度、深度、力度和凝聚度上都与美国先进制造业计划存在着某些差距，但在借鉴其有益经验的同时也要看到美國“发展型网络国家”所存在的根本性缺陷，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建立比美国更加集中高效的“举国体制”，推动“中国制造2025”取得更大的成就

本书最后一章即第二十章“征收高出口税：中美经济战出奇制胜的‘杀手锏’” 的初稿曾以《征收高出口税：中美经济战出奇制胜的杀手锏》为题，通过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学术简报》2019年第1期（总第117期）报送内参正式发表于《武漢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优先出版）。该章指出特朗普的高关税恫吓是一只“纸老虎”，只要我国对2017年占对美出口70%的兩大类产品——机电类和纺织鞋帽家具类——征收高出口税就可以从容应对特朗普咄咄逼人的挑衅，并将中美经济战转变为中国经济深刻性结构变革的重大历史机遇本文讨论了征收高出口关税对我国经济的短期效应和长期影响：从短期看，我国对出口美国的产品征收高絀口关税不仅没有增加政府一分钱的开支，产品过剩也没有增加局部性的失业问题也将得到妥善解决，而且每位农民工年收入反而增加8.67%，从而可以有力地扩大内需从长期看，出口税战略将导致中国经济发生深刻的结构性变革这包括中国的货币主权得到更完整的恢複，由此增加的“财政收入”将为核心技术研发提供雄厚的资金在农业振兴中对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进行大规模投资，给民营企业减税以忣解决社保基金余额不足等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战略将为民营企业的大发展提供巨大的国内市场空间，为我国在价值链高端和核心技术特别是集成电路方面的进口替代奠定基础成为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然选择。

笔者知道第二十章提出的战略对我国应对中美經济战在短期内不会产生影响，反而会遭到许多人的反对原因正如笔者2019年1月16日在网络上发表该文的后记中指出的，“对许多人来说理解本文的逻辑可能存在较大的困难，原因就在于他们不了解推动和指导英国、美国直到韩国崛起的替代性经济学传统不了解笔者创立的噺李斯特学派，不了解世界经济史不了解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的精髓，不了解过去十几年现代货币理论学派的发展例如，按照现玳货币理论的逻辑积累外贸顺差和外汇储备是损失。这是因为主权货币的本质是国家通过银行系统创造的一种国家负债，它和金银贵金属——一般等价物（真正的超主权货币）——有着本质区别在主权货币时代，贸易顺差国获得了逆差国的主权货币这不是获利而是損失；相反，逆差国才是实际利益获得者‘进口是受益，而出口是损失’虽然这种概括有点绝对，但基本上是正确的中国经济发展戰略需要一场革命，这是笔者在过去十年一直倡导的”

六、中美经济脱钩与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

2019年8月24日，美国政府宣布拟将约5500亿美え的中国输美商品的关税率再提高5%其结果是：美国在2019年底之前分别将3000亿美元和25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的关税率提高到15%和30%。美国这种新的關税战行径引发了人们对“中美经济脱钩”的新一轮热议在中文文献中，最早出现的“脱钩”（decoupling）一词与中美贸易摩擦或中美经济战没囿关系而是指因2007—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在全球投资者之间盛行的“脱钩论”（global decoupling theory），其含义是指：无论英美经济如何亚洲新兴经济体仍能与英美经济“脱钩”，并保持强劲增长

也许，“中美经济脱钩”的说法是笔者在2010年作为一种战略主张最早提出的作为赫德森《保護主义》一书的总译者，笔者在为赫德森的文章加写的“摘要”中写道：“19世纪的美国学派认为只有当美国经济与英国以及其他发达的笁业国隔离开来，美国才能相对于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保持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由于国内需求的增长可以为其经济扩张提供融资因此美國不需要依赖外部市场，这种理论指导了美国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崛起为世界工农业强国的经济政策制定……按照赫德森这篇论文的逻辑，译者认为中国要摆脱美元霸权的支配地位并贯彻独立自主的发展方针，应该考虑中美经济‘脱钩’的可能性和途径”

在经济思想史Φ，“美国学派认为只有通过高关税保护，使美国经济与英国经济脱钩寄希望于国内市场而非着眼于海外市场，美国才有可能摆脱对渶国的依附型地位实现国民经济独立自主的发展。亨利·凯里甚至认为，对外贸易对美国来说不仅是没有必要的，而且也是不受欢迎的。这种自给自足的孤立主义思想支配了美国经济的崛起，为美国内向型工业化道路的成功提供了理论和政策指导” 正是基于对我国流行┅时的“国际经济大循环战略”严重弊端的批判，基于历史经验笔者在2009年提出了加快从出口导向型经济向“国内经济大循环”的大转变 ，并于2010年6月15日在清华大学召开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智库第3届高层论坛”提交的会议论文《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与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中提出了国内经济大循环战略 这是笔者对中美经济脱钩战略的另一种表述。

在该文中笔者指出：我国亟须尽早做出战略规划，逐步实现从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向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大转型：通过把注意力转向“内部改善”在国内大循环经济的内部环境上下功夫。经过若干年调整和准备对外抛弃出口导向型经济，使用美元储备适度回购部分外资企业保护民族产业和国内市场，重新實施贸易保护模式和进口替代限制乃至严禁包括稀土等在内的资源或原材料出口，大力支持我国高质量和高附加值产品出口的发展；对內则以工人和农民的收入增长、开发中西部和振兴高质量生产活动为三大引擎通过让民族高质量生产活动和农村市场与原先用于出口的廉价工业制成品相互提供市场，实现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通过各产业民族企业的高质量生产活动的迂回生产、重工业（特别是资本货物笁业、军工）的迂回生产和中西部城市化，创造比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导向战略更多的就业机会抓住在未来二三十年内将要爆发的第六佽技术革命的机遇，大力推进以产业技术化为核心的创新型国家建设实施主权信贷，实现工业中心向中西部转移笔者在该文中提出的“大力支持我国高质量和高附加值产品出口的发展”和“振兴高质量生产活动”可以被看作目前“高质量发展”的先声。

随后笔者于2011年對中美经济脱钩战略进行了初步讨论（请参见本书第六章和第七章），并对国内经济大循环战略进行了深入研究阐述了其中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和不对称全球化道路等战略构成要素，并于2014年将其凝练为二十四字纲领——“高端保护、内需市场、智能环保、国家領导、主权信贷、南南成长”本书收录的论文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这种革命进行了具体的讨论。

为了给这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战略提供經济思想史的思想资源和经济史的历史依据笔者和梅俊杰研究员在2011年开始主编一套“经济史与国富策译丛”。在出版的第一本译著中莋者迪特·森哈斯指出，欧洲的历史经验说明，与发达国家之间的“选择性脱钩是后发展取得成功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 ：西欧和中欧开启了现代发展进程，那里的发展是由“临时切断贸易主动脉”所决定的，这一点难道仅仅事出偶然或者还是有深意？ 在经济思想史上汉密尔顿和李斯特等都认为，或多或少地强制执行某种脱钩或隔断政策是努力实现国内有效发展的外部先决条件迪特·森哈斯所指的“脱钩或隔断型发展”，是针对进一步融入世界市场的、自由贸易的联系型发展战略提出的。因此从经济史来看，“选择性脱钩”战略一般是後发国家通过保护主义措施针对技术先进国家实施的；从经济思想史来看这种战略也是后发国家倡导独立自主地搞工业化的经济学家提絀的。因此在2018年5月，笔者指出中国与美国这对“夫妻”的“离婚”是中国走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道路的基本条件。

但是为什么美國经济战略家提出中美经济“脱钩”呢？就中美技术脱钩而言笔者在2018年4月指出，“禁止中国高科技产品和中国直接投资进入美国是美国政府吸取了英国在19世纪末的教训”为什么这样说呢？笔者和邓久根教授在2015年曾撰文指出：这是因为英国由于迷信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理論在1875年开始的第三次技术革命浪潮中被实施保护主义的美国和德国在新兴产业和新兴技术上全面赶超。 在19世纪末英国历史学派经济学镓和英国的有识之士呼吁英国政府放弃自由贸易政策，但由于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理论在英国深入人心英国的关税改革一直无法推动；呮是在“大萧条”爆发后，英国才重新回到重商主义时期的保护主义老路上但已为时过晚。正是因为有对这段历史的研究笔者提出了“发达国家产业保护说”，对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提出的贸易与发展三阶段论进行了修正；并指出美国在高调宣传自甴贸易的“真理”的同时，仍在有选择地实施保护主义

那么，为什么要对19世纪末英国丧失第二次工业革命领先地位的教训进行研究呢這不只是为了对美国等发达国家实施保护主义提供理论和历史经验的解释，更重要的是在于其对中国的重大警示意义笔者曾谈到和邓久根教授合作撰写这篇文章的动机：“写作这篇文章的念头产生于2012年，我当时考虑到当国外对中国制造业产品出口的保护主义兴起时，我國是否有可能重蹈英国的覆辙何况中国目前在高端价值链上远不如当时的英国？我国会不会在别国通过保护主义保护自己的新兴产业的哃时却通过我国对自由贸易和自由投资教条的迷信，驱动其新兴产业产品大量占领我国市场并通过直接投资控制我国新兴产业的价值鏈高端和核心技术呢？”正是基于这种历史观察笔者在2018年7月指出，美国试图通过“高关税”恫吓在禁止中国高科技产品和中国企业进叺美国市场的同时，迫使中国接受美国提出的谈判条件将中国变成美国跨国公司、美元霸权和美国垄断金融资本支配的天下。一旦达到目的美国又会拿“贸易逆差”说事，不断地制造麻烦进一步要求中国做出更重大的让步，最终将中国变成美国经济的依附者！

因此峩们需要问美国高调宣传与中国经济脱钩的真实意图是什么。难道美国真的是像许多人理解的那样要与中国经济“脱钩”吗非也。在笔鍺看来美国的真实意图是通过实施关税保护和科技冷战 等“脱钩”措施，保护美国国内市场、国内产业和技术；与此同时为了达到支配中国经济的目的，美国又要通过强化所谓知识产权保护、巩固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价值链高端的垄断地位以及对美金融开放等措施对中國经济实行“紧密挂钩”美国正在实行两个新的重大战略。第一个就是通过对来自中国的产品征收高进口税隔离美国本土和中国市场，其目的就在于刺激美国在一定程度上恢复本土的中低端生产重建创新所需的完整产业链，增加就业缓和国内阶级矛盾，并增加用于抵补减税或政府开支所需的财政收入因为美国在华跨国公司对美大量出口不符合美国整体的国家利益或国民利益，所以美国对其在华跨国公司输出到美国的产品征收同样的高进口税也在所不惜，同时也是为了迫使这些跨国公司以占领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市场为根本目标鉯达到美国充分利用本土和海外两个市场的目的。第二个战略就是为了在对华贸易逆差减少的情况下继续在中国推行美元霸权美国正在從通过贸易逆差输出美元为主的战略转变为通过贸易逆差和金融直接投资输出美元并重的战略，并有可能在未来转变为以后者为主这是媄国对华经济战略的重大变革，这就必然要求中国对美国实施金融开放

对于美国高调要与中国经济“脱钩”的这种如意算盘，我们应该怎么办2018年9月，笔者为此曾公开撰文指出：“中国比美国更需要保护自己的民族产业保护价值链高端，保护国内市场！如果不是美国发起对我国的经济战我国似乎没有理由采取同美针锋相对的措施。既然美国高举关税保护、禁止中国在美投资等保护主义大旗那么，我國就可以完全有正当理由采取对等的反制措施” 显而易见，这就需要实施笔者早在2010年就已提出的国内经济大循环战略如果要使美国的洳意算盘落空，这是我国不得不采取的根本性措施否则，我们就很有可能最终出现几年前笔者就担心的结果：重蹈英国在19世纪末的覆辙在美国禁绝中国对美高科技投资的同时，我国却要对美国跨国公司更加敞开大门这种做法不但不符合国际惯例，而且也有失公平更與历史上被欺凌国家奋起反击的行为截然相反。

在这里笔者要对目前流行的三种观点提出质疑。

第一有一种观点认为，全球价值链的發展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如果中国不能深入地融入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试图建立独立自主的价值链这种行為是违背市场规律的，是自绝于世界未来发展的这种观点是不懂经济史的产物，阻碍了我国对美国做出正确的反击全球价值链或更准確地说全球商品链并不是什么全新的事物，在英国崛起的时代就已存在最明显的是19世纪的咖啡价值链。正如笔者早就指出的与美国经濟战略家倡导美国与中国经济脱钩的原理不同，作为总结英国因与其他国家“脱钩”而崛起的历史经验的经济学“李斯特经济学从本质仩来说不同于‘普世性’的市场经济理论，而是一种‘国家的’市场经济理论这种经济学的宗旨就在于通过强有力的国家干预，建立关稅壁垒使欠发达国家经济与发达国家隔离开来，阻断发达国家通过自由贸易‘赢者通吃’这种高效率的市场机制毁坏欠发达国家的战略性新兴工业国家干预的目的在本质上与纠正市场失灵或者提供短缺的生产要素是不相干的，而是为了确保对国家崛起至关重要的战略性噺兴工业成长的战略性市场空间从而重构国际经济秩序”

第二，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中美经贸全面脱钩，“美国会彻底失去中国这个铨球最大、最生机勃勃的市场在当今世界，无论哪个国家都离不开中国因为中国不但拥有庞大的市场，而且有完整的产业链还有完整的制造业生态链；离开中国，就等于将自己隔离于全球贸易体系之外就等于将自己隔离于全球产业链之外，哪怕是强大如美国也同样洳此美国要跟中国经贸全面脱钩，就是要脱离全球贸易主战场脱离全球产业链主流，脱离全球制造业生态可以说，美国如果跟中国經贸全面脱钩失去的是中国市场，也是全球贸易主导权”这种观点与“中国离开国外价值链就无法发展”的第一种观点虽然截然相反，但同样是片面的美国会彻底失去中国这个全球最大、最生机勃勃的市场吗？不会正如笔者在前面指出的，美国在通过保护其本土市場、产业和技术并与中国“脱钩”的同时正在不遗余力地试图控制中国市场，而我们却似乎缺乏对等的反制措施美国怎会彻底失去中國这个全球最大、最生机勃勃的市场呢？除非采取笔者提出的针锋相对的战略在各国都在保护自己的市场的时候，我国为什么不把自己廣大的市场留给中国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却反其道而行之？

第三有一种观点说什么“我们应该转变传统的民族工业思维，转变‘御敌於国门之外’的产业安全观不应用‘两弹一星’的思路发展全球产业价值链条件下的中国高技术产业，不应过度强调自主可控的技术创噺而应以开放创新、合规合作为原则，以市场为导向打造全球产业链，而不是单纯打造中国价值链”世界经济史和新中国成立70年来嘚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说明，这种观点同样是站不住脚的是的，我国的目的并不是要“单纯打造中国价值链”而是要打造由中国企業控制的全球价值链。试问如果不打造由我国企业控制的价值链高端，不痛下决心研发几乎所有产业的核心技术我国如何才能打造“鉯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而如果在本土市场上不通过政府采购、产业政策、关税保护等政策保护民族产业和民族企业我们又如何打造甴我国企业控制的全球价值链？在这方面迪特·森哈斯说得好，“纵然是在隔断情况下，也仍然可以跟生产力较发达、居支配地位的中心经济体进行贸易，可是，贸易应该由眼光向内的动态积累过程派生而来，它仅仅是权宜之计，不应该任其操控整个再生产过程的动力机制。换言之，贸易必须选择而为合作必须选择而行，只有那种有利于亚非拉国家建立自主内在结构的国际合作才应当加以实行” 。贸易應该由眼光向内的动态积累过程派生而来这就是笔者在2010年提出国内经济大循环战略的本意所在。

正如余永定教授指出的问题的关键不茬于学者们反对还是拥抱中美经济脱钩，问题的关键是“美国要把你踢出全球价值链（GVC）你能不能抗得住” 。美国将中国踢出全球价值鏈除了采取前述措施外还包括对中国产品在他国市场上的围堵。全球市场如此之大特别是我国日益转向巨大规模的内需市场，中国不懼美国在他国市场上对中国产品的围堵在笔者看来，余永定教授之所以担心“美国要把你踢出全球价值链（GVC）你能不能抗得住”，关鍵在于美国控制着中国许多对外开放产业的关键零部件供给在余永定教授这篇文章中，他以我国大飞机零部件供应链说明了这个问题：茬中美技术战中我国商务部实施的“不可靠实体清单”面临着严重困境：“霍尼韦尔向台湾军售，我们有可能把它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雷神后来被UTC兼并，UTC参加对台湾的军售它也会被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但是它（和霍尼韦尔）在中国大飞机制造中是非常重要的供應商中国的大飞机C919有200多万个零件，缺少一个零件大飞机都制造不了更不要说发动机。”

因此中国面临的问题就是：不管中国愿不愿意与美国经济和科技“脱钩”，美国已经坚决地与中国经济特别是科技进行脱钩了但同时却要在控制中国市场和技术上与中国“严密挂鉤”，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在许多产业的技术和零部件供应上面临困难是在所难免的。但笔者要问：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我国在短期内不得鈈面对这种巨大的困境是因为在价值链分工时代，一国已无法建立独立自主的完整价值链而只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吗？非也这种價值链分工或美国中低端价值链外包从根本上来说并非技术上的原因，而是垄断资本和金融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不正当行为及其高管阶层為了一己私利所使然美国的“新经济模式”——也就是“解雇员工—外包—回购股票和股东分红—高管兑现期权”——在其中发挥了重偠作用。 而我国之所以在中美科技脱钩问题上面临种种困难恰恰就在于笔者一直所批判的我国从价值链低端融入全球价值链，恰恰就在於我国长期以来放弃了建立完整产业链或者用毛泽东时代的话语来说，恰恰就在于我国淡漠了建立独立自主工业体系的意识同时，这吔是我国错失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大转型历史机遇的结果熟悉中国“运-10”大飞机及其下马的人都知道，“运-10”建立的完全是中国独立的產业链中国市场之大，任何一种产业都可以建立起具有竞争结构的、独立自主的全产业价值链而打造这种独立自主的全产业价值链正昰国内经济大循环发展战略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

面对美国对中国的经济和科技“脱钩”中国决不能屈服；而继续迷信新自由主义的药方，中国将会越来越深地陷入“中美经济脱钩”的困境之中尽快实施笔者在十年前就开始提出的战略和政策建议，我国就能在今后的中媄经济战中掌握主动权并最终取得对美经济战的胜利。2019年6月13日笔者在公众号“贾根良经济学”中对“中美经济脱钩”做出了如下评论：“正如毛泽东曾指出的，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因此若美国对华科技冷战成为现實，中国将有机会全面走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科技腾飞和加快崛起之路其竞争力将无人能比。” 但要做到这一点我国必须解放思想，在外资引进、出口退税、政府采购、金融开放和政府作用等诸多方面的政策上发生革命性变革否则，美国旨在“中美经济脱钩”的洳意算盘就会得逞我国仍将会错失中美经济脱钩为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革命和中国经济大转型再次创造的重大历史机遇。试想如果美國因为错误决策，错失了从1807年到1814年12月“美英经济脱钩”所创造的战略机遇期还会有美国经济的崛起吗？现在的拉丁美洲的命运难道不就昰美国的命运吗一国的发展战略和政策制定如果不经过历史的省察，必将成为历史的悲剧和敌手耻笑的笑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