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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江的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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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江的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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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主义战士绿川英子遗孤的人生：中年回日，为两个祖国纠结(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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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从小就在中国被唤作“小日本”，后来成为一名日本公民。
　　她说自己是时代的幸运儿，小时候凭着“烈士遗孤”的身份获得庇护，长大后在“两个祖国”的问题上时有纠葛。
　　在中国，她叫刘晓兰，唱着“东方红、太阳升”，接受最正统的教育长大。人到中年，她东渡日本，成为一名叫做“长谷川晓子”的汉语老师。
　　长谷川是她母亲的姓氏。
　　绿川英子　　在中国抗战史的记载中，有一位叫做绿川英子的日本女人。她曾用日语向世界发出反战的声音，也一度被自己的祖国斥责为“娇声卖国奴”。
　　这个女人就是刘晓兰的母亲，原名长谷川照子，是一名世界语学者。抗战爆发前夕，她嫁给了中国留学生刘仁，并随夫奔赴中国战场。
　　1947年，绿川英子和刘仁在佳木斯先后去世，留下6岁的儿子刘星和刚满1岁的女儿刘晓兰。
　　命运就此埋下伏笔。两个拥有一半中国一半日本血统的孩子，在中国成长，又与日本发生交集，成为两个国家彼此关联的另一种注脚。
　　访问团
　　刘晓兰擦拭母亲绿川英子墓碑的灰尘。
　　“总有人问我喜欢中国还是日本……我喜欢日本，但我爱中国也爱日本，两边都没办法舍弃。”9月15日，吉林长春，返回日本的前一夜，长谷川晓子这样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
　　她说喜欢和爱是不一样的，喜欢是一种简单的倾向，就像喜欢日本的清静、整洁和便利，爱却是一种深沉而复杂的感情，“不会因为一点点缺点而不爱”。
　　这是一位将近70岁老人的感触。
　　她1946年4月出生于沈阳，上世纪90年代定居日本，到如今还是觉得自己不算真正的日本人。
　　“没办法，语言、习惯、思维，还是会有不一样。”长谷川晓子摇摇头，她已数不清自己第几次回到中国。
　　2015年9月，抗战胜利70周年，长谷川晓子觉得有必要做些什么，于是带来一个由日中友好协会大阪联合会成员组成的访问团。
　　9月13日，长谷川晓子带领的访问团成员在佳木斯烈士陵园合影。
　　访问团共19人，最小的55岁，最大的80岁，全部都是热爱和平、支持两国友好的日本各界人士。
　　据访问团团长、大阪经济大学名誉教授山本恒人介绍，7月1日，日中友好协会大阪联合会举行了“日中不再战”和平友好集会。450位参加者学习了“国际主义战士”绿川英子的事迹。大家对日本侵略战争给予反省，坚决不允许日本再次走上战争的道路。
　　作为绿川英子的女儿，长谷川晓子也在那场集会发表讲话。
　　她说自己从小心里就有块阴影，无论多么快乐的时候都无法抵消，那就是日中关系。
　　“每年夏天，战后处理问题、历史教科书问题、靖国神社参拜问题、甚至领海权问题……都像例行公事一样重复出现。”长谷川晓子表示，她对这些十分反感，认为现在的日本政权正在偏离和平轨道。
　　出于对和平的共识以及对绿川英子的敬仰，9月11日，长谷川晓子和访问团一行抵达哈尔滨。
　　他们的中国之行从哈尔滨一曼街的东北烈士纪念馆开始，一路前往方正、佳木斯、牡丹江以及长春。
　　这些地方，长谷川晓子或多或少都是熟悉的。半个多世纪前，她在东北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期。那是属于刘晓兰的年代，以及一段记载烈士遗孤成长轨迹的岁月。
　　刘晓兰的人生记忆，是从牡丹江幼儿园开始的。那时她身边有个哥哥，每天陪她玩，日常生活也有专人照顾。
　　突然有一天，哥哥不见了。
　　刘晓兰问阿姨，哥哥去哪儿了？阿姨说，上学去了。连续问了几天，答案依旧，她就渐渐淡忘了此事。
　　那是1948年左右的情景，刘晓兰2岁，哥哥刘星7岁。此前一年，他们的父母刘仁和绿川英子相继在佳木斯去世，兄妹就此成为孤儿。
　　刘晓兰和哥哥刘星幼年合影。
　　哥哥走后没多久，刘晓兰被送到了哈尔滨马家沟保育院。
　　那是一座被白桦树和杨树环绕的红色小楼，也是当时专门接收领导干部子女的特级保育院。
　　城堡一样的建筑里，刘晓兰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她第一次有了“妈妈”——那是当时保育院院长，刘晓兰叫她“院长妈妈”。
　　院长妈妈是位表面严格，内心温柔的女性。
　　每到周末，住宿的孩子们被吉普车接走，院长妈妈就脱下制服，换上连衣裙，成为只属于刘晓兰一个人的妈妈。
　　在中苏关系密切的上世纪50年代，哈尔滨有着“东方莫斯科”的美誉，市区里分布着许多雄伟华丽的欧式建筑。“院长妈妈”喜欢带着刘晓兰走上街头，看电影、去教堂，晚上再轻轻哄她入睡。
　　母爱一般的幸福感持续了将近4年。1952年夏天，6岁的刘晓兰进入哈尔滨市东北烈士子弟小学。
　　这是著名东北抗日联军将领、原松江省省长冯仲云为解决烈士子女生活问题创办的学校，最多时接纳了上百名烈士遗孤。
　　学校设立在东北烈士纪念事业管理处下面，地址就选在紧挨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一桩白色两层小楼里。
　　刘晓兰说，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并不富裕。相比流浪在外的孩子，东北烈士子弟小学的孤儿就像生活在“天堂”。他们不用为吃穿住发愁，还有老师教授文化课，时常接受省市领导的视察。
　　不过，这笔庞大的开支对当时的政府来说确实很困难。几年后，学校大多数孩子被送回老家，只剩下20多名没人领的孩子，刘晓兰就在其中。
　　人数骤减让留下的孩子能够继续享受优越的待遇。他们早上吃俄罗斯面包、喝牛奶，中午和晚上也能吃到米饭、面条和包子。
　　借着父辈的荣光，孩子们还经常代表学校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男孩身穿笔挺的列宁服，女孩身穿漂亮的连衣裙，他们在阳光下高唱歌颂共产党、歌颂毛主席的歌曲，这便是刘晓兰记忆中的“红色童年”。
　　尽管父母早早就不在人世，年幼的刘晓兰却很少感觉到孤单。
　　在哈尔滨马家沟保育院，有最爱她的“院长妈妈”；在东北烈士子弟小学，有很多同学陪伴，以及偏爱她的女老师。
　　确保她享受这份优待的关键人物是高崇民，建国初期东北地区重要领导人之一。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高崇民一直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他曾在重庆主持东北救亡总会工作，刘晓兰的父亲刘仁正是该组织机关刊物《反攻》杂志的主编。
　　新中国成立后，高崇民先后担任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东北分院院长、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听闻好友刘仁去世，他曾两次前往佳木斯寻找墓地，并为两个孩子确定了“烈士遗孤”的身份。
　　“我始终没有见过这位长辈。”刘晓兰说，“文革”期间，她曾前往高崇民在北京的家探望，邻居告知这家人已被关押。1971年，高崇民被迫害致死，1979年获得平反。
　　向刘晓兰透露这些的人，是她的二叔刘维。
　　小学五年级时，一个陌生男人出现在刘晓兰面前，说要带她回家过寒假。这个人就是刘维，刘仁的弟弟，当时正担任吉林省农业科学研究所主任。
　　面对“从天而降”的二叔，刘晓兰有些不知所措。一旁的校长说，“晓兰，这可是好事儿，你有亲戚了，还有哥哥呢！”
　　哥哥，这对刘晓兰来说，是个遥远的记忆。她隐约想起很久之前是有一个小男孩陪在身边，在某一天又“消失不见”。
　　当年把刘星带走的人正是刘维。
　　刘仁去世前，将两个孩子托付给弟弟。苦于条件有限，刘维先领走了代表“刘家香火”的侄子，等到状况好转，便来寻找侄女。
　　抱着能见到哥哥的想法，刘晓兰跟着二叔回到了公主岭的家。二婶和四个堂兄妹迎接了她，哥哥却迟迟没有出现。
　　二婶告诉她，哥哥在外地念书，来信说要考重点高中，学习紧张，不回来了。
　　重逢就这样推迟了两年。
　　初一暑假，刘晓兰再次回到公主岭，刚下火车，就看到堂兄和一个戴眼镜的男青年站在检票口。
　　“我是刘星。”戴眼镜的男青年伸出手，刘晓兰终于和失散11年的哥哥相见。
　　那个假期，刘晓兰经常听哥哥讲小时候在一起的事。她发现哥哥很爱学习，早上在院子里念英语和俄语，中午看报纸，下午捧本小说读个没完。
　　上世纪60年代，刘星考上了北京大学，“文革”期间被认为是“反动学生”，下放至四川江油，上世纪80年代调回北京工作。
　　“哥哥吃的苦比我多，是一个非常独立、有思想的人。”此后的人生中，刘晓兰一直将刘星视为榜样和精神支柱。
　　“小日本”
　　亲人的陆续出现，也让刘晓兰有了了解身世的机会。
　　和哥哥见面的暑假，她和二叔邻居家的孩子因为一点小事起了争执。对方突然大骂：“谁理你个臭日本鬼子！”
　　这时刘星冲出来，冲着邻居家小孩就是一巴掌，害得二婶不停地向对方家长赔礼道歉。
　　事实上，日本血统带来的烦恼，刘晓兰早有体会。
　　在哈尔滨马家沟幼儿园，院长妈妈告诉她，晓兰，你是混血儿，有日本血统。
　　那是她第一次听说自己与日本有关，但父母谁是日本人？做什么的？去哪里了？全然不知。
　　在东北烈士子弟小学，课本里都是日本侵略者犯下的滔天罪行。下课后，学生们穿着白衣蓝裤，戴上红领巾，去隔壁的东北烈士纪念馆打扫卫生、参加爱国宣传。
　　看到日军给中国带来的苦难，刘晓兰不禁毛骨悚然，对自己的身份也愈发疑惑。
　　可偏偏同学们都知道她有日本血统。女生们喊她“小日本”，这种称呼在当时虽然没有恶意，却像一粒石子，在刘晓兰心中掀起波澜。
　　小学四年级，最难为情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那次学校举行忆苦思甜教育活动，请来市里的劳模给大家做报告。
　　劳模是一位妇女，她的丈夫是抗日游击队队长，孩子被日军杀死，不满12岁的女儿被强奸，之后不知去向。
　　说到伤心处，妇女哭了起来，孩子们也发出抽泣声。突然，一个男孩指着刘晓兰大喊，“这个家伙是日本鬼子！她是小日本！”
　　事情发生只有短短几秒，对刘晓兰却很漫长。
　　她已经想不起来那天报告会是怎么结束的，只记得晚饭时自己没吃几口，就跑到院子角落默默哭泣。
　　随后赶来的老师安慰，“你妈妈就算是日本人，但她一定不是坏人，否则你也不会进入这所学校。”
　　几年后，老师的话在二叔那里得到进一步印证。
　　和邻居家孩子发生争执的那天晚上，他郑重告诉侄儿侄女，“你们的妈妈确实是日本人，不过是来参加抗日的日本人。你们的爸爸也是值得尊敬的人，你们应该为父母感到骄傲。”
　　二叔还拿出一本发黄的相册，里面有刘晓兰父母的订婚照，以及夫妻俩在东京、横滨、重庆时的相片。
　　“父亲高大帅气，挺有气魄，母亲比较瘦小，尤其是在重庆的时候。”那是刘晓兰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父母的形象，感觉更像见到两个陌生人。
　　尽管没有感觉到特别亲近，二叔的话，还是让两个孩子对父母有了更多好奇。
　　刘星曾央求二叔讲得再详细一些，但二叔很谨慎，只说他们的父母已经过世，葬在佳木斯。老照片是遗物，长大了会还给他们。
　　刘晓兰后来才知道，因为留学日本的经历，当时二叔已被打成“右”派，处境很艰难。
　　那也是她学生时代最后一次去二叔家——不久之后，二叔一家被赶出公主岭，去了偏远地区劳动改造。
　　20多年后，恢复自由身的二叔信守承诺，把遗物交还给了侄儿。其中，就包括一块写有七言绝句的红丝绢：“茫茫四野弥（黮）暗，历历群星丽九天。映雪终嫌光太远，照书还喜一灯妍。”
　　这是郭沫若1941年在重庆时写给绿川英子的题词。上世纪80年代，兄妹俩把这件号称极具历史价值的遗物捐给了佳木斯市博物馆。
　　1961年春节，刘晓兰是在三叔刘维箴家度过的。三叔家在辽宁本溪桥头镇，那也是刘仁的故乡。
　　“我比不上你爸爸，不认识几个大字。”三叔时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事实上，三叔毛笔字写得非常好，人也能干，正因如此，才能在三年自然灾害中保全一家老小十多口人。
　　通过三叔，刘晓兰得知，刘家在桥头镇原本也是大家族。
　　她的祖父刘汉臣，早年给在华做生意的日本人当过跑堂，会一口流利的日语。成年后，他继承家业，经营药铺、开办粮油加工厂，把长子刘仁和次子刘维送去日本留学。
　　1938年，秘密从事抗日活动的刘汉臣被日军杀害。刘晓兰说，祖父死得很悲惨，他是被装麻袋里，让人用铁棍活活打死的。临死前，祖父一直在破口大骂日本人。
　　也是在桥头镇，刘晓兰“意外”认识了一个人。三婶告诉她，“这是你妈妈。”
　　原来，作为家中长子，刘仁13岁时就娶了一位童养媳。对方比他大5岁，还为其生育了一个女儿。
　　刘晓兰的母亲绿川英子得知这件事时，已和刘仁结婚多年，两人也有了儿子刘星。“原配”则一直生活在老家，对刘仁的新家庭几乎没有打扰。
　　父母去世后，刘星先是跟着二叔生活，后来投靠同父异母的姐姐。可惜姐姐30多岁就去世，兄妹二人先后担负起照顾这位老人的义务。
　　上世纪70年代，刘晓兰曾把老人接到身边，共同生活了8年。
　　她曾问老人，恨不恨父亲？为什么一直不改嫁？
　　对方回答，“除了你爸爸，我再也没有遇到过一个能看得上的男人。”
　　望乡之星
　　爸爸妈妈到底是怎样的人？
　　1980年，随着一部叫做《望乡之星》的电视剧播出，刘晓兰才对他们有了相对全面的了解。
　　此前的1972年，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中日恢复邦交。1978年8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两国关系也进入“蜜月期”。　　电视剧《望乡之星》剧照。
　　电视剧《望乡之星》由中日合拍，邓小平题写片名，中国演员高飞和日本演员栗原小卷分别扮演刘仁和绿川英子。
　　这部剧播出时，刘晓兰正在祖国的大西北。
　　1964年，她考上了唐山铁道学院电机系，憧憬着成为一名电气工程师。平静的大学生活只持续了不到两年，“文革”爆发，学校也进入“非常状态”。
　　那是一段理性被狂热占领的年代。对此并不热衷的刘晓兰躲到了图书馆，是别人眼中“看书太多，中毒太深”的异类。
　　临近毕业时，作为被贴过“大字报”的问题学生，她和后来成为丈夫的大学恋人毕业后被分配到兰州铁路局中卫分局，进入当地铁路子弟学校教书。
　　“全校就我们四个大学生。”刘晓兰说，当年整个中卫都没有电视机。为了看到和父母有关的电视剧，她坐了两小时火车赶到银川。
　　也是因为这部电视剧，刘仁和绿川英子被更多人所熟知。
　　1933年，24岁的刘仁东渡日本，进入东京高等师范学院（现“筑波大学”）攻读英语。在当地一个世界语学习班，他邂逅了21岁的绿川英子。
　　绿川英子’是她用世界语给自己取的名字，意思为‘绿色的五月’。”刘晓兰说，母亲曾就读于奈良女子大学，早早就加入当地的左翼文化组织，之后从事世界语翻译工作。
　　1936年，绿川英子不顾家人反对与刘仁结婚。不久后，日军侵华的野心暴露无遗，刘仁不愿在祖国危急的时刻袖手旁观，决心回国。绿川英子也登上了开往中国的渡轮。
　　他们在中国的第一站是上海。两人加入了上海无产阶级世界语联盟，并积极投入到世界语杂志《中国在怒吼》的创刊工作。
　　日，上海爆发“淞沪会战”。目睹这一切的绿川英子用世界语写了散文《爱与憎》，揭露侵略者的残忍暴行：“美丽的城市变成废墟，尸骨堆积如山，其中不少是妇女和婴儿。不幸的是，这些屠杀中国人民的士兵也将成为日本法西斯的牺牲品……”
　　上海沦陷后，刘仁夫妇辗转于广州、武汉、重庆等地。绿川英子成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的一名日语播音员。
　　“这里是中国广播电台，现在开始对日本士兵进行广播。”每到傍晚7点，一个坚定甜美的声音就会通过电波传向四面八方。
　　电波中，绿川英子子劝告同胞，“你们不要错误地洒下自己的热血，你们的敌人不在大海的这边。”“杀害无辜人们的人必将导致自己的死亡，真正的爱国之心绝不与尊重他民族的精神相对立！”
　　很多年后，刘晓兰常常想，母亲作为一个日本人，是怎样在当时的处境中坚持下来？
　　1938年11月，来自日本的媒体《都新闻》发表了题为《娇声卖国奴的真面目：操流利日语、面向祖国恶言毒语、赤色败类长谷川照子》的文章。
　　在日本的外祖父一家不断遭到辱骂，家门口被钉上“卖国贼”的牌子。还有人写恐吓信，要求他们“引咎自杀”。
　　可是绿川英子依然在中国继续她的理想和事业。
　　武汉沦陷后，她和刘仁前往重庆，一边继续对日宣传，一边参与东北救亡总会《反攻》杂志的编辑、印刷和发行。
　　她还经常参加以郭沫若为首的文化人街头演说，去重庆郊区的日本士兵俘虏教育进行和平演讲。
　　抗战胜利后，刘仁和妻子在上级的指示下，参与东北复兴工作。他们先是抵达哈尔滨，后因内战激化转移到佳木斯。两人被任命为东北行政委员会社会调查研究员，新的生活开始了。
　　这时，绿川英子发现自己又怀孕了。考虑到已经有两个孩子，生活拮据、工作也很紧张，夫妻俩决定拿掉胎儿。
　　“当时做流产手术是要向组织报告的。”刘晓兰说，父母的申请刚开始被委员会以技术设备和医疗条件不足为由否决了，但他们还是私下前往医院实施手术。
　　1947年1月，绿川英子因手术失败引发感染去世，年仅34岁。
　　失去爱妻的刘仁精神接近崩溃，他每天守在停放绿川英子遗体的小屋里，哀叹流泪，一个月后都不肯将其下葬。1947年4月，37岁的刘仁奔赴黄泉。
　　1968年1月，刘晓兰借助“文革”期间“全国大串联”的机会，前往佳木斯寻找父母的墓地。
　　冰天雪地的北国小城，她和堂妹在烈士陵园连续找了三天，始终没有收获。仿佛用尽了所有力气，回到三叔家后，刘晓兰大病一场，心里有说不出的空虚。
　　再次踏上佳木斯的土地，是1983年夏天。
　　接上级指示，佳木斯政府通过考古人员和刘仁弟弟刘维的反复寻找核对，确认了刘仁和绿川英子的坟墓，重新为二人修建合葬墓。
　　新修建的墓碑坐落在佳木斯四丰山风景区的水库旁边。
　　墓碑由大理石打造，正面写有黑龙江原省长陈雷的亲笔题词：国际主义战士绿川英子暨刘仁同志之墓。墓碑背面是刻有两人事迹的精美碑文。
　　蜜月期
　　中日关系的修复，不仅让刘仁和绿川英子的墓碑重见天日，也给刘星和刘晓兰的人生带来转折。
　　1980年秋天，铁道部下发通知，将刘晓兰调回北京工作，新单位是北京二七机床厂。差不多同时，刘星也从四川调回，进入北京工业大学任教。
　　此后不久，刘星前往日本留学，一年后返回中国。1984年，刘晓兰也踏上了赴日留学的道路。
　　年近40岁才赴日留学，这对刘晓兰来说，不是一个突然的决定。
　　从小到大，“日本”这个词不断被提起，也悄悄进入她的心底。少年时，她曾瞒着同学，偷偷跑到日本残留妇女在哈尔滨工作的地方，想寻找些什么。
　　稍微大一点，她更加好奇的是，日本到底是什么样子？母亲在祖国还有没有亲人？
　　1976年，“文革”结束，刘晓兰根据外公在日本工作的地址邮寄了一封信，尝试寻找亲人。
　　两年后，来自日本的世界语友好代表团访问北京，其中就包括刘晓兰的姨妈，也就是绿川英子的姐姐长谷川幸子。
　　与姨妈相认，是在首都国际机场。当姨妈握着她的手、流着泪说“晓兰和照子一模一样”时，刘晓兰终于确信，自己是日本人的孩子。
　　在中日关系备受瞩目的上世纪70年代，绿川英子的孩子与日本亲属相见一事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很多人将其视为中日友好时代起步的最佳一幕。
　　1979年，在日本世界语界、文化艺术界、政界等各方人士的募捐下，刘晓兰和哥哥踏上了访日旅途。
　　初到日本的记忆并不美好。
　　刘晓兰不懂日语、此前也从未踏出过国门，看到簇拥的人群、川流不息的车辆以及精致丰盛的日本料理，头昏脑胀、连水都难以下咽。
　　有趣的是，十天后她回到北京，不适症状消失得无影无踪，身体完全恢复正常。
　　如果说第一次去日本是走马观花，刘晓兰则希望对母亲的祖国有更多了解。5年后，她再次启程，开启两年半的留学生涯。
　　成为长谷川
　　1984年，第二次去日本，刘晓兰刚开始感觉依然不好。
　　当时的刘晓兰，在东京电气通信大学学习计算机知识，平时借宿在远房亲戚家。这位远房亲戚是位社会活动家，经常带着她外出募集学费。
　　“感谢大家，请多关照。”人到中年的刘晓兰用日语重复着自己能流利说出的唯一谢词，自尊心遭受着极大挑战。
　　在中国，她虽自幼失去父母，却凭着烈士遗孤的身份“理所应当”地享受特殊待遇。“文革”期间，她和爱人被“流放”到条件艰苦的大西北，但也是自食其力，乐享其中。
　　可是在日本，她要向别人伸手讨钱，内心难免失衡。刘晓兰讨厌自己的无能，又觉得自己过分虚荣和敏感，心情总是很压抑。
　　她向亲戚提出想利用假期打工挣钱，却被断然拒绝，“留学生打工是违法的，绿川英子的女儿在日本打工赚钱也不像话。”
　　为此，她搬出了亲戚家，住进了为中国留学生准备的宿舍，一边打工一边学习，难题也逐渐解决。
　　1987年早春，刘晓兰回到了北京。
　　彼时的中国，正初尝着改革开放带来的“硕果”。人们的腰包鼓起来，电视、冰箱进入寻常人家，“万元户”成为一种美好向往，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国门，体验与以往不同的生活。
　　据关亚新、张志坤所著《日本遗孤调查研究》显示，1972年—1980年，共有172名日本遗孤回日定居，携带家属690人。日本厚生省（负责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的部门，现改为厚生劳动省）统计，1985年—1995年，回日定居的日本遗孤达1468人，携带家属5899人。
　　刘晓兰也产生了定居日本的念头。她不否认自己对日本居住环境的好感，但更多是出于内心深处积累多年的“日本情结”。
　　这番心思，大概也只有同为混血儿的刘星能够理解。
　　兄妹俩商量，既然身上有一半日本、一半中国的血统，那就一个走、一个留，这样也不算背叛祖国。
　　1989年4月，刘晓兰三赴日本。她一边学习一边打工，同时以绿川英子女儿的身份申请恢复日本国籍。
　　5年后，国籍申请正式获得批准。当了40多年的刘晓兰的她，开始以长谷川晓子的身份，在另一个祖国度过下半生。
　　最近十多年，刘晓兰生活在大阪，主要工作是在大学教授汉语。她终究没有成为像母亲一样耀眼的人物，而是做着平凡的事情，过着简朴的生活。
　　“如果把我放到过去那个年代，也许会像母亲那样做。”刘晓兰说，现在的她更喜欢过平静的日子，有时间就到处旅行。
　　她说周游世界是青年时代明知不可实现但又不肯放弃的梦想，晚年能够成行，显得异常珍贵。
　　两个祖国
　　走过万水千山，每停留一处，刘晓兰都会想起哥哥。
　　1996年，55岁的刘星身患癌症在北京去世。昔日相依为命的兄妹，还是有一个先回到父母身边。
　　在刘晓兰眼里，哥哥一直很勇敢，对祖国的爱也更为深沉。而她自己，也常常在思考“两个祖国”这个略为纠结的命题。
　　这些年，刘晓兰多次接受中日友人委托，参与战争中“强行绑架劳工”、“随军卖身妓女”、“人体实验”等问题的调查，深知半个多世纪前那场战争带来的伤害远未结束。
　　这种感受，在此次中国之行中依然存在。
　　那是访问团一行9月12日抵达方正中日友好园林的时候。2011年，当地政府因为给日本开拓团亡者立碑的事情，引发强烈指责。如今，存在争议的墓碑早已拆除，园林大门平时紧闭，但仍无法消除一些人的“警惕”和“小心翼翼”。
　　“本来有一个简单的悼念仪式，最后还是取消了。”刘晓兰说，她理解中国人的愤怒，也明白日本人的心情。
　　毕竟，战争给中国人带来的伤害是深远的，而那些没能回到祖国的日本开拓团亡者，同样是战争的牺牲品。
　　或许是年龄和经历起到了作用，刘晓兰对父母一词也有了更真实的感受。
　　她写下这样的文字：“我越来越了解父母，了解他们的气质、品性、人格以及由此形成的勇气和正义感并非特殊之物，正像他们性格中的倔强、顽固、我行我素等缺点一样极为普通。”
　　每隔两年，刘晓兰会前往佳木斯。有时带团，更多时候是独自一人或与亲属同行。
　　此前的2009年，当地政府将刘仁和绿川英子的墓碑移到紧挨市区的佳木斯烈士陵园，更多人得以参观凭吊。
　　刘晓兰说，她喜欢佳木斯的夏天，通常小住三日，早晨逛自由市场，在充满活力的菜摊、小店享受喜欢的东北食品。
　　上午时，她会先去花店买两束花，一束献给革命烈士纪念碑，一束献给父母。遇到清扫人员，她还会上前表示谢意，或与陵园管理人员共进午餐。
　　日，这一幕再次出现。
　　那天阳光甚好，刘仁和绿川英子的墓碑前，19位远道而来的日本友人虔诚悼念，再次表达“不再战”的信念。
　　刘晓兰拿出准备好的毛巾，擦拭着墓碑每一处角落，嘴里喃喃自语，仿佛在和母亲隔空对话。
　　“母亲挺寂寞的，到死都没有回到故乡。”刘晓兰说，父母生前的好友曾告诉她，绿川英子去世前发高烧说胡话，讲的都是日语，最清楚的一句是在喊“妈妈”。
　　小城佳木斯，松花江穿城而过，这让她又一次想起母亲。
　　那是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身在重庆的绿川英子跑到江边散步。她独自一人把脚浸在水里，默默望着东流的江水……
　　刘晓兰觉得，母亲当时的心情一定很复杂。（来源：中国政库）
本文来源：澎湃新闻网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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