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两个战友
陶纯有一天，年轻女作家小夏有些忐忑地叫住我说：“陶老师，昨天下午，我在龙山公园遇到一个人，那人五十来岁，穿一身军队的迷彩服，眼神好像不大对劲，嘴里嘟嘟囔囔的，也不知说啥，后来他唱起军歌，嗓门挺大。别人问他话，他也不搭理。我老觉得，那人像您一个老战友……”我摆摆手，示意她不要说了。小夏像做了什么错事，头一低，拎上包跑 掉了。下午，我从市文联大楼溜出来，没坐车，步行沿着喧闹的街道，朝龙山走去。马路对面有一个壮阔、整齐的院落，那是原军区机关所在地。军区大院和市文联相隔不远，里面有我的老战友，以前我常进去，现在听说改换了门庭，变成某某战区了，因为老战友退休，我有半年多没迈进这个大院了，所以具体情况我也不得而知。原军区大院过去不远，就是龙山公园。龙山是我们这座城市的制高点，山上郁郁葱葱，满山遍野都是松林和白杨，市民们喜欢到这个地方来遛弯锻炼，这里每天都人气旺盛，歌声喊声不断。我沿着青石板铺就的台阶，朝山上走去。快爬到半山腰时，就听到前方的松林里，有个熟悉的嗓门在吼歌。路边树下有几个老头老太在交头接耳议论什么。不用说，就是他了。其实，小夏对我讲的时候，我就猜到是他。他叫李和平，我最亲密的战友之一，曾经是军区宣传部长，大校军衔，现在变成了老百姓，而且是老百姓眼里的异类……1982年春夏之交，原84军政治部在军直教导队举办了一个新闻报道培训班，前来学习的都是各基层单位的年轻干部，每团一到两个名额，学员须有一定的文字功底，热爱新闻报道工作，上级殷切希望这些苗子日后能够成为各单位的新闻骨干。我本是A师政治部宣传科电影组的放映员，彼时刚从军区步兵学校毕业回来，还没有任命职务，依惯例我得下连当排长带兵。而我想留在师部，当电影组长也行，在师部文化站当个干事也行，图个轻松自在。听说军里要办这么个学习班，就去找宣传科长磨叽，终于争取到一个名额，盘算着先混过三个月再说。欢天喜地到教导队报到，房间里已经有一人先我而至。此人中等个头，面相白净，吐字清晰，文质彬彬的样子，一看就是个军中秀才。果然他自我介绍说，他名叫李和平，B师步兵三团宣传股副连职干事，兼职新闻报道工作，已经有数十篇稿件被军报、军区报社等新闻单位刊用。一个房间住三个人，另一位当天迟迟未露面，第二天上午才匆匆赶来，学习班已经开课，他少上了半节课。此人一进教室我就料到，他是我们同一个宿舍的。看上去他有一米八的个头，身板笔挺，浓眉方脸，面相忠厚，稍显木讷，有个标准的军人模样。午飯后回到宿舍，这位名叫张无私的后到者介绍说，他是安徽人，C师警卫营一连的排长，本来是他们连副指导员来学习，可是昨天正要来报到，突然接到电报，老婆早产，副指导员赶回河北老家了，营里请示师里后，临时把他派来顶替。他搓着大手，坦率地说：“我是来充数，咱干别的还行，就是玩笔杆子不灵。”后来的事实证明，张无私不是谦虚。四十七个同学里面，若论文笔，李和平似乎是最棒的，他个人也自信满满，一副舍我其谁、当仁不让的样子，除了我内心有些不大服气外，其他人都是这么认为的。噢，忘了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龙城人，打小就热爱文艺，琴棋书画吹拉弹唱都会两下子，尤其爱好写诗，上高中时就在《龙城青年》杂志上发表诗作，曾在学校引起过不小的轰动，高中毕业特招入伍，被选到A师电影组工作——电影组的几个放映员个顶个都是小能人，没有两把刷子是进不来的。入伍后，我写诗的热情不减，前前后后在军区报纸上发表过十几首短诗，在师里也算挣到了一点名气，有一件事为证：我名叫陶鲁，特喜欢聂鲁达的诗，不知从何时起，有人给我起了个绰号——陶鲁达——把我跟大诗人聂鲁达联系到一起，对此，我不仅不反感，反而沾沾自喜，暗暗得意，做梦都想当中国的聂鲁达。正因为有这些特长，我被师里推荐上军校提了干。写诗，当诗人，在那个年代，用如今的话说，那叫高大上、帅、酷！不像现在，你说某某是诗人，那跟讽刺挖苦他差不多。在那时，我一个有点名气的诗人，跟他们这些搞新闻报道的人相比，谁高谁低，还用说吗？在本人眼里，新闻报道，无非是写点豆腐块、萝卜条，要文笔没文笔，要才华无才华，有什么值得显摆？当然，我并不是有意贬低李和平们，我只是内心自我感觉良好。半月后，三人混熟了。一个月后，三人已经熟得不能再熟了。李和平知晓了我的成色，在我面前不再托大，他与我，就算是惺惺相惜，彼此佩服吧，关系迅速推进。至于张无私，他永远是那么谦恭，脸上挂着善意而自卑的微笑，把扫地、拖地、打开水、擦窗户之类的杂活，全包了。轮到我和李和平出公差，比如帮厨什么的，他也是抢着去。他说自己来这里纯粹受罪，他以后也不可能搞报道写稿子。“唯一的收获是，认识了你们两个大才子。”他由衷 地说。说心里话，我和李和平没怎么把张无私放眼里。那时的部队，像他这样老实巴交的人很多，你看不出他有多大前程。有一天，李和平揶揄道：“无私呀，你都有哪些拿手的？亮一下给我们瞧瞧嘛。”张无私吭吭哧哧想了半天，竟然冒出一句：“我喝酒可以。”这话把李和平和我逗得眼泪都掉下来了。几天之后，培训班搞了一次聚餐，大伙把目标对准我和李和平这两个所谓的大才子，轮番过来敬酒，我二人都不胜酒力，很快缴械投降，洋相频出，要不是张无私站出来保驾，我二人是下不来台的，结果就是，他当场把自己灌醉，几乎不醒人事。我和李和平把他架回房间，他一边走一边吐，搞脏了我们的鞋和裤腿。其实他的酒量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也就半斤多的样子，只不过是他人实在，敢喝，不要命罢了。第二天早晨起床，我发现，我们脏了的鞋子和裤子，都被他连夜洗涮清理干净。这让我二人不由得对他刮目相看。培训班临近结束时，我心血来潮，突然冒出个念头，说：“和平、无私，咱们仿效桃园三结义，搞个军营三结义，好不好？”张无私积极响应。李和平略一犹豫，最终点了点头。我们都笑了，笑得特别开心。三人都是1958年出生，1977年入伍，李和平月份最大，张无私次之，我最小。我总结说：“古有刘关张，今有李张陶，哥仨以后就是铁杆兄弟了！”说起来，我们三人性格迥异，文雅老成的李和平确实有点像刘备；忠厚能干、相貌堂堂的张无私蛮像关羽；我虽爱好诗文，本应儒雅一些，但我为人做事粗粗拉拉，大大咧咧，缺乏心机，性格使然，倒更像张飞。散伙的前一天，李和平作为老大，主动到营区门口的小饭馆置办了一桌酒饭，既是庆祝兄弟结义，也是为了告别。喝到高兴处，“苟富贵，勿相忘”之类的话，重复了无数遍。酒足饭饱，觉得还不尽兴，便冒雨跑到一块庄稼地里，手挽手吼起《战友之歌》——战友战友亲如兄弟，革命把我们召唤在一起，你来自边疆，他来自内地，我们都是人民的子弟……我们相约，五年后，到军部聚齐。军部所在地阳城，是一个繁华的地级市，交通便利，生活条件优越，是个居家过日子的好地方，基层的兄弟最想去的地方就是军部，感觉那地方就跟天堂一般。五年不到，我和李和平实现了当初的志向，先后调到了军部。李和平最先调过来。从培训班回到团里不到一年，他就因为上稿多，成绩卓著，先是被B师宣传科要了去。三年后，军宣传处又盯上了他，想调他过去当教育干事，也就是说，不再让他搞报道，而让他改行写公文材料。这时候的李和平，相当春风得意，据说不光是军宣传处看上了他，干部处也在考查他，他炙手可热，面前的路子很宽。大凡脑袋清醒点的人都知道，干部处是管干部的，职能相当于地方的组织部，是最有实权的部门，能迈进去，近水楼台，好事落不下，想不上去都难，厉害呀！应该毫不犹豫去干部处。但是，李和平却出人意料地选择到宣传处报到。他的理由是，到干部处当干事，只能填填表格打打电话，他的文字功夫会荒废掉；到宣传处才有用武之地，至于改行写材料，他不但不怕，反而很乐意接受新的挑战。多少年之后，提起这件事，张无私感慨道：“清高害了他，他错过了人生最好的机会之一。”又说：“光会耍笔杆儿顶什么用？会办事才顶用，来干部部门，才能够多交朋友多办事。”而我记得，张无私曾经很羡慕我们这类耍笔杆子的秀才，看来人的世界观是不断变化的。我是踩着李和平的脚后跟来军部的。在A师当了四年多的电影组长，我厌倦了，烦了，想换个环境。当然，这一时期我发表的诗歌也越来越多，属于狗掀门帘，不时地露一小手，混成了本军乃至军区的文化小名人。恰逢軍宣传处下属的文化站缺人，我稍一用力，就调了过去——那个年月，会写点文艺作品还是挺招人喜欢的，不像现在，你得藏着掖着，生怕别人知道笑话你。就这样，李和平和我都成了军宣传处的人，不同的是，他在机关，我在下属单位。年底，就在我们都认为张无私拖了后腿时，有一天，他给我和李和平分别打电话，说他马上要过来。后来了解到，张无私调到阳城，颇有戏剧性。此前他在C师司令部军务科当队务参谋，不显山不露水，这个岗位能混个科长就算不错，更难有往上级机关调动的机会。但是，他抓住了一个不是机会的机会。军里杨政委带工作组下到C师搞调研，每天杨政委的座车都数次经过营门口，他总是见一个青年军官站在警卫战士身旁，此人身材高大，相貌不凡，目光专注，腰板笔挺，敬礼的动作刚劲有力，一点不比仪仗兵差。遇到的次数多了，杨政委就问同车的C师领导，这人是谁。师领导看首长很欣赏这人，自然垫了不少好话。据说，杨政委离开C师那天，凝视着一如既往顶着北风站在营门口、身上落满了积雪的张无私说，在军部，我就没见哪个人动作有他好，把他调军务处吧。就这样，张无私赶在新年的钟声敲响之前，来军部报了到。在向张无私表示祝贺之后，李和平却又对他颇有微词：“就凭会敬个礼，就能调到军部？这也太那个了！”唯有我清楚，为了练好敬礼这个动作，张无私下了多大功夫。有一年我去C师找他玩，房间里找不到，有人告诉我，他在操场上练呢。外面下着雨夹雪，我以为他练习踢正步，到了操场发现，他在练习敬礼。天气寒冷，呼气成冰，虽然他原地不动，却是浑身热气腾腾。我问他：“你怎么不练正步？”他说：“练正步有什么用？我又不到天安门阅兵。你们笔头子硬有饭吃，我会什么？我得想点自己的招。”“你练个敬礼，顶屁用！”我不屑一顾。他咧嘴笑笑，憨憨地说：“管他有用没用，先练好一门功再说，等到有用时再学，就赶不上趟了。”果然让他赶上了一回。看来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这话一点没错。不管怎么说，三兄弟齐聚军部，可喜可贺。而这时候，我们84军经过整编，番号变成了第84集团军。让人瞠目结舌的事情，接踵而来——有一天，张无私给我打电话说，他马上要调整到司令部办公室，给政委当秘书。杨政委选他做秘书，在机关曾经引起不小的轰动，很多人想不明白，就连我们的老大李和平也想不通——你看吧，他不能写不能画，嘴皮子也笨，着急上火时还有一点点结巴，他凭什么到首长身边？或者换句话说，杨政委看上他哪一点了？起初我也是有点懵。但我相信首长不会随便用人，首长自有首长用人的原则，首长一定是高明的。渐渐地，我想通了一点：张无私缺点是不少，但是优点也不少啊！我对李和平说：“你瞧，无私忠厚老实，吃苦耐劳，嘴巴严实，心也细致，杨政委看中的，也许就是这个吧？”李和平轻哼一声：“我更愿相信傻人有 傻福。”他刚当上政委秘书那一阵，很多人等着看他笑话，看他怎么出洋相。作为兄弟，我与和平也着实为他担心。有一天，我们凑到一起喝酒，我把担心说了出来。他便讲了两件事情给我们听。其一是，跟上首长，应酬多了，为了提高自己的酒量，更好地为首长保驾护航，每天晚上临睡前，只要身体允许，他都要空腹喝上大半瓶，然后倒头睡觉，这样练了一阵，酒量已大有进步，喝一瓶不在话下，喝两瓶也不至于出洋相。本来他就实在，酒风好，即使喝倒，也从不耍奸使滑，所以政委已经好几次在重要场合夸奖他说，酒品即人品，你们都要向无私看齐。其二是，首长就餐时，他十分注意观察——菜上来，首长爱吃哪一口，盘子里的菜，哪一种剩的多。以后再陪首长参加宴请时，他心中有数，首长爱吃的菜，多给他布一点；不爱吃的，不给他夹。为此，政委对他很满意。听到这里，我算放心了。和平微微一笑说：“侍候人，真不简单哪！我是干不来，打死也干不来。还是安心写自己的破文章吧。”我知道和平打内心里是不大瞧得起无私的，一直瞧不起。本来我二人与无私走的是不同的道路。路是路，桥是桥，各走各的道，世界很丰富的，这都正常，只要兄弟情谊永远在，就可 以了。给杨政委当秘书的头两年，张无私可谓风光一时。军里主要是杨政委说了算，他这个秘书自然跟着吃香。他很快调了正营，本来他职务比李和平慢一级，现在竟然跑到了和平的前面，更是把我远远甩在后头。我当然不在乎这个，只要多给我一点自由，让我多写点诗，我可以什么都不在乎——诗人嘛，就得有超然物外的禀性。但李和平是在乎的。我们身边很多人都在乎。一天，谈到无私坐直升飞机一般的进步，和平说了这么一句话：“一时之功在于力，一世之功在于德。”显然，他话里有话，对无私是有看法的。凭良心说，无私并没有因为是首长身边人而张狂，尾巴夹得还算紧。但是因为他调级够快，扶摇直上，把同齡人压在身下，因此在别人眼里，他就是不一般。他再谦虚也是假的。张无私风光的时候，也正是李和平最难熬的时光。和平搞新闻报道，相当成功，集团军数得着，但是让他另起炉灶，转而写公文材料，起初他认为没有什么能难住他，不过是下这张床上那张床的问题，实际上并不是那么简单。头两年，他写的材料一直不过关，从处长到政治部主任，再到副政委、政委，都对他甩过脸子，领导原本想把他作为材料大王培养的，后来发现，他似乎不是那块料，充其量是个平庸的写手，难成大器，处长都有了让他重搞新闻报道的想法。他为此失眠、焦虑，到后来简直快把他逼疯了。他嘴上不服气，心里开始怀疑人生，难道自己这辈子只能写豆腐块萝卜条，驾驭不了大材料？这时候，他撂挑子脱军装转业的心思都有了。我和无私劝他坚持，绝不能退缩，尤其不能改当新闻干事。无私说：“好马不吃回头草，真改回去，别人立马看扁了你，会认为你除了写报道，别的啥也干不了。”我们都清楚，当初他乐意改行，就是担心领导认为他路子太窄。光靠写报道，想当个处长都困难，更遑论往上走。在政工部门，尤其是在宣传部门工作，材料为王，那些能够驾驭大材料的人，才是唱主角的，领导真正看重的是这种人。搞新闻报道，不过是雕虫小技，锦上添花，顶多算敲边鼓而已。也正因为如此，调来军部时他才不惧另起炉灶——如果能够华丽转身，在领导眼里，他就成了可堪大用的“全才”。这个时候，怎么能够退缩？我和无私为他的前途着想，拼命给他打气助威。还好，硬着牙又熬过了一阵，他给王军长写的一份讲话稿，破天荒获得了军长首肯，军长还在小范围内表扬了他几句。这层窗户纸一旦捅开，他就可以甩掉包袱，轻装前进了。从此，他找回了自信。那个曾经妙笔生花的笔杆子李和平，终于又杀回来了！作为兄弟，我和无私都很为他高兴。无事闲聊时，他洋洋得意把写材料的法门透露给我们。我主搞文艺创作，无私当秘书，现在的秘书都不亲自写稿，所以他也无须担心我们把他的窍门“偷”去。依他的经验，写材料主要注意四点，一是跟，笔端的事尽量往上级精神和首长指示上面靠；二是新，观点论点一定要别出心裁，要新颖，不能人云亦云；三是抄，天下文章一大抄，就看会抄不会抄，平时多积攒收集好的材料、文章，以备抄用；四是编，要学会做无米之炊，料不够，靠拼凑，不会拔高的写手，不是好写手，就好比不会兑水的调酒师，不是好的调酒师……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和平成了军里不可或缺的人物，凡是重要的公文材料、首长讲话等等，领导都会点名让他参与进来。由此看来，他前途一片光明。然而，对于和平“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想写材料”，无私却有他的看法，一次，他忍不住对我唠叨：“和平光闷头干活哪行，得多交朋友，不能上炕只认老婆，下炕只认得鞋，上班只认材料。不然，领导把讲话稿念完一扔，谁还记得你？”他的意思是，和平这样下去，会成为书呆子，光会写材料还不行，得多几条路子，那样才能走得远。世上什么最公平？要我说，天最公平——给你点甜头，马上再给你个苦头尝尝。这不，张无私遇到麻烦了。麻烦不是一个，而是两个。先说第一个。他作为随员，跟随杨政委去军区开会，住进军区一所。要进会场了，政委脱下便服，换上缀有少将牌牌的军装，这都没问题。但是问题紧接着来了——政委伸手取军帽，顿时愣了！一旁的张无私等人，惊愕地看到，政委那顶将军帽的黑色塑料帽檐，不知何时折断了！此刻提在政委手里，帽檐耷拉下来，像大鸟折断的一根翅膀，十分刺目。首长的军服，原本盛在一个特制的小皮箱里，每次外出，都由秘书负责保管。后来人们回忆，可能是他们乘火车从阳城来龙城的路上，小皮箱不小心被一个大箱子压住，压折了政委的将军帽檐。不论怎么说，不管什么原因，这都是秘书的重大失职。张无私心乱如麻，大气也不敢出。问题是，马上要进会场，政委的帽子却不能戴了，几个随员都是校官，校官的帽子与将官的帽子差别很大，无法替换。人们为此急得团团转。要不是随行的干部处陈处长想了个办法，政委可真要出情况了——不戴帽子，会场上见到军区首长，连个礼都不能敬。在这紧要的关头，干部处陈处长想起招待所斜对面是军区司令部的干休所，干休所里有一位刚退下来的老将军，陈处长认识他，于是陈处长顾不上打电话，百米冲刺一般跑去了老将军家，借来一顶大檐帽，才把事情圆过去。本来这事过去就算了，偏偏有好事者瞎琢磨胡分析——帽子呢，戴在老百姓头上叫冠，戴在大官头上叫冕。冠，很平常，甚至连猴子都可以戴；冕就不同了，那可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将军帽，绝不是一般的帽子，折了，断了，不吉利啊，预示着什么？预示着杨政委的仕途，到头了！话传来传去，总有传到杨政委耳朵的那一天。于是在张无私眼里，政委的脸子，越来越不好看。无私感受到了无形的压力，抽空跑来找我减压。我安慰他：“人有错手，马有失蹄，这很正常。谁没有一点点失误呢？要相信首长大人大量，不会计较的。”真让我说对了，这事并没有影响到无私。但是不久，第二个麻烦来了。麻烦出在北京。张无私等人跟随杨政委到北京开会——看来一离开营区，就容易出幺 蛾子。会议期间，杨政委想上街转转，并且决定不带随从，独自行动，不要车，坐出租。无私当然不干，保护首长安全是他最重要的职责，让首长一个人坐出租车外出，万一路上遇到情况，出点事咋办？所以他坚决不同意，死缠着政委不放，一块出了宾馆，执意陪同。政委拗不过他，苦笑一下，只得点头。杨政委吩咐司机拉他去通州——那时候还叫通县，并且自言自语打哈哈说，去看一个老熟人。至于什么样的老熟人，政委只字未露，无私也不便問。到了通县的一个小区门口，下车后政委让无私先回，不要等他，他自己想办法回宾馆。无私嘴上答应了。政委进了小区之后，他没挪地方，蹲在路边看人修理自行车，一直等到政委四个小时后露面，他迎上来，竟然吓了政委一跳。还好，看上去政委心情蛮不错，并没有责怪他。政委只是轻描淡写地提醒道，来通县，最好不要对外人讲。不就是去趟通县吗？无私并未当回事，很快忘到脑后。回到阳城军部后，有一天，政委夫人李阿姨与他闲聊，无意中说，她有个熟人在通县，老头子去北京开会，一去那么多天，也不知道抽个空去看看人家。无私急忙解释道：去了，阿姨，政委确实去了，在通县待了四个小时呢！闻听此言，李阿姨愣了半天，脸色由白变绿，两手都在哆嗦。后来无私才知晓，事情牵扯到一个叫于小凡的人。于小凡曾经是军部的打字员，北京女兵，号称84军一枝花。在我们三个调来军部之前，她已经退伍回通县了，所以我们都没见过她，只是偶尔听人提起过，她复员后好像在邮电部门 工作。那几天，政委家里内战不断，政委脸上还被划了一道指印。无私知道，自己闯了大祸。他预感到，这个秘书当到头了。不久，无私给调整到政治部干部处当干事。前面说过，干部处是最令人羡慕的单位，按说这个安排还算不错。和平不以为然，私下对我说：“无私差不多给废了。”我不解：“怎么废了？那么好的单位，多少人进不去。”和平深刻地分析说，单位是不错，可你看看他分管什么？不管任免，不管调配，让他管老干部，显然把他边缘化了。最要命的是，杨政委还有五年才到点，政委不走，他别想翻身，人生好时候能有几个五年？识相点的话，他最好早点向后转，再待下去没啥意思了。和平的分析把我吓了一跳，冷静想想，他说的没错，无私以后很难有机会了。一个周末，我二人把情绪低落的无私拽出营区，拉到街上散心，陪他喝酒。我们用苍白的语言劝他想开点，不当那个破秘书更好，伴君如伴虎，世界上最难办的事就是侍候人，换个环境，重打锣鼓另开张，凭自己本事，照样能干好，不是吗？无私表现得很平静，平静得甚至有点吓人。他诚恳地检讨自己，说帽檐事件也好，通县事件也好，都是自己的原因造成的，走到这一步，不能怪首长，要怪只能怪自己粗心，不慎重，不成熟，不老练，太毛糙。当秘书的没能保护好首长，给首长添那么大麻烦，造成那么大后果，他很痛心，很后悔。都说吃一堑长一智，但愿以后还能有机会补救……那天怕他喝多，我只带去一瓶酒，而且大部分让我和和平抢着喝了。和平近来状态极好，已经有人视他为全集团军最棒的笔杆子，多年难得一遇，他最困难的时候过去，最好的时候到来，甚至有传言说，下一步他要破格当副处长，所以他扬眉吐气，意气风发，抢着说话，抢着喝酒。酒桌上，他提出，愿手把手教无私写材料，保证不出两年，把他带出来，让他成为干部处最好的写手。和平拍着无私的膀子说：“有了金刚钻，能觅瓷器活，到那时候，谁还能不用你？谁还敢忽略你？你一定会东山再起的。”看我们俩脸红脖子粗，要醉的样子，无私反而安慰起我们，说：“人这一生总有几个坎，邓小平主席还三起三落呢，毛主席也落难过，对不对？关键是不能服输啊，如果服输，那可就真输了。”他又说：“人生如棋，赢也罢输也罢，都是人生的一部分，我不会太在意。今天输的，明天我要想办法赢回来，到老了时，你们会发现，我是赢的一方。”无私一番话，把我和和平说愣了。老天爷，感情他不需要我们劝，他内心蛮强大的，好像并不是装的，看来在首长身边几年，他确实进步很大。如此说来，受点折腾，值了。都以为无私会是第一个向后转的，结果呢，第一个向后转的，是我。在一个地方搞业余文学创作，时间长了，有了点小名气，难免就翘尾巴，到末了，领导一定烦死你。有一天，宣传处长热情地对我说：“陶大诗人，你怎么不想想办法调军区创作室，那地方更能发挥你的长处呀。”这分明是下逐客令了。不错，军区是有个创作室，养了十几个专业作家、画家，我很想去，我家是龙城的，正好可以调回家乡，一举两得。创作室主任老韩是个老诗人。同行是冤家，写好了，他防你；写不好，他瞧不上你，反正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我折腾好一阵，眼看快办成的时候，杀出一匹黑马，85集团军一个业余女诗人捷足先登过去了。那好吧，我只剩下华山一条路——此处不要爷，自有爷去处，往后转，回 龙城！年底，我确定转业。离开部队的头天晚上，和平、无私大张旗鼓为我饯行，我们喝了很多酒，都醉了，还流了泪。喝到最后，扯起嗓子吼歌，反反复复唱《战友之歌》。那晚我们说了很多话，仿佛要把未来大半辈子要说的话说尽，到最后，话都记不住了，只记住一件事：我提出，给他二人三年时间，三年后，希望二人都能调到军区机关去，兄弟三人到龙城相会。机关大，庙堂就大，当和尚的，好混日子。然而，這个愿望终归没能实现。大约有两年时间，我与和平、无私没再见面，我们只是电话里偶尔聊两句，聊的都是不痛不痒的话题。离得远了，感情也许会变浓，但是可聊的话题，似乎越来越少。当初转业安排时，有两个单位可供我挑选，一是税务局，我妻子的表舅在那当局长，可以安排我当局办公室副主任，这种单位福利待遇好，有社会地位，转业干部打破头想挤进去；二是电视台，龙城电视台的书记与我家沾点亲戚关系，可以通过他帮我在台文艺部谋一个小职务，电视台也算是个蛮不错的平台，肯折腾的话，名利双收是能够做到的。但是，我孤傲成性，最大的臭脾性恰恰是不愿求人。况且我是个颇有点名气的诗人、作家协会的会员，视写作为生命，靠笔杆子安身立命足矣，我凭什么非要靠关系低声下气找饭碗呢？最后，我义无反顾、拼了命一般不可阻挡地进入市文联，当了创作员，这个岗位没有转业干部跟我争，因此进来得很顺利——不能进军区的创作室，我回地方上当专业作家，也算是了却我一个心愿吧。文联当然是清水衙门，没什么油水，用我老婆的话说，全世界最差的单位就是它，猪不理狗不闻，苍蝇都绕着你飞，无人待见。由于非要进这个“破单位”，我老婆三个月都没怎么搭理我。以前我在部队，我们两地分居，感情还好，现在住到一起，关系反而变糟，这让我不由怀念起在部队的光棍生活。文联工作唯一的好处是不用坐班，但我不愿意在家看老婆脸色，每天都去单位，周末也不落，早出晚归，名义上抓紧搞创作，实际上也没写出多少有分量的东西——以前搞业余写作，新作不断，真当了专业作家，有了大把时间，反而激情骤减，作品量变少，质也没见提高，真他妈邪性！想出本诗集，出版社早就定了稿，却以订数不足为借口，迟迟不开印，责编提出让我包销三千本，首先我老婆就不同意，说只要把书拉回来，她立马就卖到废品站去。我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入错了行。李和平当上了副处长，我妻子不知道怎么听说了，对我又是一顿讥讽，说人家李和平写文章，为做官，能做官，做了官；你写那破东西，图个啥？换回什么了？今年过去一半了，那点小稿费，也就能买三筐苹果；同事问我，你挣多少外快，吓得我头都不敢抬，转身就溜……对此，我真是烦不胜烦，晚上都不想回家了。这天下午三点多，我靠在椅子上打盹，一个传呼吓了我一跳，低头拨弄一下BP机，看到一行新留言：“陶鲁达，我在你单位门口，速下来。”后面并没有署名。起初我以为是什么人搞恶作剧，换个姿势继续打盹——突然意识到， 本市无人知道我这个外号，呼我的，一定是老部队的人，脑子立马清醒，急忙披上衣服下楼。大门口果然有个身影站在那里朝这边张望，手里提着一个旅行包——没想到竟然是张无私！他怎么突然跑来了？连个招呼都不打，给我搞突然袭击吗？我顾不上想别的，拔腿跑过去，与他又是握手又是拥抱，激动得眼泪都快下来了，好久没这么开心，仿佛他是专门来给我送快乐的。本想请无私到我办公室坐坐，看一眼我战斗的地方，却又想到办公条件那么不好，破桌子破椅子破门破窗户，墙上都是地图，漏雨造成的，索性不请他进去了，直接带他去了附近的一个茶室，打算先泡壶茶喝，傍黑再就近找个饭馆请他好好喝一顿。两年不见，无私变化不大，还是那么精干。不像我，脱下军装，感觉突然间变老了，腰都有点弯了。以前电话里听和平说起过，无私在干部处半死不活地混日子，随时可能会步我的后尘向后转。但是此刻看上去，他心情蛮不错，像是藏有什么喜事，却又不便唐突问他。坐下后，他说领导派他送几个老干部的档案过来，昨天半夜坐上的火车，今天中午到的，下午一上班就去了军区老干部处，很快把事情办妥，出了军区大院，抬眼看到文联的牌子，一下想起我在这里工作，便就近找了个公用电话亭给我打传呼。他没有谈自己当前的处境，只说到和平干得风生水起，军区宣传部早就盯上他，想调他过来，军里不放人，和平本人也不着急过来，想趁热打铁，当上处长再说。我提醒道：“不要忘了咱们当初的约定，你们两个将来都要过来。”他淡淡一笑说：“争取吧。”无私可能看出我有点颓废，给我打气说：“陶鲁，到了新单位，得有个新气象，你得好好干，给自己定个目标，争取五十岁前当上文联主席。”我诺诺称是，心里发虚。他又说：“你写的东西我虽然看不太懂，但我觉得比和平写的东西有味道，他写的那些材料，都是应景的，到底有什么用，鬼才知道。”大约五点钟的时候，无私抬腕看看表说，他得走了。他说走就走，如此神秘，饭也不吃，像做地下工作，令我感到很吃惊。我坚决不同意，说什么也要留他住一晚。他这才透露说，此次出来，他主要目的是去北京办一件事，一件很重要的事，因为不方便请假去北京，便借来龙城出差的机会，迂回到北京去，六点半的火车，票已买好，明天晚上之前必须赶回阳城军部。至于什么事，现在不能说，事情办成了，一定告诉我；事情办不成，就没必要说了。看我发愣，他又补充说：“这个行程目前只有咱俩知道，我连老婆都瞒着。”我明白他的意思，事不秘则废，怕我告诉和平，于是再三表示不会向任何人说起。我陪他到外面打车，想到他连晚饭都没吃上，赶紧跑到一个水果摊那儿，买了一网兜水果塞给他，他没推辞，默默接过。临上车前，他说了一句让我永生难忘的话：“男人到世上来，不是混饭吃的，而是来争口气。”无私坐上出租车，很快消失了。我感觉眼窝里湿叽叽的，想必那是泪。一时没搞清他说这句话是给我打气，还是自我打气？张无私正迎来他生命中的重大转折。许久以后，我才陆陆续续知道他两年来的一些真情 实况。他名义上负责老干部工作，实则没有多少事情可做，每年军里会有一些到龄的干部离退休，他帮助办办手续，移交一下完事。另外，阳城南郊有一个干休所，住有一百多户离休干部，这个干休所编制不在军里，而是直属于军区政治部，军里只负责就近代管。所里编有所长、政委和数十个工作人员，所里的具体事务不需要他管，遇有情况，他只负责上传下达；八一、春节两个节假日陪同领导象征性地走访一下；再就是哪位老干部去世，他协助所里张罗一下后事。都是一些程式化的事项，不需要费多少脑筋。龙城干休所的老干部，都是早早退下来的师、团级，年龄最大的九十二，小的也有七十多。更高级别的老干部都去了龙城或者其他大城市安置，由于此处没有重要的老干部，加上建所较早，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就落成了，每家都是面积不大的简易平房，因此这个干休所条件差不说，主要的是冷冷清清，平时少有人光顾。有人觉得，老干部退下来，时间一久，没啥用处了。张无私可不这么认为，离开杨政委之后，他的“资源”就是这些老干部了，他相信这些老干部里面，一定会有“金子”的，因此，有空他就去南郊干休所“摸情况”。当然，发现哪位老首长家里有困难，需要帮助，他自会不遗余力地进行反映，积极协调，尽量给人家解决，都是老革命，老了老了，更应当尽心尽力照顾好 他们。果然就摸到了一位。这位老首长名叫林法五，七十五岁，是名老八路，老家是阳城本地，离休后叶落归根，从外省移交过来安置的。前些年，有传言说，北京总部的一位大首长，战争年代曾当过林老的部下——这位大首长威名赫赫，不便直呼其名，就称他为C首长吧。有一段时间，经常有人从龙城，甚至从北京赶来看望林老，84集团军近水楼台，看探望他的人更多。奇怪的是，林老对来人一概否认他与C首长的关系，只说二人抗战期间在一个团待过不假，但不是一个连队，二人素无交往，他不熟悉C，C也不可能熟悉他。他说：“这都过去多少年了？半个世纪了！我倒想认识认识他，可能吗？你们谁帮我引见引见？”碰壁的人一多，无人再上门，林老渐渐被人遗忘了。张无私不信这个“邪”，无风不起浪，他觉得事情不会这么简单。他认真查了林老的档案副本（主本在军区干部部），查到林老抗战时期的经历主要在晋察冀军区一分区三团工作，分别担任过该团三连战士、三连排长、二连连长、一营副营长、该团副参谋长。紧接着他去查C首长的革命经历，當然无法查档案，只能从各种出版物上去寻找。军里有个小图书馆，他从一本书籍上查到，C首长抗战期间也曾在三团工作，分别担任战士、班长、副排长等职务，但这个结果于事无补，因为林法五早就说过，他与C确曾在一个团待过，这已无须证明。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有资料能证明林法五与C在同一个时间段、同一个连队有过交集。大约半年时间里，张无私成了阳城图书馆的常客。苍天不负有心人，就在他查无可查就要放弃时，从一本解放军出版社一九六几年出版的《星火燎原》上，看到曾担任过三团团长的一位著名战将写的回忆文章，里面有一句话让他跳了起来——某次战斗中，他命令排长林法五率领战士C某某去炸鬼子的一个碉堡！自此，张无私终于松了一口长气。干休所的所长告诉张无私，林老是个怪人，几乎不和任何人来往，包括住在一个院里的老干部们。他有一双儿女，但都不在身边，儿子在深圳，女儿在南京，都非军人；他老伴身体不好，很少出门，老太太见了人也不大吭声，像个哑巴。每家的小院里都有一小块空地，勤快点的，就种些菜和花什么的，林家的小院啥也不种，常年荒芜着，稀稀拉拉冒出一些杂草。张无私说：“老人最好有点爱好，有利于健康长寿。”所长说：“林老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如果说爱好，只有一个——打太极拳。”张无私专门抽出两个月的业余时间，练习打太极拳，本来他身形好，有打军体拳的基础，对各种动作领悟快，这回又经当地一位名师的指点，水平提高很快，两个月后，名师夸奖他说，你可以去参加比赛了。一天凌晨，他精神抖擞地去了“赛场”——南郊的小清河边。河边一片空地上，氤氲水汽笼罩下，已经有一个精瘦的老头在聚精会神地打拳。他在一旁观察了一会，老头的拳打得并不怎么样，但动作认真，心无旁骛，一副完全入定的样子。他选一个地方，不看老头，同样入定一般，一招一式丝毫不含糊地打自己的拳。一连打了七个早晨，二人各打各的，并不搭话。老头收身走了之后，他急忙收拾衣物，骑自行车赶回单位，有时顾不上吃早饭，直接去办公室，换上军装按时上班，饿了啃一块干面包。第八天早晨，老头打着打着，停了下来，饶有兴味地看他打。他目不斜视打完一轮，收势，面不红心不跳，冲老头笑笑。老头也冲他笑笑，说：“你比我打得好。”他说：“打拳打的是心情，心情好，比啥都好。”这是教他的那位名师说过的话。老头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他往老头这边靠了靠，不再说话，定定神，重新开打。老头居然跟着他的节奏，在他侧后方打了起来。从这以后，二人每天早晨都在这里碰面，一起打拳，但很少说话。老头从未问过他是哪个单位，干什么的。他也从不问老头任何问题。他想老头一定猜出他是个军人——只有军人和军人站到一起，才这么和谐吧？这种无声的交往持续了大约三个月。这年的八一建军节那天，他跟随政治部副主任到干休所慰问走访，走进林法五家时，老头一眼看到穿军装的他，张开缺牙的嘴，极为开心地笑了。这以后，他以军里负责老干部工作的干事身份，再来林老家里，就显得很正常了。林老家里的陈设十分简陋，见不到一件值钱的东西，一套布面沙发用了二十年都不止，一坐上陷进去半个屁股，吓人一跳。这里不像一个正师职离休干部的家，而像一个下岗老工人的家，太寒酸了，让他感到心酸。下了一场大雨，林老家的房子进了水，整修房子时，他一直在场守着，爬上爬下，搞得一身泥水，比干活的工人都卖力。他不是刻意表现，而是打心眼里敬佩林老这样的老军人，林老革命一辈子，三次负伤，老部下如今在北京身居高位，而他默默无闻，对生活的要求如此之低；再想起自己当秘书时，经常出入首长们的家，看到的都是豪华和排场……一时他拿不准，哪个是自己的榜样呢？破沙发进了水，他劝林老借机丢掉，换新的。老头让人抬到外面晒晒，想接着用。他咬咬牙，照着老沙发的样子，从商场里买了一套新的，运了来。老头脸红了，说：“我不是没钱，我的钱花不完，只是从小到老，节俭惯了。”他以为老头会让他把东西运走，但老头没那么做，爽快地收下了，可是钱必须自己付。他与林老前后交往了一年半左右的时间，老头没收过他一块钱的礼，就连老人过生日那天，他送去一个蛋糕，临走时老头竟然送还他一瓶酒，非要让他带回去喝。他彻底服气，知道自己的事情永远说不出口了。早晨到小清河边打拳的日子仍在继续，直到有一天，打完一轮后，老头说，今天就打到这。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来这儿打拳。他愣在那里。老头说，他和老伴要到深圳投奔儿子，儿子靠自己的本事发了财，买了别墅，非要老两口过去住，这一去，一时半会回不来了。他脑袋嗡嗡地响，不知道该说什么。老头说：“年轻人，需要我做点啥？”他欲言又止。对这样的老人，他虽然有要求，但是张不开嘴呀。老头拉他在河边坐下，对他讲起一个人——一个让他心惊肉跳的人。老头说，以前他不承认北京的小C是他老部下，是因为自个帮不了那么多蜂拥而至的人，再说，想通过这种途径往上爬，很不合适。“你也是这个想法吗？”老头目光炯炯望着他，似乎要把他的心事看穿。他困难地摇摇头，说：“我不是，我不是……”“不是就好。小伙子，谢谢你陪伴我。”老头轻松地一笑，站起来，穿上衣服。他眼冒金星，感到面前有一根线，这根线颤动着，似乎马上要断掉。他咬咬牙，追上老头，喘着粗气说：“林老，我不求升职，只想调走，到军区去，就为换个单位重新开始……”老头停下步子，拍拍他肩膀，示意他不要紧张。他憨憨地一笑，抹抹脑门上的汗珠。老头再次拉他坐下，讲起他和C的过去，说1942年，小C家的房子被鬼子点火烧了，是他动员他参加了八路军，头一回上战场，小C吓尿了裤子，打了两仗，就啥也不怕了。抗战后期，小C随大部队去了东北，从此后他们再也没见过面，但他相信小C不会忘记他。新中国成立后，小C官越当越大，他从未找过他，没给他添任何麻烦。“他快退了吧？現在找还赶趟。老林麻烦小C一次，我想，他会很高兴。”老头咬咬嘴唇，一副沾沾自喜的样子，像小孩子一样冲他腼腆地 笑笑。他差一点晕过去。1995年秋天，张无私怀揣林法五写给C首长的一封信，秘密去了北京。写信容易送信难。拿到林老的亲笔信后，他犯了愁——怎样把信送到C首长手上。邮寄一是怕邮局给弄丢，二是怕C首长身边的人把信扣下，到不了首长手里，这种事太正 常了。他未来的命运就系在这张纸片上，最好的办法就是亲自送去，确保万无一失。直接请假去北京，找不到合适理由，幸好眼下有几份老干部档案，需要送军区，可以拐个弯去北京——这个问题迎刃而解。然而，更大的问题迎面而来，C首长身居高位，绝不是他说见就能见上的，且不说搞不清C首长在哪办公，家住哪里，即使是到了门口，层层给人拦着，他也进不去。他绞尽脑汁去想，北京有何人能帮他搭个桥牵个线，总部机关倒是有几个从本军调过去的人，但他与这几人交情不够，仅仅认识而已。他先打电话找了其中一个，刚说了个开头，对方马上就为难地说，不在一个院办公，更高攀不上C首长身边人，随即把电话挂了。他想到了一个老乡老黄，老黄是军报记者，老家和他一个县，安徽肥西。有一年老黄来军里采访，宣传处长知道他与李和平的那层关系，委托和平找到他，提出想请杨政委百忙中出个面，陪黄记者吃顿饭。他想办法把政委给搬了出来，那晚大家都喝得很开心，老黄感觉非常有面子。那以后互相通过几个电话，还曾相约，抽空一块回趟故乡。但他不当秘书后，没再联系过，他唯一担心的是，老黄不再认他这个老乡。往报社打老黄办公室电话，接电话的人说，老黄出差了。又问外出多长时间，对方说，刚走，半月左右。他心凉了小半截。他不想等，翻腾出了老黄的BP机号码，牙一咬心一横拨打了传呼。但是老黄半天没回。早过了下班时间，天黑透了，他饿着肚子，不想走，怕错过老黄回话。晚上九点多钟，他饿得实在受不了，打算关门走人，正要锁门时，座机突然响了，他扑过去拿起电话，谢天谢地，正是老黄！老黄说他来新疆军区采访，忙了一天，刚刚抽出点时间，问他什么事。他硬着头皮把要求说了。电话里，老黄愣了好一阵，才说，以他的经验，不能去单位，太惹眼，能去家里最好。他赶紧说，希望能给个地址。老黄又是一阵发愣，末了说，他试试看，就把电话扣了。一连三天没有等到老黄的消息，他的心凉了大半截。处长催他赶紧送档案，他暗自决定，就是搞不到地址，也得去一趟北京，到了北京再想办法。从家里去火车站的路上，突然接收到老黄打来的传呼，屏幕上显示着一个北京地址。那一刻，他激动得热泪盈眶，心想在部队，有个好老乡，是多么的难得……去北京的那晚，虽然买了卧铺票，但是由于脑子是乱的，说不上兴奋还是担忧，他一夜没怎么阖眼。天亮到了北京站，下火车之前，他去厕所仔细洗漱了一下，又把军装换上，出了站，费了好大劲才打到一辆黄面的，奔向传呼机显示的那个神秘的地方。还剩最后一道关口——怎样面对面把信交出去。面见C首长，他当然不敢奢望，到了首长家门口，他家里的人总可以见上吧？尽管做了心理上的准备，到了地方后，还是急出他一身汗。门口执勤的警卫战士，既不给往里面拨电话通报，也不负责寄存转交物品，说这是规定；当然更不可能放他进去，只是让他直接联系王秘书。要是能联系上王秘书，他何必跑一趟？那战士或许是大官见多了，他一个少校军官根本不放在眼里，懒得再搭理他。他赖着不走，战士冷冷地警告他，这地方不能多待，赶紧 离开。他傻眼了。真是从来没遇到过这么难的事。他到附近的马路边溜达，感觉时间在身边嗖嗖地流走，一会工夫仿佛苍老了十岁。不知过了多久，他又鬼使神差转悠到那个门口，看到哨位上换了副新面孔。他鼓起勇气，上前再一次提出，麻烦给C首长家通报一下，他要呈送一封重要的信。结果与前次一样，不行。他简直要绝望了，真想把那封信甩到门口走人——再耽搁，恐怕赶不上回阳城的火车了。天无绝人之路——走出几步后，他依稀品味出，这个兵说话带有浓浓的安徽口音，便停下来，改用安徽腔说：“班长，我家是肥西的，咱俩是老乡吧？”那战士笑笑说：“我家肥东。”事情顿时有了转机，小老乡态度立马转变，左右看看，给他支招说，可以用门卫电话打军委一号台试试，就说找C首长的王秘书，兴许他接电话。并且说，王秘书也是安徽老乡。他脑子豁然开朗，按照小老乡提供的一号台号码，居然顺利地找到了王秘书。王秘书听他磕磕巴巴讲了几句，不冷不热地说：“你等着。”那边电话挂了。不一会，一个精干的小战士从院里跑出来，是C首长家的勤务兵。他恭恭敬敬把信递上。这一刻，他感觉世界是那么美好。两个多月后，我接到无私打来的电话，他笑呵呵地上来就说：“陶鲁达你听好，以后你到北京，有人管你饭啦！”“……怎么了？”我有点懵。“我接到调令了，去北京！”原来林老给C首长写信时，临时改变了主意，说：“去军区干啥？好不容易求他一回，要办就办个大的！干脆去北京！你挺会侍候人，让他把你留到身边，这多好！”“这样行吗？”他心里打鼓，怕胃口太大，给搞砸了。“只要小C还认我这个老排长……当然了，人会变的，这要看你小子的运气啦。”调令从军区下到军里，知道的人都很吃惊。没有不透风的墙，人们终于相信林法五与C首长确有很深的故交，老家伙够狡猾的，隐藏了这么多年才露出马脚。但是这时候林法五已经携老伴去了深圳，想动个心思再找他帮忙，已经晚了。张无私再次成为军里的焦点人物，本来他已经被遗忘。就这么一下子，他的风头盖过了冉冉升起的笔杆子李和平，很多年以后，他都是84军的人嘴里的一个传奇人物。办好手续，就要去北京总部报到，该告别的，张无私都告别了，唯有杨政委那里，他一直没去。自从不当政委秘书之后，他一次也没进过政委办公室，更没去过政委家。因为他只是个普通干事，首长不叫，不能擅闯，况且由于自己工作严重失误，影响到首长，他也没脸再往上贴。现在他可以“趾高气扬”地去告个别，却又不想真给首长留下趾高气扬、小人得志的印象。他打算临走前，给杨政委打电话道个别，就不见面了，只要礼数尽到就行。星期五下午，他最后一次参加干部处党小组会，学习江主席重要讲话。会前突然接到通知，政委要亲自来参加，弄得大家手忙脚乱的，赶紧打扫卫生隆重迎接。杨政委到后，处长认真宣读了几份文件，众人又轮流发了几句言表态，说的基本都是重复的话。最后请杨政委发表重要讲话。杨政委简略讲了几句，话题转到即将到新单位上任的张无私身上，杨政委大大地夸奖了他一番，说他是“难得的人才”“84的骄傲”，叮嘱他到了总部好好干，给军里争光，并且以后“常回家看看”。真是给足了他面子，让他感到心里暖融融的。望着政委远去的背影，他突然意识到，政委来参加党小组会不过是走过场，真正目的是借机来跟他告个别，这样既避免了单独见面场面尴尬，又补偿了对他的亏欠。首长想得真细，令他好生感动。这就是水平啊！和平打来电话向我“汇报”，说专门置办了酒席为无私饯行，还代表我给无私敬了三杯酒。他略带伤感地说：“军营三兄弟，以后就分别在三个地方了，想聚到一起，难了。”我说：“你赶紧调龙城来，或者想法调北京去，大地方好发展。”他说：“我还是先扎根基层好。我的原则是，明明白白做事，干干净净做人，万事靠自己，不想求人，不走歪门邪道。”和平对于凭关系办事历来反感，认为应该凭真本事进步。他话里的意思，显然是挖苦 无私。这二人表面和气，其实互相不服气，一直较着劲呢。和平刚当上副处长时，无私曾给我打电话发过牢骚，说，一颗好心，顶不上一张好嘴，会做的不如会说的，像和平他们宣传部门，不就是耍嘴皮子、玩笔杆子的吗？就会玩虚的。兄弟二人在軍界混，就像运动员上跑道比赛，都想抢到前头，互相有点不服气很正常，这也正是他们继续前进的动力之一。不像我，给甩到了地方上，到一个狗都不理的单位，没人会羡慕忌妒我这样的人。想到无私、和平都在不懈努力，我决定以后少睡懒觉，少找人扯闲篇，多写作品，多获奖。总不能给那二位兄弟丢脸吧？张无私到北京后，并没有被安排到C首长身边工作，他去了总部直属的机关事务管理部当参谋。这个安排让他颇有点失望。他当的是队务参谋，他给杨政委当秘书之前就干这个岗位，算是干老本行。这个岗位在总部机关不显山不露水，因为机关的兵并不多，稀稀拉拉，不需要出操走正步，他感觉有劲使不上。总部机关太大，人太多，水太深，他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总感觉分不清东南西北。如果一直在这个岗位上待下去，他永远会默默无闻，会被时间湮没。而这不是他来北京的真实目的。硬着头皮上了几个月的班，他愈发对自己的未来感到失望。李和平说得没错，他不会说，不会写，没有自己的专业，连配发的电脑都不会用，他来北京干什么呢？喝西北风？那一阵子，他打给我的电话比较频繁，述说自己的苦恼，说他现在真的很羡慕和平，那么能写会编，口才也好，机关很需要能写材料的人，各级领导都喜欢能说会写的人，偏偏他不行。我劝他不要急，北京那么大，机关那么多人，并不是人人都能写会说，人家能混，你为什么不能？说到底，这个世界，能人干将是少数，大多数人是平庸的，混吃等死的，你把本职工作应付过去，不出差错就可以了。我还举自己为例说：“你知道，早先我想做中国的聂鲁达，心比天高，看不起这个，瞧不上那个，现在我发现，我也就是个平庸的诗人，前不久评龙城文学奖，我以为会稳拿把攥，结果落选。怪谁呢？我老婆怪我没活动，我只能怪自己没写好。对不对？”他自顾自说：“我还是得想办法发挥自己的长处。”他真正的拿手戏是侍候人，说好听一点，会服务。这一点林法五看得很清楚。如果不发挥自己的这个长处，以己之短比人之长，永远会落在人后，这是毋庸置疑的。来北京后，他朝思夜盼C首长哪一天能想起他来，召见他一回，给他个当面向首长说一声感谢的机会。却又不敢过分奢望——首长身居高位，日理万机，不可能召见每一个施恩过的人，他一个小萝卜头，恐怕早给忘到脑后了。转过年来，C首长退休，他更不抱希望了。突然有一天，桌子上的电话急促响起，军委一号台来电找他，说是王秘书通知，让他本周六下午四点来C首长家一趟。放下电话，他愣在那里，半天没回过神——不会是假的吧？这无疑是天降大喜，或许是他有生以来最重要的一件事！他开始纠结，带什么东西过去？总不能空手吧？在安徽老家，即使是随便串个亲戚，也得提一只鸡割一块猪肉什么的，何况是去见这么大的首长。他考虑来考虑去，列了几个方案，总是不满意。眼看到了约见的时间，还是定不下来，急得心里蹿火，眼皮子直跳。最后的关头，他索性大胆决定：任何礼品都不带，就空手去。因为据他过去的经验，首长家啥也不缺，带去反而是累赘。这个决定使他不再纠结，变得很放松。他顺利地踏进了C首长的家门，院门口和家门口的警卫只扫了一眼他的军官证，痛快地放行，一点都不拖泥带水，完全不是他想象中的严格盘查。他早到了近半个小时，那个上回去接他信的小勤务兵把他领进会客厅，说，首长去游泳了，一会就回，请他稍等。小勤务兵给他倒上一杯清茶，一转眼不见了，偌大的客厅里，就他一人，他有点紧张，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他看到客厅里的摆设出乎意料地简朴，丝毫谈不上奢华，他还看到木头茶几下面，有缕缕灰尘，沙发缝里，灰更厚，地板砖上也有星星点点的尘迹。心想闲着不如干点事，暖气片上搭有一块干抹布，他起身拿到手，从一个浇花的塑料壶里倒出一点清水，湿了抹布，开始擦起来……他干得很仔细，很投入，就像在自己家里，以至于有人进屋，他都没有察觉——似乎觉得不对劲，转过身，仰起脸来，突然看到一个过去电视上、报纸上经常见到的熟面孔，赫然立在客厅门口，门外还站着一个四十出头的军人，估计是王秘书，二人脸上都带着平静的微笑，欣赏地望着他。他急忙利索地站起来，弹一下衣服，上前几步，稳稳地立定，庄严地抬手向首长敬礼。敬礼是他的强项，一点不比仪仗兵差。一个军礼就能看出一个人的素质，他是过硬的，见过大场面的首长，一眼就能看出来的。那天下午，C首长和他谈了不到二十分钟，主要问了问林法五的情况，他把知道的都如实说了。当说到林老家里的沙发时，他观察到首长的眼圈红了一下，首长突然举起大手，用力一挥，感慨道：“现在我们需要的，就是要找回这种精神啊……”临走，首长非要把他送到小院门口。首长在他这个陌生人年轻人面前所展露出来的慈祥和平易近人，令他终生难忘。正所谓阎王好见，小鬼难求，往往越是大首长大领导，越是态度和蔼，越是好说话。经过院门口的警卫身边时，想起去年站在这里的那个肥东籍小老乡，他问了问。对方回答，去年底复员了。那个小老乡有同情心，很灵活，不死板，是个值得培养的好兵苗子，放走了挺可惜。而那些太死板太较真的人，总是不讨人喜欢的。时间过得很慢，一年之后，张无私终于在苦熬中等来了机会。C首长的警卫参谋孙士国提了副师，到一个局担任副局长，据说是王秘书推荐的张无私。来前，单位领导严肃地找他谈话，一再强调他仅仅是去“帮助工作”，至于能否正式到首长身边，关键要看他的表现。这些不用说他也知道。他对自己有百分之百的信心。从到C首长身边第一天起，他就把自己“拴”在了首长家，“试用”期满之前，他不允许自己有一丝一毫的失误。C首长退下来后，外出活动少了，作为首长身边的警卫参谋，安全保卫工作并不重，要做的无非是陪首长散散步、游游泳，處理一些与首长有关的杂事，担子并不重。其工作重心主要是忙活首长家里的事。C首长的家事，主要是侍候好两个人——首长老伴曲阿姨、小孙子俊杰。另外还有胜利——胜利是条狗。先说小俊杰。俊杰八岁，父母都在美国工作。俊杰长相可爱，白胖白胖的，像个洋娃娃，也很聪明，就是淘气，十分的淘气。俗话说，七岁八岁狗都嫌，他这个年龄正是淘气的时候。用曲阿姨的话说，小男孩淘气，是好事，不是坏事，淘气是聪明的表现，那些蔫不拉叽的小孩子，往往长大了很愚笨。孙参谋与张无私交接时，悄悄嘟囔了一句：“在首长家七年，最头疼的就是小俊杰。”需要每天开车接送俊杰上学。无私头一回开车送他，车未停稳，他就开门下车，差点被一辆自行车撞上，吓了无私一头冷汗，一把拉住他，刚要说他，没想到小家伙张嘴就咬了无私手臂一口，让他领教了一回厉害。他清楚，小俊杰生在这样的家庭，被爷爷奶奶和所有人哄着宠着，调皮捣蛋不听话是难免的，必然的，一言不合，就爱咬人踢人，当然他不敢欺负爷爷奶奶，只对付其他人，也很少当着爷爷奶奶的面咬人。他不是爱咬人吗？无私想，索性就让他咬个够。一天，放学回家的路上，无私有意找茬批评他几句，惹恼了他，扑上来就咬。无私把车停好，把他提溜到路边的小树林，看看周围无人，挽起袖子，把胳膊伸到他嘴边，闭上眼睛让他咬。他正在气头上，真敢咬，几口下去，无私胳膊上血淋淋的。无私一动不动，瞪着红眼珠子恶狠狠地说：“咬呀！再咬呀！狗崽子！”俊杰竟然害怕了，往后退了退，抹抹嘴上的血，左右看看，呜呜哭了起来。从那以后，俊杰居然很少咬人了。没人知道是无私治好了他的毛病。无私的儿子张凯，比俊杰小一岁。以前在家，无私很少抱儿子，也很少带他玩，带孩子做家务全靠老婆刘婷。现在无私把小俊杰当成张凯，真心地爱护他，疼他，为了照顾好俊杰，他做什么都愿意，再累再苦也心甘。再说胜利。胜利是条大狗，来首长家七八年了，差不多和俊杰一样的年纪，首长和曲阿姨都很喜欢胜利，尤其是曲阿姨，视它为“二孙子”，它一撒欢，曲阿姨就高兴；它闷闷不乐，曲阿姨也跟着不开心。无私每天的工作之一，就是照顾胜利，傍晚或下午必须带它出去遛弯，时间至少一个小时。以前孙参谋喜欢在首长驻地遛狗，这个院子住着七八家高级首长，有的尚在职，无私怕其他首长家有意见，只要天气好，他都带胜利到外面去转悠，从院子后门出去，走不远就有一个开放的街边公园，那地儿宽敞，非常适合遛狗。小公园对面是一家军队干休所，住在里面的全是些级别较低的离退休老干部，军级居多，不少人认识胜利，知道它是C家的狗。时间长了，无私也认识了一些老干部，他发现大多数老同志都是令人尊敬的、友善的，当然也难免有不友善的、刻薄的。这天，他就碰上了一位。这位老同志爱发牢骚，无私对此人有点印象。这天下午，他牵着胜利刚到一会，那位老同志转悠过来，眯起眼睛瞧了瞧胜利，又眯起眼瞧了瞧他，慢条斯理地问：“你什么职务？”他回答：“副团。”刚说完他就后悔了，预感到面前这位可能要发难——也许说自己是个士官就好了。果然，对方冷哼一声，指点着他道：“你堂堂一个团级干部，应该到部队带兵，对不对？你爸妈要知道你在外面给人家带狗，会不会难过？啊？”就差没指着鼻子骂他“狗秘书”了，把他噎得不由倒退两步。无私发现，战士入伍一年之后，经过教育，这时候他觉悟最高，上战场，他会不惜命，是抛物线的最高点。以后随着职务升高，官越大，有人觉悟开始下降，到后来，什么都计较。有了车，嫌车不好；有了房，嫌房子不好，就知道攀比。有的成了军以上高级干部，待遇那么高，还是想不通，整天骂骂咧咧，好像党和国家欠他很多。个别退下来的老同志，脾气大，爱训人，看谁都别扭，看什么都不顺眼，生怕别人怠慢自己，尤其特别喜欢攀比，总觉得自己这辈子吃了亏，相当难缠。军级离退休干部每户只配一个司机，不配炊事员，更不可能配秘书和警卫人员，跟上面的大区副相比，待遇差好多。C作为总部首长，待遇更高，退下来后，秘书、警卫人员、司机、炊事员、勤务员都是配全了的。无私牵着C家的大狗整天晃荡，有人是有气的，看不惯的，今天这位就是一个代表。望着眼前这位说话不留情面的老同志，无私虽然心里有些不快，但不会表露出来。他非常理解这些老同志的心情，谁老了都会添些毛病，看不惯就要放炮，他们有这个资格。于是，他恭敬地笑笑，温顺地说：“老首长！谢谢您的关心。请您多多保重。”老首长气哼哼地把脸扭向一旁。无私觉得此地不宜久留，便带胜利拐向别处。从那以后，他基本不再到这片地方来，换了一个遛弯的地方。他不希望因为自己和胜利，而使某些老同志对C首长有意见，他得像保护自己眼睛一样保护首长的声誉。侍候人不难，难的是有人难侍候。后来无私告诉我，让他苦恼的并不是上面说的那些，而是曲阿姨。开头几个月，曲阿姨确实给他出了不少难题。我去北京参加一个文学创作活动，其间给无私打了一个电话。他让我在宾馆等他，他要等首长一家休息后，才能够脱身。一直等到晚上快十点，他才匆匆趕来见我。我们在宾馆附近找了一家夜市，喝扎啤撸烤串，他讲了三个故事给我听，当然都与C首长夫人曲阿姨有关。第一个是听来的。说是若干年前，生活困难的时候，曲阿姨时常防着炊事员，怕他偷吃。有一回她跑到厨房，炊事员正在切肉片，她悄悄数了数，一共有多少片肉。菜端上来后，她又数了数，发现少了几片。不久，这个炊事员就给换 掉了。无私是想通过这个故事告诉我，曲阿姨比较难缠。第二个是五天前刚刚发生的故事，无私亲自经历的。他爱人刘婷带张凯来北京探亲——他调北京后，刘婷和儿子尚未来得及办随军，仍然生活在阳城。首长听说他爱人孩子来了，特意给他放三天假，让他带娘俩好好逛逛。刘婷和张凯都是头一回来北京，第一站自然奔天安门。那天上午，刚到天安门，他包里的“大哥大”响了，他知道不会有好事，硬着头皮接了电话，一号台的话务员通知说，请他速回驻地，曲阿姨找他。刚离开就叫他回，他以为出了什么事。打辆车急匆匆赶回C首长家，却原来是曲阿姨服药时，不小心撒了一粒药，药丸滚落到柜子底下，老太太年纪大了，行动不便，弯不下腰，捡不起来，一着急，便摸电话找他。第三个故事，是前天发生的。他带老婆孩子到了颐和园，刚要上船，“大哥大”又响了，还是一号台电话，还是曲阿姨找他。他心想，不会又撒了药吧？憋着一股气返回驻地，这回更绝——老太太说，刚切了个西瓜，吃不完，怕浪费，请他回来吃块西瓜。晚上，刘婷听说后，哭了起来，说你这是过得什么日子？不行咱别干了，北京不好待，你转业回阳城去。哪里不能混饭吃，非要受这个洋罪。他耐心地分析说，曲阿姨绝对是个好人，没有坏心眼，这么折腾他，是有原因的，原因就是她不希望孙参谋走，孙参谋在C家七年，老太太离不开他了，她不想让孙走，老头子偏让孙走，她有意见。可是，首长总得关心部下的成长吧？有个好机会，给孙提职，不放他走，就耽误了。就为这个，老太太有气，不把气撒到他这个新手身上，又能撒到谁身上？刘婷根本听不进去，她受够了，执意要带儿子回去。昨天一大早，娘俩离开的。他与她们娘俩已经有一年没见面，本来刘婷请了一个月探亲假，可是连来带回才五天，珍贵的假期全糟蹋浪费了，他今年肯定回不去，再要见面，最快也得明年。听完三个故事，我怒骂一句，闷头喝下满满一大扎，噎得直打呃。抬头看，我发现无私情绪非但不见低落，反而很亢奋，目光坚毅，炯炯闪亮。他认为这是上苍对他的考验——既是重大考验，更是重大机会。林法五写信推荐他时，他就曾暗暗发誓，一定要成长为一个最会侍候人的人，绝不辜负林老的期望。曹操说，男儿要胸有大志，腹有良谋，这个他做不到，水大漫不过堤，他只会侍候人。现在机会来了，遇到一点小困难，受点小委屈，算什么呀？再苦再累也要熬下来。过去有句老话：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现在不能这么说了，干什么都是革命工作，为C首长全家做好服务保障，是他的本职，更是他的福气——并不是人人都能有这种机会的！不是吗？想起他曾经说过：男人到世上来，不是混饭吃的，而是来争口气。如今我终于参透了无私的想法——事情明摆着：侍候好一个人，比啥都强。C首长虽然退下来了，但是威望仍在，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当今中国，永远不要小瞧老干部的能力。他一个农村孩子，没任何背景，也没有什么出众的才干，若想进步，再没有个强有力的支撑，他能走多远？无私跟我碰了碰杯子，抿一小口酒，有些动情地说，小时候听艺人说书，有句话给他的印象最深，永远忘不了：没有刘备，张飞就是个卖肉的，关羽就是个编筐的。所以，他无比珍惜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任劳任怨不抱怨，愿意把C首长一家人当成自己的亲人一样对待。他相信自己一定能在C家站稳脚跟。见他毫无委屈之意，反而信心满满，斗志旺盛，我也随之平静下来，肚里不再有气。无私只能喝一扎啤酒，不敢喝多，他害怕夜里首长那边有什么紧急情况，他得时刻保持清醒，不能放纵自己。看上去他很疲惫。时候不早了，我想让他早点休息，便提议散伙。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正是由于李和平、张无私这两个老战友作为榜样对我无形的鞭策，才使我没有在人生的道路上落下太远。那几年里，他们当仁不让地进步，我撅起屁股拼命追赶，在北京、上海的大刊物上相继发表了几组有点影响的诗作，自费出了两本薄薄的诗集（自费出书的事，可不能与外人说），获了几个小奖，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当上了文联下属的市作协副主席。一切看上去很美。但我当然不会止步，特别想在北京的某国家级出版社出一本厚一点的诗集，因为同样的作品，换个有影响的出版社出版，更容易引起重视，获奖概率更高。但是这需要更大的成本。我的画家朋友齐大伟建议我放下身段，“以书养书”，他路子广，介绍我给郊区的一个著名企业家写一本报告文学，由企业家出钱包销我的诗集，这样出版社没有销售压力，自然愿意为我出书。齐大伟带我去郊区古镇与老板洽谈，争取签个正式合同。那位企业家姓于，专门做矿产生意，刚刚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从北京载誉归来。酒过三巡之后，于老板说了一件事情：他到北京人民大会堂开会，中央领导接见他们这些获奖者，他特别想弄到一张江主席与他亲切握手的合影，然后放得大大的，挂在办公室和家里，多气派、多荣耀啊！谁看到都得高看咱一眼。可是因为不让带照相机，只能求助于现场拍照的记者。会后，他“抓住”一位某中央级新闻单位的记者，提出了要求，记者答应挑选一张发给他，他再三表示感谢。今天上午，记者主动打来电话，说照片效果非常好，保证于老板满意。紧接着，却又提出要照片可以，但要按老规矩支付三千块钱。这笔钱相当于一个县级干部两个月的工资，虽然对于一个大企业家来说，不算什么，但是于老板总感觉心里面不大舒服，就跟对方讨价还价。对方态度还挺霸道，说一块钱不能少，爱要不要，只给三天时间，不要就把照片删除掉。于老板太想得到这张照片了——照片无比珍贵，一辈子恐怕难再有与最高领导人握手的机会，说实在的，对方就是要一万，他也干，所以他决定伸脖子挨这一刀。没想到齐大伟一拍桌子，腾地站起来说：“于哥不能给钱！因为这不是钱的问题，而是面子问题！于哥作为一个全国著名企业家，不接受敲诈勒索！”于老板微微一笑，没有表态。齐大伟目光转悠到我身上，我心想坏了，他要打我的主意，以前我曾经向他吹嘘过张无私和李和平。果然他道：“于哥，我提议请陶主席找人试试，他部队老战友多，能量大。”我坐着不动，齐大伟给我使眼色。借着酒劲，我起身到屋外，先给和平挂了个电话。他现在是集团军宣传处长，常年不断有中央级媒体的记者到军里采访，他应该认识那位记者所在媒体的人。和平一听就火了，说一分钱都不能出，绝不能助长这种歪风邪气，这人肯定不是头一回干这事，宁可不要照片——老板要照片不就是为了抬高身价自我炫耀吗？现在的老板说出事就出事，他出了事，家里却挂着最高领导人接见他的照片，影響多不好……总之，和平虽然认识那家媒体的领导，却不愿意扯这事。他这人眼里揉不得沙子，我不怪他。挂了电话，我一时愣在那里，不知往下该怎么办。这时，齐大伟出屋踱到我身边，满嘴酒气凑近我说：“一会你就告诉于老板，基本办妥了。老哥你别怕，大不了三千块钱我掏。要让于老板看看你的能量，明白吗？”当然，我也不死心，打算再找无私试试。自从无私进京后，我还从未找他办过任何事情呢。今天我想看看，无私到底有多大能耐？人是否变了？拨通他的手机，我把情况简单一说，他咕哝一句：不就要一张照片嘛，多大点事呀。嘱我即刻把那位操蛋记者的名字及其人所在的单位发个短信给他。结果那晚的饭局尚未结束，无私就回了短信，说是已找人说妥，让我赶紧发个邮箱过去。我不太相信，当场打电话验证，无私说，他找了中宣部一位领导的秘书，秘书刚才直接找了那家新闻单位的一把手，你说这事还能不成吗？张无私的话，在场的人都清清楚楚听到了。齐大伟感到很有面子，连说北京的这位老兄路子广，够意思，要精心画几幅画送他以及他的老首长，以示酬谢。酒足饭饱，与于老板等人握手道别后，齐大伟悄悄告诉我，包销三千本诗集的事，已是板上钉钉。没过多久，齐大伟真的画了两幅大尺寸的山水画，装裱好之后，由我保价邮寄给了无私。他这么做，让我在无私面前也很有面子。电话里我问无私，首长喜欢老齐的画吗？无私说，首长不太懂书画，不论谁送给他，他都会说好。我老婆知道了这事，很不高兴，说，就老齐那破画，扔大街上都不见得有人要，你让人家无私和老首长收他的画，那纯粹是抬举他，等于免费给他做了活广告。老齐的画扔大街上都没人要，这话是我以前常说的。近来老齐进步较快，我已经不那么 说了。这位老齐，经历和我相仿，年龄比我小两岁，也当过兵，在海军，也当过电影放映员，在部队期间学了点写写画画的小本领，与我不同的是，我后来选择了文学创作，他选择了美术。他的绘画底子当然不如我，这也是我看不上他的原因之一。据说是因为他私下与女兵谈恋爱，才没有提干，复员后安排到龙山区文化馆工作，五年前调到市文联下属的美协当创作员。他有一股子钻劲，一边拼命提高绘画水平，一边花钱上各种名人录、名人大辞典等，特意把那些比砖头还厚能把人拍晕的大辞典摆在画室的醒目处，借以抬高身价。几年下来，居然有了点名气。文联是个大杂烩，下有作协、美协、书协、曲艺家协会、民间文化协会、摄影家协会等，到底有几个协会，连我都糊涂。有的协会只挂了个破牌子，基本见不到人。由于都当过兵的缘故，也算是老战友吧，我和齐大伟走得最近，时不常凑一块喝点小酒，和其他部门的人则是老死不相往来。我的级别比老齐高一级，他在别人面前狂，在我面前很谦虚，处处把我往前推，说他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把我推到文联主席的位置上，让我这个内行来领导龙城的文学艺术创作，比现在的外行领导不知要强多少倍。他不遗余力地帮我找企业家赞助出书，就是为了让我快点出名，尽快升到更高的职位上去，以便多做贡献。摸清我和张无私的底细之后，有一天老齐提醒我，应该利用好这个关系，合适的时机，请张给中宣部、中国作协的人打打招呼，争取让我获一个鲁迅文学奖诗歌奖，有了这个奖，就会比较容易当上省作协的副主席，将来当市文联主席，顺理成章。他说，同样的作品，获奖与不获奖，给人的感觉那是大不一样的，就像同一个人，当官与不当官大不一样一个道理。我当然明白这个道理，这个奖我做梦都想获。但我这个人偏偏有一个臭毛病——清高，万事不想求人。对我来说，求人办事，比揍我一顿还让我难受。我这辈子，如果说还有一点特别之处，那便是我的清高。曾经我自命不凡，现在没有了，只剩下清高了，所以我得抵挡住、坚守住，不可再失去清高之心。即使将来张无私和李和平当了再大的官，有了再大的权力，我也不会为自己的事情去麻烦他们。这是我给自己定下的 规矩。我不会为自己的事情求人，现在却要为齐大伟的事情麻烦张无私，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这已经是三年之后，我的身份是市文联副主席兼作协主席，齐大伟担任了美协主席，若论起来，他也算是我的部下。他要到北京中国美术馆办个人画展，请柬一批批发出去，答应参加开展仪式的领导和名家却寥寥无几，尤其是连一位中国美协的副主席都请不动，这可急坏了老齐，嘴上长出了一串水疱——如果到场的都是些小萝卜头，个展等于白办，花了几十万冤枉钱不说，以后再想有“轰动”的机会，恐怕这辈子难了。他想到了我的战友张无私，说：“陶哥，能不能请老张把老首长搬出来，给剪个彩？老首长肯出面，局面立马就会改变。”我考虑了一个晚上，天亮时决定帮他。到了办公室，把老齐叫来，当着他的面，给无私打电话。无私说：“首长一般不参加这类活动。”“首长不能老憋家里，经常出来转转好。无私，你得给我想想办法。”“我试试看吧。”“好，我等消息。”放下电话，我心里反而踏实了——即使請不动，老齐不会怪我了。隔了一天，无私打电话过来，严肃地说：“陶鲁达，你要想好。”我有些发蒙：“想好什么？”“这个老齐，以后会不会——威胁到你？”“什么威胁到我？”我还是不解。“如果画展搞成功，他的名气，会不会盖过你？”我终于明白了无私的好意，淡淡一笑：“我和他不是一行，隔行如隔山，不要紧。如果他借此火了，那也是人家的福气，我不会眼红。”“除了名气，还有职位，你们毕竟在一个单位嘛，将来他会不会跟你争，甚至挤掉你？”尽管心里咯噔一下，但我表现得很平静——同样还是因为清高——我不想让无私认为我小肚鸡肠小家子气，好像有意要打压老齐似的。当然我心里也有底气——老齐想在文联跑到我前面，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吧？于是，我郑重道：“这个你放心，不会。”听我这么一说，他才转入正题：“我想了想，只有一个办法能请动首长。”“什么办法？”“以办红色画展的名义邀请，兴许能请得动首长。”“你这个主意好。”按照无私的要求，老齐需备几幅红色题材作品。他以前画过《井冈风云》《沂蒙颂》《大别山恋》《太行雪中情》，原本此次不展出这几幅作品，担心这类题材参展拉低他整体作品的“艺术含量”。现在顾不得什么艺术含量了，只要能请得动C首长就行。于是紧急通知北京办展的公司，更换部分作品，又专门为C首长印制一份画单，把四幅红色题材作品放在打头位置。忐忑不安中等来了无私的确切消息：首长同意到场剪彩。我代表老齐向无私表示感谢，他说：“没什么好谢的，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最后他着重提出：首长参加活动不接受任何礼品纪念品，包括字画和土特产，这是纪律。这让我和老齐都很有些感动，老齐的眼泪都下来了，说：“还是咱部队上的人好。”一个月后，齐大伟的个人画展取得了巨大成功！由于德高望重的C首长到场剪彩，那些前期收到请柬而不想来的领导和各路专家纷纷前来捧场，数家重要媒体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效果大大超出了预期。从此以后，老齐在画界平步青云。他眼含热泪对我说：“陶哥，你是我的大恩人，以后你需要画，随时来拿；想让我给谁画画，你下个命令就行。”从内心里，我还真没看上他的画。我也不刻意收藏国内任何当代画家书法家的作品，因为在我眼里，他们的作品大都是重复制作，像木匠做桌子椅子一样，成批地做，不像我们文学作品，每一篇必须都是原创。我就是这么个臭毛病，文人的清高。一天，我接到一个紧急通知：定于某日中午一点整在龙城七宝山殡仪馆，为原84集团军杨正群政委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杨政委临近退休时出了点事，他收了一个干部的钱，因为没办成事，钱也没退，被那个干部告了，杨政委因此受了一个党纪处分，提前半年免职，后来到龙城某干休所安置休养。晚年的杨政委心情不佳，今年初查出肺癌，不到半年，人就走了。告别那天，本市凡在84军工作过的人基本到齐了，熟悉的聚拢到一块感叹岁月无情。仪式即将开始时，张无私突然风尘仆仆地出现，引起不小的轰动。死者家人对他感激有加，众人也都向他投去敬佩的目光。事先他并没有通知我一声，所以我更感惊讶。仪式结束之后，我赶紧把他拉到我的车里，他告诉我，事出突然，他昨晚才得知杨政委去世，无论如何也要赶来送老首长一程，便向C首长请假，C首长知道一点他与杨政委当年的“过节”，对于他不忘旧情表示赞许，痛快地给了他两天假。但他打算今天就赶回去，四点半的飞机，所以我们只能在车上聊几句。送他去机场的路上，他主动提起当年的帽檐事件、通县事件，说这么多年来，他从没有恨过杨政委，反而一直感激，因为杨政委当年对他有知遇之恩；而且正是由于那两次失误给自己造成的挫折，才使他吸取了教训，后来再也没发生过类似的事情。他真正的成熟，就是从那时开始的，所以他千里迢迢来送别杨政委，不是做戏给人看，而是真情实感的流露。不论跟谁干，他都是一样的忠心耿耿。八年前，他去北京办事经过龙城，我们还能坐下喝一杯茶，这一次，连喝一杯茶的工夫都挤不出来，我表示深深的遗憾。他说，咱们兄弟，一切的一切都在心里，不在乎形式了。换了登机牌，还有点时间。我们站在安检口外面，抓紧再聊几句。我察觉到，他有一丝忧虑在心頭，忍不住问他：“近来有啥不开心的事情吗？”他沉思片刻，犹豫片刻，终于还是说了。他在C首长身边已有七年时间，不久前刚刚晋升为副师职警卫参谋。在首长身边搞警卫工作，一般到正团，就该挪地方了，他的前任孙参谋就是干到正团走人的。他不想走，想在首长身边多待两年。若要留下，最好的办法就是改任首长秘书。机会是很好的——此时，王秘书平调到郊区的一个机械化师担任师政委，等待提将军，空出的位置正好可以补上。然而问题也是实实在在的——他文笔太差，不会写材料，而给首长当秘书，即使不是材料高手，最起码文字上要说得过去。首长虽然退休了，但也会经常参加各类活动，要协助准备讲话稿；还要协助题词、写回忆文章等等，恰恰这方面是他最大的短板。这时候他不由羡慕起李和平来——当年如果跟他学几招就好了。前一阵子，C首长在他走与留的问题上一直犹豫未决，这时刻，王秘书的意见显得尤为重要。令他没有想到的是，王秘书却向首长建议，为了他的成长进步，应尽快把他调整出去，比如平调到机关某一个局，先当副局长历练一下，这样对他好。首长身边的警卫参谋其实就是个大警卫员，能升到师一级，已经算是破天荒了。王秘书压根就不提他接任秘书这一档子事，而且积极帮首长物色好了新秘书，还领到家里来让首长见了见，可见此人眼里根本就没有他张无私。我问无私：“你哪个地方得罪了王？”他缓缓摇摇头。王秘书和他是安徽老乡，当年进这个门时曾经帮过他，也算是个恩人。七年来，他一直看王秘书脸色行事，从未说过一句王秘书坏话，从未做过一件对不起王秘书的事，可是到头来，王秘书却不帮自己。原因在哪里？“我想来想去，只有两个原因：一是王认为我确实不是当秘书的料，他是因公不为私，对事不对人，并不是因为我哪儿得罪了他；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所谓的争宠吧，每天我在首长、阿姨身边时间久，家里杂事承担得多，首长、阿姨夸我就多一些，王心里不舒服，久而久之，就结下了梁子，关键时刻搞我一下。当然，我这只是瞎猜。”我叹口气说：“到总部机关当一个副局长也不错嘛，又不是离京。你干吗非要待在首长身边呢？侍候人的滋味难道真好受？”他摇头道：“陶鲁，这个你就不懂了。如果我有个首长秘书的履历，那就是个金字招牌。我数了数，王秘书之前，首长的四任秘书都提了将军，王秘书也跑不了。可是前面几任警卫参谋呢？据我知道的，顶多干到正师。当然了，主要是我这人没什么大本事，只会侍候人，不让我侍候人，我还能干什么？离开首长，我感觉自己就像断了线的风筝，无着无落的……”我握住他的手说：“无私，既已如此，还是听天由命吧！做好你自己，剩下的，让老天来安排。不论怎样，你都是我最好的战友，最好的兄弟！”他眼圈红了红，用力握一下我的手，转身走向安检区，像去参加一次战斗那样。无私做好了离开的准备。他心里失落，但绝不会表现出来，每天像往常一样，在C首长家干这干那，一直到首长全家人休息，他才骑自行车悄悄回自己的家。一天晚上，正要离开时，他听到二楼传出剧烈的咳嗽声，C首长咳得惊天动地，他急忙跑上楼，看到首长咳得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样子很可怕。打昨天起，首长就咳嗽，众人劝他到医院去，他就是不去。首长一辈子身体好，感冒发烧的时候都很少，这一回，遇到了生命中的一道大坎——没等救护车赶到，竟然昏迷过去，把全家人都吓坏了。紧急送到301抢救，医生初步诊断是胸膜炎，为病毒或细菌刺激胸膜所致的胸膜炎症，来势凶猛，症状为胸痛、咳嗽、胸闷、气急、吸吸困难，并伴有高热。幸亏及时送到医院，否则会有生命危险。尽管C首长很快脱离了生命危险，但病情依然在肆虐，首长的身体恢复得很缓慢，要绝对卧床休息。这时候王秘书已经履新离开，新秘书尚未到位，在病房里侍候首长的担子，责无旁贷地落到了无私肩上。当然，首长有司机，还有勤务兵，也可以帮忙照顾，但这些战士粗手大脚的，他不放心，那些日子，他吃住都在首长病房，常常彻夜难眠，实在困极了，和衣躺在外屋的沙发上眯瞪一会儿，但凡首长发出一点动静，他立马爬起来，靠上去照顾……正所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首长入院第六天早晨八点多，他接到一个电话——姐姐从老家打来的。姐姐上班时间打电话，他就预感到大事不妙，以前家里人不想影响他工作，很少主动打电话，更不会上班时间打电话。 果然，姐姐电话里哭着说，父亲凌晨突发心梗，住进了县医院急救中心，医生说病得很重，母亲希望他回来见父亲一面。 整整一上午，他都恍恍惚惚的，几次想张嘴向首长请假，然而他望着病床上身体虚弱，紧闭双眼，正在输液的首长，目光又都移开了去，望着天花板呆呆地出神…… 这个时候，他怎么能张得开嘴要求走人？ 他实在张不开这个嘴啊！ C首长功勋卓著，德高望重，是国家、军队的宝贵财富，而他的父亲，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乡民。照顾好首长，既是他的本职工作，更是他的政治职责，他必须义无反顾。父亲呢，有姐姐、姐夫和母亲照料，他是放心的。再说，自古忠孝难两全，让他赶上了，他得先尽忠，后尽孝……考虑来考虑去，他咬牙决定，不论家里出现什么情况，他都不能回去，只能是首长康复出院之后，再回去看看。 他寄希望于父亲能挺过来，转危为安。 他把病床上的首长，当成父亲一样尽心侍候。 又过了八天，首长终于彻底康复，回到驻地。他这才急慌慌赶回老家，而这时候父亲的“头七”都过完了。他跪在父亲坟前，哭得伤心欲绝，肝肠寸断。边哭边想，父亲会原谅他的，家人会原谅他的…… 父亲早年曾经干过收破烂的营生，在镇上开了个废品收购站。他记得父亲常常对他说，金银铜铁锡，金最值钱。做人嘛，得做金子；做不了金子，也要做银子、做铜，不能做铁，铁到最后都是废品。 他硬挺着不回来，就是想做金子银子，父亲一定不会怪他。他一个乡民的儿子，成为副师职干部，已经为父亲争大光了。父亲在村里很得意，很有面子。 天下什么最大？面子而已。 自从调到北京后，他只回过一次老家，那已是四年之前。这一次，他在家待了三天，寸步不离陪伴母亲。 第四天，他打起精神回到北京。C首长问他：“小张，你父亲咋样了？” 他忍住泪水说：“首长，我爸已经去世十多天了……他生前不让家里告诉我，怕影响我工作……” 他颤抖着，说不下去了。 C首长眼圈红了，扭过脸去。 后来，无私电话里告诉我，这件事对C首长刺激很大，首长对老伴感慨道：“国家给我配个秘书，等于咱们多了个儿子，你看，我大病一场，亲生儿子都不回来，全靠小张照顾，他比亲生儿子还孝顺！就为这，我也要一辈子感激 国家。” 曲阿姨说：“老头子，小张还不是秘书呢。” C首长一锤定音：“让他改任就是了。” 该好好说说李和平了。别说你们，连我都快把他忘记了。 岁月匆匆，转眼到了2005年，秋天的一个中午，我突然接到他打来的电话，说他现在军区大门口，请我过来一趟。和平从不开玩笑，我知道一定是真的，赶紧跑去了。他果然站在大门外面的停车场边等我。没等我发问，他一脸笑意，步履轻快地迎上来说：“陶鲁，我来向你报到！”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他又道：“怎么，不欢迎？” 我这才意识到，他调过来了，上前紧紧握住他的手说：“和平，这一天我终于盼到了！” 在此之前，他是我老单位A师的副政委，任现职已有五年，眼前有两个岗位可选，一是到B师担任政委，二是到军区当宣传部长。都很重要。他几乎没有犹豫，选择来军区机关工作，因为宣传部长一职，更能發挥他写材料的作用。多年来，他是军里最好的笔杆子，这是毋庸置疑，一旦当上宣传部长，他相信自己一定是全军区最好的笔杆子。 昨夜他坐火车赶来，上午政治部首长同他谈过话，这事就定下了。一会他要赶回去交接 工作。 自从我转业后，我们虽然联系不断，但见面的机会并不多。我特别想留他住一晚，兄弟二人喝顿大酒，好好聊聊。他摇着我的手，笑着说：“以后我就是龙城人了，我们想不见面都难啊，你急啥呀？” 这时，开过来一辆军车，送他去车站。目送他上车，我注意到，他后脑勺的头发已经稀疏，他的腰背也有一点驼了，估计是长期伏案写材料造成的吧。想想我们都是四十七岁的人了，到了人生之秋，应是收获的季节，我离文联主席的位置已不远，下一届换届选举，我希望蛮大。和平和无私更是都在各自岗位上接近了人生巅峰，作为老战友，我期待他二人都能有一个成功的军旅人生——作为军人，能够站在将军的台阶上，无疑便是成功的人生。 差不多这个时间，无私也升了一级，调整为正师职秘书。 我和无私电话里议论过和平这次升迁，无私认为，和平应该选择当师政委，不应该来当这个部长，说：“我就是不太明白，他怎么那么痴迷写材料呢？无非就是编来编去，闭上眼说假话大话空话，吹喇叭抬轿子，搞形式主义花架子，文章狗屁不如，搞坏了风气。去当个师政委，带带兵，干点实事多好！” 我说：“和平可能是为下一站考虑，未雨绸缪吧。” 到了正师这个台阶上，唯一的目标就是提副军，当将军，这是显而易见的。据说，二十多年来，军区先后六任宣传部长，除了有一位因身体原因提前退休外，其余五位都上去了。和平坚信自己也能上去。而去基层带兵，一个师近万人，压力太大，出几次事，前程也就耽搁了，不如在机关稳妥。 我把这个看法说给无私听，并且说，还是你好，在首长身边更稳当，熬年头耐心等着就是了。无私却说：“我真没想那么多，只想干好每一天的工作，照顾好首长，让老人家有个幸福的晚年。我没和平那么大志向，他望得太远，脖子伸太长，当心要被鞋带绊倒的。” 类似尖刻的话，和平也说过。有一次谈起无私，和平不屑地说：“他不就是靠人身依附吗？说穿了就是个家奴，风气都是他们搞坏的。德不配位，必有殃灾。小胜凭智，大胜靠德。光靠拍马屁，即使上去，也会被人戳脊梁骨。我一路走来，全是靠自己，凭本事往上走，从没想过找个靠山。我是坦坦荡荡的，身边的同志们都可以 做证。” 这二人虽然远隔千里，平时联系也极少，但互相不服气，互相看不惯，似乎是与生俱来的。我真担心有一天，他们坐到一起时，话不投机半句多，会不会不欢而散？ 年底，无私工作也有了变动，他离开C首长，平调到机关老干部局当局长。对于这次工作变动，他不仅没抵触，反而很乐意，因为有了秘书经历，再有个机关部门领导的工作经历，履历更显丰富，对后续的成长进步更有利。老干部局无非是为老干部服务，这个他不陌生，干起来得心应手。 和平调过来后，我们见面的机会确实多了起来。他忙得很，出不来，我去看他的时候多。每次去找他，要么他在开会，要么在写材料，主要是大领导的讲话稿，或者带一群人钻进小会议室“推”材料——对着投影仪屏幕，逐字逐句地抠，绞尽脑汁反复斟酌，常常为一个字、一个词，甚至一个标点符号争来争去。我不解——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