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科技大学和成都科技大学那么寥寥几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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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家大学叫“科大”（一）李延军&&&&&&&&我的大学同学耀钟兄和炽昌兄先后转载了这篇文章，我因眼神不济，已很久不看这样长的文章。但粗看以后很惊讶一个没在科大读过书的人竟写出这样一篇科大人都很难写出的文章，其热情之充沛，资料之详尽、逻辑之顺畅、论据之确切、评论之准确，使我不由得从头至尾仔仔细细又看了一遍。追溯其源，在“中科大家长论坛”上看到对此文好评如潮。是不是因为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呢（因为上那个论坛的多数是科大人或科大学生的家长），我决定也把这篇文章转到我的博客里，我的朋友绝大部分不是科大人，有兴趣就看，没兴趣就算，也可跳着看。文章还没写完，我跟许多人一样等着下文。作者李延军，笔名：酸&&&&&&&&枣，河北作协（一说中国作协）会员，邯郸市作协常务理事，散文艺委会副主任，邯郸市散文学会副主席，赵文化专家库在库学者，地方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百家讲坛》专栏作家，《赵文化》特邀编辑，获西柏坡散文节一等奖、邯郸市首届优秀作家奖、邯郸文化特别贡献奖、“魅力邯郸”征歌一等奖。大量作品发表于《美文》、《百家讲坛》、《文史天地》、《中华传奇·大历史》、《国学》、《军&&&&1&&&&&&&&&&&&事文摘》、《中国名城》、《民族论坛》、《北方》、《燕赵散文》、《燕赵艺术》、《邯郸文学》等媒体，出版有历史文化散文集《邯郸寻马》。博主薛啸宙&&&&&&&&有家大学叫“科大”李延军对中国科大产生兴趣并潜心研读，缘于犬子去年底被推荐报考了该校的少年班。在陪犬子参加少年班学院创新试点班选拔考试期间，我有幸近距离接触这所科学殿堂，亲身体会这所学府的无华朴实与淡泊宁静。不算大的东区校园里树木葱郁，郭沫若、华罗庚、钱学森、钱照临等大师塑像掩映其中；少年班学院前的孺子牛雕塑低调而执拗，两双嫩肩奋力推动着巨大的地球在旋转；黑色溜光大理石板上雕刻的中国科大小行星云图静默而浩淼；一幢幢成排的红砖老式住宅被犬子描述为我们这里的“棉机家属院”；一个个行色匆匆的科大学者们平实却不乏亲善和蔼……&&&&&&&&2&&&&&&&&&&&&这里没有我惯常见到的其他大学里的那些喧嚣与张扬，除了宁静的读书气息之外还是读书气息。她的一草一木静若处子，在我一个局外人眼里，这里的一切的一切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只有那一座座拔地而起的现代化教学大楼和巍峨壮观的国家实验室，在提醒着我这所大学在中国科技界的卓越地位；一位位谦谦有礼为我们服务的学生志愿者，在向我展示着这所学府弟子们的学养与风采……&&&&&&&&3&&&&&&&&&&&&我只有与她几天的短暂接触，就勾起了对这所大学的研读欲望。在科大家长论坛和科大招生论坛，我读到了这所大学的内涵与魅力；在科大退休老教授阮耀钟博客，我读到了一位50多年科大历史亲历者对这所大学的深厚感情；在科大50年校庆资料和网络搜索到的视频中，我读到了这所大学50年风雨跋涉的非凡历程，及其取得的一个个骄人成就；在与科大少年班学院杨书记、陈院长、宋老师以及阮教授、吕老师等科大人当面或电话、书面接触中，读到了科大人对天下莘莘学子们的那腔炽热情怀……半年来的点点滴滴，一直在我的胸中萦绕，对中国科大我不能不说点什么。&&&&&&&&4&&&&&&&&&&&&一、这家科大有“学术”只有经历过高考选报志愿的考生家长，才能体会到如今中国大学的数量之多、中国高等教育之纷繁庞杂，完全可以用“乱花渐欲迷人眼”来形容。而亲历了春秋战国般高考大战后的我，至今也弄不清中国到底有多少大学，各个大学之间除分数之外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反正给我的感觉都是千人一面，似曾相识，如千篇一律的流水线产品。单与我有关联的叫科技大学的大学，就如过江之鲫，数不胜数。幸亏我上世纪八十年代也读过大学，如今这些林林总总叫科技大学的大学，那时侯充其量也就是叫某某学院、某某工学院之类。想不到如今都已摇身一变，成了一个个外表光鲜的科技大学。在我的记忆中，曾叫科技大学的只有中国科技大学、国防科技大学和成都科技大学那么寥寥几家，而且都是一个比一个牛的著名学府。后来成都科大还被合并在了四川大学的麾下。几乎在成都科大消失的同时，中国的大学合并之风骤起，愈刮愈烈，各类巨无霸式的所谓综合大学横空出世，&&&&5&&&&&&&&&&&&各类单学科的学院式大学也水涨船高，行情看涨，逐步把自己归列入一群称作科技大学的行列。科技大学的队伍由此蔚蔚然膨胀起来，形成中国大学风景线上一道壮丽景观，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通过对这些科技大学的留心，一个意外的收获是对“科技”一词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在所有的科技大学当中，中国科大是第一个在中国称作“科大”的大学，而且她的名字与其他科技大学不同之处还在于她多了“学术”二字，其全称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而非人们口头常说的“中国科技大学”。估计是后来的其他科技大学们，在抄袭中国科大校名创意时的疏忽与遗漏。只记住了被市面上缩了水的“科技”，而忘却了其中最为根本的“学术”二字。如今的人们已模糊了科学与技术两词之间的界限，并一概冠之以“科技”之称。其实“科技”是“科学”与“技术”的缩写与简称。严格意义上讲，科学是科学，技术是技术，这两个词分属于不同的学科领域。科学属理科范畴，技术属工科领域。其实一所叫科技大学和叫理工大学的大学，其字面含义是一样的，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科学讲究的是探索和发现、创新与创造。突破常规，破除迷信，是科学的应有之义，她是一切学科的知识源头。所以“五四”时期的先驱们，率先提出了“科学与民主”的口号，俗称“德先生”、“赛先生”，而非“科技”与民主。技术强调的是标准、规范和按部就班，是一切工程活动的基础。在工程技术领域一般是不能打破这个行业的技术规范和行业标准的，否则，某项工程就会被视为不合格工程，所以技术讲究的是严守标准与规范。也就是说，技术需要守成，科学却必须创新。如果说科学是以打江山为己任，那么技术就是以坐好江山为座右铭。科学引领技术进步，技术为科学提供着丰富多彩的应用和研究领域。科学与技术相辅相成，互相依赖，共同发展，是人类认识和利用自然活动不可分割的两翼，所以常被人们简称为“科技”。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当时的政治家们对科学与技术两词的概念非常清楚，而且还将他们的区别付诸实实在在的行动当中，在当时的高等教育领域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称作“院系调整”的高校拆分运动。当时的政府完全根据这两个词汇的简单区别，照搬前苏联的高等教育模式，把中国原本综合性相当高的大学，严格按照理、工、农、医、文简单分类，大卸八块，拆分成一个个独立的毫无关联的工学院、农学院、医学院、林学院、地质学院、矿业学院、钢铁学院、邮电学院、财经学院等等，不一而足。就连当时综合程度最高的北大、清华、复旦、南开也未能幸免，北大、复旦、南开被肢解成了纯文理大学，清华成了清一色的工科大学。“院系调整”后的中国大学，呈现出一派文理分家、理工分家、科学与技术分家、教学与科研分家的格调单一却纷繁异常的局面。政治家的这些天真行为，引起了科学家的阵阵担忧。当时肩负国家“两弹一星”研制重任的中国科学院就清醒地认识到，这样的所谓大学是培养不出他们“向科学进军”所需要的人才的。这种大学教出来的学生，知识结构必然单一，学科鸿沟纵横，综合素质严重不足，难以适应综合性、学科交叉要求高的科研工作需要，&&&&6&&&&&&&&&&&&于是不得不决定另立炉灶，办一所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大学。这个大学应当理工结合，科学与技术紧密相连。当时的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在日召开的这所大学筹备会上，根据与会大多数科学家们的意见，当即把这所大学命名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并亲自担校长。&&&&&&&&在当时的社会纷纷奔向单一学科大学的浪潮中，新中国的第一代科学家们把科学与技术结合的理想，完全寄托在了这所新生的中国科大身上。这所大学的理科学生要比北大的学生多学工科内容，她的工科学生要比清华的学生多学理科内容，这样通常的本科四年学制就不能满足教学需要，科大的本科因此在建校之时就统统变成了实打实的五年制。在后来的实际教学中还出现过五年都学不完教学计划&&&&7&&&&&&&&&&&&的情况，延长到五年半才毕业。而毕业后的定级工资，一分也不比别的学校四年毕业的本科生多。这种特立独行的学风被后来的科大人总结为“红专并进，理实交融”的办学理念，一走就是五十多年。差不多四五十年后，别的大学才从梦中醒来，亦步亦趋地步起了中国科大五十年前的办学后尘，逐步走向了科技结合的综合性大学之路，也才有了一丝中国科大当年梦寐以求的“学术”气息。“大跃进”时代的中国，很多事情都不可避免地难逃轰轰烈烈昙花一现式的“放卫星”命运，而中国科大的异军突起成了那个时代的另类符号，居然长成了中国科教界一颗参天的常青树。校长郭沫若引用了毛泽东常说的一句话：“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满怀豪情地号召第一代科大人：“我们的学校如果可以说像一张白纸，就请把它办成最新最美的学校吧!”新中国的第一代科学巨匠们在郭老诗情画意的感召下，纷纷拿起了他们手中最得意的如椽画笔，在中国科大这张白纸上纷纷挥毫泼墨：钱学森、华罗庚、严济慈、赵忠尧、施汝为、郭永怀、吴仲华、顾德欢、武汝扬、杨承宗、侯德封、华寿俊、贝时璋、赵九章等一代巨匠们，都在当年的科大课堂上使出过他们的看家本领。严济慈讲“普通物理”；华罗庚、吴文俊讲“高等数学”；蒋丽金讲“普通化学”；钱临照讲“近代物理”；曾肯成讲“数理方程”；郭永怀讲“边界层理论”；林同骥讲“高超声速空气动力学”；卞荫贵讲“高速气流传热”……这是第一代科大人后来列出的第一代大师们授课的不完全菜单。讲过“普通物理”的严济慈，后来多次在不同场合表示科大是“我的掌上明珠”；讲“高等数学”的华罗庚，鼓励他的弟子们“弄斧到班门，下棋找高手”；钱学森的《星际航行概论》结业考试，更是在第一代科大人黄吉虎教授的记忆中留下了刻骨铭心的烙印：钱先生的考试是开卷考试，只有两道题，第一道是概念题，30分，一般考20分以上都困难；第二题是：“从地球上发射一枚火箭，绕过太阳，再返回到地球上来，请列出方程求出解。”上午8∶30开考，一直考到傍晚，除去中午吃饭时间，同学们整整考了一天也没一个人答完，中间还用担架抬走4个考晕过去的，其中有乌兰夫的儿子。最后大家只好无奈交卷，结果惨不忍睹，95%的学生不及格。对此钱先生自有解决之道，他把卷面分开方再乘以10，这样得36分的同学就成了60分，而卷面100分的同学还是100分。这样75%的同学就及格了，再加上平时的分数，80%多的学生又算过了关，只有近20%的同学需要补考。这门课虽然通过钱先生的技术处理，大部分同学侥幸过关，但钱先生很不满意，他认为这批同学的数理基础不够扎实，还需要补课，为此科大首届力学系58级学生集体留校补了半年的基础理论课才准许毕业。在此期间，钱先生重新为同学们补讲了冯·卡门和比奥(钱先生在美国上研究生时的导师和师弟)的《工程中的数学方法》和“高等数学”。半年下来，这届同学光数学题就做了近三千道。虽然工作推迟了半年，但由此打下的扎实数理基础，使&&&&&&&&8&&&&&&&&&&&&绝大部分同学在后来的科研工作中受益匪浅，很快成为同龄科技工作者中的拔尖人才，为“二弹一星”的成功做出了杰出贡献。……就这样，第一代科大人在新中国第一代科学大师的亲手栽培和哺育下，不仅获得了独领风骚的科技本领，更重要的是耳濡目染了第一代大师们严谨的治学风范，从此那代大师们的学风就在科大的校园里生根发芽，枝繁叶茂起来，一代代薪火相传，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到合肥，至今仍在发扬光大。如今已退休的阮耀钟教授曾撰文回忆说：科大的学风之好，在国内是出了名的。80年代复旦大学的老师来科大参观学习，深有感触地说：“一看这些学生就知道是念书的！1979年至1989年中美共同举办的CUSPEA”（China-U.S.PhysicsExaminationandApplication）考试，科大的学生成绩一直在全国遥遥领先，令人侧目。当时科大的那些老师们，论资历还都该是清华、北大老师的弟子辈，谁知这些弟子辈老师，竟能教出如此优秀的弟子，对此很多人感到不可思议。有一次，北大校长去问北大物理系主任，为什么我们考不过科大？当时的北大物理系主任回答说：“我们的学风能与他们比吗？”阮教授的女儿是科大86级学生，她说科大的同学们都像高考前一样用功。她曾提到过这样一幕场景：有一天晚上，她在二教楼上自习，期间遇到突然停电，于是同学们又喊又叫地往楼下走。中途突然又来电了，正在下楼的人潮立即折返，又往回流了。三分钟之后，整座大楼已是鸦雀无声！目睹此情此情的旁观者无不惊叹：“科技大学真可怕！”&&&&&&&&9&&&&&&&&&&&&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科大的学风由此可见一斑！华为集团老总任正飞曾不无感慨地说：“中国之大，只有这里才能放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近十年来，在天南海北的一个个大学一轮又一轮的合并扩张风生水起之际，偏安合肥一隅的科大教授们，始终坚守着自己的阵脚与操守，在高校“排行榜”一浪高过一浪的喧嚣声中，不动摇，不跟风，不浮躁，不折腾，低调教书，扎实育人，不求总量第一，只求人均第一，不求投入第一，只求投入产出比最大，不做华而不实的“高大全”野战军，只做“高精尖”的特种兵，牢记聂荣臻元帅在建校之初提&&&&10&&&&&&&&&&&&出的“把红旗插上科学的高峰”宏伟目标，以“创环宇学府，育天下英才”为己任，正在向世界一流大学挺进！曾担任科大校长十年之久的朱清时院士，曾这样评价过自己十年来的治校政绩：不要问我这十年里做了什么，要看我这十年里没做什么。不扩招，不买地，不建大学城，不搞教育产业化，不让自己的教授去经商，不让自己的大学去为地方GDP拉动内需……作为一个局外人，说起这些可以谈笑风生，轻描淡写，一笑了之，可作为一方大员的招风的名校之长而言，要顶住方方面面的压力，就不是那么惬意轻松了！朱院士清楚，科大培养的不是某个产业大军，而是未来十年、二十年引领科技潮流的精英和领军人物。这些人才不是通过流水线就可以复制出来的简单产品，而是要因材施教，个性培养，付出心血。十年来，不，五十年来，科大始终坚持不扩招，一直恪守着建校之初每年招生1860人左右的规模。“1860”，由此被誉为“科大恒数”。其背后更该是科大教授们一颗颗用心良苦的赤子之心，在我的眼里难免显得有那么一点孤独与悲壮！&&&&&&&&所以，科大敢称自己是“离北京远，离纽约近”的大学，并放言“大学之大不在城市之大！”并非狂傲不羁的空穴来风，而是真正凭自己的实力在说话。科大在社会上由此赢得了“学在科大”和“不要命的上科大”等美誉。凤凰卫视总编辑兼首席评论员阮次山说：薄海内外无如徽之黄山，近中华而后首推中科大；日本东京大学校长说科大是“中国的麻省理工学院”；著名数学家丘成桐说：在中国的所有大学中，最令人琢磨（疑应为“捉摸”--博主注）不定，也最有可能出现奇迹的就是&&&&11&&&&&&&&&&&&中国科大；两弹元勋、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说：“中国第一个诺贝尔奖最有可能诞生在科大及其学子之中!”……每当说起今天的辉煌，如今的科大人都会饱含深情地提起第一代大师们的言传身教之功。科大人已把他们自己第一代大师们的名字，一个个写在了他们不长的校史中，铭刻在一代代科大学子们的心中，甚至在他们朝夕穿梭的校园中为他们竖起了雕塑。2010年1月份的隆冬里，在犬子奔赴科大创新班考场间隙，我曾驻足于那里的一座座大师的雕像前，凝视过大师们一双双高瞻远瞩的深邃目光，感怀过大师们那些久远的一个个科技报国的远大理想。当时的我多么希望儿子一生最灿烂的青春年华，能在这些大师的目光注视下度过……&&&&&&&&“我创新，故我在。”中国科大的“学术”不仅写在他们的校名中，而是切切实实贯穿在他们科学报国的行动和他们50年的累累科研硕果中。作为一个科学王国之外的旁观者，不自量力地去评说中国科大的学术，显得多么幼稚和苍白无力，我只能转述一下相关资料来说明中国科大的“学术”现象。这些学术成就也肯定是挂一漏万，不及科大科学王国的沧海之一粟。&&&&12&&&&&&&&&&&&1·她的筹建速度创世界纪录——3个月，“大跃进”速度；2·日在她的成立之日，就被《人民日报》誉为“中国科教史上的重大事件”；3·她建校第7天，力学与机械工程系就出了一项重大科技成果——模型火箭试验成功；4·155天建成中国名校：在日公布的16所重点高校中名列第她四。5·文联主席郭沫若为校歌作词，音乐协会主席吕骥为校歌谱曲，周总理亲自审阅歌词，建议将校歌中的“共产主义建设”改为“共产主义事业”；&&&&13&&&&&&&&&&&&6·郭沫若任首任校长，华罗庚、钱学森、贝时璋、吴仲华、赵忠尧、郭永怀、赵九章等一批大师出任系主任，一时大师云集，群星荟萃！7·聂荣臻元帅出席她的成立大典，致词也象指挥千军万马一般：“将红旗插向科学的高峰！”8·她建校之初设置的原子核物理和原子核工程系等13个系，多数是在中国内地首次设立；9·1960年，她与科学院计算研究所联合研制成功的“107计算机”，是中国第一台自行设计研制的通用数字计算机，也是中国高校中第一台电子数字计算机；10·1957年、1980年选出的科学院最年轻院士均为她的教授，他们是吴文俊和方励之；11·年连续保持18年本科生源全国第一，使她再度星光璀璨，意气风发；12·年中美联合招考物理学赴美留学生中，她的门下弟子占中国高校录取总数25.8%，为中国之冠；1981年的第1名、第2名、第3名、第5名都出自她的门下，英国《自然》杂志为此称她是棵“招风的大树”；13·1978年，她创建全国第一个研究生院，是全国唯一由国务院批准创办的研究生院，最早建成学士－硕士－博士完整培养体系；14·1978年她首创少年班，开启中国超常教育先河，红遍大江南北，开出了当年中国“科学的春天”里的第一枝报春花；15·20年来，她的弟子们出国率为30%左右，一直为全国第一；近16·20年来，她的弟子们考研率（国内+国外）70%左右，一直为全国第一；近17·她第一个打开校门，让她的老师们走出国门，在全国高校中第一个组织200多名教师公派出国，做访问学者。同时，把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李远哲、吴健雄、袁家骝、陈省身、任之恭、萨拉姆等国际著名科学家引进校门讲学，并聘为名誉博士、名誉教授或客座教授；18·1982年1月，她被国务院批准为首批博士学位授予学校。次年中国首批授予博士学位的18人中，就有7人毕业于她的门下；19·她的SCI高等级区论文数连续三年全国第一；20·她近5年来在最著名学术刊物“Science”和“Nature”上发表的第一作者论文数全国第一；21·她的同期（63年以后）毕业生两院院士数量全国第一，同期产生的校友院士数量全国第一（约200名）；22·她获得的“三个创新群体”数目居全国第一；23·她的“杰出青年”人数全国三强之一；24·她在“中国十大科技进展”（两院院士评）、“中国基础研究十大成就”（科技部评）和“中国高校十大成果”（教育部评）中，9次上榜，理科成果上榜次数全国第一；&&&&14&&&&&&&&&&&&25·她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获得的项目数一直为高校三强之一（高校合并前），人均全国第一；26·她的弟子赵忠贤曾破超导温度世界纪录；27·她的弟子宋晓东率先进入“世界十大科技成就”排行榜；28·她的弟子和教授潘建伟铸就“百年物理经典之作”（唯一华人）；29·她的科学家们在世界上首次观察到碳分子结构；30·她的弟子和兼职教授张亚勤成为IEEE历史上最年轻院士；31·她在纳米材料、量子信息、单分子化学物理、凝聚态物理、绿色化学、火灾科学、极地研究、天体模型、超导技术、语音技术、移动通讯等领域获得了一批重量级的国际成果，达到世界先进水平；32·她的弟子在历年全国四、六级英语考试中，总体成绩居全国第一；33·她的弟子宋朝第进入“中国十大富豪榜”；34·她的纳米科技论文数世界第二，中国第一，仅比第一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少3篇；35·她的弟子在国际数学建模比赛捷报频传，总体成绩全国第一；36·她的弟子在国际国内机器人比赛(篮球、足球及其它)总体成绩全国第一；37·国内第一个在校本科生登上南极的是她的弟子；38·她的火灾科学sci论文世界排名第二，中国第一，仅次于美国商务部建筑与火灾实验室；39·在美国TOP25电子/计算机系教授中，她的弟子人数第一；40·她最早提出本科生分流读硕士、博士；41·她最早让她的本科生弟子走进实验室；42·她的校友温联星获2003年美国地球物理协会Macelane奖，是首位获此殊荣的华人；43·她的校友吕忠林荣获2003年美国实验心理学会“早期研究生涯奖”，是该奖百年来首位华人得主，也是该学会首位华人高级会员和百年来最年轻的会员；44·她最早拥有国家实验室，现在高校中只有她拥有两个国家实验室（全国现在仅有三个国家实验室）；45·她是中央电视台百集系列片《世界著名大学》第一批入选的唯一一个中国大学；46·在中国同期培养的本科生中（63年后），她培养出了中国高校中最多的IEEE院士；47·在中国同期培养的本科生中（63年后），她培养出了中国最多的中国科学院院士；48·在她本科毕业生弟子中，平均每千人就产生1名院士和700多名硕士博士，比例高居全国高校第一；&&&&&&&&15&&&&&&&&&&&&49·她的少年班30年毕业学子1027人，其中9成以上（935人）获博硕士学位，约2成选择学术研究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93人拥有国内外教授、副教授职称和终身教职，超过7成活跃在海内外经济、IT、金融、制造等领域，在世界500强企业任职的约35％。50·刚看到的一条最新消息：中国科大俞书宏教授获2010年度Roy-SomiyaMedal奖章，以表彰他对国际水热和溶剂热反应研究领域所做出的突出而富有创新性的贡献。这是继美国学者之后，在国际上获得该奖章的第二位学者，也是第一位获得该奖的中国学者。……&&&&&&&&有家大学叫科大（一）http://www.ustcjz.cn/bbs/viewthread.php?tid=4156有家大学叫科大（二）http://www.ustcjz.cn/bbs/viewthread.php?tid=4360有家大学叫科大（三）http://www.ustcjz.cn/bbs/viewthread.php?tid=4548&&&&&&&&16&&&&&&&&&&&&有家大学叫科大（四）－－本帖有家大学叫科大（五）http://www.ustcjz.cn/bbs/viewthread.php?tid=5005-----------------------------------------------我的一点感想钱先生的考试是开卷考试，只有两道题，第一道是概念题，30分，一般考20分以上都困难；第二题是：“从地球上发射一枚火箭，绕过太阳，再返回到地球上来，请列出方程求出解。”上午8∶30开考，一直考到傍晚，除去中午吃饭时间，同学们整整考了一天也没一个人答完，中间还用担架抬走4个考晕过去的，其中有乌兰夫的儿子。最后大家只好无奈交卷，结果惨不忍睹，95%的学生不及格。我想起了文革前茶陵一中不正是这样做的，那时叫拔象牙塔，我们初中是近二十个班全是周边县招来的好学生，进入高中时只剩下四个班，如果说的不搞文革，或许这里面就要出不少人才。可一场文革这些人才也就全毁了。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必须有个安定的大环境，有一批勇于攀登科学高峰的人才。这些人才需要发现和培养。一个国家要图腾没有科学，不抓教育是永远腾飞不起来，必须要有一大批献身于科学，教育的精英，可现在乐于献身于科学与教育的人真是太少，太少！这与社会风气有关，与媒介宣传更有关，一个歌星不出来，很多媒介人物大声呼唤，可又有多少人去为那些献身于科学和教育的真正的专家们不公平的待遇和不幸以及困扰去大声疾呼哩？我有时感到好个纳闷，仿佛这世界是跳出来的唱出来的，只有会唱会跳就是素质！看到那么多孩子不务正业，不思学习，成天跟着歌星跑，那么多家长为把自己孩子培养成歌星，影星不惜发重金去卖通关节，我常问：这是怎么了？！中国怎么能出人才？！我想2012年应该是个科学教育年，人们应该更多的去关注教育，关注科学。媒体记者们多报导一些执着的从事科学的，教育的专家们，多关注他们，少为歌星，影星去炒作，更不要为一些莫明其妙的不务正业的人大费笔墨，别去追这个星的隐私，拍摄这个那个星裸体吧？说白了很多时候世风的堕落，与这些人是有关系的。希望网络对这些文章要全面封杀。让社会风气好起来，让人民的思维道德走向正规。演员与教师职业性质相类似，应该按公务员教师类同工同酬。不要把演员工资捧得那么高！百度搜藏&&&&&&&&有家大学叫“科大”（二）&&&&&&&&17&&&&&&&&&&&&二、理工大学里的人文沃土李延军平心而论，中国科大这些严肃有余而活泼不足的高端学术成果，尚不足以打动处在科学王国之外旁观打量的我，真正令我砰然心动的是这所学府50多个春秋风雨中流露出的春风化雨般的人文情怀，一直如涓涓溪流浇灌滋润着我的心田，使我原本已变得越来越坚硬的心，又渐渐地润朗起来，柔软起来，甚至不能自已，不止一次潸然泪下。让我感到在这种人文沃土上成长起来的孩子，更懂得知恩图报，心怀悲悯，目中有人，知道有所担当，会自觉传承人类文明薪火。所以把孩子送入科大的怀抱，自我感觉应该更令人放心安心踏实。突然间产生这种感慨，缘于对科大首任校长郭沫若的重新阅读。我原以为已读懂了作为历史学家、文学家、诗人和政治人物的郭沫若，甚至也曾人云亦云，拾人牙慧，对郭沫若在文革中那些谄媚的打油诗，表示过“不可宽恕”，但通过对科大的阅读，才知道自己的浅薄与无知，令我认识了另一个鲜为人知的活在科大学子们心目中的那个作为校长的郭沫若。我不认为作为文史学界泰斗的郭沫若，对一个以理工为主攻方向的大学在学术上有什么根本性的提升作用；我不认为作为文学家和国家文联主席的郭沫若，为科大所作的那首明显带有那个时代政治色彩的校歌歌词，有多少永恒的艺术魅力；我也不认为作为中科院院长的郭沫若，利用近水楼台的便利条件，为科大募集了一批批大师莅临讲学，是他的分外之事。令我心动和刮目相看的是郭沫若作为一个大学校长和一个充满人文情怀的学者兼长者，对科大学子们的那腔慈父般的殷殷挚爱之情，以及由此为科大播下的那颗至今仍令人间温暖向往不已，并一代代传承的师生之谊的火种。如今的中国大学校长们，无一不例外地都成了他自己麾下学生们眼中熟悉的陌生人，一个个如泰山尊神般高高在上，神龙见首不见尾。在学生们四年漫长的求学生涯中，能与自己仰慕的校长当面说上几句话的学生，可以毫无顾忌地判断，这样的学生肯定是凤毛麟角，甚至可以说几乎为零。如今学生们眼里的校长，仅是那个在毕业典礼上讲讲话、在毕业文凭上签下章的一个符号化了的人物而已。所以才有今年华中科大校长李培根，仅凭一连串流行的网络语言，就使他的讲话与形象飙红各大网络，出人意料地被同学们亲切地称为“根叔”，一夜之间走红大江南北！一位校长在学生毕业典礼上的一篇例常发言，不触及任何实际问题，看不出有多少深刻见解，甚至回避了当代高等教育的敏感问题，只是契合了一下当下学子们流行的网络语境和口吻，老院士秀了一把嫩而已，就能令数千学子倍感亲切，欢呼跳跃，感慨零涕！说明如今我们的学生是很容易满足的，校长给点&&&&18&&&&&&&&&&&&儿阳光就灿烂。如此现象走红，不知该是我们这个时代大学校长的幸运，还是悲哀？而50多年前，作为中国科大校长的郭沫若，远没有这种当下调侃似的轻松与幸运。在中国科大早期影像史料和第一代科大人的回忆中，经常出现郭沫若校长活跃在学生人群当中的身影和描述。那个年代里黑白身影的郭沫若，不是与他的弟子们在校园里一起谈笑风生，就是一块站着在学生食堂就餐，抑或一起与同学们跳舞联欢，一块席地而坐看露天演出···当时的学生黄吉虎教授回忆说，当年他就曾不知天高地厚踩掉过被同学簇拥的郭沫若的一只布鞋，弄得年近古稀的老校长，不得不临时借穿他秘书的鞋救急，才得以继续行走。如果是在当下，这种情境中也一定会有学生高呼他“郭叔”甚至“郭爷”。但第一代科大人回忆郭沫若校长时的口吻，都是心存无限感激，饱含温暖，深情脉脉，像是在说自己的温馨家事，与一位久别的慈爱父兄攀谈，却不见有类似如今时兴的“郭叔”、“郭爷”似的拉风称谓。也许如今的人已不大相信这其中的一幕幕景象了，怀疑当年的郭沫若也是在秀形象。生活在当下的我们完全能够理解。郭沫若当时的身份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他的其中任何一个身份，都足以有警车鸣笛开道、保镖簇拥的待遇和排场，何况当时的郭沫若已是年近七旬的老人了。当年冒失的愣小子黄吉虎是幸福幸运的，没有上演如今那个叫陈凯旋的湖南农民遇到总理后的那幕尴尬悲喜剧。郭沫若清醒自己的身份定位，他不仅是这些远离家乡父母的莘莘学子们知冷知热的长辈，还是这支未来攀登科技珠峰队伍的领头雁，绝不是耀武扬威高高在上的达官贵人。这样一只布鞋丢了还能找回来，如果某一个未来的科学家掉队了，郭沫若校长知道那才是真正的永久损失。在科学与真理面前，郭沫若和他弟子们都是虔诚的信徒，行走出没于这群科大学子们当中，才是他该走的正常人生轨迹。更令如今的人们不可思议的是，身居高位、大权在握的郭沫若，不但不利用自己手中权杖为自己的利益寻租牟利，反而一次次把自己的既得利益拱手让出，为科大这颗刚破土而出的幼苗培土浇水，施肥修枝，一次次伸出援手。老一代的科大人至今都还记得郭沫若那双温暖的大手，在那个饥寒交迫的年代里为科大带来的阳光雨露。那缕缕阳光至今仍在温暖抚慰着一代代科大人的胸口。科大人没有忘记那一年，当北京冬天的寒流降临之前，有些从南方到北京求学的学生，正在为没有过冬的寒衣和棉被，甚至有的还睡在凉席上而尴尬无助之际，郭沫若用自己的稿费及时给同学们买来了棉袄、棉裤和棉被，为那些仍在寒风中孤单孑立的学子们，送去了缕缕冬日暖阳和一个长者慈祥疼爱的笑容。&&&&&&&&19&&&&&&&&&&&&科大人没有忘记那一年，当炎热的夏季来临之际，郭沫若又慷慨解囊，为科大的学子们捐款修建了一座清澈见底的游泳池。科大的一代代学子就是在那潭微波荡漾的碧水中，练就了一身搏击科学海洋的好身手，遨游在了“两弹一星”研制的主战场。在那代科大人的手里，有的至今还保存着一把只有那个时代才有的计算尺。那也是郭沫若自己掏腰包赠给那几届科大学生的珍贵文具。同学们就是拿着这把如今看来不起眼的计算尺，从最初级的课堂对数计算开始，一直走到大漠深处“两弹一星”的精深爆炸计算现场，一个个成长为这个国家急需的科技精英。他们当中已有数十人成长为中科院院士。科大人也没有忘却那一年，当同学们在科学的海洋里遨游得枯燥烦闷了，郭沫若请来了北京人艺免费为他们演出他自己创作的历史剧《蔡文姬》，还为科大送来了一台十六毫米电影放映机和一些影片。那是前苏联苏维埃部长会议主席伏洛希洛夫送给他的珍贵礼物，郭沫若毫不吝啬地拱手送给了科大的学子们！在用科学武装科大学子们头脑的同时，郭沫若也在用艺术营造丰富着同学们的精神世界。年近七旬的郭沫若，在那个时代的一年又一年里，一直都在担忧着同学们的担忧，快乐着同学们的快乐，幸福着同学们的幸福！受郭沫若影响，有的学生因此喜欢上了文学艺术，尝试着写剧本，郭沫若就想方设法帮他们转到别的文科学校，去继续他们的文学艺术梦。过年给孩子发压岁钱，这在中国司空见惯。但大学校长过年给每个学生发压岁钱，我虽不老但也在这世上混了四十余载了，恕我孤陋寡闻，还真的是大闺女上轿第一次听说。建校之初的那几个寒假里，经常有不少外地学生因家庭困难而不回家，每当此时郭沫若就会出现在他们的宿舍里嘘寒问暖，在万家团圆的春节里，为这些孩子们祝贺新春。在很多第一代科大人的回忆文字中，都提到过郭沫若用自己的稿费给每个学生发过5元钱的“压岁钱”。五十多年前的那几个春节，郭沫若的年夜饭也大都是和这些学生们一起在学校食堂吃的，还为每个未回家的学生增发过一元的过节费，以改善他们的节日生活，甚至有时候还把学生们带到自己的家里吃年饭。天下校长不计其数，但像郭沫若如此当校长的，我还真没听说过。我已不知道五十多年前的那几个春节是否真的寒冷，但我敢肯定，那几个春节里的科大校园阳光格外明媚，同学们手头无论宽裕还是拮据，心里一定温暖如春，那是科大学子们心中真正的春天节日。如今这些当年的学子们都已是七十多岁的高龄老人了，至今他们还在孜孜不倦地回味着当年郭沫若校长给予他们的那份温暖与阳光。这些阳光和温暖已是他们晚年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更未忘却把这份温暖与阳光，一代代地分享传递给了后来科大校园里的学子们！&&&&&&&&20&&&&&&&&&&&&如今的80后、90后也许对这其中的1元、5元早已不屑一顾，但对于那个时代的孩子们来说，绝对是刻骨铭心的。那是一群有的剃光头、大部分穿补丁衣服、不少操着方言俚语、踩一双布鞋、甚至有从火车站挑着担子步行到玉泉路求学的孩子。他们的路费有的是四处告借而来，有的为省下几块钱的火车加快费，不惜千里迢迢坐慢车晃荡到京。那是一群自己动手打补丁、做棉衣棉裤、缝被子、冬天有的还睡凉席的孩子。那是一个吃饭要粮票、穿衣要布票、落脚要户口、饥民遍地的年代。几元钱在他们心中的分量，如今的人们已无法体会。而当年的郭沫若校长绝对能掂量出其中的分量，一代代科大的学子们更懂得其中的分量与情感！日，原科大5802级学生王炽昌在参观郭沫若书法展览时，无意间发现一副老校长不是书法作品的书法作品。那是1959年郭沫若写给当时的科大党委书记郁文的一封亲笔信（见附图）：郁文同志：由于“沫若文集”的出版，版税积累不少。我现捐赠科技大学两万元，作为同志们的福利金，特为帮助衣被不足的同学。附上兑票乙张，请查收，并予处理为荷。此致敬礼！郭沫若一九五九.十一.廿三“站在这幅不是书法作品的书法面前，我被震撼了！四十几年前我就知道这件事，但是，郭老信的原件还是第一次看到，郭老爱学生如子女，拳拳之心跃于纸上！我的眼眶湿润了！”这是王炽昌说得当时自己的感受，其实这也是所有科大人一直以来的共同感受。当年那群科大学生身上的寒衣、床上的被褥，抑或手中拨弄的计算尺，其奥秘和源头都能从这张纸上的寥寥数语中透露出端倪与玄机。听说此事的阮耀钟教授，亲自到科大校史馆找到了郭沫若这封信的手书原件。睹物思人的阮教授，更是感慨万千：“再看现在，不少当官的拼命为自己捞钱，甚至不择手段。想到这些，使我更加怀念郭老！”这不是阮教授一个人的愤慨，应该是当下良知未泯的人们，不约而同发出的同一声喟叹。&&&&&&&&21&&&&&&&&&&&&两万元，在今天的某些人看来可能不是什么大数目，但对于1959年的普通职工月工资只有二、三十元的中国人而言，已是个人捐款的天文数字了。如今人们更不能忽略当时的历史背景。那是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饿殍遍地极其困难的非常时期，同学们由于饥饿时常会昏倒在体育课上，得了浮肿病能有几颗蚕豆就算是营养餐的岁月里，这两万元足以度量出世道良心，人间冷暖，以及郭沫若那腔悲悯情怀的分量！作为校长的郭沫若已永远活在了一代代科大人的心中。在科大建校30之际，科大人更加怀念老校长，于是在东区校园里树起了郭沫若铜像，建起了郭沫若广场，以解大家怀念之情。绿荫簇拥下的郭沫若抱臂虚立，风度翩翩，神态亲切而睿智，那是科大人记忆中永远铭刻的老校长形象。他的眼神似乎仍在与他的得意弟子们侃侃而谈，继续倡导着他的“勤奋学习，红专并进”的学风，鼓励学子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大胆创造，在大胆创造的风格中实事求是”，谆谆勉励科大人“不仅要创建校园,而且还要创建校风，将来还要创建学派”，并告诫同学们不要忘记：“中国科技大学的创建，本身就是大胆创造和实事求是的产物”，这样的传统和勇气不能丢！当年的郭沫若就是以铜像上的这种神态，为科大学子们请来了陈毅、聂荣臻、谭震林、罗瑞卿等开国元勋，以及一位位科学巨匠，为同学们做了一场场“向科学进军”的动员报告，一次次参加他们庄重的毕业典礼。至今有的同学还清晰地记得郭沫若请来的一个科学家代表团给他们讲的一席话：“现在你们念的书里，都是外国人的名字，希望以后有中国人的名字”；“一头牛，吃进去的是草，出来的是牛奶。世界上现在还没有一台机器，进去的是草，出来的是牛奶。”······如今这些从郭沫若时代留传下来的科学启蒙声音，依然振聋发聩，发人深省，顽强地生着根，发着芽，启发和激励着一代代的科大学子们在“向科学进军”的征途上，前赴后继，勇往直前！日下午的北京饭店小会客厅，卞祖和（原5801学生）在这里随科大代表们见到了度过“文革”劫波的郭沫若校长。一边是科大南迁合肥多年后久别重逢的落难弟子，一边是经历“文革”阴霾已身心疲惫的老校长。卞祖和与他的同事们激动得一时语塞，只知道一边不停地鼓掌，一边不停地擦拭情不&&&&&&&&22&&&&&&&&&&&&自禁流出的泪水。久病在身的郭沫若顿时气色好了起来，分别时“频频向大家挥手，迟迟不想离去，眼光中包含着对科大无限的深情和期待。”那是郭沫若一生中最后一次面对科大人、充满深情的最后一瞥！这一瞥一直铭刻在卞祖和与科大人心中，且不经意间就会在心中激荡。郭沫若之女郭庶英曾撰文说，郭沫若对迁居合肥的中国科大一直牵挂在心，1978年2月病重最后一次住院时，还对子女们说：“等我病好了，我要到安徽去，跟科大的师生员工一道，把科大建设好！”子女们劝他：“您的年纪大了，安徽夏天天气很热，您的身体受不了。”郭沫若说：“不是科大许多人在那里工作吗？”···郭沫若没有实现他的这一最后愿望，当年6月份就匆匆地永远离开了他一手创办的中国科大。北京饭店那深情的一瞥，终成绝唱，一直回响在科大人的心中！郭庶英一直记得父亲的一段表白：我要以松柏的态度来刻画出自己的年龄，能成为合抱的大木，给天下的劳人以一片清荫。即使中途遭了电击或者枯死，我也希望它的残骸能够供给贫苦人一把取暖的柴。郭沫若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这就是这位科大老校长的人格精神与魅力。1978年郭沫若逝世前，将生前积蓄的15万元稿费交给科大，设立了“郭沫若奖学金”，用以激励科大莘莘学子努力攀登科学技术高峰。这是新中国第一个以个人名义批准设立的奖学金，受奖学生的奖金数额虽然不是最高，但在科大人心中那是一个含金量最高的奖项，能获得老校长郭沫若个人授予的奖学金，是科大学子们梦寐以求的光荣与梦想，更是科大人攀登科学高峰源源不断的精神财富和力量源泉。郭沫若奖学金获得者的学业水平，得到了国内外很多名牌大学的广泛认可与高度评价。这就是一代代中国科大人心目中的郭沫若！对于郭沫若，王炽昌曾撰文发出过“施恩图报非君子，知恩不报真小人”的感慨；对于社会上批判者脸谱化郭沫若现象，科大人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旗帜：“如今咒骂郭沫若并不崇高，亦不勇敢！”，“建国后知识分子乃自精英阶层的奴化，为错误政策歌功颂德，是普遍现象。钱学森高歌亩产万斤，巴金、冯友兰批孔子封建，乃至周恩来也咒骂过刘少奇，奉承过江青。为何单单可怜的郭沫若那点无聊的文字，竟成不赦之罪？为何郭沫若的错，一个都不宽恕！”“批判者脸谱化郭沫若，却鲜少提及郭沫若1949年后担任中科院院长，恢复建立中国科技事业的成就；也少有人注意1958年，郭沫若力主成立新中国第一所理工结合的高等学府对中国教育事业的创新。以中科院为例，即使考虑到科学院实权在张劲夫为首的党组书记手中。郭沫若以其威望，团结个性迥异、山头林立的科学家，在农田中建立中关村科学城。争取并营救钱学森、赵忠尧等人回&&&&23&&&&&&&&&&&&国，郭沫若作为院长并非花瓶，他协调科学院各部门全力支持军工部门，使得“两弹一星”的许多基础性研究工作在中科院完成。”“谁能否定郭沫若为中国培育几千名科学家的、哪怕卑微的一点功劳？这些科学家中有人埋头深山，守候原始的计算设备进行原子弹计算，谁知道他们对当年的棉衣与计算尺心存感激？网络上赏诗的看客，你们知道几何？郭沫若纵然谄媚，但比之文革中大肆破坏、断绝民族血脉者，绝然高尚；郭沫若纵然懦弱，他曲意逢迎，但比之无所事事者，绝然勤勉。他在众多运动中，忍受对个人的批判，忍受痛失二子的屈辱，坚守职位，至少未有迫害科学家之过，而有创建大学之功。”“我不必为郭沫若做无错辩护，但至今未发现郭沫若能有作为罪犯的可能。我为这个曾经勇敢、可怜与善良的中国人做无罪辩护！你可以批判郭沫若，但无权阉割郭沫若。郭沫若不是一世英雄，但他是一时英雄，对在文革中一个夕阳西下的老人无力的叹息，可以抹杀他曾对蒋介石拍案而起，曾在校场口被痛打的勇气？”“面对政治，他糊涂过，谄媚过；面对爱情，他背叛过；但更重要的是，在那人性颠倒的年代，他善良过！”科大人分清了作为政治人物的郭沫若与作为校长的郭沫若，他们没有把郭沫若同马寅初、梁漱溟、陈寅恪、顾准比风骨，一代代科大人记住的是作为校长的郭沫若永远的善良与悲悯。这善良如火种，一直在点燃着一代代科大人心中的悲悯温情，爱生如子，爱生胜子，已成科大传统，一代代薪火相传。这种善良与温情不为名所动，不为利所驱，坚持不懈，发扬蹈厉，一直在温暖着一代代科大学子的心灵，形成了中国科大独树一帜的猎猎人文大旗。我手头有限的资料显示，那个时代的力学系主任钱学森教授也曾为科大的师生们捐赠过1.15万元的稿费，用于改善科大的教学设备，并为学生购买学习用品；地球物理学家傅承义先生曾为当时不懂德文、如今已是中科院院士的学生陈颙，亲自翻译德文参考文献，倾力指导他完成毕业论文；2006年春节，时任校长朱清时院士曾与270多名过年不回家的学生同吃年夜饭，同时给每位同学发了100元的压岁钱；2009年春节，侯建国校长在喜庆的音乐声中，和学生代表一起切开了新春蛋糕，并为每位同学发了100元压岁钱。科大还有很多我知道的和不知道的科学大师爱生如子的故事，限于篇幅，恕我不能一一列举···“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廉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这岂不正是中国科大的写照！正是这里的一位位大师鸿儒们为这座学府注入了无疆大爱，即便教室再破旧、条件再艰苦、地理位置再偏僻，一样能哺育出一颗颗圣洁的灵魂。正如清华大学老&&&&24&&&&&&&&&&&&校长梅贻琦先生所言：“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对于科大，此言应该不虚。上世纪80年代的科大学生曾回忆过夏天考试时的情景：那时候的试卷还是蜡纸油印，纸张不好，钢笔写在上面还洇，再加上天气炎热，汗水不断滴在卷面上，影响了同学们答卷。这种情况及时被现场的监考老师们发现了，纷纷跑回家，不约而同地搬来了自家的电风扇，同时还买来了冰棍，让同学们一边吹风、吃冰棍，一边答题考试。20多年过去了，看到这幕温情回忆，依然有一股股暖流袭上心头。2010年初，犬子在参加创新班选拔考试那天，从早8:30到晚8点要连续考5场，每场之间只安排1小时的课间，没有专门的中午和晚饭时间。当陪考的一个个外地家长正在为孩子的吃饭问题担心时，主持考试的少年班执行院长陈炀教授告诉大家，他已把麦当劳、肯德基和中餐外卖的商家联系到了现场，大家完全可以按自己的喜好和口味在他那里登记订餐，送到现场，更不必担心孩子们在考场饿肚子，考场旁边的教室里，学校已为他们准备了牛奶、面包、巧克力，孩子们随时可以免费食用。在场的家长们无不被科大大教授的这一细心安排唏嘘感叹。见微知著，细节中体现着科大老师们那一颗颗的拳拳爱生之心和这所学府里流露出的脉脉世间温情。还是上世纪80年代初，那时的科大开始自筹经费安装暖气。对于该工程的施工顺序，科大做如是安排：第一批是学生宿舍，第二批是教室和实验室，第三批是教师宿舍，最后一批才是行政办公楼。当时的老师宿舍都还没有暖气，有人为此不理解，科大领导就在大会上说出了其中的缘由：穷人家有了点钱，买了点好东西，是自己吃还是先给孩子吃？当然是先给孩子吃！这就是科大人的铿锵回答与堂皇理由，是从郭沫若就开始的一代代科大人的一贯做法和传统：先学生，后职工；先教师，后领导。科大前任党委书记郭传杰说过：大学的第一要务是培养学生，学校的一切工作和人员都应以学生为中心。在今年邯郸一中举办的高校咨询会科大现场，我碰到一位在邯郸商务局交流挂职的科大校友。他告诉我，在科大进校长办公室，老师要预约，学生可以直接“闯宫”进门。我听着就新鲜，一愣一愣的。同我第一次踏入科大校门时的感觉一样，科大没有一个人们想象中的、与这所大学盛名相匹配的气派校门。而作为中国科大历史象征的老北门，曾经有一次“扶正”的机会。几年前，在为老北门外扩进来的园区设计新大门时，曾有一款&&&&25&&&&&&&&&&&&气势恢宏的大理石柱结构、颇具现代时尚的校门图纸，几乎获得一致好评，可是在最终讨论时被科大的教授们否决了。原因很简单：大门结实大方就好，还是省下钱来集中用于教学资源配置，其中一项就是为学生宿舍安装空调。到目前为止，科大学生宿舍是南方高校中唯一有暖气和空调的大学。科大人勒进裤带慷慨为学生安暖气和空调，却对自己的最高行政中心——办公楼、教职工宿舍和教师的收入待遇非常“吝啬”。2010年1月，我在陪孩子考试期间，不少陪考的孩子家长考察过科大校园后感叹道，这里看不到几辆好车，没有什么标志性建筑，没有校办产业，也没听说有登上富豪榜的校友，读这样的大学这么辛苦，最终能有几人成为牛顿、爱因斯坦天神式人物？现在只有一个孩子，何必吃这样的苦头呢！？确实是这样，科大的办公大楼还是上世纪建的非常不起眼的五、六层楼房，连像样的装修都没有。前任校长朱清时说过，楼里最大的办公室是他和书记的，那是把两间小办公室隔断打通改造而成的，面积也仅有20多平方米。最好的宿舍楼是上个世纪90年代给教授们盖的，朱校长因为自己的教授身份才得以享受这一“豪华”待遇：107平方米。科大教职工的收入水平在全国高校中也处于中下水平，但是这所大学每年通过奖学金、助学金两个渠道，将平均4000多元学费的一半，又返还给了学生。陈炀院长在家长会上的一句话，就打消了大家对“不要命的上科大”的迷惑，懂得了科大的所作所为：中国科技要发展，科大人不拼命谁拼命？令人欣慰的是，中国科大建校以来从未发生过一名大学生因贫困或交不起学费而辍学。科大的“绿色通道”始终向入学的新生敞开着胸怀，对家庭困难学生，凭所在地乡镇、街道以上贫困证明，一律先办理入学就读手续，一个月后再根据实际情况办理奖、贷、补、减等手续，确保每一位新生都能按时报到就读，直至完成学业。“决不让一名学生因贫困而辍学”，这是中国科大的科学家们向社会做出的郑重而神圣的承诺。这使我想起了几年前在成都一所高校碰到的心酸一幕：正在上课的教室外走廊上，三五成群地站着不少不进教室上课的学生。一打听才知道都是本学年尚未交学费的贫困生。这些缴不起学费的学生，被他的学校和老师赶出了教室，取消了听课资格。更多的情况就不得而知了。更令我感动的是，科大在全国高校中首创了一种叫学生“生活援助计划”的贫困生救助办法。通过校园“一卡通”系统，自动对每位学生就餐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对每月就餐次数在60餐以上，月就餐费用在230元左右的学生，系统会&&&&&&&&26&&&&&&&&&&&&自动生成数据库并预警。出现这种情况，无须困难学生自己提出申请，学生处就会主动核实情况，并在其“一卡通”账户中每月打入120—150元的生活补助。科大的老师们在帮助寒门弟子度过生活困难的同时，也在最大程度地保护着他们的自尊与隐私。该计划叫生活援助，被媒体称为“人性化”的“隐形补助”，而不叫困难救济，单从名称上就能体会到科大老师们的良苦用心，以及对孩子们的细心呵护。也只有科大那些慈悲为怀的科学家们，才能想出如此别出心裁的援助方式。在如今处处以金钱市侩为处事规则的社会里，居然还有这么一所学校特立独行地从事着这么一种助人不作秀的游戏规则，是多么得难能可贵！这是我不曾想到的，也是一个偶然的发现，更是第一次听说。但科大人认为这是顺理成章，因为很多科大的教授和老师，也大都是寒门出身，当年也是这么过来的，深知人的自尊是多么宝贵和脆弱，何况经济上处于弱势的一个半大孩子，他们当年也是这样在郭沫若等前辈大师们的无私帮助下，才得以完成了学业，成为国家栋梁。这也正是王炽昌老先生所说的“施恩图报非君子，知恩不报真小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可以说我从今天的科大人身上看到了这句古话的境界。能让孩子在这么一种温馨环境中读书成长，孩子学到的绝不仅仅是冰冷的自然知识，更多的还有做人行事的温度与修行。如果我们的大学都能像科大这样为贫困学子们设身处地着想，就不会发生今年北京那个叫黎力的贫困大学生，铤而走险抢银行被判10年徒刑的人间悲剧了！在我的印象中，理工科大学大都单调、机械、呆板，缺少人文关怀与燃烧的激情，但自接触中国科大以来，我心中这种根深蒂固的概念，已彻底颠覆。中国科大的人文情怀吞天吐地，义薄云天，如果你不细心阅读，不去亲身体会，很可能就会被你的旧有观念过滤忽视掉，机会就此从身边溜走。这样的大学，天下的学子们岂能不心向往之？自家的孩子能在这样的大学读书成人，天下的父母们岂能漠视拒绝之？中国的大学如果都能像科大这样对待弟子，中国的高等教育岂是今天这种局面？孩子考试的头天傍晚，因在街上的小摊上吃了几块合肥的臭豆腐，不料第二天一起床就开始拉肚子，而且是考一场拉一次，到晚上最后一场出来，孩子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还把手机忘在了考场。沮丧的我不抱希望地拨通了孩子丢在考场的手机号码，令我惊喜的是，手机那头传来了陈院长的声音，让我到少年班学院门卫去取，他已把手机放在那里了。当时我们爷俩已心灰意冷的心，陡然间就有了几分温暖和兴奋。当时我就告诉孩子，即使这次考不上，也不枉来一趟科大。通过与科大老师接触和在科大医院给孩子看病的过程中，我已见识领教了科大人的厚道与善良，不行高三再考，选择还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7&&&&&&&&&&&&还好，庆幸孩子考得还不算太糟，如愿以偿地被创新班录取。孩子能进这样的学府学习成长，我还能有什么不满意的呢？愿孩子在这所学府的熏陶下，不管学术上未来是否能成名成家，只要能沾染一身科大的人文气息，成长为一个心怀悲悯的优秀科大人，我的心愿足矣！（未完待续）&&&&&&&&有家大学叫“科大”（三）&&&&&&&&三、有种生命叫“黄山松”李延军&&&&&&&&我没去过黄山，但这并不妨碍我对黄山松的理解。正如我没读过科大，也并不影响我对科大的解读与感动一样。黄山松打动我的不仅仅是雍容端庄、仪态万方的迎客松，风姿绰约、俯望游人的望客松，也不仅仅是一根两干、并蒂齐肩、如情侣缠绵依偎的连理松，最令我感慨万千、热血汹涌是这一株株千姿百态、风情万种的冠盖下面，常被人忽略的那一条条的遒劲树根。这些树根从不知搔首弄姿，借风招摇，而是以无坚不摧的坚韧毅力，深深扎根于斧砍刀劈般的峰峦叠嶂间，在坚硬贫瘠的花岗岩缝隙中，经年累月默不作声地伸展着筋骨，蠕动着身躯，出人意料地长出了比树干长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发达强壮根系，支撑起了一棵棵黄山松挺拔倜傥的华丽身躯。同时，这些根系如春蚕般无私分泌着一种叫有机酸的液体，默默溶解着身下一块块坚硬岩石，使之释放出其中无比珍稀的矿物质和盐分，然后这些根系将其吸收变成黄山松永葆青春所需的生命养分。正是有了这些默默无闻纵横交错的根系存在，才使一棵棵黄山松能在贫瘠的荒山秃岭中，傲然挺立于峰崖绝壑之上，盘桓于危岩峭壁之中，成就了黄山松以石为母，以云为乳，或倚岸挺拔，或盘曲虬劲，或独立峰巅，或倒悬绝壁的独特迷人风景。读懂了黄山松，也就读懂了中国科大。科大就是人格化了的黄山松，黄山松就是一组演绎着科大灵魂力量的神秘方程式，这组方程式的解，无疑就是一条条不起眼的黄山松的根。第一个把黄山松与科大联系起来并解出这组方程式根的不是我，而是科大低温物理系那些其貌不扬、以科学探索为生活方式的老师们。那是1987年1月中旬，突然被免职的校长管惟炎先生这个时候要离开科大回北京了。人走茶凉观念根深蒂固的我，在科大读到了另一幕悲壮场面：&&&&&&&&28&&&&&&&&&&&&科大的同学们听到消息后义愤填膺，准备冲上街头声援先生，但被一个个苦口婆心声泪俱下的老师和一扇扇紧闭的铁门拦了下来。真的该感谢科大当年那些慈悲为怀的老师们，面对当时喉舌媒体风声鹤唳的元旦讲话，寒气逼人的高压窒息空气，以及随处隐约可见的便衣，那些早年被打成右派的老师们，一个个挺身而出站在了同学们中间，以自己多年被迫害的亲身经历和当年一幕幕的血泪教训，劝阻住了冲动的同学们。当时的科大为此已损失了两位大师级校长，千万不能一时冲动再有一点儿别的闪失，那样科大会垮下来。经历过“南迁”和文革的老一辈科大人，余悸仍在心中，惊魂尚未入壳，悲剧不能再重演了！科大人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当时一位叫黄东霖的老教授，站在高处声泪俱下劝阻同学们的情景。人们都说，不要命的上科大。我斗胆狗续貂尾：不要命的也教科大！当年校门旁边的那棵老藤树默默见证了当时的一切。今年8月我送孩子到科大时，专门抽空来到东区已是校内一景的这座老大门下，与她及她身旁的那棵老藤树默默对视交流了许久，并与她合影留念。这座如今已不是大门的大门，与她身边的那棵老藤树，已是科大两位慈祥和蔼的岁月老人，俨然一对相互携手搀扶的恩爱老夫妻，历经岁月风尘，饱经世间沧桑，已看惯了风花雪月，夕阳几度，依然青山不老，精神矍铄，平静地为我娓娓讲述着这所学府一幕幕儿女情长的悠悠往事！懂得科学的同学们，也懂得了一位位老师的良苦用心。冷静下来后，同学们纷纷转身来到了管先生的单身宿舍，请刚刚下台的先生为他们签名留念。同学们说，本来毕业证上该先生签名，但现在签不成了，只能请先生在学生证上签名。没带学生证的同学就让先生在随身的笔记本甚至书上签名。已是麻烦缠身的先生，对自己的学生是来者不拒，一律签上了“努力读书，报国有门”八个大字。这比未来毕业证上那个例行公事干瘪瘪的签名，意味深长得多了。后来来的学生实在太多了，有的同学因此担心先生太辛苦，不禁心疼起来，于是就在他的宿舍门上贴了一张字条：“请同学们不要打扰管校长，让他好好休息！”先生确实累了，到那时他已为科大奔波忙碌两年多了，尤其是最近那几天，他的头发突然间白了许多，人更苍老了，先生真的该好好休息一下了！有的同学又想出了一个办法，他们在物理楼对面的那条马路上摆了两张桌子，号召大家签名，准备送给先生作纪念。有的同学在宿舍楼的窗户下面贴出了大幅标语：“管校长和方副校长永远是我们的校长！”有的同学还贴出了自己的建议书，建议在校园建一个“方管子”艺术雕塑，以纪念二位下台校长；有的把管、方二先生在北京的地址公布出来，广而告之，提醒同学们快过年了，别忘了春节给先生写封慰问信······同学们在为先生的离去忙碌着，科大物理系低温物理教研室的老师们也没闲着。他们本来想给先生开个欢送会，无奈上面不允许，只好把管先生为学生召开的最后一次论文答辩会，权作与先生送别的最后一次晚宴。这是先生为科大弟子上的最后一课，也是先生与科大的老师们最后一次相聚。当大家举杯在手，与先生碰杯作别时，谁也不敢抬头再看一眼先生那熟悉的目光。偌大的餐厅一时竟鸦雀无声，只有叮当作响的高脚杯在向先生叮嘱着什么。此情此景，虽未执手，大家已是无语凝噎，唯有泪千行，其中一定有500行滴落杯中，咽在了老师们的肚里；&&&&29&&&&&&&&&&&&剩下500行洒落杯外，打湿翩翩青衫与脚下厚重的黄土。那一刻，也一定有一首歌在他们耳畔回响，这首歌应该是《送战友》：战友啊战友，亲爱的弟兄，当心夜半北风寒，一路多保重，待到春风传佳讯，我们再相逢！以这种方式与先生作别，依然无法表达老师们对先生的一片痴情。因为先生不仅仅是一校之长，还是他们教研室朝夕相处的同事，也是他们支部生活会上唯一承认自己有“缺点”的党员，还是刚刚给他们开过高温超导攻关动员大会的领路人，更是他们这伙老师曾经传道授业解惑的慈爱老师。对先生的如此离去，只有送份儿能真正表达自己心愿的纪念品，才能不枉与先生今生今世师生一场。但在当时的那种环境中，给先生送什么样的纪念品，成了考人的大难题。但这并未难倒在低温超导领域攻坚克难的科学家，这些长期在黄山脚下辛勤耕耘的老师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大家司空见惯的黄山松，于是他们就为先生买了株塑料做的那种工艺品黄山松。在讨论为黄山松配什么样的字时，夏老师想到了陈毅元帅的那首诗：“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这一创意立即得到大家高度一致的认可，都觉得这副字送与先生再恰如其分不过了。阮老师的毛笔字写得好，责无旁贷地执笔抄下了陈老总的这几句诗。这几个低温物理老师对来追究的上级“低温”解释说，黄山松是安徽的形象代表，诗是陈毅元帅的诗，送给从安徽离开的一位朋友一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诗，是大家的一点小小心意，应该没什么政治问题。庆幸的是，上级也没真抓他们的小辫子。尽管如此，他们当时也未能如愿把这一小小的纪念品送与先生，还是后来阮老师专程到北京送到了先生的手里。令人黯然神伤的是，那次会面却成了阮老师与老师管先生的最后一次会面（管先生日清晨在台湾新竹因车祸不幸离世）。先生那次从科大离开得非常机密，同学们想送一下先生也成了这些理学高材生们解不出根的方程式。但大家确实舍不得管先生离开，无论如何也要送先生一程。当同学们终于得知先生要于1月16号离开合肥时，为能最后看上先生一眼而不打草惊蛇，同学们不成群，不结队，不打旗，不喊口号，而是悄悄化整为零，分期分批匆匆赶往合肥火车站。令同学们欲哭无泪的是，没有了自由的管先生，其实是被人转移到蚌埠上的赴京列车。这种情况早已被人预料并预防到了。数千名空手而归的同学们，一路上不约而同地一次次唱起那雄壮的国际歌，唱起科大慷慨悲壮的校歌。从火车站到学校，他们走了十多公里，也一直唱了十多公里。雄壮与悲愤交织，汗水和泪水模糊··二十多年过去了，科大依然有不少人····&&&&30&&&&&&&&&&&&在常常回味着当年那一幕！庆幸的是，还是有部分消息灵通的同学及时赶到了蚌埠车站。在猎猎的寒风中，同学们对着渐行渐远的列车，声嘶力竭地呼唤：“管校长，不要走！”但无情的列车还是在阑珊灯影、朦胧泪眼中带走了他们钟爱的先生！只有那喊声似乎还凝固在空中，久久不肯散去。当在北京的科大研究生院的同学们赶到北京站去接先生时，同样扑了个空。先生乘坐的不是同学们想象中的合肥到北京的火车，而是“被乘了”杭州到北京的火车。绝大部分同学失望而归，甚至有的同学因在火车上四处寻找先生而被当成坏人抓了起来，但还是有机智的同学化妆成铁路工作人员，在站台上给先生送上了一束娇艳的红色鲜花，并深深地鞠了一个躬···科大人后来查证说，管先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被中央直接免职的大学校长，级别之高即使在文革中也没有这样的先例，真可谓前无古人，真不希望后有来者，先生值了！其实一个校长的离开，有数千同学这么玩命痴情地接送，后来还有很多弟子写文章充满深情地怀念他，我也是闻所未闻，“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我看先生真的值了！其实在这以前我并不知道管先生，只知道科大有个方先生闻名遐迩。就像我以前只知道黄山松而不知道黄山松的根一样。直到管先生离开科大24年、离开人间8年了，我才读到了管先生，顿感与先生相识恨晚！在我的眼里，管先生其实就是黄山松默默无闻的根，就是科大这道科技界难解的方程式的解，科大和方先生仅是这条根上一个个引人注目的迎客松、望客松和连理松而已。是管先生这条根从贫瘠坚硬的花岗岩缝隙中，为科大汲取输送了源源不断的营养和水分，才使科大如黄山松一样，成了一棵“招风的大树”，举世瞩目，树欲静而风不止。管先生是在1984年9月来到科大的。在此之前，科大的校长都是在职不在岗，郭沫若和严济慈两任校长都在京城遥控指挥，当时有个党委书记也不管事，有老师找到他家里还是照看他的电视。科大的老师们也确实是群好老师，只要教务处有课表，他们都会一心一意自觉上好课，教好学生，而不看校长的脸色行事。当时科学院有个副院长也想沿袭成例，在京城当个挂名的科大校长，被严老拒绝了，所以才轮上管先生这个物理所的所长当了科大的第三任也是第一个住校的校长。单身住校的管先生整天提着饭盆子，与同学们一道在食堂吃大锅饭，三天两头往学生宿舍跑，连117、118宿舍楼的厕所他都视察，办私事和普通教职工一样乘公共汽车。支部生活会上大伙都私下串通好了不说自己的缺点，只有蒙着鼓里的管先生一个人有板有眼地进行自我批评自己的缺点，大家也只能私下偷着乐。连偶而回一次国的在外进修老师，在食堂打饭时也能碰上管先生。每一次的邂逅，他们都会毫无顾忌地向先生汇报自己在国外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更令科大老师和同学们意想不到的是，没几天，他们宿舍楼的厕所重新整修了，不久暖气也安上了。他们再也不用瑟瑟发抖地在宿舍自习睡冷被窝了，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管先生还睡在没有暖气的宿舍冷被窝里。再不久，学校各个食堂的&&&&31&&&&&&&&&&&&饭票通用了，食堂引入了竞争机制，伙食质量享誉全国；又过了不久，西区的校园基建开工了，科大的校园扩大了一倍；眼睁睁要夭折的科大同步辐射加速器项目，又奇迹般按既定方案继续建设下去了；司空见惯的各班级政治辅导员不见了；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悄悄退出科大的历史舞台，校长和系主任负责制浮出水面，开始在校园拔节发芽；同学们开始自由结社，出版自办刊物，先生甚至给他们提供油墨纸张和经费；一年一度的教代会开始质询监督校长和校领导的权力，至今仍为科大一道为人称道的亮丽风景···后来的科大人推断，管先生来科大当校长可能是有备而来，他把蔡元培当年的办学思想克隆过来，总结成“兼容并蓄，民主办学”来指导科大的教学改革实践。“当年科大有以教授为主的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和职称评定委员会，这些都不是听命于党委和校长的花瓶，而是有实实在在的权力。科大实行的系主任负责制保障了系一级的独立、防止了校一级权力的过份干预。科大实行校务公开化，校长办公会议对外公开，教职员工可以去旁听。”后来科大人的回忆材料中，对管先生当年的改革盛况，常常出现类似意味深长的描述。有文章曾断言如今世上已无蔡元培，科大人说，其实管先生、方先生就是科大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蔡元培。无怪乎1986年10月到11月的《人民日报》，曾分五次对科大的改革创举进行过长篇系列报道，题目就叫“民主办学在中国科技大学”。当如今的人们在惊诧“钱学森之问”时，其实答案就在钱学森自身。当作为物理学家的钱先生，改行从生物学的角度论证亩产万斤时，后来又高调支持气功玄学时，钱先生早已从科学家华丽转身为社会贤达。“钱学森之问”其实钱学森自己已不问自答了。当眼下的一家家媒体在频频感叹刚刚去世的钱伟长时，其实这位钱先生1986年底写信检举许良英、方励之和刘宾雁的行为，已足以消解这些虚伪的感慨与设问，也完成他作为一个科学家向社会贤达身份的蜕变。当这片土地当年抛弃不会华丽转身的管先生和方先生之时，就已回答了“钱学森之问”。当科学、真理与权力可以如此轻易华丽转身时，“钱学森之问”其实已是一个没有设问价值、大家都心知肚明的伪问题。虽然现在与科大相关的官方文字中尚未提及管先生的名字，但先生的这些事迹和举措在这些宣传材料中屡见不鲜。科大人一直没有忘记先生为此付出的大量心血，以及牺牲的个人政治生命。为给同学们安装暖气和扩建西区校园，管先生一次次“跑部进京”，四处游说，争取经费；为使同步辐射加速器项目起死回生，在衮衮诸公面对上司的偏狭决断噤若寒蝉之际，管先生不顾个人前途与安危，曾与一言九鼎的幕后老佛爷疾言厉色，据理力争，同时搬来严老做后盾，到一个个关键人物面前，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论证该项目对中国科技的重要意义；为按教育规律办事，在教育主管部门未曾许可科大试点的情况下，管先生大胆自我授权试点，大刀阔斧进行了一系列管理体制的改革试点，为此得罪了个别花岗岩脑袋的顶头上司·····尤其是对方先生的大胆使用与保护，更能体现先生无私无畏与实事求是的科学大师风范。他重用方先生是看重他为人处事的正直与公道，一山能容二虎，私下任命他为第一副校长。方先生大名在外，而他却默默无闻。他为方先生顶雷撑腰，&&&&32&&&&&&&&&&&&是因为他觉得方先生言之有理；他不落井下石，反而挺身保护同事与同学，因为经过文革的他，更能理解实事求是的珍贵，更懂得那幕人间悲剧和闹剧千万不可重演。为了这一切，管先生首当其中悲壮地中箭落马。所以先生的离开，才离得那么慷慨悲壮、荡气回肠！没有了先生的科大，沉默了许久。空降到科大的“三驾马车”——新校长、书记和副书记，分别是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国家教委副主任和国防科工委著名的政治演说家，居然在科大也沉默着。在沉默对沉默中，科大开始沉沦。新领导是来科大“救火”的，只要科大“不着火”，大家都相安无事，万事大吉。学生谈恋爱，谈什么都行，只要不谈政治；学生开舞会，打朴克，打麻将，干什么都不管，只要不“闹事”。当时的科大，一时麻将成风，颓废之气弥漫。在此之前的科大，学风之淳朴，全国闻名。科大的老师们是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只能祈祷这种噩梦般的日子能早日结束。幸亏这种光景仅仅维持了一年，那些空降而来的头头儿们一年后又腾空而去，科大终于迎来了一位学者型校长谷超豪，立即下令整顿校风，严禁麻将之风蔓延。可有的同学已在这条道上渐行渐远，下水容易上岸南，科大的老师们为挽救科大，不得不“挥泪斩马谡”，劝退了那些执迷不悟的同学。阮教授说，当年当系主任的他，就曾忍痛开除过一名广州学生。可以说，科大和科大的同学们，为那场动荡的变局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与血的教训。那个时候的科大人，又像1970年刚搬迁到合肥时那样，只能忍着悲痛，一言不发，埋头苦干。科大人可以沉默，但不会倒下，正像荒山秃岭上的黄山松。黄山松有根在支撑，科大有一位位大师的灵魂在支撑！沉默了几年后的科大人，又一次昂首挺胸，以高昂挺拔的身姿，屹立在世人面前，以累累的丰硕成果，迎来了五十周年校庆的隆隆礼炮！当位于科大的中国第一台同步辐射加速器出光12年后的2001年的一天里，这所国家级著名的实验室，终于有机会迎来了挽救他命运的恩人——管先生。当年先生以血汗培育的种子，如今已是似锦繁花，科大的弟子们感觉到了先生内心的欣慰，也了却了他们多年以来的一椿夙愿。但那天重返科大的先生，身份已是怀揣台胞证跨海探亲而来的“台胞”，大家还是从他那脸饱经风霜的沧桑皱纹中，察觉出了瞬间掠过的那丝凄苦微笑。“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科大的弟子们焉能不懂先生的内心？由于先生不卑不亢的高调亮相，再次刺痛了某些人的痛处，成了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在先生离开合肥时就被跟踪上了，车到徐州就被“劝”回了台湾，从此先生再也申请不到台胞证。本来弟子们在与先生话别时，大家还满怀希望地相约先生来年春天再相会，可就在第二个春天再度来临时，在那个阳光明媚，花红柳绿，充满希望的季节里，管先生竟与弟子们不辞而别了，而且走得是那么突然，那么悄无声息！台胞证能否审批下来，对先生而言已无足轻重，先生再也没有再回科大的那一天了！但在科大人的心中永远记住了先生，永远为有这样的先生而自豪着！在他们的回忆文章中，大都这样评述着先生：&&&&&&&&33&&&&&&&&&&&&先生是爱国者。曾在日寇铁蹄践踏祖国河山之际，挺身抗争，是名副其实“红小鬼”出身的红色接班人。先生是革命者。在反饥饿、反内战、争民主的学生运动中，始终走在革命队伍的前列，曾以鲜血在天边绘出一抹曙光的颜色。先生是科学家。他出自世界级物理学大师、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卡皮查教授门下，在超导物理和材料领域硕果累累。即使在他被免职的前几天，仍是那场世界级高温超导会战的三军统帅。在新中国培养造就的科技人才中，他是位名副其实的“又红又专”的佼佼者，一位国家级的科技领跑者。先生是教育家。主政科大几年，能力超群，无私无畏，兴利除弊，人才辈出，声名远播，创造了科大历史上少有的辉煌。尽管先生几十年命运多舛，但他足迹所至，海内外到处都有他栽下的芬芳桃李。先生最重要的是个好人。在科大几年间，他责己严、待人宽，以身作则，民主治校，胸怀坦荡，敢于负责，临难不求苟免，决不昧心避祸、卖友求荣，直至不惜牺牲自己。科大人更坚信，斯人虽去，功德长存，他一定能在天堂里笑到最后，他的名字必将被历史写入改革先行者的行列，永远为后人景仰！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黄山的魅力在于黄山松，黄山松的魅力在于黄山松根的坚韧。想到了黄山，我就想到了科大；想到了科大，我就想到了科大一个个高山仰止的大师。那是这座科学黄山上的松，那是一株株科学大树枝繁叶茂的根！“不要问我到哪里去，我的路上充满回忆。请你祝福我，我也祝福你，这是绿叶对根的情意！”写到这里，我油然想到了这首歌！（未完待续，敬请关注）&&&&&&&&有家大学叫“科大”（四）&&&&&&&&四有种地震叫“南迁”李延军&&&&&&&&还好，发生在年岁月之交的那次动荡，对科大来说，充其量只能叫做一次事故，只有管、方二位校长中箭落马和某些隐形打压，科大人心灵遭受到的创伤，也在随着时光的流逝与文明的进步，慢慢愈合着。科大在不长的沉默中&&&&34&&&&&&&&&&&&孕育了后来的再次腾飞。殊不知，1970年的南迁，更是科大人一段刻骨铭心、血泪斑斑的流浪史，那应该是一场不亚于汶川大地震的灾难。如今科大人每当提起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依然会黯然神伤，声泪俱下。对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是这个民族历史上少有的重病时期，那场史称“文化大革命”的癫狂亢奋，是这场大病的典型症状。文化与教育的命，被阉割得惨不忍睹，交白卷的成了英雄，知识成了臭狗屎，知识分子成了臭老九，“学术挂帅、教授治校”成为大加挞伐的******修正主义路线，大学俨然成为“藏污纳垢”的垃圾场，每个角落都不乏叛徒、特务、右派、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坏分子。古今中外几千年人类文明继承发展而来的教育理念，被完全颠覆，斗争与整人成了那个时代至高无上的哲学精髓与规定动作。中国科大，这所吸收凝聚着当代先进教育理念、寄托着当时中国一流科学家理想和信念的神圣学府，同样遭到了无情的摧残与蹂躏。1966年5月，《五·一六通知》横空出世，“文化大革命”爆发，高校停止招生，教学、科研工作被迫停顿。中国科大同样未能幸免，6月，工作组进驻中国科大，17日，党委书记刘达停职反省。校长郭沫若不知何时远离了科大。文化的命一点点遭阉割。日，中国科大革命委员会成立。8月，解放军驻京部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200余人、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两批300人进驻科大，领导学校“斗、批、改”运动。科大从此被500人的工、军宣队控制，绑架上了文革战车，南辕北辙地驶向了灾难深渊。1969年3月，掌控科大命运的军宣队、工宣队，紧跟《五七指示》要求，决定以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为模板，比葫芦画瓢，对科大削足适履，斗争和劳改成了科大的办学模式，“理实交融”的科学方针被抛之九霄。日，科大教育革命调查组抛出《关于走共大道路重建无产阶级新科大的初步意见》，“彻底批判?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资产阶级办校方向”，“彻底改革脱离政治，脱离生产，脱离实际的不合理的为资产阶级需要服务的系科、专业设置”，“要按三大革命运动和工农兵的实际需要来设置系科、专业”。科大被蹂躏得面目全非，折腾傻了。这所以科学和技术为主旨的大学，几乎成了疯人院，闹剧一出接一出地荒唐上演。7月15日—23日，学校派出多批小分队到湖北、江西、东北等地调查选点，为科大师生下放劳动寻找基地。8月2日，调查小分队向驻校工、军宣队、校革委会汇报情况，提出筹办科大“五七教育革命试验基地”设想。12日，科大教育革命组起草《创办“五·七教育革命&&&&35&&&&&&&&&&&&试验基地”的请示报告》，正式要求科大离开大城市，到江西山区去劳动建校，创办工厂科研基地和农业基地，进行教育革命，“旧科大必须脱胎换骨，彻底革命，从头建设，不搞改良。因而必须以?五七?指示为纲，坚决走共大道路，创办中国式、抗大式的无产阶级新科大。”保证工人阶级的坚强领导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把“五七教育革命试验基地”办成一个“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新中国那些一流的科学大师们被彻底边缘化，沦为牛鬼蛇神，强制劳动改造。记得那个时代有个电影叫《决裂》，就是反映当时大学窘况的荒唐戏，一个讲“马尾巴功能”的教授被戏耍得灰头土脸。8月下旬，科大负责人将《报告》上报国务院科教组组长、驻中国科学院联络员刘西尧。10月6日，该《报告》在刘西尧的主持下修改定稿，增加五七基地首选河南南阳，其次才是江西，计划1971年做到粮食自给，并完成教学、科研、校办厂的重要基建任务，在二、三年中完成整个基地筹建工作，并把学校逐步迁到基地。10月9日，最终定稿的《创办“五·七教育革命试验基地”的请示报告》以中国科学院、中国科技大学两级宣传队、革委会名义上报国务院业务组。该《报告》成为向来以学术著称的中国科大文革以来的最大“学术成果”，犹如一条绳索紧紧束缚住了科大的手脚，动弹不得半步。10月16日，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谢富治作了如下批示：富治同志：科学院、科大提出创办“五·七”教育革命试验基地的问题，经业务组同志讨论，拟予同意，在中央未下达高等院校下放问题的决定以前，可以先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当否，请您审批。先念十月十六日…………………………………………………………………………………………同意。谢富治十月十六日…………………………………………………………………………………………退刘西尧同志，望依照毛主席指示，做过细工作。先念十七日······这一切犹如大震来临前的一系列前兆，鸡飞狗跳，群魔乱舞，而该《报告》更是&&&&36&&&&&&&&&&&&诱发这场大震的最大断裂带。被蒙在鼓里的科大师生，没有丝毫的预感。历史的脚步踉跄走到这里已足够沉重，岁月老人尚未来得及一声叹息，灾难便于1970年的春天来临之前轰然降临：科大创办五七基地的伟大构想，突然变成了血淋淋地南迁现实！进行到1969年10月的文革，在那只翻云覆雨的神秘大手操纵下，波诡云谲的斗争风云乖戾地从国内转向国际。17日，林彪根据伟大领袖关于苏联要突袭中国的估计，发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全军立即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次日，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正式下达该“紧急指示”。整个中国的神经骤然绷紧。四天后的10月21日，冲击波波及到科大。驻科大军宣队副指挥赵湘濮，紧急召开革委会全委会议，传达当前“紧张形势”：“苏军几个小时能打到首都，导弹三分钟能落到北京”。在公布科大上报国务院的那纸《报告》已批后，随即要求学校“立即搬，全部搬，立即运行”，“马上开会，马上研究，今天确定列前面去的人，同时就动员”，“没房子就插队，刻不容缓，立即行动”，“夫妇双方一方在外单位已走的，可同意这一方跟着走，其余在京的一家不留，科大物资、器材都带走”，“清华北大已走光了，我们落后了”。科大校园立即被大兵压境、黑云压城之势所笼罩。第二天，校革委会常委扩大会随即召开，军宣队副指挥温风莲等提出疏散方案：“分四批走，自11月5日至20日走完，家属都要走，包装自行解决”。一家数千人的大学，要在惊慌失措的半个月内，完成尚不知目的地在何方的大迁徙，谈何容易！10月23日，全校大会召开，赵湘濮再次做搬迁动员：“让你们搬迁是最大的爱护和照顾，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要防止敌人从中破坏”。谁都知道，那个时代的工人阶级才是老大，知识分子都是臭老九，不让老大紧急避险，偏让一群臭老九仓皇逃难，却是为何？其中原委至今科大人都没想明白。10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等院校下放问题的通知》《通知》说：为了。“认真搞好斗、批、改，加强对中央各部门所属高等院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教育革命的领导”，决定国务院各部门所属的高等院校，凡设在外地或迁往外地的，交由当地省、市、自治区领导；与厂矿结合办校的，交由厂矿领导。教育部所属的高等院校，全部交给所在省、市、自治区领导。此后，中央所属的高等院校，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内，全部下放地方管理。这是科大南迁公案最流行的官方依据和说辞。不知该《通知》与林彪一号令有何关联？从其中的哪句话中，能解读出让高校迁出北京的政令？科大人至今仍在质疑。当晚，中科院革委会领导石煌召集科大宣传队、革委会有关人员开会，传达国务院业务组关于学校下迁的《十条意见》，“主要精神是高校战备&&&&疏散问题”。&&&&&&&&37&&&&&&&&&&&&10月27日，科大又向在校常委传达了《十条意见》，根据《十条意见》和河南五七基地的选点情况，提出学校应进行战备疏散的意见。堆砌至此的史料，都集中指向一点，那就是按当时的各种文件、批示、领导讲话精神，都是在部署科大创办五七基地和突如其来的战备疏散工作，而且在此之前科大一直在全国各地在寻找合适的五七基地，眼下战备疏散上升到了第一位，必须先找一即临时地点，躲避一下中苏可能打起来的战争，而不是将科大整体搬迁到外地。有关这点，无论是校史档案中李先念、谢富治的批示，还是退休副校长、当时的革委会常委蔡有智的回忆，以及物理系退休教授阮耀钟的专题回忆文章，至今仍然都是这么理解和认为。然而，蹊跷和转折出在了11月1日，一个关键人物来到科大，亲自传达了中央《关于高等院校下放问题的通知》及《十条意见》。这个人就是刘西尧，当时国务院业务组驻中科院联络人，具体分抓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疏散下放工作。此时刘西尧把所有文件和批示精神武断地表达为：“搬迁就是疏散，疏散就是搬迁”，并要求学校分两步走：先疏散，再选点搬迁，家属、仪器、设备、工厂、有科研任务的人员暂时不动。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搬迁”与“疏散”的词意，因为科大的命运因此而转折。高校下放《通知》中只字未提疏散搬迁，《通知》中也只字未提林彪的一号令，更未见有北京的高校要迁出北京的片言只语。《通知》说的仅是高校下放是为了“认真搞好斗、批、改”，全部下放地方管理领导。当时传达和听取《通知》的都是高级领导，受过高等教育，很多科大人当时就对刘西尧“搬迁就是疏散，疏散就是搬迁”的说法提出了质疑，一直研究科大南迁历史的阮教授，至今还在纳闷：刘西尧也是个大学生，不会这点语文水平也没有吧？其中的内幕是什么？至今没人揭开过。关于科大南迁疑案，郭汉彬曾于日撰文《有关中国科技大学下放、搬迁的问题》（中国科技大学档案，1974-WS-Y-4），该文的观点为：根据李先念、谢富治副总理批示、中央及国务院业务组的文件和指示精神，“科大当时把疏散下放、搬迁和创办“五·七”教育革命试验基地结合起来，而首先主要解决战备疏散下放问题，离京到外地搞斗批改，逐步创办试验基地。”不是说让科大搬出北京。至于为何战备疏散变成了搬迁，郭汉彬在文中说出了如下原因：“科大原属科学院领导，1967年国防科委接管新技术局的各研究所后，科大提出专业对口应归国防科委领导。后来有一段与科学院脱离关系，直接由国防科委管。”“在批判国防科委大科研体制和聂荣臻同志?多中心?时，国防科委推出不管，科大又回到科学院。而当时科学院不想管，但又推不出去。在下放、搬迁过程中，科大提出的问题较多，牵扯科学院领导的精力不少，科学院总觉得是个负担，因此总想推出去省事。王锡鹏（注：当时的科学院革委会副主任）等多次向刘西尧同志反映，要求尽早解决科大下放后的领导问题。科大指挥部也想早日从安徽撤&&&&38&&&&&&&&&&&&回来，以便早日回部队。大家都希望安徽省能早日接过去。”“1970年1月，科学院根据科大一再请求，同意派人到安徽解决问题，确定尚可（当时的科学院负责人）、王锡鹏去。科学院领导都倾向这次去安徽干脆把领导关系给明确，请安徽接过去。在尚、王离京的当天上午，两科联合办公会议传达文件后，研究了科大提出的问题。刘西尧同志说，按中央通知办事。正式把科大交给安徽。”按郭汉彬的该文说法，科大搬迁安徽是中科院往外推，科大指挥部积极要求，刘西尧最终拍板决定，安徽成全了此事。当时作为科学院革委会副主任的王锡鹏，在《有关科大外迁的一些情况》（日，中国科技大学档案，1974-WS-Y-4）一文中的说法是：“在北京各大专院校纷纷赴京外选择基地时，刘西尧在一个小范围内曾传达过陈伯达的一个指示（可能有尚可、刘桂英等人在场），大意是，为了贯彻战备精神，北京除留北大、清华等几个学校外，其余大专院校有的要外迁，有的要撤销。刘西尧说，既然科大已打了报告，两位副总理也已有过批示，就应借此机会全部下放下去。而且刘西尧有一次在和我本人个别交换意见时说，科大这一帮人很难办，留在科学院也不好管，因此他的意见是借此机会“全锅端”。这样，经在院工、军宣队和革委会的联系会上刘西尧讲了一下之后，就将科大全部下放的决定形成了。”“关于科大下放安徽的决定，是刘西尧与李德生（注：当时的安徽省第一书记）同志亲自决定下来的。”“科大大批师生搬到安庆之后，由于大家持不同意见，对此进行抵制，出现了一些问题。·大概是9月的一天，刘西尧叫我到他的办公室，当着尚可和我的面交··待，说李德生同志要去合肥，要我们马上去合肥，借此机会办理移交手续，否则科大闹起来不好办。”“当时院里写了一个关于科大进行移交的决定”，“决定科大下放安庆，建制归省里领导。”“总之，刘西尧的意图很清楚，将科大一脚踢出科学院了事。还有一件事情也能说明刘西尧的心情。当时刘把科大的房子要交给铁道兵，我有不同意见，刘说，要搞就搞彻底，不留尾巴。”当时这些情况对科大领导和师生都是保密的。直到他们赴安徽的火车开出后，王锡鹏和尚可“在火车上才向科大革委会同去的同志传达了真实意图，并做他们的工作，一同研究了对付已在安庆的那部分师生的对策。”按王锡鹏的说法，科大搬迁是因为刘西尧觉得“科大这一帮人很难办，留在科学院也不好管”，为打击排挤科大，借战备疏散之机，把科大一踢了之。郭汉彬、王锡鹏的文章，应该是我能看到的关于科大南迁历史疑案最接近当事人&&&&39&&&&&&&&&&&&的资料，依然感觉未能洞察其中的真正铁幕。当时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