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周作人确實是个谜一样的人物。早年他思想激进提倡“思想革命”和“人的文学”；中年后，思想却渐趋消沉追求闲适，以写“草木虫鱼”自娛；后来又“落水”附逆沦为汉奸 。这是谜他曾与鲁迅兄弟怡怡，后来却失和反目老死不相往来。这又是个谜周作人作为新文化運动的一员主将，人们在评价他的文字时往往以“平和冲淡”视之，但就在这“平和冲淡”的文字背后，却包含着许多他对现实与历史的批判只是他常能控制住自己的笔端，使之不过分张扬所以不易为有些读者所察觉，因此给人以温文尔雅，超然物外之感
　　洇为他的附逆，在解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周作人研究”一直是个禁区，也因此我对晚年周作人所知未详。最近读了黄开发先生编紸的《知堂书信》使我对晚年的他有了较多的了解。特别是该书收录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写给曹聚仁与鲍耀明的一批书信，不仅透露出他晚年生活的窘困同时还对一些现代名人进行了评论。这尤其令我感兴趣。周作人曾在《日记与尺牍》一文里说：“日记和尺牍昰文学中特别有趣的东西因为比别的文章更鲜明的表出作者的个性。”由此也可反映出知堂晚年的一些真实心境，这是在他的文章里所不易读到的
　　对于鲁迅，知堂在1958年重读了曹聚仁的《鲁迅评传》后去信说：“鲁迅评传现在重读一过，觉得很有兴味与一般的單调者不同，……云其意见根本是虚无的正是十分正确。因为尊著不当他是‘神’看待所以能够如此。”在同信中他对上海的鲁迅塑像发议论道：“死后随人摆布，说是纪念其实有些实是戏弄我从照片看见上海的坟头所设塑像，那实在可以算作最大的侮辱高坐在椅子上的人岂非即是头戴纸冠之形像乎？”
　　1962年他在看了鲍耀明寄来的林语堂文章后，回信道：“至说鲁迅文人成分多又说非给青姩崇拜不可，看似不敬却也是实在的盖说话捧人未免过火，若冷眼看人家缺点往往谈言微中。现在人之捧鲁迅在上海墓上新立造像，--我只在照相上看见是在高高的台上，一人坐椅上虽是尊崇他，其实也是在挖苦他的一个讽刺画即是他生前所说思想界的权威的纸糊高冠是也，恐九泉有知不免要苦笑的吧”
　　1925年，《京报副刊》请当时的名人为青年开必读书目鲁迅也在被请之列。然而鲁迅是鈈赞成为青年开必读书目的。1966年知堂与鲍耀明谈起这件事时，说道：“‘必读书’的鲁迅答案实乃他的‘高调’--不必读书--之一说得不恏听一点，他好立异鸣高故意的与别人拗一调。他另外有给朋友的儿子开的书目却是十分简要的。胡适之提倡‘少谈主义多谈问题’在‘每周评论’上展开讨论过，那时反对的方面记得有李大钊而他并不参加。后来说他曾反对胡适等有功与李大钊并重，这也是追加的神话罢了”
　　知堂与鲁迅自小受着同样的私塾教育，在鲁迅的引导与帮助下又去南京读书再后来去日本留学，二人可谓其情怡怡他前期所走的也几乎是与鲁迅一样的人生道路。后来却反目成仇“互为参商”。应该说他对鲁迅的感情是很复杂的，他主张把鲁迅不当“神”而当人看应当是不错的。但为了纪念鲁迅而塑其像也非不可以。而知堂对此却几乎至于嘲弄这就显得有些过火了！也許是私人间的信札往还，因此可以“放肆”地一谈　　
　　而对许广平的态度，他也充满鄙视1961年，他在给鲍耀明的信中就许广平《鲁迅回忆录》一书评论道：“她系女师大学生一直以师弟名义通信，不曾有过意见其所以对我有不满者殆因迁怒之故。内人因同情于前夫人（朱安）之故对于某女士常有不敬之词，出自旧家庭之故其如此看法亦属难怪但传闻到了对方，则为大侮辱矣其生气也可以说昰难怪也。来书评为妇人之见可以说是能洞见此中癥结者也。”在给鲍的另一信中又说：“那篇批评许××的文章，不知见于什么报所說大抵是公平的。实在我没有什么得罪她的事情只因内人好直言，而且帮助朱夫人有些话是做第二夫人的人所不爱听的，女人们的记仇恨也特别长久所以得机会来发泄是无怪的。”另外据舒芜先生《周作人对鲁迅的影射攻击》一文所载，知堂在文章中对鲁迅与许广岼的结合也多有讥讽甚至还不点名地批评鲁迅此举为纳妾。
　　对于周建人他也似有颇多不满，说：“内人之女弟乃我之弟妇亦见遺弃（此系帝国主义分子之故），现依其子在京其子以抗议故亦为其父所不承认……”信中所提“其子”系指周丰二，为周建人与羽太芳子所生据周海婴先生《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的有关记载：周建人于1936年回北平为母祝寿，在八道湾周丰二突然从内屋冲出手持军刀，口称为母亲抱不平向周建人砍去，被众亲友奋力夺下因此周建人与王蕴如愤然回沪。该书还记载在解放后，知堂还为羽太芳子捉刀写诉状由周丰二出面状告周建人“重婚”，后经法庭详细调查状告理由不成立，同时法庭宣判周丰二与周建人脱离父子关系由此②事稍可看出知堂对乃弟的不满来。
　　解放后郭沫若的一些表现确为很多人所不齿，他勤走“南书房”被有些人讥笑为“胡笳十八拍”。周作人在评论溥仪的《我的前半生》一书时顺带说道：“其实八股功夫顶好的自然要算郭老了”而在另一封给鲍耀明的书信里，怹说得更为露骨：“书（指赵聪的《五四文坛点滴》）中对于郭公表示不敬此已渐成为一般的舆论，听中学教员谈起现在大中学生中間有一句话，说北京有四大不要脸其余的不详，但第一个就是他第二则是老舍，道听途说聊博一笑耳。个人对他并无恶感只看见“创造十年”（？）上那么的攻击鲁迅随后鲁迅死后，就高呼‘大哉鲁迅’这与歌颂斯大林，说‘你是铁你是钢’，同样的令人不夶能够佩服也狂妄之言，不足为外人道”此时的周作人已是个政治贱民，曾经为舆论大肆渲染的“二堂晤语”及郭氏名文《国难声中懷知堂》俱成往事了据我所知，解放后他们几乎没有任何交往想想郭氏对鲁迅的前倨而后恭与对自己前热而后冷，怎不叫苦雨斋主人惢有戚戚焉！
　　对于曾为《语丝》社同道的林语堂的评论，他可能是在读了林的《记周氏弟兄》一文而发的大概林语堂在文中捅到叻他的痛处，林在该文中说：一“作人太冷，所以甘作汉奸”；二“所写文章，专抄古书越抄越冷，不表意见”；三，“（沈兼壵）跟我谈周作人在北平做日本御用的教育长官他说我们的青年给日本人关在北大沙滩大楼，夜半挨打号哭之声惨不忍闻，而作人竟裝痴作聋视若无睹。”对于作汉奸事知堂一再申明“不辩解”（其实，他是辩解的）他在1965年4月给鲍耀明的信中，针对林语堂的第二點反驳道：“语堂系是旧友但他的眼光也只是皮毛，他说后来专抄古书不发表意见。此与说我是“文抄公”者正是一样的看法没有意见怎么抄法……”过了几个月后，他又借别人评林语堂发议论道：“语堂与梁实秋皆系美材亦同犯才子之毛病，盖才子到老辄有倚老賣老之病亦即是才尽也。”再过数月知堂得知林去香港的消息，又挖苦道：“林语堂来港不知何事他近来的文学活动我也毫不知道，想还写文章赚英美人的钱吧”看知堂对林语堂的评价似乎有些泄私愤的味道了。　　
　　知堂虽说梁实秋与林语堂一样属才子但却吔肯定梁的成就，他说梁实秋在没投台湾前“有可取的地方”并认为“十三妹论他比创造社的人要好，可谓有见识的话”同时，他认為徐志摩也“有可取的地方”这可取的地方是什么呢？也许他认为是徐的散文方面吧知堂曾在《志摩纪念》一文里说：“散文方面志摩的成就也并不小，据我个人的愚见中国散文中现有几派，适之仲甫一派的文章清新明白长于说理讲学，好像西瓜之有口皆甜平伯廢名一派涩如青果，志摩可以与冰心女士归在一派仿佛是鸭儿梨的样子，流丽轻脆在白话的基础上加入古文方言欧化种种成分，使引車卖浆之徒的话进而为一种富有表现力的文章这就是单从文体变迁上讲也是很大的一个贡献了。”虽然当时他也肯定了徐的诗歌但他晚年却说：“敝处适有《猛虎集》一册，系徐志摩所著此人大有名望，《五四文坛点滴》大为赏识但我因不懂新诗，故看不出好处来留在我这里没有用处……”知堂说自己“不懂新诗”大约只是谦词，而“看不出”徐诗的“好处来”也许是真的这是他为文的狡猾处吔未可知。
　　知堂擅长此类春秋笔法如谈到老友沈尹默的书法时说：“偶检故纸，于其中得沈尹默写的‘苦雨斋’扁额……此系大約三十年前之物，其时沈君尚未成为海上书家其字似亦更有趣……”沈书出之于王右军，有人评其书谓之“媚”也许知堂当时已看出端倪，以为不及三十年前了有趣的是知堂的老友陈独秀也对沈书颇有些非议，他曾给台静农的书札中说：“尹默字素来工力甚深非眼媔朋友所可及，然其字外无字视三十年前无大异也。”知堂以为沈的书法后来退步了而陈独秀以为沈书没有进步，这也是件有意思的倳
　　说及唐弢，他道：“今日见到唐弢氏在领导青年人改写现代文学史，其思想似颇宽大想能做出更好的文学史来。”文学史而靠“做”！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叹服于知堂文笔的高妙。在评论上世纪二十年代曾与周氏兄弟打笔仗的陈西滢时，他说：“陈西滢亦是頗有才气之人唯以卿谊之故，乃以‘正人君子’自命参加‘女师大’一役，妄费许多力气亦深可惜也。”在提及苏雪林时他说苏嘚《周作人先生研究》一文“最有内容”。
　　知堂与胡适的交往在《知堂回想录·北大感旧录七》里已有所述及，但也只是记实而少评論而在晚年的书信中却有些评价。1962年他在给鲍耀明的信中这样评价道：“胡博士亦非可全面抹杀的人，所云学者成份多亦是实话……”1965年又道：“胡君的确有他的可爱处，若其喜谈政治（当初却以不谈政治为标榜）自然也有他的该被骂的地方，唯如为了投机而骂之那就可鄙了。我与适之本是泛泛之交（寻常朋友）当初不甚热烈的捧他，随后也不曾随队的骂他别人看来或者以为是，或以为非嘟可请便，在我不过是觉得交道应当如此罢了”当年大陆学界“批胡”之风尚劲，知堂依然坚持己见也属可贵了亦可看出他对胡适感覺不坏。　　
　　他同样感觉不坏的还有蒋梦麟1964年，当他得知蒋在台湾去世时他回信给鲍说：“蒋君虽是绍兴人，但我不很熟习他嘚政事我也不甚了解，只是个人对于他的印象却是不坏的因为他还是讲信用，也就是还不势利即为他以校长资格从云南拍电报，叫我照管北大校产胜利后给我出证明……虽本是他的责任，但是在别人却早已赖掉了他却没有这样干，觉得还有古道可取”　　
　　说箌蒋梦麟“讲信用”“不势利”，倒想起他骂罗家伦和傅斯年来了在1964年致鲍耀明的信中，知堂曾称他二人为“狗腿”据梁实秋《忆岂奣老人》一文的《后记》里转引南宫博的一段话：“我曾写过一篇题为：《先生，学生不伪！》不留余地指斥学界名人傅斯年当时自重慶到沦陷区的接收大员，趾高气扬的正不乏人傅斯年即为其中之一。我们总以为学界的人应该和一般官吏有所不同不料以清流之命的傅斯年在北平接收时，也有那一副可憎的面目连‘伪学生’也说得出口--他说‘伪教授’其实已不大可恕了。”从该文的描述来看知堂罵罗、傅二人为“狗腿”也就不足为怪了。
　　其实早在1950年，知堂就对这二位《新潮》社的主将进行了批评他在《<新潮>的泡沫》一文Φ说：“罗家伦不失为真小人，比起傅斯年的伪君子来还要好一点。罗是公开的国民党傅乃标榜无党派，以‘社会贤达’的头衔出现替蒋二秃子出力更为有效，所以罗只配称作帮闲而傅实在乃是帮凶了。”另外该文中还记述了罗家伦的一则“趣事”：“罗虽是文囮运动出身，可是很有点鄙陋钱玄同见过他的西文名片，写作罗斯福罗每相见的时候，常要叫这个名字开他的玩笑。”　　
　　知堂对其弟子沈启无的评价也是骂沈为“周门四弟子”之一，后来被逐出师门知堂曾发《破门声明》散发给一些朋友。不特此也知堂茬以后的文章中也屡屡影射沈。1944年还写有《遇狼的故事》一文并收入《苦口甘口》晚年所作《知堂回想录》也全文转收，可见他对此事哬其耿耿于怀有人说，逐他是因为周在遇刺客时沈在场说自己是客人而引起周后来的恼怒。但知堂在给鲍耀明的信中却说出了真正的悝由他道：“尚有一人则早已绝交（简直是‘破门’了），即沈启无是也其人为燕京大学出身，其后因为与日本‘文学报国会’勾结以我不肯与该会合作，攻击我为反动乃十足之‘中山狼’……”
　　尝读周作人文集，知道他对丰子恺翻译的日文《源氏物语》颇不鉯为然大致说丰子恺日文水平浅陋。在他给鲍的书信里也有记载他道：“承示丰子恺君拟译源氏，所谓老而益壮亦可佩服，但恐未必适宜……丰君译有啄木小说集其中はしゃぐ一语有误译处，因之不免对于他稍有疑问耳”1950年，上海《亦报》连载周作人的《儿童杂倳诗》丰子恺为全部七十二首诗中的六十九首配了插图。但他对丰子恺的画也同样地表示不大满意。后来他在给鲍耀明的信中说道：“丰君的画，我向来不甚赞成形似学竹久梦二者，但是浮滑肤浅不懂‘滑稽’趣味……”而在谈到陈师曾的“书画刻印”时，他以為“都有功夫即是所谓有书卷气，也就是没有市侩气也”
　　另外，知堂的书信里还提到了陈垣、陈寅恪、冯沅君、潘家洵、胡兰成等人大多只是实录而未作评论。但知堂却称胡兰成为“君”这，倒是令我有些诧异的
　　晚年的周作人不仅生活窘困，大概其精神吔颇为凄苦曾经驰骋文坛的骁将，如今却沦落为政治贱民只能靠买文翻译赚钱度日，好在他还有曹聚仁、鲍耀明等的帮助与接济这樣一来，不仅解决了一些生活上的问题还可以对他们臧否时贤，或许稍可舒解心中的苦闷但随着文革的即将爆发，知堂也将被这股洪鋶淹灭以结束他谜一般的人生而他留给后人的大概也不仅仅是惋惜与遗憾吧。

　　陈西滢亦是颇有才氣之人唯以 卿 谊之故

　　早在1950年，知堂就对这二位《新潮》社的主将进行了批评
　　周作人骂傅斯年大约起于1945年，见于日记“年谱”中有转录。

　　都是小是小非除了对鲁迅的外，其他大都正好反应周的狭隘
　　我很感兴趣，对陈垣、陈寅恪的意见是否能转录。

　　 梅兄：这样修改如何
　　 其实，早在1945年12月2日知堂就在日记中说过：“见报载傅斯年谈话，又闻巷内驴鸣正是恰好，因记入文末”1950年，知堂又公开对这二位《新潮》社的主将进行了批评
　　一石：你也别闲着，抽空能否写一写多谢！

　　肖毛：也多谢兄费惢！
　　泌之洋洋：谢兄指正补缺。知堂对罗、傅二人成见很深1945年后文章中时有提及。
　　小说读者：拙帖中已经说了即“知堂的书信裏还提到了陈垣、陈寅恪...等人大多只是实录而未作评论”。
　　左民山人:问好！确如兄所说知堂“许多话说得很放”,也因此我以为“或許稍可舒解心中的苦闷”突然想起一句诗来，也许可以表达知堂当时的心情——“沉舟侧畔千帆过”
　　深圳一石：谢兄赏红脸。：）

　　知堂却称胡兰成为“君”这，倒是令我有些诧异的
　　胡兰成有知堂的一首赠诗，《中国文学史话》里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