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户路标准超出距离要多少钱1平方米?

先锋户联: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良性互动的“逍林经验”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党的基层组织是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基础。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如何推动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实现良性互动,成为一项亟待破解的重大现实课题。2016年5月以来,浙江慈溪市逍林镇党委探索实施“先锋户联”行动,通过加强网格支部建设、党员联户制度、党员联户促廉、党员积分制等基础工作,推动重心下移、力量下沉,有效联系服务群众,提升基层治理水平,趟出了一条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有机结合、良性互动的新路。
  “逍林经验”的三个背景
  近年来,随着经济转型、社会转轨进程的加快,基层党组织既面临“四大危险”和“四大考验”,又面临利益主体多元、群众诉求多样、社会发展多变等挑战。特别是对乡镇这一级来说,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任务更为艰巨。
  逍林镇地处东海之滨、杭州湾南岸,北距上海170公里,东邻宁波58公里,西离杭州154公里,是长三角南翼环杭州湾地区沪、杭、甬三大都市经济金三角的中心。这里文化底蕴深厚,镇域经济发达,先后被评为中国千强镇、国家级生态镇、浙江省级中心镇、浙江省文化强镇。近年来,随着宁波北扩、慈溪东延以及市级重点项目相继落户,逍林在加快转型发展、跨越崛起的同时,和其他乡镇一样,面临加强基层党建、创新基层治理的紧迫任务,突出表现为“三个能力”有待提高:
  推动发展服务群众的能力有待提高。不少薄弱村、矛盾多发村、情况复杂村的基层党组织攻坚能力和推动发展能力弱。党员教育管理方式呈现重形式轻内涵倾向,与中心工作、重点任务结合不够。党员活动临时性较强,缺乏义务性,在部分村(社区)出现了组织生活内容虚化、党员职责泛化、党员能力弱化等问题。基层党员身份模糊化,基层党员除了能够定期参加集中学习、党日活动外,在日常生活中较少起到先锋模范作用,服务群众的意识不强和能力不足等问题日益凸显。
  基层党员教育管理的能力有待提高。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八项规定”、“两学一做”等一系列从严治党措施的出台和落实,特别是宁波、慈溪两级开展的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党内政治生态焕然一新,党员规矩纪律意识明显改进,体制内的党员更是在思想和行动上得到了全面规范和提升,党在群众中的形象得到进一步认可。但一些游离于体制外的党员较难约束和监管,且在基层党员中所占比例较大。如何将这些游离于体制之外的普通党员组织好、教育好、监管好,成为必须面对的课题。
  共同参与基层治理的能力有待加强。基层人力物力财力有限,在基层治理上社会动员不足。在逍林镇的村一级,每个村基本是7-9个专职干部,再加上一些辅助人员,总共10来个人,却要维护着近万人的村庄正常运转,随着社会管理、服务职能不断下沉,村级的工作空前繁重,出现了人员严重不足的困境,治理难度越来越大。
  “逍林经验”的五个做法
  基层党员的特殊作用如何发挥,是逍林镇加强基层党建、创新社会治理的关键难题。为此,逍林镇在组织1200余名村干部、党员在学习研讨的基础上,以“试点探+全面推”相结合的方式,结合实际,因情制宜,启动了“先锋户联”行动。
  通过“织密网”,构建组织体系。聚焦网格支部体系和党员联户体系建设,从2016年5月起,在全镇建立50个网格支部,85个标准化党员中心户,将网格内的党员全部与农户联系,共落实1161名农村党员与13611户农户的结对关系,构建“镇党委-村党总支-网格支部-网格党小组-党员-联系户”的组织体系,形成了基层党员“做什么、怎么做、争着做”的工作导向。在此基础上,探索开展“先锋促廉”工作,进一步明确基层党员“必须做、禁止做、自律做”“三条底线”,制定党员日常行为“十条红线”。在网格支部设置上,突破原来行政村按照工业、农业、老年支部向片区党支部发展的模式,新的网格党支部以片区党支部模式为雏形,重建行政村党支部,将支部建立在网格上。以福合院村为样本,按照社会综治的网格设置,将网格内居住的党员全部纳入网格支部,每个网格支部实行“3+3+2”的工作机制,即3个支委(1个书记、2个支委),按照10人左右一组划分3个党小组,2个联系干部(1个镇干部、1个村干部),同时将网格内的在职党员和外来流动党员纳入支部管理,确保党员全覆盖。为确保更多普通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每个网格支部又选择1-2个条件较好、声望较高、能力较强的党员户作为党员中心户,形成了村党总支委员联网格、网格支部委员带党员、党员联群众的网格化管理格局,为信息的上传下报及工作的督促指导畅通了渠道。在党员联户设置上,改变原来党员联户流于形式的缺陷,将党员联户体系进行重新设计,按照全村党员包干联系全村所有农户的总体要求,以网格为单位,党员负责联系网格内所有农户。在联户名单的确定上,按照“近、亲、便、助”的原则,采用党员自行申报和党组织委派等形式,将网格内的农户全部联系到党员,原则上每个党员联系10户左右。此外,对年老体弱、行动不便、外出流动的党员,根据实际情况,经网格支部党员会议确定后,不作联户要求,在党员积分制考核办法中作适当区分。
  通过“理清单”,标明责任体系。明确落实以宣传政策、反映民意、化解矛盾、服务大局、参与共治等为主要内容的联户党员“五方面”职责清单,完善以“一卡一本一岗一群一会”为内容的“五个一”工作清单。“一卡”,即向每位联系农户发放一张“党群联心卡”,公开联户党员姓名、服务事项、联系电话,方便群众联系,目前已累计发放8400余张;“一本”,即联户党员人手一本“走访记录本”,记录走访联系内容和群众呼声,把群众意愿记在本上、放在心里,做到有案可查、有据可寻;“一岗”,即“先锋户联岗”,在网格支部认领网格区域内热点难点问题和中心工作基础上,为每位党员设岗定责,并在村公开栏、网格支部及党员家中“三级亮相”;“一群”,即“党员+微信群”,自上而下建立以村各网格支委、网格支部党员、党员与联系农户为主要对象的三级微信群,通过网上网下互动的方式加强交流沟通和处理问题的高效性、便捷性;“一会”,即由网格支部每月召开一次“对账交流会”,对支部认领的镇村中心工作和党员认领的岗位职责进行对账,并交流联户党员的走访情况,对反馈的问题即知即改。同时,细化了收集、分类、流转、督办、反馈“五步走”的流程清单。“收集”,即联户党员通过圆桌夜谈、上门走访等形式听取联系对象生产生活情况及对镇村工作的意见建议;“分类”,即按照问题类别、难易程度分层分类;“流转”,即对收集到的问题实行首问负责制,做到能解决的当场解决,难以解决的逐级反馈给联系网格的镇村干部;“督办”,即由联村领导牵头,对问题进行跟踪管理、限时督办;“反馈”,即对问题办理结果逐级向提交问题者反馈。截至目前,联户党员已累计反馈基层社情民意1530多件次,解决群众问题1380个,基本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通过“多制度”,健全运行机制。网格支部认领网格区域内热点难点问题和中心工作,按条目式在网格支部公开栏予以公示,并注明责任党员和实施进度。落实“一员双岗”党员认岗工作,为每位党员设岗定责,积极认领公益性服务项目或服务岗位,经常性为网格内农户提供帮扶。重点发挥党员在“五水共治”、“三改一拆”和美丽乡村建设中的先锋模范作用,并在网格支部公开栏、重点道路与河道予以公示。目前,全镇党员已认领“五水共治河道巡查员”、“环境整治监督保洁员”等先锋户联岗720余个。如在镇域范围内明确240余名网格支部党员为“百米微河长”,对市镇两级河道实行“1+X”管理,即1名总河长及若干名“百米微河长”相结合的巡河方式,通过分段包干确保河道全域的无缝监督,刮起了一阵党员带头亲水、护水、治水的“红色旋风”。又如在全市农村环境整治百日行动中,新园村全村分8个整治责任区,每名村干部包干1个责任区,每个网格支部认领2个责任区,各责任区按照进度目标组织党员认领责任岗,全面提升了村庄环境。进一步强化党员的责任意识,推进党员亮相工作,在村公开栏、网格支部以及党员家中进行三级亮相。此外,要求每个网格支部每年召开一次组织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及民主评议,明确自身短板,抓好整改落实。“先锋促廉”工作,弘扬正能量,党员先锋引领、比学赶超重担当,推进了乡风、民风、家风“三风”激浊扬清。在全镇“三改一拆”、“五水共治”、小城镇环境综合治理、“低小散”行业整治、上林湖申遗迁坟等重要工作任务中,全体党员均能顾大局、识大体,均能带头拆、带头治、带头整、带头迁,走在前列,冲在一线。做好欢庆喜事、婚丧嫁娶等移风易俗工作,大兴节俭文明之风,坚决杜绝出现铺张浪费等现象。目前已有9名党员签订承诺书,1名去世党员履行了这一承诺,3名基层党员与市红十字会签署眼角膜捐献协议。积极倡导好家风、培养好学子,振兴、福合院、林西等九个村都设立优秀学子奖励基金,通过村企结对,近三年共对181名高考中取得优异成绩的学生发放36万元奖励基金,并每年召开“优秀学子、文明家庭、青春党员”座谈会,交流优良家风、家训。
  通过“积分制”,强化动力支撑。各村党总支从实际出发,优化党员积分制考核办法,摒除突击式积分现象,树立常态化的服务积分理念,重点将党员积分制落实到网格支部、落实到联户作用发挥中,明确党员在网格支部中必须担任的职责和发挥的作用,特别是党员在“五水共治”、“三改一拆”等中心工作中发挥的核心作用,在党员积分制中予以明确。此外,为激励引导各网格支部在争先创优中的责任意识,对各网格支部推行星级党支部评定制度,村党总支根据网格支部党员在规范运作、作用发挥、配合上级等方面,适当参考网格干部、村民代表评议情况,对网格支部进行综合评定,每年在公开栏进行公示。与积分制管理相衔接的是奖优罚劣制度,根据党组织的星级评定结果,给予分级的党建经费补助,对于星级评定排名末尾的网格支部,对支部负责人进行诫勉谈话,连续两年排名末尾的进行组织调整。同时,在党员中开展先锋党员评定以及不合格(警示)党员处置工作。
  通过“明权责”,推动同频共振。对联户党员进行确权明责。各村从实际出发对《村规民约》进行优化,赋予其一定的权力与责任,如负责联系农户各类审批意见的把关权、各类评先评优的提名权、农户享受村级福利待遇的否决权、入党积极分子推荐权等。同时,联户党员必须承担起行使权力的对等责任,公正客观地反映基层真实情况,确保相关权力能够合理合法使用,也在一定程度上配合了国土、民政等部门的工作。如福合院村在开展“和美家庭”评比中,赋予联户党员提名权等权利,实现了党员“话语权”和“责任权”的同频共振。
  “逍林经验”的五个实效
  逍林镇以“先锋互联”为抓手,以深化基层党建创新引领基层治理水平提升,以基层治理成效检验基层党建创新成果,推动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有机结合、良性互动,取得了明显实效。
  主动亮相,责任田得到深耕。通过网格支部建设和联户制度建设,“先锋户联”行动在逍林镇全体党员中已经形成共识,绝大多数党员都在深耕自己认领的那份“责任田”。“先锋户联”行动要求每位党员必须在村公开栏、网格支部以及党员家中进行三级亮相,在强大的制度约束和舆论监督的压力下,重塑了党员的身份意识和责任意识,在率先垂范中走到了群众的前面。如破山村第五网格支部书记岑伟江针对村民建房引发的积怨性矛盾,不厌其烦上门沟通,帮助村里化解了“老大难”问题。在三改一拆行动中,新园村第一网格支部党员岑爱芬率先垂范,带头拆除150余平方米违法建筑,党员楼建宁出资植绿补绿100余平方米,赢得了村民的一致好评。
  以事练人,服务力得到提升。一是实现了工作重心的下移。“半行政化”、行政化的办公模式一定程度上隔阂了基层的党群关系。逍林镇党员联户制度,是践行群众路线的有力举措,搭建了党群连心桥。村民们普遍反映,此前反映问题时首先想到的往往是村干部。现在“就近就亲”的联户党员带来了反映和解决问题的“就便”效果。这一点,从水云浦、振兴、逍路沿等村网格支部党员自发设立红色慈善基金中就可见一斑,党员自掏腰包对有困难的农户进行重点帮扶,切实打造了“党群一家亲、党员在身边”的氛围。二是切实增强了基层党组织的工作执行力。“先锋户联”制度设计着重于解决村民反映的小问题,哪个路灯不亮了、哪块窨井盖破损了、什么地方的垃圾箱出现了问题等村民反映的民生小问题。相对于基建、土地征迁等大问题,小问题的优势在于既不超出基层党员、党组织的能力范畴,也利于小中见大、积沙成塔,在群众中树立起“党员在身边”的意识,赢得村民对联户党员的尊重和对联户制度的认可,增强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如福合院村第五网格支部党员针对村内道路“韩中弄”狭小不便、坑洼破损等实际,带头拆屋“让地”、带头自发捐款、带头宣传号召,顺利实现了道路的拓宽和硬化,破解了积郁群众心头20多年的历史遗留问题。三是以优良党风带动民风转变。随着“先锋户联”行动的持续深入开展,党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通道全面打通,党风社风民风为之焕然一新。带动创设“微信说事”体系,分级分片建立“逍林大家庭”、“逍林某某村管家群”等“村民说事”微信平台13个,实现了“村民说事”相关工作处置反馈全过程信息化、实时化、透明化。带动创设“姐妹驿站”、“青年说事”平台,通过60个“姐妹驿站”、28个“青年说事”的“议、谋、帮”作用,实现了倾听、解决群众需求渠道的扁平化、多样化、群体化。带动创设“先锋促廉”工程,制定出台党员“禁止做、自律做、引领做”三大底线,形成“守廉”、“护廉”、“倡廉”的行动自觉,唤醒了基层党员,特别是农村党员的“身份意识”、“责任意识”和“自律意识”,探索了“清廉浙江”建设在逍林践行的生动样本。
  挖掘潜力,力量池得到扩大。基层党员带头示范,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形成了共商共建的基层治理合力。以福合院村为例,全村常住人口4863人,流动人口6179人,但专职干部仅9人,即使投入镇干部的力量,仍无法满足需求。另一方面,全村有党员227名,除年老体弱、长期患病、行动不便和外出流动党员外,大约有150名左右党员的力量可以挖掘。通过网格化管理、党员联户,这150名左右的党员成为服务村级公共事务的一支可靠力量,打通了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毛细血管。此外,为发现培养村级后备干部搭建了平台、提供了依据。如新园村年轻党员岑沛,因其在农房两改、逍林大道整治中独当一面、乐于奉献,有力地推动了村重点工作的落实,赢得了组织和群众的认可,被推选为第一网格支部书记,现已当选为村委会委员。
  创新治理,规范化得到加强。一是提供了法治环境的支撑。村规民约是村民实施村民自治的基本依据,也是“先锋户联”行动的有机组成部分,为农村党建辅助了必要的法治环境支撑。党员深入农户,维护公共秩序就变得名正言顺。例如,福合院村村规民约第六条规定,“全体村民特别是党员、干部、村民代表要‘爱管闲事’,一旦发现违反规约的行为,要大胆制止。”二是有效促进了基层社会治理。联户党员与联系农户乡里乡亲,彼此之间知根知底,由此构建了相互信任的生活环境,有利于基层风险的苗头管控,也有效弥补了基层行政权力运行的不足。新园村辖区某工地进场多次遇阻,第二网格支部党员周锡邦挺身而出,协调23户所涉村民,解决思想疙瘩,有效破解了困扰多年的企业进场难题。在该村茶水锅炉供应点整治专项行动中,来自江苏盐城的一供应户存在抵触情绪,以跳楼相威胁,熟悉这位供应户的周锡邦再次发挥熟人的作用,经过劝说终止了违法行为。
  统筹协调,“接地气”得到落实。对党员积分制进行了优化,以认岗认责强制挂钩党员积分制,使积分制贯穿于全年,避免突击式积分现象。此前党员联户往往变成了一种“纯粹的报表”,联户党员对所联农户不熟悉,所联农户不知道有联户党员,上级组织对联户党员的联户情况也不甚了解。“先锋户联”行动使联户制度实现了真正的落地,三级公示、每月1-2次的联户走访活动和情况记录、每月一次的支部会议对账、每半年一次的星级支部评选等等,使每位所联农户清楚知道联户党员职责,并且享有监督和考评权,实现了党员联户制度的常态化管理。此外,实现了党支部网格与社会综治网格的“两网融合”,进一步强化了基层社会治理的网格化理念。此外,上级的农村专职干部制度、圆桌夜谈等也都实现了与“先锋户联”行动的有机衔接。
  “逍林经验”的三个启示
  逍林镇党委探索实施“先锋户联”行动,推动重心下移、力量下沉,不断增强联系服务群众能力,全面提升基层治理水平。在全国上下深入宣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当下,“逍林经验”对各地尤其是乡镇一级如何结合本地实际,加强基层党建,创新社会治理,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和推广价值。归纳起来,有以下三点:
  加强组织体系建设,破解基层党员“怎么做”的问题。从组织体系上解决管理中的缺位问题,是加强基层党建、创新社会治理的基础。逍林镇在“先锋户联”行动中,布局组织架构,形成“镇党委—村党总支—网格支部—党小组—党员—联系户”的组织体系。在此基础上,每个网格支部建立日常联系和交流工作机制。以网格为单位,按照“近、亲、便、助”原则,将网格内的农户全部联系到党员,使党群联系的层级更加清晰,组织任务更加明确,党群覆盖面更加广泛,确保基层治理的触角延伸到社会最末梢。
  加强责任体系建设,解扣基层党员“做什么”的难题。压紧压实压细工作责任,强化担当作为,推动工作落实,是加强基层党建、创新社会治理的关键。逍林镇在“先锋户联”行动中,明确联户党员宣传政策、反映民意、化解矛盾、服务大局、参与共治“五方面”职责清单和收集、分类、流转、督办、反馈“五步走”流程清单。与此同时,持续完善“一卡一本一岗一群一会”“五个一”工作清单,做到群众诉求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切实打通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真正实现联系群众“不掉线”,服务群众“零距离”。
  加强制度体系建设,营造基层党员“争着做”的氛围。健全制度体系,用制度倒逼基层党员落实责任、推动工作、约束行为,是加强基层党建、创新社会治理的保障。逍林镇“先锋户联”行动是一个制度的整合平台,本身并未出台多少新的政策规定,更多的是将之前的涉及基层治理和党建的政策进行有效整合,重新焕发制度活力。通过优化认岗认责、党员联户、确权明责、党员积分、星级评定、奖优罚劣等制度,尤其是针对以往党员联户“重义务轻权利”、缺乏可持续性等弊端,从实际出发优化《村规民约》,使“先锋户联”行动权责平衡,党员服务力和话语权同频增长。基层党员在强大的制度约束和舆论监督压力下,重塑身份意识和责任意识,以解决民生小问题为主,在群众中树立起“党员在身边”的意识,搭建村党组织与群众之间的桥梁纽带,成为服务村级公共事务的一支可靠力量,有效打通基层社会治理的毛细血管,缓解村级治理中人手资源不足的问题,为发现村级后备干部提供依据,形成了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一盘棋”的生动局面。(金雄伟 李志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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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搜狐热点“晋江经验”观察:一双鞋启示一条路
来源标题:“晋江经验”观察:一双鞋启示一条路 | 庆祝改革开放40年
首发:7月13日《新华每日电讯》调查&观察周刊
庆祝改革开放40年
&触摸&标杆
在东南沿海贫困落后的小渔村,一群祖祖辈辈以种田捕鱼为生的农民,凭借&一双鞋子&闯天下,打造了一个年产值逾千亿元的制鞋产业基地,安踏、361&、特步等上百个运动品牌都诞生于此&&
这座曾安心生产&贴牌鞋&的&中国鞋都&,在亚洲金融危机后的产业大洗牌中转型做品牌、重金请明星代言,终于浴火重生。晋江已连续17年跻身全国百强县市前10位,为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鲜活样本
&不做中国的耐克,要做世界的安踏&
晋江品牌之旅:从冒牌货到名牌鞋的嬗变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刘荒、李坤晟
&中国鞋都&折冠封都的角逐,是从福建晋江开始的。
晋江人称,即便2001年未被中国皮革和制鞋工业研究院等机构评为&中国鞋都&,年产16亿双运动休闲鞋、占据国内40%的市场份额的晋江,也有资格扛起这块金字招牌。
彼时,鞋业历史悠久、生产体系完整的浙江温州鞋商抱怨&自己煮熟的鸭子却飞到晋江人的锅里&。半年后,温州终于从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及中国皮革工业协会,争回一顶官方色彩更浓的&中国鞋都&桂冠。
然而,&封都之战&并未偃旗息鼓,后来又在广州、成都、重庆等地轮番上演。
晋江品牌已是体育用品卖场的主角之一。(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相较于&中国鞋都&这个半官方的城市名片,人们似乎对安踏、361&、特步、乔丹等体育品牌更加熟悉。由孔令辉、李永波、周杰伦等文体明星代言的&安踏,我选择、我喜欢&&361&,多一度热爱&和&Deerway,on the way&等品牌广告,激发了人们对晋江这座千年古城的好奇。
一群祖祖辈辈以种田捕鱼为生的农民,凭借&一双鞋子&闯天下,将这片东南沿海贫困落后的小渔村,打造成年产值逾千亿元、培育上百个运动品牌的制鞋产业基地,连续17年跻身全国百强县市前10位。
从冒牌到贴牌再到品牌,晋江鞋业识时通变、浴火重生,为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鲜活样本。
晋江鞋材市场&中国鞋都&未来或被国际鞋纺城取代。记者李坤晟 摄
&冒牌鞋&:没有品牌的&品牌危机&
也许是传承千年的移民基因,塑造了晋江人爱拼敢赢的性格。
史载,西晋时期为避战乱逃难而来的中原士族,因怀念旧朝故国,遂将其迁徙栖居水域改名晋江。明代以来大批乘桴浮海&下南洋&的晋江人,族源意识强烈,又将晋江变成著名的&侨乡&。当地人有一种说法,称晋江本土生活着100万晋江人,海外却有300万晋江人。
晋江鞋业的兴起,源于改革开放与&侨乡&特色的奇妙结合:没有穿着时尚的华侨回乡,当地人不会把注意力放在鞋子服装这些&小洋货&上;没有国家鼓励的&三来一补&经营模式,他们也没有现成的条件学会做鞋制衣。
1979年3月,晋江县陈埭镇洋埭村村民林土秋等14人,以人均2000元标准&联户集资&,创办了&洋埭服装鞋帽厂&,敲出第一双&晋江鞋&。
由于手工制鞋技术门槛低、资金投入少,村村户户都兴起小作坊。村民们把侨胞馈赠或走私过来的鞋子当样品,连心疼带算计地拆开模仿。不足39平方公里的陈埭镇,很快就聚集了上千家大大小小的制鞋小作坊。这支由锤子、剪刀和缝纫机装备起来的陈埭农民制鞋大军,点燃了乌边港两岸制造业的星星之火。
由于短缺经济造成供应严重不足,没有商标的&晋江鞋&照样不愁销路。侨乡独有的信息优势,使这些&国产小洋货&在外形设计、制造技术上更有竞争力。这些&目不识标&的草根创业者,似乎只关心赚到自己手里的钱,并不在乎穿在别人脚上的鞋,更遑论鞋子的品牌。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在晋江市档案局查阅到,1984年晋江县(含后来析置的石狮市)共核准注册商标5个,此前几年均无注册记录。可见,商标起步之晚、品牌意识之弱。
由于材料、技术和工艺不过关,有的鞋子没穿几天就脱帮穿底;特别是卖到北方市场后,因空气干燥、气温低而开裂的现象比比皆是,被消费者怒斥为&三天鞋&&过街鞋&。
一无品牌、二无品质的&晋江鞋&,开始遭遇没有品牌的&品牌危机&。市场萎缩、产品滞销,消费者投诉不断。一度颇受追捧的&晋江鞋&,变成质量低劣&残次品&的代名词。
&最难过那段日子,客户一听说销售员是晋江来的,二话没说,扭头就走。&这段惨痛的经历,晋江邦威体育用品发展公司创始人蔡金辇至今记忆犹新。
无独有偶,此时沿海北上逾500公里的浙江温州,也因制售假冒伪劣的&星期鞋&&纸板鞋&而声名狼藉,深陷产品信誉危机。
痛定思痛,敏锐的晋江人幡然醒悟:劣质低价的&三天鞋&长不了,卖得越多,死得越快。他们开始对品牌价值有了更直观的认识:有牌子的鞋比没牌子的鞋价格高,洋牌子鞋比国产鞋价格更高。
原来,&三天鞋&主要是胶水质量不过关,加上很多农民不懂皮革和塑料的用胶不同,只要是胶水就往鞋上涂,造成胶水开胶、鞋底脱落等质量问题。
蔡金辇和许多乡亲一样,终于弄懂&没有质量就没有市场&这个道理。在保证胶水质量前提下,他还采用老师傅过去做布鞋的方法,用线绳把鞋底缝得结结实实。
虽然在别人看起来,这样做既费工夫又加成本,这位村党支部书记却算明白另一笔账:产品质量好了,顾客信心来了,鞋价会跟着质量一起涨上来。
为了与市场上的劣质鞋区分开,蔡金辇给自家鞋子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叫&信得过&,并将这三个字的拼音字母印在鞋上。
&这是我家的第一双品牌鞋!&说话时,他的眼里流露出一丝得意的神情。
然而,并不是给产品起一个好听的名字就叫品牌。对于这些刚刚放下锄头、收起渔网的农民来说,品牌建设持续的智力投入,无疑是个天大的难题,远非一些专家学者阐述理论时那样轻松。
与其继续仿制饱受市场诟病的&三无产品&,不如索性做连商标和包装都齐全的&冒牌鞋&。一些热衷于投机的鞋商找到了抢占市场的&秘密武器&。市场上开始充斥大量的&冒牌货&。
1991年9月,一家香港公司在国内注册的&MOHAWK&鞋商标遭到侵权,晋江工商部门顺藤摸瓜,一举查获制售假冒商标标识和产品的各类鞋企47家,其中涉及&MOHAWK&商标的38家;1992年8月,陈埭镇召开查假治劣大会,当场销毁伪劣假冒商品6700件,冒牌商标标识15万件。
&当时主要抓典型案例教育大多数群众,引导企业自创品牌走正路&,已逾古稀之年的林树榜,自1984年从部队转业任晋江县县工商局长以来,在这个职位上一干就是17年。
&我们工商部门不是要管死,而是要管活!&他至今讲起话来仍然底气十足。
&贴牌鞋&:&耐克学徒&的冷板凳
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讲话,为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确立了方向,市场化改革加油提速。第二年,首次&汪辜会谈&在新加坡举行,海峡两岸经贸合作全面进入新阶段。
当时,亚洲&四小龙&制造业陆续迁入中国大陆,全球第三次产业转移进入规模化阶段。控制全球80%以上品牌鞋生产和贸易的台湾制鞋业,抓住两岸政策和市场双重约束渐次放开的机遇,加快制鞋产业向大陆转移的步伐。
正苦于&冒牌之路走不通,品牌之路不会走&的晋江鞋商,很快嗅到了全球制鞋产业转移的商机&&依靠与台湾隔海相望的地理优势,以及充足、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还有大批早年从晋江移民台湾的台胞,晋江完全有条件成为承接台湾制鞋产业转移的首选地。
虽然此前已有台胞投资建厂,耐克、阿迪达斯等国际品牌也相中晋江,但大多为前期市场布局,产能建设规模有限。
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使晋江鞋业迎来新一轮的产业发展机遇期。一种按外贸订单组织生产的OEM代工厂模式,自此应运而生,既可以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又能绕开产品研发、市场营销等难题。在冒牌与品牌的鸿沟之间,晋江人找到了一个叫&贴牌&的通道。
很快,海外代工订单如雪片般飞来,如获至宝的晋江鞋企埋头苦干。&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相当一部分鞋商都在这段时期完成了原始积累。
安踏球鞋。(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由于订单持续增长,数以千计的制鞋小作坊决定增加投资,变身为风险小、成本低、利润来源稳定的代工厂家。尽管代工利润逐年下降,众多鞋商代工业务模式延续至今。
给耐克、阿迪达斯等国际品牌做贴牌代工,不仅使晋江人学到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培养了熟练的制鞋工人,还提高了生产管理水平,健全了质量控制体系,并逐渐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一些产业经济研究者形象地将这些代工鞋企称为&耐克学徒&。
有了代工生产国际品牌的能力和经验,晋江鞋企并不甘于久做&耐克学徒&的冷板凳。一个个听起来洋气十足的自主品牌,纷纷开始登场亮相。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在调研中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这些自主品牌中,与&耐克&同宗的&克&字辈很多,粗略统计就有美克、飞克、温克、别克、金莱克、鸿星尔克等一长串;而追溯很多知名品牌的历史,似乎都曾有一个讳莫如深的&过去&。
安踏球鞋。(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早在安踏成名之前,丁氏父子曾创办过晋江求质鞋业有限公司,生产销售&求质&牌的鞋子,该公司已于2004年4月经核准注销,这段历史在安踏公开资料中则未见提及。相形之下,2004年正在申请中国驰名商标的&求质&知名鞋类商标,却被台湾商人黄清雄在台湾抢注。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在国家商标注册查询系统看到,服装鞋帽类的&求质&商标多为陈埭一家名为福建省求质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所持有,而安踏仍持有跑鞋(带金属钉)、跳鞋、体操鞋的&求质&商标,专利权期限至2026年。
&特步&公司的前身叫&三兴&,2001年受让取得了&特步及BUTE&组合商标。然而,&特步XIEP及图&组合商标却被前述台湾商人抢注。后经三兴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提出异议,由台湾&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撤销抢注商标,遭人抢注的域名后经厦门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归还。
更具戏剧性的是,1996年,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进军中国市场时,对旗下&别克&品牌车与遍地&别克&运动鞋&撞牌&错愕不已。这家1994年成立的别克(福建)鞋业有限公司,前身叫作万事乐鞋业,再之前叫华丰鞋厂。2004年,在国家相关部门协调下,公司创始人丁建通在&没要求拿人家一分钱,相互也都做得&很漂亮&&的默契中,将&别克&鞋业公司正式改名为361&。
产品质量是最好的广告。在晋江的安踏公司实验室内,技术人员使用仪器检测鞋子。陈起拓 摄
一位来自浙江的80后顾客对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回忆,自己高中时,曾在别克鞋业的意见反馈卡上询问:此&别克&与美国别克轿车是否有关系?除了得到一个小礼物外,他并没有得到明确的答案。
当时借牌打牌的风气很盛,&都说是自主品牌,很多牌子更像&擦边球&,大家都琢磨过这里面的道道儿。&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告诉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当年很多鞋商都想&抄近道&,用抢注译音和曲线注册的方式做品牌。
这位靠代工贴牌赚到第一桶金的鞋企老板坦言,在生产销售授权品牌鞋时,自己也曾连模仿带修改地搞过自主品牌。起初销量上升得很快,但没几年就掉下来了,只得重拾旧业继续做代工。
即使在被认为品牌扎堆的晋江鞋业,目前真正自己有能力做品牌的企业,相比而言仍然是少数。
&事非经过不知难,不是能贴牌代工就学得会做品牌。&这位鞋企老板不胜感慨地说。
安踏公司的实验室。(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品牌鞋&:&晋江频道&的次声波
尽管早就知道&贴牌是做人家的生意,品牌是干自己的事业&,真正促使晋江人下决心转型做品牌,却是亚洲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产业大洗牌。
1997年,席卷亚洲的金融危机爆发。各地外向型经济及贴牌生产模式遭遇重创&&外贸订单急剧缩水、利润水平大幅下降,众多晋江鞋商濒临经营亏损的困境,一些单纯靠外单加工的中小企业,纷纷关门倒闭。
经济低迷导致竞争加剧和产业洗牌,而差异化和高利润都离不开品牌。当地一些受访鞋商回忆,他们生产的鞋子只要贴上国外品牌,价格立马就能翻好几倍,代工订单却越来越少,利润则越挤越薄。
泉州市委统战部副部长王庆祥向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吐槽,1998年3月参加德国杜塞尔多夫国际鞋展时发现,&我们晋江运动鞋5美元一双,贴上外国牌子就卖99.9美元!&
如此悬殊的价格差距,令时任陈埭镇镇长的王庆祥内心深受刺激。更让他郁闷不已的是,晋江企业展厅中央陈列的竟全部是国际品牌,&晋江鞋&则被摆在不起眼的边边角角。
&大家回到宾馆就开会,下决心要创自己的品牌。&他回忆说。
危机使晋江人深切地体会到&贴牌之痛&,更激发了他们对品牌的追求。于是,从危机中寻找契机,用品牌塑造价值,很快成为晋江人的共识。
1998年,晋江市提出&品牌立市&。&实施区域品牌造势战略,占领市场主导权&,一度成为当地最响亮的口号。
1999年,以&安心创业、踏实做人&重新诠释品牌含义的安踏创始人丁世忠在公司董事会上力陈己见,决定花80万元聘请乒乓球运动员孔令辉为安踏品牌代言,并向CCTV-5支付300万元广告费。按照当年安踏公司的财务状况,&明星+广告&的总支出,恰巧等于公司全年的总利润。
丁世忠胆量之大、出手之重,至今仍令同行们钦佩不已。多数业界专家认为,无论引用何种营销策略或风险评估,这种拿100%利润做广告的行为,都是一场风险巨大的&豪赌&。
孔令辉和丁世忠都赢了。2000年悉尼奥运会,孔令辉获得了乒乓球男子单打冠军。伴随着那句&我选择,我喜欢&的广告语,安踏的品牌家喻户晓。从2001年到2007年,安踏销售收入由1亿元增长到12.5亿元。从此,安踏拉开了与其他晋江鞋企的距离,成为名副其实的行业领头羊。
如果说金融危机倒逼晋江鞋企走上自主品牌的&独木桥&,北京申奥成功则照亮他们品牌之旅的&阳关道&。安踏&明星+广告&创牌模式的巨大成功,为众多苦于&造牌&无门的鞋企找到出路,一场轰轰烈烈的&造牌运动&在晋江上演了。
从金莱克请王楠到喜得龙签蔡振华,从特步邀谢霆锋到德尔惠抢周杰伦,从361&中意林丹到贵人鸟看好刘德华,家家户户都开始打&明星牌&&&利用明星的社会知名度,增加产品出货量。一时间,&要请就请最火的&,成了鞋企大老板们的口头禅。
从专业运动鞋到时尚休闲鞋,从请体育明星到邀文艺明星,明星们不仅把品牌从&运动会&带进了&演唱会&,也将年度代言费从几十万元涨到数百万元。一些花不起大价码却又&求星若渴&的小鞋企,只好低价搬出二三流明星当&救星&,或者干脆找几个&明星脸&做替身打广告。
2003年,德尔惠两年1000万元签下周杰伦为品牌代言人;2004年,361&品牌广告投放高达4000万元,仅奥运会期间投入将近1000万元;2005年,特步豪掷1500万元赞助南京全运会;2006年,德国&世界杯&期间,占据CCTV5大约1/4广告时段的晋江品牌,引得数以亿计的电视观众,纷纷调侃CCTV5为&晋江频道&。
据统计,仅2003年晋江鞋企就聘请了30多位明星代言,轮番登陆CCTV5频道进行&广告轰炸&。自2004年以来,晋江品牌仅在央视和地方卫视的广告投入高达65亿元。
随着这些品牌广告在各大电视台黄金时段密集播出,一大批体育用品企业脱颖而出,&中国运动鞋在晋江&的概念深入人心。
从1984年只有5个注册商标,到2017年拥有68609个注册商标,包括马德里国际商标310件、中国驰名商标42件、福建省著名商标220件,晋江人走出了一条不寻常的品牌之路。
不过,相对于&晋江频道&热闹的广告宣传,一种听不见的次声波开始与晋江品牌同频共振。数年之后,晋江人在市场洗礼中才去除噪声,获得清晰的反馈信号:广告热度并不意味着品牌价值。晋江品牌唯有从低端模仿起步的创业,转型升级为对标国际水平的创新驱动,才能突破产业层次低、产品同质化、产权家族化的重围,找到真正的品牌支撑。
&不做中国的耐克,要做世界的安踏&,安踏&创业新十年&的品牌定位,让人看到晋江鞋业的雄心为晋江品牌的未来,构建了一个值得期待的视野。
第二十届中国(晋江)国际鞋业暨第三届国际体育产业博览会。 (赖进财 摄)
光鲜的广告,终归要内涵支撑
晋江企业再造:从拼规模到重格局的觉醒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刘荒、李坤晟
改革开放40年,&爱拼敢赢&的晋江人从一间间简陋的家庭作坊起步,打造出46家境内外上市公司,被誉为资本市场上异军突起的&晋江版块&,数度问鼎&中国资本市场第一县&。
大国改革任重道远,既需要顶层设计,更离不开基层实践。自从登上市场经济这个躲不开的擂台,晋江鞋企壮大、坚守、突围、倒下,一轮轮洗牌,一次次成长。这些活下来的晋江企业,眼界越来越宽,格局越来越大。&敢走夜路、善闯新路、变通出路&的晋江人,通过集群上路、品牌上市,闯出了一条依靠实体经济实现全面发展之路。
大小之变:上市不是终点
晋江真正意义上的运动鞋生产,是从1985年引进台湾运动鞋二手生产设备后开始的。
此前,晋江人主要生产投资少、门槛低的珠拖鞋、硫化鞋。真正带动当地鞋商集体起步的拳头产品,是市场需求巨大的&旅游鞋&。
晋江邦威体育用品发展公司创始人蔡金辇向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回忆,20世纪80年代中期,家家户户都用缝纫机做鞋。他用母亲积攒下来准备给自己买婚床的钱,拉回一台缝纫机做鞋用。父亲黑脸,母亲担心,但都挡不住蔡家三兄弟摆脱贫困的决心。他们搞来香港的鞋样,哥仨琢磨半天谁都看不懂,只好去泉州请制革厂的师傅指导。
&家里只有一台缝纫机,放在过道上。我们用铅笔画样、剪刀剪样,每天能做十几双旅游鞋。第二天早上,我骑着自行车去石狮的市场卖。&三兄弟创业之初,蔡金辇就分工负责营销。
晋江早期制鞋小作坊的生产能力普遍低下。彼时,正在自家客厅办起家庭作坊的361&创始人丁建通,也是&一天只能生产5双鞋,后来才变成10双&。
记忆中,每次新鞋卖掉后,蔡金辇都会用赚的钱去买鞋材做下一批。赶上材料紧缺时,他们就去石狮想方设法搞点走私货救急。
创业第一年,蔡家三兄弟赚了两万块钱。当过多年村治保主任的父亲,被眼前的钞票晃得有点不知所措,连数了两遍都数不清。
如今,蔡氏兄弟的企业已有3条生产线。2017年,企业销售额六七千万元,上缴利税100余万元。对于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对收入确切数字的追问,他和诸多受访的晋江鞋商一样含糊其辞,对与利润有关的数字表现出生意人特有的敏感。
自1999年跟随丈夫从江西上饶来晋江打工的钟少华,经过9年的打拼终于自立门户,成了一家鞋材店的老板娘。当初做鞋材销售生意,租不起临街的档口,她和丈夫只租了间存放布料的库房。后来,旺季货源紧张,夫妇俩干脆&前店后厂&一条龙:买回三台纬编机、雇佣3个工人,自己办起了家庭生产作坊。
如今,钟少华夫妇的公司拥有200多台机器,雇了200多名工人,年销售额早已过亿元。
快人快语的钟少华没聊几句,就聊到了企业招工难、美元汇率波动等当年她根本不可能关心的问题,完全不像她自嘲的&江西农民工&。
像蔡金辇、钟少华这样的创业故事,在晋江4800多家鞋企中随处可见。这些穷则思变的普通农民,为了告别贫穷洗脚离田,懵懂而兴奋地扎进鞋业大军。除了浑身上下使不完的力气,他们只有一把剪刀、一台缝纫机,甚至营业执照也要等到创业多年之后才去办理。
实践表明,这些敢为人先的创业者是幸运的。他们同晋江鞋业和这座城市一同成长,并写下了一连串从小作坊到大公司的传奇故事。
2005年11月,鞋企鸿星尔克在新加坡主板成功上市。从当年&联户集资&创业的民间小资本,到上市融资吸聚社会大资本,这是晋江鞋业的一大步。从此,这些以草根创业为主的晋江鞋企如过江之鲫,掀起了一轮向资本市场进军的风潮。
此后的2007年,安踏在香港上市,上市当天收盘市值达到187亿港币。
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当年,361&在香港上市,喜得龙在纳斯达克借壳上市。
上市,不仅可打通直接融资的渠道,带来充沛的资金,而且倒逼企业改善公司治理。这对家族色彩浓厚的晋江鞋企,无异于非同寻常的企业再造。
然而,上市成功并不是企业发展的终点。2017年,安踏体育市值为1048.32亿港元,稳居国内运动品牌第一。同年,晋江市人民法院发布公告称,因喜得龙公司管理人未能在延长的期限内提交重整计划草案,裁定终止喜得龙重整程序,宣告喜得龙破产。
8年之前,鞋企喜得龙在美国纳斯达克成功上市,成为中国首家登陆美国资本市场的运动消费类品牌,风光无限。
今年4月份,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进入喜得龙厂区探访。52岁的王明堀正在厂区大门执勤,他为每月还能领一份稳定工资感到庆幸。王明堀告诉记者,现在只有三四名保安留守跑着一窝山羊的厂区,保护债权人的利益。
在喜得龙办公楼一层大厅,墙上一个硕大的&囍&字格外醒目。一位参与破产清算的女律师向记者透露,原定去年年底召开第二次债权人大会,现在仍然在等法院的安排。
一名看守办公楼的保安说,&囍&字是老板孩子结婚时贴上去的。这名来自重庆的年轻保安说不清曾经的同事去了何处,也不知道自己要留守到何时。
竞争之变:洗牌仍在继续
对于晋江鞋业而言,先机、危机和契机如影相随,机遇与挑战并行不悖。
从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到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晋江鞋业市场急剧扩张,尽享市场化、全球化红利;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晋江鞋企竞争强度升级,饱尝由金融领域殃及实体经济的产业洗牌。
如此跌宕起伏的市场变化,使晋江鞋企既尝到了甜头,也吃尽了苦头。由于产销能力盲目扩张、产品同质化严重、研发创新能力不足等诸多问题,导致晋江鞋业竞争环境恶化,行业天花板逐渐明显,产业分化现象日益严重。
目前,晋江有4个靠运动鞋起家的上市公司&&安踏、特步和361&均在香港上市,贵人鸟在深市A股上市。这些越过资本市场&龙门&的鞋商,开启了企业蜕变之旅:全面步入转型升级阶段,企业规模化、产品科技化、经营品牌化、管理现代化等特征日益显现,从而完成由传统代工、家族化管理向独立品牌、现代企业运营的企业再造。
相形之下,当年还有一些寻求上市的传统鞋企,却远没有如此幸运。有的企业倒在了上市之后,如喜得龙;也有企业为了上市耗尽精力,如德尔惠。
2017年12月,《福建日报》公布的一份债权资产包处置公告中,德尔惠赫然在列。因超过6亿元债务,德尔惠包括厂房、土地和仓库在内的多处资产被挂牌抵押拍卖。
业内普遍认为,喜得龙和德尔惠的悲剧源于库存危机。有人爆料,&晋江鞋企造的鞋10年都卖不完&。
在晋江鞋企纷纷涌向资本市场时,晋江鞋业掀起了一股扩张热潮。想上市的公司要提升业绩,要开店,要冲量;上市成功的公司有了资本,要跑马圈地,同样要开店,要冲量。
第二十届中国(晋江)国际鞋业暨第三届国际体育产业博览会。 (赖进财 摄)
安踏率先宣布,2011年专卖店要突破10000家,营收要&冲击百亿&。其余企业迅速跟进,相互攀比。根据港股财报,2008年6月,361&授权零售门店数4632家,2011年年中达到了7681家,增幅66%;2011年,特步同样从不足3000家门店上升到7596家。
2012年,国内市场运动品牌集体爆仓,晋江鞋企面临新一轮市场出清。一位叫万军的库存商人证实:&现在所有鞋企都停工,市场上的鞋子都能够全世界穿几年。&
&洗牌没有结束。&在中国鞋都电商园内做淘宝和拼多多的电商康天户对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说。康天户做电商才一年多,此前一直倒腾库存鞋,对晋江鞋业库存情况比较熟悉。他认为,从库存商掌握的内部信息看,晋江某些大品牌仍有&坠落&的可能。
不过,晋江市经信局副主任科员黄金发认为,行业正在悄然复苏。最新官方数据显示,2017年晋江共有制鞋企业4826家。从鞋企业数量上看,自2013年至今累计增加1856家,年均增加370家,相当于每天增加一个新鞋企。但必须指出的是,2017年晋江制鞋业总产值1220亿元,其中426家规上企业产值户均产值2.6亿元,剩余4400家鞋企户均产值仅为243万元,可见其内部强者愈强、弱者较弱的分化程度。
晋江市经信局经济运行科科长洪金中解释道,这种化整为零现象的出现,与近年电商兴起有关。在此轮洗牌中,随着大企业倒闭,晋江涌现出更多小型鞋企,这些小企业接收了大企业留下的生产线。还有一些企业自己减产,便将生产设备出租给小鞋企。
&小厂更便宜。一双鞋小厂40元就能做,大厂可能要45元。&在中国鞋都电商园内做淘宝和拼多多的电商康天户认可了这个说法。
中国鞋都电商园内的商户。
格局之变:创新永不停止
在产业大洗牌中,有的晋江鞋企倒下了,有的鞋企越做越强。其中,安踏体育最具代表性。
日,安踏集团旗下第一款全球限量篮球鞋&&KT3 Rocco在美国限量销售。为了这款在鞋舌上绣有金州勇士队球员克莱&汤普森及其爱犬Rocco形象的篮球鞋,美国顾客在安踏位于旧金山Nice Kicks鞋店的街道上排起了长队。
美国顾客排长队购买安踏球鞋。(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安踏第一次试水美国市场,就创造了中国品牌球鞋首次在美国引发排队抢购的热销场面。这样的品牌效应,离不开巨大的创新投入。
在众多晋江鞋企追随安踏走上&明星+广告&的创牌之旅时,安踏率先意识到,在光鲜的广告背后,真正的品牌需要内涵支撑。
安踏球鞋热销场面。(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据了解,安踏的科研投入逐年攀升,从原来不足销售成本的1%涨到现在的5.8%,甚至超过国际一线品牌。安踏投资建设全行业唯一的国家级运动科学实验室和&脚型&数据库,拥有专利数量600余项,并在美日韩建成全球设计中心。目前,国际人才在安踏集团高管团队中已经超过25%。
安踏的工厂车间。&&(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如今,秉持&单聚焦、多品牌、全渠道&的安踏集团,先后收购意大利运动品牌FILA、英国户外品牌Sprandi、日本运动品牌DESCENTE、韩国户外运动品牌KOLON SPORT的中国区业务,形成品牌矩阵。
前不久,安踏集团董事局主席丁世忠,带领近70名集团系统高管去哈佛进修深造。如何通过学习组织创新文化和行业变革经验,把安踏打造成具有国际格局和国际视野的公司,能代表中国品牌走向世界,无疑是安踏未来面临的重大挑战。
安踏的国家级运动科学实验室。(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敢于对标国际优秀的一线品牌,站位一定要高,格局一定要大,这样才能进步。&安踏集团董事局主席丁世忠为安踏人的&创业新十年&,提出了&实现品牌升级&&占位国际格局&&创新赋能&等关键词。
除了一马当先的安踏等行业领军企业,在晋江还有很多企业虽然出身草根,却因为不断变革创新,拥有了比过去大得多的格局。
&在晋江,在陈埭,你能买到做鞋子的任何材料。随便一条线、一根针,这里都能找到。&有四分之一菲律宾血统的泉州海鸥鞋材有限公司总经理林海鸥对新华每日电讯说。
1989年晋江县陈埭镇集资600多万元,在四境村新建了一个占地2万平方米,有200多个店面的鞋材市场,接着又扩展成二横三纵专业批发市场。现在晋江已建立鞋成品、鞋机、鞋材、皮革、塑料、橡胶、纺织和鞋业化工材料等齐头并进、上下游互动的鞋产业链,形成了全国最大和世界少见的鞋材、鞋机市场。林海鸥过去要到广州、温州进货,现在对方反而要来晋江。
日,晋江陈埭镇鞋材商会成立。据商会秘书长林海鸥透露,自从有了&一带一路&,去国外办厂的鞋企老板越来越多,这家商会正商量如何抱团出海,再次&下南洋&开工厂。
&过去市场上热销的鞋材就几种,大家相互有竞争,现在每个人研发的东西都不一样。&自称&不怕同行抢饭吃&的林海鸥告诉新华每日电讯记者,他的公司每个月都推出100多种新的鞋材,在销的品种上万种。
责任编辑:魏超(QN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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