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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拌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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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里有话 赵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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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字杂文］
事故报道之“最” 杨翰端
最模糊的时间：领导赶到现场的“第一时间”。
最神秘的措施：立即启动了“××预案”。
最可疑的数字：伤亡××人。
最冷漠的套话：遇难者家属情绪稳定。
最有意的跑题：抢险中感人事迹层出不穷……
最漫长的等待： 事故原因调查中……
最无奈的结局： 责任人受到“严重警告”处分……
官场新警示 王军
开会发言不抽名烟，
出席会议不戴名表，
基层视察不打雨伞，
灾难发生不露笑容，
突发事件不当新闻发言人。
想不明白 陆成文
1994年列入全国人大立法规划的官员财产申报法，千呼万唤不出来！十七年制定不出一部“阳光法案”？
上行下效是简单道理。饱受诟病的“三公”消费，为什么上面不动，只下面乱摸“石头”？
依法治国，乃我国宪法明文规定。为什么又有各级官员“批示”频出不绝？
全票通过的“市长”，当选四十九天被双规。腐败“病毒”早就发作，那么多监督的“探头”竟没派上用场？
有关部门到底是个啥部门? 唐博文
部门名称：有关部门
所属：不明。有时是国务院，有时是市区县政府，有时是街道办事处（的麻将桌）
地点：无处不在
领导：有关部门领导人
人员：没有人、有些人、同志、工作人员
工作内容：主要是及时处理某些“棘手”的事务，是一个万能部门，也是充分展现我们优越性的标志：效率以及保密性绝对完美……
新闻标题断想 徐思银
1、××县民主评议干部动真格——以前都是走过场的；
2、××市打黑除恶战果辉煌——都是平时惯的；
3、××区餐饮行业全线飙红——大多是公款贡献的。
［公民讲坛］
没留神挖了条长江 王安
先说一个孝子的故事。一孝子背老母上泰山观景，下得山来气喘吁吁，嘱老母在原地等着，他去找水。回来不见老母，大惊。半晌，见两少年架老母下来，气喘吁吁。原来，两少年见老妇坐在山下，以为她为上山发愁，遂奋勇学雷锋。孝子问，您老不是刚上过山了吗？老妇朗声道：“嘉其勇也。”
对老妇来说，这是一项多余的服务，但成本也不大，只是给老妇添了些额外的折腾，以及两少年的一身臭汗。
再讲另一个故事。有一个山西人，从小就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长大后兴学、开矿、强兵，甚至还发行了山西货币。大富大贵了怎么办？买地盖房呀，呼啦啦盖了一大片房子，高高矮矮总有上百间。这下麻烦来了，这房子再多，一个人能睡多少？横不能把一夜分成一百份，平均一间房睡十分钟吧。这不仅让人睡不好，还空费了许多蜡烛,“后院点灯……”于是，这山西人住了一间不到十平方米的小屋，在庄园边上，有地道直通河边。
大家猜出来了，这人就是阎锡山。我猜想，阎锡山这人是很节省的，一定不肯盖这许多房子，只是因为大富大贵了，于是家人瞒着他盖了许多用不着的房子，养了许多闲人。当然，这个宅子也是个小成本。
第三个故事，不知应该高兴还是烦恼。2011年全国财政收入好得出人意料，一到十月财政收入累计九万多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一万九千多亿元，增长28.1%。虽然财政部表示，后两个月财政收入增幅会有所回落，但分析认为，年底财政总收入肯定能够达到各界预期的十万亿元，甚至可能超过十一万亿元。
２０１１年3月，财政部向全国人大报告，今年全年财政收入预算将比上年增长8%。上年全年财政收入为八万三千亿元，加上8%就是八万九千六百零四亿元——人大批准的是不到九万亿，但财政一下子多拿了两万亿。
这就有点麻烦了，首先要解释，财政怎么会多拿到这么多钱？一个个省区市统计，一个个税种核算，总该八九不离十吧，怎会差了四分之一？要么是预算设计得有问题，要么是税务人员积极性太高，超收。现在有另一种说法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时，由于当时税务部门征管水平低，技术落后，税收的实际征收率只有50%多，所以比如树立五千亿元的税收目标，就事先搭建一个可征收一万亿元的税制架子，“宽打窄用”。逐渐地，征收上手段了，有的原先免征的税种也不免了，于是税收总额止也止不住了。前人栽树，十多年后好大一片阴凉。
财政超出预算拿钱并非好事，一是对人大不尊重，二是让纳税人不高兴，三是钱多了个别官员就搂不住会乱花，浪费，比阎锡山的宅子还浪费。比如，本来想挖一条水沟，报各方人士同意了，谁想一下子用劲大发了，挖成了个浩荡长江，把周边大小河流、湖泊的水都吸了过来，自家波涛淼淼，人家却没水了，能高兴吗？江西鄱阳湖那儿就正在嚷嚷要修坝，不让湖水去长江。
还有另外的麻烦，就是要解释这多出的钱怎么花。某年财政税收一下子多出七千亿元，财政部官员跑人大切磋如何处置，当时媒体为这很激动了一回，但不知切磋的结果如何。之后这几年，年年超收，却再没听说切磋的故事。
不会花钱的干部不是好干部。广州地铁原老总卢光霖曾大倒苦水：广州地铁2号线的预算是一百零六亿元，实际花了八十八亿元，省了十八亿元，到头来反遭批评。如今，据报道，由于铁定的大量超收收入，加上预算内还没有花掉的大笔预算，今年最后两个月内，财政部门要花掉三万五千亿元，于是年终突击花钱将再次上演。
这样，第四个故事出来了——据长沙市海韵琴行总经理陈荣举报，湖南省财政厅、文化厅、省直机关事务局在政府招标采购中有猫腻儿，原本一千五百万元可以完成的采购，最后却以三千万元高价成交。湖南省文化厅规划财务处处长丁宇说，如果预算没有执行完，财政就要收回，必然会影响第二年……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财政拿钱多了真的很麻烦，其成本比老妇的折腾、两少年的臭汗、阎锡山的宅子大多了，还逼着丁宇们煞费苦心想歪道。横不能说纳税人的一千五百万，就浑浑然嘉丁宇之勇也。
【原载日《中国青年报·世说新语》】
真实与诚信的价值 吴若增
前不久，读到了一篇赞美大书法家启功先生的文章。文章说的是：面对他人模仿自己的伪作，启功先生既不恼怒也不分辩，有时甚至还要表示首肯，为的是给造假的人“留口饭吃”。对此，作者便大大地感叹启功先生的“宽容”、“大度”，有“大家之风”。这一回读到的是赞美大画家吴昌硕的一篇文章。文章的内容是：面对一个商人手持一幅明显假冒自己画作的赝品，吴昌硕先生不但不予纠正，反而点头认下，为的是让那个商人可以“将此画转手卖出去，赚些钱养家糊口”。对此，作者便也“肃然起敬”，并借篆刻大师陈巨来之语赞叹吴昌硕先生“涵养功夫之深，为任何人所不及”。类似这样的文章，先前也读到过——并且今后也还将继续读到。这是因为，这样的大画家大书法家的做法，体现了一种“中国式的高尚与善良”。虽然，谁都知道他们的做法是不真实不诚信的。想起来，咱们中国人的观念很有趣儿：咱们一方面或有时，肯定真实的价值，认为做人应该讲究真实讲究诚信；但另一方面或有时，却又不主张真实不主张诚信，认为那样做是一种“小家子气”，至少是很傻很天真。那么，什么时候要讲究真实与诚信，什么时候不要讲究真实与诚信呢？对此，外国人可能是一头雾水，咱们中国人却能够做到准确无误。此中奥秘在于：在咱们中国人看来，真实与诚信是需要的，但有时，真实与诚信却是第二位的，要服从第一位的或者说比真实与诚信更为重要的东西，即“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这个道理就是：小要服从大。倘若前者与后者发生矛盾怎么办呢？那就要弃前者而取后者了，哪怕是不真实不诚信也罢。因为在某些情况下，不真实不诚信反倒是合乎道德的。把不真实不诚信合理化，并纳入道德系统，使之成为符合道德的一个规矩和规范，在中国，至少已有两千多年历史。两千多年前，孔子作《春秋》便立下了这个规矩，即所谓“春秋笔法”。其中之一，便是“要为尊者讳”。而所谓“讳”，就是一种不真实不诚信。比方说吧，你爸爸偷了人家的东西，你是应该揭发呢，还是应该隐瞒呢？揭发当然是真实是诚信，但这个时候的真实与诚信却犯了忌讳，犯了“为尊者讳”，因此，做子女的是不应该揭发的。就是说，你不揭发虽然是不真实不诚信的，但却是尽了孝道，因此是合乎道德的。然而，倘若是换了一种情况，那就要另当别论了。比方说你父亲背叛了朝廷，那么，你是应该揭发呢，还是应该隐瞒呢？你当然应该揭发而不应该隐瞒，因为这一回就要用上“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尽孝服从尽忠”了。这一回你要是隐瞒了，那就是你也背叛了朝廷，要与你父亲同罪，而你揭发了你父亲则属“大义灭亲”，这才是合乎道德的。我曾多次写过文章，说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易”。“易”就是变化，就是一切都要因时因地因人因事而变化。用在这里，也就是用在是否要讲究真实与诚信的问题上，我们就可以再一次看到“易”这个东西的神奇了。还有一种情况也常常要用，那就是“大人不计小人过”，“君子不与小人同”。这样，尽管我们明知那些大画家大书法家的做法是不真实不诚信的，但我们却感觉不到有什么不好有什么不对，是因为此时的不真实不诚信早已经被“宽容”、“大度”、“大家风范”淹没了。这一淹没，道德的感觉便陡然上升，于是，这种做法就反而变得很高尚很善良了。而其实呢？真实就是真实，虚假就是虚假，是不可以变来变去的。面对伪作和赝品，坚守诚信才是坚守高尚与善良。否则，对于他人和社会，无疑是一种伤害。从道德的层面上来说，以牺牲真实与诚信来表现高尚与善良，其结果必然是既不真实不诚信，也不高尚不善良，因为在道德的范畴里，它们个个都具有同等的价值。【选自中国日报网】
恶之平庸 刘瑜
在网上找到这个人的照片后，我曾仔细端详他的脸：细长鼻子，略带鹰钩，眼睛不大，但是深，棱角分明的下巴，薄嘴唇。脸上挂着一丝微笑，几乎透着善意。这样的人，欧美大街上到处可见。但他又不是普通人，他叫阿道夫·艾克曼，曾经作为纳粹高官参与屠杀犹太人。根据这个人的审判材料，学者汉娜·阿伦特写过一本书——《艾克曼在耶路撒冷》，不过此书的副标题更有名：“关于恶之平庸的报告”。
“恶之平庸”，通过这个词，阿伦特想表达的是：艾克曼——很可能也是绝大多数纳粹分子——并非恶魔或者变态，从他交待的材料及心理医生的诊断来看，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正常人，几乎可以说是“可怕的正常”。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在特殊时代，无动于衷地杀害了成千上万人。
“是纯粹的不假思索让他成为了当时最大的罪犯之一”，阿伦特写道。“不假思索”的意思是，当上级传达命令，下级就去执行。如果有一天有人追究罪责，下级就说：“我只是在执行命令而已。”——多么合理的解释，几乎应该表彰其敬业精神了。
最近我常想起“恶之平庸”这个词，原因是近期发生的一件事情：一个盲人，在一个村子里，被封锁在家，既不允许出来，也不允许别人进去。但凡有人去看望，就被暴力驱赶，以至于有人称，该村已成了中国的探险胜地。
这个事情中，最令我好奇的，是那些参与看守盲人和暴力驱赶来访者的底层公务人员或雇佣来的打手。这些人昼夜看守着一个毫无反抗能力的家庭，对前仆后继的“探险者”轻则驱赶，重则殴打。到底是什么力量在支撑这些“普普通通的人”如此顽强地守在那里？如果仅仅是为钱，是什么说服他们，使其坚信那份看守的报酬比盲人的权利更重要？他们有没有其他途径，可以更安心地挣到维持生活的费用？
我相信，他们是“普普通通的人”，正如山西黑窑案中，那些每天路过黑窑但从未想到举报的人是“普普通通的人”一样。电影《盲山》里，那些联合起来看守被拐卖女孩的村民是“普普通通的人”；福建三网友案中，给三个网民因言定罪的法官们是“普普通通的人”……我能想象，这些人爱打麻将，爱看《还珠格格》，要是路上碰见个问路的，没准还会热情指路。
西谚云：“没有一滴雨会认为自己造成了洪灾。”当一个恶行的链条足够长，长到看不到链条全貌时，每个环节的人都有理由觉得自己很无辜。普通人甲，不过是给犹太人做种族登记的小办事员；乙是奉命把犹太人从家里驱赶到隔离区的警官；丙则是把犹太人赶上火车的乘务员；丁只是维持集中营治安的保安；戊是负责收尸的清洁工……凭什么让他们对这些人的死负责呢？他们不过是一个巨大机器上的小螺丝钉而已。但是，让希特勒一个人负责吗？六百万人呢，他一天杀一个，也得杀一万多年。
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津巴多曾经做过一个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二十四名学生随机抽签，一半当“狱卒”，一半当“犯人”。结果在一周的角色扮演过程中，演狱卒的学生越来越残暴，演犯人的则越来越卑怯。短短一星期，哪怕是一个实验的环境，角色感就可以改造人性，这事想想真叫人不寒而栗！现实中，有多少人经年累月地藏身于各种制度化的角色中，而其人性又在角色不断内化的过程中被劫持到了哪一个星球？
用角色开脱恶行，便利在于那个角色中的“我”不再是我，而仅仅是“他”：张警官，刘处长，陈法官……如果是站在村口的无名小卒则更好，因为彻底的匿名，就意味着彻底的责任豁免，所以“我”可以从恶如崩。而所谓人性觉醒，就是从自己隐身的集体中抽身出来，恢复成独立、完整并为自己行为负责的个人；就是从角色的深井中一点点爬上来，看到雨滴如何汇成洪水。
今天仍有无数“不假思索”的梦游者在制度的催眠下游荡。然而，哪有什么抽象的制度？甲乙丙丁戊，你就是制度，舍此，制度只是一张一捅就破的纸而已。在中国农村长期支教的德国人卢安克，说过一句朴素又闪光的话：“文明就是停下来，想一想。”是“停下来，想一想”，还是嵌在制度机器里，继续“不假思索”地转下去？对于所有普普通通的人，这是一个问题。
【原载2011年第45期《新世纪》】
语多“然后”的思维问题 沈敏特
台湾歌手萧亚轩有一首歌名为《然后》，最近我忽然觉得这个歌名变得有趣起来，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在我们的媒体中，“然后”一词频率很高：无时不在，无地不在。我从不太在意，到有所感觉，到深有感触，再到引起深思，不得不说一说这个“然后”了。
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然后”的频率过高，可能是思维的问题。只要用一点心，不难发现，我们的思维确实问题不少。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思维长期以来缺乏科学的训练。
首先，我们从小学到大学的写作教学本来是一个最为重要的思维训练平台。可恰恰是这个平台出了大问题。写作是一种精神生产，它需要以独特的个性为基础，去观察，去聆听，去思考，去做出独立的选择、独立的判断，从而产生出创新性的精神成果。它是一种不可重复的精神劳动，不仅不能重复他人，还需要不重复自己。而我们却把写作看成是一种“批量生产”，把文章类型化，类型模式化，模式僵硬化，于是模仿代替独创，从而在根本上压抑了个性，以致完全丧失了思维训练的空间。最近，央视节目主持人崔永元在微博中批评当代大学种种弊端，涉及写作教学，他的批评是“论文百度化”。在“百度”中找模板，拼凑论文，还有什么思维训练可言！
还有一个淡化思维训练的原因是：以读图代替读文。由于视听等高科技手段的高度发展，带来了一个误解，认为人类进入了所谓“读图时代”；殊不知，读图是读文的史前阶段，而读文是与人类思维的成长同步的；思维的逻辑化、精密化，与文字阅读密不可分。人类有三种认识，对自然的认识、对社会的认识、对自身的认识；众所周知，犹太民族在三个认识领域都对人类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民族重视阅读，人均阅读量在全世界遥遥领先。他们有一个民俗，婴儿一出生，就将蜂蜜涂在书本上，让婴儿舔尝；这是培养读书习惯的象征。而非常惭愧，我国的人均读书量，在近二十年中持续下降，低于全世界人均读书量的平均线。
另一个冲击我们思维训练的重要原因是：过度娱乐化的生活方式。我认真研读了很多流行歌曲的歌词，至少有三分之一是我无法读懂的。无意义，无逻辑，无语法，无情感，无厘头，一片空虚，一片混沌。我曾询问一位“粉丝”，这样的歌曲你能听懂吗？她的回答很有意思：“干吗要懂啊？！”我说：“那你凭什么这样热衷啊？”她的回答很坦率：“起起哄，图个快乐！”是的，经常有人为这种过度娱乐化的生活方式提供辩护词：寻找快乐人生。是的，寻找快乐人生是理所当然的。难道人生只准痛苦吗？问题在于，什么是一种区别于动物性发泄的、人类的、健康的快乐呢？德国戏剧大师布莱希特说：“思考，是人类的快乐！”当然，快乐不止于思考，但思考确是人类的快乐，是人类独有的快乐，并且也许是最高的快乐。人类决不能轻视甚至杜绝思考的快乐。而我们就在这样的与思考隔离的快乐中，消解了对思维的磨砺。
几十年来，理论上的鼓励和允许，与实践上的鼓励与允许，差距太大；有时在实践上恰是悖论，回避独立思考成了安全的港湾。因此，思维训练的欠缺，不是哪个个人的偶然的过错，而是具有着长期性、普遍性的一种现象。于是，思维的不顺畅、不连贯，时常带来了思维线路的脱节与断裂，只能以“万能胶”式的“然后”来连接和补裂；当什么都想不起来的时候，就拿一个“然后”来应急。显然，只有清明顺畅的思维，才有干净利落的语言。
【原载日《解放日报·朝花》本刊有删节】
惟其独立,方能妥协 易中天
所谓“妥协”，就是“以独立为前提、以底线为原则的适当让步”。
这些年，我一直试图弄清楚，中国教育到底能把人的脑子，搞坏到什么程度。这可是需要想象力的。比如前几天，我在贵州师范大学的校庆报告会上，说了句“学会妥协”，马上就遭人痛批，道是“与大学的独立精神相悖”。哈哈哈，妥协就是“放弃独立”吗？拜托了，那叫“投降”。甚至就连投降，也未必就等于放弃独立。二战时，日本最后是投降了的，难道就不再是独立主权国家？
事实上，妥协是有前提的，也是有原则的。妥协的前提，就是独立。比如美国制宪会议期间，与会者所代表的各个ｓtate（现译为“州”），都有自己制定的宪法，自己民选的政府，相当于独立主权国家（因此应译为“邦”），谁也不从属于谁。也就是说，他们是独立的。因为独立，罗德岛甚至连代表都不派，一副爱谁谁、想咋的就咋的架势。同样，也正因为独立，其余十二个ｓtate的代表，才能在会上唇枪舌剑、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并最终达成“伟大的妥协”。独立才能妥协，不独立就只能服从，这不是常识吗？
这样的常识，只要稍微过过脑子，就能明白。试想，如果当时美国那十二个ｓtate的代表，是咱们大清帝国的地方官，会怎么样？也只能磕头如捣蒜：皇上圣明，臣等死罪！请问，这叫“妥协”吗？对不起，这叫“臣服”！
臣服绝不是妥协。臣服的前提，是人身依附关系；妥协的前提，则是独立平等关系。因此，妥协往往是双向的，即你让一步，我也让一步。让到哪儿为止？底线。比如美国人的底线，是公权力绝对不能侵犯公民的基本人权。因此，当时不少人提出：如果没有《权利法案》，那就宁肯不通过宪法。
至于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知道，是宪法文本不再修改，但立即增加十条“修正案”。也就是说，主张修改宪法的，和反对修改的，都让了一步。修正案，则是双方都能接受的办法。这是一个智慧的方案。这种智慧，就是“妥协的智慧”。
这样的智慧，我们很早就有。因为讲“中庸之道”，就不能走极端，也就必须既坚持原则，又学会让步。后来，我们的脑子被搞坏了，不会妥协。于是要么屈从，要么死犟。屈从的结果是底线尽失，死犟的结果是两败俱伤，值得提倡吗？
现在，我们应该知道什么是“妥协”了。那就是：以独立为前提、以底线为原则的适当让步。只有这样，才叫“妥协”。我说的“妥协”，正是这个意思。这样的妥协，与“大学的独立精神”，何悖之有？
【选自新浪博客】
学生的慈善素质 司马童
中华慈善总会发布消息称，今后将与教育部门合作，制定慈善教育计划，慈善将有望纳入到学生素质评估中。慈善总会还计划向四川、甘肃等省市近百所中小学捐赠一百一十一万余册《慈善读本》，并将向全国各地中小学推广。
慈善意识和慈善素质“从娃娃抓起”，应该说是一种着眼长远的正确选择。中华慈善总会计划与教育部门联手，尝试把慈善纳入学生素质评估，怎么说都是一种值得探索的“善念”。
“慈善”、“慈善组织”、“慈善事业”这些关键词，俨然已成了当今社会的热点话题，有时甚至是焦点议题。“热”从何来，“议”从何生？显然并非一些“美谈”或“好评”，而恰恰是某些“负谈”和“差评”。正因如此，近日，新任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在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郭美美事件”将红十字会这个有一百零七年历史的“百年老店”推到了风口浪尖，红十字会将深刻反思并进行实质性的改革。她还说了一句很具分量的话，“要赚钱的人请远离红会！”
慈善事业当然不止一个红十字会。然而，见贤思齐之下，中华慈善总会意欲打造和提升学生慈善素质的想法，却完全可能迅速被学习取经、参考借鉴。由此，笔者自然而然地冒出一种“怪想”——千万别把“学生慈善素质”等同于“入组织、交会费”。
近来各地的诸多报道表明，通过主导者的明示或暗示，一股发展中小学生入红会、交会费的潮势，正在悄然形成，快速涌动。发动中小学生入会交费参与慈善事业，当然不能说是错误做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样的思路，其实也跟中华慈善总会的举措异曲同工、一脉相承。
然而不得不说，目前局部地区、一定范围疑似操之过急的“从娃娃抓起”举动，却又很难不令社会公众疑惑：是不是因为集中爆发的负面新闻，已让个别习惯了“只管纳财、少管透明”的慈善组织，深感恐慌与压力，于是趁早“抢占地盘”，开发起了“后备力量”？
慈善事业的“后备力量”当然应该开发，也必然需要培育。但是，怎么来加强培育，如何来有效开发，显然不是简简单单地拖上一个教育部门，有意无意地催促学生纷纷入会，然后便心安理得地坐收会费。倘若真是这样，那么所谓的“学生慈善素质”，笔者看很快也会被搞得不伦不类、走样变形，甚至又是“差评如潮”。
提升学生慈善素质，无疑也是一项“系统工程”。所以，一些慈善组织和机构的美好设想值得肯定，而如果潜意识中，仍想着搞成一个速效的“收钱工程”，那就难说是否一开始就远远偏离了“航道”。
【原载日《工人日报·科教周刊》】
足球的悲哀与股市的悲伤 魏雅华
中国足球又输了。
日，中国的光棍节，中国足球成了中国的光棍，以0：1输给了在战乱和贫困中苦苦煎熬的、阵容不整的伊拉克。中国的光棍节是中国足球巴西世界杯之旅的蒙难日，中国球迷面对四战三败的耻辱战绩不禁又一次泪流满面。
“中国足球又输了”不是新闻，就像“中国股市又跌了”不是新闻一样。中国足球每战必败不是新闻，就像从2008年便开跌的中国股市，天天跌，周周跌，月月跌，年年跌，熊冠全球不是新闻一样。
中国足球与中国股市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中国足球是中国体育的软柿子，中国股市是中国经济的软柿子，中国足球是中国球迷的伤心地，中国股市是中国股民的伤心地，中国足球是中国球迷的乱葬坟，中国股市是中国股民的乱葬坟。
可中国足球与中国股市又有许多不同之处。比如，中国球迷可以在几万人的大体育场怒吼：“谢亚龙，下课！”那喊声地动山摇，天崩地裂，那爱国之情、民族自尊之心，天地都为之动容，连外国人都感动地说：“我喜欢中国足球，因为中国球迷喊‘加油’的方式很独特。”
可中国股民不同，他们只会默默地流泪，让所有的痛苦都烂在肚子里。
“中国足球又输了”，第二天，中国的媒体可以开骂，怎么骂都成，想骂谁都成，骂足协，骂裁判，骂教练，骂场地，骂队长，骂队员，骂天气。怎么解恨怎么骂。可中国股市不成，哪怕跌得天翻地覆，除了一张惊恐而悲伤的脸，你什么也听不见，看不到。
其实中国球迷完全不必如此激动，说白了，足球不过是一场游戏，何必当真呢？散场回去眼一闭，什么都不存在了。安慰一下自己，输球干我屁事，阿Q一下，便过去了。可中国股民不同，他们损失的是自己来之不易的血汗钱、养命钱。
中国球迷可以设计一盘菜，比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便有这么一道菜，十一只猪脚，当中围着一块臭豆腐，这道中国名菜叫“中国足球”。有人还为这块臭豆腐起了个人名，姓谢叫亚龙。
还有一点又相同了，比如因为搞垮了中国足球举国皆曰该杀的谢亚龙，卸任后升官发财，当了中体产业的董事长。从名义上看，主管足球的体委副主席官位显赫，可中体产业的董事长年薪百万，多实惠。名似降了，实则升官发财了。同样，九年的中国股市从原点到冰点，也一点不耽搁官员们的升迁。
以上证综合指数为例，2001年初，上综指是2073点。经过十年，涨到了2393点，仅上涨了13%。而这一时期的中国股市总市值增长了五倍，所以实际上是下跌的。2393点的点位比998点还低，998点时中国股市的平均市盈率为三十二倍，而2393点时中国股市的平均市盈率为十二倍。中国资产越来越不值钱了。
美国从1990年的第四季度开始，资本市场开始了长期单边上涨的十年，道琼斯指数从当时的2400点，增长到了2000年的11723点，十年涨幅达到了近四倍。这对推动美国经济和高新技术的快速增长，以及居民财富的大幅度增长，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我们真不知道，中国足球与中国股市谁比谁更臭。中国足球与中国股市谁比谁更悲伤，谁比谁更悲哀。我们该为谁流泪，我们该为谁哭泣。
哀莫大于心死。
中国足球有希望，因为它有痛感，它会愤怒，会咆哮，它会嚎啕大哭。所以它一定会崛起。
可中国股市不是，十个中国股民，九个都在揪心地想，如何才能下这条贼船。
【原载日《西安晚报·秦镜》标题有改动】
［聊斋闲品］
学林漫录 周维强
●有位书商收藏一部《琉球国记略》，道听途说，以为是沈复《浮生六记》的流失残卷之一，很珍贵。该书商找到陈毓罴先生，请他写论文证明此说正确。然而论证条件不足，陈婉谢。书商不甘，接连搬出多位政要、专家，认为他们既有“定论”，陈先生何须多疑？陈毓罴认真考察，反倒发现能够证实此书非沈复所作的证据，遂撰文阐释自己的见解。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留英回来的王竹溪（杨振宁在西南联大时的老师）到山东大学讲学。讲座途中，束星北走到台上说：“我有必要打断一下，因为我认为王先生的报告错误百出，他没有搞懂热力学的本质。”他捏起粉笔一边在王先生写满黑板的公式和概念上打叉，一边解释错在哪里。一口气讲了大约四十分钟。王竹溪一直尴尬地站在一边。校领导为此找束星北谈话，束星北说：“过去大学都是这么做的。”
●胡适曾有书信责备苏雪林在鲁迅逝世后抨击鲁迅一事。胡适在信中说：“鲁迅狺狺攻击我们，其实何损我们一丝一毫？他已死了，我们尽可以撇开小节不谈，专讨论他的思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
●黄侃在北平教大学，常带学生出游，如法源寺、广济寺等等地方，游完，便一同找个有名饭馆吃晚饭。黄侃每饭一定要喝最好的白酒，他说：“饮君子要浅斟细酌。用大杯咕噜咕噜喝下去，纵使喝得多，算不得饮君子。”一餐饭，至少得花两三小时。饭罢，还得拈韵或作诗，或填词，限第二天下午课前交卷。他也作诗填词，拿出来和学生的比。
【选自新浪博客】
兔子为什么输了
龟兔赛跑，兔子为什么输了？兔子的理由太多了——
骄傲自大了。眼瞅着乌龟匍匐爬行慢吞吞的样子，别说不能一路狂奔，就是行走也很费劲，所以就先躲进草丛里睡一觉再说吧。结果，在不恰当的时间和地点，做春秋大梦过了头，让这龟小子一不小心捡了个冠军。
刺激太少了。如今搞活动要有物质奖励，必须的。激扬口水当激励，一张奖状来表彰，这不是在羞辱兔爷的高智商吗？冒了一身大汗，不得一文小钱，只有傻瓜才肯认认真真玩命。
犯职业病了。自从成为房地产开发商后，不论走到哪里都先看地皮。路遇一块尚未开发的良田，情不自禁，驻足以观，心驰神往，屈指算账：圈多少地？建多少房？能赚多少钱？恍然忘了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竞技比赛。
过分警惕了。不管有多少观众尖叫，乌龟这家伙还是不急不慢，状若绅士闲庭信步。因此，很怀疑在前方路上暗置了机关，让先行者落入陷阱，所以决定：宁肯落后万米，绝不争先一步。
嘴巴贪吃了。途中突兀地发现一大片青青的草地，遵循丛林世界的动物法则——先填饱肚子，再发展体育运动。于是乎，大口进膳没商量，不幸耽误了比赛时间。
腐败一把了。私下笑纳了乌龟送上的一份贿赂，时机一到，理当酬报。
误信裁判了。一口气跑了大半天，发现南辕北辙了，都是裁判狐狸捣的鬼！这厮频频高举爪子，貌似指引正确大道，实际是盲目瞎指挥。方向错了，一切皆错，想不认输也不行。
友谊第一了。为了长久维护兔龟相处的亲密和谐关系，心甘情愿，尾随其后。不争一时之功，误伤哥们义气，比赛也要讲团结嘛！只因心存长远大计，才将狂奔化为慢行，胸中有盘大棋……
危机感没了。现代体育活动与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截然不同，实在没必要争什么第一。倘若潜身在危险四伏的密林草莽里，豺狼虎豹动不动呼啸而出夺我性命，那肯定要跑多快就跑多快！
炒作名声了。本来摘取赛跑金牌乃囊中取物尔，可如今世风大变：乌龟败给兔子是正常现象，兔子败给乌龟才堪称一大新闻！为了争取人气榜上排名靠前，只好忍痛割爱将桂冠拱手相让。
【原载日《广州日报·每日闲情》】
一盒冬枣的线路图 高红十
这张冬枣线路图的起点是冬枣树。半红还青时被人摘下，放进长方形发泡质地的盒子里，一盒大约五斤。想象那时冬枣们鼓着脸，紧张兴奋，汁水饱满，不很红不很甜，送枣人想把最好的形象留给收枣人“啪”的一下——
打开盒子的一瞬间。
二十盒冬枣跟别的货物一起被紧实地塞进物流车，满载的车子过路过桥，交各种费用，大车倒小车，最终来到京城某楼下。
枣不知道。噔噔噔被搬进一户人家。这家户主是女的，了不起的高级干部，有一位更了不起的父亲，说出名字吓死人。
枣不知道。它只知道这户人家上下几辈都与产枣的地方无甚渊源，一定是送枣人或单位有求于这户人家，就送来了。除了上市买卖，只要送来送去都有目的，只是那目的，枣不知道。
后来，枣被放进这家人家一楼的半地下储物室，始终没有机会被主人“啪”一下打开。枣很郁闷，并因郁闷日渐憔悴。
一起郁闷并憔悴的还有大白菜，小盒装的鱼、羊肉和虾。
一周要么十数天后（枣看不见天日又没戴表所以什么也不知道），女主人家来了客人，可能为女主人编书或者为女主人父亲写书，又或者请她为客人写的书做序，参加客人编辑出版书籍的研讨会。读者大约明白客人是干什么的了吧？
枣不知道。
枣重新见到天光是女主人带客人来到半地下储物室打开房门时。女主人见客人有车，让他一定带走几盒冬枣，还有大白菜。女主人很坚决，说：“吃不完，会坏。”
几番推让，五盒枣五棵大白菜上了客人的车。
客人车子没开多远，接上又一位女同志到了吃饭的地方。请吃饭的理由是客人一本书被评上奖了，女同志是评委，客人要谢谢这位女同志，聊聊文学。
饭后，客人送了女同志一本签名的书，坚持要女同志带走枣和白菜。
女同志百般推托，理由过硬：沉，不好拿。于是一盒冬枣装进女同志手上的无纺布环保袋里。
女同志回家，打开发泡质地的盒子——枣很失望，此女同志并非送枣人想送的彼女同志，盒子没有如设想那样“啪”的一声，显示了枣的不满。女同志不知道。眼前的枣们依旧红少绿多，有些枣的把子处呈现酱红色腐烂样貌，正是这腐烂样貌阻挡了枣们前进的步伐。
自己吃，女同志叹气，不送人了。
女同志和家人一天一小盆洗洗吃，速度快过枣的腐败。只当补充维C。枣很快被吃完了。
这盒冬枣的终点是女同志一家人的嘴巴。
【原载日《今晚报·今晚副刊》】
聊斋补遗之炒驴 立仁重返
某日午未许，余生骑骞驴过大邑，人困驴乏，急欲觅店小憩。偶见城南有“炒肆”，门庭火爆。遂奔之。递驴缰于小二，欲觅座。小二曰：“驴何炒？”余生曰：“驴乃某代步，草料、清水饲之。”
既登楼，有侍者阻于前，曰：“鄙肆客众，须打号。”余生不得已，于打号机处取单。单载：“某号，二零一一。此肆效西餐之自助，主随客便。候次，欢迎观览。”余生观夫肆堂，有“炒股司”、“炒房司”、“炒钱司”、“炒官司”、“炒名司”、“炒利司”多处。堂左，赫然有“炒人司”。余趋前，于入口处得睹一案，置“炒料”数瓯于其上。瓯有标帖，注明料性、用量及用法。案上插有签牌，书“择善而从”字样。余生踟蹰有倾，细审炒料，无非“豪由”、“狂言”、“腐汝知”、“花交”、“胡搅”、“八脚”、“诡皮”、“生僵”、“粉丝”、“鸡精”诸味。见案头有“咨询册”，信手翻阅，方知此肆非酒肆。又见有若干瘪三、阿飞经入口进，久未见之出，询诸侍者，或曰：“彼等经小肆略炒，身价遽增，已为猎头攫去，将从业于诸多行当，或为文化、教育、娱乐、城管乃至官宦新星。”余生未得要领，且腹枵口焦，急寻阶梯下。
遽离炒肆，顿忆骞驴尚遗肆中。急寻小二讨之，小二曰：“已炒矣。”余怒，斥之曰：“驴虽骞，乃吾代步，且耗银半钱于屠户处购得，尔竟炒而食之，将奈何！”小二亦怒：“水、料遵客官所吩咐，费耗逾百金，赖账乎？”值纷争起，有大堂经理排解：“客官息怒。此炒非为食。客官之驴现在城之西郊，往可得见。小二可从客官往，水、料费索之于驴可也。”
至西郊，有人众塞途，一青衣人据高阶侃侃而谈。小二谓余生，此即先生之驴。余生细审，彼除所言驴事外，止脸、鼻、唇处尚余驴状，依稀得辨识。
余生归茅舍，为失驴而耿耿。见案头有书简，展其一览之，乃恩师端阳生留。简曰：篇中言梦境，闹市述真情。莫笑红尘败，聊斋述古风。
【选自《光明网》】
一针见血 钟禾
“中国银行业一枝独秀，利润很高，不良率很低。……企业利润那么低，银行利润那么高，所以我们有时候利润太高了，自己都不好意思公布。
——12月5日《新京报》报道，中国民生银行行长洪崎在“2011环球企业家高峰论坛”发言时这样说道。
“因考虑到社会维稳，有两百多名员工要就业和国泰的经济损失，决定停止执行具体行政行为。”
——厦门国泰妇产医院因存在外科医生冒充妇科医生做手术、执业许可证过期未补办仍继续营业等违法行为，被厦门卫生局吊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而厦门市政府在行政复议后如此表示。
“事情没搞清楚就乱吠！”
——11月12日深夜，广州一辆特种车发生车祸，《新快报》记者到场采访后遭特种车内四名男子殴打。据记者称，当时他大声呼叫，但一旁的交警无动于衷。对此，广州交警官方微博如此回应。
“ 这四起投毒案件的发生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我们公民的防范意识较差；第二，部分群众仍有不良的生活习惯。”
——近日，河北省唐山市滦南县连续发生四起恶性投毒案件，致使三名儿童身亡。对此，该县文明办主任李晓茹在接受采访时如是说。
“‘两会’给代表发纪念品‘很正常’，每年都是这样操作的。”
——近日，《南方都市报》记者在云南富宁政务网上找到了一份采购手表的公告。公告上声明将花费六十万元采购上海牌机械表九百七十八只，并规定了在表上刻有“富宁县十五届人大五次会议纪念”和“富宁县政协八届五次会议纪念”字样。面对采访，采购人员如此回应。
“她的房子可能是自然倒塌。”
——2010年12月，江苏宝应县单亲妈妈接凤红送女儿上学后，回家发现房子已被人夷为平地，她找到要强占房子的开发商公司，却被打得遍体鳞伤。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接凤红四处求告却无人受理。针对此事，宝应开发区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陈进民如此回应。
“这个穷人，还敢骑一辆破车来撞！我是人大代表不能随便扣留！”
——广东惠州市惠城区今年刚当选的一位人大代表在闹市开奔驰车撞倒一辆电动车后，大骂伤者；面对执勤交警执法，他不但不服还打电话投诉交警违法，在冲突中该人大代表如此声称。
“要盖章，可以，但你得先订份报纸。”
——山东济南市民的商铺年检，工商部门让去居委会盖章，该居委会如是说。
【原载日《南方都市报·声音》等】
［立此存照］
一首让我泪流满面的歌 黄亚洲
上午，刚开启手提电脑，就收到同庚老友吴主席 —— 他当过省邮电工会的主席，且这么尊称他吧 ——
从杭州发的一封电邮，打开一看，是一则视频地址，名称很有诱惑力，叫做“2011年度最给力改编”，再点击一瞧，还是属于“新浪”的视频，几秒钟广告之后，就是一首歌
—— 《祖国啊，你慢些走》。
于是，我暂停尚不熟练的键盘写作，先听歌。“听歌不误砍柴工”，企业家朋友都这么说。
原来这首《祖国啊，你慢些走》是改自马玉涛中将的《马儿啊，你慢些走》，器乐听来原汁原味，铿锵的节奏里仍闻马蹄声，而女高音则换成了男高音，唱得也算到位，起码是饱含感情，高昂的拖腔里似有隐隐的泣声。
这一听，忽然教我泪流满面。
想来，已有很长时间没能进入听一首歌就掉眼泪的境界了。
一边听歌，一边看着视频上的画面，矿难、断桥、地沟油、蛮横的城管、撞人补刀的青年、反复碾过儿童的车轮、站在“我要上学”标语下脸蛋脏脏的娃儿、那位声称与红十字会有深刻关系的郭小姐的跑车与甜笑……泪珠终于像手指一样落在键盘上。
吴主席今天甩来的，不是浪花，是泪花，反正都是咸的，心里流过的血也是咸的。
男儿有泪不轻弹，干吗那么没出息？
我后来想，这段视频之所以能引起我的眼眶决口，好像有这么三个因素：
首先是歌的本身旋律好听，能打动人心，从反复嘱咐马儿的人性角度，一路展开视野与感情；那种感情的播撒很是自然，很能深入人心，能让我这个五音不全的人也长久地为此歌所迷，一听就产生共振，仿佛颠在马鞍上。
第二个原因，是我一下子想起了我的中学时代。我们杭州四中的校广播站午后播放的一批革命歌曲当中，天天有马玉涛的“马儿歌”，当然马玉涛那时候还不是中将。估计是轮流值班的几个广播员都喜爱这匹“马”，也有可能是广播站拥有的胶木唱片本身就不多。那是个人人吃不饱但又人人意气风发的时代，由于“均贫”而显得社会公正。那时候也不是穷山沟的孩子都有书读，但不存在与“朱门酒肉臭”和“宝马”的对比。那些年，我因为天天听“马儿”，对“马儿”走的每一步都能如数家珍，现在一位男士忽然牵来了这么一匹跌跌撞撞的“祖国”，怎不教我猛然间撕心裂肺。
最后一个伤心因素，是我看着一些破碎的画面，比如被推平的教室之类，瞬间就想起了汶川震灾时那些采访的日子，那些悲恸的父母、无助的眼神，那些野花旁散落着的课本和攥在小黑手里的铅笔，那些血污的瓦砾和斟酌过的数字。在那十个日日夜夜的采访中，我的稿签纸上也是几次落过泪滴的。
如今骏马换成祖国，中将换成“平民”，高亢依旧，蹄声照响，听之真是百感交集，以手击额，无以复加。
其实歌者的意思也不是要让一个国家走得慢一些，谁想慢？慢了才不妙呢，慢了才有1919年的五四运动。我以为，歌者心里的想法，也许是反向的，是祈愿一个国家能快则快一些，“政改”步子再往前推进几步，别不作为，别停滞。
歌者催马儿慢，其实是心里急，他的马鞭应该是挥着辩证法的，我是这么理解的。
我想长期保存这首歌，因为这样做有明显的好处：一旦我想要流眼泪的时候，马上就能打开电脑播放这匹“祖国”。据说人的泪腺是要定时活动活动的，有益健康，不能老板着个面具脸，喜怒皆无，招人讨厌。
【原载日《联谊报·钱塘听潮》本刊有删节】
“挖坑待建”与“伪装下井” 肖余恨
云南师宗县煤矿发生事故后，多名目击者和当班矿工表示，当天的私庄煤矿值班领导并未带班下井。事发后，矿领导齐谷明才匆忙下井，并伪装井下逃生的假象。
住房城乡建设部11月10日称，截至10月底，2011年全国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开工已超过一千万套，实现了年初计划的目标任务。但是，据《京华时报》报道，全国已开工的一千万套保障房中约三分之一属“挖坑待建”情况。对此，住建部有关负责人“辟谣”称，仅搭建施工现场围护设施或仅开挖基坑的，不计入已开工套数，否认了“三分之一开工保障房只是挖坑”这一说法。
这些年来，矿难一直是困扰安全的大问题。安监部门的领导总是处在“怒不可遏”的情绪中，不断检查，不断善后，不断处理，也不断出台各种各样的规定。但是，矿难就是避免不了。不是高层不用心，不是政策和规定没力度，关键的问题是，规定是规定，执行是执行，上级规定往往在执行过程中被架空、打折了。以领导下井为例，这一政策甫一出台，舆论便对此担忧不已，规定是好规定，或许倒会逼领导用心，更加注意安全问题。但是，这一政策能否真正得到执行呢？事实证明，公众的担忧不无道理，齐谷明伪装下井就很有代表性。更有“创意”的是，广西河池朝阳煤矿曾突击提拔了七名矿长助理下井带班，而包括矿长、副矿长在内的五名主要领导却稳坐在办公室里。
一项政策出台，政策制定者应该考虑到可能出现的问题，并根据情况对政策打补丁，以保证政策的完善和执行。可惜的是，一些非专业人士都能够预见到的问题，政策制定者却信心满满认为可以规避，结果总是不幸让人言中。
再说保障房。按照中央规划，2011年计划开工一千万套保障房，要求各地今年11月底前全部开工，年底前确保完成四百万套。到了6月底，全国整体开工量仅三成。然而，仅仅时隔三个多月，各地却陆续发布让人振奋的数字，全国保障房开工率超过了百分之九十八以上，保障房建设“突飞猛进”，一夜之间各地全部达标。其中是否有“挖坑待建”这样的“下有对策”呢？
其实，要解决这些问题，并不困难，扭住关结点即可。明确保障房的定义，不给地方将各种其他性质的“安居房”来凑数的机会，什么“两限房、经适房、廉价房、公租房、回迁房”，统统要摒弃于保障房之外。在规定时间结点里，组织专人对保障房进行达标验收，达标既要考虑到数量也要保证质量，同时还要考核“配套率”。不看过程看结果，不达标的，对主要负责人一票否决。如果将保障房建设作为重要的政绩予以考核，如此，还怕某些地方阳奉阴违吗？
很多时候，我们只注重漂亮的数据，只注意下通知、出规定，但却在执行环节没有较真儿。保障房是这样，领导下井是这样，很多规定不也是这样？如果放开监督，加大惩处力度，扩大行政决策和执行的透明度，这些问题原本都是可以避免的。
【原载日《燕赵都市报·燕赵观点》本刊有删节】
“高门槛”与“低成本” 肖荻
这里说的是，一个时期以来的热门话题：“行善高门槛”与“作恶低成本”。前者的标本事件，就是江苏南京彭宇案之类的事件，老人倒地，救人者反被“常识推理”“追责判罚”，把行善的“门槛”推得匪夷所思、高不可及。新近，江苏如皋又有类似一幕，几乎又使救人者倒霉。“作恶低成本”的众矢之的，即多年来面对毒食品制售的惊人暴利，也不过罚钱了之。诸如此类，无异于助长世风中的道德沦丧。
应该说，上述两件事眼下出现一些转机。如皋一案由于大巴车上装了摄像头。录像一放，清者自清，讹诈没门儿。但，为了做好事而不被诬赖，今后路人是否都得在脑门子上装个摄像头呢？对于毒食品制售者的惩罚，2011年初起刑点已提高为判刑五年以上，严重者依照刑法相关规定处罚。但，就在这一新规定公布数月之后，最近警方又发现并破获了河南、河北、江苏、山东一起特大跨省地沟油（所含黄曲霉素是强烈致癌物，其毒性是砒霜的一百倍）产供销一条龙案件。他们正在那里以“要钱不要命”的“冲天干劲”，放肆挑战德与法。
“行善高门槛”与“作恶低成本”，远非仅限上述问题。在社会生活万花筒里，纠结多矣。据9月22日《中国青年报》报道，中科院院士李季伦等六人公开举报原中国农业大学校长、“三院院士”石元春学术腐败，长达九千余字的举报材料，有观点、有举证，所反映的是一个很严肃的学术规范问题。但，至今被举报人石元春通过媒体予以否认，要求立即停止侵权；中科院、工程院等官方迄无回应。主管方中国农业大学则称：双方当事人均已退休，举报内容系个人私事，加以推脱。再举一例，9月20日新华社报道，河南信阳“明星企业”华英禽业集团是当地政府的宠儿，该公司日排养殖废水一千多吨，直入村民稻田沟堰，淤积一米多深，母亲河水质变坏，居民大面积腹泻，叫苦不迭，但当地政府没有给予重视，更未拿出措施。这不禁令人质疑，难道企业污染竟让百姓买单吗？
“为官避事平生耻”。面对社会各方发生的利益纠纷，司法部门和有关部门应是勇于担当，主持正义，亮明观点，助人向善，震慑邪恶，而不是“一推六二五”。他们对是非曲直提出的主张和仲裁，应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有助于降低行善的门槛，而不是抬高它；提高施害者的成本，而不是降低它。这是公权力应有的责任意识，也是领导者起码的正义感。
文艺复兴时期法国最重要作家拉贝莱有句名言：“学术无良知，就是灵魂的毁灭；政治无道德，就是社会的毁灭。”如今在某些角落，“潜规则”大行其道，“利益链”暗度陈仓。倘若对应“零容忍”的事情竟然“零作为”，听任强者得暴利、弱者吃大亏，那包括你我他各方都在内的和谐、稳定、幸福、尊严又何从缔造呢？
【原载日《今晚报·今晚副刊》】
老故事 新笑谈 老赫
我年少时还没有“脑筋急转弯”这概念，但也有这类故事：主人将乘船，家中打更的说昨晚梦见那船沉了。主人没乘，而那船真沉了。然而，主人却辞退了他，问为什么？当时大家想呀想呀都想到福尔摩斯那去了，答案出人意料：打更的做梦，失职，他睡觉了。
眼下的新笑谈，不是脑筋急转弯，是真事。“河北深州越狱事件”报道中有一细节：犯人夜间越狱，“当时两名值班狱警和两名值班犯人都在睡觉。”老天爷！谁敢想象在这法度森严的地方会有这等奇事。四位值夜者中，二名狱警不仅睡了，且睡得很香很沉。做没做梦不知道，但有人在眼皮底下跑了，他们确实不知道。也不知他们身上有没有枪呀钥匙啥的，若像电影里那样抢了枪再开了大牢，麻烦就大了。值得庆幸，那犯人虽“匆匆如丧家之犬”，但“惶惶”未成“漏网之鱼”，很快被抓了回来。亡羊补牢，犹未迟也。可这类事以后能否杜绝？谁也不敢打保票。问题是高墙里的人太想出来，而值夜班的也难免再睡大觉。还好，整改内容之一就是把床撤了，看你往哪睡。
在我的印象中，好像除某些极其重要之处如银行、消防队还有监狱等值夜班不能睡也不敢睡，其他的都睡。早先值班室里四大件嘛——床铺、电话、桌子，还有一个老头子。那时歹人少，老头儿又厉害，还真管用。现在看来我的印象有误，那些重要单位也照样睡，还睡得挺死。这很可怕，若动物园值夜班的也睡，飞出几只鸟还行，跑出狮子老虎，那咋办？或许说不可能吧，可有例为证：白天逛故宫，看珍宝不错，就猫起来晚上偷一把。倘若白天逛动物园，看观赏鱼值钱，也想猫起来抓两条。不料这馆门严，没进去，来气，然后见门就开，万一猛兽门没锁好……
凡事不怕意外就怕万一，在这点上，应向古人学习。他们是防患于未然：天将黑关城门，夜深了宵禁，还有专人打梆报更。报更既报时间，也提醒人一觉醒来，不妨看看门窗可严、灶火可熄，再睡。别煮猪头的火还大烧着，您这头睡得比死猪还沉，回头火燎烟呛，结果得比武大郎还惨。
当今现代生活，没了城垣城门，也没人打更。月儿弯弯照九州，不夜城里乐悠悠。每晚都似平安夜，天明喊，“妈呀！进了小偷！”仔细看，是攀墙钻窗折铁栏进来的，大呼这功夫要是给渣滓洞的先烈多好！其实，还是自己太大意了。
说来太大意的事，可不光是值夜班睡觉，在社会生活中，有一些具有执法监督权力的部门，大白天也“睡觉”。有的事看似可笑，实则令人吃惊……广东有官员获刑被判决一年多，不仅未坐牢，而且住在高档小区开宝马豪车。想想，从判决到执行，律法条条，关口重重，但凡有一处认真履职，都不会出这等事。如今闹成这样，肯定有不少人失职“睡觉”，甚至执法犯法出手相助。
吃包子要吃新出笼的，看新闻要看才发生的，往往这时才最接近真相，而后续报道多是纳过闷儿来做修补。如这条消息中有两点会让签发者后悔，一是睡觉，太直白，让人贻笑大方；二是同时睡觉的还有“两名值班犯人”。这更让人发笑，只听过有“军民共建”、“警民共建”等，还真没听过有“警犯共建”、“警犯同班”，倘若要逃跑的就是值夜班的犯人，他连墙都不用翻了吧。也许是咱孤陋寡闻少见多怪，但再看后续报道，这些就回避少提或不提了。
【原载日《今晚报·今晚副刊》】
齐唱《老鼠爱大米》 王安
每逢百年，顿生敬仰。比如1911年中国武昌起义的枪声，比如1917年俄罗斯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炮声。在下要讲的是一件小事，无关宏大，只有细微。
百多年前美国密歇根州有一个小铁匠威灵顿·波特，整日辛劳终有收获，晚年有了自己的伐木公司、铁矿公司和运输船队。威灵顿要交班了，但六个子女七个孙儿似乎都不是这块料，家业交给他们，分分钟玩儿完。于是，威灵顿将家产变现为一亿一千万美元，交给律师保管，并立遗嘱：除给每个儿孙每人一万美元外，其他财产冻结起来，百年后再开封分配。2011年5月，威灵顿百年遗嘱期满，他的遗产已增值为五亿美元，而儿孙们也个个出息，并不眼馋这点钱，于是决定成立基金支持创业，让威灵顿的精神代代相传。功德圆满，皆大欢喜。
在下揣摩，如果这故事发生在咱这儿，可能会有N种结果。
把亿万家产封起来？你疯了？即便没有二奶三娘争抢，六儿七孙也能扯你个七荤八素的，哪容得你个老头儿从容正寝。甭跟我讲孝道讲礼仪，更别提西方的个人权利神圣，在这个时候，全家老小都唱同一首歌《老鼠爱大米》，断容不得大好金银睡在别家炕头。
老头儿把钱放律师那去了？就不怕把你个律师楼砸了？近百年前中国也有律师，比如施洋大律师，但结果是很悲惨的。如今遍寻中华大地，哪里有百年律所？也就是说，即使威灵顿找到个能干的律师，也没有百年律所能执行这百年遗嘱。
甭说百年律所，咱这儿有几多百年企业？甚至百年老房？倒是有老外的建筑设计事务所来函叨叨——当年在中国盖的房子已经八十年了，要当心喽。2004年联想、万科成立二十周年，狠狠庆祝了一把。二十年真的不容易，在柳传志、王石心里，他们算定自己创立的企业能有几个二十年？
威灵顿把钱交给了律所，律所聘请职业理财师打理，方能在百年中使一亿一千万美元增值为五亿美元，但不知这一百年来通胀几何，威灵顿遗产是否贬值？在咱这儿，同样有这个问题。今天的钱与三十年前相比，值十分之一还是二十分之一？谁也说不清。钱放在哪能保值？银行？扯！股市？没瞧说绿就绿嘛。房子？响应号召房价下跌却另有烦恼心头起……
票子铁定是要毛的，一切抵抗都是小儿科。眼下通胀似乎已越过顶端，有经济学家乐观预测２０１２年CPI将降至2.8%。但这里指的是CPI增幅降至2.8%，这之前发出的票子，就像洪水，不，像裹着淤泥的洪水覆盖大地，水分可以被蒸发，但淤泥垫高了的物价高原，却如何削平回到过去？今天一块钱一根的冰棍如何回到五分钱？并且，经济要发展，要保持速度，于是新的洪水裹污泥又在涌来。你跑？往哪跑？全世界都洪水滔滔流动性泛滥，长江后浪推前浪，早晚要把威灵顿的遗产打在沙滩上。
票子既如此靠不住，那还是不变现的好，但这也有另外的麻烦。
在咱这儿，如果威灵顿的产业继续运行，可能碰到资金紧张，告贷无门，行贿受贿，蹲进大牢；可能遇到政策变化，资源产业，环保升级，国进民退，兼并重组；钱放在房产上也不行，马上就要新增房产税，让你收益大减甚至入不敷出，如果不幸被拆迁，公共利益，立马让你的房产缩水到十分之一；最坏的结果是，忽然发现多年前你的灰色行径，第一桶金是怎么来的？有偷税漏税吧？此时，就只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
威灵顿遗产还有另一种出路，就是进入革命。进入有多种形式，最多的是被剥夺，比如大地主刘文彩。当然，也有主动进入的，把有限的个人财产投入到无限的革命事业中去。比如孙眉资助弟弟孙中山，但据说孙眉后来要官，显得不够高尚；比如章士钊募捐资助毛泽东，后来章家后人洪晃把老人的宅子还给了革命，清浊自分。
让人感叹的是，百年前启动中国革命的是枪声，而震动俄罗斯革命的是炮声，那时候俄罗斯废除奴隶制才不过五十年。枪与炮，这就是差距。只是，将来不管再有什么革命，最好不要枪，也不要炮。
【原载日《中国青年报·冰点人物》】
忧郁的空气 子强
三个月前，知道PM2．5是什么的国人可能不到一万个，现在至少有一亿了。这个专业术语的普及，要归功于美国驻华使馆工作人员，正是他们孜孜不倦地每天发布PM2．5数据，才让国人知道了自己呼吸的空气远比想象的可怕。就像小学课文里的爱因斯坦的板凳：这个板凳已经够差了，但其实还有更差的；感觉空气已经够糟了，但事实上，它比你所以为的还要糟得多。
PM2．5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恐慌和愤怒，当然，恐慌和愤怒主要存在于大城市，存在于一群解决了温饱问题、对于生活质量有所要求的人中间——常年吃不上午饭的贫困地区小学生，对这个是不会有什么感觉的。恐慌是因为发现自己呼吸着可怕的空气，而且无法摆脱；愤怒是因为这么多年，每天装模作样监测和通报空气质量的有关部门，竟然对这么可怕的情况一无所知或者秘而不宣。
恐慌和愤怒是比较短暂的情感反应，持续的反应则是焦虑，极端的反应则是崩溃，因为这样的空气，短期内不可能得到实质性的改善——也不是不可能，根据一家空气净化机厂商的说法，健康、清新的空气环境，哪怕是在北京这样的城市也是存在的，只不过只有少数人能享有。在呼吸这件事上，动物主义的原则仍然有效：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是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加平等。
至于民众的恐慌、愤怒、焦虑和崩溃等不良情绪，“基地”组织和临时工都不需要对此负责，始作俑者毫无疑问是美国人。就像鲁迅文章中说的那样，一间铁屋子，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现在你大嚷起来，对得起他们么？我们也有必要问一句：美国佬你们这样搞，对得起我们么？
关于美国人的动机，有各种分析。一群美国人，受了美国政府的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这是什么精神？这不太像是国际主义精神，也许，他们是在下一盘很大的棋，试图从精神上打垮中国城市的精英阶层，进而打垮整个中国，以实现其前国家领导人尼克松早就提出却还没有实现的“1999不战而胜”的战略目标。
利用空气做文章，美国佬不是第一次。北京奥运会时，美国自行车运动员，就戴着口罩到北京参赛，严重地伤害了国人的感情，要知道，国人只有在非典肆虐的极端情况下，才会戴上口罩。美国佬此举，着实可恶。
可恶归可恶，现实归现实。那些颗粒，有关部门监测，或者不监测，通报，或者不通报，它都在那里。在PM2．5的阴影下，哪怕天空总是被宣布为蓝，空气也仍然是那么地让人忧郁。
【原载日《南方都市报·编见》】
当旅游被经济绑架 徐怀谦
来自北京市假日办的数据显示，２０１１年的国庆黄金周，北京旅游总人数达一千零六十九万人次，旅游总收入八十六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5.1%和12.8%，外地游客人均旅游花费两千两百九十二元。用经济学家的眼光来看，这的确是些鼓舞人心的数字。
可是，游客的感觉如何呢？据报道，10月2日，到故宫参观的游客达到十三万人次，远超过相关部门节前发布的八万人限流量。不过客流从3号开始从峰值逐渐回落，到5号基本与往年同期持平。除了故宫，八达岭长城、颐和园、天坛等这些传统著名景区都在黄金周期间进入了旅游人数的高峰期，人流突破或接近历史最高点，似乎到处“人满为患”。天坛、颐和园和动物园，曾连续多天日接待游客量突破十万人次，七天分别累计接待游客七十七万、六十八万、五十三万人次。以至于有网友戏称：十一到北京看“人海”。
我作为一个北京居民，当然不会去凑这份热闹——我们一家三口逃离北京，到天津宁河一个度假村躲清静去了。作为置换，我弟弟一家三口则跟着旅行社从青岛扎进了北京的人潮。离京前他给我打电话，我问：“收获大吗？”他说：“这哪儿是看景？就是看人头。”
于是想起那句关于旅游的名言：“旅游，就是从自己厌倦了的城市逃到一个别人厌倦的城市去。”初次看到这句名言，我心生疑问：人们为什么会厌倦自己生活的城市呢？是呆久了呆腻了吗？后来才明白是人太多了，于是躲了出去。如果躲得好，是可以享清静的；躲得不好，则不过是从一个令你厌倦的地方跑到另一个令你疲惫的地方而已。
如今，经济发展，人们生活富裕了，在旅游、休闲、购物上的消费大幅增长，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但凡事都有一个度，如果经济增长以过度消耗能源为前提，这样的经济增长是有问题的，同理，如果旅游被经济绑架，旅行社只顾敛财，不再考虑景点承载能力的话，这样的旅游也是不可持续的。
曾经看过一个报道：欧洲小镇游对中国游客的大举“入侵”是反感的，这倒不是因为某些国人随地吐痰、乱扔纸屑等不文明的举动激怒了欧洲人，而是因为他们觉得激增的客流扰乱了小镇安静的生活，打乱了他们的生活节奏，于是呼吁政府限制客流量。
我佩服欧洲人对生活质量的追求。他们也需要从旅游中获取GDP，增加本国人的就业机会，提高第三产业的收入，但有一个前提，就是要保证自己的生活质量不受影响。那年在瑞士旅游，刚到傍晚，就有许多钟表店、服装店打烊了，不少国人骂骂咧咧地说：“这些老外真不会做生意，放着大把的钱不赚，这么早就关门！”我们的导游还讲过外国司机的故事：他们严格执行每天工作八小时的规定，多一分钟不行，多给小费也不行，到时间就收工，如果导游安排不当，没有到达目的地就被撂在半道上，也是常有的事。初次听闻这样的故事，觉得欧洲人过于呆板，不懂变通，可是深入到那个环境中才知道，这正说明人家重视生活质量，重视自己的休息权——因为赚钱是无止境的，该赚的钱就赚，不该赚的，多一分也不要。
在当下的中国，旅游却被经济所绑架，人们只记住了“无烟工业”的利润而忘却了旅游作为一种精神活动的价值。在许多旅行社眼里，只有金钱而没有其他，所以对他们来讲，揽客多多益善，故宫涌入十万二十万人，与他们何干；为了拿回扣，故意压缩旅游景点而增加购物时间；为了榨油水，尽选折扣多的宾馆饭店和交通工具。这一切，无不背离了旅游的原旨。
旅游是什么？简单地讲，就是旅行观光，愉悦身心。
我不是文化至上主义者，所以并不否认旅游是一种经济活动，我只是想提醒有关部门学会利用一切现代化技术手段，及时掌握游客信息，合理调配、分流，使游客高兴而来，满意而归，而不是扎堆而来，疲惫而归。毕竟，对于绝大多数游客来说，他们游的是心情而不是什么GDP。
【原载日《今晚报·肝胆篇》本刊有删节】
河南宋庆龄基金会应当更名 苏文洋
中国红十字总会日发布消息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红十字医院把活婴当死婴扔弃事件，属于“严重医疗责任事故”，中国红十字总会已责成广东省红会启动取消该院冠名“红十字”的工作。
广东省有三十多家挂名“红十字”的医疗卫生机构。南海区这家红十字医院是2009年7月经佛山市红十字会向省红十字会报批同意后，改名为红十字医院的。仅仅过去两年多，“红十字”便被摘掉，确切地说，原因在于他们犯了一个严重的医疗责任事故。无论是红十字医院还是非红十字医院，救死扶伤都是医院的天职。活婴当死婴扔弃事件的发生，说明这家红十字医院不仅玷污了红十字这一红色招牌，连能否继续履行医院职责在老百姓心中都是一个大大的问号。不能说老百姓是“老不信”，红十字医院干出这种草菅人命的事情，你让老百姓怎么信呢？谁家的活孩子被医院当死婴扔掉，谁若是还相信这是医院，那他的头脑就出了问题。中国红总取消这家医院红十字冠名，我以为是非常明智的决定。为了保护好红十字这块牌子，中国红总将在全国对以红十字冠名的医疗机构展开调查和评估，既是“贼走关门”之举，更是“清理门户”之始。认真做好这些工作，才能够重新取信于民。
南海区红十字医院今后如何更名我们不必操心，终究是不能再以“红十字”欺世盗名了。现在，同样面临取消冠名问题的是河南宋庆龄基金会。从２０１１年9月以来，这家以“宋庆龄”冠名的基金会，被曝光涉嫌违规经营、善款放贷、公益资金投资房地产等一系列问题。据新华社记者追踪采访发现，河南宋庆龄基金会一边以“公益医保”名义在农村大量“吸金”，一边在城市投资放贷搞房地产，其运作已经严重偏离公益慈善事业的轨道，且风险巨大。２０１０年，河南宋基会财务数据中，长期投资有四亿多元，而应收款项竟高达二十四亿多元。河南宋基会通过旗下一批公司使业务范围涉及房地产开发、担保、教育、保险代理等诸多领域。工商、税务部门认为，按道理基金会作为公益机构，财务应公开透明，而现在财务表现竟然比许多企业还要“复杂”，且大部分都是关联公司“倒账”，最终流向又不得而知。
举世皆知，宋庆龄女士是孙中山先生的夫人、中国人民心目中最受敬仰的伟大女性。用她的名字冠名基金会，从事慈善事业，是对宋庆龄女士的最好纪念，同时又富有极大的感召力。但是，假借宋庆龄之名，变身为黑幕重重的经营公司，这是一切善良的国人难以接受的事实，也有辱宋庆龄女士的一世英名。
雕像事件曝光后，河南宋基会以天下最公然无耻的表态震惊世人：“雕像不是宋庆龄，是‘黄河女儿’。”南海区红十字医院把活婴当死婴一经查证，还承认“活婴”这一基本事实。河南宋基会连“宋庆龄”都不认识了，这路似乎也走到了尽头。汉代大儒董仲舒有言：“名生于真，非其真，弗以为名。”所以我建议：河南宋基会更名为“河南‘黄河女儿’投资开发公司”，专心经营，照章纳税，不要以“宋庆龄”的名义干那些事情了。
【原载日《北京晚报·北京论语》本刊有删节】
产业园热起来了 王乾荣
有消息说，未来五年广东省将投入二百五十亿元人民币，用于文化强省建设。广州市已上马的大规模“文化创意产业园”不下三十个。东莞、中山、江门等地级市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建设，也纷纷一哄而上。其中东莞一地，将在今后五年，每年以十亿元资金用于“文化名城”建设。
又见报道，“集演艺、旅游、商务服务、休闲娱乐为一体，传统文化与现代时尚相融合的北京‘天桥演艺区’”，占地面积二百零七万平方米，于近日开工建设，总投资一百五十亿元人民币。将来“在这里，可以看传统的京剧、曲艺、魔术和杂技，也能欣赏高雅的歌剧、音乐剧、现代舞蹈和现代话剧；可以品尝到地道的老北京小吃，更能感受到浓郁的老北京风情；可以看演出、看展览，也可以旅游、购物、休闲”。
开辟“文化创意产业园”和“演艺区”等等，自然是“文化建设”。但是人们首先看到的，只是大面积占地、众多的这场那馆、数以百亿的投资，还有吃、购、玩等等，虽然也有“演艺”以及各种艺术样式等关乎“文化”的内容，却对于这些“园区”该有怎样的文化创意，以及怎样才算改革文化体制和推出什么样品格的文化产品，统统不明所以，仅有“园”而无“创意”。如果说略有“创意”的话，那也仅止于场馆的宏大、时髦和别致，不能叫“文化建设”。这其实是本末倒置的。文化建设，有其特殊规律，大轰大嗡，仅靠撒大钱修建众多的所谓“文化园区”，是不能实现的。
咱们“不差钱”，修建若干个“园区”不在话下。前几年全国风行的“大学城”建设，可谓轰轰烈烈，一片片盲目崛起的校园，一个比一个宽敞漂亮。全国大多省份都赶着上马大学园区项目，在建大学城已有五十多个，有的一个省就多达八九个，并且在“大规模”上大做文章。南京宣布投入五十亿元巨资，打造全国最大的仙林大学城，相当于二十六个北京大学的面积。好家伙，这不是“大跃进”是什么？如此大手笔，说是为的“扩招”，好像大学就等于大园、大楼似的。实践中却极易遇到师资和生源的双重匮乏以及管理、使用方面的混乱和极大浪费。没有文化大师和高质量学生的大学，只有浪费没有收获的乱糟糟大学，称得上文化重镇吗？
现在，咱们不以前车为鉴，又紧锣密鼓地大肆顺势而建所谓“文化创意产业园”了。这些“园区”，都是以行政划拨方式而不是以市场需求为前提兴建的。谁也不否认包括“文化创意产业园”和“大学城”在内的文化基础建设的必要性。这方面的适度建设，将提升一个城市的文化品位，促进并带动城市的文化产业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但是过犹不及，盲目铺摊子，只顾“吃”而不考虑“消化”，终非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且，精神文化发展有其自身规律，需要积累和沉淀，是难以“速生”的。速生的低劣文化产品与豪华拥堵的场馆，绝难相谐。作为一个北京人，我想到所谓“天桥演艺区”——集中建那么多场、馆、楼、台，别说节目是否丰富、票价能否承受，只看路程和交通，有多少城区和近郊的观众会费劲巴拉统统挤到那儿去潇洒？
正如一位大学新生所说:“大学城场地设施先进，但感觉很荒凉，没有人气。宽大的图书馆藏书很少，报纸杂志也陈旧，礼堂基本没活动，完全没有大学的氛围。”但愿，一哄而上的所谓“文化创意产业园”，别步了已成“正果”的“大学城”的后尘！
【原载日《检察日报·纵横》标题有改动，本刊有删节】
说高校里的贫富 李磊
《中国青年报》记者在全国多所大学采访发现，高校教授的生存状态正展现多元图景：富教授财源广进，除基本工资外，还有课题提成、社会兼职等等，每年收入达数百万元者大有人在；而穷教授除了学校发的工资，其他收入微乎其微，还要承担养家、买房等巨大生活压力。
一个做了博士后、留在南京大学工作的年轻人，一年所有收入只有五万元。我跟一个在合肥某大专院校教书的朋友说起此事，他很不相信，因为他们的收入，远远高于此。据我了解，南京很多重点高校的青年教师（网称“青椒”），普遍拿着可怜的工资。去年，笔者曾经就读的高校，有老师跳楼自杀，虽然自杀原因众说纷纭，但著名高校博士毕业，教书多年的他，当时住在极为寒酸的教工宿舍。
尽管如此，想进入高校体制的年轻人却越来越多，每年积压着大把找不到工作的博士，即使一个待遇很低的辅导员岗位，也都有上百人竞争。于是，“愿赌服输”成为了那些在基础学科勤奋耕耘的青年教师们的默默选择。并且，除了那些想在教学和学术领域有所作为的教师外，大部分教师只是把自己从事的工作，当成一份养家糊口的职业。
当然，不是所有老师都辛苦，都清贫。一些教授，凭借着自己的行政权力，四处拉课题，分包给底下的博士、硕士去做，然后在他们的科研成果、学术论文上署名。甚至有些教授，一年能发五十几篇“学术论文”——
这往往是一些教师一辈子所有文章的总和！在一切“向钱看”的政策指引下，项目经费可以折算成绩点。比如，南京某高校，按照不同论文等级，折算教师发表的论文分数，一篇学术论文，根据等级，三到十分不等。而每一万元课题经费，就能折算成一分。那些动辄就有几百万项目的教授，仅仅课题这一项，就有几百分。于是，就看到这样的马太效应：那些“学霸”们，不管是在行政上还是在学术上，都牢牢掌控着一切权力，动辄几千分的绩点，而那些奋战在教学第一线的教师，在“重项目，重科研，轻教学”的评奖机制面前，只有寥寥几十分的绩点。
不少“名师”，只出现在院系网站上，那里常有他们的各种报道，可学生们不认识他们，因为他们几乎不给本科生上课。甚至连自己带的研究生，都不怎么熟悉。一位博导请门下几十位博士生、硕士生吃饭，席间，一个博士谈了一些自己的观点，博导很是赞赏：“你讲得不错啊，硕士毕业后继续读我博士嘛！”那位学生很窘地说：“老师，我就是您的在读博士生！”
新闻中报道：“南京大学校长陈骏表示，要在今年消灭大学教师课时费低于三十元的现象，进一步提高教师待遇。”
熟悉南京教育市场行情的人都知道，一个高校老师只要口才过得去，随便到一个教辅机构谈谈价，课时费很容易达到八十元以上。于是，很多青年教师，出于生计不得不拼命在外兼职代课，无法安下心来搞教学搞学术。
而即使安下心来做学术，把心思扑在教学第一线的教师，在行政权力通吃之下，也很可能成为牺牲品。我读硕士时候的导师，在学校里是公认的名师，学术成果累累，曾经登上
“2010年哲学专业最受欢迎十大教授榜（211院校类）”。然而，在刚刚过去的院系调整过程中，却再也没有资格带自己精研已久的“政治学”学科点硕士。
博士开学典礼上，系主任曾经说过，既然选择了基础学科，就不要急于想着怎样就业，如何发财。但是，当以“学术为业”的教师们，在为基本的生计发愁，并且收入分配很多时候被垄断的行政权力与扭曲的学术权力所左右的时候，他们心中，真的是连一张平静的讲桌也放不下了。
【选自中青在线，标题有改动】
［人生解读］
爱好功利化 李伟明
当一种美好披上功利色彩，成为一项任务、一种目的之后，它就成为一种精神负担，爱好也不例外。
这些年，经济高速发展，人们的生活质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是，很多人的幸福感似乎并未见提升，反而在精神上陷入迷茫，觉得生活乏味。我看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有许多本来是用来调节生活的爱好，在现实中不断地被我们功利化、职业化，它们不再是休闲范畴的一种爱好，而是成了实现某种目的的手段。而这种爱好一旦“进化”为必须完成的任务，原本可以轻松的生活就变得不堪重负。
读书本来是件让人愉快的事，可对许多“求学”的人来说，这却分明是件“苦差事”。回首远去的学生时代，我至今对那种“读书”过程感到后怕，因为那时读书的唯一目的就是迎接一次次的考试，压力好大啊！有意思的是，走出校门后，我胸无大志，再也没为“升级”文凭而读书，可其实却几乎天天坚持读书，阅读量大大超过学生时代，而且乐此不疲。原因很简单：这种读书不是任务，没有压力，全凭兴趣，所以享受到了它的乐趣。当然，在工作中，很多人还会碰到纯粹为了考证而读书的情况，这种“读书”，根本谈不上乐趣。
写作也是如此。写东西作为业余爱好是挺不错的，而一旦成了职业就未必有幸福感了。业余写作，可以“随心所欲”，尽情表达，说自己想说的话。写出来了，就是成绩，就是快乐。而写作一旦成了工作，那就得为稻粱谋，要么盯着钞票，违心地跟风模仿、粗制滥造，写自己并不想写的文字；要么盯着“上面”，睁着眼睛说瞎话，写一些不负责任的东西以求“过关”甚至谋取升迁。不管哪一种，只要还有良心底线，心里都会不安甚至痛苦。如此写作，何乐之有？
体育运动也是很多人的爱好。如果把运动当作生活，把比赛当作娱乐，那么运动是快乐的，乐趣第一，名次第二。这样面对比赛，没有压力，只有愉悦的心情。一旦把运动当作谋生的职业，锻炼的目的变得只有一个——拿名次或争奖金，运动就变成了重压，成功了喜洋洋，失败了灰溜溜，每次比赛都要承受很大的精神压力。
所以，除了工作，我们应该有点别的兴趣和爱好，而且是纯粹的。做“生活家”，别让自己所有的兴趣爱好都沾上功利的色彩，别让内心需求变成了名利需要。对爱好来说，“玩”的过程比结果重要，重在过程而不在结果。一旦改变了目的，过程也将变味，那种先天的乐趣就消失于无形之中了。爱好需要讲超脱，超出胜负观，脱离功利观，让生活通过它们回归到幸福快乐中。如果所有爱好都被“整”
到让人厌烦甚至恐惧的地步，名利加身又有什么乐趣呢？
【原载日《大众日报·丰收》】
每个生命都有自己的光芒 贾平凹
一个家庭组合十年，爱情就老了，剩下的只是日子，日子里只是孩子，把鸡毛当令箭，不该激动的事激动，别人不夸自家夸。全不顾你的厌烦和疲劳，没句号地要说下去。
我曾经问过许多人，你知道你娘的名字吗？回答是必然的。知道你奶奶的名字吗？一半人点头。知道你老奶奶的名字吗？几乎无人肯定。我就想，真可怜，人过四代，就不清楚根在何处，世上多少夫妇为续香火费了天大周折，实际上是毫无意义！
结婚生育，原本是极自然的事——瓜熟蒂落，草大结籽。现在把生儿育女看得不得了了，照仪器呀，吃保胎药呀，听音乐看画报胎教呀，提前去医院，羊水未破就呼天喊地，结果十个有九个难产，八个有七个产后无奶。
十三年前，我在乡下，隔壁的女人有三个孩子，又有了第四个，是从田里回来坐在灶前烧火，觉得要生了，孩子生在灶前麦草里。待到婴儿啼哭，四邻的老太太赶去，孩子已收拾了在炕上，饭也煮熟了，那女人说：“这有啥？生娃像大便一样的嘛！”孩子生多了，生一个是养，生两个三个也是养，不见得痴与呆，脑子里进了水。反倒难产的，做了剖腹产的孩子，性情古怪暴戾。人是胎生的，人出世就要走“人门”，不走“人门”，上帝是不管后果的。
我长久地生活在北方，最愤慨的是有相当多的人为一个小小的官位尔虞我诈，钩心斗角，到位上了，又腐败无能，巴结上司，敷衍下级，没有起码的谋政道德。后来去了南方几趟，接触了许多官员，他们在位一心想干一番事业，结果也都干得有声有色。究其原因，他们说：“不怕丢官的，丢了官我就去做生意，收入比现在还强哩！”这是体制和社会环境所致。如今对儿女的教育何尝不像北方某些干部对待官职的态度呢？人口越来越多，传统的就业观念又十分浓重，做父母的全盼望孩子出人头地，就闹出许多畸形的事体来。有人以教孩子背唐诗为荣耀，家有客人，就呼出小儿，一首一首闭着眼睛往下背。但我从没见过小时能背十首唐诗的“神童”长大了成为有作为的人。
社会是各色人等组成的，是什么神就归什么位，父母生育儿女，生下来养活了，施之于正常的教育就完成了责任，而硬要是河不让流，盛方缸里让成方，装圆盆中让成圆，没有不徒劳的。如果人人都是撒切尔夫人，人人都是艺术家，这个世界将是多么可怕！这样的人接触多了，就会发现愈是这般强烈地要培养儿女的人，这人愈是活得平庸。他自己活得没有自信了，就寄托于儿女。这行为应该是一种自私和残酷，是转嫁灾难。儿女的生命是属于儿女的，不必担心没有你的设计儿女就一事无成。相反，生命是不能承受之轻和之重的，教给了他做人的起码道德和奋斗的精神，有正规的学校传授知识和技能，更有社会的大学校传授人生的经验，每一个生命自然而然地会发出自己灿烂的光芒的。
如果是做小说，作家们懂得所谓的情节是人物性格的发展，而活人，性格就是命运。我也是一个父亲，我也为我的女儿焦虑过，生气过，甚至责骂过，也曾想，我的孩子如果一生下来就有我当时的思维和见解多好啊！为什么我从“一”学起，好容易学些文化了，我却一天天老起来，我的孩子又是从“一”学起？
但是，当我慢慢产生了我的观点后，我不再以我的意志去塑造孩子，只要求她有坚韧不拔的精神，只强调和引导她从小干什么事情都必须有兴趣，譬如踢沙包，你就尽情地去踢，画图画，你就随心所欲地画。我反对要去做什么家，你首先做人，做普通的人。
【原载日《中国社会报·慈善》】
被生活套牢 张帮俊
休息的时候，我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七八位同事都在低头摁手机，有的在上网炒股，有的在QQ聊天，还有的在在线阅读。我掏出手机笑着说：“你们看手机，咱也不能落后，我也看看体育新闻。”同事们抬起头，环顾四周，看到这奇特的场景都笑了，有人说：“咱都被手机给套牢了！”
实际上，将我们套牢的何止是手机，科学技术的发展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同时，我们也更加依赖这些高科技产品，更加陶醉于这种新生活，它们已毫不客气地侵入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将很多人套牢。多长时间没和亲人一起去影剧院看部电影了？那是因为，网上第一时间都有更新。多长时间没去书店淘书了？那是因为，网上淘书更方便，只需鼠标一点，快递送上门。多长时间没去大自然走走了？那是因为，宅男腐女越来越多，根本没有闲时间去外面瞎转悠。
自从成为“卡奴”、“车奴”、“房奴”之后，生活从此被套牢，天天勒紧裤带，节衣缩食，面如菜色，担心生病、意外，不敢轻易换工作，不敢旅游娱乐，更没时间好好享受生活。可未来仍有许多可能需要的花费，年轻人大多经济实力还不是很强，拿什么去支付？于是，生活的开支被尽可能地压缩，生育的计划被一再地搁置，所有的业余爱好都变成一种奢侈，不敢轻易跳槽，不敢大胆创业……
孩子们也被深深套牢了，书包越来越重，玩的时间越来越少，眼镜度数越来越大，考试、兴趣班占据了他们宝贵而又短暂的童年时光。从上学开始，他们就被一张无形的大网罩住。何时解套？或许，只有走过学生时代。可是，到那时，又会被别的迎面扑来的网罩住。
朋友强在我们这帮朋友中算是“混”出名堂来了，房子、车子、娇妻样样齐全，着实令我们羡慕。可是，聚会时却时常听到他抱怨。原来，看似风光的背后，他也有许多烦恼。由于经常陪客户应酬，不到三十岁的他，已经迈入“三高”行列，同时健康也提前迈入“三高”行列。事业上的成功让他或多或少地忽略了家庭，透支了健康，导致夫妻关系紧张，生活变得焦虑。他常对我们说：“我很羡慕你们这样的生活，虽然简单平凡，可至少不必被许多东西套住。”
生活中还有一群被子女套牢的人——“孩奴”，他们是一生为子女打拼、为子女忙碌、为子女挣钱而失去自我价值的父母。为了孩子，父母放弃了许多本属于自己的东西。君不见，许多老人退休后，仍在打拼，究其理由，“为孩子多挣点钱，让他们日子过得好些！”孩子成家立业后，做父母的本可安心过自己的生活了，可是，还得继续操心，为子女带孩子，没办法，这就是中国的父母，为子女操一辈子的心。
股票被套牢后，要么割肉换种玩法，要么继续深套，不同的人，处理方式各不同。这就是我们想要的生活？难道我们就这样心甘情愿被套牢吗？当然不是，到了需要改变的时候了，改变一下思想观念与生活方式，从套牢的生活中解脱出来，活出最真实的一面。
【原载日《广州日报·生活百态》】
被遗忘的尊严 王晶晶
钱奖耀先是输给了伤痛，接下来，又输给了岁月。
这个来自广西的国民党二等兵，在1942年抗日战争期间于后方医院病逝时，只有二十三岁。
还没来得及记录下自己所经历的那个时代，他就急匆匆地离去了。一块冰冷的长方形石碑刻着他留在世界上的全部信息。如今，这块石碑被毫无尊严地掩埋在垃圾堆里。
和钱奖耀一同埋在这里的，还有两百多位抗战士兵。这块位于广西南宁的坡地名叫沙牛坡，曾是国民党军一七五师驻守江防的阵地。部分牺牲的将士就地埋葬，形成了这个规模不算太小的集体墓园。
只是，所有的荣光和不甘都已交付给了岁月，连同他们最后的尊严。有人承包了这块坡地，墓地被推平后种上了果树。钱奖耀和他的战友们尸骨被弃，石碑则被堆放在一角，盖满废弃的砖块和其他建筑垃圾。
就这样，又是十几年，直到有人在网上呼吁，才惊动了当地文化局和博物馆。如今，石碑们静静地躺在草地上接受检视，等待下一个归宿地。
出于尊重，有人用水擦拭了这些遍布历史伤痕的石碑，清晰可辨的字迹露了出来，其中就有写着“钱奖耀墓，广西怀集人，卒年二十三岁，民国三十一年三月二日病故”的那一块。也许没有多少人来寻找他们存在过的痕迹，但不管岁月的魔法多强大，这些战士都要向人们诉说
—— 那是他们留在世界上的最后一丝信息。
洪落霞找回自己遗失的十七岁时，已经是个七十四岁的老太太了。照片中的她妆容精致，穿着蓬蓬纱的芭蕾舞裙，露出一弯锁骨以及两根细细的肩带。
这张照片是她于1954年在上海南京路一家影楼拍摄的。那时她刚上高二，课余时间学习芭蕾舞。摄影师是个名叫萨泽提的以色列人，在上海滩小有名气，许多名流和家境殷实的人都喜欢找他拍照。萨泽提在三年后离开中国。很多年后，他的继子整理父亲遗物时，才发现了这两百多张摄于上海的老照片。
这些曾经寻常的肖像照如今成了时间的礼物。萨泽提的继子想找到照片中的人，于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寻人在网上展开。
就这样，洪落霞遗失的十七岁被找了回来。她还记得那天在照相机前曾经翩翩起舞，明亮的灯光打在她的脸上。这张照片还曾作为宣传照，被摆进影楼橱窗。
“文革”期间，洪落霞把所有身着芭蕾舞蹈服的照片亲手毁掉。在那个年代，这些照片足以让人背上“小资产阶级情调”的罪名。她完全没有想到，这张照片却被一个以色列人在异国他乡完好如初地保存着，让自己能够在七十四岁时重温最好的时光。
显然，她在那时还无法预知生命将要经历的这些变故。照片中的她带着那个年龄的女孩特有的傲慢——只有在那个时空里，她才可以肆意睥睨这五十七年的时光。
九十三岁的哈里森在和妻子结婚六十五周年纪念日那天收到了一份意外的礼物——七枚迟到了六十六年的军功章。
关于那段岁月，哈里森已经很少提及，早已远离战场的他只是在美国西部家中安享晚年的普通退伍军人。他有时也会和儿孙聊聊几十年前的那场战争，却很少提及自己的经历。
二战时，哈里森曾在菲律宾服役。驻菲美军败退后，他经历了巴丹死亡行军，最后被关押在日本战俘营里挨过三年时光。对于一个军人来说，这是莫大的耻辱，也许正因为此，他才在儿孙面前保持了沉默。
“我不想把自己说得像个英雄。”他固执地说。但孙子们看见这些军功章后，掩饰不住兴奋地告诉他：“太牛了！”
那段岁月得到了迟来的肯定，这让哈里森觉得，还是有人会感激他的贡献的。
不过，这些军功章是怎么来的，还没人能弄清楚。由于战时金属紧缺，缎带曾被作为替代品授予这些军人，之后经过申请，才能领回属于他们的军功章。但在战后，大多数退伍老兵更关心如何告别耳边时时响起的飞机轰炸声，开始新的生活。
哈里森没有申请过，他的家人也没有。不过，现在已经没有人会在乎这样的细节了，那天晚上，他们做了顿丰盛的晚宴，庆祝“双喜临门”。这七枚奖章将作为哈里森生命的见证，永远摆在他的小屋里。
在九十三岁的高龄，哈里森收到了岁月送来的礼物，这让他在余下的时光里多了一分希望。“直到现在我仍然都记得，尽管这么多年已经过去了。我不愿意总提起它，但如果有人问，我是愿意说的。”这位额顶头发已经掉光了的老人这样说。
很多事情我们并非没有回忆，只是没有机会讲述。
【原载日《中国青年报·新闻眼》标题有改动】
［史海备忘录］
“官德”史话 俞飞
《公务员职业道德培训大纲》近日出炉，大纲要求“十二五”期间，全国公务员轮训“官德”。其中学习古代“官德”一条，尤其引发外界关注。
古代社会，衙门常见“戒石铭”。原为五代后蜀主孟昶首倡，原文二十四句，九十六字。宋太宗删繁就简，择取其中“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十六字，颁行天下。南宋高宗赵构，下诏州县刻石，以黄庭坚手书，立于公案之侧，称为戒石，明清相沿为制。
戒石赫然在目，但不肖官员多熟视无睹，贪赃残民，戒石铭徒成具文。对此，古人曾嘲讽：尔俸尔禄，只是不足；民膏民脂，转吃转肥。下民易虐，来的便著；上天难欺，他又怎知？
现存西安碑林有官箴碑，上刻：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此为明朝理学大师曹端与清官年富二人先后创作而成。
说起此碑，一则啼笑皆非的故事，不可不提。清代泰安郡守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