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胡子是不是北方人多点？有胡人基因？【历史吧】_百度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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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胡子是不是北方人多点？有胡人基因？
身处江南几乎很少这样的 胡根也没有
那是，只要是大胡子都是我胡人，思密达。看古希腊就有中国汉人称呼的胡人了。
哪里没大胡子，大胡子多帅
古代不剃胡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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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至快速回贴有人说南方汉人是真正的汉人，北方汉人都是胡人的后代，可信吗？有人说南方汉人是真正的汉人，北方汉人都是胡人的后代，可信吗？娱乐文史碎碎念百家号网上有人说南方汉人是真正的汉人，北方汉人都是胡人的后代，有什么凭据吗？其实这个问题，复旦大学的基因研究早就有结论了。中国汉族，不管是南方北方，汉语的基因都是很纯的。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么庞杂。大家可以百度一下也会有所了解。有着人觉得北方汉族基因没有南方汉族的基因纯正，很可能是因为历史上北方多次被少数民族占领，可能出现民族融合的情况。我们分析，历史上，北方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基因交流可能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频繁。第一，汉族在北方一直占多数。北方汉族最少的时候，是五胡乱华时期。当时北方汉族可能只有300万人。即便是这样，仍然是占多数的。因为少数民族的人口更少。人口少，基因留存的可能性就小。而这些少数民族在长达三百年的混战中，匈奴，氐，碣族基本被灭族了，鲜卑族则直接汉化。鲜卑，极可能最初与汉族同种，只是后来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第二，汉族与少数民族的通婚可能并不频繁。在南北朝时期，留下的汉族人基本都是以世家大族聚居自守的形式存在，绝大部分汉人是与汉人成婚。这也保证了基因的纯正性。元朝，实行民族压迫政策。汉人是最低等级，元人恐怕也不愿意与汉人通婚。清朝也一样，八旗子弟牛的跟什么似的，人家也要保证民族纯洁，恐怕也不愿意跟汉人通婚。可能历史上的民族仇恨，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的多，彼此仇杀远超友好交流的意愿。所以彼此都保持了比较高的基因纯洁度。只不过汉族还在，而很多民族消失了。另外。南方的汉人也不是真正的古代汉人。南方也有很多少数名族，彼此通婚应该也不少。大家都是混血，某些人哪来的优越感呢?本文由百家号作者上传并发布，百家号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百度立场。未经作者许可，不得转载。娱乐文史碎碎念百家号最近更新：简介:希望未来我的名字能成为你们口中的骄傲。作者最新文章相关文章怎么接受胡人基因老师您好，就是我总觉得现在的中国人是有胡人基因的。可是我感觉自己一直很抗拒胡人基因。怎么才能坦然接受，谢谢！该问题已得到7位专业咨询师解答,送出3朵鲜花,76次浏览提问于日 16:48解&&答推荐查看林晓义二级心理咨询师135-吴朝阳二级心理咨询师153-张莹华二级心理咨询师181-二级心理咨询师每一种基因都有它的优缺点,就像注入人体的疫苗,虽然那是种病毒,但更多的是它可以为人类抗病毒感染,减少伤害,如果我们抵制它,带来的可能更多是伤害。感觉你可能受过家暴的影响或者是小时候父母吵架对你潜意识有影响。【郑重提醒：因文字咨询局限无法全面了解情况，以上回复仅供参考】此解答获提问者评价：满意,送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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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在案例热门城市：1添加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赞同 44 条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写回答　　中国汉族血统还是很纯的，现代基因学研究证明历史上北方的民族融合几乎不存在　　我们先做一个假设，如果中国北方真的发生了大规模的民族融合，那么突厥语民族（匈奴、突厥）、蒙古语民族（鲜卑、契丹、蒙古）、满语民族（女真、满州），应该和汉族有相同的共有Y染色体类型分布。 　　但我们研究R1a1、C3c、O2b三个染色体类型，却发现，汉族人中找不到这三种类型的Y染色体。 　　首先说C3c，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数据库里有560多个北方汉族样本、1200多个南方汉族样本（2004年时），里面居然没有一个C3c，而在外蒙地区的蒙古人中，这个比例为17%，在哈萨克族人中为12%，在图瓦人中24%，也就是在突厥语和蒙古语民族人口中出现频率都特别高！而560多个汉族和1200多个南方汉族人群样本中，竟然没有一个是C3c，基本排除了历史上突厥语、蒙古语民族和汉语人群的大规模融合，至少在父系上的Y染色体中找不到证据。 　　其次再说R1a1，这个是中亚突厥语民族特有基因，在乌兹别克人中为20.1%，在Hkoton人中为80%以上，而在汉族人中，没有发现R1a1，汉族人中有将近1%的R1和P，但不是R1a1，而是他们在1.5万年前的远亲，中亚突厥人的R1a1出现在年，对汉族的Y染色体类型多样性的贡献为0！ 　　最后说O2，O2在560个北方汉族人出现的频率为零，一个也没有找到，而在满族人中，为23%，在中国朝鲜族中为44%，在韩国朝鲜族中为32%，在riben人中为30%。完全可以排除北方汉族和满语民族、朝鲜语民族的融合可能。在南方汉族人1200个样本中，有非常少的O2，但不是O2b,虽然可以检测到，但是也应该看到，在泰国O2（不是O2b）为63%，在壮族中，O2为36%，南方汉族的O2必然是来自这些民族，而不能隔着北方汉族来自东北亚地区。 　　简单说，汉族有R1没有其子类型R1a1（M15），不可能来自突厥语民族！！ 　　有C3（M217）但没有其子类型C3c（M48，这个是成吉思汗的基因，已经通过测定其后代而确定），不可能来自蒙古语民族！！　　不要说O2b、O2a，就是其总括类型O2（M95）北方汉族都没有，不可能来自满语、朝鲜语、泰语、马来语民族。 　　所以历史上基本上可以排除发生过大规模民族融合的可能！ 　　另外，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论证，汉族、藏族、羌族、白族、彝族、土家族等民族，有一种特别奇特的标志性Y染色体类型O3e，也就是M134，各地都超过了30%，，出现时间95%的置信区间为年，概率峰值年，这个必然是汉藏语系年前共有的基因，而不可能来自任何一个其他民族。从另一个角度论证了汉族的基因在年前汉藏语分化时就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变化，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北方地区的大规模融合。因为从概率上看，小概率不会在短短50~100代系内发生。　　成吉思汗基因C3c（M48），已经通过对辽宁阜新、内蒙通辽地区的“包”“宝”等其父系后裔蒙古人的实体证实，在外蒙地区为17%，是比较高的 　　概率峰值出现在年，是成吉思汗家族Borjijin的，蒙古文意思是“灰色眼睛”的。 　　在C3中，还有一个新的簇，人口比例超过了成吉思汗的后代，不知道是谁的，年代95%置信区间在500~25000年间，估计来自古代突厥语民族的 　　在汉族、日本、朝鲜等民族中，都没有C3c，汉族的C全部是C3（M217），主要是C3a。 　　O的，其中O3e（M134）是汉藏的，其中M117在汉族和畲族人都很多，虽然畲族不是汉藏的。 　　当然，我这个的假设前提是现代蒙古语、突厥语民族和古代蒙古语、突厥语民族是血统继承的，而不是取代过程，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东北地区和riben地区的D是D2，汉藏语很多民族是有D的，但基本都是D1（M15），藏族、彝族、白族等等，非Sino-T的也有瑶族的勉人中，超过50%的人是D1（M15），而汉族D1的频率特别低，这点从汉藏分化起可能就形成了，后期东北和riben、琉球的D2对中原地区没有影响。 　　印度洋安达曼人、维达人，南洋的苏门达拉、达雅克、沙捞越的马来人的D是D，更古老些，和北边的D1、D2都不同 　　汉族人中的K是有M9而不具有M214、45、20、5四个点的，也就是说不是O、N、P、Q、R、L、M的但有M9点的，因为人数少而不单独列出来了 　　汉族有11%的K，新几内亚（伊里安岛）人的K、意大利人7%的K，格鲁吉亚15%的K，各不相同，不是一类。 　　我知道新几内亚的是M230，汉族和彝族的是M147，意大利和格鲁吉亚那边的是什么就不知道了。 　　汉族没有O2（M95）的，同意楼上中原的说法，O是有M175但没有M119、M95、M122的，这个类型还不少呢。 　　O不是只分那三种的，南方汉族人中O比北方高，类型多，显示了他们的多样性，可能是O的起源地，而远端的地区，比如中亚的民族中，全部都是O3，单一所以不可能是O的起源地 。 　　汉族人中还有一种有M214而没有M175（O）或者M178（N）的，也就是不属于O或者N而是两者之外的第三种类型，这个在彝族、白族、纳西族都有，在riben人中也有，表示为ON联合型，在北边是没有的 　　我知道“乐家”和羌氐人指的是什么了，你们说的一定是H5（K）里的那个，看的是复旦的那个 　　其实标记的里有O2的，是H11、H12，在北方汉族中没有的，在南方有的，尤其是H12（M111），H5不是O2的 。 　　如果历史上汉族和蒙古,突厥,匈奴,满族等民族发生过大规模融合,那么在遗传基因中就会显示出来,会有大量的基因特征和蒙古,突厥,匈奴,满族等民族的基因相同,而实际结果是完全不同。 　　倒是南北方汉人的基因完全一致 　　好了，现在我们知道了。中国史学界最SB的结论就是“ 民族融合论”。　　在复旦提取的20万份汉族人样本（从南到北）中，M122的比例是200：1，这就说，汉族主体血统太过鲜明，根本不存在民族大融合的问题。　　现代分子生物学的研究表明[1]，汉族是世界所有主要民族里血统相对最纯的[1][2]．　　在汉族中，北方汉族和岭南以北的南方汉族，无论是父系，还是母系，血统都十分接近，都很纯．岭南以南，福建的父系血统跟北方汉族完全一致，但母系却有高达70%来自南方当地土著，所以说客家人或福建人是汉族相对最纯的缺乏科学依据，因为这种结论没有考虑母系大量混血的情况．　　汉族男子和非洲人生了孩子，能算纯种汉族吗？显然不能，虽然从父系遗传上是纯种汉族。　　汉族，在岭南以北，可以算遗传学的北方汉族，基因高度接近，无论哪里的汉族，相似度在８０％以上。　　岭南以北的南方汉族：　　父系跟北方汉族　８５％接近　　母系根北方汉族　８０％接近　　由于北方汉族也不能算就认定是纯种汉族，因此岭南以北的南方汉族，基本上可以算跟北方汉族一样纯的汉族，谁也不比谁更纯，都多少融入微量的异族血统（当然比亚洲其他民族的血统还是纯得多）。　　而在岭南以南的汉族：　　广东：　　父系跟北方汉族６５％接近，母系跟北方汉族只有２０％相似[1]，广东汉族的母系绝大部分（８０％左右）应该来自南方当地的壮，傣，越南等百越民族。　　广西：　　父系和母系都跟北方汉族有大概５０％相似，另外根据最新的广西医学院的Rui-Jing Gan[2]等人的研究，广西平话汉族，实际应该没什么汉族血统，只能算文化上的汉族，在血统上，与壮／傣／百越等少数民族血统基本一致[3]。　　福建：　　父系跟北方汉族１００％接近（看来福建人还真是南下的汉族，父系根本没有任何民族融合），母系则跟北方汉族只有３０％相似[1][2]。　　资料出处：　　１，复旦大学的文波，李辉等人２００４nia年发表了对中国汉族基因的最新研究，发表在世界最重要的学报，NATURE(自然)上：　　2, 复旦大学的Xue教授在２００８年的最新关于中国人种血统的论文，研究再次证实了[1]的结论，论文采用了数量惊人的样本，同时覆盖了少数民族。　　3，广西医学院２００８年的最新研究，发表在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　证明平话广西汉族实际没有多少汉族血统，只是文化意义的汉族而已，血统基本跟壮族，傣族，越南等东南亚人种一致。　　英国《自然》2004年9月杂志刊登了复旦大学金力研究员的文章，通过对南方各省汉人的基因研究，得出的结论和史籍记载基本吻合，证明汉民族的散播方式主要是通过人口迁徙传播（也就是说，维系汉族内部感情的第一位因素还是血缘联系），而不是政治文化扩张。比如福建省男性的Y基因和北方汉族具有100%的相似性，亲子鉴定的结果证实了福建人源自中原的历史记载。这也颠覆了台独分子前些年叫嚣什么台湾人源自南岛人，是一个独立的血缘民族的说法了。　　我觉得现在基因研究水平尚不能揭示人种问题的全部谜团。比如说中国汉人至少经历几次自南向北，自北向南的数次反复迁徙。汉人血系比较典型而肯定的迁徙有：史前时代由南向北迁徙，秦朝-元朝由北向南的几度迁徙，明朝初年由南向北的迁徙（补充人口）等等。所以经历这几次反复，汉族的标准基因在哪儿已经很难说清楚了，不过基因学研究所表现出来的汉族Y基因（父系）高度的一致性确实也可以证实汉族血缘数千年来的稳定性，这一点和史学家的猜测有一定的出入，也似乎提示了黄帝始祖的存在。　　再就是，除开迁徙的原因，北方少数民族确实几度在历史上在中原人口中占有一定比例，过去一般认为这些少数民族融入了汉族，但是基因表现不太支持这种印象。事实上，北方大部分汉人的血统其实还是比较纯的，我推测原因大概有几个：　　第一个原因少数民族血统的人在汉族统治期间受到歧视和迫害，我最近读《刘禹锡传》，刘禹锡是匈奴刘氏的后裔，但他声称是中山靖王刘胜的后裔，而唐以后拓跋、宇文、长孙这些鲜卑姓氏日见稀少，也都可能说明这个问题；　　第二个原因可能是基因差异较大的民族之间通婚出来的后代生存能力劣于同种通婚者（这是我的猜测），或者汉人男性先天生殖能力就远远超出北方胡人；　　第三个原因任何时代汉族人群在中原一带在人口数目上都占有较大优势，由于古代人口统计不是很准确，我认为可能即使在南北朝，汉人仍在中原占有压倒性的人口优势；　　第四个原因可能是由于某些意识到自己胡人血统的人对中原政权并不忠诚，最后迁徙外境或者叛逃；　　第五个原因可能是在朱元璋迁南补北的过程中，元末明初，北方因战乱人口剧减，大量南方汉人被迁到北方，北方的胡人血统被稀释。　　附全文：省去图表和引文。　　研究单位：　　1. 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遗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生命科学学院摩尔根—谈国际生命科学中心，上海200433，中国　　2. 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上海201203，中国　　3. 辛辛纳提大学环境健康系基因组信息中心，辛辛纳提，俄亥俄州45267，美国　　4.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细胞与分子进化重点实验室，昆明650223，中国　　语言和文化在人群间的扩散有两种不同的模式：一种是人口扩张、人群迁徙模式；另一种是文化传播模式，人群之间有文化传播，而基因交流却很有限。同一语系的欧洲人群的形成机制争议颇多，争论的焦点在于来自近东的农业文明和语言的扩散是否伴随着大量的农业人口的迁移[1-3]。　　有着共同的文化和语言的汉族，人口超过了十一亿六千万(根据2000年的人口统计)，无疑是全世界最大的民族。因此汉文化的扩散过程广受各领域研究者的关注。通过系统地对汉族群体的Y 染色体和线粒体DNA 多态性进行分析，我们发现汉文化向南扩散的格局符合人口扩张模式，而且在扩张过程中男性占主导地位。　　史载汉族源于古代中国北方的华夏部落，在过去的两千多年间，汉文化（汉语和相关的文化传统）扩散到了中国南方，而中国南方原住民族则是说侗台、南亚和苗瑶语的人群（百越、百濮和荆蛮）[4-5]。经典遗传标记和微卫星位点研究显示，汉族和其他东亚人群一样都可以以长江为界分为两个遗传亚群，南方汉族和北方汉族[6-9]。两个亚群之间的方言和习俗差异也很显著[10]。这些现象看似支持文化传播模式，即汉族向南扩张主要是文化传播和同化的结果。然而，两个亚群之间有着许多共同的Y 染色体和线粒体类型[11-12]，历史记载的汉族移民史[5]也与汉族的文化传播模式假说相矛盾。本研究对这两种假说进行了检验，证实汉文化的扩散中的确发生了大规模的人群迁徙（人口扩张模式）。　　为了验证这些假说，我们把南方汉族的遗传结构与两个亲本群体作比较，其一是北方汉族，其二是南方原住民族，即现居于中国境内和若干邻国的侗台、苗瑶和南亚语群体。我们分析了来自中国28 个地区汉族群体的Y 染色体非重组区 (NRY) 和线粒体DNA (mtDNA) 遗传多态[13-16]，这些样本覆盖了中国绝大部分的省份（详见图1 和补充信息表1）。　　父系方面，南方汉族与北方汉族的Y 染色体单倍群频率分布非常相近（见补充信息表2），尤其是具有M122-C 突变的单倍群 (O3-M122 和O3e-M134) 普遍存在于我们研究的汉族群体中（北方汉族在37-71%之间，平均53.8%；南方汉族在35-74%之间，平均54.2%）。南方原住民族中普遍出现的单倍群 M119-C(O1) 和 M95-T(O2a) 在南方汉族中的频率（3-42%，平均19%）高于北方汉族（1-10%，平均5%）。而且，南方原住民族中普遍存在的单倍群O1b-M110, O2a1-M88 和 O3d-M7[17], 在南方汉族中低频存在（平均4%），而北方汉族中却没观察到。如果我们假定起始于两千多年前的汉文化扩散[5]之前南方原住民族的Y 类型频率与现在基本一致的话，南方汉族中南方原住民族的成分应该是不多的。分子方差分析(AMOVA)进一步显示北方汉族和南方汉族的Y 染色体单倍群频率分布没有显著差异(Fst=0.006,P&0.05), 说明南方汉族在父系上与北方汉族非常相似，也即南方汉人与北方汉人的血统很相似。　　母系方面，北方汉族与南方汉族的线粒体单倍群分布非常不同（补充信息表3）。东亚北部的主要单倍群 (A, C, D, G, M8a, Y, Z)在北方汉族中的频率（49-64%，平均55%）比在南方汉族中(19-52%,平均36%)高得多。另一方面，南方原住民族的主要单倍群(B, F, R9a, R9b, N9a)[12,14,18]在南方汉族中的频率（36-72%，平均55%）要比在北方汉族(18-42%，平均33%)高得多。线粒体类型的分布在南北汉族之间有极显著差异(Fst=0.006,P&10-5)。虽然南北汉族之间线粒体和Y 染色体的Fst 值相近，但线粒体的南北差异Fst 值占群体间总方差的56%，而Y 染色体仅仅占18%。　　用汉族群体的单倍群频率数据所做的主成分（PC）分析与以上结果相一致。对NRY 分析发现，几乎所有的汉族群体都聚在图2a 的右上方。北方汉族和南方原住民族在第2 主成分上分离，南方汉族的第2 主成分值处于北方汉族和南方原住民族之间，但是更接近于北方汉族（北方汉族0.58±0.01；南方汉族0.46±0.03；南方原住民族-0.32±0.05），这表明南方汉族在父系上与北方汉族相近，受到南方原住民族的影响很小。　　就mtDNA 而言，北方汉族和南方原住民族仍然被第2 主成分分开（图2b），南方汉族也在两者之间但稍微接近南方原住民族（北方汉族0.56±0.02；南方汉族0.09±0.06；南方原住民族-0.23±0.04），表明南方汉族的女性基因库比男性基因库有更多的混合成分。　　我们进一步用两种不同的统计方法[19-20]来估计两个亲本（北方汉族和南方原住民）对南方汉族基因库的相对贡献（表1），这两个统计量用于单位点（single-locus）分析时比其它的方法更为准确[21]。两种方法得到的混合系数估计值（M,北方汉族的贡献比例）高度一致（Y染色体，r=0.922,P&0.01；线粒体，r=0.970,P&0.01）。就Y 染色体而言，所有的南方汉族都包含很高比例的北方汉族混合比率(MBE:0.82 ± 0.14, 范围0.54-1 ；MRH:0.82 ± 0.12,范围0.61-0.97)（MBE 和MRH 的定义分别见参考文献20 和19），这表明南方汉族男性基因库的主要贡献成分来自北方汉族，也即南方汉族的主要血统源自古代的北方汉人。　　相反，南方汉族的线粒体基因库中北方汉族和南方原住民族的贡献比例几乎相等(MBE:0.56±0.24[0.15,0.95]; MRH:0.50±0.26[0.07,0.91])。总体上北方汉族对南方汉族的遗传贡献父系比母系高得多（ t-test,P&0.01）；各群体分别看也是这样：绝大部分南方汉族群体中北方汉族的贡献在父系上大于母系（MBE ，11/13， MRH，13/13，P&0.01,零假设为男女的贡献相等为二项式分布），这表明南方汉族的群体混合过程有很强的性别偏向。　　南方汉族中北方汉族贡献的比例(M)呈现出由北向南递减的梯度地理格局。南方汉族线粒体的M 值与纬度正相关（r2=0.569,P&0.01），但Y 染色体的相关性不显著(r2=0.072,P&0.05)，因为南方汉族父系的M 值差异太小，不足以导致统计上的显著性。　　表1 南方汉族中的北方汉族混合比例　　群体　　 Y 染色体　　　　　　　　　　线粒体DNA　　MBE（±s.e.m）　 MRH　　 　MBE（±s.e.m） 　MRH　　安徽　　 .868±.119　 　　.929　　　.816 ±.214　　　.755　　浙江　　 .751 ±.084　　　.763　　　.631 ±.180　　　.540　　福建　　 1　　　　　　　　.966　　　.341 ±.206　　　.248　　广东1　　.677 ±.121　　　.669　 　 .149 ±.181　　　.068　　广东2　　ND　　　　　　 　ND　　 　 .298 ±.247　　　.312　　广西　　 .543 ±.174　　　.608　　　.451 ±.263　　　.249　　湖北　　 .981 ±.122　　　.949　　　.946 ±.261　　　.907　　湖南　　 .732 ±.219　　　.657　　　.565 ±.297　　　.490　　江苏　　 .789 ±.078　　　.821　　　.811 ±.177　　　.786　　江西　　 .804 ±.113　　　.829　　　.374 ±.343　　　.424　　上海　　 .819 ±.087　　　.902　　　.845 ±.179　　　.833　　四川　　 .750 ±.118　　　.713　　　.509 ±.166　　　.498　　云南1　　1　　　　　　　　.915　　　.376 ±.221　　　.245　　云南2　　.935 ±.088　　　.924　　　.733 ±.192　　　.645　　平均　　 .819　　　　　　 .819　　　.560　　　　　　 .500　　注：MBE 和MRH 分别为参考文献20 和19 所描述的统计量。MBE 的标准误通过1000 次自展（Bootstrap）获得。把南方原住民族和北方汉族作为南方汉族的亲本群体估计北方汉族的遗传贡献比例，假定2000 多年前开始的混合过程前后南方原住民族的等位基因频率基本不变，并且南北汉族之间的遗传交流不多。实际上，从北方汉族到南方原住民族的基因流动比反向的流动大得多，所以表中的估计值在没有适当调整前是低估的。因而汉族实际的人口扩张程度应该大于本项研究得出的数值。　　综上所述，我们提出了两项证据支持汉文化扩散的人口扩张假说。首先，几乎所有的汉族群体的Y 染色体单倍群分布都极为相似，Y 染色体主成分分析也把几乎所有的汉族群体都集合成一个紧密的聚类。再有，北方汉族对南方汉族的遗传贡献无论父系方面还是母系方面都是可观的，在线粒体DNA 分布上也存在地理梯度。北方汉族对南方汉族的遗传贡献在父系（Y 染色体）上远大于母系（线粒体），表明这一扩张过程中汉族男性处于主导地位；换个角度看，在汉族和南方原住民的融合过程中有相对较多的当地女性融入南方汉族中。性别偏向的混合格局也同样存在于藏缅语人群中[22]。　　方法　　样本　　采集中国各地的17 个汉族群体871 个随机不相关个体的血样。用酚-氯仿法抽提基因组DNA。结合文献报道的Y 染色体和线粒体多态性数据，总共分析的样本量是：Y 染色体23 个群体1289 人，线粒体23 个群体1119 人。这些样本涉及了中国的大部分省份（图1 和补充材料表1）。　　遗传标记　　通过聚合酶链式反应—限制性片断长度多态性(PCR-RFLP)的方法[11]分型Y 染色体上的13 个双等位标记：YAP, M15, M130, M89, M9, M122, M134, M119, M110,M95, M88, M45, M120。根据Y 染色体委员会的命名系统(YCC)[24]，这些标记构成13 个单倍群，在东亚人群中具有较高的信息量[23]。　　线粒体上，对高变1 区（HVS-1）进行测序，对编码区8 个多态位点作了分型（9-bp 缺失, 10397 AluI, 5176 AluI, 4831 HhaI, 13259 HincII, 663 HaeIII, 12406 HpaI , 9820 HinfI），有关方法已有报道[22]。根据东亚线粒体系统树[18]，用高变1 区突变结构和编码区多态性构建单倍群。　　数据分析　　根据线粒体和Y 染色体单倍群频率，用SPSS10.0 软件(SPSS 公司)作主成分分析，研究群体间关系。南北汉族的遗传差异用ARLEQUIN 软件[26]做AMOVA 检验[25]。南方汉族中北方汉族和南方原住民族的混合比例估计用两种不同的统计方法[19-20]：ADMIX 2.0[27]和LEADMIX[21]软件。亲本群体的选择对混合比例的适当估计很重要[28-29]，我们通过扩大东亚的参考数据来减小偏差。分析中，10 个北方汉族群体的各单倍群频率（Y染色体和线粒体标记分别分析）的算术平均作为北方亲本群体。南方原住民族的频率平均了三个族群：侗台语群（NRY，22 群体；线粒体，11 群体），南亚语群（NRY，6 群体；线粒体，5 群体），苗瑶语群（NRY，18 群体；线粒体，14 群体）。通过样本的混合比例与纬度[1,3]的线性回归分析揭示汉族群体的地理格局。　　2004 年4 月28 日收稿；7 月20 日定稿；doi:10.1038/nature02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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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出东山之上1 ：　　1 蒙元、满清当然是中国的亡国时期，这我们没有分歧。　　2 但满清灭亡后，新政权（中华民国）是民主共和政权，与传统华夏政权确实有极大的不同。但新政权内，汉族的主导地位是显而易见的。中华民国不算中国算什么？这是华夏文明的升级、而不是灭亡，就像蚕变化为蝴蝶，形态确实不同了，但还是原来的那个生命的延续！　　3 隋唐统治者的胡人血统问题：1 众所周知，中国古人持有的传统宗法理念，只承认父系，不承认母系(古代世界绝大多数民族都是如此)；2 隋唐统治者的父系血统来自华夏汉人，他们的母系血统主要来自鲜卑人，但在“宗法制”的社会环境下，当时没有一个人会认为“隋唐统治者不是汉人”，更不会认为“隋唐不是汉民族的政权”；3 隋唐统治者自认为是华夏民族，也奉行华夏文化。 　　4 决定一个人的民族属性的主要是文化，而不是血缘；铁木真（成吉思汗）的父系血统就源自汉族(复旦大学李辉的Y基因研究结果)，但没有人承认铁木真是汉族；康熙的母系血统也源自汉族，但我没听说谁认为满清是汉族的王朝；匈奴、突厥、拓跋鲜卑王室有很多母系具有汉族血统，但没有人认为它们是汉族政权。 　　另外，评论历史，就要尊重历史事实，而不是为了当代人的所谓利益而随意曲解历史，漠视祖先的历史正义，这种行为很让人鄙视！　　传统华夏文明真的灭亡了吗？有如下事实：　　1 汉字依然是我们的文字；　　2 政权依然是中央集权制，汉族在政权中的主导地位显而易见！　　3 虽然面对耕地承载力等种种问题，搞了计生，但今天我看到了新闻“张艺谋曾向父亲许诺生儿子：若生女儿就去国外接着生”！　　4 虽然新政权一度迷茫，批判儒道佛等，现在却宣称“是传统文化的继承者”，搞了孔子学院、下文件要求传统文化进入中小学教育体系；常委们纷纷接触佛教大师，孔子也曾进入天安门。虽然价值观一度迷茫，但回归已是大势所趋。　　华夏文明彻底灭亡了吗？难道只有一成不变才是“活下来”？升级绝不是灭亡！　　现在的无数汉族民众，被人卖了还替人数钱，真是太可怜、可悲了！　　唐朝一代，李姓皇族都是华夏汉人血脉！　　唐太宗李世民于公元598年（隋文帝开皇十七年）出生在今陕西武功的李家别馆，父亲是时任隋朝官员的李渊（汉人），母亲是北周皇族窦氏（鲜卑人）。　　唐高祖李渊的父亲是汉人李昞，李昞是十六国时期西凉政权建立者李暠的七世孙，李暠是西汉名将李广的的十六世孙。　　唐朝开国皇帝唐高祖李渊是十六国时期西凉国开国君主李暠的后裔，世代显贵。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省秦安县西北），一说是陇西狄道（今甘肃省临洮县），又说是赵郡隆庆（今邢台市隆尧县）。北周天和元年（566年），李渊出生在长安。李渊七岁时，父亲李昞去世，于是李渊世袭为唐国公。　　李渊的祖父李虎，在西魏时官至太尉，是西魏八柱国之一。　　李渊的父亲李昞，北周时历官御史大夫、安州总管、柱国大将军，袭封唐国公。　　李渊的母亲是隋文帝独孤皇后的姐姐。唐高祖的窦皇后是鲜卑人，唐太宗的皇后长孙氏是鲜卑人，但是此后唐朝的皇后都是汉人。　　《新唐书》记载：李昞，凉武昭王暠七代孙也。暠生歆。歆生重耳，仕魏为弘农太守。重耳生熙，为金门镇将，领豪杰镇武川，因家焉。仪凤中，追尊宣皇帝。熙生天锡，仕魏为幢主。大统中，赠司空。仪凤中，追尊光皇帝。皇祖讳虎，后魏左仆射，封陇西郡公，与周文帝及太保李弼、大司马独孤信等以功参佐命，时称“八柱国家”，仍赐姓大野氏。周受禅，追封唐国公，谥曰襄。至隋文帝作相，还复本姓。武德初，追尊景皇帝，庙号太祖，陵曰永康。皇考讳昞，周安州总管、柱国大将军，袭唐国公，谥曰仁。武德初，追尊元皇帝，庙号世祖，陵曰兴宁。　　李暠[hǎo]（351年—417年），字玄盛，小字长生，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人，是西汉名将李广的十六世孙，十六国时期西凉政权建立者。李暠是李世民的远祖。唐朝李氏亦称李暠为其先祖。唐玄宗李隆基天宝二年追尊李暠为兴圣皇帝。　　《晋书·卷八十七·列传第五十七》：武昭王讳暠，字玄盛，小字长生，陇西成纪人，姓李氏，汉前将军广之十六世孙也。广曾祖仲翔，汉初为将军，讨叛羌于素昌，素昌即狄道也，众寡不敌，死之。仲翔子伯考奔丧，因葬于狄道之东川，遂家焉，世为西州右姓。高祖雍，曾祖柔，仕晋并历位郡守。祖弇，仕张轨为武卫将军、安世亭侯。父昶，幼有令名，早卒，遗腹生玄盛。　　李暠，字玄盛，小字长生，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人，是西汉名将李广的十六世孙。世代都是豪门大族。李暠的高祖父李雍、曾祖父李柔，都在晋朝做官，历任郡守之职。李暠的祖父李弃，在前凉张轨幕下任武卫将军，封安世亭侯。　　李暠少年时十分好学，性情沉静聪慧、宽厚谦和，器度优雅，通读经史，特别擅长文辞。年长后，精通武艺，研读孙吴兵书。隆安元年（397年），京兆人段业自称凉州牧，任命敦煌太守孟敏为沙州刺史，委任李暠为效谷令。不久，孟敏去世，敦煌护军郭谦、沙州治中索仙等认为李暠温文有毅力又有德政，推举他为宁朔将军、敦煌太守。不久进号为冠军，向段业称臣。段业任命李暠为安西将军、敦煌太守，领护西胡校尉。　　隆安四年（400年），北凉晋昌（郡治冥安，今甘肃安西县东南）太守唐瑶向敦煌、酒泉、晋昌、凉兴、建康、祁连六郡传发檄文，推举李暠为大都督、大将军、凉公、领秦凉二州牧、护羌校尉。李暠就在境内大赦，建年号为庚子，建立西凉政权，追尊祖父李弇为凉景公，父亲李昶为凉简公。派宋繇东征凉兴，并攻打玉门以西诸城，都攻克下来，于是在玉门、阳关屯田，扩大耕地积聚粮草，作为东征的物资储备。　　李暠建国后，以“诸事草创，仓帑未盈，故息兵按甲，务农养士”为指导思想；在政治上努力做到知人善任，积极纳谏，执法宽简，赏罚有信。他赦其境内，号召因战乱而背井离乡的百姓返回家园，重视农桑，并给这些重返家乡的百姓以优惠待遇和资助，很快就有汉族逃民2.3万多户迁回敦煌。为了统一河西，他还派遣重臣宋繇东征凉州，西击玉门，都取得了成功。随后，他又实施了“寓兵于农”的措施，将大批军队开到玉门关、阳关等地屯田，广积粮谷作为东伐的资本。因此，敦煌因战乱而遭到破坏的经济，很快得以恢复和发展。　　此时，李暠在城南门外临水处建起一座“靖恭之堂”，作为他同朝臣商议朝政、检阅武备的处所。为振兴文教，培养儒士，他修建了泮宫（学校），并在各郡设置五经博士，负责传授经学。文风一时大兴。　　义熙元年（405年），李暠改元为建初。他派人向东晋奉表称臣。义熙二年（406年），北凉诅渠蒙逊侵略西凉国，发兵进攻建康郡（今甘肃高台县骆驼城），掠走了3000余户人家。李暠得知后非常气愤。立即亲自率兵追至弥安（今洒泉县东），打败了他们，截回了掠走的全部人家。此后，他促劝耕作，百姓乐业，国内安福，出现了一派升平盛世的景象。　　李暠执政后广开言路，积极振兴文化教育。在他统治的西凉境内，当时好多文人名流，都投靠于他，被他重用，一时群英齐集敦煌，在学术上做出了突出的成就，形成了以敦煌为中心的"五凉文化"的兴盛时期。李暠不仅是一个胸怀大志的政治家，还是一位文学家。曾著有《述志赋》、《槐树赋》、《大酒容赋》等多篇。但除《述志赋》外，其余都没有流传下来。　　义熙十三年（417年），李暠去世，谥号武昭王。其子李歆继位，史称西凉后主。
　　中国称呼有很多种，中土、中夏、华夏、国中、中州……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稳定的文明、稳定的族群、相对稳定的语言、甚至相对稳定的血统。最重要的是，它们有人类历史上相对正义的继承关系，包括三皇五帝时期、夏、商、周、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部分争议）、隋、唐、五代十国（部分争议）、宋、明！　　“中国”的定义，是一个历史上相对稳定的文明，一群相对稳定的族群，通过相对正当的方式传承下来的各个朝代的共同体。　　在这个过程中，疆域变化是肯定发生的，但在这个过程中，族群主体却相对稳定，即华夏族群为主体以及各和平相处的其他族群构成；这个国家，各个朝代需要通过相对正当的方式传递统治权力的正统性，也就是在那个历史时期相对正义的手段取得政权，凡是依靠入侵和大规模屠杀，尤其是对平民的屠杀就丧失了正统性。　　符合上述条件的，才成为中国，中州、中夏、中土等等……。　　如果这个国家，被一个外国族群彻底入侵，全民被大规模屠杀，这就是意味着国家主体发生变更，就算人口没有被屠尽，但是新来的统治者已经彻底丧失了合法性，也就是非法政权，其当时入侵的人口也成了非法入侵者。这一概念并没有排除那些虽然祖先是非法入侵者，但客观在在此地出生的后代，拥有该国国籍。　　在蒙古人入侵之前，中国境内包括南宋、金国、西夏、大理，共有人口约一亿二千万以上（也有学者认为是一亿四千万）。1279年蒙元灭亡南宋，最终占领整个中国之后，整个中国境内人口只剩下五千万人左右。而蒙古人整个民族也不过一百多万人口，而且还在亚欧四五个大汗国分散居住，真正进入中原和江南的蒙古人则更加少，那里谈得上去融合汉人？　　况且元朝时期，元朝实行四等人制，推行种族隔离制度，蒙古人、色目人是一二等的上等人，汉人、南人是备受歧视压迫的三四等的下等人，作为上等人的蒙古人、色目人与广大下等人汉人、南人之间严禁通婚。——这怎么能够实现民族融合？　　元朝时期，蒙古统治者对汉人、南人加以种种防范与压迫。元朝实行四等人制，蒙古人为第一等人；第二等为色目人（指西域、中亚、西亚诸族，包括回回、波斯人、阿拉伯人等）；第三等是汉人（指北方黄河流域的汉人、契丹人、女真人、渤海人、高丽人）；第四等是南人（指原南宋辖区内的汉人）。　　在元帝国的四等人中，以蒙古人最贵而南人最贱。元朝法律规定诸汉人、南人一律不得充当禁军卫士，民间不得收藏铁器、兵器、弓箭、甲胄，不得骑马，凡藏刀枪10件以上者，处死刑；元朝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署的实权多数操在蒙古人、色目人手中；蒙古人、色目人因争执殴打汉人，汉人不得还手，只许向官府申诉，违者治罪；蒙古人、色目人因争执及乘醉殴死汉人、南人，只征烧埋银﹐并断罚出征，无需偿命，而汉人、南人殴死蒙古人则要处死，甚至只打伤蒙古人也处以极刑；四等人犯同样的罪﹐而量刑的轻重不同，例如，同是盗窃罪，汉人、南人判刺字发配，蒙古人则不在刺字之列，色目人也可以免受刺字之刑，法官擅将蒙古人刺字者革职；元朝政府甚至禁止汉人﹑南人养鹰、养犬打猎，违者没收家产；至元二年(1336)﹐丞相伯颜当国，为防止南人造反，甚至禁止江南农家用铁禾叉。此外，对汉人﹑南人祈神赛社、习学枪棒武术以至演唱戏文、评话等，都要横加禁止或限制，以防他们聚众闹事，而蒙古、色目人则不在禁限之内。　　在蒙古大汗的眼中，汉人并不是人，他们是可以随时被杀戳和奴役的奴隶，象牛羊产奶一样为他们生产财富。即使给牲畜挤奶，也不会如此心狠手辣。在灭亡南宋，占领整个中国之后，忽必烈立刻公布实行了著名的四等人制度。南北方汉人因为血统而沦落成三、四等人，被蒙古人杀害只需要赔偿一头毛驴。而蒙古贵族为了试验刀子是否锋利，可以随便在街上抓一个汉人杀掉。这是有史以来最恶劣的种族歧视制度。　　现在有人用忽必烈任用儒家学者治理中国的现象，说明忽必烈是历史上的明君。但事实上，忽必烈不过是以掠夺为生的强盗中不太坏的一个。他和其他蒙古强盗一样，贪图中国的财富，企图通过奴役中国人民，源源不断地掠夺财富，做不劳而获的寄生虫。忽必烈采用儒法治国，不是因为他接受了文明，而是赶到不这样做，就无法消除华夏民族的反抗。　　在灭亡南宋之后，蒙元统治者贪婪凶残的本来面目立刻就暴露无遗了。忽必烈因为汉族大臣总是用儒家"爱民"思想劝告他，就觉得汉奸们对横征暴敛不积极，所以把原来任用的汉奸重臣，不是给杀了，就是给贬了。忽必烈重新任用一个中亚来的回回阿合马当宰相，那个阿和马横征暴敛非常积极。有些汉族大臣看见宰相阿合马贪污腐败，想去到忽必烈那里告他，反而被杀害了。如果文天祥投降蒙古，也一定会是同样结局。　　忽必烈在征服南宋时，为了收买人心，暂时免除斌赋、徭役，甚至开始征税也比宋代轻，等到汉人的抵抗运动停止了，忽必烈立刻任用回回阿合马当元帝国的宰相，阿合马加倍地疯狂征税。于是蒙元统治下的中国各地民不聊生，到处都是起义，但是因为没能相互接应，结果被蒙元各个击破，镇压下去。阿合马滥发纸币，横行霸道，肆意劫掠中国人民的财富，害死了中原无数百姓，最后被汉人给行刺暗杀了。　　在占领整个中国，元帝国政权稳固之后，忽必烈此时已经不担心汉人的人心，只担心汉族大臣同情自己的同胞而不全力为他横征暴敛。所以他只任用从中东来的对华夏同胞没有任何伶悯和同情的回回们作为他敛财的工具。蒙古贵族把这些财富挥霍在到其他文明地区屠杀和掠夺，也挥霍在赠送亲友帮助自己扩张权力控制军阀上。华夏的财富从此不再用于生产建设，人的生命受到了真正蒙古方式的践踏。只有在华夏民族停止抵抗以后，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蒙古帝国，以及什么是亡国、什么是被奴役，什么是被异族横征暴敛， 什么是真正的民不聊生。当初那些抱怨宋朝为了抵抗外族入侵而开支巨额军费和望风投降的民众，此时再反抗，已经不能彼此呼应。根本没有胜利的可能了。　　现在中国的某些历史学家，甚至是ZF的主流砖家叫兽，用欺骗的手段描写这段历史。他们把南宋因为军费开支而造成的通货膨胀，说成是腐败，忽必烈收买人心暂时不征税，说成是历史进步，等到忽必烈原形毕露，横征暴敛时，他们却避而不提。蒙元统治下的中国，蒙古人抓汉族奴隶修筑城市河道，帮助把南方抢劫来的财富运到北方，他们说这是对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教育部历史参考书明确告知不把岳飞、文天祥当作中国的民族英雄，而教育部通过的历史视频教科书却把蒙古人统治中国的元朝描写成民族融合、和空前繁荣昌盛的时代，如此卑鄙无耻的欺骗，使人不禁疑问，现在的中华是否生活在一个亡国的时代？　　据估算，在蒙古人的杀戮和血腥征服过程中，中国丧失了7000多万人口。蒙古帝国在中国境内的大屠杀与种族灭绝，作为世界记录，被收入《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1985年版。直到元朝末年，1352年，蒙古统治者还对徐州、杭州的平民百姓进行了野蛮的大屠杀。当时的元朝丞相伯颜还提出屠杀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只是由于红巾军起义的奋起一击，推翻了蒙元在中国的残暴统治，这项种族灭绝政策才没能得到执行。
　　蒙古帝国是依靠屠杀其它民族和掠夺财富的强盗起家的。从蒙元政权开始，中国统治阶级的性质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中国从夏商周开始，政权的指导思想都是顺应天命。古人认为，上天为了照顾民众社会稳定和幸福生活而制定了一套规范，称为天道。天子是上天委派来管理民众的。当天子不符合天道，那么上天就会革除成命，另委派天子来管理。君子、臣民应该相互爱护，维持一个分工合作的社会。至少在理论上，最高统治者因为存在对上天的畏惧，而遵守华夏文明的道德规范。尽管皇权执行起来不尽理想，但是大臣都按照这种理论规劝天子。君臣也都相信只有维护华夏文明的道德规范，社稷才能够长期稳定。其实，不仅仅是中国，世界其它古文明、包括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教文明，都是从类似的过程发展而来的。　　在蒙元征服中国的时代，这样的政权思维模式第一次在全中国范围受到了的践踏。在屠杀、抢劫、强奸如家常便饭的游牧民族部落，丝毫不存在人类的生命价值和尊严的概念。更不知道社会分工合作能够给人类带来什么好处。在野蛮疯狂贪婪的蒙古征服者眼里，人类除了奴役和被奴役，屠杀和被屠杀，掠夺和被掠夺，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相互合作的方式存在。主人和奴隶的关系就如同人和牲口的关系一样。这可以在他们如何把妇女当成牲口财产相互继承、赠送、掠夺的方式中得到表现。他们打仗后的奖赏也是被掠夺来的财产、妇女和奴隶。草原上的制度就是为贵族如何奴役他人而设计的。　　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后，立刻建立了一个十户、百户、千户的户口制度。每一个千户里的百姓，都是千户长的奴隶。奴隶主可以任意屠杀、强*或者买卖。但是绝不允许千户的百姓自行到其它千户去，否则将被杀害。这种习俗在蒙古侵入中国北方初期的时候，是被执行的。蒙古军队绑架任何他们看见中国百姓，把他们作为奴隶，称驱口，由贵族奖赏给新的千户长。　　蒙古帝国的统治者不知道财富是创造而来，只知道掠夺可以获得财富，在早期是登峰造极的。即使在元朝建立时期，大量蒙古贵族仍然在坚持这种观念。在忽必烈和其弟弟阿里不哥交战过程中，阿里不哥放纵军队，在所到之处烧杀掠抢，使得新疆伊梨河流域血流成河，最后断了自己的口粮来源，输给了忽必烈。　　这种野蛮的性质在元朝建立时稍有改变。蒙古人在中国发现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他们的入侵遭到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受到物质财富的诱惑和为了迷惑南宋军民的抵抗决心，蒙古帝国的部分贵族逐渐引进了一些汉文明的管理方式，并对种族灭绝的规模和次数有所节制。但是他们的本性并没有改变。但他们这种做法和中国古代顺应天道的出发点不同，是为了掠夺其它民族为自己生活来源。因此在他们最初发现中国、中亚等文明地区人民在有秩序社会下顺服和善良感到惊讶以后，立刻想到的就是如何利用文明地区宗教或者道德伦理观，来继续愚弄和欺骗当地人民，从而让他们获得更多的财富。他们并没有依靠发展生产、创造财富来获得长治久安的愿望和意识。所以元朝成立时制定政策的原则，就是征服一个地区，尽可能把掠夺和盘剥这个地区的财富，用来帮助他们掠夺另外一个地区。他们以为这个世界的财富是无穷无尽的，靠着这种方法才是获得巨大财富的唯一源泉。　　在表面上，蒙古帝国不镇压任何宗教，而是寻找哪一种宗教或者学说更能帮助他们欺骗和愚弄人民。尽管这种不镇压宗教信仰的行为被现在别有用心的历史学家吹捧，但这实际上和各文明地区宗教信仰者有真心的信仰帮助发展文明的现象背道而驰。蒙古帝国的统治者并不是因为爱心善意而宽待其它宗教，其最高统治者自己也几乎不真正信仰任何宗教(世界上的宗教都对人类有道德约束、中国的儒家哲学也是如此)，也没有任何人类的道德规范。只有用暴力和宗教欺骗结合掠夺他人财富的意识。　　蒙元政权依靠宗教来欺骗人民获取财富的愿望，的确使得他们雇佣了大批汉族儒士来治理国家。在蒙古贵族榨取中国人民财富的前提下，汉族儒士治理国家的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蒙元政权的政策，对于减轻蒙古人破坏中国文明的力度，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类似的现象在五胡乱华和北魏统治期间，引导了鲜卑政权吸收了华夏文明，融入到汉族当中，使得中国在隋唐期间恢复了华夏文明的发展进程。　　不幸的是，蒙古帝国有两个恶劣的性质使得蒙元政权吸收华夏文明的过程在中国并没有重演。其一是，鲜卑帝国统治者把根扎在汉族地区，和北方其它游牧民族断绝了关系，甚至相互敌视，鲜卑人和汉族人民合作得越好，吸收的华夏文明越多，就对他们自己就越有利。而在蒙元政权从来没有和北方游牧部落切断联系，而对于这些游牧部落来讲，只有疯狂掠夺汉族人民的财富，才符合他们的利益。中国是否发展是与他们丝毫无关的。　　在蒙古皇帝和贵族中，的确有一些人受到华夏文明的吸引，下决心大幅度吸收和恢复华夏文明管理方式。但这种让中国避免更大破坏的政策，危害了北方草原那些企图通过掠夺和压榨汉族人民以维持奢华生活的蒙古贵族集团的利益，他们的反对形成了巨大的阻力。而且在蒙元统治时期，作为社会地位高人一等的种族，蒙古人可以随时杀害主张实施儒家文明的汉族官员，阻止他们促进蒙元政权吸收华夏文明的努力。　　还有一个更加恶劣的原因，就是蒙古帝国征募了大量从中亚、波斯、阿拉伯地区来的回回和西藏等其它异族，来帮助他们管理汉人，更疯狂地掠夺汉族人民的财富。这些外来民族对中国人民的苦难没有任何同胞的同情，对中国的发展也没有丝毫的兴趣，他们唯一的利益所在，就是在帮助蒙古贵族压榨盘剥汉族人民财富的同时，再加上自己的压榨盘剥，从中获取巨大财富。而元朝政权从建立开始，就把他们列为社会地位高于汉人的种族。这是蒙元政权担心汉族大臣因为顾念同胞而不积极地帮助他们压榨汉人掠夺财富。　　在征服华北地区之后，成吉思汗曾经计划对华北的汉族实行种族灭绝。耶律楚材告诉他，如果不杀害当地居民，而是向他们征收赋税，那么每年都可以获得更多的巨额财富。于是，成吉思汗任用耶律楚材全权负责在华北地区征收财富。　　窝阔台继位后也让耶律楚材主持征收黄河以北的汉民的赋税，当时近臣别迭等认为：“得了汉人也没有什么用处，不如全部驱杀，使中原草木茂盛，成为牧地，也好放牧牛羊。”耶律楚材劝告窝阔台说：“在这样广大富饶的地方，什么东西求不到？怎么能说没有用呢？”耶律楚材建议在中原地区维持原来的农业手工业生产，征收地税、商税以及酒醋盐铁等税。窝阔台大汗同意他试行。　　1230年，耶律楚材奏立10路课税所，正副使都委派儒生担任，他并奏准军、民、财分职，长吏专理民事，万户府总军政，课税所掌钱谷，各不相统摄。这些都遭到蒙古权贵和汉人王侯的强烈反对，但课税所还是坚持了赋税的征收。1231年秋天，窝阔台大汗到西京（今大同），耶律楚材已将征收到的银、币和米谷簿籍陈放在大汗面前，一共是银50万两、绢八万匹、粟40万石。窝阔台大喜，赞叹道：“你的本事真大，不知道南国是否还有你这样的人材！”当天将中书省印授给耶律楚材，让他负责黄河以北的政事。　　蒙古军征服河南之后，耶律楚材计划每年征收一百一十万两白银。有个回回温都尔哈玛尔要求帮蒙古人承包二百二十万两，耶律楚材反对，那个回回说：“中原那么富有，只要用暴力危胁，收五百万两都可以！”。耶律楚材知道这意味着中原人民将遭受什么悲惨命运，奋力抗争失败后，失声痛哭。当时临朝称制的蒙古海迷失皇后鄙夷地说：“你竟然为这种人哭？”从此不再信任耶律楚材。不久耶律楚材忧郁而死，而心毒手狠的回回却继续得到蒙古政权的重用。　　征服南宋之后，忽必烈很快就停止了对汉族官员的信任，开始重用阿合马、桑哥等回回官员帮助蒙古人收刮财富。这些外来的回回除了帮助蒙古人疯狂敛财以外，更是加倍地给自己中饱私囊。最后的苦难，都施加在中国老百姓身上。如果要问为什么元代政权没有马上垮掉，那是因为中国太大，他们掠夺、破坏了一个地区后，仍然有很多别的地区等待他们破坏掠夺。但是，这种疯狂残酷的掠夺剥削的制度，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元朝不可能依靠这样的方式维持多久。　　在后来的蒙元史中我们看到，每当有元朝皇帝受到儒家思想教育，决心吸收华夏文明管理方式的时候，那些回回总是站在那些希望残酷剥削奴役中国人民的蒙古贵族一方，为他们通风报信，而且利用自己的搞人一等的地位，诬告和迫害汉族官员，杀掉立志改革的皇帝的帮手。使得元朝少数开明皇帝减少剥削、维持长久发展的计划一次次地遭到破坏。
　　事实上，大东北地区（包括今俄罗斯远东部分）早在明朝洪武、永乐年间就已经是中国的领土，明朝在东北设置的奴尔干都司的管辖范围远大于后来满清统治时期控制的东北地区。明朝时期，奴儿干都司是东北地区最高一级的军政机构，直接隶属于明朝中央政府。明朝奴儿干都司辖区幅员辽阔，北到外兴安岭以北（今俄罗斯东西伯利亚地区），南接图们江，东至日本海，东北囊括库页岛，西至斡难河（鄂嫩河，今俄罗斯境内）。即便到明代中后期军事衰落的时候，现在东北的绝大部分地区以及重要城市也都在明朝政府的直接控制管辖之下。　　而与许多人想象的相反，作为后金集团核心的建州女真恰恰不是东北的土著居民。建州女真的祖先源自西伯利亚的通古斯地区的野人部族，不同于宋朝时期入侵中原的女真人。在明朝前期，建州女真的祖先早已迁到了朝鲜，后来他们因为在朝鲜受到打击，呆不下去了，这才向中国明朝请求庇护，当时明朝的皇帝出于仁慈心理就把建州女真安置在了东北地区。正因为这个原因，民国历史学家孟森先生说满清的先祖受明朝的恩惠特别深厚。　　回顾历史，满清政权的前身——后金统治集团借用明朝中央政府给予其的官职地位起家，在东北地区起兵反叛，盗用宋朝时期的“女真”和“金国”的名号以增强自己对东北土著的号召力，建立后金割据政权，随后大肆抢劫屠杀东北的汉族百姓，实行疯狂的民族迫害，掳掠大批平民当奴隶，危害大量无辜平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后来更发展到要求与明朝中央政府分庭抗礼，完全从中国独立出去。　　后金集团在当时提出的分裂独立要求，与现在的东突、藏独，性质毫无区别，程度上更为恶劣。东突、藏独还没有当时后金独立分裂分子如此凶残，如此疯狂在东北进行大规模的民族屠杀和抢劫掠夺，致使明朝东北的几百万汉人大部分被屠戮或沦为奴隶。　　事实上，在后金起兵反叛，窃据东北之时，当时辽东大部分地区的大部分人口还是汉人，明朝政府断然拒绝后金集团的分裂独立要求是完全正当合理的。　　在这以后，后金及随后的满清始终是外国自居，始终没有把自己当成中国，始终推行赤裸裸的民族歧视、民族迫害、民族屠杀的政策，这些都足以说明这个政权的性质是什么！　　我们可以说东北的土地是中国的，那里的大部分人民包括大部分女真人后裔是中国人，但惟独不可以说后金和满清的统治集团是中国人，因为他们自己都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我们又怎么能把我们的意愿强加在他们的头上，这岂非是太不尊重他们了？　　当满清（后金）政权乘着中国明朝发生内乱，入关进行征服并大肆屠杀中国人的时候，这已经是典型的外国外族政权对中国的侵略、征服、屠杀。这与某些人所谓的“改朝换代”有本质性的区别：满清的侵略，始终伴随着对广大中国平民的疯狂杀戮，对汉民族和其他反抗他们的少数民族的残酷迫害，通过“留头不留发”的民族屠杀强行改变汉族的服装风俗和民族传统。如果这种行为都不叫侵略，那么世界上就可以取消“侵略”这个名词！　　直到今天还有人幼稚地认为满洲人最终被中国人同化了，但残酷的事实却是中国人被满洲人改造扭曲了。现在所谓的中国国语(普通话)，其实是满洲语和汉语的混合体，是满洲人学汉语搞出来的怪胎；国粹京剧其实是满人的艺术；相声和小品，就是两个清朝奴才在主人面前一唱一合的生活再现。今天还被奉为至宝的所谓的“国服唐装”，实际就是满人的旗袍马褂。　　通古斯满洲人也曾经效仿蒙古人的做法，把人分为四等，满洲人和蒙古人高高在上，八旗子弟甚至可以不劳而获，坐享荣华富贵，而汉人在清朝的真实姓名，叫做“奴才”。　　事实上，满清立国之后就定满语为国语，也就是满语才是大清国的官方语言，清朝初年至中期，乃至19世纪末的官方文件有相当一部分以满文（清字）书写，比如尼佈楚条约的正式条约仅有满、俄、拉丁三种文本，而中国的汉文版本仅在刻制的界碑中使用（碑文共有满、蒙、汉、俄、拉丁五种文本）。　　19世纪以来才两者并用书写。说满人被中国同化实在是自欺欺人。而且恰恰相反的是，现在中国的国语(普通话) 就是当年满清通过武力手段强制推广的语言。章太炎就曾经批判过普通话，称其为“金鞑虏语”。　　现在所谓的国语普通话和北京话其实就是满洲语和汉语的混合体，大量汉语方言特征和传统用语被抛弃，基本上是满洲人学外语搞出来的怪胎，根本不能代表真正的中华文化。　　孙中山在《民族主义》第二讲中说过： “中国几千年以来，受到政治上的压迫以至于完全亡国，已有了两次，一次是元朝，一次是清朝。”　　满清是通古斯人建立在中国土地上的一个殖民政权，大家要搞清楚一个概念，清朝其实是中国人被外族奴役的历史，不是中国的正统朝代。　　今天中国人一厢情愿地称清朝是中国王朝，可惜人家清朝统治者们根本就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慈禧说：“清非中国，辫子不能去，辫子去中国不亡则大清亡”，“保大清不保中华 ”，“宁赠友邦，不予家奴(中国人)” ，“量中华物之力，结与国之欢心。” 雍正在《大义觉迷录》中写道：“朕以外国之君，主中国之事”。乾隆更直白：“朕乃夷狄之君，非中国之人。”出身满族的清朝宫女作家德龄在其《清宫两年记》一书中提到，她的父亲告诉她，他们不是中国人，但却是中国人的主子。　　满洲人也在中国进行了大规模屠杀，但满洲人认为汉文化比他们的文化先进点，所以从入关以前，满洲人就在学习中国的文化，入关后虽然也杀了无数汉人，但对中国最大的影响不是杀人，而是文化同化。　　满洲人得天下之后，试图把这个国家彻底吞并，长久坐江山。所以满洲人学习中国文化的同时也开始按照他们的意愿来篡改中国历史，阉割中国文化，用他们的语言文化同化中国。而结果很多网友都应该知道了，中国古代的史书典籍在康熙、乾隆的修史过程中基本上被毁灭一半以上，满清编写《四库全书》过程中所实行的文字狱，可以因为藏古书而杀头，冤狱杀人无数。加上后来对儒道释等宗教的影响，整个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基本上被满洲人同化、摧毁大半。主持修定《四库全书》的千年第一大汉奸纪晓岚竟然被拍成五部一体的偶像剧并且在官方主流电视台连续不断地播出将近十年，这基本上是对中华文明最大的讽刺之一。　　今天，我们从官方教科书里面学到的历史大部分是经满清篡改过的历史，而不是真正的中国历史，这是最令中国人痛心的地方！ 如果说蒙古帝国征服中国换来的是“屠杀与抢劫”，那么满洲人统治中国的结果就是“文化灭绝与精神奴化”！！！现代人别以为自己懂点国学就懂得中国历史文化，因为你学的其实只是半吊子的满洲国学而已。
　　满清统治时期实行严格的种族隔离制度，“满汉不许通婚”。清政府规定，满城专供旗人居住，汉民不得擅入，“满汉不许通婚”。“满汉不通婚”这是保障“殖民者”身份延续的最重要措施。　　1793年，英国的马嘎尔尼使团访问大清国，马戛尔尼在出使日记中写得：“满清初期，他们（清军）表现得非常凶残。建国后的最初几年，整批整批的百姓遭到屠杀。强迫留辫子引起了骚乱，结果都被镇压在血泊之中。都是老爷的种族坐稳了江山，对一个奴隶的民族实行统治，种族隔离是全面的，严禁不同种族间通婚，北京的整个北城都没有汉人，专供满人居住。宫内女眷（包括奴婢在内）无论如何只要清一色的满人，要防止一切种族混杂的情况。而宫内太监又毫不例外地全是汉人。这多有象征意义呀！让鞑靼人繁殖，让汉人绝种。这就绝对保证了没有任何不纯的混杂。”　　满清为了维护满洲人的利益将全国分而治之。满清采用“多元式统治”，“分区隔离”。全国分为满、汉、蒙、藏、维五区，区区隔离，特别是防备汉人到其他四区，防止汉人和其他四区有人员往来，在满清衰败前，汉官都是不能涉及其他四区事务的， 满清是名副其实的“殖民统治”，说满清促进了民族融合是无视历史事实。　　满清统治者一直以“殖民者”身份自居。不以中国人的面目来统治管理中国，防汉、制汉，隔绝内地十八省与其他区域的关系，全国分为中、蒙、满、新、藏五区互相隔绝。把内地十八省是你们汉人的，其他地区是我们满人、蒙人、藏人、维人的观念强加给汉人和其他各民族，防止各民族建立起亲如兄弟的认同感。——真不明白当代历史学家鼓吹清朝促进民族大融合是怎么得来的？　　清朝时期，满洲人以类似“殖民者”的身份统治中国，八旗子弟拥有西方殖民者同样的各种特权：　　政治特权： 满清统治者虽然利用汉人维护统治，但是核心权利是不愿意同汉人分享的，六部成为执行机构。钱穆统计满清前中期二百多年间汉人做到地方总督的只有一个岳忠琪，核心机构军机处根本不许汉人插手。近代著名历史学家钱穆说：“（大清国）全国各军事要地，都派八旗兵驻防。下面的绿营，说是中国军队，实际上率领绿营的将领还都是满洲人。这两种军队，饷给是显分高下的。各省总督、巡抚，差不多在原则上也只用满洲人。”（钱穆先生《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满清政府里的重要官位都以满缺为主，汉人做官必须通过科举。 　　经济特权：作为满洲人，从一出生就有经济上的优待，按人头发月饷。 旗人兵饷 ：前锋、亲军、护军、弓匠人月4两，骁骑、铜匠 3两，年米48石，步军摧领 人月2两，步军人一两5，年24石，炮手人月2两，年36石。满一人当绿营三人。（范文澜《中国通史》）　　法律特权：在司法上满洲人享受“殖民者”种种特权。例如：汉人犯罪如果判三年，旗人只要枷号四十天就能释放。凡满人犯罪，地方各级官员均无权过问，只能由步军统领衙门的慎刑司负责处理，这和殖民地的治外法权没有什么不同。　　种族隔离制度：满清政府规定，满城专供旗人居住，汉民不得擅入，“满汉不许通婚”。“满汉不通婚”这是保障“殖民者”身份延续的最重要措施。　　有人辩解说：满清把国都移到了中原，满清就不是“殖民者”了。这是比较无知的，满清由于经济文化相当落后，出于掠夺和享受的本能当然愿意把国都移到繁华地区，对于游牧民族而言没有农耕民族浓厚的乡土观念，满清入关后，大部分满洲人都“从龙入关”，迁都不能说明问题。当年倭寇入侵朝鲜,意图明朝，丰臣秀吉就试图把国都移到大陆。日本侵华关东军也有此打算。满清虽然定都中原，但是和西方殖民者相同的是，树起柳条边，绝不容许“殖民地人民”反向移民到宗主国。　　明朝时期，东北地区原本有几百万汉人，但大部分都被努尔哈赤父子指挥后金军（清军）屠杀。1644年清军入关后，有近200年，关外人口和兵力非常空虚，满清统治者还严令禁止汉人进入满洲“龙兴之地”（今东北地区）垦殖。后来，沙俄的远征军到了黑龙江流域，发现那里几千里的广大区域居然只有两万多原始土著人。　　明朝末年，东北地区的汉人几乎被后金（满清）屠杀殆尽，剩下的也大多沦为满人的奴隶或包衣奴才。　　清兵入关后，多尔衮就在1644年下令严令禁止汉人进入满洲“龙兴之地”垦殖。这就是“禁关令”。清初,满洲人倾族入关后东北人口更加稀少，满清统治者视东北为“祖宗肇迹兴王之所”，借口保护“参山珠河之利”，长期对东北实行封禁政策。与“禁关令”相关的词汇除了“禁关令”外，还有两个：“柳条边”和“闯关东”。　　为了严格执行“禁关令”，从顺治年间开始，清朝政府不惜代价于满洲境内分段修筑了一千多公里名为“柳条边”的篱笆墙——满洲长城，也称柳条边墙、柳墙、柳城、条子边，至康熙中期完成。从山海关经开原、新宾至凤城南的柳条边为“老边”；自开原东北至至今吉林市北的为“新边”。边墙以东的满洲严禁越界垦殖，边墙以西则作为满清的同盟者蒙古贵族的驻牧地。　　直到历史已经进入到了19世纪中后期，黄河下游广大地区连年遭灾，河北、山西、山东的成千上万的农民破产，满清政府却禁关令依旧。于是，破产农民不顾禁令，冒着被惩罚的危险，源源不断地“闯”入东北，这就是“闯关东”的来历。　　到了清末，国际上列强步步进逼，尤其是沙俄和日本对东北虎视眈眈。在此形势下，清廷不得已于1860年在东北局部驰禁放荒，1897年全部开禁，至1910年东北总人口增至1800万人。　　1912年，民国建立后，“闯关东”的洪流仍然源源不断，新中国成立前夕达到近4000万人。 　　现在东北90%的人口都是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末从关内的河北、山东、河南、山西迁过去的汉族平民的后裔。
　　以下引用王柯的《国民国家与民族问题--关于中国近代以来民族问题的历史思考》(zt)看看蒙古地区：“这一年（1911年）的11月8日（旧历10月10日），清王朝的库伦办事大臣三多，接到署名四盟王公喇嘛的一封呈书，三多再接哲布尊巴呼图克图宣布外蒙古独立的通告：“我蒙古自康熙年间，隶入版图，所受历朝恩遇，不为不厚。……今内地各省，既皆相继独立，脱离满洲。我蒙古为保护土地宗教起见，亦应宣布独立，以期完全。……库伦地方，已无需用中国官吏之处，自应全数驱逐，以杜后患。”可以看出，鼓吹蒙古独立的人们实际上区分了清王朝与“中国”。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蒙古是清王朝版图的一部分却不是中国的领土，蒙古人是清王朝的臣民却不愿意成为中国的国民，既然辛亥革命爆发，蒙古也就应该独立。”　　清王朝的垮台之所以会引起蒙古、西藏和新疆地区民族中发生分离思想和运动，原因在于清王朝统治中国的政治构造曾经具备“满族联合蒙、藏、回以牵制汉人”的性质。所以，当这种政治构造垮台之时，蒙、藏、回中便有人认为自己也应该与汉人脱离干系。　　满清统治中国的方法被称作一种“多元式天下”的统治模式，来建立王朝的政治构造和地域构造。　　满清“多元式天下”统治模式的思想，就是要保持一个没有受到中华文化熏陶的本民族的根据地，使之成为牵制“中国”的力量。因此，由非汉民族建立的王朝，事实上都同时具有着中华王朝与民族政权的双重性质，其最高统治者又都兼有中华王朝的皇帝与民族酋长的双重身份。　　满清的“多元式天下”统治模式的具体政策大约有如下几点：　　首先，严禁汉人进入蒙、藏、回等民族地域，严格禁止中华文明在蒙、藏、回等民族地域的传播。　　第二，不惜以牺牲本民族一部分人的生活幸福为代价，在本民族地域内强行保留落后的传统生产方式和社会构造。　　第三，从制度上拒绝汉人参与蒙、藏、回等民族地域的管理。　　第四，通过一定制度，明示或暗示除定于中国地域的首都之外，蒙、藏、回等民族地域内仍然存在着清王朝的另一个政治中心。例如辽代有“四时捺钵”，元代有“二都制”。 　　清王朝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比起以前的非汉民族王朝来，更是最大程度地发挥了“多元式天下”统治模式中牵制中国的思想。　　清王朝实行了民族等级制度，规定清朝中央和地方政府中的许多重要职位为只有满人才可以出任的“满缺”，并专门开设了促进满人致仕的科举考试。　　清王朝实行了民族隔离政策，建立起满洲封禁政策，严禁汉人移住其王朝的“龙兴之地”（今东北地区），严禁汉人进入蒙、藏、回等民族地域。　　清王朝的八旗制度，虽然最初不是专为牵制汉人而设，但是在入关之后成为清王朝统治中国、牵制汉人最重要的力量这一点却是不容置疑。正因为如此，八旗制度不但一直没有被削弱，反而经过多次改造不断得到强化。八旗中虽然也有汉军八旗，但是因为八旗既是政治、军事组织，又是生产、生活组织，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社会，包括禁止旗人与非旗人之间的通婚等等，因此八旗制度实质上已具有民族集团的性质，致使很多旗人只知其籍贯在旗与否，而不知其民族为满为汉。　　在康熙、雍正、乾隆三世，蒙古、西藏和新疆陆续纳入清王朝的版图之中。从“新疆”的地名中就可以看出，清王朝认为这是她带来的新领土。然而，清王朝处理这三个地区的最基本思想是将它们看作是满人的领地而禁止汉人移居，将当地原住民看作是满洲统治者的属民而禁止与汉人接触，甚至明文规定当地原住民不许学习汉文，严格禁止中华文明在这些地区的传播。　　在蒙古、西藏和新疆地区，清王朝采用了与统治汉人地区截然不同的政策，基本上保留了那里的传统社会制度，给当地原住民以相当大的自治权。清王朝有意制造了一种满与蒙古、藏、维吾尔是一个政治联盟的印象，当然这都是在与汉人相对的意义上。比如，它在颁发给当地首长的印上只刻上满文、蒙文、藏文与维吾尔文，而不刻汉文；朝见清朝皇帝时的路线也要经过清朝皇帝选定，尽量避开中原地区甚至所有汉人地区；清朝皇帝接见蒙古、藏和维吾尔领袖的地方，最主要的不是首都北京 ，而是地处长城之外、蒙古地区内的承德，“接见”的目的是确认双方的政治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一种“会盟”。　　清王朝还就这三个有别于“中国”的特别地区建立起独自的法律体系，并在中央六部之外设立“理藩院”，专门处理有关这三个地区的事务；将西藏地区的最高长官“驻藏大臣”、新疆地区的最高长官“伊犁将军”等职务规定为“满缺”，将理藩院的所有职务规定为“满缺”或“蒙缺”。显然，清王朝制定这些政策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照顾当地的原住民，而是出于作为一个只有一百多万人口和三十万军队的民族如何统治中国的需要。因为中华王朝在历史上屡屡遭受北方游牧集团的侵略，由清王朝建立的这一政治联盟无形中从心理上给了汉人以巨大的压力。清王朝设立下各种牵制汉人的繁杂的政策和制度，是它统治了中国两百几十年的结果，更是它能够统治中国两百几十年的重要原因。 当然，这也是藏、新、蒙地区分裂主义者分裂思想的最早脉源。（“国民国家与民族问题--关于中国近代以来民族问题的历史思考” ）　　满清这种统治和西方殖民主义者有惊人的相似性。这也是孙中山等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以摆脱中国“殖民地地位”的思想基础。　　但是19世纪70年代以后，清王朝在一系列内忧外患下，被迫逐渐放弃部族政权（“殖民色彩”）的性格，开始向纯粹的中华王朝过渡。对此，保守的满清贵族对此并不甘心。他们昧于形势，幻想继续维持其部族统治。他们想的是如何保住部族政权，如何保住旗人身份地位。所有的改革改良都会造成他们不愿看到的结果，所以他们站在保守的立场上扼杀一切改革。戊戌变法失败、立宪骗局就是明例，“汉人强满人亡”是他们的警句。所以慈禧才会说：“宁与友邦，不与家奴”，同帝国主义共同分赃。也所以才有溥仪投靠日本人，分裂中国，并赢得了所有满族皇族的一致赞同。　　维新派、立宪党以及后来的北洋政府由于身处高层，对于满清末期统治的客观形势（从部族政权（殖民政府）向中华政府转变）有所了解，对于实现大中国有所认识，纷纷主张五族联合组成新的大中国，但他们又有很强的封建色彩和妥协性，常常沦为革命的对象，这也是当时中国的复杂性。
　　从1840年起，六十多年历经七次反侵略战争，满清统治者就从来没有下决心坚决斗争到底的，为什么，因为满清帝国以满洲贵族为基础的统治集团根本无法代表全体中国人的利益。开战越久，或胜或败都必然动摇其腐朽的满洲八旗贵族的殖民式部族统治基础。　　所谓“季孙之忧，在于萧墙之内！”。每个朝代都有一股最黑暗的势力，明朝末年是阉党集团，清朝末年是满洲贵族集团。自1840年，从历次中外战争，到“戊戌变法”到“义和团运动”，到清末“立宪运动”都反映这种特点。可惜当代的历史学家对“满洲贵族”的历史作用，从来不敢兴趣，只要涉及民族问题就是禁区。论坛上总在争论中国的落后到底是文化的原因还是民族问题。　　我们可以对比日本和大清国，它们同时期遭到西方列强侵略，一个经过三十年的努力成为列强，一个经过三十年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当时人们就奇怪“撮尔小国，同文同种”的日本一跃成为列强，原因何在，不是很明白吗？是文化原因也是民族问题，中国要革新要发展首先要解决民族问题才有可能，后来的“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证明了这点，“驱逐鞑虏 恢复中华”。一句话，——“不铲除满洲贵族集团就不可能有中国的变革和发展进步”　　如果让满清政府再存在十年到二十年，中国会怎样？首先，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步伐不会减退，中国四分五裂的可能性更大了，其次中日战争爆发可能会提前，即使不提前，以满清的腐朽无能，在1937年中国的国力肯定不会强于民国时期。满洲贵族和民族资产阶级水火难容，岂能在这二十年间给于民族资本以较大的发展空间。在政治形势上中国也非常不利，日本可以充分利用中国国内的民族矛盾从中牟利。抗战如果就是为了保住“满清政权”，那能有多大的号召力？而满清以其一贯的主张会再一次叛卖中华民族,“宁与友邦，不与家奴！”中国被瓜分吞并的命运不可避免。抗战胜利后的四大国地位做梦都想不到。　　从1900年起到辛亥革命的十几年间，西方列强掀起的瓜分中国的一轮狂潮，控制了东北、蒙古、新疆、山东、福建、两广、云南、整个长江流域，铁路修到那里，列强就占到那里，矿山开到那里，瓜分分到那里。外国银行可以在大清国发纸币，操纵着大清国的外汇买卖，形成在金融系统的垄断地位。列强对大清国的控制权扩展到内政外交，清朝末年，财政金融、交通贸易、工矿企业、文化教育，乃至军事、国防、外交等各个领域，中国已沦为“名存实亡”的绝境，——《中国近代史》。辛亥革命与其说是从满人手里夺权，更应该说是救亡图存的必然之路。　　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期，清政府把铁路收归国有，出卖给洋人，这种可耻的卖国行径更证明其一贯伙同洋人掠夺中国人民，是一个卖国政权。中国人民从一次又一次在帝国主义经济斗争中看到满清政府一直站在列强一边，不难得出结论要救亡就要推翻满清统治。
　　希望是这样，不过现实很残酷，从五胡乱华到托雷汗国(元朝)，再到鞑靼人的大清国，合计统治中国500多年，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大杀汉人男子，好好看看历史吧。
　　@dxy98 8楼
22:45:50　　希望是这样，不过现实很残酷，从五胡乱华到托雷汗国(元朝)，再到鞑靼人的大清国，合计统治中国500多年，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大杀汉人男子，好好看看
吧。　　-----------------------------　　五胡乱华前期，汉人与胡人不通婚，但自从北魏孝文帝实行全面汉化改革，在北方各族之中推行汉服、汉语，鼓励鲜卑和汉族通婚，此后，进入中原的胡人大部分被汉化。　　“五胡乱华”的结果是胡人有的被灭族（如羯族），有的被汉化（如鲜卑族），但是蒙元、满清则使中国胡化。　　满清征服中国与“五胡乱华”一样，都使中国文明衰退。但满清更糟，因为“五胡”最终接受了中华文明，且彻底汉化，然而，满清却使中国“胡化”！　　1279年蒙元灭亡南宋，最终占领整个中国之后，整个中国境内人口只剩下五千万人左右。而蒙古人整个民族也不过一百多万人口，而且还在亚欧四五个大汗国分散居住，真正进入中原和江南的蒙古人则更加少，那里谈得上去融合汉人？　　况且元朝时期，元朝实行四等人制，推行种族隔离制度，蒙古人、色目人是一二等的上等人，汉人、南人是备受歧视压迫的三四等的下等人，作为上等人的蒙古人、色目人与广大下等人汉人、南人之间严禁通婚。　　元朝时期，作为上等人的蒙古人、色目人与广大下等人汉人、南人之间严禁通婚，——这怎么能够实现民族融合？　　元朝时期，蒙古统治者对汉人、南人加以种种防范与压迫。元朝实行四等人制，蒙古人为第一等人；第二等为色目人（指西域、中亚、西亚诸族，包括回回、波斯人、阿拉伯人等）；第三等是汉人（指北方黄河流域的汉人、契丹人、女真人、渤海人、高丽人）；第四等是南人（指原南宋辖区内的汉人）。　　在元帝国的四等人中，以蒙古人最贵而南人最贱。元朝法律规定诸汉人、南人一律不得充当禁军卫士，民间不得收藏铁器、兵器、弓箭、甲胄，不得骑马，凡藏刀枪10件以上者，处死刑；元朝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署的实权多数操在蒙古人、色目人手中；蒙古人、色目人因争执殴打汉人，汉人不得还手，只许向官府申诉，违者治罪；蒙古人、色目人因争执及乘醉殴死汉人、南人，只征烧埋银﹐并断罚出征，无需偿命，而汉人、南人殴死蒙古人则要处死，甚至只打伤蒙古人也处以极刑；四等人犯同样的罪﹐而量刑的轻重不同，例如，同是盗窃罪，汉人、南人判刺字发配，蒙古人则不在刺字之列，色目人也可以免受刺字之刑，法官擅将蒙古人刺字者革职；元朝政府甚至禁止汉人﹑南人养鹰、养犬打猎，违者没收家产；至元二年(1336)﹐丞相伯颜当国，为防止南人造反，甚至禁止江南农家用铁禾叉。此外，对汉人﹑南人祈神赛社、习学枪棒武术以至演唱戏文、评话等，都要横加禁止或限制，以防他们聚众闹事，而蒙古、色目人则不在禁限之内。　　在蒙古大汗的眼中，汉人并不是人，他们是可以随时被杀戳和奴役的奴隶，象牛羊产奶一样为他们生产财富。即使给牲畜挤奶，也不会如此心狠手辣。在灭亡南宋，占领整个中国之后，忽必烈立刻公布实行了著名的四等人制度。南北方汉人因为血统而沦落成三、四等人，被蒙古人杀害只需要赔偿一头毛驴。而蒙古贵族为了试验刀子是否锋利，可以随便在街上抓一个汉人杀掉。这是有史以来最恶劣的种族歧视制度。　　清朝实行种族隔离制度：满清政府规定，满城专供旗人居住，汉民不得擅入，“满汉不许通婚”。“满汉不通婚”这是保障“殖民者”身份延续的最重要措施。　　满清统治时期实行严格的种族隔离制度，“满汉不许通婚”。清政府规定，满城专供旗人居住，汉民不得擅入，“满汉不许通婚”。“满汉不通婚”这是保障“殖民者”身份延续的最重要措施。　　1793年，英国的马嘎尔尼使团访问大清国，马戛尔尼在出使日记中写得：“满清初期，他们（清军）表现得非常凶残。建国后的最初几年，整批整批的百姓遭到屠杀。强迫留辫子引起了骚乱，结果都被镇压在血泊之中。都是老爷的种族坐稳了江山，对一个奴隶的民族实行统治，种族隔离是全面的，严禁不同种族间通婚，北京的整个北城都没有汉人，专供满人居住。宫内女眷（包括奴婢在内）无论如何只要清一色的满人，要防止一切种族混杂的情况。而宫内太监又毫不例外地全是汉人。这多有象征意义呀！让鞑靼人繁殖，让汉人绝种。这就绝对保证了没有任何不纯的混杂。”　　满清为了维护满洲人的利益将全国分而治之。满清采用“多元式统治”，“分区隔离”。全国分为满、汉、蒙、藏、维五区，区区隔离，特别是防备汉人到其他四区，防止汉人和其他四区有人员往来，在满清衰败前，汉官都是不能涉及其他四区事务的， 满清是名副其实的“殖民统治”，说满清促进了民族融合是无视历史事实。　　满清统治者一直以“殖民者”身份自居。不以中国人的面目来统治管理中国，防汉、制汉，隔绝内地十八省与其他区域的关系，全国分为中、蒙、满、新、藏五区互相隔绝。把内地十八省是你们汉人的，其他地区是我们满人、蒙人、藏人、维人的观念强加给汉人和其他各民族，防止各民族建立起亲如兄弟的认同感。——真不明白当代历史学家鼓吹清朝促进民族大融合是怎么得来的？　　明朝时期，东北地区原本有几百万汉人，但大部分都被努尔哈赤父子指挥后金军（清军）屠杀。1644年清军入关后，有近200年，关外人口和兵力非常空虚，满清统治者还严令禁止汉人进入满洲“龙兴之地”（今东北地区）垦殖。后来，沙俄的远征军到了黑龙江流域，发现那里几千里的广大区域居然只有两万多原始土著人。　　明朝末年，东北地区的汉人几乎被后金（满清）屠杀殆尽，剩下的也大多沦为满人的奴隶或包衣奴才。　　清兵入关后，多尔衮就在1644年下令严令禁止汉人进入满洲“龙兴之地”垦殖。这就是“禁关令”。清初,满洲人倾族入关后东北人口更加稀少，满清统治者视东北为“祖宗肇迹兴王之所”，借口保护“参山珠河之利”，长期对东北实行封禁政策。与“禁关令”相关的词汇除了“禁关令”外，还有两个：“柳条边”和“闯关东”。　　为了严格执行“禁关令”，从顺治年间开始，清朝政府不惜代价于满洲境内分段修筑了一千多公里名为“柳条边”的篱笆墙——满洲长城，也称柳条边墙、柳墙、柳城、条子边，至康熙中期完成。从山海关经开原、新宾至凤城南的柳条边为“老边”；自开原东北至至今吉林市北的为“新边”。边墙以东的满洲严禁越界垦殖，边墙以西则作为满清的同盟者蒙古贵族的驻牧地。　　直到历史已经进入到了19世纪中后期，黄河下游广大地区连年遭灾，河北、山西、山东的成千上万的农民破产，满清政府却禁关令依旧。于是，破产农民不顾禁令，冒着被惩罚的危险，源源不断地“闯”入东北，这就是“闯关东”的来历。　　到了清末，国际上列强步步进逼，尤其是沙俄和日本对东北虎视眈眈。在此形势下，清廷不得已于1860年在东北局部驰禁放荒，1897年全部开禁，至1910年东北总人口增至1800万人。　　1912年，民国建立后，“闯关东”的洪流仍然源源不断，新中国成立前夕达到近4000万人。 　　现在东北90%的人口都是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末从关内的河北、山东、河南、山西迁过去的汉族平民的后裔。
　　清朝的民族隔离、羁縻政策。（满清的帝国主义统治）　　1、满清对汉族地区的“帝国主义”统治　　满清政权统治有两个主要特征，其一 部族统治，民族特权。其二 分区隔离，多元式统治。对此，近代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在他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论述得很清楚：　　“满洲人是吉林长白山外松花江畔很小的一个小部族，满洲并不就是东三省。辽河东西两岸，秦以前就是中国的土地。战国时代属于燕。秦始皇筑万里长城，东边直到大同江。无论如何，清代奉天一省，两千年前，早就是中国的。两千年来，也一向是中国的。清代把它划出去，做他们的禁地，不许中国人出关。直到光绪末年，河北、山东人才可以出关开垦。当时的台湾，也划为禁地。因为台湾由郑成功经营以后，还不断有人造反，因此不许福建人私渡。这是为了管理不易，和关东三省的留作退步者不同。以上两个禁地外，第三个禁地是今天的察哈尔和绥远。这也是中国地方，清朝又把它划成为禁地，不许添住一户家，也不许多垦一亩地。因为这些地方接近蒙古，他们的目的，要把蒙古人和汉人隔开，不使相接触。这也到了光绪末年才开禁。第四个禁地是新疆。因此地土壤肥沃，尚未开辟，他们要留作满洲人的衣食之地，希望满洲人能到那里去，故不许中国人前往。直到左宗棠平定回乱以后，禁令始弛，汉人才能随便去新疆。因于满洲人这些私心的法术，在中国境内无端划出许多处禁地，形成许多特殊区域。所以这些地方，有的是荒落了，有的则开发的特别迟。而中国人也认为所谓中国者，则只是当时的本部十八省。其实就传统历史范围言，则全不是这回事。　　“清代的统制政策：再说满洲人跑进中国，他是先打下了蒙古，才到中国的。因此他对蒙古和西藏，却特别怀柔。尤其对蒙古人，更是刻意拉拢。至于朝鲜，则因他们一向很忠诚于明室，所以满洲人对朝鲜人很歧视。蒙古人多封贝子、贝勒、亲王之类，成为满洲之亲族。当时是满洲人第一，蒙古人第二，在下始轮到中国人。满清皇帝又特别信奉喇嘛教，像北平雍和宫，便是喇嘛庙。这是他们想借宗教来羁縻蒙古与西藏。宗教在满洲人运用下，也成为一种法术了。所以他们尽管可以同时信崇孔子又礼拜喇嘛。这都不是信仰，也都是法术。他们要统治中国，唯恐自己力量不够，再拉上蒙古，蒙古原先也曾打进中国的。所以满洲人优待他们像亲兄弟般。同时又禁止他们和中国人通商。他统制这些地方，特设一个理藩院，略如现在的外交部。理藩院是不用汉人的，理藩院管理院务的是满洲人，下面有蒙古人，满蒙混合，却不许中国人预闻。他这种存心，现在讲来，十足是一个帝国主义者。帝国主义这名词原起于西方，中国则向来没有。由秦汉到明代，中国向不成为一帝国。帝国必然有他的征服地，征服地不蒙本国政府平等的统治。譬如英国在香港，以前在印度，都是派总督，法国在安南也是派总督，对这些征服地另外管理。这才叫帝国主义。美国人不愿菲律宾加入联邦，但亦不愿派总督去统治，因派总督就变成为帝国了。香港印度的总督，名义上由英王派，不由内阁派。它本国的政治是民主的，但其殖民地则是附属于帝国，不许有民主。若美国在菲律宾亦派总督去管理，是不是美国大总统就要等于英国的皇帝呢？这违背美国立国的精神。美国人不肯这样做，又不愿菲律宾加入联邦，才让他独立。这就因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规模，有一个国家的体制，有其立国精神与传统历史，不能随便改。美国人尽管看重东方的商业，但他只可想旁的方法，不能派一总督来管理菲律宾，而把他们开国以来全部历史精神推翻了。所以今天苏维埃说美国帝国主义，其实是名实不相符。但若说英国对香港是一种帝国主义，这是百辩难逃的。因他把全国家分成了两部分，一部是本国，一部是征服地。这才始得叫帝国。清代有所谓本部十八省，外边又有藩属，故说它像西方的帝国，但细辩又不同。因清人待蒙古，比待中国本部的人还要好，蒙古人得封亲王，中国人是没有的。英国人断不能代香港人比待他本国的人好，可见就算清代也是帝国，还是东西巧妙不同的。我们现在的毛病，就在喜欢随便使用别人家的现成名词，而这些名词的确实解释，我们又多不了解。西方人称中国为大清帝国，又称康熙为大帝，西方有帝国，有所谓大帝，中国则从来就没有这样的制度，和这样的思想。而我们却喜欢称大汉帝国乃及秦始皇大帝了。在正名观念下，这些都该谨慎辨别的。”　　“ (满清)對國內各民族採取分化與隔離之政策，禁止詩書出關。例如在內蒙劃分各部落旗界，使各旗僅能在其範圍內遊牧，禁止越界，禁止內蒙古王公以下與外蒙額魯特、唐古特、巴爾呼等貿易結婚。禁內地人民至蒙古貿易耕種，不得娶蒙古婦女。並限制內地人民前往新疆，非有護照不得入疆，嚴禁漢回通婚，入疆之漢人僅能租地利用，無土地私有權；在經濟上，回疆發行不同之幣制等”　　近代思想家谭嗣同对满清这种殖民式统治做如下感慨：“其视华人之身家，曾弄具之不若。噫！以若所为，台湾固无伤耳，尚有十八省之华人，宛转於刀碪之下，瑟缩於贩卖之手，方命之曰：此食毛践土者之分然也。夫果谁食谁之毛？谁践谁之土？久假不归，鸟知非有。人纵不言，己宁不愧於心乎？吾愿华人勿复梦梦谬引以为同类也。”（《仁学》）　　2、满清对蒙古真把他们当亲兄弟吗？　　“明修长城清修庙”，这似乎是赞颂满清民族政策的成果，那么咱们看看在满清政权良苦用心下，发生了什么？　　在满清羁縻统治下，蒙古族差点绝种。据冯玉祥说：“谈到人口，蒙古本有一千二百万人。在满清长期统治之后，今已减少至五十万人。满清利用喇嘛教以统治蒙古人民，凡有兄弟八人者，七人须当喇嘛；兄弟五人者，四人须当喇嘛；仅有一人可为娶妻生子的平民。当喇嘛者有红黄缎子穿，又可坐享优厚的俸禄。女子没有充当喇嘛的福气，但又难找得相当的配偶，于是都做了内地人泄欲的对象。因为由本部内地来的文武官吏及军队、商人，都以道远不能携带家眷，他们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临时太太。一方面是七八个蒙古男子仅有一个妻子，一方面是一个蒙古女子，有若干的内地人为她的临时丈夫，事实上形成一个乱交的社会。同时男女卫生都不讲究，染上淋病、梅毒以后，惟有听其自然。当时活佛即患梅毒，烂塌了鼻子。据说目前检查结果，蒙古青年十七岁至二十五岁者百分之八十五都患有花柳病；二十五岁以上者，所占百分比自然更大了。这种现象是太可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