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柳立言：北宋评价武人標准再认识——重文轻武之另一面

要：有谓宋代轻武或抑武可分两种情况：一是因为武人的作为实在可议，这种轻或抑有其正当性；二昰文人为了揽权独断等原因而故意贬抑武人这种就是不合理、别有用心或似是而非的轻或抑。其实两者也发生在文人身上使他们受到鄙视或压抑。另一方面武人也受到重视。纵使他们本来因为武人的身分受到轻或抑但后来在品德、知书、民事或司法上有所表现，便甴轻、抑转为重、扬好男未必不当兵，还有机会赢得纪德碑或进入供奉武人的官祠和民庙，影响百姓对武人的观感

关键词：北宋 轻武 重武 允文允武

有谓鉴于五代武人乱政，北宋乃重文轻武如《宋史·文苑传》就说：“艺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乎此。”这个说法至少有两点启人疑窦：第一太祖自己以武人君临天下，却为何不信任其他的武人能够治理地方其中有无为了争權夺利，而跟重文轻武并无太大关系第二，太祖的理由如时常被引用的“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纵使能够成立，但究竟是“全部”或只是“部分”的真相以太祖为例，他篡夺周室部下又残杀怹的主要对手韩通及其家人，连四岁的女儿都不放过而太祖并无加罪，难道不就是乱臣和残虐但这些只是太祖的“部分”而非“全部”，他既有乱的行为也有治的作为不能以前者全盘否定后者，反之亦然

一些重文轻武的说法也同样可疑。例如说对“人”不对“事”但上面引文的残虐与贪浊，应属“事”之品德与行为而非“人”之身分。太祖更指出具有文人身分的儒臣也会贪浊，只是较武人轻微许多这就见仁见智了。其实即使轻视的是身分，也要面对一组对比：一是文人本因其“文”的身分而受到重视但因贪污枉法转而受到轻视，转变的原因应是“贪污枉法”这件事；二是武人本因其“武”的身分而受到轻视但因杀敌救国转而受到重视，转变的原因应昰“杀敌救国”这件事所以，除非有人认为宋代武人从未受过重视否则就要探讨除了杀敌救国之外，还有什么事或条件能让他们受箌重视。也许个别武人无力改变整体的形象但为了自己和家庭的发展，也会思考这一问题找出答案，并努力实践

又有学人很早就提絀“地方帅守不容论政”、“以文驭武”和“枢密长贰多用文臣”等说法，例如北宋的武人枢密从太祖时的60%降至神宗时的7%以后不再超过8%。其实成因相当复杂，轻武只是部分原因或真相应该还有文武之间争权、争功、争利和党同伐异等其他真相。何况即使轻武是原因の一，也应指出所轻者为何等事以及它们是否合情合理。如是合乎情理则轻武有其正当性，不能谓之歧视武人；如否则轻武可能是別有用心或似是而非的借口，用来掩饰争权夺利那就不大好用来解释历史了。

为发掘更多的真相笔者已撰就《五代治乱皆武人》，指絀在生乱之余有一定比例的武人亦能致治，且为宋人所重视并无一味轻武。本文讨论宋代因篇幅有限，研究对象限于被宋人明确贴仩“武人”或“武夫”等标签的武者只谈两个问题：其一，武人被轻视是否有其合理的一面如非，就得思考轻武如谓武人狼子野心，可能只是争夺权利的借口不如说是排斥武人或排除异己吧；如是，则轻武有其正当性可谓轻其所当轻，可看到在身分之外轻武的哽多面相。其二武人受到重视的条件为何？假如这些条件例如品德和救火治水，并非难以达成那是否可以推论，宋代不少武人其实沒有受到很大的轻视甚至受到或多或少的重视，可谓重其所当重另一方面，若文人没有达到这些条件是否同样会被轻视？如是那鈳否推论，若符合某些条件武人与文人均受重视；若不符合，文人与武人俱被轻视这又是重文轻武的另一面相，让读者多一些选择

武人众多，应选择哪些人作为分析样本就研究方法来说，首先应该选用宋人自己认定而非后人（包括我们）所认定的武人；其次才是從他们之中选择跟本文主题“重武”较为贴切的人物。

以今天的用法“武人”和“武夫” （以下择一而称）既是名词也是形容词。作为洺词如习武之人和武职人员等，多是中性少含价值判断，一如宋代之“军人”若要褒贬，便要在“武人”的前面加上形容文字如智勇双全或不通文墨的武人等。作为形容词一如“书生之见”里的“书生”，多带贬义很少褒意，如指只懂武功不知其他甚至流于粗悍的人俗称“军佬”以别于军人。拜电子全文数据库之赐顷刻便可知道宋人使用“武人”和“武夫”的情况，大都用作名词间作形嫆词。除了跟文人相对意指“不是文人”之外，主要有三种用法有时互相重叠并不排斥。

第一指习武之人。太祖征求儒臣之有武干鍺知州辛仲甫被荐，“时太祖方以武臣戡定寰宇更不暇它试”，只试以弓甲仲甫不满地说： “臣不幸，本学先王之道愿致陛下于堯舜之上。……陛下止以武夫之艺试臣一弧一矢，其谁不能”或反映当时对武夫和武臣的要求，主要是武艺并非谋略，更非先王之噵太宗时，鲁宗道“少孤鞠于外家，诸舅皆武人颇易宗道，宗道益自奋厉读书”一方面反映一家之中有文有武，另一方面反映习武之家并不重视多读书而且也会轻视文人。《梦溪笔谈》记载：“有一武人忘其名，志乐闲放而家甚贫。忽吟一诗曰：‘人生本无累何必买山钱[隐居]’，遂投檄去至今致仕，尚康宁”；想其武艺必超过文学乃被称为武人。要之看到“武人”或“武夫”，不要矗接想到文盲

第二，指出身军伍或武举等人仁宗时，侬智高反军官屡败，乃起用狄青为宣抚使谏官韩绛谓武人不宜专任，其中一點就是“青起行伍”欧阳修论建储，说“五代之主或出武人，或出夷狄如后唐明宗，尤恶人言太子事”；武人既指出身军伍也略帶贬意，一如夷狄之既指出处也稍带贬意必须指出，欧阳修在《新五代史》盛赞这位武人夷狄说：“予闻长老为予言：‘明宗虽出夷狄而为人纯质，宽仁爱人’于五代之君，有足称也……兵革粗息，年屡丰登生民实赖以休息”，号称小康可见武人也能致治。即使是武举起家能文能武，也被称为武人如仁宗时枢密院上奏说：“今朝廷所用武人，稍有声称者由武举而得”，所指武人自不带贬義既已中举为朝廷所用，也可称为武官此外又有“材武人”，指立功的军官或武臣成为晋用的一种资格。张耒说五代的“罗绍威、錢俶武人骄将，酣乐于富贵者其字画皆有过人”，今世已不可得；这两位善书画的节度使和国君被称为武人自当因其起身行伍。

第彡指广义或狭义的武臣或军官，也是最多的用法例如，前文已引“朕[太祖]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囚也”，又说五代宋初的“牧守又多武人”和“今之武臣，欲尽令读书贵知为治之道”；三句中武人与武臣是同一类人，主要是指凭軍功上升至地方长贰的军人所谓“刺史皆以军功拜”。太宗时臣下说“惟饫赐之典，以宠武夫大烹之余，故为盛馔”又说“兵部㈣司，司马之职掌武人选举”，武夫和武人当指武官西夏反，宋兵屡败邵亢说：“用兵在于择将，今天下久不知战而所择多儒臣，未必能应变武人又老而得至长一军，讵能身先矢石哉”；吕夷简也曾说：“武人进退与儒臣异路”；两处的武人均与儒臣相对，自鈳称武臣英宗时，郭逵同签书枢密院事同时被称为“武人”和“武臣”。神宗时武器样式皆送禁军两司裁定、“属之介冑之武夫”，因为“朝廷必以武人习用器械故谋及殿前、马步军司”；无论是武夫或武人，当指狭义的军官此外又重新厘定诸司使副（皇城使至供备库使等）的升迁办法，因为神宗以为旧法“无以褒励武人”当指狭义的武臣。

依照身分统治阶级的武人可粗分两大类，合则可称武官第一类可称军官（officer），主要是隶属军籍的职业军人包括五代时期的宋太祖兄弟。他们绝大多数会武功如北宋三衙的禁军将领，偅要职位有殿前司的诸位指挥使、都虞候、捧日和天武左右四厢诸指挥使侍卫马军司和侍卫步军司的诸位指挥使、都虞候、龙卫和神卫咗右四厢诸指挥使等，均可称为军职、军校、军员他们的升降大都在军队之中，主要由皇帝和枢密院决定只有少数将领可以因功劳或瑝恩而换官（又称换前班、落军职、军班出职、军员转补），进入武臣系统高者可补外州总管（部署）、钤辖、沿边知军州，小者可得州都监等下文称之为“军官武臣” （虽已落军职），以别于不是从军官转来的武臣

第二类就是武臣（official，相对于文臣civil official）赵冬梅称之为“武选官”。他们不隶军籍有些会武功有些不会，主要特征是以武阶标示禄位一如文臣的寄禄官，在徽宗时从上至下分为横班∕横行、诸司使副、大小使臣凡三等五十二至六十阶常见的职事（差遣）有宣抚使、招讨使、制置使、经略使、安抚使、总管、钤辖、都监、監押、走马承受、巡检、监当官，以及军事要地的州县长贰和所谓“武臣县尉”等他们的升降大都由神宗元丰官制改革之前的审官西院囷三班院，及之后的吏部尚书右选和侍郎右选负责；出了选关则由宰相和皇帝决定。他们甚少换官进入军职但有不少期望转为文阶。呔祖太宗真宗三朝不分文臣武将，荫补子弟大都授予武阶但之后可换文阶。仁宗以后大致上文臣荫子授文阶，武臣荫子授武阶间戓准许武换文，而文换武者为数甚少赵冬梅因此说“宋代武官社会地位的低落已经成为事实”。

要之正如范仲淹和韩琦不能因为领兵莋战而被称作武将或武臣，军官和武臣也不能因为出任知州和知县等必须负责民政的职位而自称文官或文臣最容易区分的方法就是领俸祿时，军官是根据他们的职位而武臣是根据他们的阶官。王曾瑜说：“区分文武以官为准而不以差遣为准”，这是从制度上分别文武嘚不二法门不过，拥有武阶的人非常复杂很难用“武”字概括其特点。

作为一个群体军官的同构性较高，武臣就比较复杂了：既有瑝亲国戚和换了官的前军官也有宦官、伎术官和出职的吏人，还有军官和文臣的子弟藉荫补成为武臣更多的当然是武臣的子弟，一般從七品便可荫子武臣中既有人战死沙场，也有人一生都在监管盐铁酒和收税等接近民政的工作既有人胸无点墨，也有人像右军将军王羲之一样精通书法或绘画真宗时，诸司使副及三班使臣等武臣要换文资“并试时务策三道，不习文辞者许直述其事”；仁宗时未入鋶的殿侍要换文资，“试诗赋各一道或通一经、问义十道，以六通为合格仍令判礼部与国子监官同考试之”。清楚可见若干武臣学習诗赋和经义，能文辞的更能把时务策写得有如科举考生到南宋宁宗时还一度禁止他们仿效文臣好尚。若说有人轻视他们那可能是针對他们之不武而非不文了。这些文士化的武人并不适用于研究轻武或重武

综合上述，较为合适的武人样本应符合四个条件：其一，为叻避免自我作古或指鹿为马例如把文士当作武夫，应选用被宋人直接贴上“武人”或“武夫”标签的武者；其二为了避免偏颇，应同時涵盖军官、武臣或军官武臣当然也包括权位最高之枢密使副等；其三，为了深入分析、避免泛论应以个体人物而非群体为主；其四，为了避免史料片断零落缺乏脉络，应取记载较详明者故以传记材料为优先。

二、武人被轻与被重之标准

在研究方法上可兼采反面囷正面论证。前者是观察武人因为达不到哪些标准而被批评或轻视后者是直接指出武人因为达到哪些条件而被称赞和重视，如此便可互楿印证观察宋人是否正反一致。

先看一个笔记小说的例子发生在宋辽澶渊之盟两大功臣之间。司马光《涑水记闻》载：“寇[准]为枢密使曹利用为副使，寇以其武人轻之。议事有不合者莱公辄曰：‘君一武夫耳，岂解此国家大体’”其实，有资格作为议和大使蓸利用不是一般的武人。真宗称赞他“晓方略”后来位至沿边安抚使和部署。他有文武兼备的家世父亲以明经擢第出任文臣，因懂武畧才转为武臣利用因此荫补成为武臣，现在却成了寇准看不起的武人和武夫

这个例子有三点值得注意：其一，假如“轻之”的一个关鍵是出身之科名那么诸科（如曹父之明经科）和荫补出身的文人也会受到进士科文人的轻视。换言之这种轻视的对象并不限于武人，泹受轻视的程度可能文武有别其二，轻武的原因会随场合而不同当曹利用是称职的安抚使和部署时，他受到相当的重视因此得以进叺枢密院，但假如他不能成为一位称职的枢密副使便可能受到轻视。在此不称职，如能力不足或品行不佳是受到轻视的直接原因，武人身分仅是间接原因这是研究轻武时必须小心的。其三轻武有时可能仅是争权夺利的工具而非实情，也许寇准并不真得轻武但为叻取得军政的主导权，乃利用曹氏的武人身分加以压抑欧阳修的名言“五代之君，皆武人崛起其所与俱勇夫悍卒，各裂土地封侯王哬异豺狼之牧斯人也”，常被用来强调武人不宜治郡其实后面还有一句：“所以哀斯人之乱，而见当时贤人君子之在下[而武人之在上]者”不无维护文人治郡既得利益的用心。他又说“大凡武臣尝疑朝廷偏厚文臣，假有二人相争实是武人理曲，然终亦不服但谓执政盡是文臣，递相党助轻沮武人”，也透露出轻武有可能是因为文人党同伐异

全文检索之后，发现无论是“武人”或“武夫”它们在筆记小说和文集里的含义，极少超过官方或半官方史料如《宋会要》、《宋史》和《长编》等；而且一如上例笔记文集等甚少叙明某人被指称为“武人”或“武夫”之事由，而《会要》和《长编》等多有故以下主要利用后者，按照年代分为“人”和“事”，列举较重偠的例子如表1

被指称为武人或武夫的人，既不限文职武职也不限高阶低阶，从高层的禁军副都指挥使、高至中层的宣抚使和甚多的知州到低层的县尉都有，反映其批评大都是针对事（言语和行为）而非针对人之身分和地位等。伍伯常指出由文转武的进士苏缄和大攵豪柳开因言行触法，受到统治者“严厉果断的打击”其“屡遭贬谪降职，亦可谓意料中事”又“凡言行无视礼法规范者，无论是文官或武将仕途受到影响是必然的结果，柳开[作为文士武臣]不算是特例同时代尚有他人”，亦是对事不对人

宋承五代，以武人出任地方首长兼领民事。表1被批评的对象知州等地方首长就占17次（1、3、5、6、8、9、10、11、12、14、18、19、20A、20B兼知亦算、21、22、32），军官和武臣16次（2、4、7、13、15、16、17、20C、23、24、25、26、27、28、30、31）县尉1次（29），可见武人知州是导致重文轻武的重要因素之一他们因军功而累升知州，武功并未受到轻视却在牧民官任上受到批评。根据《宋代郡守通考》李之亮指出，河北、河东、陕西、湖南、广西、广南等地区多以武人知州可惜没囿统计文武比例，其实还有多盗之区在路及州，文人和武人都可担任的职位其实不少重要者如表2所列。

注：据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中《路监司一览表》（第676—677页）、《州府军监长贰官一览表》（第678—679页）和《县长贰官一览表》（第680页）制

县則有上文提到的武人县令、县尉和县吏等，监当官亦有一定数量如只看行政单位之性质而不论首长是文是武，则宣和末年府38、州243、军52、监4，州与军的比例是4.67∶1后者并不算低。要之身处民事的武人为数不少，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时人对武人的评价

3.1 可依一般人的情况勉强分为私与公。令人诧异的是批评私事或私德的项目不算多，有性情不佳、礼仪不修和有亲不孝等批评公事或公德的项目集中在两方面：第一，缺乏足以处理公务的学识从读兵书、了解典章制度到参与军国大政都有；第二，鲜能吏治尤其是司法，甚至自己违法贪汙此外还有心怀异志等，但为数甚少

3.2 如是私事或私德有缺，不一定影响全盘评价如郭进因性情刚烈而自杀（例4），并不影响他人吔不影响《宋史》藉太祖之口赞美他“控扼西山十余年，使我无北顾忧”史臣并不要求武人十全十美，不会因小事而轻视之

3.3 主要被批評的公事，五代宋初就有（例1、2、3就包括了学识、吏治、司法）直到北宋末年。如是北宋武人与五代是否差别不大？重文政策有何效果可言

主要被批评的公事，不是武事而是文事也就是说，武人最易受轻视的不是他们所专长的武功，而是非专长的吏治尤其是民倳和法律。这也明显反映在武人受到批评的场合多是在地方首长如知州任上（17/34）两个问题油然而生：其一，文人也常因不专长武功而受批评那算不算轻文？其二把武人放在知州之位，是否让他们易受批评升迁制度（见上节之军班出职等）是否为导致轻武的一个重要洇素？这个制度是继承唐末五代并无唐宋变革。

3.5 同一位武人的表现或因时、地、事而有优劣之不同。杨嗣在真宗时因不屑细务受到批評（例11）但在太宗时知火山军事， “代还以吏民借留再任……淳化二年，改知保州门无私谒，转运使言其治状优迁威虏军”；大抵是因为战时与平时有着不同的治理重点。朝廷亦日益知道适时、适所、适才之重要如熙宁六年，君臣讨论南方饲养军马神宗认为：“须武人乃可任此。”王安石回答说：“要用兵须武人；平时团结，即须文吏”次年，秦凤路转运使上奏说“夔、戎二州旧无边事垨令惟用武人，吏民病之乞自今并选文臣”。针对崇文抑武之说罗文认为是文武各有所司，当宋廷采取守势时多用文臣为经略安抚使，采取攻势时则仍用武臣如神宗五路伐夏，五位主将都非文人如武人被派往适任之所，或可减少被轻视和增加被重视的机会

3.6 文人武人同受批评。既然轻视的对象是事不是人那么行为人若是文人，自会同样受到批评表1中有3处（例3之司法、14和30之不廉）或已是文武同科，再举数个文武并列的例子足让武人轻视文人：

A.性情粗率及徇私贪污等。高宗初年臣下说：“[吕]颐浩粗率乖谬，素无人望徇私强狠，但有人怨；两任宰司狼籍非一……不特武夫悍卒能言之，市井闾巷之人亦能言之”吕颐浩成长于北宋，操守可说明北宋的情况

B.鈈守礼不念父母。哲宗时文臣路昌衡“执亲之丧，寓居南京曾无哀戚之容，反为匪僻之行有武人刘振孙者，候其微服步入倡家遂痛殴之，为人所救仅得逃逸”。

C.有欠忠义仁宗时，西夏怀叛边臣卸责，谏官批评说： “朝廷命令边臣易于违戾，边臣奏覆朝廷難于执持…… 若据土宇，握士众闻国有急，观望晏然乃心王家，夫岂如此儒臣犹尔，使武人暴夫顾望仿效则履霜坚冰，渐不可长吔”可见儒臣之表现足为武夫所轻。

D.不称职如武人因文识不足，无法胜任巡检和县尉职责的文事部分那文人也不一定能胜任它们的武事部分。进士吴儆说： “尉掌武官也，然常以文臣初入仕者为之……以‘文臣’治‘武事’居甚卑之位，任甚重之责而属之不习吏事之书生，与不知稼穑艰难之任[荫]子故今之为尉而以能称者常少”，而且或为擅于武事的武人所轻

E.违法用刑。仁宗时“夏英公为喃京留守，杖人好潜加其数提点刑狱马洵美，武人也劾奏之曰：‘夏竦大臣，朝廷寄任非轻罪有难恕者，明施重刑可也何必欺罔尛人、潜加杖数乎？’诏取戒励当时文臣皆为英公耻之”。众所周知不少文人知州和知县亦不熟悉法律，不是一样“可耻”应被蔑视嗎

F.贪功开边。哲宗时司马光上言：“…… [神宗]慨然有征伐、开拓之志。于是边鄙武夫窥伺小利，敢肆大言只知邀功，不顾国患爭贾余勇，自谓卫、霍不死；白面书生披文按图，玩习陈迹不知合变，竞献奇策自谓良、平更生；聚敛之臣，捃拾财利剖析秋毫，以供军费专务市恩，不恤残民各陈遗利，自谓研、桑复出相与误惑先帝，自求荣位”可见武夫、书生与财臣沆瀣一气，亦可彼此轻视

G.战败。武人少胜多败固应检讨，文人统兵也成少败多，如伍伯常指出：“好发大言而无实学的武质文臣与北宋拓边失利，兩者之间有种种密切而复杂的关系”

以上例子大都是文人互揭疮疤，不论其虚实歪正总会落入武人视听，从而知悉文人与武人有不少楿同的缺点文人实难以此轻视武人。

根据上节所列四个标准可供分析者7人，基本数据如表3

7人之中，马知节进入枢府以失败告终，囸可用来探讨武人淡出枢府的原因故另立“从被重到被轻”一节。其余6位以军功位至知州充分反映武功是受到重视的一个原因，无需贅言故下文针对他们的其他业绩进行分类，共得品德、知书、吏治、司法等四大类凡是紧要之处，尽量引用原文为节省篇幅，引文洳出自上引传记资料不再作注。

评价绝大部分出自宋人之手当可充分反映宋代文人对武人的要求。出自《临川集》1人和《隆平集》4人占一半以上，王安石、曾巩自具相当程度的可信性和公正性其实，任何人的书写都难免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出现或多或少的隐恶扬善即便如此，其中的“事实”（fact）除非作者有意捏造，否则仍可相信实有其事但内容或有修饰，而其中的“评论”固然会因人因时洇地的不同而仁智互见，但如是合情合理亦可相信。

2.重视武人的文人有谁

好评、推荐、立传或撰志者有范仲淹、韩琦、欧阳修、庞籍、周沆、范镇、梁适、郭劝、贾昌朝、王安石、曾巩等，无一不是进士也无一不是名臣。他们不会毫无理由地轻视武人对其他文臣有哆少影响则不得而知。无论如何这些文人是重武人之所当重。

3.被重视的武人样本只有数个，代表性如何

3.1 时间：集中在五代宋初至仁宗时期，虽不平均但正值仁宗所谓崇文抑武之时，此时受重视之条件大抵能代表北宋之最高要求了。

3.2 地点：集中在河北虽不平均，卻是武人辈出之地

人事：全部舞刀弄枪，以军功起家可充分代表武人。白身入仕5人与荫补入仕2人比例合适；军官∕武臣7人次和枢密1囚次，比例亦合适全部出任知州，反映在当时的升迁制度下许多武人必须面对民政，容易被轻

4.被重视之程度如何？

屡次得以立碑纪功者1人（郭进）、立碑一次者1人（刘福）、政策被文臣奏请推行各路者1人（马怀德）、被收入《折狱龟鉴》作为司法模范者1人（高化）、《临川集》有碑志者1人（马知节）、《隆平集》有传者4人（郭进、孟元、马怀德、马知节）《宋史》有传者全数7人，应是颇受重视了

5.被重视之项目为何？最重要者又为何

《宋史》在对多位武将的论赞中说：“蔚昭敏、高化、周美，盖皆有功于边鄙者化在蜀州，取军Φ积材以塞水患又能平反冤狱，脱人于死盖武人之知民事者。……孟元、刘谦、马怀德、范恪皆经略西鄙数战有功，[孟、刘、马]其初起自卒伍而能练习民事，招辑散亡不独一武夫而已”。短短一段中竟出现两次“民事”高化的本传又说他“虽起行伍，然颇知民倳”毫无疑问，诸位武人以军功累升知州可见武功备受肯定；而高化等人特别受到推崇，关键在于民事

上文的发现与《宋史》相合，且可进一步排出优先次序：领先的是一般民事6人均有好评；王安石和曾巩包容郭进的好杀，也许多少因为他的爱民其次是品德，5人佽有好评2人次不好。再次是司法3人有好评，3人不详最后是知书，知者1—2人不知者2人，不详者2—3人与上节“被轻”对照，批评和贊赏均采同一标准不会时严时宽。

6.被重视之条件是否难以达成应分为评价者和被评价者来谈。

上述文人并不要求武人十项全能在知書上，大抵郭进、刘福、高化和刘谦均不读书在军功上，高化曾因战败调降还曾被谏官富弼批评为“故亲事官[真宗襄王府]，皆奴才小囚不可用为……步军都指挥使”。在民事上诸人重叠不多，两人（孟元和刘谦）只有一项尽管如此，还是受到重视

他们也不要求武人十全十美。郭进好杀、马怀德贿赂宦官、马知节不耐于狱事等（见下）品德均可议，但可被其他表现弥补十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文人对武人可议之处有时认为是治军所需，有意加以包容以郭进之好杀为例，诸文臣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解释：知开封府钱若水对真宗说：“何谓明赏罚 ……臣尝闻郭进出镇西山，太祖每遣戍卒必谕之曰： ‘汝等谨奉法。我犹赦汝郭进杀汝矣。’其假借如此故郭进所至，未尝少衂陛下能鉴前日之事，即今日之元龟也”王安石对神宗说：“士卒小有违令，辄杀之惟其能犒赏存恤，然后能杀違令者而人无怨”所谓犒赏存恤，应包括郭进的“有材干轻财好施”。曾巩说： “军政严肃战无不克”；李焘说：“郭进御军严而恏杀，部下整肃每入北汉境，无不克捷”的确，郭进好杀的对象包括禁军的御马直，只看他们是否临敌退怯完全不管他们是千挑萬选，且是太祖亲自派来押阵多少有监军的意味。钱若水等应非信口开河逢迎君意的人他们不但没有批评武人好杀，还为之解释和回護

6.2 被评价者：武人

A.在项目上，最好在民事有所表现其次是品德、司法和知书。如上所述不需样样俱能，且可互补若单论一项，品德也许与民事不相上下因为无论好坏，所有人的本传都论述品德知书可能不十分重要，因为史臣还特别提到刘谦不读书也没有指出馬怀德大抵知书。

B.在时间上不拘战争与和平，随时都可表现也就是说，武人建功不限于战争时期，宋代以军队修桥筑路灭火治水救災和重建都是武人立功得到文人赞赏的机会；遇到多事之秋，更能大显身手

C.在地点上，不拘边陲与中央到处都可表现，多盗之地更夶增立功之机

D.在职位上，也是不拘从地方至中央职事，从军官到武臣从中层到高层，均可表现其中又以知州任上最能表现，原因夶抵有四：其一知州主管民政，较能在民事上有所表现其二，知州是一州之长乃最高的决策者，较易推动政令不似中央机构如枢密院之山头林立，互不相让其三，知州僚属甚众若能善于利用，较易成事一个十分有趣的例子，是《长编》只记高化出知相州不記他的吏治，原因是高化等数人出守北边时被谏官田况认为不孚人望，朝廷于是下令 “各选通判、幕职官往佐助之”，故《长编》以為高化的颇知民事包括司法，“恐化不能独为此今削去”。即使《长编》不愿将功劳归于高化本人也得承认他愿意接受属下的意见，一起致治当我们批评武人不能文治时，不要忘记他们有一班文人幕宾他们可以一起为善，但亦可以一起为恶其四，知州属亲民官其施政直接影响民众，较易搏得名声如郭进和刘福之郡民请立德政碑、刘谦之“邠人颇爱之”，和马知节之“为蜀人所喜”（见下）

要之，一些拥有评论权力或权威的文臣对武人并不严苛没有要求完美无瑕或诸艺皆通，有时反多方庇护武人亦有不少舞台可博取掌聲，担任知州者固然可以多方发挥中下层军士也可在修桥筑路灭火治水救灾等事上亲近民众，而且机会应该不少品德有瑕疵，若非伤囻大抵会被包容，而且功可掩过；读书不多更非致命伤；局部的失分并不妨碍整体上的得分。然而这或足以赢得地方层次的名声，若要更上一层楼如出将入相那就需要更高的条件了，如无法称职就可能由被重变为被轻。

武人能否担任枢密使副往往被视为宋代是否轻武的重要标杆。马知节能够进入枢府本是武人受到重视的好例子，结果以失败收场正好探究武人为何难以执掌武柄，被排挤于军政的最高决策层

墓志的书写特点是隐恶扬善，但假如读得有方法未尝不可读出撰者的微言大义。我们先将王安石替马知节撰写的神道碑约化为大事年表了解马氏的一生仕历。凡与《宋史》出入之处以神道碑为准。

由表4可知马知节从34岁壮年开始至65岁死亡为止，先后戓同时兼顾民武两事凡32年有足够的精力和时间在民事上大加发挥，他做了什么最受人赞赏的又是什么？我们先把四个主要评论一字不漏地搬至表5它们可能有承袭关系，也可能同出一源如马知节的行状等

表5一目了然，把四个评论分别来看优先次序都是品德、知书、囻生；将四者合而观之，次序不变均无司法。马知节能进入枢府不外因为军事和民政，但正如何冠环指出的知节的军事才能只见于垨城抚众，并无主持大征战所以他的方略以至战功，都很难说胜过郭进等人那么他的民政如何？以下根据神道碑、《隆平集》和《宋史》尽列他的民政表现。

由表6可知从972—987年的16年间，知节出任基层武职几与民事无缘。从988年至1019年去世共32年间共担任12次知州，有5次留丅重要的民事表现这5次民事表现有4次是广义的赋税和徭役（右栏A、C、D、E），1次（B）是战后重建房舍和安抚流民赋役最能让民众受惠和感激，知节连如何建造仓库避免粮食受潮都注意；而上供由武人负责也是亲近民众的大好机会。由此可知即使是民事，仍可让武人受箌重视

不过，令人讶异的有两事：其一知州12次，连旨在扬善的神道碑都没有记下一则司法业绩；其二枢府任上逾十年，政绩一片空皛完全看不出受到多大的重视。王安石等人为何如此吝墨马知节适任地方官的条件甚至优势，是否有利于他担任执政可分四方面来談。

四个评论一致指出马知节从一位崇尚武力和谋略的将门子弟，侧身于名士、贤士、儒者和豪杰的交游网他打入文臣圈子，最后进叺枢密成为执政，达到武臣事业的巅峰他究竟有多知书？

宋代至少有两位马知节：一位字介卿环溪人，能诗；本文讨论的知节字子え祥符或开封人，神道碑不记其文事《宋史》则说他真正读书始自26岁潭州任上，“时何承矩为守颇以文雅饰吏治，知节慕之因折節读书”，大抵以前看不起读书他似乎十分投入，还对画事发生兴趣连皇帝都知道，请他评画但是，从表4可知他几乎年年任官，從未间断何来那么多的时间修养文艺，可以留下20卷的文集那是许多文人都无法做到的。不过既以议论为长，也许不需要太高的文采甚至可以口述，由幕宾代笔

知节在开封长大，理应幼习官话王巩《闻见近录》和吴曾《能改斋漫录》却记下他一些既生动也相当粗野的言谈：

马枢密知节劲直自任，持大笏入朝上颇怪之。马曰：“臣见本院长官多欺陛下臣不怕惊动官家，恼乱宰相则打煞此厮儿玖矣。”上慰劳之

真宗朝，签书枢密院马公知节武人，方直任诚真宗东封，下至从臣皆斋戒。至岳下抚问执政曰：“卿等在路，素食不易”时宰相臣僚有私食驴肉者，马乃对曰： “亦有打驴子吃底”及还都，设酺宴开封府命吏屏出贫子，隔于城外上御楼，见人物之盛喜顾宰相曰： “都城士女繁富，皆卿等辅佐之力”马乃奏曰： “贫底总赶在城外。”左右皆失色真宗以为诚而亲之。倳多类此

马公一日从驾游幸，群臣皆赋诗马素不习文，真宗强之既奉[诏，诗成]曰：“臣不善书，乞宣陈尧叟与臣书”真宗如其訁。陈时为首枢议者惜之。

王巩乃宰相王旦之孙王旦与知节共事甚久，应听到不少类似发言告诉了子孙。《长编》亦记载真宗置酒作诗，辅臣“王旦等皆赋马知节辞以不能，上不许亦赋焉”。苏辙的《跋马知节诗草》说了一大堆话跟诗有关的只有三句： “以將家子，得读书之助作诗盖其余事耳”，似乎尽在不言中看来知节立志读书，跟文人沟通应无问题但始终未达舞文弄墨的较高水平，草稿需要润笔才能示人可能书法也不大好，那就不易积极参与文酒之会、促进情谊和交换大小讯息了这是研究武人能文时所应注意嘚，不能一味抬高

对马知节的正直敢言，四个评论称誉备至《长编》更说他“为治专务抑豪强、恤孤弱”；但是，对长达十多年的天書闹剧我们完全找不到他有任何反对的直言。此外他的直言有利亦有弊。《能改斋漫录》提到的杀驴吃肉就反映知节严谨律己但不寬厚待人。肠直可作台谏如“邦之司直”，肚不大则非宰相之量根据司马光的记闻，真宗慰问从官吃素不易宰臣王旦等默认了，只囿知节说：“蔬食者唯陛下一人而已王旦等在道中与臣同次舍，无不私食肉者”真宗质问，王旦等只好承认实在令人难堪。知节作詩后请皇帝下令宰臣书写实在有失彼此宰臣的身分，所谓议者惜之大抵同时针对知节、真宗、尧叟，而始作俑者是知节

狷直的作风┅再出现。有一次真宗有意让颇为能干的冯拯出知要郡天雄军，但拯却选择闲郡陈州真宗询问王旦何故。王旦说拯曾因病请辞外任，“马知节尝讥拯好富贵所欲节度使尔。拯恐为知节所量不敢请大藩，殆为此也”他被罢免枢密副使，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厚己薄人当时的枢密使副是王钦若、陈尧叟和马知节，为了奖赏军功一事争持不下最后知节没有奏报便予以重赏。真宗指出这是越权市恩接著说：“钦若等异常不和，事无大小动辄争竞。……知节又历诋朝列审刑、审官、两制、三馆、谏官，御史都无其人，其薄人厚己吔如此”于是三人皆罢，而马的处分最重不久便出知潞州。

马知节在地方留下的司法纪录有些可议而同样的作风到了中央便窒碍难通。998年知秦州时一位商人夜宿旅店，同宿者杀人遁去商人不小心把血沾到衣服上，“为吏所执不能明，遂自诬服”明显看出是刑求的结果。司理参军唐肃觉得不妥 “为白其冤，而知州事马知节趣令具狱肃固持不可。后数日果得真杀人者”。若非唐肃的坚持知节可能已杀了一个无辜的人，因为当时对死囚是先斩后奏到神宗时才改为先奏准才得行刑。此事被收入《折狱龟鉴》卷首“释冤”編者没有隐去知节的大名。1010年为执政时使者从沙门岛回来，指出流犯多有饿死建议发给官仓的粮食。知节说“流人无廪食之理”不願从官廪支给菽粟以活人。真宗不听特旨拨给。

知节之苛忍部分可能是天生，部分可能跟战争经验有关但到了和平时期仍无法摆脱。监彭州兵时“以严莅众，众惮之如老将”他当时才18岁。宋辽战争期间他于988年知定远军，部民入城避敌有兵卒盗去妇女首饰，护軍只笞之知节说：“民避外患而来，反罹内寇此而可恕，何以肃下”即命斩首。997年担任益州兵马钤辖据说一次杀了三千名叛卒。1004姩辽人倾国南下，知节知镇州流民入城避难，知节跟他们约定盗一钱者死。有盗二百者知节立杀之。

无论如何根据今天的刑法學，知节是复仇主义（retribution）和非人道主义而真宗是匡复主义（rehabilitation）和人道主义。正如《隆平集》所言知节“特疾恶太过，不能无怨也”；嫉恶如仇的人往往必欲去恶而后快但若操之过急，持之太苛就可能杀错人，也不给犯者悔过自新的机会以此招怨，不算冤枉

马知節在地方上的民事经验似乎无助于枢密院所要负责的大政。他在枢密院前后超过十年之久有何具体建树，竟不见于2110字的神道碑和1069字的《浨史》本传在其他史料中能看到的，固有不大不小者亦有真宗所说的“事无大小，动辄争竞”不但发生在臣下之间，也发生在臣下與真宗之间有时知节跟王钦若还是同一阵线。

先看文政庄穆皇后死后一年，发生礼法争议真宗询问群臣是否撤去几筵。王旦首先发訁主张应依照太祖孝明皇后先例，二年才撤；王钦若不大同意主张几筵非古礼，且已一年可撤；但真宗说情所不忍。知节说：“今壵大夫未及周岁已再娶矣，尚肯设几筵乎”冯拯说：“此等自伤礼法，何足为言”陈尧叟站在礼的立场，主张撤去形成3对3之局。嫃宗再次表示不撤钦若固请，真宗说应遵守祖宗先例不宜撤。钦若说：祖宗的先例即使重要如诏令，若有不便也要更改。几筵不見于礼典若加载史书成为先例，反会引起争议真宗不为所动，最后依太祖先例两年才撤。我们首先看到一向被讥为小人的王钦若囿其坚持异议的一面，胆敢主张祖宗故事应向礼法低头一如后来的理学家主张皇权应向天理屈膝。其次看到枢密长官不能只懂军政因為还要参与各种事务的讨论，这对知节来说可能有点困难因此当同僚讨论礼典时，他只能说士大夫都不守礼这当然是难以服人的，因為天子守礼本应超过士大夫并应以理为上，匡正天下不守礼的歪风岂能随波逐流。

在军政上知节与真宗时有不合。澶渊缔盟后约三姩（1007）朝廷赦免若干地方犯死罪以下的系囚，仍在逃者若属被逼入伙，便不再捉拿赦免对象包括军卒，但知节反对理由是“军卒嬰城叛命，若许释罪恐似太轻”。真宗不同意以为军卒作乱后已经溃散，便应让他们有地方可归若一味捉拿，又捉之不尽反生后患。知节说：他们在军队里串连逼害地方长官，之后聚众避罪为祸乡里，一旦释放没有悔改的人恐会继续为害。真宗很有耐心为知节解释，应按军种的不同和罪行的轻重来分别处理不能一概而论，并指出不久前驻守西川的禁军杀害长官也不过把为首者处死、自艏者移隶他军，现在要赦免的不是禁兵而是地方州兵自应从宽，犯者应尽量释放情节重大者，可移置远地但知节“执议如前”，毫鈈妥协王旦缓颊，建议犯人要在一个月内自首并由地方上报朝廷裁定，真宗同意事实上知节在1001年知益州兼本州兵马钤辖时也曾处理軍变。有人告发龙骑军士谋变被审讯的人互相牵扯，“所引以千数”真可谓三木之下，何求不得但情况未免失控，不知如何找出真楿若不分青红皂白，把上千军兵议处恐生军变。知节捕杀为首者七人余不追究，亦即放过其中可能参与谋变的人到这时却不肯放過那些被逼参与的人。

一个月不到争论又起，还牵连太祖知节相当熟悉太祖事迹，可以指出实录漏载的事情更可能视之为榜样。但嫃宗坦白指出时代变了，知节不能活在太祖的时空里一位禁军小校越过所部，控诉长官处罚过当上层认为小校越诉，依军令应予处斬真宗认为，“如罪在士伍可以严断；若捶挞过当，安可不尽其理耶”即要分两部分处理，一是小校是否真有做过二是处罚是否過当。知节不以为然认为“太祖朝每命将校，必取刚方有断士伍畏威者”，应该遵从太祖立下的阶级法越诉者斩，才能使士伍畏服真宗说：“此盖彼时所宜尔”，现在太平盛世已不合时宜。调查结果小校因长官时常乘醉教习，责打部下乃号召40余名兵卒越诉，長官承认确有酒醉但所处罚者都实有过犯。上层建议将为首控诉者十余人处斩余配沙门岛，同时亦处罚长官等人真宗下令，只处斩尛校从者依其罪行之轻重，决杖配本州或远州；长官决杖配近州同僚二人不能察觉和辅助，交所部惩处可以说，知节倾向形式主义（formalism）较重形式条件，只要有越诉的行为便要依法惩处；真宗倾向务实主义（realism），较重实质条件要追究造成越诉这一行为的原因。

大Φ祥符三年（1010）知节56岁，仍勇于建功但似乎被真宗幽了一默，也让我们看到知节也有奉承以达目的之一面。真宗指出现在天下太岼，但不可忘记兵战之道尤以培养将才最为重要，文武大臣之中应有其人但不经战阵，难知其才以方略自任的知节认为，澶渊缔盟鉯前的将帅缺乏方略措置未便，不能杀退辽骑的确不是将才，现在兵强马壮若契丹违约，“陛下得人授之成算，可使无噍类矣”假如史臣是秉笔直录，那所谓“授之成算”就是一直被后人批评的将从中御，在大内的皇帝利用阵图决定沙场的战略真宗说，当年無日不在讲求御戎之策但将帅不能决胜，并请陈尧叟说明尧叟在当年辽人举国南下时曾建议真宗到四川避难，也乐得将责任推给将帅并赞扬真宗的方略。他说辽人南牧前一年（1003），真宗亲下手诏向四方征求方略均未尽善，于是“特出圣断控守险要，排布行阵叒择锐卒散为奇兵，俟戎首南侵即命诸路直赴幽燕，取其车帐俾边郡援应，皆以方略示之”不但抵御，而且反守为攻要收复燕云夨地，可惜将帅非人未能成事。真宗反问知节他久在边防，什么才是好的御戎之策知节的答复可能让真宗有些失望，因为他谈论战術多于战略主要是在何处设伏和如何利用骑兵作战，大抵不出当年诸将之献议真宗早已耳熟能详了。知节最后自荐“如边候有警，願预其行但得副部署名目及良马数匹、轻甲一联足矣”。知节在宋辽战争中从未经历战阵竟夸下如此海口，真宗没有讨论下去只说“诚知卿可属此任，但四方无事”不过还是下令打造一联钢铁锁子甲赐给知节。澶渊之盟后真宗御戎之策正是保持“四方无事”，弭兵而非用兵处处节制边境大将，“即有边事手诏诘难至十余反”，知节却大谈用兵之道未免不合时宜。神道碑说：“当是时契丹巳盟，中国无为大臣方言符瑞，而公每不然之独常从容极言天下虽安不可忘战去兵之意，及它争议甚众真宗多以公言为是。”大抵湔面属实亦即不合时宜，最后一句则不能照本全收

知节推荐的人也有因为不合时宜而失官。大中祥符四年真宗已忙于神道设教，但未放下军政和外交特别是宋夏关系。秦州守臣暴卒真宗告诉近臣，“天水边要宜速得人”，并接纳了知节所推荐的张佶张佶上任後，蓄意开疆辟地引起边境部落的不满，又大采林木与民争利，使归附者离去他对蕃部只施硬不施软，引起反叛他又只剿杀不安撫。议者打算结夷以制夷他拒之不纳，结果“朝廷始务宁边以佶轻信易事”，把他调走

综合而言，从马知节身上可看到两事：

1.同一位武人在不同的职位上每受不同标准的评估，如不能达标便可能从受重视变为受轻视。当然因不称职而受批评，亦是文人之常态鈈是只针对武人。

2.武人要赢得国家层次的名声最好具备下列条件：

品德：相当重要，但效果能否倍增视乎机缘。假如马知节没有遇到迋钦若和丁谓他最为人看重的正直敢言恐无用武之地；若是用在王旦等人身上，如杀驴吃肉之事史家或有另一番评价。一些武人能够進入国家和民间的庙宇受到供奉每因其品德，尤其是忠义如《宋会要辑稿》礼20之《忠孝节义等祠》，现存12个武人占了7个。立祠之举應有助于提升民众对武人的观感

2.2 知书：相当重要，这应是马知节超越郭进和高化等人的重要原因但知书（literacy）而不能文（literate），一方面难參大政另一方面也不易进入枢密文人同僚的社交网络。

政事：马知节执政逾十年最后不过被誉为“邦之司直”，似乎言官亦可得此美譽武人固然可凭文人的人脉向上流动，出将入相位至枢府，但要有所表现必须与谋其政。枢府之政不只于作战还有赏罚、礼法、恩赦、军法、外交和人事等。尤其从战争阶段进入和平时期之后枢密的文事可能重于武事。纵使没有厚己薄人的个性没有玩弄权谋的迋钦若，也没有逐渐厌兵的真宗知节本人的识见与能力能否胜任这些事情，仍是非常值得怀疑的有些事情，如礼典属书本知识，的確要多读书但更多事情非靠历练不可。知节在进入枢府之前若能出领开封之类重要州府，当能大增见识但他所历地方多为边陲远地，可能使他较为缺乏民政经验这是武人从文的最大挑战。

有谓中国历史有一重要变化即从五代的重武轻文转变为宋代的重文轻武，但究竟轻视武人的什么是人、事，或两者俱有另一方面，亦有武人受到重视在国史得以立传，所凭的条件又是什么为免争议，研究對象先限于被宋人明确贴上“武人”或“武夫”等标签的武官

从32个对军官、武臣和武人地方首长的批评，以及一个对枢密使副的个案研究来看武人受到轻视，有时不为并非没有理由例如马知节以武人的身分成为枢密使副，本是武人受到重视的明证但在枢府前后十多姩，其政绩在王安石撰写的神道碑里一片空白《宋史》称其为“邦之司直”，但徒有刚直争事而少建树是否有负堂堂执政之名？他的鈈称职源自他的文识不足、厚己薄人，以及最要紧的他的地方历练不足以处理一国之文武大计，也嫌墨守成规没有与时俱进。知节の被轻是对事不对人，是轻其所当轻有一定的正当性，不得谓之歧视另一方面，从前引寇准之轻曹利用“议事有不合者，莱公辄曰：‘君一武夫耳岂解此国家大体？’”可看到文人可能为了揽权独断故意贬抑武人，有时甚至让武人觉得“执政尽是文臣，递相黨助轻沮武人”，未尝不是一种党同伐异或争权夺利可能正是所谓武人不得干政、不得入二府和不得为大帅的重要原因。这种轻视缺乏正当性是别有用心和似是而非的轻视，不如径称排斥武人或排除异己必须注意的是，文人不称职或犯上跟武人同样的错事，也会被“当时文臣皆……耻之”可见文人也会被轻和被抑，也会有合理与不合理之分

从7位在《隆平集》或《宋史》有本传的军官、武臣和武人知州来看，他们的武功备受肯定但更让他们受到史臣称赞的，乃是民事例如说他们“数战有功，其初起自卒伍而能练习民事，招辑散亡不独一武夫而已”。与此相应32个批评也多是针对民事而非武功。原来宋代继承五代武人的升迁制度让劳苦功高的武人出任哋方首长，集中在河北、河东、陕西、湖南、广西、广南等地区还有其他路分的多盗之区，而在北宋末年州与军的比例是4.67∶1，或可部汾反映武人兼管民事之众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时人对武人的评价。

武人被责以文事似有制度害人之嫌，但若被派往适才适时之处所則或可一展抱负，朝廷亦早有注意不少军官武臣来自民间，起身军伍无论担任武职文职或高位低位，他们每以百姓疾苦为念或亲力親为，或借助幕僚成就一番文治，得到不少一代名臣的赞扬宋代以军人修桥筑路灭火治水救灾和重建，即使是中下级武人亦有机会贏取朝廷的赏识和百姓的拥戴。好男未必不当兵且有可能赢得纪德碑，或进入供奉武人的诸多官祠和民庙影响民众对武人的观感。

同┅位武人的表现或因时、地、事而有优劣之不同。武人若要赢得地方层次如州县一级的声誉只要在品德、知书和民事的任何一项上有所表现便可，而机会无时不在无处不有，并非十分困难时人也并不要求武人十项全能或十全十美，他们在民事上的功劳足以弥补不知书和品德上的小瑕疵如以牛黄交结宦官等。不过若要赢得国家层次如中央一级的声誉，武人必须具备较高水平的品德、能文和最重要嘚———熟悉军民两政否则就可能由被重变为被轻了。无论如何我们既要探讨金字塔上层和中央的重文轻武，也要兼顾中下层和边陲；既要留意武功也要注视民政。允文允武也许仍是宋代对武人的期待。

最后用《宋史》的话作结： “大抵武夫悍卒，不能无过而亦各有所长；略其过而用其长，皆足以集事”这何轻何抑之有，反是重其所长；既能集事宜获重视矣。

（作者柳立言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

原标题：北宋评价武人标准再认识——重文轻武之另一面

来源：《历史研究》201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