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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将每年6月23日设立为国际奥林匹克日，旨在纪念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回顾人类运动发展史，我们发现，人类自古便有喜爱玩耍的特性，古代各国也都曾有过许多对游戏的记载。古希腊人通过将单纯的游戏发展成为运动，以全民参与的形式，将人类之间的斗争意识转化为竞争精神，用更高、更快、更强的理念，来体验和挑战身体与精神的极限。 古希腊奥林匹亚的运动会已具备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雏形 据说远在公元前11世纪，古希腊便出现了定期举办的运动赛会。不过那时的运动会大都是地区性的，并且只有赛跑一种项目。公元前8世纪，奥林匹亚地区的运动会发展至鼎盛，逐渐形成包括希腊许多其他城邦，以及小亚细亚等诸多地区共同参加的体育盛事。当时的运动会被誉为“献给奥林波斯的宙斯的运动会”，以表示对神话传说中主神宙斯的崇拜。运动会每4年举办一次，第一次有记载的赛事发生于公元前776年，这便是我们今天熟知的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 最初，运动会只举行一天，公元前472年举办的第七十七届运动会延长至5天。第一天清晨，人们在“迎宾馆”举行开幕仪式。随后，运动员、教练员、年轻运动员的父亲或兄长宣誓遵守比赛规则。宣誓完毕，运动员及裁判员走过通向体育场的甬道，接受来自地母神德米特拉女祭司的祝福。 第二天上午举行赛马和战车比赛，下午是五项全能比赛，晚间还要举行纪念佩洛普斯的活动，因为人们认为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起源与他有着直接的关系。第三天是运动会最重要的一天。这一天，首先举行祭祀宙斯的活动，人们在祭坛前为他献上100头牛，随后进行盛大的游行。下午则是赛跑、长跑、往返跑等赛事。体育场内跑道的长度为192.27米，即一个“斯达德”。据说这是根据大力士赫拉克勒斯的脚长而定，相传他的双脚巨大无比且跑步如飞，人们便将他脚长的600倍定为一个“斯达德”，作为跑步比赛的基本单位。如今，希腊文和欧洲许多其他语言仍在使用这一词汇，意为“体育场”（Studio）。 第四天举行如摔跤、拳击等力量型比赛，第五天就要举行颁奖仪式了。胜利者佩戴橄榄枝花冠，人们在宴会上欢唱赞歌，时常庆祝到下一天清晨。当时，奥林匹亚的运动会是全希腊最为盛大的运动盛事，来自各地的优秀运动员无不以参赛为荣，而获得比赛胜利，则是一个运动员所能获得的最大荣誉。 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以法规严格闻名于世，谁若违反运动会章程或规则，比如贿赂裁判等，将受到严厉惩罚。奥林匹亚遗址内有一处名为“达奈斯”的区域，曾立有16座宙斯铜像，由违反奥运会规则的人敬献。每个雕像底座都刻有违反者的名字，以示惩罚，警示后人。运动会不但对参赛者有严厉的规则，哪怕对观众也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例如，在观看比赛时，出于对神的尊敬，无论天气状况如何，观众都不允许带帽子，骄阳之下，很多老人都曾因高温而晕倒。 此外，为保持体育事业的圣洁，希腊城邦间达成协议：在比赛期间，各个城邦停止一切战争。协约一旦生效，各方均无条件接受。在举行运动会前后的数月训练期和比赛期中，古希腊人果真将浑身血气自战场转移到赛场，竞创佳绩。公元前420年，斯巴达人由于破坏了“神圣停战协议”而受到重金处罚，并被拒绝参与奥运会赛事。 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彰显崇尚平等、竞争的古希腊精神 古奥林匹亚遗址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西侧，距离雅典约190公里，隶属希腊伊利亚省。如今的奥林匹亚小镇面积不大，却很精巧，半小时便可逛完。古奥林匹亚遗址位于小镇以东，若要抵达遗址，需经过一座小桥。桥下，克拉德奥斯河河水缓缓流过，沿河而行，来到克拉德奥斯河与阿尔菲奥斯河交汇处的一块冲积平原——“阿尔提斯圣地”。这片土地上生长着各种常青植物，松树、橄榄树、梧桐树郁郁葱葱，人们因而也将其称为“阿尔提斯圣林”。 阿尔提斯圣地是一处建有众多神殿祭坛的建筑群，宙斯神庙、赫拉神庙、母神庙、体育场、竞技场、回音廊，以及古希腊著名雕刻家菲迪亚斯的工作室等皆聚集于此。整个建筑群气势宏大，场面壮观。鸟瞰整个遗址区，绿树环绕，克拉德奥斯河如一条玉带从西边流过，遗址群中耸立的大理石如块块白色美玉，装点着自然、讲述着历史和历史中有趣的故事。 有关古代奥运会起源的传说很多，其中最有名的是佩洛普斯的故事。国王俄诺马尔斯的女儿年轻美丽，引来众多城邦王子的热烈追求。但神谕提醒国王，他的女婿将夺走王位，国王因此百般限制求婚者，要求必须与他比武赛车，赢了方可成婚，否则便死在他手中。然而，俄诺马尔斯拥有战神阿瑞斯赠送的无敌飞马和马鞍，无人能敌，已有12位青年为此断送生命。 佩洛普斯是宙斯后代，拥有天神的血脉、英武的身躯和灵敏的头脑。他买通国王的马夫，在赛车上动了手脚。比武之日，国王纵有神马相助，也难敌战车出了问题。佩洛普斯杀死了残暴的老国王，赢得了公主。大英雄赫拉克勒斯为向新人表示祝贺，举行了盛大的体育和田径比赛，从而开创奥林匹克运动盛会。在奥林匹亚遗址内宙斯神庙东侧的三角楣上，就雕刻有这段著名的神话故事。 神话当然只是神话，回溯历史，古希腊人的确是世界上对体育表现出由衷热爱的民族。对他们而言，体育已不仅仅是健身锻炼，而是身份的象征。古希腊贵族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便是竞赛，这在荷马时代就已表现出来。运动，是古希腊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种崇尚平等、崇尚竞争的精神，不仅锻炼了古希腊人的体魄，也陶冶了他们的情操，在对极限的挑战中，平凡的人也能获得与天神媲美的伟大瞬间。 《 人民日报 》（ 日 07 版）[责任编辑:赵宇]
作者：王雪樵 有元一代蒙古人入主中原长达100年，河东各地也留下过蒙元时代的诸多遗迹。直至今天，一些地方还保留有不少蒙古语地名。 2004年我写过一篇小文章，说的是临猗县阎家庄乡南王村，当地人呼作“那儿卓naerbfo”。“卓”是“庄”的俗读，“那儿”是蒙古语“淖儿nur”的对音，汉语的意思是“湖泊”。另据方志记载，该村还有一个名字叫“王家胡同”，而这“胡同xutuok”一词也是蒙古语“池泊”“水井”的意思。可能由于当时村里蓄有大池泊积水，所以人们给它起了个蒙古语名字，叫“淖儿庄”，也就是汉语所说的“泊池庄”，口语音转为“那儿卓”。文章曾得著名女真学、蒙古史专家金启孮先生首肯。 就在那个时候，我还注意到万荣县的一个村名，即三文乡的“生番村”（又名文村庄）。“生番”是明清以来汉族对少数民族的称呼，如清魏源的《圣武记》：“惟凉山内生番，多不火食。”《清史稿·穆宗本纪》：“日本兵船抵台湾登岸，与生番寻衅。”前者指彝族同胞，后者指高山族同胞。由于这个原因，我怀疑这里曾有蒙古族或其他少数民族居住。但问过几位当地人，都不清楚。 去年在市里搞地名普查，4月底的一天，万荣县地名文化专家解放先生忽然打来电话，说《东文村志》记载，本村一位解放前在蒲坂中学上过学的老教师讲，他看到过村里早年间一块石碑，上面记载说：文村在元代时候村名叫“文也那”，是蒙古语。但不知道这“文也那”是什么意思。还说，村民传说当年村里曾住过蒙古人。这个说法不经意间证实了我先前对“生番”村名的推测。我说：村民的说法有道理，“文村”很可能是个蒙古语地名。又问：当地还有没有其他关于蒙古语地名的说法？他回答说，不远处有个“乌苏村”，村里有人说是姓乌的和姓苏的最先住在这里，但本县文化学者陈振民说“乌苏”是蒙古语“水”的意思。不知何者为是。我说，陈先生的说法是对的，“水”在蒙古语中呼作us，汉语对音有乌苏、乌素、五素、吾素、勿素等多种写法，还有单译作“素”的。内蒙古有个“毛乌素沙漠”，“毛乌素”蒙古语就是“水质不佳”的意思。 但是，“文也那”在蒙古语里究竟是什么含义，我一时还弄不清楚。当时想到了两个与它读音相近的名词，一个是奥地利首都叫“维也纳”，与“文也那”读音相似。但那是印欧语系词汇，而蒙古语则属阿尔泰语系，两者对不上卯。另一个是“维那”“都维那”，这是个佛教词语，指寺院里管理僧众事务的一种僧职。古代许多寺庙里碑刻上都有“维那”“都维那”的名字。然而当地村民言之凿凿，是村名不是人名，是“文也那”不是“维那”，是蒙古语不是梵语，故这个词语也被我排除了。于是暂时存疑待考。 其实关于“文村”的村名，我在此前是留意过的。2010年，一位家在文村的朋友要嫁闺女，请我写一篇“之子于归”的文章。当时我就打听过“文村”村名的来历，结果仍不得要领。于是只好“望‘文’生训”，写了几句“十里文村文脉长”之类的话，现在看来似乎有点“‘文’不对题”了。但从那时开始，“文村”这个地名已经在我脑子里挂了号。 后来我查阅了有关资料，认定“文也那”这个村名应当和它所处地理位置有关。文村是个山区乡镇，地处稷王山西麓，海拔较高，境内满是沟壑，属于台塬地带。有东文、西文、南文三个“文村”，俗呼“十里文村”，现在称作“三文乡”。以地理状貌来看，“文也那”有可能是蒙古语“山”的对音，也有可能是“高”的意思。经过反复比较，最后我锁定了后者。查阅资料，蒙古语“高、高地”拉丁文转写有vendver、undur等不同写法(ve是用双字母拼写的一个蒙古语短元音)；汉语对音译作温都尔、文得尔、文都尔等。这里vendver和undur的词头ven和un，用汉语译作一个音节，即是“文”；译作两个音节，即是“文那”；译作三个音节，即是“文也那”。所以从读音对应来看，这是完全相符的。另据《东文村志》记载，古代村里有座大庙，人们呼作“高庙”，庙中舞台东侧还有一通记载元代“重建高庙”的石碑。无独有偶。永济市高寺村古代也有一座寺，因建在栲栳台塬边缘上，地势很高，当地人呼作“高寺”，蒙古语则称作“文纳寺”。这里的“文纳”音义皆等同于“文那”（不是僧寺里的“维wei那”），如上所述，它也是蒙古语“高”的意思；是ven、un又一种汉译写法。永济“寺以‘高’名”与万荣“庙以‘高’名”的巧合，进一步证实了“文也那”是蒙古语地名，也说明了蒙古语地名在当地存在有普遍性。因此，我的结论是：“文村”和“文也那（村）”，就是汉语“高村”的意思，甚或也可以称作“高庙村”。 时日匆匆，转眼又是一年。 今年4月8日我在外地，解放先生又打电话来提出一个新问题。说是《县志》记载，明朝初年，万泉县老城附近有个“把娄里”，下辖熟里、庙后、上桥头、下桥头、西丁等5个村庄。不知“把娄”两个字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也是蒙古语？我说这完全可能。第一，万泉在元代是个县城，按照元代的官制，县上的达鲁花赤（掌印官）必须由蒙古人担任，故县城一定住有蒙古人。第二，附近已有“乌苏”“文村”等几个蒙古语地名，说明元代人们为当地村落起蒙古语名字是有先例的。 但是“把娄”与汉语对应的是哪一个词语呢？ 回到运城后，我查阅了相关资料，首先确认“把娄”两个字是表音的，须从音读入手来破解它。但蒙语和汉语分属于阿尔泰语系和汉藏语系，加上方音和译者口语的个体差异，一个蒙古语词往往会有几种甚至十几种汉语译写方式（例如关于“泉”“井”等常用地名字，汉语译法各自都有十八九种之多）。因此蒙汉语对音不可能是音节声韵的完全对应，重点要看主要音节以及声部。此外，当然还须重视当地的地理及历史人文状况，因为地名往往是一个地方地理状貌以及人文信息的反映。 根据以上原则，经过比较识别，我认为“把娄balou”对应的蒙古语词语应当是“barun西、右”；“把娄里”是“（城）西里”或“（城）右里”的意思。理由是： 第一，地理位置吻合。从地图上看，“把娄里”所辖的5个村子熟里村、庙后村、上桥头村、下桥头村、西丁村，都在万泉县城西边或右侧，故称这一大片村落为“（城）西里”或“（城）右里”名副其实。 第二，读音吻合。蒙古语称西边、右侧为barun。由于汉语中只有边音l，没有颤音r(相当于俄语里的p音)，因此人们常将r读作l音，汉语对音有的也就译作了“巴伦”甚至“巴隆”“巴楞”等。而“巴伦balun”和“把娄balou”之间不过是一音之转。双方不仅第一个音节ba是相同的，第二个音节的声母l也是相同的。加上人们口语常将n尾音磨损、淡化（如将热气熏xun了呼作xu了，棉mian花呼作mia花），lun（伦)音也就变成了lu（陆）。当地方言又时常将lu与lou混读，将“平陆lu县”呼作“平娄lou县”。这样，在万荣人的口语中，蒙古语barun（口语作balu (n)），就与“balou”几乎没有差别，故将其译作“把娄”是完全合理的。 第三，符合蒙古人命名的习惯。许多蒙古语地名都是以方位来命名，今天内蒙古自治区共设有51个旗，其中就有24个有“前后、左右”的方位标识。如乌拉特前旗、乌拉特后旗，杭锦前旗、杭锦后旗，鄂托克前旗、鄂托克后旗；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土默特左旗、土默特右旗，巴林左旗、巴林右旗等等。蒙古语称南方与前方为omon，北方与后方为ar；东边与左边皆称作jun，西边与右边皆称作barun。所以元代蒙古人将万泉城西这5个聚落命名为“把娄barun里”，既可称作“（城）西里”，亦可呼作“（城）右里”。 据此，我们初步可以确定的万荣县境内蒙语地名有三处，一个叫“文村”，是“高村”的意思；一个叫“把娄里”，是“（城）西里”的意思；还有一个“乌苏村”，是“水”的意思。 此外，还有两个村庄因元代驻有蒙古人或色目人而得名。一个是“生番村”，前面已经说过。新修《万荣县志》改作“生蕃村”，释为“盼望草木繁盛，五谷丰登，村富民殷”，亦合“雅驯”的原则。另一个是“胡村”，由解放先生提出，此说有一定道理。因为“胡”也是历史上对少数民族的称呼，且该村既无胡姓人家而又与驻过蒙古人的“乌苏村”相毗邻。 今天，除“把娄里”已不存在外，其余几个村名都被保留下来。这是地名文化一份珍贵遗存，对研究元代历史和地方文化都是有助益的。（王雪樵）[责任编辑:郑芳芳]
作者：刘永加 老北京的饽饽铺很出名，这些店铺从外貌到柜内食品都很有特点，民族风味浓郁。饽饽铺字号多以某某斋命名，金匾大字，装修也极为考究，不是牌楼高耸、挑头远眺，就是屋顶三面曲尺栏杆，下有镂刻精美的挂檐板，用卷草、番莲、螭龙、花鸟等做纹饰，悬挂着“大小八件”“百果花糕”“中秋月饼”“八宝南糖”等招幌。金碧辉煌、细雕巧琢的铺面，使人相信店内的糕点也一定是精心制作，色香味俱佳。 老饽饽铺还有一个特点，即店内不设货品柜、玻璃橱，点心是看不到的。当年开设在东四八条胡同口外的瑞芳斋就是典型的代表。三间门面，店堂颇深，糕点都放在朱漆木箱内，贴着后墙一字排开。箱盖虽有木棍支起，但箱深壁高，距柜台又有一两丈远，顾客即使踮起脚也看不到糕点的模样，只能报上名称，由店伙计取来。但因为货真价实，顾客很放心。 老饽饽铺的糕点名目繁多，有大八件、小八件，做法有翻毛、起酥、提浆、酒皮等。蛋糕有油糕、槽糕；起酥有桃酥、状元饼、枣泥酥、棋子酥；应时糕点有藤萝饼、月饼、重阳花糕、元宵等。还有蜜供、小茶食、小炸食、鸡蛋卷……数不胜数。其中最出名的是萨其马。 “萨其马”本是满语，《清文鉴》解释为“狗奶子糖蘸”。萨其马的做法是用鸡蛋、油脂和面，细切后油炸，再用饴糖、蜂蜜搅拌浸透，故曰“糖蘸”。东北有种野生浆果，以形似狗奶子得名，最初即用它作萨其马的果料，满清入关以后逐步被葡萄干、山楂糯、青梅、瓜子仁等取代，“狗奶子”就鲜为人知了。 当年的萨其马用奶油和面制成，奶油产自内蒙古，经过一番发酵，成为一种干酪，和现在西式糕点通用的鲜奶油、黄油迥然不同。这一特殊风味并非人人都能受用，但爱吃它的则感到非此不足以大快朵颐。过去瑞芳斋主要供应京城的官宦士绅人家，备有一般和奶油两种萨其马，前者切长方块，后者则作条形。开设在北新桥的泰华斋，萨其马的奶油味格外浓。地安门的桂英斋，离紫禁城不远，较多地保留了宫廷点心房的制作传统。这些饽饽铺可以说是各具特色，惟萨其马的柔软香甜、入口即化这一特点是一致的，因为这是最起码的标准。（刘永加）[责任编辑:赵宇]
新华社杭州7月8日电（记者唐弢）在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第二厅，陈列着一幅题名为《且向百花头上开》的红梅图。画面上，一块顽石突立中央，把一旁的梅树枝条挤压得低垂着头，而在那低垂着的枝条上，一朵朵红梅正在顽强地盛开着。这红梅像极了此画的作者——郭凤韶。 郭凤韶，1911年生于浙江省台州市临海县。父亲曾是同盟会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在具有进步、民主思想的家庭熏陶下，她从小就反对封建迷信和礼教，怀有拯救祖国和民族的雄心壮志。 1925年，郭凤韶考入临海女子师范，参加了由进步青年组织的乙丑读书社。她阅读了《新青年》《彷徨》《呐喊》等大量进步书籍和刊物，思想觉悟逐步提高。1926年底，她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反动当局大肆逮捕和屠杀共产党员和读书社成员，有人劝郭凤韶退社，郭凤韶却坚定地说：“革命是我第一生命，我决不退社！” 1929年，郭凤韶考入陶行知创办的南京晓庄乡村师范学校。1930年，她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担任党的小组长，不久又担任中共南京市委地下交通员，经常只身往来于市委和晓庄之间，传递情报和文件。 1930年，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南京政府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四三惨案”。在中共南京市委的领导下，南京的爱国学生进行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暴政的示威游行。郭凤韶负责联络各大中学校，组织全市学生进行示威活动。她四处奔走，在街头宣传，与反动军警进行面对面的斗争。 学生的革命行动，使反动当局恨之入骨。同年4月8日，郭凤韶所在学校被反动当局查封，许多共产党员被捕。郭凤韶秘密转移到无锡，以教书为掩护继续革命工作。同年9月，她返回南京，准备参加营救被捕的同志的行动，不幸被特务盯梢逮捕。 在狱中，郭凤韶受尽酷刑，被打得遍体鳞伤、血肉模糊，她始终守口如瓶。每次从昏迷中醒来，总是怒斥敌人：“你们想用逮捕、屠杀的办法消灭共产党，是不可能的！”9月26日，郭凤韶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年仅19岁。 2005年，郭凤韶烈士纪念馆在其临海故居落成。故居院落里的部分房间被设计为展厅，展现了郭凤韶文思敏捷、能歌善画的才华和以生命为笔、鲜血为墨的精彩一生。楼下展厅，有她文笔流畅的家书和惟妙惟肖的画作。 纪念馆工作人员章冬玲说，她常告诉来访的游客们，今时今日，进步英烈的理想信念和道德情操依然在为我们这代人提供强大的“钙”和动力。 《 人民日报 》（ 2018年07月09日 04 版）[责任编辑:赵宇]
作者：朱有华 开国将帅从战火硝烟中走来，他们都是佩剑战士。除了握有指挥杀敌之剑，他们还有诗和远方。相当多的开国将帅，爱作诗，会作诗，有的还会填词。战争年代，他们迎着战火用生命和鲜血写诗；和平时期，他们向着建设发展用激情沧桑吟咏，堪称儒将文帅。 早在1987年，笔者就珍藏了一本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开国《将帅诗词选》，书中辑录了155位开国将帅400多首诗词。30年来，我时常翻阅，咀嚼再三，读出的是满满的铁血信念、英雄气概、家国情怀，以及对领袖的敬仰，对战友的真挚感情。 记录革命战争血与火的史诗 开国将帅都是用生命打出来的。一个开国将帅的历史就是一部血与火的史诗，与其说他们作诗填词，不如说他们深情记史。开国将帅的诗词，大都是写实、纪实，是他们用诗一般的笔触临摹他们的剑锋所指所得。于是，透过开国将帅的诗词，我们不仅感受到了他们在中国革命伟大征程中指挥若定、勇猛向前的英姿，还看到了我军创造的一个又一个光辉战绩，看到了我军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伟大奇迹。 “伫马太行侧，十月雪飞白。战士仍衣单，夜夜杀倭贼。”这是开国第一元帅朱德总司令1939年作的《寄语蜀中父老》，大有古之边塞诗风骨。 “狼山战捷复羊山，炮火雷鸣烟雾间。千万居民齐拍手，欣看子弟夺城关。”这是刘伯承元帅1947年9月作的《记羊山集战斗》，元帅欣然脱口哼出的诗句可谓气势磅礴。 “天空鸟飞绝，群山兽迹灭。红军英雄汉，飞步碎冰雪。”这是杨成武1935年6月作的《翻越夹金山》。同年9月，杨成武又赋诗一首《突破天险腊子口》：“腊子天下险，勇士猛攻关。为开北上路，何惜鲜血染。”红军长征的壮举，穿越时空，举世皆知，妇孺皆知，其艰苦、其险恶、其真情到底如何，当年的中央红军开路先锋──红一军团第二师四团政委杨成武的诗歌给出了有力的佐证。长征途中，杨成武率部趟路，先行爬雪山过草地，誓死飞夺泸定桥、突破腊子口，创造了一连串彪炳史册的光辉战例。难以想象，在那十万火急，连生命都很难保证的战略大转移中，杨成武这个开国上将，当时还有兴致写诗抒情。品读杨成武上将长征诗作，我感叹，上将不是写诗，而是手执长剑，高呼着“同志们，跟我向前”。 同样对于红军长征，很多开国将帅刻骨铭心，时常回忆，写下一首又一首诗词。开国上将李志民作有《江城子·忆长征》词；开国中将刘志坚1986年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时，一连作了两首有关长征的诗词。前面提到的中央红军开路先锋杨成武，1981年追记飞夺泸定桥，用短短20个字再现了当年的奇迹：“无边风雨夜，天堑大渡横。火把照征途，飞兵夺泸定。” 有诗人之称的开国元帅陈毅，战争年代转战到哪儿写到哪儿，打一仗写一仗。1929年2月，他赋诗一首《红四军军次葛坳突围赴东固》；同年6月，他写下《反攻下汀州龙岩》；仅1936年，陈毅就写下好几首脍炙人口的名诗，如我们熟知的《梅岭三章》《野营》。在著名的《赣南游击词》中，陈毅把游击战的艰苦和不屈写得生动感人，令人动容。“天将晓，队员醒来早。露侵衣被夏犹寒，树间唧唧鸣知了，满身沾野草。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粮食封锁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日落西，集合议兵机。交通晨出无消息，屈指归来已误期。立即就迁居……” 1947年5月孟良崮战役后，陈毅挥毫赋诗：“孟良崮上鬼神号，七十四师无地逃。信号飞飞星乱眼，照明处处火如潮。刀丛扑去争山顶，血雨飘来湿战袍。喜见贼师精锐尽，我军个个是英豪……”作为指挥员之一的陈毅在部队打了胜仗后的喜悦之情，跃然诗间。这里，是诗句，更是陈毅当时心情的实录。陈毅像随军记者一样，所不同的是，他用诗歌忠实地记录下战争的全景及片断，既为我军军史宝库留下了丰富的史料，也为我军军事文学增添了精彩的篇章。 遵义大捷、遵义会议、平江起义、黄土岭之战、淮海战役、中原决战、抗美援朝、板门店谈判……几乎我军军史上所有重大战役、重要事件都被开国将帅们用诗词珍记下来。开国中将欧阳文是个文化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解放军报》总编辑，1931年至1934年间，居然用心把一至五次反“围剿”的历史全部用诗完整地记录下来。品读开国将帅的诗词，就是重温我军军史，就是走进那风烟滚滚的战场，走进战旗飘扬的岁月。[责任编辑:赵宇] 1 2 3 下一页 尾页31
作者：谷敏、董捷 回溯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优秀的家族往往并非一朝崛起，而是经过几代人甚至数十代人的励精图治，逐渐形成良好的家风，孕育出经受岁月洗礼和考验的家族文化，最终家族中才会不断涌现出类拔萃的成员。宁波鉴桥屠氏就是这样一个家族。 南宋理宗开庆年间，屠氏先祖屠季为避金难，自江苏常州迁徙至宁波。屠氏先祖多为清寒处士，后经累世耕读，至明代时逐渐名臣辈出，成为明代宁波四大望族之一。清代著名学者全祖望曾撰写《甬上望族表》，鉴桥屠氏即为其中之一。其家族中著名人物，明代有吏部尚书屠滽、都察院左都御史屠侨、兵部侍郎屠大山、辰州知府屠本畯、礼部主事屠隆、刑部尚书屠琛等，清代有兵部尚书屠粹忠等。 宁波屠氏家族文学修养很高，历代多有作品传世。如屠滽（1440-1512）撰有《丹山集》，屠侨（1480-1555）撰有《简肃公集》，屠大山（1500-1579）撰有《竹墟司马集》等。除此之外，屠氏家族也是我国博物学的先驱，这在中国传统诗书家族中是较为少见的。自明以来，屠氏家族中不少成员对博物学别有研究，举凡植物、动物、园艺均兴趣颇深，其中最为著名的即为屠隆和屠本畯（jùn）。 屠隆（1543—1605），《明史》记载他“生有异才”，在博物学领域极有造诣，其代表作为《考槃余事》与《游具雅编》。如关于酒具，屠隆除叙述传世不同酒具的制作工艺之外，还描画了“太极樽”“葫芦樽”等不同酒具的样式，并记录了暖酒之法，对酒具的观察既细致又准确。 屠本畯（1542-1622）是明代最为重要的科学家之一。他通过调查研究，著有《闽中海错疏》《海味索引》《闽中荔枝谱》《野菜笺》《离骚草木疏补》《昆虫疏》等书，内容涉及海上陆地多种动植物。如《离骚草木疏补》一书，屠本畯针对前人未曾注意过的农作物与植物，在品种、种植与用途方面做了详尽研究。 屠氏家族一直非常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如明代吏部尚书屠滽的母亲徐氏在谈到下一代教育时说：“养子不可不教以读书。”孩子读书费用不够，她不惜变卖首饰、亲自纺织，以此资助他们完成学业。当她发现孩子与朋友之间有浮夸的行为，就立即告诫他们：“君子不重则不威，汝等弗闻乎？后更不得如此。”在她的教育下，屠滽成为一位既能干又宽厚的官员，毫无骄矜之气。有一次，他在吏部办公时，办事人员将墨汁不小心洒在他的衣服上，十分惶恐不安，屠滽忙宽慰他：“我正嫌衣服太白，染上墨汁正好。” 明代礼部主事屠隆在谈到子女教育时，也很有见地。他说：“富贵纨绔之子，少而聪颖”，加之周围全是阿谀奉承之徒，容易被过誉之辞冲昏头脑，骄傲自满，目空一切。故此，屠隆认为，当让孩子知礼而谦虚，不能有骄亢粗鄙之气，然后督促他们认真学习，培养踏实稳重的作风。同时，做父母的还要严格要求孩子，“一事之能慎无轻奖，一语之能慎无妄夸”，实事求是，不随意夸奖，这才是真正爱护子女的做法。 及至近现代，屠氏家族仍一直秉承务实上进的家风。屠氏的二十世孙屠濂规为银行职员，他有三子一女。在他的精心培养下，孩子们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他的女儿即为获得2015年诺贝尔医学奖的药学家屠呦呦。屠呦呦带领团队从事抗疟疾中药研发，经过多年努力，终于提取出青蒿素，这一科研成果在全世界广泛应用，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 屠呦呦的成功，除了自身努力和团队协作外，也离不开家人的支持和良好家风的熏陶。屠呦呦14岁时，她的哥哥屠恒学就曾嘱咐她：“呦妹：学问是无止境的，所以当你局部成功时，你千万不要认为满足；当你不幸失败的时候，你亦千万不要因此灰心。呦呦，学问绝不能使诚心求她（它）的人失望。”结婚后，丈夫李廷钊也不以一般贤妻良母的标准要求屠呦呦，理解她对事业的追求，主动包揽了大量的家务。故此，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屠呦呦在表达了对祖国医学的自豪之情、对同事与同行的感激之情外，她还特意说到：“（我）深深感谢家人一直以来的理解和支持”。(谷敏、董捷)[责任编辑:刘丹]
作者：黄雪媛 今年7月3日是卡夫卡诞辰135周年，围绕这张二十世纪最著名的 “文学标签”的纪念文字估计会重新热闹一番。而我们纪念一个作家的目的，是为了能最终回归他的作品中去。 很少有一个小说家像卡夫卡一样，在塑造作品的同时也塑造出自己的“神话”。卡夫卡的后世 “公众形象”建立在他具有强烈自我投射倾向的作品以及成篇累牍的日记和书信之上，再辅之以读者的一知半解，以讹传讹。他的形象和个性被赋予了诸如此类的标签：偏执、脆弱、忧郁、妄想，强迫症和破坏欲交织的艺术家人格；被父权压制的 “永远的儿子”；弱不禁风的肺痨患者；把文学作为一生志业，钟情于禁闭式写作的离群索居者…… 倘若我们要真正进入卡夫卡的艺术世界，是不该也无法把他本人的真实生活抛诸脑后的。牛津大学的德语教授和卡夫卡研究专家里奇·罗伯森（Ritchie Robertson）在他那本著名的牛津通识读本《卡夫卡是谁》中写道：“拜伦的读者把拜伦想象成他笔下主人公恰尔德·哈罗德和曼弗雷德那样幻想破灭而忧闷的人。把卡夫卡和他小说中的主人公分开也一样难。” 当然，我们不必非得像那些执着的考证学家一样，在卡夫卡的小说里寻找与他生平经历一一呼应的蛛丝马迹，并热衷于挖掘作品中各种人名的双关含义。但如果我们愿意接近一个更为真实和立体的卡夫卡，除了阅读卡夫卡书信、日记之外，也需要借助专业的卡夫卡学者和严肃的传记作家的帮助，他们之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除了卡夫卡的密友马克斯·布罗德，还有哈尔穆特·宾德尔（Hartmut Binder），以及近年来在卡夫卡传记领域卓有成就的雷纳·斯塔赫 （Reiner Stach）和彼得·安德烈·阿尔特（Peter-Andrea Alt）。 以往关于卡夫卡生平的资料中不乏事实性错误，这些误解尤其在中文文献中流传。比如我们常常能看到类似这样的语句： “卡夫卡1883年出生于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布拉格，一生中几乎没有离开过故乡。” 也许人们倾向于把卡夫卡想象成地窖中的孤独穴乌形象（卡夫卡的名字在捷克语中的含义），事实上，卡夫卡并不是一个遁世修行者，他的足迹到过欧洲许多国家。据一个卡夫卡研究小组统计，卡夫卡一生到过六十多个地方，有时是旅行，有时是度假和疗养，有时则是短暂定居。这些地方既包括像柏林、维也纳、德雷斯顿、苏黎世、莱比锡、巴黎、米兰、布达佩斯等大城市，也有许多名不见经传的小城和乡村。卡夫卡还是音乐会和歌舞会、飞行表演、赛马会和赌场的热心观众以及各大博物馆和艺术展览的常客。卡夫卡在1911年的日记中这样叙述自己作为旅行者的感受： “人们承认陌生的城市是事实，居民们生活在那里，并不渗入我们的生活方式，如同我们并不能渗入他们的生活方式。” 正是凭着这种旅行者的距离感，卡夫卡有机会细细观察布拉格之外的欧洲大都会的生活场景。德国传记作家阿尔特在他的《卡夫卡传》中专门辟出一章来呈现作为 “旅行者”的卡夫卡，他写道： “旅行对于卡夫卡意味着可以观察陌生的事物，可以不带压力地记下它们的特性，而并不牺牲匿名的保护作用……他用犀利笔锋捕捉住见到的东西，以便将其整理归档作为日后写作的素材。虽然在这样的阶段具体的写作计划搁置起来了，但是他至少通过间或写一篇旅行日记保持写作的连续性，没有那种连续性他会感到不幸的。” 如此，我们就能解释卡夫卡小说中题材的丰富和细节的精确究竟从何而来，而不仅仅简单地把这种写作才能归功于一种幻想天赋。卡夫卡本人所说的 “我头脑中的广阔无垠的天地”有相当一部分构建于他的旅行经验。 卡夫卡还是一个体育运动爱好者，这无疑与大众对他的固定印象——弱不禁风，患有肺痨——大相径庭。卡夫卡34岁时查出肺结核，此后休养和治疗断断续续，39岁时健康状况恶化，迫使他不得不结束保险公司的工作。卡夫卡生命的最后岁月在柏林和维也纳的几家医院和疗养院辗转，41岁时在夏天去世。疾病缠绵并不说明卡夫卡的短暂生涯中与运动和探险猎奇无缘。他在大学时代就参加当时流行的骑马和网球运动。值得一提的是，在超过十年的时间里，卡夫卡每天坚持健身训练，并引以为傲。他还喜欢在布拉格周边地区进行连续几小时的徒步运动。好友布罗德记录了卡夫卡的这一爱好：[责任编辑:赵宇] 1 2 3 下一页 尾页31
作者：蔡辉 “提起我的爸爸谭江柏，他的威名在香港简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被人封为‘谭铜头’，凭这个封号就可想而知爸爸的头球功夫不简单。每次报道上写爸爸的名字时，在前面都要加上‘著名的球星’五个字，因为他的球技超级厉害。”这是香港著名歌星谭咏麟在《我的球星老爸》中写下的话。 翻阅老报纸，可知谭咏麟所言非虚。 如《勤奋体育月报》1937年第4卷第4期中称：“俯视国内，如谭之攻守奇才，洵如凤毛麟角，不可多得。攻则如利刃，守则如金汤。谭君为南华后起英才。初任内卫，庸碌无奇，自改任内右锋后，一鸣惊人，每建功勋。精攻门术，尤擅头顶，有独到功夫。第十届远东运动会，君建功独多，不愧为功臣。六届全运大会中，粤队若无此人，安能淘汰沪队，早已作片片粉碎，不值港队之最后一击也。第十届世运会（即奥运会），君为吾国足队之健将。” 再如《申报》日报道：“谭为内卫最杰出之人才，曾代表我国，出席柏林世运，擅长头球，有铜头之誉，香港球迷、妇孺皆知，其球艺早已蜚声全国，毋庸赘述。” 谭江柏是柏林奥运会中国足球队主力球员，曾被称为“新李惠堂”。 “四骑士”横扫广东球坛 谭江柏祖籍广东新会，日生于广州，后随亲属迁往香港。因生性好动，学业不佳，一度被送回广州，入粤秀英文补习学校。 谭江柏体格魁梧，成年后身高1.78米，体重72公斤，在当时十分难得。他16岁被香港南华青年队（乙队）招为前锋，17岁替补入甲队，首场便踢进两球，第二场再进一球。可几场之后，他又被送回乙队。 1930年，广州警察队将谭江柏招至麾下，这是他职业生涯转折的关键一步。 当时广东以岭南大学足球队为最优，由我国第一代球王唐福祥执教。唐作为队长曾夺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远东运动会（亚运会前身）足球冠军，特别是第四届远东运动会，足球冠军是中国代表队获取的唯一金牌。1923年，唐福祥赴美留学，回国后在大学执教。 此外，中山大学队也是一支劲旅。 当时广州市警察局督察长袁熙圻、韦汝聪都是球迷，见警察队屡战屡败，便请香港南华足球队来广州表演，趁机挖走其核心球员冯景祥、李天生、叶北华，叶北华又拉谭江柏加盟。 为得到此四人，广州警局任命他们为交通督察员，每人配摩托车一辆，负责在市区巡逻，专抓公交违章超载、搭“霸王车”等。上午巡逻，下午练球。 当时广州摩托车甚少，四人大出风头，被称为“四骑士”。 叶北华擅带球快速推进、过人，被称为“穿花蝴蝶”；冯景祥擅头球，被称为“豹子头”；李天生擅铲球，被称为“大铁铲”；谭江柏身高体壮，被称为“花和尚”。 “铜头”为何不卖力 因“四骑士”加盟，广州警察队水准大增，在当时国内足坛形成了“北东华、南警察”格局。“北东华”指上海东华队，因球王李惠堂加盟实力大增，几度压倒香港队夺取全运冠军。当时中国足球队以这两队为班底，“四骑士”均任主力。 在广州警察队，谭江柏的能量突然释放了出来。 首先，场上位置从前锋转为内卫，当时流行“W”布阵，两名内卫站位最靠后，无助攻任务，但谭江柏体能好，经常插上，令对手防不胜防。谭防守硬朗，与李天生配合，被称为“马其诺防线”。 其次，谭江柏原本头球就好，在广州踢球期间，得著名中锋黄柏松指导。黄常用浸过机油的足球练习，足球经机油浸泡后，重量增加，弹性锐减。经“油球”训练后，谭江柏颈部特别粗大，头球力量猛增，人称“谭铜头”。 “油球”训练究竟属科学方法，还是民间传说，莫衷一是。传说称民国时著名球员孙锦顺也用“油球”训练，射球曾致门将骨折，赢得“铁腿”美名。 1934年，中央警校校长李士珍借冯景祥、谭江柏等到南京，参加中央警校队与金陵中学队的比赛。金陵中学队也请了“外援”，即印尼归国华侨、东华队的陈镇和。谭江柏上半场发挥失常，屡屡将球顶偏。南京卫戍司令谷正伦大怒，中场时找到谭，要他拿出真本领。下半场谭江柏助攻一球，自己顶入一球。最终3比0取胜。 原来，谭江柏的父亲正在南京，就职于英商太古船务公司，几位金陵中学老师与他聊天，让他劝谭江柏“留情”。 表现压倒李惠堂 1934年5月，中国足球队参加第十届远东运动会（也是最后一届），谭江柏亦入选。 此前中国队已8次夺冠，在第9届前，每场均能赢日本队四五个球，第9届时却与日本队战成3比3，并列冠军。中国队的霸主地位遭遇挑战，且自“九一八事变”后，中日关系紧张，为双方对决赋予更多含义。 在此次大赛中，谭江柏出任右侧锋，表现好于球王李惠堂。在对菲律宾队和对印尼队（时称荷属东印度队）的比赛中，他分别攻入一球。与日本队决赛时，谭江柏率先打进两球。没想到下半场时，中国队体能差的缺点显现出来，加上后卫李天生被红牌罚下，李惠堂又罚丢了一个点球，双方战成3比3（李惠堂进一球）。关键时刻，裁判又给了中国队一个点球，李惠堂将此球罚进，终以4比3取胜。 《申报》在报道这场比赛时，特以“谭江柏是英雄”为小标题，称：“谭江柏为我队之英雄，上半时连发连中，表演最称满意，李惠堂未见特色。日队技术平平，远不如我，但其长力及奋斗之精神，非他国所能及也。” 球王李惠堂称赞谭江柏说：“能卫能锋，陷阵则敌方辟易，防卫则一夫当关，浑身解数，件件皆能。”李惠堂身高1.82米，但不擅头球，平生只入4球，所以他在《球圃菜根集》中说：“如果我有江柏兄的顶上功夫，那我恐怕会有比现在大得多的成就。” 国足曾是职业精神典范 不久，谭江柏回到香港南华队，据《优游》杂志报道，他“平时，对于出场比赛，极为努力，为南华之中坚分子”。1936年1月，谭江柏因在比赛中“误踢”对方球员史杜兰治，被红牌罚出场，加罚禁赛2个月。 这一年，谭江柏入选中国奥运队，准备出战柏林奥运会。 据叶北华回忆，中国队备战混乱。在22人中，有的选手水准较差，如印尼华侨张显源，“只不过他与印尼的一个大资本家（糖王）有密切关系，由大资本家亲子出面硬拉进去，负责选拔的人碍于情面，也就选上了”。 好在后来得到通知，每队只能报15个人，才将“关系球员”剔除。 至于颜成坤，则“对足球可以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