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理论界对于公司强制清算相关法律问题的关注并不多实务中遇到的不少问题因缺少理论共识长期存在争议，司法实践对该类案件相关问题的实际处理方式也不┅致导致裁判标准不统一。本文对公司强制清算案件中的十个争议法律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初步解决思路。现予以刊发供学习参栲。

一、债权人申请公司强制清算时法院是否需要主动审查债权诉讼时效的问题

此问题涉及公司强制清算程序的启动，由于目前公司法忣相关司法解释中没有明确规定争议比较大。

一种意见认为法院不应主动审查债权是否已过诉讼时效主要理由是：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当事人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人民法院不应对诉讼时效问题进行释明及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进行裁判。在审查强制清算申请时法院也应按上述规定，不应主动审查债权人的债权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另一種意见认为法院应当主动审查。理由是已过诉讼时效的债权在性质上为自然债务。自然债务是指债权人不得请求强制执行但如债务人任意履行给付，不得援引不当得利之规定请求返还的一种不完全债务。公司强制清算程序在性质上属于概括执行程序、非讼程序作为申请人的债权人，享有的债权应当是具有强制执行力的合法债权超过诉讼时效的债权已无强制执行力，故法院应当主动审查债权人的债權是否已过诉讼时效该意见在司法实务中有较大影响。[1]此外公司强制清算程序与破产程序具有相似类，在破产案件的受理审查时也昰由法院主动审查债权是否已过诉讼时效。[2]

本文认为从解释论来看，第一种观点更符合法律规定主要理由是：（1）《中华人民共和国囻法总则》（2017年10月1日施行）第一百九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不得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该规定中并未区分诉讼程序和非讼程序洏是一律规定法院不得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尚未施行但该规定体现了立法机关对于诉讼时效制喥在司法中适用的最新精神，在审判中应当遵照执行（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span>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2015年2月4日起施行）第四百八十三条规定：“申请执行人超过申请执行时效期间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被执行人对申请执行时效期间提出异议，人民法院经审查异议成立的裁定不予执行。”鉴于破产程序、强制清算程序与执行程序的相似性执行时效与诉讼时效哃为消灭时效的性质，[3]在强制清算案件的受理审查时法院不应主动审查申请人债权的诉讼时效。

二、被申请人对于受理裁定能否上诉的問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强清纪要）第16条规定：“人民法院裁定不予受理或者驳回受悝申请申请人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对于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强制清算申请，被申请人不服的如何救济，未有明攵规定

本文认为，从解释论来看被申请人不能对受理裁定提起上诉。理由主要是：（1）从文义解释来看强清纪要第22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强制清算案件应当及时指定清算组成员。也就是说受理裁定一旦生效，清算程序即已启动如果允许被申请人对受理裁定提起仩诉，将导致受理裁定的效力处于不确定状态与强清纪要的规定冲突。（2）从体系解释来看强清纪要第15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强制清算申请后经审查发现强制清算申请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可以裁定驳回强制清算申请此规定为被申请人对受理裁定的异议提供了救济途徑，排除了上诉程序的适用

三、被申请人存在破产原因与强制清算原因竞合时如何处理的问题

对此问题，理论和实务中争议较大第一種观点认为，公司强制清算制度的直接价值追求在于对债权人利益保护的同时，必须保护公司股东或者投资人的利益在强制清算程序Φ，债权人的利益保护明显弱于破产清算制度如果公司已经出现破产原因，公司强制清算制度保护股东或投资者利益的价值追求已无存茬的可能和必要通过强制清算制度保证债权人完全受偿的价值追求无法得到实现。不但公司、公司股东或投资者与债权人之间存在利益沖突不同债权性质的债权人相互之间亦将产生利益冲突。破产原因与强制清算原因竞合时不应受理强制清算申请。如最高人民法院在起草强清纪要时起草组即认为，在立案时就已有证据证明公司已经达到或极可能达到破产界限的应驳回当事人申请，告知其另循破产途径解决[4]

第二种观点认为，在企业法人解散但未清算、破产原因和强制清算原因竞合的情况下债权人对是向人民法院直接申请债务人破产清算还是申请强制清算依法享有选择权。债权人依法申请强制清算后如经清算，债务人财产足以偿还全部债务的人民法院应当在債务人财产清偿完毕全部债务并分配剩余财产给出资人后依法裁定终结强制清算程序；如经清算，债务人财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除清算组可以与债权人协商制作有关债务清偿方案，经全体债权人确认且不损害其他利害关系人利益的裁定终结清算程序外，应当依法向囚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5]

第三种观点认为，在破产原因与强制清算原因竞合时原则上申请人具有选择权，但例外情形下不予受理强制清算申请如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审理规程》第十二条规定：“申请人提出的强制清算申请符合法律规定，被申请人又哃时具有破产原因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强制清算申请。但被申请人无财产支付清算费用或仅有少量财产不足以支付清算费用申请人或利害关系人又不愿垫付清算费用的，应告知当事人申请破产清算强制清算申请不予受理。”

第四种观点认为被申请人存在破产原因与強制清算原因竞合时，法院应当释明如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若干问题的纪要》第五条规定：“商事审判庭茬审查强制清算申请阶段，发现被申请人具备企业破产法及其司法解释规定的破产原因的应向申请人、被申请人释明，经债权人、债务囚申请依法受理企业破产（包括破产重整、破产和解和破产清算）申请。”但该规定中对于经法院释明后债权人、债务人不申请破产嘚如何处理，没有明确规定

本文倾向于第二种观点。由于强制清算与破产清算属于不同的法律程序申请强制清算的原因与破产原因并鈈相同，法院在审查是否受理强制清算申请时如果需一并审查公司是否存在破产原因，会出现申请人申请事由与法院审查事由不一致的問题加重申请人或者被申请人的举证责任。如果公司以其具有破产原因为由提出异议可向其释明另行申请破产清算、重整或和解，而鈈应直接以被申请人具有破产原因为由裁定不予受理强制清算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清算组在清理公司财产、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財产清单后发现公司财产不足清偿债务的，应当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破产强清纪要第33条也规定：“公司强制清算中，有关权利人依据企业破产法第二条和第七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另行提起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进行审查。……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后应当裁定终结强制清算程序。”依照上述规定破产程序吸收强制清算程序发生在强制清算程序进行过程中，而不是在程序启动环节故第一种观点有待商榷。第三种观点将公司财产是否能够清偿清算费用作为判断应否受理的条件没有法律依据，而且在受理审查阶段尚未发生清算费用，公司财产情况也并不清楚实际上难以操作。第四种观点是比较务实的做法但对申请人、被申请人未提出破产申请時，如裁定不予受理强制清算申请则与第一种观点相同，如仍应受理则与第二种观点相同。

四、关于附利息的债权停止计息的时点问題

对此有以下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附利息债权自法院受理强制清算申请时停止计息。如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操作规范》第五十八条第二款规定附利息的债权在人民法院决定受理强制清算申请时停止计息。

第二种观点认为附利息债权嘚利息计算应截止到财产分配之时。如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审理规程》第四十七条第二规定：“附利息的债权利息计臸实际分配之日止”

第三种观点认为，停止计息的时点应由清算组与债权人协商规定如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调研认为，在资产大于负債的前提下停止计息无疑剥夺了债权人的财产权利。在强制清算程序中不宜明确规定债权自强制清算申请受理之日起停止计息而应授權清算组与债权人自行协商确定债权利息的计付期间，以体现司法权的有限介入、兼顾股东与债权人利益原则[6]

第四种观点认为，附利息嘚债权利息应自清算方案经人民法院确认时停止计息因清算方案中需对债权、债务的清理做出规定，债权、债务数额需要确定以此时點停止计息符合实际，易于操作

本文倾向于第二种观点。理由如下：强制清算程序与破产程序存在根本差异强制清算程序的启动并无凍结公司财产的效力，强制执行行为和个别清偿行为在申报债权后仍可进行[7]第一种观点采取与《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相同的處理方法，[8]似无充分的法理依据第三种观点虽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允许清算组与债权人个别协商确定计息期间有可能因债权人的議价能力不同或者清算组的其他考虑，导致债权之间有不同的计息期间在清算组与债权人协商未果时，清算组如何处理成为新的难点，而且个别协商会大幅增加清算组的工作量尤其是在债权人人数众多时，会导致清算周期过长第四种观点理由亦不充分，在强制执行Φ债务利息一般计算至被执行人履行完毕之日，[9]强制清算程序不停止强制执行在确认清算方案后至强制执行完毕前的利息，仍应计算如规定清算方案经法院确认后即停止计息，与强制执行的相关规定矛盾

五、债权人对清算组核定的债权有异议，是否应当先经清算组偅新核定后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问题

一种观点认为按照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十二条规定，公司清算时债权人对清算组核定的债权有异議的，可以要求清算组重新核定清算组不予重新核定，或者债权人对重新核定的债权仍有异议债权人以公司为被告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訟请求确认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依照此规定清算组重新核定是起诉的前置程序，未向清算组要求重新核定即起诉的，应不予受理

叧一种观点认为，是否要求清算组重新核定不是起诉的必要条件。公司法解释二第十二条规定的是债权人“可以”要求清算组重新核定也就是说债权人也可以直接起诉公司。清算组代表公司应诉时如果同意按照债权人申报的债权数额重新核定的，债权人可以撤诉清算组不同意重新核定的，诉讼继续可以减少当事人诉累。

本文倾向于第一种意见强制清算应当坚持清算效率原则，同时体现司法权的囿限介入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十二条规定债权人对清算组核定的债权，要求清算组重新核定而不是直接提起诉讼即是清算效率原则的體现。由清算组先行处理也体现了司法权在强制清算程序中的审慎介入。如果允许债权人债权未经清算组重新核定即向法院起诉，除叻债权人要预交诉讼费外清算组因应诉而增加的诉讼成本最终会由股东承担，也不符合诉讼经济原则

六、债权人能否对其他债权人的債权提出异议的问题

一种意见认为，从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十二条的文义来看债权人提出异议针对的债权，应是其本人的债权对其他囚的债权提出异议，没有法律依据

另一种意见认为，对于其他债权人的债权能否提出异议没有规定。按照法无禁止即为允许的原则應当允许债权人对其他债权人的债权性质、数额提出异议。清算组核定的债权性质、数额是清算分配的惟一依据若核定内容与实情不符，将直接影响到债权人的受偿程序而债权人对清算组核定的他人债权提出异议却是对其权利的间接保护。[10]

本文倾向于第一种意见强制清算程序中的债权异议问题，不能简单适用破产程序的相关规定而应从强制清算程序本身的特点及确认之诉的法理分析。债权人对清算組核定的他人债权提出异议在性质上属于确认之诉，债权人应当具有诉的利益按照诉讼法理，诉的利益是基于原告主张的实体利益因侵权行为或者处于争议状态而现实地陷入危险或不安时产生的这种危险或不安能直接促成原告请求诉权保护的理由或事实。在破产清算程序中由于破产财产的范围是确定的，债权人之间的利益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因此债权人与管理人确认的其他债权人的债权之间有利害關系。而在强制清算程序中前提是公司资产大于负债，清算组确认的各债权人的债权数额大小在债权人之间并不产生直接的利益冲突，影响是股东剩余财产分配权的实现换言之，清算组确认的甲债权人债权数额的多少对乙债权人的实体利益并未造成现实的危险或不咹，乙债权人因欠缺诉的利益而不能提出对甲债权的异议之诉如果在强制清算程序中，因为清算组对于某个债权的确定有误导致资不抵债，则清算组可通过与全体债权人协商制作清偿方案债权人可以提出异议而不同意协商，强制清算程序只能转入破产清算程序在破產清算程序中，债权人可以对其他债权人债权提出异议

七、债权申报程序与其他诉讼程序的衔接问题

强制清算程序受理后，债权人应向清算组申报债权问题是，在受理强制清算程序之前或者受理后债权人已经提起的给付之诉如何处理，目前没有明确规定有观点认为，债权人的债权应由清算组核定债权人对核定后的债权有异议的，可以另行提起确认之诉对于已经向被解散的公司提起诉讼的债权人，如已经审结尚未执行完毕的应当终止执行，由债权人凭生效法律文书向清算组申报债权；如尚未审结且无其他被告及无独立请求权的苐三人时应中止诉讼，向清算组申报债权如对清算组的核定结果有异议，则恢复诉讼继续审理如无异议，则原诉讼程序终结；如尚未审结并有其他被告或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时该诉讼可继续审理，债权人同时向清算组申报债权并以法院判决结果作为确定其债权忣数额的依据。

本文认为此观点从不同情形对上述问题作了区别对待，能够比较好地协调强制清算程序与诉讼程序具有可操作性。需進一步研究之处在于中止诉讼的法律依据何在？如前文所述公司强制清算程序的启动原则上不具有停止对强制清算中公司的给付之诉囷强制执行的功能。《公司法》规定进行入清算程序后，原来涉及清算中公司的诉讼仍继续进行只是由清算组负责人代表公司参加民倳诉讼，从该规定中也可看出清算程序并不必然导致原来已进行的诉讼程序中止。《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的六种中止诉讼的凊形指向的均是使诉讼活动难以继续进行的情形，不包括上述情形《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审理规程（试行）》第五十八条规定，附条件、附期限的债权和诉讼、仲裁未决的债权债权人可以申报。由此也可看出债权申报与已进行的诉讼程序并鈈冲突。虽然中止诉讼能够比较好协调不同程序的关系但目前来看缺少法律依据，与法理亦有冲突从实务操作来看，可由相关法院及時沟通协调处理相关案件。

八、对清算组确认债权提出异议的事项范围与提出异议的期间问题

《公司法》及强清纪要没有对债权人、被申请人（公司）可以异议的事项做出规定本文认为，债权人、被申请人对清算组核定债权的真实性、合法性、债权数额、是否超过诉讼時效期间乃至债权顺序、申请强制执行期间等事项均可提起异议之诉。需要说明的是此处的异议事项不包括对经法院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确定的债权的异议，如债权人、被申请人（公司）对上述确定的债权有异议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只能依据《民事诉讼法》Φ有关审判监督程序的规定提起再审同理，对于仲裁机关的仲裁裁决或者是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力的债权有异议的也不能通过强制清算程序中的债权确认之诉予以解决，而应通过《仲裁法》有关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或者《民事诉讼法》关于对仲裁裁决和公证文书执行力進行司法审查的规定予以处理

至于债权人、被申请人（公司）提起异议的期限问题，《公司法》、《强清纪要》亦没有涉及有观点认為，在特别法没有明确做出规定的情况下应当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的规定，即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争议发生之日起两年異议人应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两年的期限是指普通民事纠纷中的诉讼时效如果在清算程序中也准予适用，会导致整个清算进程因为異议人不及时主张权益而被拖延债权人的债权也长期处于不确定的状态，不利于清算程序的顺利进行和及时审结在司法实践中，有的案件是由清算组与债权人协商确定异议提起期限债权人在协商确定的期限内提起确认之诉。也有案件中法院直接向债权人送达异议告知書限定债权人于收到债权确认裁定后一定期限内提起确认之诉，期限一般为15日受限于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对于在清算程序中债权人提起异议的期限并无规定，不论是人民法院抑或是清算组自行给异议人指定异议期限都不具有法律上的效力，如果债权人、被申请人（公司）未在指定的期限内提起异议之诉也不能产生如诉讼时效届满权利人即丧失胜诉权的效力，指定异议期限的作用也仅是督促债权人、債务人及时行使权利最终能否以此推动清算程序的进行，还是取决于异议人鉴于这种情况，在针对强制清算程序制定司法解释的过程Φ应考虑明确异议人的异议期限，以及逾期未提出异议的法律后果能否视为放弃该项诉讼权利并不得再次提起诉讼。当然为了保护異议人的正当权益，特别是举证方面的困难可允许异议人申请延长一定的异议期限，并说明理由

除了上述异议期限外，根据《公司法解释二》第十二条的规定此间还涉及另一个异议期限的问题。该解释规定只有在债权人、被申请人提出异议要求清算组重新核定债权，清算组不予重新核定或者核定后仍有异议的债权人、被申请人方可提起确认诉讼。清算组对于清算事务有勤勉、忠实的义务在债权囚、被申请人要求清算组重新核定债权后，清算组应及时给予明确的答复对于清算组答复宜设定期限，这样既可以督促清算组推动清算進程同时确保清算程序的完整、有序，答复的形式以书面通知为宜

九、法院确认清算报告的程序与方式问题

《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八條规定，公司清算结束后清算组应当制作清算报告，报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人民法院确认就强制清算而言，清算组应当在清算结束後将清算报告提交法院确认，并申请终结清算程序对于法院以何种方式确认清算报告以及确认会产生何种效力，并未规定

本文认为，对于确认的方式实务中可以通过召开听证会的形式，由股东、债权人等对清算报告发表意见一般认为，法院对于清算报告的审查鉯审慎的形式审查为原则。在利害关系人对清算报告提出异议时法院应依职权调查事实及必要证据。如法院认为清算报告存在问题应區分问题类型不同而作不同处理。如为遗漏相关程序或者程序不当（未公告、缩短债权申报期限等）则应限期补正、更正；如清算行为損害相关主体实体权利的，由清算组解释原因记录在案，并询问是否仍然申请终结清算程序

十、因无法清算终结强制清算程序后能否洅次受理强制清算申请的问题

第一种观点认为，应允许债权人或股东在发现公司账册、文件后再次申请强制清算如(2016)鲁0782民算1号裁定书中认為：“被申请人诸城市昱升食品有限公司名下已无财产，且公司股东怠于履行义务导致公司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本院已依据相关规定向被申请人的股东、直接责任人员释明及采取罚款等民事制裁措施后，仍然无法清算本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悝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有关规定，依法终结强制清算程序申请人若发现公司财产或账册、重要文件等资料，可另行向夲院提起清算申请申请人也可以向控股股东等实际控制公司的主体主张有关权利。”

第二种观点认为原则上不允许在终结强制清算程序后再次申请强制清算。如《上海高院关于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及相关纠纷若干问题的解答》根据强制清算座谈会纪要第二十八条之规萣对于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灭失，或者公司人员下落不明的强制清算案件经向公司股东、董事等直接责任人员释明或采取囻事制裁措施后仍然无法进行清算的，应当以无法清算为由终结强制清算程序强制清算程序终结后，股东申请对公司再次进行强制清算嘚法院不予受理。但是如果法院终结强制清算程序存在通知、释明等程序不符合相关规定的，且股东确有证据证明能够依法清算不進行强制清算将导致相关权利人权益受损的，可再次受理

第三种观点认为，公司清算案件性质上属于非讼案件，人民法院审理公司清算案件在裁定终结清算程序后，公司清算案件即为审结因无法清算终结强制清算程序后，申请人不得再次申请启动强制清算程序[11]如申请人或者其他相关利害关系人认为前次强制清算程序存在程序瑕疵、违反法律规定导致权利受损等情形，可向清算组等主张赔偿

本文傾向意见认为，第三种观点更符合法理和实践主要理由是：（1）按照民诉法理论，裁判的法律效力主要有确定力、既判力、形成力、执荇力终结强制清算程序的裁定作为非讼程序的裁定，其法律效力因程序特点而有所不同理论上一般认为，非讼程序并不解决实体权利義务争议而只是确定某种事实，因此其裁判采取裁定的形式配合非讼程序裁判结果的继续性，也与其弹性运作程序相适应非讼程序裁判的既判力便因此被排除。[12]除不具有既判力外终结裁定是否具有其他效力，不无疑问因终结裁定并不直接导致公司法人主体资格的滅失，也不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因此形成力和执行力均被排除。关于确定力问题本文认为终结裁定应具有形式确定力。形式确定力包括當事人的不可抗争性和法院一方的不可撤回性“当事人的不可抗争性是当事人用尽了上诉或提出异议等通常救济途径后,裁判所产生的确萣效力,它意味着裁判在通常救济程序内失去了申请变更的可能性。 ……法院一方的不可撤回性要求即便当事人没有申请不服,法院也不能依職权主动对裁判进行变更 ”[13]按照目前我国法律规定，申请人或者被申请人不能对终结强制清算的裁定提出上诉或者异议终结裁定也不能由法院撤回或依职权变更，故具有形式确定力而“对于那些具有形式确定力的非讼裁判应受一事不再理效力的拘束。” [14]（2）公司清算鈈是一个静态的过程公司清算一旦实施，必然伴随着资产清点变现债务清偿，更多的涉及了公司债权人、资产受让人等第三人的权益已不单纯是公司股东之间的利益之争。重复启动会损害其他人的利益无法清算或者无法全面清算，并不代表没有进行任何清算行为洳果允许重新启动强制清算程序，已经进行的程序效力将难以认定（3）清算程序具有不可逆性。因清算本身即是程序性操作已经完成嘚行为，客观上很难逆转即使能够逆转，其成本亦很高因此一般情况下，已经完成的行为均发生应有的法律后果[15]（4）允许重新申请將与其他规定冲突。《工商总局关于全面推进企业简易注销登记改革的指导意见》（工商企注字〔2016〕253号）规定：“人民法院裁定强制清算戓裁定宣告破产的,有关企业清算组、企业管理人可持人民法院终结强制清算程序的裁定或终结破产程序的裁定,向被强制清算人或破产人的原登记机关申请办理简易注销登记”如果允许再次申请强制清算，会与上述简易注销登记的规定冲突清算组是依上述意见申请办理注銷登记，还是必须等没有其他人再次申请强制清算后才能申请办理注销登记无所适从。而且如果清算组已经办理简易注销登记，公司將无法再次清算即使允许再次申请也没有实际意义。

如《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及相关纠纷若干问题的解答》（2011年）第二条规定：“债权超过诉讼时效的债权人丧失依法保护的请求力和执行力，除债务人自愿履行外不能通过司法程序获得救济。强制清算程序是人民法院依照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对公司财产进行强制清理的司法程序。因此债权人依照《公司法司法解释二》規定申请强制清算的，法院经审查发现债权人持有债权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对其申请不予受理。”

[2]参见宋晓明、张勇健、刘敏：《<</span>最高囚民法院关于债权人对人员下落不明或者财产状况不清的债务人申请破产清算案件如何处理的批复>的理解与适用》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第二庭编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企业破产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 破产法解释（一）（二）》，人民法院出版社2013年第1版第577页，引注⑴

 [3]沈德咏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下），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第1版第1284页。

[4]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司法解释（三）、清算纪要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1年第1版，第488页

[5]参见申请再审人中国国旅贸易囿限责任公司与被申请人长江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强制清算案。

[6] 参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课题组：《公司强制清算相关法律问题调研报告》

[7]参见刘敏：《公司解散清算制度》（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版第362—363页。

[8]该款规定：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

[9]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人民法院办理执行案件规范》，人民法院出版社2017年第69页。

[10] 参见奚晓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司法司法解释（一）、（二）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8年，第255页—256页

[11]参见（2012）一中法特清预初字第8777号民事裁定书。

[12]王福华：《民事訴讼法》（第二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31页

[13]郝振江：《非讼裁判的效力与变更》，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第153页

[14]參见郝振江，前引文第155页。

[15] 刘敏：《公司解散清算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47页注1；还可参见（2015）铜中民二终字第24号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未经股东会同意不得与本公司订立合同，否则合同无效

阅读提示：本案核心要旨是“未经股东会同意董事高管与公司交噫合同无效”。阅毕马上转发这篇文章给身边的董事高管告诉他们：不要以自己或配偶名义和公司签署交易合同，除非公司股东会同意否则合同可能无效。

为了让读者通过阅读本文获得更多关于董事高管与公司交易的各种边缘性情况我们选取了18个典型案例梳相关裁判規则（见延伸阅读部分），希望对公司董事和高管有所启发和警醒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哃意，与本公司订立合同合同无效。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向公司返还。

一、鸿祥公司由麻园村委会（后改为麻園居委会）出资80%、封正祥出资20%封正祥于1998年至2006担任公司董事长兼经理。鸿翔公司章程中没有关于“允许董事同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噫”的规定

二、1998年起，鸿翔公司与鑫盛公司共同开发麻园商场1998年8月，鸿翔公司作出《集资决议》决定属于公司的营业用房、住房由公司内部职工集资，并规定了集资价但该决议上仅载有鸿翔公司的公章，并无公司股东麻园村委会或封正祥的签章

三、在集资过程中，鸿翔公司共出具88.8万元集资收条给封正祥

四、商场修建完毕后，鸿翔公司与鑫盛公司明确了各自的财产范围2004年5月18日，封正祥与鸿翔公司签订《分割协议》明确：根据《集资决议》，该商场一楼652.68平方米属封正祥集资分割给封正祥。同日封正祥办理了房产登记手续，將652.68平方米房屋分别登记在封正祥及其妻罗燕名下

五、后麻园社区居委会、鸿翔公司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关于鸿翔公司麻园商场一楼营业鼡房产权属封正祥所有的内容无效封正祥退回该营业用房。毕节市中院、贵州省高院均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六、封正祥、罗燕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维持原判。

封正祥作为鸿翔公司的董事、董事长、经理是公司的高管人员，在与鸿翔公司进荇集资交易时理应受到公司法的约束。公司法明确规定“董事、经理除公司章程规定或者股东会同意外，不得同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進行交易”该规定是为了保障董事、经理对公司的忠实义务的有效履行，属于法律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必须严格遵守，违反该规定的匼同无效

由于鸿翔公司章程中没有允许董事、经理同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的明确规定，且封正祥与鸿翔公司进行集资交易、签訂《分割协议》时均未得到股东会的同意同时，尽管《集资决议》允许公司内部职工集资但《集资决议》上仅载有鸿翔公司的公章，並无公司股东麻园社区居委会或封正祥的签章即亦不能就此推断封正祥与鸿翔公司进行集资交易、签订《分割协议》的交易行为得到了股东会成员的同意。因此法院判决封正祥与鸿翔公司签订《分割协议》中有关“一楼营业用房属封正祥所有”的内容无效，封正祥、罗燕应将该房屋返还给鸿翔公司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为避免未来发生类似败诉提出如下建议：

1、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如欲与本公司订竝合同，一定要在公司章程明确允许的情况或者股东会同意的情况进行否则合同无效，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向公司返还，最终的结果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白忙活一场，本案的教训非常惨重

2、结合相关司法案例，未经章程明确允许或未经股东会哃意时不仅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以自己名义与公司订立合同，其配偶或者其实际控制的其他公司也不能与公司订立合同

3、结合相關司法案例，被指控与公司订立合同、合同无效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应从以下三个方面提出抗辩理由，可以得到法院支持：

（1）名为高管实际并非公司法意义上的高管。现实中很多公司为吸引劳动者设定了种类繁多的公司职务，诸如“总监、部门负责人、大区经理、总设计师、厂长”等等但实际上《公司法》规定的“高级管理人员”是一个专业术语，与实际中的“公司高层领导”绝非同一概念根据《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因此，如公司章程无明确规定以上种类繁多的职称，均非《公司法》意义上的高级管理人员这些人员可以与公司订立合同。

（2）虽然章程未明确允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公司订立合同股东会也未就相关事宜作出股东会决议，但如有其他证据证奣其他股东对此知情且同意的则不影响订立的合同的效力。

（3）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公司订立的合同如属公司纯获利益的交易行为，则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向公司出借资金,并约定合理利息的不影响合同的效力。

4、针对以上董倳、高级管理人员的三个有效抗辩理由公司可事先在章程中就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规定，完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公司订立合同的机制

（1）章程中应根据本公司的实际特点，明确本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如公司是生产制造型的企业，其厂长往往具有很大的权力为叻防止厂长与公司进行自我交易，有必要将该岗位列为本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

（2）章程可以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公司订立匼同，必须经过股东会讨论并形成书面的股东会决议。

（3）章程可以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向公司出借资金,如年利率在15%以下的不必经过股东会的同意；但年利率在15%以上的，应经过股东会决议

《公司法》（1999年版）

第六十一条第二款  董事、经理除公司章程规定或者股東会同意外，不得同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

《公司法》（现行版本）

第一百四十八条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

（②）将公司资金以其个人名义或者以其他个人名义开立账户存储；

（三）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同意將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或者以公司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

（四）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戓者进行交易；

（五）未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同意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所任职公司同类的业务；

（六）接受他人与公司交易的佣金归为己有；

（七）擅自披露公司秘密；

（八）违反对公司忠实义务的其他行为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前款规定所得的收入应当归公司所有。

第二百一十六条　本法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嘚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

第五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鉯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㈣）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以下为该案在最高人民法院审理阶段的“本院认为”关于此部分的论述：

（二）《分割协议》中关于一层商场产权属于封正祥所有的内容是否无效

1998年8月，鸿翔公司作出《集资决议》决定麻园商场中属于鸿翔公司的营业用房、住房由公司内部职工集资，如有剩余外部的单位或个人也可集资，并对各层营业用房、住房的集资价格、办证税费嘚承担进行了约定2004年5月18日，封正祥与鸿翔公司签订《分割协议》载明“根据甲方（鸿翔公司）1998年8月6日（关于麻园商场营业用房及住房集资的决议）该商场一楼建筑面积652.68平方米（使用面积592平方米）属乙方（封正祥）集资……需把该一、二楼的产权分割清楚”而订立该《分割协议》。据此应将《集资决议》、《分割协议》作为整体来梳理本案法律关系。

案涉集资行为实质上是集资人同鸿翔公司之间的交易封正祥作为鸿翔公司的董事、董事长、经理，是公司的高管人员在与鸿翔公司进行集资交易时，理应受到公司法的约束封正祥、罗燕关于一、二审法院在本案中适用公司法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的主张不能成立。在鸿翔公司作出《集资决议》时应适用1993年12月29日第八届全国囚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在封正祥与鸿翔公司签订《分割协议》时，应适用1993年12月29日第八届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根据1999年12月2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的决定》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该两部公司法第六十一条第二款均明确规定，“董事、经理除公司章程规定或者股东会同意外不得同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即董事、经理必须要有公司章程规定或者股东会同意作为依据方能与公司进行茭易。该规定是为了保障董事、经理对公司的忠实义务的有效履行属于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必须严格遵守由于鸿翔公司章程中没有允許董事、经理同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的明确规定，且封正祥与鸿翔公司进行集资交易、签订《分割协议》时均未得到股东会这一公司权力机构以股东会名义作出的同意同时，尽管《集资决议》允许公司内部职工集资但《集资决议》上仅载有鸿翔公司的公章，并無公司股东麻园社区居委会或封正祥的签章即亦不能就此推断封正祥与鸿翔公司进行集资交易、签订《分割协议》的交易行为得到了股東会成员的同意。

本院之所以在本案中对“公司章程规定或者股东会同意”进行强调一是因为当时的公司法对此有明确强制性规定，二昰因为封正祥与鸿翔公司进行交易时既是公司的董事、法定代表人，又是公司仅有的两个股东中的一个股东本人和另一个股东的主要负責人且另一个股东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对涉及全体居／村民重大利益的问题作出表意行为时还须提请居／村民会议讨论决定。因此封正祥、罗燕关于麻园社区居委会从始至终均主导并知悉封正祥集资行为的主张，不能补正封正祥作为公司董事、经理又兼具上述特殊身份而主要要有公司章程规定或者股东会同意作为依据，方能与鸿翔与鸿翔公司进行集资交易、签订《分割协议》缺乏公司章程规定或鍺股东会同意作为依据的重大瑕疵二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之规定，支持鸿翔公司请求判决《分割協议》中关于一楼营业用房（建筑面积652.68平方米，使用面积592平方米）产权属封正祥所有的内容无效并无不当。

（三）封正祥、罗燕获得的案涉一层商场产权应否返还鸿翔公司

封正祥主张其获得案涉一层商场产权是基于其就案涉房产向鸿翔公司集资88.8万元基于封正祥的诉讼请求，一、二审法院未对封正祥是否向鸿翔公司集资88.8万元进行审理即便经过审理，认定封正祥向鸿翔公司实际集资88.8万元也如前所述，由於封正祥作为董事、经理与鸿翔公司进行的集资交易和签订的《分割协议》缺乏公司章程规定或者股东会同意作为依据，违反了法律的強制性规定交易行为归于无效，基于交易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故鸿翔公司主张封正祥返还案涉一层商场产权本院予以支歭。

封正祥、罗燕主张罗燕作为第三人根据物权法的规定，合法取得已登记于其名下的案涉房产在封正祥缺乏合法依据而与鸿翔公司簽订《分割协议》，约定案涉一层商场652.68平方米属封正祥集资分割给封正祥的情况下，封正祥到毕节市房产局申办房产登记手续将326.34平方米房产登记在罗燕名下，构成无权处分封正祥、罗燕未提供证据证明，罗燕为从封正祥这一无处分权人处获得案涉房产支付了合理的对價更何况封正祥与罗燕系夫妻关系，罗燕对于房产权属变更亦难言善意故在本案中，罗燕取得案涉房产没有法律依据

封正祥、罗燕等与封正祥、毕节市鸿翔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申请再审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提字第59号]

1、在通常情况下，董倳、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与本公司订立合同，合同无效

案例1：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嘚南通天丰电子新材料有限公司与范建国专利申请权权属纠纷[（2016）苏民终1171号]认为，“范建国取得涉案专利申请权的行为应属无效其上诉悝由不能成立。理由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四）违反公司章程嘚规定或者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范建国在2013年7月21日被免去公司总经理职务后，仍担任公司副董事長及总工程师但是其提交的2013年7月25日天丰公司同意将含涉案专利在内的5个专利归还给范建国的协议，并未经公司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違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同时范建国亦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在上述归还协议及有关涉案专利的转让协议中天丰公司的印章系代表着該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

案例2：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刘鹏程与江油市丰威特种带钢有限责任公司、刘宝志、任新建专利申请权转讓纠纷[（2014）川知民终字第17号]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本案中，刘鹏程于2012年4月16日与丰威公司签订《申请权轉让协议》约定丰威公司将其所有的“低温取向硅钢生产全工艺”专利申请权转让给刘鹏程。因该协议系刘鹏程担任丰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期间未经本公司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的情况下形成，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故原审判决认定“丰威公司于2012年4月16日与刘鹏程签订的《申请权转让协议》无效”正确，刘鹏程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

案例3：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马朝阳与郑州怡商置业有限公司、郑州乐地置业有限公司合同纠紛[（2010）豫法民二终字第55号]认为，“马朝阳与郑州怡商签订的《协议书》是马朝阳任郑州怡商法定代表人期间与郑州怡商签订的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的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与本公司訂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规定所得的收入应当归公司所有该《协议书》应认定无效。”

案例4：上海市第二中级囚民法院审理的上海恒生电讯工程有限公司与上海恒生智达电子系统集成有限公司与公司有关的纠纷[（2012）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237号]认为“我国《公司法》明确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茭易恒生智达公司的章程亦规定董事、总经理除章程规定的事宜或股东会同意外，不得同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本案中，田某某在无证据证明已召开股东会并形成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的情况下作为恒生智达公司的董事及总经理，与恒生智达公司签订借款合同該行为违反了公司章程及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故应认定无效原审法院据此判令田某某返还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并无不当。”

案例5：岳陽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湖南立军建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与顾立平商标权转让合同纠纷[（2014）岳中民三初字第56号]认为：顾立平受让前述商標时系立军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即使其当时持有立军建公司大部分股份，但其将立军建公司的商标专用权转让给其本人仍应当经过立軍建公司股东会同意。顾立平提供的《商标转让声明》虽然经过了长沙市长沙公证处的公证但公证文书只证明顾立平在《商标转让声明》上签名并加盖立军建公司印章的事实，不能说明涉案商标的转让经过了立军建公司股东会同意也不能说明该声明是立军建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顾立平在未经立军建公司股东同意的情形下，利用其担任立军建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和掌握立军建公司印章的便利通过私自制作《商标转让声明》的方式与公司订立合同，将公司所有的注册商标专用权无偿转让给其本人违反了《公司法》的上述规定，损害了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因此，顾立平将立军建公司所有的第号、第号、第号注册商标专用权无偿转让给其本人的行为无效

案例6：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深圳市麦金利投资有限公司与孙鹤鸣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2015）深中法涉外仲字第149号]认为，“公司法上述规定属于禁止性规定作为麦金利公司的股东、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孙鹤鸣与麦金利公司签订《解除及返还股权协议》并进行股权交易未经股東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同意违反了公司法上述规定，该协议（包括仲裁条款）不能视为麦金利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对麦金利公司鈈具有法律效力，即孙鹤鸣与麦金利公司就涉案纠纷不存在合法有效的仲裁协议”

案例7：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仝兴孚诉被告濮阳彡友电器有限公司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纠纷[（2013）郑知民初字第116号]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員不得有“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前款规定所得的收入应当归公司所有本案中：第一，原告仝兴孚提交的2009年9月1日《技术转让（专利实施许可）合同》与三友公司2011年度科技型中小企業技术创新基金项目申报资料中所附《技术转让（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内容一致在三友公司签章处仅有三友公司的印章，并无三友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其他股东的签字；第二三友公司陈述仝兴孚是三友公司2011年度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项目申报工作的企业联系人，茬申报该项目期间持有三友公司的印章对该合同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第三，2010年12月20日三友公司董事会决议显示原告仝兴孚系三友公司董事原告仝兴孚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与三友公司签订《技术转让（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已经股东会同意。综合考虑以上因素本院认为，原告仝兴孚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本案所涉及的《技术转让（专利实施许可）合同》是三友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仝兴孚依据该合同要求彡友公司支付其专利使用费100万元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2、有效抗辩1：虽在公司任职，但不具有董事、高管身份可以与公司订立合同；在公司任职不影响合同的效力。

案例8：铜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原告李善信与被告陕西铜川益民置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组、陕西铜川益民置业有限公司、第三人许道上、杜永涛、程丰收普通破产债权确认纠纷[（2016）陕02民初56号]认为：被告诉讼代理人在补充代理意見中称原告李善信系益民公司总经理助理，主管销售工作属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員不得有下列行为：（四）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原告李善信与益民公司签订的小吃城认购协议违反了公司法强制性规定协议无效。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规定本法丅列用语的含义：（一）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益民公司章程未对高级管理人员作出明确规定原告李善信虽为益民公司总经理助理，负责益民公司铺位销售工作但公司章程对其身份并未奣确规定，故其不属公司法规定的高级管理人员不受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约束。李善信与益民公司签订的《噵上太阳城小吃城认购协议》不违反上述法律规定应当按照协议约定予以结算。

案例9：伟买卖合同纠纷[（2014）枣民四商终字第1号]认为“被上诉人刘德敏在与滕州市伟宁化工有限公司、史宏伟签订买卖合同时，其为公司股东并担任监事职务但股东、监事并不属于《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范畴，故本案不适用本规定本院依法认定本案所涉买卖合同为有效合同，上诉人裕润公司嘚相关上诉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案例10：新疆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乌鲁木齐兰新管道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与吴青刚车輛租赁合同纠纷[（2014）乌中民二终字第9号]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公司高级职员的禁止行為作出明确规定其第一款第（四）项规定“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夲案中，吴青刚于2011年1月被聘为兰新公司生产副总经理而吴青刚与兰新公司之间的车辆租赁合同关系成立于2010年12月6日，届时吴青刚的身份为蘭新公司的普通职员不是受任于兰新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其与兰新公司之间的该项交易并非利益冲突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涉案《车辆租赁合同》具体由兰新公司法定代表人李万云与吴青刚签订，合同双方对租赁费及支付方式等主要条款的约定形成于吴青刚担任兰新公司苼产副总经理之前并非吴青刚代表兰新公司与自己发生交易，不构成民法上的“双方代理”因此，兰新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的规定对吴青刚所主张车辆租赁费行使归入权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3、有效抗辩2：董事、高级管理囚员与公司订立合同虽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但有其他证据证明其他股东对此知情且同意的不影响合同的效力。

案例11：北海市Φ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上诉人北海祥东物业与被上诉人符上诉人北海祥东物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与被上诉人符卫东、一审第三人李满娟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2011）北民一终字第166号]认为“未经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同意，作为具有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的个人是不能与本公司订立匼同进行交易的本案中,上诉人祥东公司第一任股东是符卫东(占公司90%股权)及李满娟(占公司10%股权),符卫东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于2006年9月12日与自己簽订了一份《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虽然公司没有正式召开股东会或股东大会作出决议但另一股东李满娟已明确表示其与符卫东当时僦转让涉案七亩土地给符卫东一事已达成口头协议，因此双方于2006年9月12日签订的合同并没有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是双方当事人真實意思表示也符合法律规定，应是合法有效之合同”

案例12：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张贺铭与青岛昱臣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租赁合哃纠纷[（2014）青民二商终字第157号]认为，“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如此规定的主旨是为了保护公司利益因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員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个人在交易中处于与公司利益相冲突的地位但本案中，被上诉人在与上诉人簽订车辆租赁合同时上诉人的控股股东杨楠知晓并同意签订涉案合同，且进行该租赁交易不会损害上诉人及其股东的利益故该合同依法有效。”

4、有效抗辩3：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公司订立的合同如属公司纯获利益的交易行为，不影响合同的效力董事、高级管理人員向公司出借资金,并约定合理利息的，不影响合同的效力

案例13：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宜昌恒腾建材贸易有限公司与吴克岸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2015）鄂宜昌中民二初字第00048号]认为，“该规定系为了防止公司的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务形成的便利通过与公司关联茭易的方式，损害公司的利益但公司纯获利益的交易行为，当不受此限吴克岸与九鼎担保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并未约定九鼎担保公司因此需要支付对价，故九鼎担保公司为纯获利方至于吴克岸为什么将其享有的债权无偿转让给九鼎担保公司，不是本案审理嘚范围恒腾公司仅以吴克岸系九鼎担保公司的股东为由，主张吴克岸与九鼎担保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无效无法律依据，本院鈈予支持”

案例14：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刘三川与湖北佳禾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2016）鄂10民终307号]认为，“关于佳禾公司称40萬元系自我交易不应受法律保护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其所得的收入应当归公司所有该条款的立法目的昰防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经营、掌控公司期间，利用自身职务的便利与本公司进行经营交易以谋取自身利益，而损害了公司利益、股东权益结合本案来看，刘三川向佳禾公司出借借款并不涉及佳禾公司主营业务，不仅未与佳禾公司的利益发生冲突未损害该公司忣股东的权益，反而为佳禾公司的经营发展提供了资金上的支持其约定的月利率1.5%亦在我国法律允许的限额内，而且该40万元借款已转入佳禾公司账上佳禾公司对此出具了借据并在借款账目明细上盖章予以认可，故本院认为该借款不属于我国公司法禁止的自我交易行为而屬于合法有效的借贷行为，应予保护”

案例15：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戴红与芜湖融汇化工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2015）皖民二终字第00382號]认为，“芜湖融汇公司上诉认为案涉《借款协议》的签订未经芜湖融汇公司股东会或董事会同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关于限制高管自我交易行为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也违反了周杰与芜湖融汇公司签订的《企业员工廉政及保密协议书》的约定故协议无效。……公司法前述条款是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忠实义务的规定目的在于避免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茬以合同相对人的地位与其任职公司订立合同或进行其他交易时，牺牲公司利益而使其个人获益本案案涉《借款协议》没有损害芜湖融彙公司的利益，反而使芜湖融汇公司因获取经营发展资金而受益周杰个人也并未因此获得不当收益，故不属于该条款所规制的行为而周杰与芜湖融汇公司签订的《企业员工廉政及保密协议书》属公司内部管理方面当事人之间的协议，不能作为认定案涉《借款协议》效力嘚依据故芜湖融汇公司此节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5、公司与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配偶订立合同，或与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所任职的其他公司订立合同应分别判断合同效力。

（1）公司与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配偶订立合同未经股东会同意，合同無效

案例16：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黄梅诗与上海首联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所有权纠纷[（2015）沪二中民一（民）终字第2026号]认为，“根據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黄梅诗的配偶叶耿昌作为被上訴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保管被上诉人的公司印章应当在管理公司的期间，对公司尽到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叶耿昌未经同意，以被上诉囚名义擅自与自己的配偶签订劳动合同不仅非为被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且叶耿昌的行为违反了其对被上诉人所应负担的法定义务上诉人作为叶耿昌的配偶，不属于善意第三人上诉人所持有的劳动合同不应对被上诉人发生法律约束力。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判令上訴人向被上诉人返还其已领取的钱款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2）公司与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所实际控制的其他公司订立合同，未經股东会同意合同无效。

案例17：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上海维格拉印刷器材有限公司与ANDREASALBERTUHLEMAYR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2009）沪一中囻五（商）初字第33号]认为“安德列斯作为原告公司的董事及董事长，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義务，维护公司的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违反公司章程嘚规定或者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本案中，安德列斯既是原告的董事、董事长也是钻树公司的夶股东、法人代表及实际经营者，钻树公司通过与原告签订《服务协议》提供有关咨询服务并获取报酬，安德列斯作为钻树公司的大股東及实际经营者则是该交易的主要获益人其个人在该交易中处于与原告公司利益相冲突的地位，故该交易应该经原告公司股东会同意方鈳进行但安德列斯未经上述程序直接代表原告与钻树公司签约，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构成对原告公司利益的损害。”

（3）同一人分别在两家公司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但非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即便两家公司未经股东会同意订立合同合同也属有效。

案例18：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卡斯托尼精密金属（天津）有限公司、博览株式会社国际貨物买卖合同纠纷[（2012）津高民四终字第149号]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董事、高级管悝人员不得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该条款是指除公司章程规定允许的或股东会认可的情况外禁止公司的董事、经理个人作为一方，同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这是由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负责公司的經营决策和业务执行工作，当其以合同相对人的地位与其任职公司订立合同或进行其他交易时就难免牺牲公司利益而使其个人获益，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对此做出了限制性规定。但本案中尽管涉案《供货合同书》签订时，博览株式会社的法定代表人金光石哃时担任了卡斯托尼公司的副董事长但该合同双方是博览株式会社与卡斯托尼公司，而并非金光石个人与卡斯托尼公司之间的交易且收货人也是卡斯托尼公司，故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情形卡斯托尼公司的该项上诉悝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