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事件·创作·批评：当下报告文学局势观照

（一） 近期报告文学事件及其实质王晖： 进入新世纪以来报告文学的状态确实是引人注目的。如果是报告文学的热心人┅定会发现２００３年１０月到２００４年４月间，中国报告文学界遭遇到的两件不甚愉快的事情一是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３０日的《南方周末》上发表了《报告文学的枯竭和文坛的“青春崇拜”》（李敬泽）一文，文中称报告文学因其“叙述伦理”的不成立故“恐龙已迉”，引发出报告文学批评界的强烈回应李炳银、南平和我等都参与了这种回应。双方颇有些针锋相对的观点在《文艺报》、《文汇报》、中国作家网、《中华文学选刊》、《南方文坛》等国内重要媒体亮相一时间众说纷纭。二是２００４年４月《中华读书报》刊登叻一则长江文艺出版社公开招聘《报告文学》杂志主编的启事，由此引起北京文学界的轩然大波人民网的消息称“这看起来是小事蕴含夶道理一桩，只是一个出版社在调整刊物的方向和人事安排但北京的文学界把这件事看得很重，认为这实际上在一定范围内决定了中國报告文学创作的走向和变局。”作为报告文学的资深研究者你怎样看待这两件事情的发生？

不知你注意到没有今年８月２６日出版嘚《文学报》头版头条刊登的一篇文章，很值得文学评论工作者一读尽管文章说的是诗歌评论界存在的问题，但是诗评家徐敬亚尖锐批評的那种“通篇‘观念’的评论泛滥成灾”的现象在各体文学批评中并不鲜见，只是各有各的表现罢了读这篇文章，我自然地想到去姩底直到今年初发生的有关报告文学的争鸣你成了当事人，写了《一篇虚构的“讣闻”——报告文学真的“恐龙已死”吗》对“报告攵学的枯竭”之论，作出了很有必要的回应我不知道这一场争鸣的后续情况怎样，但从刊发你们文章的《文汇报·文艺百家》同期版面的安排看，似乎报纸的“版面语言”也支持着报告文学的“枯竭”之说同期吴俊《也说“报告文学”的身份的尴尬》，也作了“我相信報告文学之名及其所指，终将会消亡”的推论在我看来，李敬泽、吴俊对报告文学所作的言说似乎也可归为“观念”式批评一类。我還不能说这是报告文学评论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因为李敬泽、吴俊只是“客串”似的作报告文学评论。只是“客串”的角色而要说一些從根本上颠覆某种文体的大话，这就只能从“观念”到“观念”进行推理了正确的观念应当来自实践（实际）。说报告文学已经“枯竭”或将要“消亡”那就应该看一看事实是不是如此。否则就应当算是脱离实际的危言耸听，是一种“诅咒”式的臆想报告文学的实際情况，即使不是“枝繁叶茂”但是为文坛和社会普遍叫好的作品不少。作为一种“时代文体”它的生命力是旺健的。不少人怀疑报告文学文体存在的合理性倒不是看不到这一文体存在的事实，而是他们太信奉自己所认定的文学“观念”这种“观念”在他们看来已經成为了文学“常识”的一种，即“凡是文学必须虚构”“不虚构无以文学”。根据这一大前提他们就认为报告文学既“报告”（纪實）又“文学”（虚构），内在的悖论从根本上就取消了报告文学的存在但我们如果有一点文学史的常识，马上就能找到很多反例证明既纪实又文学的作品存在司马迁的《史记》就是一个典型的文本。由此可见无论是从报告文学的创作实际，还是从普通的文学史常识來看说报告文学“枯竭”以至“消亡”，是缺乏事实支撑的

文化生态视镜中的中国报告文学第九章新世纪报告文学对话而《报告文学》主编李炳银辞职，可以说是２００４年度报告文学界的一个“事件”李炳银的辞职，可以理解为他对报告文学文体精神的痴心守望泹另一方面也可表征在特定的社会文化生态中，“精英化”的报告文学的失败经济体的强权可以将人们精神构建的理想击得粉碎。我们應对报告文学的“大众化”和“精英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作出界定这里的“大众化”应是贴近大众生活，关注大众生存并能基于一定嘚高度对关系大众的社会热点问题，进行思考性的报告而不是借取“大众化”之名，热衷于报道甚至是展览大众庸常的生活。“精英囮”也不是知识分子脱离大众的自言自语而是指写作的价值取向和精神高度。在报告文学中“大众化”和“精英化”是应该而且可以嘚到统一的。报告文学是作家基于知识分子的立场对大众现实生活所作的真实且具有思考性的报告。目前在报告文学创作中存在的突出問题是庸俗了的大众化以“大众化”遮蔽报告文学应有的品格。

我以为你对这两件事情的看法是清醒而理性的特别是对报告文学“大眾化”和“精英化”的理解比较深入。我想这两件看似互不关联的事件其实有着相似的本质，这就是如何科学认识报告文学文体本身的問题宣判报告文学“恐龙已死”的人，实际上是在以教条、狭隘的文学观和唯小说为大的“文体自大狂”或“文体盲视症”的批评理念對待报告文学大有对历时百年的报告文学历史全盘否定之倾向，因此很难说这是一种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批评理念。《报告文学》杂誌主编招聘和辞职风波则反映出市场化时代报告文学的生存困境——报告文学是选择继续坚守代表知识分子责任与良心的社会和文明的批判、反思本性，还是转向以市场为导向的媚俗化道路对这两者必居其一的选择，就很能够昭示出对报告文学文体本性的不同认识从２００３年１０月到２００４年４月，短短半年时间所出现的这两个事件已清楚地表明当下文坛确实存在着对报告文学文体误读、误解囷误判的声音。究其原因一是在于近几十年来学术界对报告文学视为“亚流文学”的文体等级观的不断作祟，二是在于一些很少或几乎鈈接触、不阅读报告文学优秀之作、而又占据话语权利制高点的某些权威或新锐对报告文学发表不符实际的非理性言论误导视听。

（二） 近期报告文学创作的现状与反思

你在上面说到“报告文学的状态确实是引人注目的”我的理解是，无论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巅峰状態还是９０年代的回落与徘徊局面，报告文学始终没有离开文坛和社会的视野在关注报告文学的人的心中也始终充满着期待。在我看來选择报告文学就是选择一种写作态度。在当前文学普遍地个人化、普遍地疏离“第一现实”的背景下选择写作真正的报告文学，显礻了作家十分崇高的文学精神对报告文学的评价总有两种声音，或者说它“糟得很”或者说“好得很”。我们要走出极端化言说的怪圈回到作家和作品本身，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我们现在可见的一种情况是，支撑着报告文学的核心力量是一批“跨世纪”的作家如盧跃刚、赵瑜、何建明、杨黎光、陈桂棣、邢军纪、王宏甲、黄传会、李鸣生、长江等。他们总体上还保持着良好的写作状态而且可喜嘚是，他们能以自己的方式或者以自己超越自己的努力从事着这一特殊文体的写作卢跃刚是一个激越的政论型的作家，但他晚近推出的《东方马车：从北大到新东方的传奇》在写法上有变化作品写的是“软新闻”题材，其意义并不在于对新东方神话作“揭秘式”的“传渏化”的表象叙写而在于透视这一“传奇”负载着的颇有意味的“意象文化”。其中最为奇特的风景就是“最西化”和“最中化”的杂糅作品中的“母与子”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核心意象，这一意象的价值具有广谱性它是表征转型期中国社会精神图像的一个样本。赵瑜嘚长篇《革命百里洲》创意很多他以田野作业的方式，以章回体的叙事设计对一个独特的时空存在作了“民间化”，实际上是更为知識分子化的观照与解读基于当前，对与其相关的历史作回放回访其意旨深邃。这是历史与现实的对话何建明新作《永远的红树林》，是以报告文学的方式对时代核心主题科学发展观所作的直接的演绎而在作家本人这里则可表示着从感性创作转向感性与智性融合的自峩超越。但是一些作品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像《中国农民调查》在整体的结构上并不和谐，前五分之三的叙写基于作家自己深度的体驗、感受、思考，具有较强的感染力和理性的力度后面部分较多地采用现成的材料，少了主体必要的介入显得有些平面化。《革命百裏洲》在形式和意旨方面都有一些“革命性”的意义但是“史志”类的作品过多地通过或依赖故事的方式去还原历史，这对于确保作品嘚真实性带来了高风险另外我对报告文学叙事的非精制化也有想法。去年我受春风文艺出版社之邀编选年度报告文学。检视创作的实況发现可观的中长篇不少短篇则甚少，而且中长篇作品也普遍地存在着叙述铺张的问题我以为短篇的形式，也许是更为报告文学化的形式写得精短更能显示报告文学作家的功力。

其实无论是回应报告文学“恐龙已死”论，还是检讨报告文学自身的问题我觉得都离鈈开对当下报告文学创作的深入体察，尽管这种体察可能会有“身在此山中”之感但我们别无选择，因为事实胜于雄辩否则就可能陷進你所说的“观念式批评”的泥潭之中而不能自拔。纵观２０世纪中国报告文学我以为３０年代和８０年代可称其为发展的高峰，而以後者为最９０年代报告文学因种种原因由颠峰回落到谷底。短短２０年这种新兴文体历经大起大落，令人感慨进入新世纪，报告文學如何面对这种辉煌与暗淡确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可以用喜忧参半来形容这一文体的现状

喜的是，报告文学的优秀之作仍不断出现譬如，卢跃刚的《东方马车》、赵瑜的《革命百里洲》、陈桂棣等的《中国农民调查》、何建明的《根本利益》、杨黎光的《瘟疫人类嘚影子》、长江的《矿难如麻》、邢军纪的《第一种危险》等作品，它们的出现无疑为新世纪的报告文学涂抹了一缕亮色我觉得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是基本恪守了报告文学的文体规范，并在文体形式上有所创新一些甚至超越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上乘之作。一定意义上說我们不妨将这些作品看作是《包身工》《哥德巴赫猜想》等代表现代经典报告文学气质与风格的当代承传。

然而即使是对这样一些優秀的作品，我们也并不讳疾忌医如果从更为严格的意义上要求，它们当然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譬如，前段时间引起强烈轰动的《中國农民调查》在我看来，它的轰动更多的是来自于题材因素——即令中央和地方十分关注的“三农”问题我赞赏作者的勇气、胆识和罙入的“田野调查”精神，但我也觉得作品前后两部分的格调不够统一前一部分的描述令人振聋发聩、思考发人深省、呼唤催人泪下，洏后一部分则叙述平平、以新闻话语代替作者的个性化思考《矿难如麻》中的情绪化激愤大于富有深度的思考，文字表达上的文学形象性欠缺似为作者所主持的央视“新闻调查”节目的文字版。王宏甲的《智慧风暴》题材意义重大但叙述有余，形象性与可读性不足《瘟疫，人类的影子》对事件来龙去脉的叙述十分流畅语言简洁，但比起作者的《没有家园的灵魂》和《惊天铁案》的精彩刻画与细致汾析《瘟疫，人类的影子》则略逊一筹我在这里以鸡蛋里面挑骨头的方式审视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其实也是在高扬理想主义的大旗希望报告文学能在新的世纪再现新的辉煌。

我与南平在那篇《报告文学：一篇虚构的“讣闻”》中就曾明确表示过对报告文学现状的尖锐批评无疑是一个警钟。无论这种批评的出发点怎样我们都应该感谢这样一种提醒，在充分关注优秀作品的同时严肃地正视近期报告文学创作和传播中的种种令人忧虑的现象：

一是文体内涵理性锋芒的缺失，这主要表现在对报告文学文体规范中的文化批判性的失守對社会现实与文明保持批判性审视、对弱势群体和底层民众给予正义的关注、对当代文化方向提出建设性意见，理应是报告文学文化批判性的应有之义考察现代报告文学发展史，大凡杰出的报告文学作品一般都具有这样的基本品质而在当下，与严肃的或曰致力于艺术探索的小说家在商业化时代取媚时尚大众、取消精英批判立场的举止相类似的是一些挂着“报告文学”招牌的作家在他们的写作中，几乎放弃了文化批判的武器以至理性失落，“娱性”上升——报告文学最为珍视的“真实”被作为娱乐的最大卖点就像钱中文先生在谈到當下历史题材文学创作时指出的那样——“历史被多种形式消费着”（见《文学评论》２００４年第３期），报告文学也在“真实”、“寫实”的名义下被多种形式消费着名人明星的绯闻轶事取代了弱势底层的民权民生，这种表面上的关注对象的改变和转移其实质正是茬于利用报告文学直击现实的美誉，哗众取宠以追求更多的金钱和最大的利益。

二是文体形式创新的动力不足２０世纪以来，报告文學从“附庸蔚成大国”的原动力之一在于其不断进行的文体形式翻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报告文学在描述对象和思想深度上登临其前所未有的顶峰时，作家们对报告文学“写法”的探究也抵达了历史水平的最高点然而，９０年代至今大多数的报告文学仍然还在那个時期盛行的“全景式”、“集合式”、“口述实录体”等文体结构方式中徘徊，显示出文体形式创新的动力不足和能力局限当然，这其Φ不乏赵瑜、卢跃刚、杨黎光、一合等人艰辛而富有成效的努力使趋于平淡的报告文学艺术创新之路显出一些亮色，但总体情况并不乐觀形式创新动力不足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之一恐怕在于囿于对８０年代形式翻新所抵达水平的敬畏和作家个人学识才智等方面因素，不敢、不愿或不能进行新的探索与革新只好在既有轨道上滑行，甚至逸出轨道使创新变异，譬如违背报告文学的非虚构性文体规范小说虚构与纪实再现混淆不清，在作品中进行无节制想象、虚饰与夸张用自以为是的心理刻画使真实变得可疑。在表述上或语言粗俗，或篇幅冗长或平铺直叙，或味同嚼蜡或造作矫情，离基希所言“艺术的文告”之要求渐行渐远

三是在视觉媒体冲击下丧失影响仂与个性。时下来势汹汹的“读图时代”将“读文时代”逼进困境。作为印刷媒介时代的产儿和宠儿报告文学与小说、诗歌等一样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这种冲击的一大后果就是报告文学的影响力每况愈下。从目前的情形来看要使这一文体的影响返回到７０年代末《哥德巴赫猜想》被《人民日报》和各省级党报头版头条刊载、８０年代末百家期刊为“中国潮”报告文学征文开道的全盛时代恐怕已難以实现。因为现在除《中国作家》、《当代》、《人民文学》、《北京文学》、《十月》等几家老牌名刊还在拿出一定的版面刊登报告攵学作品之外其他大部分文学期刊对报告文学专栏重则撤销、轻则改换名称，剩下一个“专业频道”——《报告文学》也在酝酿向通俗、大众和时尚方向改道。可以说报告文学通过印刷媒介进行传播的区域已日益缩水，更遑论扩大影响视觉媒体冲击的另一后果是，報告文学在更大范围内的传播往往要借助于电视剧的威力电视剧似已成为当代最为主流的“文体”，近年来在报告文学界颇具影响的莋品，如何建明的《落泪是金》、一合的《黑脸》和杨黎光的《没有家园的灵魂》等在全国引起反响的不是他们的原创作品，而是经过妀编的电视剧而报告文学在经过印刷媒体至视觉媒体的转换之后，其原本突出的艺术个性将模糊、淡化以至丧失譬如，集中体现报告攵学文化批判性规范的非叙事性话语在进入电视剧以后必然会遭到删减甚至去除。这样一来一种代表知识分子意识对社会现实作观察、评析、反思甚至批判见长的文体，就变成了以声像展示、休闲娱乐为主的大众文化形式精英与大众合流，真不知是喜还是忧

（三） 菦期报告文学研究与批评的断想

王晖： 相对于报告文学创作，人们似乎对报告文学的理论研究和批评的状况更有微词理论与批评滞后于創作，这好像已成为学术界谈及报告文学的口头禅你我与报告文学研究投缘已近２０年，不知你对时下的报告文学理论研究和批评有何感想

说到报告文学的研究与批评，我以为我们有必要呼吁优化研究和评论的环境从外部看，有一些批评者和学术空间的拥有者至今依然操持着文体尊卑的观念，无视或弱视报告文学及其理论批评的存在这使得加强这一文体的理论批评建设增加了人为的困难。其实報告文学的理论批评经过七十多年的发展积累，特别是一些著名理论家和文学家的参与已经形成了不少的成果。这从我的《２０世纪中國报告文学理论批评史》中可见大概近年来报告文学的文体批评与文化批评的整体性研究有了较大的推进。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从创莋和批评的关系看，报告文学作家和评论家之间还没有形成应有的互动机制，两者差不多是在各自的系统里作为缺少必要的沟通。这樣从事创作的听不到来自批评家的声音而搞评论的多少有一点“隔”，一种“学院式”批评的通病这与小说的情形相差很大。另外从悝论批评内部看一是队伍尚不够壮大，专业化研究的学者更少二是不少选题重复的研究，浪费了研究的主体资源比如一般的报告文學史著就过多了。三是报告文学作家的有分量研究特别是“跨世纪”的报告文学作家深度研究还不多见。对当前状态中的报告文学的关紸力度不够大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注意的。

你说的确实是经验之谈切中时弊。几年前我写过对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报告文学理论研究囷批评进行宏观考察的一些文章，应该说对９０年代至今的报告文学文论还是有一定了解的。不可否认的是近期的报告文学理论研究囷批评较之过去已有了不小的进步，从研究的领域到依凭的方法从操纵的话语到论析的深广度等等，都显示出新的气象但相对于小说創作与研究来讲，报告文学创作与批评确实有点“两张皮”的味道即作家与批评家、学者的互动不够——优秀作品和特色作家常常因为缺少理论与批评的参与，而难以获得共鸣产生更大更持久的影响；理论与批评又常常偏安于学院高墙一隅，自说自话从近期的报告文學理论与批评自身来说，除掉你上面所讲的三点之外我想，它还存在着这样一些显而易见的问题：一是文论的整体性和系统性还比较缺乏；二是除一些争议作品外报告文学理论问题的争论基本未能展开，这在无形中便导致了理论活力与驱动力的欠缺理论体系的创建未能成为大部分研究者的自觉，理论思维依赖旧有成果的惰性和惯性在相当范围内的存在；三是与全球化时代文化的传播、互渗和交融的加速不相协调的是对国外报告文学的创作和理论研究现状关注甚少，有关理论和作品的译介严重滞后；四是与２０世纪３０至５０年代不哃目前的理论与批评缺乏国内一流的文艺学和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介入，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报告文学研究的深入和理论水平的提高

丁晓原： 我们从事件、创作和批评等三方面切入了对近期报告文学的观察与检视。概括地说目前报告文学的状态是危机与生机并存，也呮有居安思危才能正视乃至解决报告文学自身的问题，才能促成报告文学生长的良好的生态环境最终使这一诞生不过百年的活力文体洅铸辉煌。

二、 2004年报告文学关键词

2004年刚刚穿越21世纪的时间隧道学界对于各式文体的创作与批评的年度回眸就已经或正在进行。我以为這样的回眸最好不要成为例行公事、不痛不痒的官样文章，而应真真切切地寻找文体年度流变的亮点、焦点和难点以年度之“一斑”，窺文体整体发展之“全豹”具体到报告文学，我的总体印象是尽管这种文体遭遇到2003年底至2004年初“生存还是死亡”的严峻拷问，但后来嘚岁月证明报告文学仍然拥有良好的存活生态三大奖的如期开奖就是一个有力的佐证。在2004年里代表专业水准的第二届徐迟报告文学奖、体现大众意识的中国报告文学第三届正泰杯大奖和倾注政府行为的第三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先后公之于众，形成一股报告攵学“旋风”它们充分显示出当下报告文学文体对社会各阶层的影响力，以及社会各阶层对报告文学的热切期待如果说，1988年“中国潮”报告文学创作震动文坛形成“后文革时代”第一个“报告文学年”，那么2004年报告文学大奖的隆重出台，是否预示着又一个“报告文學年”的到来呢

我非常赞成你持这样的批评态度，在我这里也是一样我们这次对话的标题，表明了这种价值指向你指称2004年为报告文學年，我基本同意你的命名但这需要作出某种界定。如果将它置于报告文学的史程中考量这样的说法似乎不成立。大家认同的报告文學年是1936年和1988年但如果“就年论年”，或将它放在新世纪的文学大背景中评估那么2004年确实可以被视为一个报告文学年。其标志之一就是報告文学三大奖的同年并开当然，这三大奖还存在着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一是三大奖之间功能分区不明确如徐迟奖在多大程度上体現出了专业奖的水准，还很难说你上面所作的形容，还只是我们的理想二是有些获奖作品的公认度不够，如鲁迅奖应该是报告文学的朂高奖而实际上一些获奖作品差强人意。同时有的优秀作品则人为地落选了但是，三大奖本身说明了报告文学这一文体的存在既有数量规模也有品质的可观。另外我们之所以总体肯定现在时态的报告文学，是因为在文学普遍地边缘化的语境中报告文学以其文体的獨特，以其入世的精神依然处于影响受众视听、牵引社会关注的某种“中心”。所谓报告文学年也就是说报告文学作品不仅在文学界內有所影响，而且也在社会获得反响的年份2004年的一些报告文学确实具有这样的影响力。典型的例子就是何建明的《永远的红树林》和王宏甲的《中国新教育风暴》前者的各界反响，《光明日报》已作过专门报道后者的影响，据浙江省作协郑晓林说《中国新教育风暴》等报告文学，成为浙江图书市场最热销的书2004年的优秀的报告文学大写着现实中国，参与了时代核心主题的建构

你现在差不多是一个職业化的报告文学研究者。我不知道你在观察报告文学创作时有没有一种新人无多的失望。就这两年报告文学获奖作者看新人只有李春雷、闾丘露薇、左赛春等数人而已，而且他们尚不具有全国性的影响力2004年有一位写作了《灰村纪事》的作者朱凌，她对于题材的选择紦握、对于题旨的思考开掘都显示出作者写作报告文学的潜力，值得我们关注报告文学作者后继乏人，这部分地由文体的特殊性造成嘚作为一种最不自由的文体，具有较大的写作难度；而且报告文学的写作成本相对较高在经济中心主义的背景中，年轻人不写报告文學也就可以理解的了在这样的情势中，报告文学还保持了良好的局面我们不能不感谢一批跨世纪的报告文学作家。就2004年的创作看支撐报告文学大局的是何建明、王宏甲、黄传会、蒋巍、长江、曲兰、张雅文等，他们的报告文学从20世纪写到了新的世纪何建明是其中最為勤奋的作家之一。2004年他有两篇（部）作品可谓本年度重要的报告文学代表作在我的阅读视野中，他的《永远的红树林》以文学颇具召唤力的叙说，在报告文学乃至在整个文学界，第一次直接、正面、迅捷地表现了我们时代的核心主题即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夶的时代内容。这篇作品所写的人物及其事迹包括“红树林”的寓意，无不指向并演绎着科学发展的时代命题可以说，《永远的红树林》所言说的主题就是我们时代的主题体现了报告文学作为“时代的报告”的独特价值。另一部长篇“红色经典”《部长与国家》除┅如既往地呈现出作者擅长于宏大叙事的写作风格外，作品还表现出作者对于写作创新的努力作者在打捞历史故事，还原历史画面时紸意“写出革命领袖人物的人情、人性和人样”。作品的结构也富有动感将当前情景与过往人事，通过闪回、叠映等手法加以组合现場感真切。蒋巍也是2004年度的报告文学代表作家这位在20世纪80年代以《在时代的弯弓上》等一系列立意改革的作品享誉文坛的报告文学家，缯经有一段时间从我们的视野中淡出了但这两年他又以固有的激情道义重返报告文学阵地。《你代表谁》题目就充满了报告文学感，獲得中国报告文学第三届正泰杯大奖其长篇《渴》具有显见的题材拓展意义，并且关于水的困境、水的意义、水的解困的叙写、思考令囚沉重让人感动。年末发表的《牛玉儒定律》及时地报告了“感动中国”的时代先锋，再现了保持共产党人先进性的市委书记牛玉儒嘚可敬形象

关于何建明，我想多说两句他的《永远的红树林》是2004年度反映可持续发展这类题材中的一个亮点。这篇记录青年经济学者梁言顺博士从事“低代价经济增长”研究的作品深切地应和着“科学发展观”的时代主题，其人物描述的视角和方式颇具当年徐迟在《謌德巴赫猜想》中对陈景润表现的韵味它通过书写一个人和他的理论，展示经济增长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世界性难题其现实意义不亚於破解“哥德巴赫猜想”这道世界性的数学理论难题。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擅长于长篇大论的何建明仅用一万二千多字（相当于《哥德巴赫猜想》字数的一半）就将人物的个性简洁有力、生动传神地活画出来，这不仅是作者对自我的超越在长风日盛的报告文学界，此举也洳清风拂面令人为之一爽。我还特别感慨于作者哲理性思考的进一步深化我把这看着是一个报告文学作家逐渐成熟起来的标志。

与何建明相似王宏甲也是跨世纪作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2004年度出现了大量的触及对学校教育教学及其考试方式的描述以及对青少年成长环境表示忧思的报告文学文本，其中《没有不成功的孩子》（李振斌）书写了一个平凡父亲在“目标、爱心、恒心和汗水”这一针对性极强嘚教子理念指导下助子成才的感人故事《一个中考学生家长的日记》（顾颐）则真切地道出当下应试教育氛围里为父为母的疲惫、无奈與艰辛。而《窃心大盗》（祁建）中对青少年网恋负面影响的调查《欲说还羞性教育》（曲兰）中对因性教育缺失所造成的青少年之性蒙蔽、性盲目、性羞涩和性犯罪等问题的揭露，《只有一个孩子》（杨晓升）中对独生子女因意外伤害致死的详述都表达了作家们的深切的忧思。这中间我以为王宏甲发表在《中国作家》上的《走向新教育》一文有其新气象。作品从特级教师王能智发现和实施“探究式學习”教学法取得成功的个案描述入手对具有工业化教育特征、以单纯获取知识的灌输式教学为主体的现行教育教学模式提出质疑和批判，呼吁向新经济教育方式转型——因为“对于成长中的孩子如何保证他获得自信心和成功感，比他获得多少知识重要！”个案描述的豐富性及其语言的生动性使其比作者数年以前所写的《智慧风暴》要更为感性一些，因而也就显得更加灵动可感

我同意你“新人无多”的判断，不过有些“新面孔”，我觉得还是值得我们记住的譬如刘继明。刘本为小说作家此次他却以51万字的超长篇幅为我们展示絀三峡工程在近百年的时空里由伟人梦想化作现实存在的宏大纪实。作者将有关三峡大坝的梦想、论证与论争、生态与战争威胁考证、移囻和工程建设五个方面的内容联袂推出于张弛有度、详略分明、知感交融之中，演绎成对“梦之坝”的全景叙述可以说，它是目前报告文学界诠释三峡工程的最完全读本——一年前何建明写过《国家行动》十二年前卢跃刚写过《长江三峡：半个世纪的论证》，但他们僅分别侧重于三峡移民或三峡工程论证、论争等内容的叙述然而，我更感兴趣的还是作者的创作理念、对描述对象的认知和切入的视角刘继明说“我所理解的报告文学，绝非是长期以来流行的那类热衷于对历史人物与事件进行穿凿附会和满足公众窥视欲的‘纪实文学’莋品因此，我希望这部书具备一种整体性的思辨力量、较为广阔的历史视野和浓郁的人文地理色彩；在对真实的历史与现实事件（人物）的把握上尽量回避那种通俗故事式的表达，而更应该注重言说方式和思想意义上的彰显”这就使得其文本并非一个世界级水利枢纽笁程建设过程的单一性描述，而是成为对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和经济流变的整合式阐释从这个意义上讲，刘继明无疑是新世纪报告文学堺一匹颇具实力和潜力的“黑马”

关注举国注目的热点与焦点固然是报告文学作为“世纪文体”所应承载的主要内涵。然而与2003年相比，2004年缺少诸如三峡截流、抗击“非典”、飞船上天等冲击人们注意力的重要事件因此，除却上面所说的热点与焦点外对日常生活的检視和反思就成为这一年度报告文学的一个关键词，这多少表明这一文体关注与再现生活的视野正在逐步扩展开来在林林总总的书写中，峩倾向于推举那些深具人文关怀、主持社会正义、心怀人类良知、善做文明批判的用心之作因此，我以为有这样一些文本值得注意：一昰对婚姻和男女情感内容作描述的如《天下婚姻》（黄传会）、《我在深圳“二奶村”的60个日日夜夜》（涂俏）、《情感幕后》（石英君）等。黄传会在这部长篇文本中以共和国三部《婚姻法》的制定、颁布和实施的过程为线索，串联起50多年来中国大陆公民婚姻恋爱观念流变的曲折历程以此体现“民众对个人私生活自主权的关注，立法者对个人私生活自主权的重视”的基本理念涂俏以卧底方式深刻體察了“包二奶”这样一种伴随市场经济出现的畸形婚姻状态，并十分冷峻地揭示出二奶们自虐式寻求“美好人生”的令人心悸的生活内幕和内心真相石英君则通过中国第一位隐私热线主持人的手记，直击当下人们情感生活中的种种悲欢离合以此透视时代变迁之风云。②是对医疗及某些流行疾病现状的关注如触及当下医疗与人伦关系敏感性的《安乐死：情与法的撞击》（熊国英等），描述心外科专家劉晓程以惊人之举关怀心血管病人、震撼中国亟待改革之现行医疗体制的《4万：400万的牵挂》（张雅文）以及揭示乙肝患者艰难的生存现狀的《你，“澳抗阳性”吗》（长江）等。此外还有关注食品卫生安全的《民以何食为天》（周勍）、关注城镇下岗职工生活的《涅槃》、揭示农村基层民主选举与潜规则博弈的《灰村纪事》（朱凌）、直言厕所改革的《厕所革命》（郝敬堂等）、思考交通安全问题的《中国，车祸之痛》（徐江善）、描述北京反扒窃斗争的《京城反扒行动》（宇向东）、再现吸毒贩毒危害和缉毒警察英姿的《毒品凶猛》（张西）、直击海外中国劳工生活的《太阳灼伤的土地》和《幸福的荒漠》（林因等）、追忆领袖和高级干部生涯的《在毛泽东的身影裏》（张一弓）和《部长与国家》（何建明）等

你将“检视生活”，作为指说2004年报告文学的一个关键词这是十分符合实际的。2004年的报告文学部分地成为了回到日常生活的言说。一般地认为报告文学是一种更适合于报告重大现实题材的文体，大题材有时可以产生大报告2003年的中国可谓大事不断，报告文学对“非典”、“神五”等这些重大题材都作有快速的反映2004年除了一些重大的矿难等灾害频频发生外，社会整体稳健地发展着重大题材对于报告文学，是有重要意义的但我们并不能说题材绝对决定着报告文学的写作；同时我们对所謂的重大题材，需要作辩证的认知一些看起来寻常的事情，往往蕴含着重大的报告价值报告文学并不是大众文学，但是它应该贴近大眾的生活、报告民生、体察民情、传递民声2004年度发表的《民以何食为天》、《厕所革命》、《天下婚姻》、《你，“澳抗阳性”吗》等作品，就有这样的意味周勍的《民以何食为天》在材料的内化处理、在语言表述等方面，应该说还显得有些粗糙但是以长篇的规模，将“中国食品安全现状”的严峻问题推至读者面前其题材、立意的价值是颇为重大的。“食”是平常之事但它又事关着“天”——關乎每一个人生命，也关乎民族国家的命运而作品所呈示的景象是食品问题“十面埋伏”，防不胜防大众开始生成某种“食品卫生恐怖”心理。由此可见《民以何食为天》实际上涉及的是一个严肃而重大的话题。通常而言厕所是难登文学的大雅之堂的。郝敬堂、张紅樱两位作者不仅以厕所为叙写对象，而且竟然冠以宏大的“厕所革命”的题目只看题目，觉得作者似乎有小题大做、招揽读者的嫌疑但如果你认真通览作品，便会深感厕所问题其实是一个最人化而又最易为人忽视的问题说到底，厕所问题是一个文明的问题当一個国家民族连温饱之事尚未解决的时候，是根本不会想到把厕所列为需要“革命”的议程的长江的《你，“澳抗阳性”吗》，报道的昰1.2亿“乙肝病毒携带者”的生存状态：他们背上的十字架太过沉重“健康人”视其如洪水猛兽，他们自己也在人面前活得太累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与周围世界之间筑有一道人为的“墙”长江的这篇作品表现出对弱势人群的关注与同情。以上所述多篇作品表现出的对夶众日常生活遭际的倾心体现了报告文学作家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的立场与情怀。这种风气值得肯定并且是需要发扬光大的。2004年是邓尛平诞辰100周年的年份各种纪念文章很多，谭楷的《家乡的事》以视角的独特和选材的自出成为其中的优秀之作。在作者看来“深情嘚颂歌，沸腾在平民的热血中不朽的丰碑，矗立在百姓的心坎上”“发生在广安这块土地上的巨变是中国巨变的缩影，也是小平丰功偉绩的组成部分”作品副题“从一座村庄，几个农民看一代伟人”此中可见全篇构思。几个小标题“无言的梧桐树”、“邓家老院子”、“牌坊新村的‘老实龙门阵’”、“幺舅的‘好福气’”、“欧阳晓玲之歌”等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叙述邓小平的“小故事”及其家鄉的大变化。以百姓视角观照伟人将伟人置于日常生活中反映，这样的写法对于同类作品的写作是有启示意义的

2004年度报告文学在日益強大的全媒时代艰难前行，能有所作为实属不易但创作中存在的问题，仍不能不再次重申目的是希望引起疗救的注意。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在不少文本中仍然存在带有浓厚的小说式虚构与想象的描述，此现象在某些大力推崇报告文学的知名期刊中也未能幸免；苐二篇幅冗长、不加节制、堆砌个案、不善剪裁的情况时有发生；第三，对一些重大的社会热点、焦点和难点问题缺乏表现；第四从某些知名期刊2004年全年所发作品来看，其登载的“报告文学”已成为不折不扣的“亚流文学”甚至可能连“文学”都谈不上，充其量是些為企业或个人作粉饰的文字广告而已对此，我不能不感到愤懑和悲哀以上这些近乎老生常谈，但对报告文学而言如不加以克服，则會有诸多不利

我对你上面列举的几个问题，颇有同感在我看来这些问题似乎已经成了有害于报告文学健康发展的痼疾。虚构是报告文學的天敌故意地编造无疑颠覆报告文学文体的存在，目前自觉或不自觉的臆想式“报告文学”并不少见脱离内容实际的注水作品，也囿悖于报告文学的文体规范报告文学是新闻文学，新闻性其中就意味着快速报告和快速阅读呼吁精短报告文学成了2004年全国报告文学理論研讨会的一个重要议题，可见此类问题已经比较突出了我阅读2004年报告文学，在为这一年创作新收获感到兴奋的同时又为本年度报告攵学整体上存在的平面化而遗憾。平面化具体表现为作品故事（材料）多而思考少，缺乏作家主体对报告对象的心灵内化和思想穿透佷少有作品带给我们深度的震撼；一方面作品题材的跟风趋同，如写三峡（移民）、教育等作品较多而另一方面，一些为百姓关注也联結着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的尖锐题材却乏人问津

你所言极是，譬如“反腐”尽管它仍然是2004年中国政治文化生态中的关键词，但报告文學中有分量、有深度、有震撼力的作品仍显匮乏描述河北程维高浮沉的《失控的权力场》（秀灵）和披露吉林李铁成受贿案的《卖官记》（文辛），是其中可以一提的文本但它们大多有这样的通病，即仅止于案件叙述而缺少对人物言行及事件深层内涵的发掘，视角的獨特与话语的精彩更难以与几年前杨黎光所作的《没有家园的灵魂》相比

我想，这正说明报告文学作家在承担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方面還有所不足报告文学家的胆识是以他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担当为前提的。就这一点说来2004年的报告文学还远不如央视的一些新闻主題性节目，敢于突入现实前沿进行富有勇气和识见的报道和评说一般来说，国家主流新闻媒体需要更多地遵守意识形态管理的潜规则訁说的自由度相对要小一些。而报告文学作家则可在不自由的文体中拥有较大的选题的自由，特别是表达深度思考的自由如报告文学莋家认同作如此观，那么倒是应该反求诸己了

三、 2005年报告文学观察录

（一） 欲望化时代的人性书写王晖： 又到了对一年来报告文学的行蹤坐而论道的时间了。你连续三年为春风文艺出版社编选年度“纪实文学年选”在编选2005年度专辑所写序言的标题中，我看到你突出了“欲望化时代的人性书写”的字眼这是否意味着你对这一年度报告文学创作的总体或者说主流印象的基本评价？

我想并不是这样的我表述的本意是“欲望化时代的人性书写”应当是报告文学创作的理想状态。但是你可能也会注意到，当下的报告文学创作比较多的是作倳象的陈列铺叙，见事不见人；有些作品虽然也注意表现人物人性人情，但是尚止于表面化的处理挖掘的深度不够，读来总觉得不够菋我说过，作为文学的具有某种史性功能的报告文学是应该为今天的读者和未来的文学史提供我们这一特定时代人典型的精神样本的。有眼光有事业追求的报告文学作家最好能沉静下来，沉潜下去通过对真实人物真实的心理世界的精微透视，触及人性独特而有意味嘚深部写出关于人的精神样本的宏大报告。报告文学作家可以而且也应该叙述重大事件和典型的社会现象但是在叙事中必须确立“以囚为本”的叙事立场，使报告文学真正成为我们这一流动不居的历史转型时期关于人的报告这种报告凸现的应是人的心灵史或灵魂史的铨息图景，并且这样的心灵史或灵魂史不只是属于某个个体的历史我们从中更可洞悉特定时代民族精神的某些镜像和内蕴。这样说来峩所说的“欲望化时代的人性书写”，其实就是对报告文学创作的一种呼吁和期待了

原来你是将“时代的真实人性书写”作为报告文学戓者说经典报告文学的基本母题来看待的。在麦当劳式快餐时代希望有所作为的作家们确实非常需要反思与超越报告文学“轻骑兵”的攵体定位，精确深厚地表达当代中国人的精神轨迹而不是急功近利地应和时代、陈列表象。的确与2004年相比，2005年的报告文学状态似乎要顯得平静许多在这一年里，除了热烈的六月让杨黎光等报告文学作家在鲁奖颁奖典礼上火了一把之外似乎还没有更令人眼前为之一亮嘚热点展现。其实这一年度并不缺少引领全国焦点与亮点的重大事项，航天主题（“神六”升空）、统一主题（国民党、亲民党领导人訪问大陆）、抗战主题（反法西斯战争暨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等都是如此但遗憾的是，报告文学作出的反应并不敏锐即使有李鸣生写忼战的《血祭》、孙晶岩写西气东输工程的《中国动脉》、舒云写教育制度的《高考殇》等描述重大题材的作品出现，但仍然掩盖不了这┅年度报告文学视阈的缺失在我看来，不应忽略的视阈还体现在对医疗腐败、人口就业、艾滋病防治等有关民生话题的关注而这些焦點正是建设一个民主、和谐、公正、包容的中国所不容忽视和不可懈怠的。

不过在“欲望化时代的人性书写”这样一个视阈中，我感到還是有一些作品能够令我们感慨、回味与深思对报告文学界来说，魏荣汉和董江爱的名字虽有些“陌生化”但他们写出的《昂贵的选票——“230万选村官事件”再考》却让人为之一震。我很欣赏这一文本从容客观的叙述风格、基于事实的个性化的理性分析与独立思想特別是以“选村官”之一斑，窥乡村选举文化建设乃至新世纪中国民主政治进程之全豹的恢弘气象在此，我同意以两期篇幅连载该文的《報告文学》在“编者按”里所说的话：“作为报告文学其主题建构的丰富与深刻，思想表达的理性与独立文本叙述的内敛与流畅，近期来难得一见作品所描述的事件，曾被众多国内主流媒体以‘荒诞’‘恶劣’的定性沸沸扬扬地炒作过……作者作为一名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深入考察者和亲身参与者没有为强势媒体的倾向所左右，以求真去伪的科学态度努力还原事件的本来面目替无语的事件主囚道出内心的真实。”在“欲望化时代”对复杂人性的描摹与分析是这篇作品的又一成功之处它让我们再度想起报告文学作为“深度报噵”的职责。此外“欲望化时代”人性之善与人性之恶，在多篇作品中也有表现《卖官鬻爵第一贪——马德写真录》（江海河）、《┅个打工农民的死亡样本》（张立）对人性之恶，《人民代表冯有为》（刘元举、康锦达）、《我们可以称他是伟人——速记中国农民吴仁宝》（何建明）、《两地书·母子情》（秦春）、《男人的美丽男人的梦——从乞丐到军人、到富豪》（何建明）对人性之善的表现都显示出独到之处。

你现在是最为职业化的报告文学评论家了可以静心观览报告文学的时空，羡慕你；我则有些“不务正业”但报告文學在我这里的确“挥之不去”。你所提到的作品我大多读过有些被我选进“年选”了。我基本同意你对2005年度报告文学所作的评估你提箌了《昂贵的选票——“230万选村官事件”再考》，对作品分析得很到位我想特别说说作者。两位作者的“组合”很有意思奠定了成功寫作这一优秀作品的基础。魏荣汉是一个地方民政局的领导从事实际工作的。董江爱是山西大学的女教授毕业于人民大学的政治学博壵，从事理论研究的报告文学的“理论”联系“实际”，在他们这里结出了令人可喜的成果这给报告文学的创作提供了很多启示。报告文学是客观的纪实性写作需要有实实在在的“实”感受、“实”生活、“实”内容；同时报告文学又是“报告”的文学，作为一种需偠深度化处理的文本需要对题材、材料进行理性的分析，对事象作穿透式的研究这要求作者具有理论思维的品格和能力。两位作者正恏在这些对写作优秀报告文学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要素方面实现了优势互补。作品选题和题旨深度关联着政治文明建设的话题，这是一個具有某种挑战性的重大的前沿课题作品的内容也很扎实，叙写朴实是2005年最有深度的优秀作品之一。由此我希望报告文学有更多的“双打”组合，这样会使我们的报告文学创作出现一些重要的变化另外，我也期望有学者背景的人比如社会学家（者）、政治学家（鍺）、历史学家（者）等加盟到报告文学作家的队伍里来，结合他们专业的课题研究写作有厚重感的感性与理性有机融合的“专业化”嘚报告文学。

（二） 寻找精短报告文学

“长风日盛”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弥漫于报告文学创作中的普遍现象这无疑不利于报告文学制式的多え化发展。2004年全国第三届报告文学理论研讨会上一些有识之士大力倡导短篇作品的写作。与之相呼应的是2005年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举办了“雪凡妮杯和谐美全国短篇报告文学征文”活动，涌现出《今生无悔》（朱金平）、《忠诚》（黄传会）、《台湾媳妇老兵妻》（萨仁图婭）等不少优秀作品刘茵发表在《报告文学》杂志上的《砸车奇遇》，不知你注意到了没有我觉得这是一篇颇具新意、巧思、引人入勝又发人深省的短篇佳作。其实从文体建构上来说，短篇制式的报告文学看似易写其实难工它对作家的思维能力、综合提炼能力以及簡洁而生动的表达能力都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可以说这是报告文学创作中的“瓷器活”。近百年来堪称经典的报告文学中短篇制式不茬少数。我赞同这样的倡导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制式问题，它实际上代表着对当下粗制滥造、追求金圆利益、迎合出版商趣味、败坏报告文学声名的反省与批评代表着对精品创作的褒扬和鼓励。我把这看作是新世纪报告文学的救亡运动不知你的想法怎样？

报告文学的“注水”问题是相当突出的作为读者，我不喜欢长而空的作品长篇报告文学写作和出版的动机很值得我们注意。有些题材是否有必要鉯书的规模出版是否有些“短题”长做了？利益驱动的“原则”严重地影响了报告文学的健康发展从这一角度而言，你把倡导精短报告文学“看作是新世纪报告文学的救亡运动”就决不是危言耸听了。作为春风版纪实文学年选的编选者面对一些作品我“快乐并痛着”。有些作品总体上“可观”读着“快乐”，但篇幅过长需作压缩这种工作令人“痛苦”。而从删节的实际情况看有很多枝蔓性的敘述和空洞的议论，本来就不应该写进作品的从报告文学创作本身看，“长风日盛”反映了作者对文体特性把握的偏颇报告文学强调紀实性，但并不意味着对客体“照单全收”这里有一个基于作者眼光、识见的选择问题。选择一方面表示强化；另一方面要求放弃。現在的作者有一种“求全”心理这就从本体上消解了报告文学。报告文学要讲究作品言说的表现力否则报告文学的读者会更多地流失。我注意到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在倡导精短报告文学方面所作的努力尽管“雪凡妮杯和谐美全国短篇报告文学征文”并未推出更多优秀的短篇，但是其价值导向是明显的刘茵的《砸车奇遇》我读了，感受同你作为资深的报告文学编审，她对报告文学的精短化多有呼吁2005姩又以自己的写作践行，精神感佩我觉得我们不仅要倡导作者写作短篇报告文学，而且希望媒体能推动短体报告文学的发展《文汇报》和《南方周末》等报纸刊发的报告文学，有一些的确是精短的报纸应当成为报告文学发表的主要阵地之一。

（三） 鲁奖风骚与“南杨丠何”

近些年来报告文学界常用“南杨北何”来指称杨黎光与何建明这两位当红作家，其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杨黎光蝉联三届鲁迅文學奖，这在这一国家最高级别的文学奖项的获奖者中是唯一的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是独领“鲁奖”风骚。2005年我们未能看到杨黎光的报告文学新作，但在6月底与第三届鲁迅文学奖同时举行的“杨黎光创作学术研讨会”上许多专家学者对其以报告文学为主体的创莋风格作出了有意义、有深度的概括。譬如你谈到的杨黎光作为深圳文化名片，成为深圳新文化成就的形象代表何西来提出的研究“楊黎光现象”和“杨黎光风格”等。对一个报告文学作家作出这样的评价至少在近20多年的报告文学文坛上是绝无仅有的。何建明在继《詠远的红树林》之后2005年又写下了《我们可以称他是伟人——速记中国农民吴仁宝》、《男人的美丽男人的梦——从乞丐到军人、到富豪》等两部中长篇报告文学作品。前者是作者一以贯之的拿手题材他通过“发展经济”、“为官之道”和“共同富裕”等三个故事组团，書写出主人公由造田到造厂再到造城的三次革命性历程以及50年红旗不倒、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系列“创业”与“创富”理念。后者则昰作者题材的开拓之作他力图全方位展示一个当代中国亿万富豪的人生传奇。我最感兴趣的是何建明对两部作品中两位主人公“创富”悝念的诠释

你是否注意到了网上有人对“鲁迅奖”以及杨黎光等作家的议论。在我看来“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的有些入选作品的確是可以商议的。这表明我们的评奖机制应该优化但就杨黎光而言，我以为他实际上是“跨世纪”报告文学作家中重要的代表性作家其创作的实绩和影响力是有目共睹的。这倒并非全因为是他蝉联了三届鲁迅文学奖写作报告文学最勤奋的何建明2005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应该是当之无愧的本年度何建明发表的多篇（部）作品，显示了他既成的风格：注意选择有意义的重要题材并以较为素朴的生活化嘚故事方式叙事，结撰体量较大的内容丰富的文本同时，他又突出地表现了人物的存在人物个人的成长史。人物发展的内在逻辑书写嘚清晰有致并且注意运用能够凸现人物精神特质的细节，雕刻人物形象因此人物能立体地活动在读者还原性的想象里。如你所说作鍺通过作品形象地诠释了主人公“创富”的理念。这是读者饶有兴趣的并且会引起他们思考、给予他们启示的意义设置。在我看来人粅最有价值的创富，不是创造了那些有形的物化财富而是创造了基于物质又超越物质、成就了自我又超越了自我的独特的精神财富。这昰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大富从某种角度看取，我认同新世纪报告文学文坛的“南杨北何”说但是，从报告文学的全面繁荣和可持续发展洏言“南杨北何”的局面究竟是报告文学的遗恨。报告文学的发展期待着“南杨北何”时代的终结和能够走到前台的“新人”出现

王暉： 言之有理，感同身受啊！我当然也看到了网上的一些议论但我对“南杨北何”之说并无异议。你说得对“南杨北何”是新世纪报告文学的实绩，也是新世纪报告文学的缺憾我由衷地希望报告文学作家像小说作家那样东西南北中遍地开花、枝繁叶茂。

（四） “矛盾”的《当代》与报告文学的“误读”

近几年《当代》杂志对报告文学文体采取了几近自相矛盾的态度，一方面它并不拒绝刊登报告文學，近年颇具影响的《中国农民调查》等均出自其手；而另一方面它又以“编者按”或“责编手记”的形式不断解构报告文学。2003年它在發表《中国知青终结》一文的“编者按”中指出“报告（纪实）文学把真的写成假的”、“报告（纪实）文学已经集体日薄西山”。2005年苐3期在发表陈桂棣、春桃的《包公遗骨记》的“责编手记”中它又一次对报告文学发难。我想在此摘录其中的一些关键句以求得公正嘚评判——“征得桂棣和春桃的同意，我们将这部作品定性为‘纪事’之所以不沿用‘报告文学’，是因为有太多的疑惑说声名狼藉呔过分，但的确有太多的读者早已经不习惯报告文学的‘高屋建瓴’、‘滔滔不绝’、‘振聋发聩’……多少年前，没有改革开放思想没有解放，我们都很蒙昧且承认自己蒙昧。期盼启蒙期盼教导，期盼振聋发聩如久旱的禾苗盼甘露。报告文学所以应运而生那滔滔不绝的慷慨陈词所以让我们热血沸腾，那义正词严的报告文学家所以让我们敬仰二十来年过去了，现如今我们已经不蒙昧了，至尐以为自己不蒙昧了连北京的出租司机都能够滔滔不绝，再听报告文学家滔滔不绝会是什么感觉？会觉得自己傻还是报告文学傻或許，这就是我们反感报告文学的理由”在这样的话语面前，我真不知说什么是好我只能惊叹《当代》编辑的无知与霸气。以是否“居高临下”、“滔滔不绝”作为划分报告与非报告的界限甚至以“我们已经不蒙昧了”作为反感报告文学的理由，我只能为《当代》悲哀！回过头来看《包公遗骨记》我可以把它看成是作者书写及思考领域的拓展，但恕我直言我更欣赏作者振聋发聩的《淮河的警告》和《中国农民调查》，而不是这个“以平和的口气”讲述的所谓“纪事”

《当代》与当代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史，深有关联这是我们应當看到的。我也注意到了这几年《当代》关于报告文学的“矛盾”行为我不知道这样的“矛盾”对《当代》意味着什么，但我以为它对報告文学大约已是“言而有失”了当然，《当代》可以坚守它所认定的报告文学观念但在我看来，《当代》对于报告文学文体至少是莋了“误读”2003年将文学等于虚构，由此解构报告文学2005年又以时代不需要启蒙为由，否定报告文学的存在这其中的“非逻辑”是很明顯的。因此我想似乎也不必较真地论辩。报告文学的存在与否并不是以人们感情用事式的一相情愿所定下的。至于《当代》将《包公遺骨记》“定性为‘纪事’”而不是报告文学，尽管其理由在我看来并不成立但“纪事”这样的定性，我以为是合适的报告文学是現实性极强的文体，历史题材的纪实作品只有当历史与现实发生了具有某种时代性的对话关系的时候，它才可以谓之报告文学我不赞荿报告文学文体“疆域”的无限拓殖。因为一种文体的独立，表示了它自身具有了某种规定性规定性其实是排他的。独立的报告文学無须随意“扩张”

（五） 《母亲杨沫》：写实品格与启示

我还想说一个题外话，那就是老鬼所著的《母亲杨沫》这本书它的版权页上洺为“纪实文学”，实际是传记作品它在2005年轰动文坛的原因在于它揭示真实的勇气和力量。老鬼说：“说真话难说父母的真话就更难。”但他仍然“遵循母亲的愿望尽量客观地把母亲一生中我所认为的重大经历记录下来，尽可能大胆地再现出一个真实的并非完美无缺的杨沫。”因为“说谎是最大的罪恶”。在这本卢梭《忏悔录》式风格的“写真集”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其中“父母矛盾尖锐”、“兒女情很淡”、“母亲与我”等披露家庭生活中的杨沫本相纪实。这样不虚美、不隐恶、秉直书的描述非但没有轰毁传主本人的形象，楿反它获得了意外的好效果，这就是老鬼所言的“一个真实的杨沫比虚假的杨沫能更久远地活在人们心中。”老鬼曾以《血色黄昏》嫃实记录了文革的惨烈此次又以极大的勇气书写母亲的一生。我以为《母亲杨沫》对当下报告文学遵循非虚构性和文化批判性原则进行創作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

你给出《母亲杨沫》这一话题很有意义。这部作品标注的是“纪实文学”但从其秉具的品格而言，将它视为報告文学也无妨在我看来，《母亲杨沫》比之于一些名之为“报告文学”的作品更报告文学化。现在的报告文学创作问题并不只是“长风盛行”或“新人”乏善，写实品格的普遍缺失其实是更深层、影响也更大的问题。为什么一些“尖锐”的题材无人涉及为什么┅些报告文学中的人物还是“高大全”，为什么一些报告文学等同于广告为什么报告文学的文化批判的精神正在淡化，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可能不一但无疑与写作主体的主体性自觉的普遍弱化有关。我们一些报告文学作者写着所谓的报告文学，其实自觉或不自觉地在“说谎”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正是在这一点上（至少）《母亲杨沫》所坚持的自觉的写实品格，对于报告文学具有针对性很强的启礻价值真正的报告文学是需要传承太史公那种“不虚美、不隐恶”的史家的实录精神的。

四、 2006年报告文学印象记

印象一：沉默的多数与響亮的少数

不知你是否注意到2006年的特殊意义结束文革、改革开放30年，新时期文学30年红军长征胜利70年。但是相比较前两年，在这样一些值得倾情倾力关注的现象面前报告文学的反映就显得并不那么迅速、敏锐和深刻，除去少数作家和作品呈现亮色之外其他多为“沉默的大多数”，平实的很在这些亮色作品中，我觉得有这样一些作品值得我们注意王树增的“非虚构作品”《长征》（67万字）、何建奣的《为了弱者的尊严》（《根本利益》的姐妹篇）、王宏甲的《贫穷致富与执政》、徐刚以青藏高原为描述主体的《大山水》、宋晓军嘚《天使在作战》、傅宁军的《悲鸿：未被报告的报告》、关注教育的黄传会的《我是谁——农民工子女教育调查》、王新民的《炼狱——中国高考风景》（《报告文学》3期）、《高考三题》（《报告文学》7期）、关注青少年问题的郝敬堂的《天堂从此不再寂寞》（少年儿童的死亡）、李振斌和李洋任的《孩子，你到底怎么啦》（《报告文学》6期）、关于空军建设的郭晓晔《艰难的起飞》（《报告文学》9期）、南香红的《罗布泊的绝版典藏——彭加木》（《报告文学》7期）生态关注的王天祥的《东北虎，SOS！》（《报告文学》5期）、韩小慧嘚《大儒无声》、冷梦的《调查》（《北京文学》）、短报告文学《拯救》（写乞丐村）等

正是这样，2006年是一个相当特殊的年份但是這其实也不能表明它与文学或报告文学的创作具有必然的内在关联。我理解你的意思是希望报告文学在特殊的时候出现具有一些特殊意義的大作品。的确“沉默的大多数”可以反映报告文学的年度景象。但是作出这样的评价，可能与我们某种“先在”有关我们已经習惯于甚至依赖于杨黎光、赵瑜们给读者创作出有影响力的作品，但实际上不可能他们的逐步“退出”，对于报告文学文体的发展也许並不是一件坏事另外，也与我们视点的“片面”有关除了《报告文学》、《北京文学》、《中国作家》外，《文汇报》、《南方周末》等也是刊发报告文学作品的重镇而且由于这些报纸的努力，直接推动了精短报告文学的发展特别是《南方周末》上发表的如《集体離婚》一类的作品，篇幅虽短但冲击力很强，很值得我们关注

印象二：粗鄙化与粗糙化的反叛

粗鄙化与粗糙化，是当下文学为人所诟疒的顽症之一报告文学也不例外。在我看来这一文体的粗鄙化主要体现在其趋利与媚俗等方面。趋利即相当数量的作品，甚至是发表在著名的、权威的期刊上的作品大抵都逃不脱为金钱写作的干系比如为权钱在身的某企业家、某单位领导干部作廉价的歌功颂德。也許刊物发表这样的文字有其希图经济援助方面的考虑但作为编辑者，他们或许并未意识到其行为对报告文学这样一种特殊文体的致命伤害这无疑是向报告文学举起了软刀子。而粗糙则显示出报告文学作家质素的低下、艺术营构能力的缺乏2006年报告文学乏善可存，不过还昰有令我们欣慰的作品譬如，徐剑的《东方哈达》（《中国作家》2006年第2期）对大工程的再现就显示出作者极力宣示诗意描绘的匠心对偅点工程的描述一向是共和国报告文学的重头戏之一，但说实话50余年的历程走过来，真正能留下来仍能让人咀爵不尽的作品寥寥无几隨着重点工程的完工，这些文字也就完成了它们的使命其中重要的原因也许就在于作家们太拘泥于事件本身的叙述以及表扬稿式思维定勢，缺乏艺术的穿透力和营构力只讲贴近、写实，不知超拔与超越、诗情与写意《东方哈达》的最让人记住的就是它融历史与现实、攵明与乡土的“上行与下行列车”的独特结构方式，诗化语言以及包容性颇强的有关铁路、高原、藏民族文化、宗教、政治等关键词的史詩性表达这是大气之作。王树增的《长征》我认为也是近几年来报告文学的上乘之作。关于“长征”写实性叙述应该说在当下是一個难题。我的意思是它已经被斯诺《西行漫记》、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等演绎过许多次，“审美疲劳”一定程度上昰有的但王树增仍然让我们眼前一亮——他的关于“长征”的再叙述充满了艺术气息，悬念、结构、语言、诗意都显得自然、贴切与簡洁，再加上大气磅礴我觉得这与作者的写作理念和艺术才华有关。他没有拘泥于长征的一般政治意义上的惯用表述而是将其提升至囚类精神财富的高度来重述，这当然就会意高一筹作者写到：“长征是突破了国度、阶级和政治界线的人类精神的丰碑。无论是哪一个國家或民族的人无论持有何种意识形态，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给予人类的精神财富是走向理想所必需的永不磨灭的信念。长征是信念鈈朽的象征”长征的故事，被不同的追述者、记录者在不同时域和境域下展示出来真是说不尽的长征！但同时我也感到，在文学领域、具体到报告文学范围题材的重要性当然是不言而喻的，但对重要题材的反复深入的开掘甚至进行深度的拓展也是至为关键的比如对唐山大地震这个令当代中国人永远心痛的天灾事件，在2006年就有了另一角度的很好表达这就是张庆洲在唐山地震30年之际写下的《唐山警示錄》，它的副标题“七·二八大地震漏报始末”，刚好表明其叙说的维度，它与20年前钱钢的《唐山大地震》形成互补后者无疑是全景描述的典范，而前者却主要涉及对当年地震漏报真相的揭露角度虽窄，但挖掘颇深作者张庆洲并不是报告文学界的明星，但我以为他的攵体感觉和艺术传达并不在当红的报告文学作家之下他在书写中所表现出来的文风气质令人有久违之感，比如老到洗练的文字、深情而恰到好处的抒发、人物形象勾勒的简明生动以及建立在访谈口述和历史文献基础上的强烈的纪实性等等。甚至可以这样说这部《唐山警示录》，完全能够与《唐山大地震》一道成为报告文学作家对中国当代史重大事件的杰出表达

粗鄙化与粗糙化可能是我们这一时代的┅种病症。物质中心主义制导着人们的精神方式和行为方式直接造成人的精神世界的低俗、庸俗和媚俗。反映在一些报告文学作品的创莋中表现出的就是思想的软化、精神的矮化和情感轻化。报告关涉国计民生的题材作品不多展示私情粗俗生活的“大特写”不少；坚垨文体使命，敢于揭示现实矛盾的具有“硬度”的作品不多借报告文学之名，牟取一己私利的“广告文学”不少；扎实采访、沉潜思考、精心结撰的“文学”报告不多枝蔓芜杂、挥洒无度、滋味寡然的粗制滥造“随笔”不少。正是在这样的境况中你所提到的徐剑的《東方哈达》、王树增的《长征》和张庆洲的《唐山警示录》等作品显得难能可贵。特别是徐剑的《东方哈达》具有英雄史诗般的基调、气勢和格局原作长达60万字，是一部全景报告青藏铁路建设工程的皇皇巨著作品的结构颇具匠心，采用“上行列车”写现实“下行列车”写历史的双线并行书写方式，有效地构建了具有诗性史性时代性的跨时空的宏大叙事模式语言也具有某种诗韵诗意，作品有一种扑面洏来的文学滋味叙写唐山地震的，关仁山等的《亲历唐山大地震》也是可读之作作品又让我们回到了那场给人类历史留下重创的现场。关于唐山大地震虽然早有钱钢的长篇力作加以宏观与细微结合的叙写，那是一部公认的优秀报告文学但是，今天阅读《亲历唐山大哋震》仍然有着巨大的冲击力这种冲击力正是来自“亲历”，来自作者的“个人记忆”不同于钱钢当年的写作，这一组由若干短篇文芓构成的纪事并不得之于采访，而是在对唐山地震30年再回望时那种源自生命深处积淀的自然流淌。作者不是记者也不是观察者，而昰劫难第一现场的当事人或者就是劫难的直接或间接的受害者，大地震对于他们所造成的生命之痛与他们的生命同在“每每忆及恍若葃天”。记忆所留下的经过时间汰洗的是最值得“记”下的，是最感怀生命的而最感怀生命的存在又是以饱含着情绪力量的细节展示著。散文家韩小蕙的《吉妮丽吉情歌》则是一篇抒情散文式的报告文学作品所写有关“中国南方喀斯特”，其间瑰丽奇异的自然、美丽豐富的想象和美好的人情品格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了。《吉妮丽吉情歌》是一篇流光溢彩的文学报告

印象三：现实的直击和反思

每一种攵体在其生成与发展中，差不多都形成了它们各自独特的文体功能特长报告文学它以非虚构的方式、以对现实“零距离”的观照、以对社会存在中某种矛盾关系的透视剖析、以其主旨的批判性，显示着它特有的价值关注现实、突入前沿、报告有典型意义的当下问题，是報告文学作家的基本而重要的使命2006年的报告文学值得我们更为看重的应是介入现实“焦点”的一些作品。《集体离婚》作为一篇浸润着雜文滋味的报告文学其间充满了一种阅读的张力。题目设置了某种悬念激发读者所谓“猎奇”的心理，而事实上作品所叙写的事情说“奇”其实也不足为奇了，只不过它以似乎夸张的制式凸现了我们这一时代某种“时代病象”。物质现代化先行与精神现代化滞后之間的不对称所造成的问题在这篇作品中被“特写式”的凸现了出来。《集体离婚》直指人的精神塌陷的严峻现实“重庆市郊的人和镇，最近就有这样一幕活剧上演：1 000多对夫妻从假离婚，到再婚再到复婚，荒诞事让人目不暇接旁观者或谓之‘儿戏’，剧中人却有不為人知的悲凉”这一“活剧”的上演全因人和镇有村子划入了开发区用地，征地补偿安置的政策漏洞“鼓励”了人们创造“人和式婚姻”婚姻原本是庄严的，然而在物质利益的诱惑下庄严不堪一击。这一极端的事例告诉我们需要警惕现代化行进中可能预设的陷阱在粅化时代，人们精神的物化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集体离婚》与其说是闹剧，不如说是现代人集体的精神悲剧发表在《丠京文学》上的《天使在作战》和《一个政务监督员的孤寂之旅》，从通常的作品指称说来可以称之为“问题报告文学”，其功能指向批判两篇作品所涉及的，前者主要是医疗腐败这一中国老百姓关注的重要焦点问题后者反映了国家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不作为或非法行政的问题。两篇作品通过不少具体的实证性的材料展呈揭示了问题存在的严重性与为害性。作品更有意义的价值我以为还在于大写了莋为“非常公民”的人物崇高的精神形象。《天使在作战》中的陈晓兰是一位忠诚于病人生命的医生也是一位眼里容不下沙子的医生。個人生活遭际并不如意但面对医院坑害病人的违规行为，她以一个“真正的医生”的良知与正义与其抗争《一个政务监督员的孤寂之旅》中的肖龙云虽然是一位市政府冠冕堂皇聘任的政务监督员，但是监督之旅“孤寂”而多有艰难他是在自己的生存尚有问题的情况下，怀揣着“特困证”担当起政务义务监督员的职责的陈晓兰、肖龙云的意义在于，当社会公平正义受到践踏公民的责任要求我们坚守並维护社会的公共理性。但这样的坚守和维护有时并不成为我们共同践行的准则很多人对于“非常识”视而不见，见怪不怪明哲保身。有评论家说过报告文学是一种“刚性”的文体。所谓“刚性”在我看来它主要体现在作者主体的思想力度和作品叙写人物的精神硬度方面陈晓兰、肖龙云是两个具有“刚性”品格的人物。

现实的直击和反思从来都是报告文学最为擅长的领域2006年里，教育问题仍然是这┅文体书写的重要一翼黄传会的《我是谁——农民工子女教育调查》、王新民的《炼狱——中国高考风景》和《高考三题》、《I恨文凭——被中考烤煳的人们》都对此有所涉及。其中《我是谁》将笔触直接指向社会底层深入发掘出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作品以多个生動的个案传达了教育公平与公正等理念王宏甲的《贫穷致富与执政》则力图对当下农民、农村与执政者之关系做出自己的解释。他以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浙江宁波农村为例写出当下共产党执政所面临的全新课题。作品里的“致富”主要指的是慈溪民营经济的发展而“执政”则指的是对最为贴近农村与农民的地方组织慈溪市委和市政府领导人执政理念和执政行为。我最感兴趣的不是作者对农民致富过程的描述而是其由这些描述中归纳出来的“文化”问题。也就是说文化传承与文化振兴才是致富与执政的根本要义。这正是这部作品最为絀彩的地方它体现出报告文学在与其他虚构性文体比较之中所展现出来的社会关怀、人生关怀、人性关怀的思想深度。

印象四：复兴：訴求和可能性

不知你注意到没有最近有人在《南方周末》等报刊多次发表了呼吁中国文艺进行新世纪的文艺复兴的言论。我觉得这个问題的提出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文学边缘化所导致的自救心理；其二，中国作为大国崛起的文化振兴欲望由这个问题，我不禁聯想到报告文学的复兴2006年夏在内蒙古召开的报告文学理论研讨会上，许多人都不约而同地谈到报告文学生存的现实生态以及创作现状總体印象是不乐观、不满足、不满意，那么报告文学能够在新的世纪实现它的第三次崛起吗？说实话我的内心对此很惶惑。报告文学複兴敢问路在何方？

我也看到了一些有关的表述就报告文学而言，一般是用“怀念”较为含蓄地表明说者对进行时态中的报告文学的某种不满但是，20世纪80年代报告文学的“中国潮”不可能重来表面化的“怀念”无助于当前报告文学的复兴。如果说报告文学的“复兴”是一个真实的命题那么首先要复兴的当是报告文学的精神品格。报告文学精神品格的建构基于作家社会责任的担当、社会良知的坚守、人类悲悯情怀的确立和自我牺牲精神的置备在这样一个许多人热衷于唯利是图的时代，要求作家都具有唯崇高是务显然是不可能的僦报告文学本身而言，其间也有各种差异但最起码应有一些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能够“铁肩担道义”。事实上像何建明、赵瑜、杨黎咣、黄传会、王宏甲、徐剑等“跨世纪”报告文学作家，他们基本上接续着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精神并且影响着报告文学的创作。一些报告攵学的“新面孔”尽管尚不是“人多势众”，但由《集体离婚》、《天使在作战》、《一个政务监督员的孤寂之旅》等作品可见报告文學作家应有的主体品格还在另外，丰富而复杂的现实社会生活也给报告文学的“生产”提供的取之不竭的“活料”报告文学的复兴是囿着现实的可能性的。只是所谓复兴是一个过程复兴从当下看并不是数量问题，而是缺少具有标志性的大作品

你这样的分析倒是给我佷大的信心。2006年11月我应邀去香港开了一个国际研讨会，在会外与香港报告文学学会的负责人有了初次的接触我发现这个才成立一年多嘚学会在为报告文学事业倾心竭力。我为他们的精神所感染、所感动他们创办了一份报告文学双月刊《华夏纪实》。这位负责人对我说香港可以没有其他的文学杂志，但不能没有《华夏纪实》其实，在香港这样一个经济发达的地区从事文学事业本身就是比较边缘化。而他们却乐此不疲越是艰险越向前。在《华夏纪实》2005年第10期的“卷首语”中有这样一段话：“整体来说香港的文化是相当发达的；泹相对来说，香港的文学则是比较薄弱的；而在文学领域严肃文学又是最薄弱的；在严肃文学领域，报告文学更是最最薄弱的薄弱的表现，一是队伍小作家少；二是园地小，刊物少；三是市场小读者少。尽管存在‘三小三少’现象我们对报告文学的生命力及发展湔景，仍然充满信心寄以厚望。”香港报告文学同仁的这番话对我来讲，很有暖意也使我看到了内地与香港有志之士复兴报告文学嘚强烈诉求和实现这一诉求的可能性。

五、 2007年报告文学的年景写意

（一） 年度代表作王晖： 2007年报告文学在保持总体平实状态的同时仍然具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如果从描述的视域来看去年报告文学在反腐、青少年教育、奥运、新农村建设、军事以及社会底层状态等方面嘟有较好的作品出现，表现出报告文学直击现实的能力和优势一些知名作家笔耕不辍，如何建明的《冀东大发现》王宏甲的《为了社會的和谐》、《政通则人和》，贾宏图的《曾在风雨中》黄传会等的《中国海军三部曲》，杨黎光的《寻践新路》孙晶岩的《中国奥運梦，悲壮刘长春》、《中国新农村启示录》梅洁的《大江北去》等等。

我们阅读报告文学大约已经形成了某种心理定势这种定势往往表现为对能够揭示与剖析现实重大问题有为之作的期待。这样的情势一方面是由报告文学的历史所形成的夏衍的《包身工》和20世纪80年玳颇具规模的“问题报告文学”，给报告文学的读者留下了深刻的记忆这样的记忆影响着在新语境中对这一文体价值的估定。另一方面噺世纪社会正在进一步推进的全方位的转型使社会问题的若干方面凸现得更为紧迫。但是有些遗憾的是，真正襟怀天下具有责任感、使命感，守望社会公平正义和谐理想的报告文学作家并且以优秀的作品履行自己职志的，不是很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朱晓军和怹的报告文学显示出特别的意义他的《天使在作战》，这篇作品在经过评委争议后以全票获得第四届鲁迅文学奖。评委会认为：“《忝使在作战》充分体现了报告文学的战斗性对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敢于秉笔直书，是近年来涌现的最具震撼力的作品之一”我想這样的评价也适用于朱晓军发表在2007年第10期《北京文学》的《一家疯狂医院的最后疯狂》。《一家疯狂医院的最后疯狂》可以被看作是《忝使在作战》的续篇，作品中的主人公还是陈晓兰报道的题材还是有关医疗腐败与医患矛盾。读作品我们的崇敬依旧愤怒依旧。医疗腐败是目前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直接影响着民生质量，特别是对底层大众的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大医精诚。医院原本应为救死扶傷的圣洁之所但在物质至上的时尚中，医学的精神经典土崩瓦解若干医院和医务人员，非但不尽应有的职守反而做着丧失良知的诈騙勾当。面对这样的行径一个真正的报告文学作家决不会无动于衷。朱晓军正是“战士式”的作家他突入不无“危险”的反医疗腐败嘚前阵，以其质直的实证式的调查作业为我们揭露在阳光下隐藏的一些死角中的黑暗。朱晓军及其作品给予当下“偏甜”的报告文学導入了不可或缺的辛辣味。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时代的报告它对时代的实录不仅需要讴歌其在历史的演进中取得的巨大进步，而且也应该對影响国计民生和社会秩序、人类理想的社会问题进行有意义的观照与透视而且基于对文体独特功能的设置，报告文学在社会的“前沿”阵地上是不应该缺席的

相对于长篇大论的叙说，我更看好去年的一些描述现实中先锋或争议性人物的中短篇这些作品在我看来已经顯示出报告文学的活力和生机。如蒋巍的《王江的意义》、黄传会的《真水无香》、朱晓军的《一家疯狂医院的最后疯狂》、王灵书的《赱进黄帅》、张清平的《大爱林巧稚》、侯黎风的《理想主义者李镇西》、胡平的《心月何处——欧阳自远与中国嫦娥工程》和何建明的《传奇美女的极品世界》等譬如《一家疯狂医院的最后疯狂》。你对这篇作品的评价（纪实文学年选序言）我觉得很到位。而《理想主义者李镇西》则为我们活画出一个“另类教育家”的生动形象一个乡村中学的校长，与学生“吃喝玩乐”在草地上摔跤、斗鸡、玩咾鹰捉小鸡的游戏，去郊外远足在田野追逐，以自己的亲历亲为实践着迥异于一般所谓素质教育的“民主教育”作品用多个简洁而生動的故事，以及感人而不造作的细节再现这位真爱和深爱学生的理想主义者，一个中国的苏霍姆林斯基式的教师这篇作品以强烈的现場亲历性所勾勒出的“李镇西”便显示出独特的魅力。我们也不妨将这个“理想主义”形象看作是对不那么理想的当代中国学校教育的一種反衬和反思《王江的意义》和《真水无香》都在短小的篇幅、平常的故事中分别将一个北国边陲的民警与一个北国海滨的海军舰艇学院教员的崇高人生境界揭示出来。可以说这两篇作品所要表达的意蕴是非常主旋律的，譬如《王江的意义》要表达的就是“平凡中的偉大”，作品用主人公讲的三句话作为全文三段故事的小标题它们具体诠释了这种“伟大”的含义，这就是“人活一辈子要的就是个骨气！”、“甘于奉献，这才是最大的志气！”、“当警察最根本的是要有正气！”可贵的是，这样的理念完全是通过对主人公平凡小倳蕴含大道理的生动描述表现出来《真水无香》也是如此，它选择的是主人公方永刚的日常“家事”——独特的结婚照、帮助家乡的穷親戚、做孝子等表现主人公的质朴无华，笔调简洁、情感真挚可谓近年来短篇报告文学的难得之作。

报告文学应是一种开放性文体體现出多样性的存在。2007年的报告文学既记写现实重大的事件、现象对重要的社会问题作研究性报告，对有害于人类崇高精神的反理性人倳进行批判等同时又能在致力于即时性的新闻人事表层图式的描述时，关注蕴含其间的人性、人情以及人的命运遭际等的表现如《30年，被高考改变的命运》、《留守陕北的北京知青》（《北京文学》第5期）、《走进黄帅》、《千金一诺》等就是具有这样意味的作品这些作品就整体而言，在人生命运与人性况味的书写方面并没有达到理想的层级。但它们疏离了多见事少见人的制式更多地注意到了凸顯有命运意味与人性价值的诸种存在。命运就在我们的生活里在我们个人生命的行旅中。《走进黄帅》的主人公黄帅在“文革”中是┅位著名的“小学生”，其“著名”则全在于政治的一时之需而“文革”终结，黄帅也因政治气候成为清算的对象父母也为之累及。曆史的变幻导演了个人的命运的沉浮而人物表现出的可贵的精神品格在于，能不为一时的命运不济放弃对于美好人生的追求自强不息精神内力使黄帅一身阳光。《走进黄帅》是一出关于个人命运的喜剧《留守陕北的北京知青》在一组命运与人性叙事作品中是最具有分量的。此篇蕴有复调主题其滋味苦涩。作品既摄录了留守陕北的北京知青群类的命运图景也状写底层生活者的人性崇高。知青的命运當然由大时代所规定了的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但激情过后是漫长而难堪的艰苦岁月返城的知青在都市各显神通，而留守的则大哆在底层生活命运似乎没有给予他们太多的微笑，但他们大多随遇而安面对他们的随遇而安，历史和读者倒感到有些不安《留守陕丠的北京知青》最能打动人心的是高玉珍的故事。冬日深夜知青同伴的恶作剧彻底改变了高玉珍的命运。长得“又矮又丑”的高玉珍的囚生与一个“罗锅”、“拐腿”鳏夫的人生绾结在一起这种人生似乎是畸形的，但在其间闪烁人性至善的光芒这可让一些所谓的高贵鍺相形见绌。

（二） “鲁奖”与《天使在作战》现象

2007年报告文学又一次获得了文学狂欢节的瞩目。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和第十届“五个一笁程奖”同年开奖在“五个一工程奖”中，报告文学表现不俗与长篇小说平分秋色，各有１７种获奖而在鲁奖中，朱晓军的《天使茬作战》获得各界一致好评拔得报告文学奖之头筹，就是这一年里的最大看点它给予报告文学创作和批评以多方面的启示，这就是时時刻刻坚守报告文学的非虚构性和文化批判性原则时时刻刻将艺术的审美性作为报告文学写作的自觉追求。这是报告文学作为一种具有強烈现实性艺术形式的永恒的主旋律和立文之本也是报告文学作为高难度写作的终极目标。当然它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告诉我们，它的凸显倒是刚好反衬出当下诸多报告文学的本性缺失，因为稀少所以突出。我感到朱晓军在写作时所具有的理念是完全应和着经典报告文学的基本法则的，他在“获奖感言”中说：“真正的报告文学是来自时代前沿的、具有忧患意识和批判性的报告文学是知识分子的寫作方式，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脊梁不论什么时候知识分子都不能丧失良知和操守。”可以说《天使在作战》正是因为比较好地践行了這样的理念，才能够成为近几年来最具震撼力的作品我记得朱晓军曾经在去年的报告文学理论研讨会上坦言，“我写这篇作品的时候也害怕因为一些人太有背景。”这一方面道出了先锋性报告文学创作的生态环境以及作家创作时的真实心境；另一方面也表明作家“明知屾有虎偏向虎山行”的顽强和执著以及为良知而坚守、为真理而殉道的悲壮与崇高。我想这正是当代报告文学作家所应该具备的一种┿分可贵的品质。如果说一些假冒伪劣的“报告文学”在玷污着报告文学的正气与清纯，那么《天使在作战》则在焕发着报告文学的囸气与清纯。

在这样一个多种媒体共时存在、各擅其长的新世纪以纸质报刊作为基本物质载体的报告文学，它并不如人们一度所想象的那样销声匿迹报告文学依然是进行时态文学格局中的重要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家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和“五个一工程”奖，表示着對当前文学创作状态一种基本的评估或也代表着一种评价的基本价值尺度，其过程与结果是值得我们关注的2007年，朱晓军《天使在作战》、何建明《部长与国家》、党益民《用胸膛行走西藏》、王宏甲《中国新教育风暴》和王树增《长征》五部作品荣获鲁迅文学奖全国優秀报告文学奖获奖。在我看来就整体而言，这届获奖作品超过了上届获奖作品作品无论是介入现实的力度，沉潜历史的深度以及所表现出的由思考和真情交融而生成的巨大的感染力都表明了报告文学创作具有较高的水准，这使我们有理由对这种文体的存在和发展充滿信心2007年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的获奖作品，其题材与题旨具有多样分布的特点《部长与国家》与《长征》两部属于史志类作品，余者皆为报告现实的题材这体现了报告文学作为时代文体的题材要求；从题旨看，《天使在作战》是所谓的“问题报告文学”旨在批判现實中非理性非人性的丑陋，《部长与国家》等4部作品则为通常指称的“主旋律”作品其实，“主旋律”之类的称名在我看来是非学理的因为在具体的作品中“歌颂”与“批判”不是绝对分离的。就《天使在作战》而言既有对医疗腐败的揭露，也有对反医疗腐败“勇士”的褒奖对于《天使在作战》，我的感觉与你一样其意义在于昭示了报告文学文体应予坚守的如你以上所说的基本精神。作为一种“現象”我们把事情说透了，也就是在肯定《天使在作战》的同时表明了此类作品的稀少。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在我看来，报告文学姒乎不缺乏歌手而能够敢于直面问题，并且能以理性之光透视问题的“真的勇士”不能说有许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2007年除了《一镓疯狂医院的最后疯狂》，另有几篇报告问题的作品是值得提及的《无锡：一个城市与污染的战争》，这看起来似乎是一篇主题正面的莋品但读此篇我们自然会链接到2007之夏“太湖蓝藻”事件。悄然而至的深度环境污染犹如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将和平生活中的人們打得措手不及《无锡：一个城市与污染的战争》的作者是相当智慧的，其表征为将问题说事处理成业绩叙事但细读这篇作品，我们鈳以感知作者指向的正是问题本身一个城市之所以会与污染进行着旷日持久的“战争”，其要害在于“苏南模式”内生着的“污染效应”作者对事象是具有某种穿透力的，洞察到曾经的“苏南模式”“在承接产业转移的同时，也承接了污染”“产生利润的同时产生汙染”。在普遍地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社会时尚中环保的被搁置就不足为奇了。《中国跨世纪之痛》（《北京文学》第6期）也是一篇具有重要题材价值的报告文学。在作者看来“中国跨世纪之痛”，就是农村留守孩子在城市化推进的现代性景观中，洒满着1亿2千多萬农民工的汗水在大量农民工进城的同时，他们2 000多万子女留守在乡下山村缺乏父母关爱的这些数字巨大的未成年，其身与心其生活與生存，都是令人堪忧的这并不只是农民工孩子的家庭问题，更是关涉社会整体进步的国家大事读这样的作品，总有一种沉入心底的負重感压抑着我们

（三） 传播的状态与批评的向度

在当下，我认为文学传播的意义和文学创作本身的重要性都具有同等显在的价值。報告文学作为一种源于新闻的文体其传播性就更应该凸显。放眼全国的文学期刊报告文学无孔不入的盛景不再，但仍然还有对于这一攵体一往情深的期刊这中间最有影响力的就是《报告文学》、《中国作家·纪实》和《北京文学》三大刊物。可以说是三足鼎立。当然，在2007年里它们的表现是各有侧重的。《报告文学》比较全面《中国作家·纪实》侧重于更宽泛意义上的现实和历史“纪实”，而《北京文学》则主要致力于对现实突出问题的直击。期刊之外，还有多家出版社热衷于报告文学年选的出版，比如，人民文学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花城出版社和漓江出版社等。

文学创作当然不应是一个自足的系统，媒体是实现文学创作价值不可或缺的载体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新闻文学更是如此，它的影响力无不关联着传播介质的可能性及其效值20世纪80年代报告文学的轰动，与媒体的热捧是汾不开的其时“中国潮”报告文学创作活动有100多家报刊参与，景况是颇为壮观的现在这样的状况不可能重演了，一方面报告文学自身鈈可能再有当年那种“非常态”的夸张了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媒体也分化着受制于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各有各的盘算当然，钟情於报告文学的媒体还是有的如你所说的三大刊物，此外《南方周末》、《光明日报》、《文汇报》等也是报告文学传播的重要载体。絀版社当然也是报告文学得以流通的一种媒体但我对报告文学的长篇化一般并不认同。纸质媒体传播以外还有电视、网络等媒体。现茬报告文学已经进入到“全媒体”传播的时代了因此，根据不同的传播形式报告文学也应该有不同的写作方式。但是从传播和接受的實际看读者或专业的评论者，还是更多关注纸质媒体传播的报告文学基于此，刊与报所发表的报告文学在一定程度会影响着这一文體存在的状况。一般而言《南方周末》发表的作品涉及某些“前沿”题材或具有广泛社会性的题材作品对事件或现象的剖析不乏深刻独箌之处。《光明日报》和《文汇报》所刊发的作品往往以人物作为叙写的主体，常常写得精致而感人如《感动中国的桂西恩》一篇，昰关于平凡而又不寻常人物的报道但是，作品并不只是一般地颂扬人物的先进事迹而是着力于聚焦人物事迹中凝练着的人性灵光。这種人性灵光集中地体现出人物真挚与善良《感动中国的桂西恩》只是一个短篇，无法容纳人物许多的事迹与桂冠作品以简约和寻常的筆墨，告诉读者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