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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更好的答案
不可否认 有些书的商业价值根本大大超过了其实用价值 不必要的反复重印 印刷不同版本 其实都是一种资源浪费
但客观一点 不管是商业价值还是实用价值 有价值就算是存在的理由 况且时代在进步 以后电纸书的普及 自然就会淘汰掉一些不合理的不环保的印刷品
采纳率：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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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老知青男60周岁，女55周岁，提供失业证明或退休证明等相关材料。可以办理回沪定居。
具体是针对子女已经回沪的知青。办理上海市居住证需三投靠，一靠在沪父母，二靠在沪配偶，三靠在沪子女）。
在上海居住满3年，可以将户口迁回上海（需要外地的退休证明、身份证明、户籍证明，独生子女证明、上海原迁出派出所证明）
新出台的政策 ：
外来人口办公室在调查上海支边，支内、上山下乡等到外地的，现在退休后又返沪办理居住证住在上海的没有上海户口的上海人。可能对此类人员有补助政策出台。
今年开始登记办理退休人员补充医疗相关信息。在单位里没有办理的，或失业、协保等无单位退休人员可以前去居委会办理。
一、帮困补助对象
1、
原本市户籍并由本市动员分配支援外地建设，在外地办理退休（职）手续、享受外地社会保险待遇，经本市公安机关批准，报入本市常住户口（或按规定已经领取“上海市居住证”）的支内、支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上山下乡知青，异地安置离退休干部等人员；
2、
上述人员的外省市户籍配偶中，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在外地办理退休（职）手续、享受外地社会保险待遇，经本市公安机关批准，报入本市常住户口（或...
上海的老知青男60周岁，女55周岁，提供失业证明或退休证明等相关材料。可以办理回沪定居。
具体是针对子女已经回沪的知青。办理上海市居住证需三投靠，一靠在沪父母，二靠在沪配偶，三靠在沪子女）。
在上海居住满3年，可以将户口迁回上海（需要外地的退休证明、身份证明、户籍证明，独生子女证明、上海原迁出派出所证明）
新出台的政策 ：
外来人口办公室在调查上海支边，支内、上山下乡等到外地的，现在退休后又返沪办理居住证住在上海的没有上海户口的上海人。可能对此类人员有补助政策出台。
今年开始登记办理退休人员补充医疗相关信息。在单位里没有办理的，或失业、协保等无单位退休人员可以前去居委会办理。
一、帮困补助对象
1、
原本市户籍并由本市动员分配支援外地建设，在外地办理退休（职）手续、享受外地社会保险待遇，经本市公安机关批准，报入本市常住户口（或按规定已经领取“上海市居住证”）的支内、支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上山下乡知青，异地安置离退休干部等人员；
2、
上述人员的外省市户籍配偶中，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在外地办理退休（职）手续、享受外地社会保险待遇，经本市公安机关批准，报入本市常住户口（或按规定已经领取了“上海室居住证”）的人员；
3、
上山下乡知青及外省市户籍配偶中，因养老收入水平目前尚未列入补助对象范围的，可列入生活补助和节日补助范围。
二、帮困补助分类
1、
节日补助：春节（200元）、国庆节（100元）、五一节（100元），分别发放一定金额的补助。
2、
生活补助：每月按新规定发放补助金，07年增加到每人每月60元。
三、帮困补助的发放
1、
对2007年二季度已经享受补助的在册人员，将在五一节之前，按新规定标准补发节日补助和生活补助差额。
2、
对已享受补助人员中符合分档帮困补助条件的人员和新申请人员，经本人申请，并由有关部门审核批准后发放相关补助。
四、申请受理说明
1、
已享受补助人员中符合分档帮困补助条件的人员和新申请人员，5月起向现户籍（居住登记）所的街道（镇）民政部门设在社区事物受理服务中心的“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人员生活帮困补助”受理窗口提出申请。
2、
申请人应填写统一印制的《本市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人员生活帮困补助申请表》，并提供本人身份证、退休证、原本市户口迁出证明、现本市户口（或上海市居证）、养老收入证明（养老金领取卡，领取卡无明确记录的凭退休所在地县级以上劳动保障部门出具证明，未参加养老保险统筹的凭单位证明及单位所在地劳动保障部门出具未参加养老保险统筹的证明）。
你回来就可以申请补助。
上海的老知青男60周岁，女55周岁，提供失业证明或退休证明等相关材料。可以办理回沪定居。
具体是针对子女已经回沪的知青。办理上海市居住证...
【正文快照】 【发放支援外地建设退休回沪人员定期生活补 助1根据沪工总保「2007〕35号文件，5月起， 区民政部门开始受理、发放支援外地建设退休 回沪定居人员...
我就是知青子女，感觉步骤很简单，只要有一上海户口的公民去当地派出所将你同事子女的户口迁进其住处即可。如果有两个子女只能选择一个，该子女对该住所具有居住权。
孩子的户口可以迁移到上海，对就读，就业有好处。
要拆了才投靠啊，弄不好户口早就冻结了
先是申请居住证，然后再申请户口。
材料清单我打了一份。你瞧瞧
窗口服务告知单
申请户口的材料
1. 申请入户人的入...
答: 给你一百个赞代表什么意思
答: 啥热点？没有看见。
答: 就连这个网站都不民主,说得火一点就删了.啥民主?????
餐饮业厨房产生的油烟，顾名思义，废气中主要污染物为油烟，一般采用静电除油。
液化气属较清洁能源，废气污染程度不高，主要含二氧化碳一氧化碳吧。
柴油属石油类，废气含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二氧化硫碱液喷淋即可去除，氮氧化物主要以一氧化氮为主，要催化氧化成二氧化氮才能被碱吸收，造价成本非常高，一般的柴油发电机尾气难以治理，除非大型发电厂。
煤炭废气含二氧化硫多，一般常用的脱硫工艺即可。
根本就没有正式的国际驾照，如果到国外开车，正式的程序：
1、到公证处办理驾照的公证书，可以要求英文或者法文译本（看看到哪个国家而定）；
2、拿公证书到外交部的领事司指定的地点办理“领事认证”，可以登录外交部网站查询，北京有4、5家代办的，在外交部南街的京华豪园2楼或者中旅都可以。
3、认证后在公证书上面贴一个大标志；
4、有的国家还要到大使馆或者领事馆盖章一下。
偶前几天刚刚办过。
这个问题有点不知所问了。
公务员并不由单位性质决定，行政单位行政编的是公务员，但并不是说行政单位的就是公务员，事业单位里面参照管理的也是公务员。
所以你的问题只能回答为：按公务员管理的是公务员。
手机密码被锁住了，那么只有拿到客服去解锁了。
如果你使用的是PIN码，被锁，那么去移动营业厅解锁。
注销公积金账户并进行提取，3个月内会到职工公积金联名卡所在的银行账户内。携带资料以下4样：
1.住房公积金提取申请表，一式三份； 2.住房公积金提取凭证，一式四联，加盖财务章； 3.劳动关系解除协议原件及复印件；
4.本人身份证及复印件。
有以下方法进食：
　1.取当归5克、黄芪3克、通草5克，每天用这三味中药煮成一碗药汁，在给产妇吃的各种食物中都加上一勺，这样中药的气味不重，又能起到补气血、通乳的作用。同时，三味中药的用量不大，适合身体虚弱的人慢慢调补，而且不会上火。
　　2.把红枣洗净后放入铁锅炒到表皮发黑，放入瓶中待用，每天取炒过的红枣4-6粒，桂圆4-6粒，冲水泡茶经常饮用。内火重的人，可以加枸杞子6-10粒一同饮用。红枣经铁锅炒制后具有暖胃的作用，同时炒制后的红枣易于泡开，能全面利用其营养成分，所以每天饮用此茶能起到补气血、调脾胃、治失眠、止虚汗的作用。
　　3.取鳝鱼1斤、瘦猪肉半斤，放入生姜5-8片、葱2-3根、蒜10瓣，再加入调味品红烧，经常食用可以起到补肾、去肾寒、补血的作用，可以治疗浑身酸痛、腰膝酸软、四肢无力等。
迪曲及摇滚乐都属于过分激烈的音乐，长期听这种音乐，会使孕妇的神经系统受到强烈的刺激，并破坏心脏及血管系统的正常功能，使人体中去甲肾上腺素的分泌增多，从而使孕妇子宫平滑肌收缩，造成胎儿血液循环受阻，胎盘供血不足，引起胎儿发育不良，同时这也是造成流产或早产的原因之一。
怀胎十月一朝分娩，不管用什么方法都很难做到绝对不痛。无痛分娩的无痛也只是相对的，因为分娩时用的麻醉剂用量很小，所以产妇仍然能感觉到宫缩的存在。无痛分娩只是设法让疼痛变得可以忍受一些而已。其实，准妈妈的精神状态若处于紧张、恐惧、焦虑、信心不足之中，也会增加对疼痛的敏感度，因此，准妈妈做好精神上的准备，也是减轻疼痛感的一个好方法。
债项评级是对交易本身的特定风险进行计量和评价，反映客户违约后的债项损失大小。特定风险因素包括抵押、优先性、产品类别、地区、行业等。债项评级既可以只反映债项本身的交易风险，也可以同时反映客户信用风险和债项交易风险。
餐饮企业为了迎合消费者，打造明档厨房成了饭店的发展趋势，增加与顾客的亲和力、现点现做、顾客喜欢的菜会多点，我当时联系的科美瑞公司，他们做点菜柜这块儿，巴奴火锅里面全是用他的柜子，无论是款式还是质量和售后都是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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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不是我熟悉的地区
相关问答：123456789101112131415朱晓军：留守在北大荒的知青
“北大荒”，这是一个令无数知青心动的名字。从1968年到1976年，54万来自大城市的知青奔赴黑龙江，踏进衰草寒烟的北大荒。1976年大批知青返城时，一部分知青却留了下来。40年过去，昔日的姑娘小伙如今已是白发老人，人生最美好的年华都奉献给了这片原本陌生的土地。从黑龙江畔到红兴隆垦区，到处都留下他们的足迹。在哑丈夫与哈尔滨之间如何选择？曾经许下的婚姻誓言在回城的诱惑下能否信守？让孩子呆在身边还是回城读书？被人指为“封锁毛泽东思想”的孙绩威为什么没有返城？还有“不要前程要爱情”的周军岳，勇挑重担抚养精神病人的康金环，不能床前尽孝只能面对母亲坟墓的张玉林……每一个留守知青都有感人至深的故事。本文将带您进入他们的生活。
日，人民日报引发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最高指示，从此世界上有了上山下乡的“知青”。在那场运动中，先后有近2000万人当过知青。
从1968年到1976年，北京、上海、天津、杭州等城市的54万知青奔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踏进衰草寒烟的北大荒，成为继十万转业官兵之后的第二代北大荒创业者，开始了“早晨两点半，晚上看不见，地里一顿饭，外加大批判”的知青生活。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知青大返城的到来，火红的知青时代结束了。52万知青陆续离开北大荒，回到并没伸出双臂拥抱他们的城市。现实是冷酷的，欲望是无情的，当时“广阔天地”到处飘零着爱情与婚姻碎片。许多知青的爱情和婚姻不过“山穷水尽疑无路”之下的精神慰藉，当“柳暗花明又一村”时，分手和离婚就在所难免。
可是，有两万多知青留了下来。留下，需要的不仅是智慧，还有勇气和魄力。这些知青像沙滩上的贝壳，眼巴巴地望着同车厢来的老乡和同学潮水似的从身边离去，他们望着空荡荡的操场，空荡荡的知青宿舍，空荡荡的炕铺，心也是空荡荡的，蓦然一声南归雁啼，惊落他们两行泪水……
下乡的理由都是相似的，留下的原因各不相同，或为爱情婚姻，或因工作和住房，或觉得在北大荒更能实现人生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留下来的知青大都是勇于担当家庭和社会责任的，他们放弃了“以我为先”的生存法则，放弃了朝思暮想的城市，放弃了和父母团圆的机会，放弃了再做城市人的梦想……
我是在1994年开始采访留守北大荒的知青的，14年来去过黑龙江畔、松花江畔、乌苏里江畔，到过红兴隆垦区、建三江垦区、宝泉岭垦区、牡丹江垦区的几十个农场，采访过一百多名知青。他们让我感受到另一种人生，让我激动和感慨，体味到质朴的高尚，体味到什么叫责任，什么叫承诺，什么叫人生……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过去40年了，对30年前返城的知青来说，苦难和风流已成为耐人寻味的怀旧，对留守北大荒的知青来说，知青的历史还在延续。这些即将退休或已经退休的人还拥有一个跟他们的年龄不相称的称谓———青年（在北大荒知青被称为青年）。北大荒人称这些将步入老年的知青为“北京青年”、“上海青年”或“杭州青年”……在北大荒，他们永远是青年（知青）！他们是最后的“青年”、永远的知青。
一、女知青的婚姻———世俗无解的方程式
知青大返城时，嫁给当地人的女知青面临一场严峻的抉择：是离婚弃子返城，还是为爱人和孩子留下来？这不仅是对爱情和婚姻的考验，也是对这些女知青的责任、道德和良心的检验。
我在一本书中发现这样的文字：云南某农场有知青9000余人，在1978年10月以前，有415人登记结婚，7000余人未婚同居。在1979年春夏知青大返城时，有300多人办理了离婚手续，绝大多数未婚同居者分道扬镳……“如黎明农场３连，原有知青115人，大返城时，已婚10人，未婚同居者104人。单身者是一位心灵受过创伤，心态不健康的女知青。”由于这些已婚或未婚同居的知青“来自不同的城市，大返城时，结婚的10对全部离婚，未婚同居的说声再见就各奔前程……”
我没查到大返城时北大荒的离婚统计资料，也许根本就没有，当时许多部门都瘫痪了，学校缺了老师，医院缺了医生和护士，连地里的农机都没人开了，这么多重要的事情都没人做，还会有人统计返城知青的离婚率吗？我在采访中听说，当时离婚的知青特别多，其中有真离的，有假离的，有弄假成真的，也有弄真成假的。
有位知青讲述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位上海知青跟当地的妻子办了假离婚。他对妻子说，我回上海站稳脚跟就回来接你和孩子。妻子等了一年又一年，突然听说丈夫在上海早已找到工作，正在跟一个上海姑娘拍拖。妻子半信半疑地跑到上海，丈夫说，他下个月要跟那个姑娘结婚。妻子说，我们是假离婚！丈夫说，离婚证是真的。他请妻子原谅，他不可能再回北大荒了，也不能在上海打一辈子光棍，只好委屈她了。他说，这不是他的错，是社会的错。妻子流着眼泪离开了他的住所。第二天，黄浦江漂起一具女尸。那位北大荒女人投江了……
我在采访中了解到，在未婚知青心目中返城第一，爱情和婚姻第二。在“第一”希望渺茫，甚至绝望时，他们才会考虑在北大荒谈恋爱和成家。有时命运偏偏捉弄人，有的知青前脚登记结婚，返城的机会后脚就来，一些最渴望返城的女知青就这样留在了北大荒。
1.“北京盲流”与“坐地炮”的爱情坚守
首次入荒采访时，从哈尔滨到佳木斯，我坐了二十多个小时的火车。
那时，黑龙江国营农场管理局还在佳木斯站前边的小楼里。我穿过像地道似的走廊，在一间巴掌大的办公室找到了《农垦日报》副总编辑吴继善。他听说我要采访知青，建议我去饶河农场。我对饶河知之不多，仅知道那地方离珍宝岛不远。
第三天天刚亮，我就坐着长途客车出发了。车出城不远就告别柏油路，颠颠簸簸，摇摇晃晃地向前开着。司机说，几天前下过一场暴雨，佳木斯开往饶河的客车停运了，今天刚刚开通。
我在继善的办公室读过《饶河农场史志》，上边写道，饶河农场位于乌苏里江畔，与俄罗斯隔江相望……1956年，我军8509部队的200名官兵在这里点燃烧荒之火。日，农场改编为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3师22团。年间，北京、上海等地先后有11批知青来团，共计3774人，其中有北京知青854人……
在这3774名知青中竟有4位跟当地户殷家的四兄妹结为连理，其中有三位是首批下乡的北京知青。潮起潮落，留下的知青已不足百人，跟殷家兄妹结婚的知青先后返城，北京知青李惠敏和孩子办回北京后，丈夫殷汝芳没办去，她只好辞掉工作回了农场；殷汝芳的一位妹夫办回北京后，妹妹办不去，他只好重返北大荒；殷汝芳的另两位妹妹一个随丈夫办到北京，一位随丈夫办到佳木斯。李惠敏人回了饶河农场，可是户口还在北京，当地人戏称他们夫妇为“北京盲流”的妻子、“坐地炮”的丈夫。
车到饶河农场时，昼夜已完成交割，远处漆黑一片，近处灯火寥落……
当晚，我找到吴继善介绍的那位场长。他看了看我的采访名单，无奈地说，你要采访的知青多数不在场部，秋忙很难给你派车。另外有的连队道路不好，雨后车根本就开不进去。我说，能不能借我一辆自行车，我自己骑车子去？他说，骑自行车下连队是绝对不可能的，两个紧挨着的连队相距也有十来公里，我们尽量安排吧。
还好，李惠敏的丈夫在连队当书记，得信后派了辆北京212吉普把我接到她家。李惠敏热情地接待了我。她已变得像泼辣、爽快的东北女人，不过身上还保留着城市的痕迹。（原作者：朱晓军）对知青来说，有一个日子是绝对不会忘的，那就是下乡的日子。李惠敏是日下乡的。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下乡到了数千里外的“反修前哨”乌苏里江畔，怎么能不想家？李惠敏她们累了想家，苦了想家，不苦不累也想家。“男愁唱，女愁哭，老太太发愁乱嘟囔。”李惠敏想家就哭，好像泪水能把想家的念头冲走似的。女孩想家具有传播性，一个人哭其他人就跟着哭，凄惨的哭声不时从女知青宿舍钻出来，飘荡在夜色茫茫的荒原。
爱情是对付所有苦难的一贴膏药。下乡不久，情窦初开的李惠敏就和制砖排排长殷汝芳相爱了。殷汝芳是位性情耿直倔强，办事有板有眼的当地青年。当时兵团明令禁止知青谈恋爱，他们俩人被营里抓了典型，大会检讨，小会批评，小殷还被关了七天禁闭。
接着，一场大水把他们的连队冲垮了，殷汝芳被分到13连，李惠敏被分到16连，这对恋人被强行分开了。16连的条件特别艰苦，连电话都没有，临别殷汝芳偷偷送给李惠敏一盏小马灯，那盏马灯温暖了她一个个寒夜。白天，她跟连里的知青上山伐木，两个知青一把锯。天气冷得伸不出手脚，她把所有的毛巾都包在了脚上，把脚塞进42码的棉鞋里都不管用。冬天熬过去，总算把春夏盼来了，哪想到新开垦耕地的蚊子特别多，一只只像饿死鬼托生似的又凶又狠，叮住就不松口。用手拍一下脸，满掌都是蚊血，不！自己的血。李惠敏用毛巾把脑袋包得像粽子似的只露俩眼睛，结果还是躲不过蚊子的袭击。秋天就更苦了，割豆子腰累得像断了似的，她只好跪在地里割，半生不熟的馒头送到地头，咬口就能看到冰碴儿。
& & 这种日子要没有爱情怎么挺得过来？
1973年春节，这对饱经磨难的恋人终于结为夫妻。李惠敏没有告诉对这门亲事坚决反对的父母。婚后，她休了下乡之后的第一次探亲假，回北京住了3个月。母亲要留她再多住几天。
“不行，连里不准超假。”她坚定不移地说。
母亲哪知道李惠敏已怀6个月身孕，再不走就露馅了。回到农场不到3个月，她就生下了儿子。
据《饶河农场志》载：“1979年知青大返城时，有3000多知青离场，造成了生产人员严重不足，不少生产队拖拉机没人开……”
李惠敏看跟自己同一车皮来的战友像鲜活的鱼儿似的随着潮流走了，自己却像贝壳留了下来，急得团团转，最后得了黄疸性肝炎住进医院。殷汝芳望着病榻上的妻子，心里十分矛盾。结婚以来，每当听说某某知青为返城抛弃了爱人和孩子，就像石头落进心池，扰得他多日不得安宁。当时北大荒将知青喻为“飞鸽”，将当地人喻为“永久”。“飞鸽”和“永久”是享有盛名的两款自行车。这两种自行车一个是天津产的，一个是上海产的，无论在质量上还是在款式上差异都不大，可是用来比喻人那差别可就大了去了。“飞鸽”意味着暂栖枝头，将会远走高飞，“永久”却像黑土地上的老榆树，根深蒂固地扎在那里。
1980年，李敏惠的返城手续办下来了。11年来，做梦都盼返城这一天，户口准迁证拿在手里，那种渴望竟消失得无影无踪。留亦难，去亦难，家和丈夫都带不走，她和孩子回去还有什么意思？罢，罢，罢，她一狠心把那生不逢时的准迁证撕了。这一纸准迁证来之不易啊，她母亲在京城求爷爷告奶奶地活动了多少年？她的父母还望眼欲穿地等她回去，殷汝芳把撕碎的准迁证粘上了。
李惠敏办回北京后，又返回饶河生下了女儿。户口在北京和在北大荒感觉就是不同，这回李惠敏走到天涯海角也是北京人了，她在北大荒住了下来，女儿两三岁了她也不张罗回去。她不急母亲急，怎么能这样过一辈子，这样返城还有什么意义？1984年，母亲来了，说父亲的单位要分房子，李惠敏和孩子回去就能多分几平米；还说李惠敏的关系是办回去了，可是工作还没有落实，怎么能猫在农场不回去？
李惠敏跟着母亲走了，她一步三回头，舍不得家，舍不得汝芳，泪水一滴滴地落在地上。母亲生气地说：“哭什么哭？像再也见不到面似的。”李惠敏一听不禁号啕大哭，她哭女儿也哭，站在一旁的殷汝芳也泪水潸潸。
1985年春节前，殷汝芳病倒了，躺在炕上思念着妻子和孩子，越想越苦，越想越绝望，三千里路云和月，想也见不着。
“大哥，送你医院去吧。”连里的哥们儿说。
“不去。”殷汝芳说，医院又解决不了他对妻儿的想念。
& & “把你送你妈那儿去吧。”
& & “不去。”
“把你送火葬场去吧。”哥们儿见这人不进油盐，气恼地说。
& & “行，你就把我送火葬场去！”
作为男人没给妻儿以幸福，反倒成了负担，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北大荒的冬季天黑得早，好似太阳攀到中天就轱辘到山下，将夜幕刷地拽了下来。归巢的鸟儿梦呓似的凄啼两声，是呼啸的西北风惊扰了好梦，还是寒冷横在那儿让它钻不进梦乡？李惠敏抱着女儿，牵着儿子，踏着积雪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进家属区。回北京后，李惠敏谋得一份工作，同事听说她的丈夫是“坐地炮”，还留在北大荒，都劝她离婚。劝她离婚的何止同事，亲朋好友有几个希望她这样过下去？可是，她怎么可能离婚？她和殷汝芳不仅有过刻骨铭心的爱恋，而且他还是两个孩子的爹。近家情更迫，汝芳的病情怎么样了？她知道他生活能力差，感到内疚，没尽到一个妻子的责任。可是，她分身无术啊，再说母亲把他们娘儿仨办回北京容易吗？她刚有份工作，眼看就要转正了，哪能说请假就请假呢？春节前夕，她写信让他到北京过年，信刚投进邮筒就接到指导员的电报和200元钱的盘缠。电报上几个黑字像一块块磐石砸在她的心上：“汝芳病重速归。”她拿着电报哭着跑去跟领导请假，回家收拾一下就领着孩子赶到火车站。
突然，眼前人影一晃，竟那么熟悉，“儿子，快喊你爸，快喊哪！喂，汝芳！”还没等儿子喊，她就喊了起来。那人影愣了一下，循声疾步过来。李惠敏急忙把怀里的女儿递过去，“女儿，快叫爸爸！”女儿打量一下他，怯生生地叫了一声：“舅舅。”殷汝芳抱过女儿，心一酸眼泪差点儿掉下来。
李惠敏一进家门就愣住了，这还是家吗？墙角挂满蛛网，地上一层烟头，炕上扔着脏袜子和罐头盒子；再端详汝芳，满脸憔悴，衣着邋遢，白衬衫已变成深灰色，抑制不住地哭了。第二天，她就抱着盆洗衣服，连洗三天。汝芳抚摸着洗得干净透亮的衬衫哽咽着说：“我好久没穿这么干净的衣服了。”她的眼泪流了下来，决定不回北京了，不管是苦是累，吃好吃孬，也要和殷汝芳在一起。
李惠敏的户口和工作关系没迁回来，在农场没有工作，只好在家养鸡养鸭，还养过海狸鼠。那些年农场不景气，她就卖鸡蛋鸭蛋供两个孩子读书。有人说，李惠敏，你也太傻了，丢了北京的工作，跑回来养鸡养鸭。也有人说，李惠敏，农场工资都不发了，你咋不回北京呢？
她说：“不发工资也不是我们一家，我咋也不能把你大哥扔这儿自己走啊。”
殷汝芳愧疚地说：“我这辈子谁都对得起，就是对不起李惠敏，欠她的实在是太多了。”
在采访时，李惠敏实在地说：“不管怎么样，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要说留在这儿一点儿不上火那是瞎话……”
2007年秋天，又是秋天，我要去北大荒采访时，给吴继善打了电话，请他再帮助联系我过去采访过的知青。不巧，正赶上《农垦日报》创刊50周年，他忙得焦头烂额，可还是在百忙中帮我联系了几个农场。饶河农场说，殷汝芳退休了，跟李惠敏去北京了。我屈指一算，李惠敏已经55岁了，不返城的话也该退休了。从组织关系上说，她是返城知青；实事求是地说，她在北大荒生活了将近40年，还应该算是留守知青。
2.天津知青———黑龙江边赫哲人家的媳妇
勤得利农场地处同江市境内，北依黑龙江，与俄罗斯隔江相望，南面是一望无际的三江平原。农场有两万多人口，汉族占91.1%，其余为满、壮、赫哲族等少数民族。第一次去建三江垦区采访时，听说勤得利有一赫哲人家的三个兄弟，老大和老二分别娶了连里两位漂亮的知青，一位是上海的，一位是天津的，老三跟北京知青谈一场恋爱没成，最后找了一位吉林的。
赫哲族人世代居住在黑龙江，是我国人口最少的少数民族，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时仅有1476人（其中包括那两位知青的儿女），他们远离城市，居住在黑龙江、松花江和乌苏里江边，靠捕鱼为生。大都市姑娘嫁过去，在心理文化上能相融吗？婚姻能否幸福和长久？
我一到勤得利农场就跟工会干事柱子打听这两位知青的情况。柱子说，她们在勤得利。
“这不就是勤得利吗？”我蒙了，难道我还没到勤得利？场部门口不是戳着“勤得利农场”的牌子么？
柱子解释说，勤得利是勤得利农场下边一个地方，那里有个发电厂。
勤得利距场部挺远，那几天刚下过雨，路特别不好走。去采访那天，柱子跟场部要了一辆北京212吉普，这种草绿色的吉普车在城市已属“鹤立鸡群”，在北大荒这种“鹤”也不多见。吉普像醉汉似的摇摇晃晃地行走在翻浆路上，人在车里就像路边的水麦草忽左忽右，前仰后合。大约一个小时，吉普车晃进了一个镇子。
“那就是发电厂，现在倒闭了。”柱子指给我看。
我望了望那座寂然无声的工厂，门前冷落凄凉。它让勤得利在黑夜有过光明，让寂静的荒原有过机械轰鸣，此时却到了弥留之际，哀戚地望着陪伴自己度过数十年的黑龙江，望着北大荒的蓝天白云，望着当年车水马龙的街巷和从它身边走过的行人，等待着最后的时刻……
柱子说，发电厂亏损严重，维持不下去了。突然前边聚集着一群人，柱子急忙让车停下来，他跳了下去，将人群中最活跃的中年女性拽了过来，两个男的追着那女的问道：“你去不去了？”
“有记者来采访，我一会儿就回来。”她摆摆手，一转身上了吉普。
“她就是你要采访的那位嫁给赫哲族人的天津知青苏桂兰。”柱子介绍道。
我看了看她，眼睛不大挺精神。苏桂兰有点儿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她说她是发电厂的职工，几年前内退了，有些事还没得到解决，他们想去场部找领导理论理论。她说着一口东北话，只是个别字眼有着像果仁张似的津味儿。她说话爽快，有股敢说敢干的劲儿。
车绕了弯驶进家属区，那是一片旧砖房，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还算上等房。房子的格局有点儿像串联式电路，进门是一道狭窄细长的厨房，一通到底，拐弯进去是朝南的客厅，大约十二三平米。客厅北边有间七八平米的卧室。客厅里摆着一张单人床、一对简易沙发和一套样式跟房子同样过时的中高低柜。一片没织完的渔网拴在窗户上，织网的是位头发花白、有着赫哲族特有的宽阔脸庞、突出颧骨的男人。他站起来，用憨厚的微笑表示欢迎。苏桂兰说，他是她的丈夫付忠喜。
我想，她为这位赫哲族男人放弃了天津，他们的爱情肯定轰轰烈烈、刻骨铭心。苏桂兰却爽朗地笑着说：“我们是先结婚后恋爱……”
真不可思议，没有爱情就跟当地人结了婚，放弃了返城？我想起《北大荒之歌》：“第一眼看到了你/爱的热流就涌进心底/站在莽原上呼喊/北大荒啊我爱你/爱你那广袤的沃野/爱你那豪放的风姿/啊……”难道她对他不是一见钟情？跟北大荒一见钟情也不见得非嫁给付忠喜呀，当年青年多着呢。再说，当年的北大荒该不会有那么大魅力吧，它又不是香格里拉。我采访过那么多知青，还没听说谁一眼就喜欢上这疙瘩，再也不想走了。
不出所料，苏桂兰第一眼看见勤得利时别提多失望了，她和姑娘们站在卡车上，眼泪汪汪地喊道：“这哪有绿色的营房？哪有草坪？哪有……”那种被欺骗的感觉在心里翻滚着，弥漫着，她最渴望的就是在卡车上不下来，让团里把她们送回车站，让她们回家。
当初，27团去天津领知青的人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是一手拿枪杆，一手拿锄头的部队，兵团战士是不戴领章和帽徽的军人，我们是按部队的编制，团、营、连、排、班，住的是一排排绿色的营房，吃的是白面大馒头，衣食住行和部队没有两样……”
苏桂兰的热血沸腾了，在“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年代，一杆钢枪，一身戎装，对十六七岁的女孩子多么具有吸引力？当然，最实惠的是那随便吃的大馒头……当时，城市居民的粮食是定量供应的，每人每月只有几斤面粉和大米，其余是粗粮，绝大多数人家饭都吃不饱，哪里吃得上白面大馒头？
苏桂兰家境贫寒，家里七口人靠父亲一人的56元工资生存，家里住房也很紧张，一家人挤在9平方米的小房里。白面大馒头和绿色军装，多么令她向往！她报了名，穿上土黄色军装，上了知青专列。火车没白没夜地跑了好几天，最后在铁道线的终点，一个叫“前进”的小站停下来。苏桂兰他们爬上卡车继续前进。天快黑时，他们不再前进了，到了目的地———位于黑龙江边的16连，看到的是一望无际的原野和几间破草房，她的心像旷野里的芦苇一样荒凉。
天像漏了似的不停地下雨，下得心都阴乎乎的。他们下雨也不休工，要到地里割大豆。割一天大豆，浑身就像散架了似的，回到宿舍两条腿都上不去炕。半夜时分，突然听到紧急集合令，他们以为苏修发动进攻了，惊惶失措地爬起来，张三找不到裤子的另一条腿，李四的上衣被王五穿上了，王五的只剩了一只……他们盔歪甲斜地赶到集合地点，连长下达命令：“山上发现苏修特务，紧急搜山。”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他们胆战心惊地在山上忙活半天，搜到的特务竟是一头野猪。
不论生活是艰辛还是快乐，已被岁月带进记忆的沟壑。苏桂兰渐渐成熟了，脸上的稚气褪去，出落成了眉清目秀的大姑娘。
1975年，23岁的苏桂兰从天津探亲回来，几位老乡就跑过来问：“小常宝，你谈的对象家里同意啦？”
自从她演过《智取威虎山》中的小常宝后，战友们就叫她“小常宝”了。
“什么对象，我和谁对象呀？尽瞎扯。”她莫名其妙地说。
“你自己跟谁搞对象还不知道，装什么糊涂？”老乡笑了笑。
这一笑，把她笑得不安起来，越是不安越想弄清楚，越想弄清楚老乡就越不说。在那贫乏单调、缺少娱乐的日子，这种传闻比闪电还快，没几天的工夫就有六七个人问过她。她被搞得一头雾水，弄不清是哪个空穴来的风。
她从农工班调到炊事班后，炊事班就成小伙子关注的焦点。可是，她却像“小常宝”似的情窦未开，对谈恋爱、搞对象之类的事情处于朦胧状态。有几个小伙子大胆地追求过她，她说，“这么点儿小岁数对什么象哪？我不在北大荒谈恋爱！”在她的心里返城是第一的，第一不解决就没有第二！
沸沸扬扬的议论，搞得她睡不着觉了，一门心思想把那个“对象”挖出来。她把连里的男知青一个个筛了一遍，都筛掉了。那个“对象”她怎么也想不出来是谁。谜悬在她的心上，真恨不得跷脚把它够下来。她做豆腐时，连里的一个小伙子要喝豆浆，她问他：“你们都议论我搞对象，我怎么就猜不出那对象是谁。”
他看她不像开玩笑，就说：“我告诉你吧，付忠喜。”
& & “付忠喜？没那回事儿！”
付忠喜是机务排的排长，党员，赫哲族青年，家庭出身好，为人忠厚老实，工作任劳任怨，人缘也好。他的母亲是一位古道热肠、很有威望的赫哲族老人。她34岁守寡，拉扯大了3个儿子。她这辈子没有女儿，对女孩有种由衷的喜爱。家里做好吃的时，她就把连里的女知青拽到家去。一来二去，连里的女知青就和老二付忠喜混得稔熟。（原作者：朱晓军）一位漂亮的上海女知青对他产生了好感，他也喜欢那个姑娘。他想向姑娘求婚，可是婚姻大事要母亲同意才行。没想到母亲一听竟说：“你哥哥还没有对象呢，你着啥急？你别给自己说了，给你哥说说吧。”
一母生九子，九子各不同。老二18岁时就有人要给他介绍对象，老大到现在还跟对象无缘。老大的条件也不错，可是性情内向，少言寡语，一见姑娘就脸红。
第二天下工，付忠喜把那位知青送到宿舍门口后说：“我给你介绍个对象行不行？”
& & 姑娘脸红了，看了看他，低下了头。
“就是我哥。”他怕姑娘误会，急忙把他哥扔了出来：“我哥在邮局当局长，是党员，人挺能干的。你有这个意思就告诉我一声……”说完，他转身跑了。
两天后，那位上海知青对付忠喜说：“你说的那事，行！”
上海知青结婚了，成了付忠喜的嫂子。这时他已26岁了，该成家了。他又喜欢上另一位上海知青。她是他的助手，怕万一姑娘不同意，俩人就没法在一辆车上工作了，只好憋着没说。后来，她调到农工排去当排长了，可以求婚了，见面的机会却少了，事情就搁下了。
那段时间下工后，他就领着一帮赫哲族小伙子坐在宿舍门口，望着从眼皮底下来来往往的女知青，筛选着自己的意中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成立时，居住在勤得利的赫哲族青年都转为兵团职工，这些从没离开过黑龙江边的小伙子把对城市的向往转移到了女知青的身上，他们想娶个知青当老婆，跟她去城里转一转。
苏桂兰和付忠喜很熟，她不仅经常下地给机务排送饭，而且他们的宿舍还紧挨着。让苏桂兰意想不到的是没几天就说客盈门，不知为什么，那些人极力想玉成此事。她一再解释，他这人是不错的，家庭出身也好，可是我只有23岁，还没有找对象的打算。那是迷信“好人+好人=革命的美满的婚姻”的年代，是择偶标准被简化为“一是家庭出身好，二是本人表现好”的年代，是一个被动多于选择，没有爱情也要结婚的年代……最后，她只好点头接受了这个对象。
缘分哪！在他们确定恋爱关系的第三天，他的师傅跑来给他介绍对象，所介绍的竟是他喜欢的那位助手。至今还有人和苏桂兰开玩笑说，你要是晚点头3天，付忠喜娶的就是那位上海知青了。她说，还不如他娶她呢，那样我就回天津了。听说她和付忠喜确定了恋爱关系，追求过她的几位男知青都特别失落，一位和她青梅竹马的天津知青更是悔青了肠子。
她还没找到恋爱感觉连队就散了。他被分到勤得利发电厂，她被分到离勤得利很远的27连。于是，他向她求婚，他们一个26岁，一个23岁，符合当时的晚婚要求。她征得父母同意后，跟他登了记。她顺理成章地调入发电厂，仍在炊事班；他先是在车间当班长，后来去车队当队长。
新婚之夜，她逼他坦白交代：“你说实话，当初是不是你找人散布我和你对象的？”
他先是笑而不语，被逼急了，只得点头称是。
一户赫哲族人家娶了两个漂亮的大城市知青，这在勤得利引起了轰动，经常有人好奇地趴他们家的窗户看一看，想见识见识这两个漂亮媳妇长什么样。
结婚的第二年，他们有了大女儿；第四年，又有了小女儿。
赫哲族是一个勤劳勇敢、性情奔放的民族，擅长打渔狩猎，喜欢饮酒跳舞。他们待人热情实在，有钱就全部掏出来和朋友喝酒，不想明天怎么过。赫哲族的男人不做家务，生活自理能力很差。不过，到了付忠喜这一代，生活习俗已大有改变，不仅不酗酒，还学会了一些家务。苏桂兰说，付忠喜烧的菜不好吃，收拾的屋子不利索，洗澡、换衣服等琐事还都要她催促。尽管在生活和习俗上有很大差异，没有影响他们夫妻感情和家庭和睦。在勤得利，她是一个孝敬婆婆、体贴丈夫的好媳妇和会过日子的好主妇，她把家里家外打点得井然有序。
大返城时，她眼巴巴地看着和自己一起下乡的知青走了，心里很不好受。她想回天津，可是回去后住哪儿？她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大女儿3岁，小女儿1岁，父母家住房那么紧张，哪住得下她们三口？另外，家里在天津没什么人脉，她这位27周岁的妈妈能找到工作么？丈夫办不进天津难，办进天津也难，一个喜欢大江和荒原的赫哲人怎能忍受都市生活？唉，算了，返城的机会不要了，咱就在黑龙江边生活一辈子吧。她没回天津，大嫂也没回上海。
改革开放后，付忠喜做几笔生意没赚到钱后，在黑龙江上租条渔船，像老祖宗那样靠打渔为生，每年去掉租船费用，略有剩余。他本来还想要个儿子（国家不限制赫哲族的生育），见她身体不好只得放弃。她在46岁那年办理了内退，厂里每月给250元生活费。
他们的大女儿在天津长大，高中毕业后在旅行社当导游。小女儿在北大荒读完高中之后，回了天津。他想让她回去陪陪两个女儿，她怕丈夫照顾不好自己，没有回去。大哥和大嫂退休去了上海，大嫂的娘家给他们一套住房，他们的孩子还在北大荒。
她说，我认为知青上山下乡还是对的，最恨的就是知青大返城。知青都不走的话该有多好。
她还说，我现在回天津也不习惯了，一见街上那么多人就头疼。另外，我们这些知青回到城市都有这么个感觉：和家人合不来……不过，我们老了还得去天津，孩子都在那边，老人是需要孩子的。
2007年，我从八五九农场去勤得利时遇上修路，车从前哨那边绕了一大圈儿才到。喝酒时，我对当地的朋友说想见见柱子。他们打电话把柱子喊来了，没想到这小子发达了，戴着墨镜，开着小车，一副大老板的派头。他好像在办钢琴班和音乐班，业务繁忙，喝几杯酒就跑掉了。我打听苏桂兰，当地朋友说，她没走，还在那儿。不过正在修道，昨天又下了雨，道不好走，你还是别去吧。我见他们有点儿为难，只好放弃。
苏桂兰生活得怎么样，她和老付是否还住在那套老房子里？我特想知道。
我知道他们的生活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可是仍然希望他们能像柱子那样富起来。
我在思考一个问题：一位天津知青以留在北大荒的代价，换取了两位赫哲姑娘定居天津，这意味着什么？苏桂兰她们嫁给赫哲人后，对赫哲人的生活和文化具有什么样的积极作用？
3.“哑伴”——放弃哈尔滨的充足理由
西北风封住了蜿蜒流淌的蒲鸭河，厚厚的雪裹住了远远近近的房舍，裹不住的炊烟像一缕缕白雾袅然升腾，洇向碧空。
我走进普阳农场17队的住宅区，“吱呀”推开一户整洁而寂静的农家小院的柴扉，隔院传来猪嘶狗吠，鹅鸣鸭叫，这时乌鸦也跟了几声聒噪，可是片刻的喧嚣须臾就被寂静覆盖了。这是哈尔滨知青刘艳杰的家。她是一位戴着眼镜的矮胖温淑的女性，圆脸上涂着一块硬币大小的紫药水。她解释说，北大荒太冷了，戴金属镜框把脸冻伤了。
大返城时，父母见左邻右舍跟刘艳杰一起下乡的都返城了，只有她还留在北大荒，写信问她：“艳杰，你能不能回来？”她知道父母特别希望她回去，她不返城父母在邻居面前很没面子。婆婆见连里的知青越来越少了，也对她说：“艳杰，要不你也返城吧。”
她说：“我回去就得带我家建华回去。他不会说话，到哈尔滨能干什么呢？他在这里习惯了，进城是很难适应的。当时，为了返城，有的知青搞假离婚，有的干脆抛夫弃子，什么都不要了。这是一笔良心账，这不符合做人的道德！”
刘艳杰是1968年下乡到二师17团的。刚下乡时17团还在汤原，后来迁移到了蒲鸭河畔。那时，茫茫的雪野堆着一堆煤，上面插着一块牌子：17连。17连的知青和老职工围着这堆煤搭起帐篷和马架，从荒原打回柴草，去河边拉回冰块，生火化冰，烧水做饭。白天劳累一天，晚上还要开会到九十点钟。（原作者：朱晓军）那是“把一切交给党安排”的年代，她读的是毛主席的书，学的是《人民日报》社论，看的是革命样板戏，想的是把组织要求作为操作程序全部输入大脑成为自己的行动。组织上忽略一道人类最基本的程序———恋爱和结婚。恋爱和结婚是非常个体化的，对“斗私批修”、“狠斗私心一闪念”的老实人来说，有点儿无所适从。组织提倡做革命夫妻，办革命婚礼，组织革命家庭。刘艳杰这样老实本分的知青不知道该什么时候结婚，跟什么样的人结婚，寻找什么样的伴侣，怎么组成革命的家庭。
下乡七八年，刘艳杰已成为二十七八岁的大姑娘了。她在爱情和婚姻上始终陷于被动，没主动爱过谁，追求过谁，而是被别人介绍来介绍去。有人给她介绍汤原农场商店副主任，她说她不想离开普阳农场。有人给她介绍一个普阳农场的，是上海知青，在3连；还有人转弯抹角地对她说，连长早在三年前就相中了她，想让她做儿媳妇，可是他的儿子是聋哑人，比她小三岁……
一个是上海知青、健全人；另一个是当地青年、聋哑人。她选了后者，理由是有家就要烧火做饭，拖着爬犁打柴；生儿育女，养鸡养鸭……建华是哑巴，可以不参加任何会，有时间做家务，这样她就可以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回家探亲时，她把这选择告诉了家人，他们不禁目瞪口呆。
“建华不能因为是哑巴就一辈子不结婚，我不嫁给他别人也会嫁他，残疾人也得有个家。”她对母亲说。母亲呆呆地望着女儿，哭着说：“你们语言不通，能过到一块儿去吗？你哪怕找个瘸子或瞎子也比哑巴强，最起码俩人还能交流啊！”母亲知道她腼腆，不爱说话，第一次探亲回去时宁肯下错站也不跟别人打听到站；宿舍来个生人她就躲在外边，不把那人等走决不回去。她要是嫁给一个不会说话的人，遇事两个人都不吱声，那日子可怎么过？
有人说，刘艳杰对陈建华是同情，不是爱情。同情是可以升华为爱情的，情感的每一条蜿蜒小道都有可能通向爱的绿洲。不爱，一个理由就够了；爱，可以找出无数缘由。不傻不残的哈尔滨知青嫁给了当地的哑巴，引起许多好奇和疑惑。那些聪明的或自作聪明的都想解开这一疑窦，想给让他们难以接受的婚姻找出点理由。有人说刘艳杰图的是陈建华家有权和有钱。
她气愤地说，我公公只是个连长，我结婚后工作没有变化，仍然在畜牧排喂猪，仍然穿着雨靴起猪粪。婚后，我们跟公公婆婆一起过，每月开工资都如数上交，然后他们给我５角钱交党费。那时，我兜里连一分钱都没有，妊娠时想吃水果罐头，建华跑到小卖店赊回一瓶。有这样享受权力和金钱的吗，有这样为权和钱去结婚的吗？没有！
成家后，他们家的话全靠她说，成了这个家的发言人。她锻炼得话多了，却没人交流了。她见别人家夫妻吵架就羡慕，夫妻都会说话该有多好，情话、闲话、笑话随着舌头转动潺潺流出，哪怕吵架说骂人话和绝情话也好啊，不管怎么说也有个回应。可是，没几年，她羡慕的夫妻离婚了，她又困惑了，你们怎么离婚了呢？你们不是都会说话么，怎么还不如我们这对没有共同语言、没法沟通的呢？矛盾？哪对夫妻没有矛盾？我跟建华就没有矛盾？聋哑人性情耿直、暴躁，为一点儿小事动不动就打架。父亲去世了，她心情很沉痛，他却跑出去打架，被领导停工两天，还罚了款。她还得安慰他：“你和人打架不对，大（领导）说你脾气不好，让你在家休息两天。大对你好，没罚你，以后别和人打架了。”
有一次，他们夫妻抱孩子看电影时，孩子哭闹起来。她就抱着孩子出来了，正巧遇到领导找人看场院，她就自告奋勇地去了。她发现场院的水沟有许多麦粒，放下孩子就操起铁锹捞起来。突然，他呼呼地冲过去，把她抡了一个大跟头，眼镜摔出老远。原来他出来找她，见她竟跑出来干活就火了。聋哑人心眼儿实，他爱得真实，也爱得自私和狭隘。不论谁家有事他都主动帮忙，却不允许她受累，队里的厕所满了，她夜里起来去掏，他知道就会生气……他过去从来没打过她。她感到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委屈，七八天没搭理他。他煮好饺子端给她，哄她吃。
她说，跟聋哑人过日子，别提有多么难，可是这所有的烦忧和苦恼都要默默磨碎，悄悄地消化。
他喜欢摩托车，她不同意他买。他先斩后奏，把摩托车推了回来。她没办法了，把存折扔给他，伤心地说：“你就跟着你的摩托车过去吧！”后来，二女儿要读卫校时，差3000元没读上。她生气地说，“我熬到退休就回哈尔滨，再也不回来！”
那是气话。回首那如烟往事，他对她的爱足以淹没那片伤心地。会说话的男人有什么好？不见得像他那么善解人意，那么会疼女人！她怀大女儿时，他给她赊回罐头，他一口也不吃，就深情地看着她吃；她怀二女儿时想吃鸡，他跑遍农场也没买到烧鸡，索性堵着自己家的鸡笼子抓鸡。他抓一只递给她，她摸摸有蛋，不舍得杀放掉了。他又递她一只，她摸摸还是有蛋，他比划着说，杀吧，杀吧，别舍不得！
她的衣服脱下来，他默默地洗了。他的衣服却不许她动，比划着说，“我的衣服太大了，你洗不动！”他干的活很重，有时累得胸痛，她心疼地说：“娃大了，早晨你领娃在炕上多睡一会儿，我做饭。”他比划说：“不用，我们这栋房都是男的做饭。你领娃娃躺着，我起来做饭。”晚上，她把孩子放在婴儿车里去烧饭，他回来见孩子哭了，就比划说，“以后你别做饭，哄着娃娃玩，我回来做饭。”她心疼地说：“我怕你饿。”他比划说：“我饿点儿，没事儿；娃娃哭，不行！”中秋节，他骑着摩托车跑几十公里给在场部读中学的大女儿送月饼。同学惊讶地对大女儿说：“唉呀，原来你爸爸不会说话，是哑巴！”大女儿愤然把同学的文具盒摔在地上，说：“谁说我爸不会说话，我爸爸的心会说话！”
他不仅爱她，爱孩子，也爱她的亲人。她母亲来北大荒时，不小心把假牙掉进炉子里烧了。他饭都没吃，骑摩托车就走了。傍晚回来说，他去团部医院买牙去了，医生说假牙不是卖的，得咬牙印才能镶。她母亲感动地说，他数九寒天地骑摩托车跑那么远的路去给我买牙，就是亲生儿子也做不到啊。
女儿说：“妈，将来我也找一个不会说话的。”
她说，“闺女呀，你千万别找不会说话的，吃苦受累都不怕，别人看你那个眼神你就受不了。”
别人怎么看会改变她对他的感情么？不会的。
“我好几天没和我家建华一起吃饭了，我想今晚回家吃顿饭……”她对同事说。
当炊事班长后，她三顿饭在食堂吃，他在家自己做饭自己吃。想到他一个人吃饭冷冷清清，她感到愧疚不安。
& & “那你就回去吧。”同事理解她。
晚上要发面，她当班长的又不能把活扔给别人。回到家时，她问他：“吃饭了吗？”“吃完了。你吃了吗？”“我也吃了。”两人相视一下，笑了。
“妈，你都当了一辈子班长。你咋还像毛主席那时候那样呢？”女儿不解地说。
是啊，一转眼她当了三十多年班长，畜牧班班长、农工班班长、炊事班班长。
“妈当一辈子班长也不后悔，妈选择的是自己的路。孩子，妈想趁能干时多干点儿，老了干不动时也不后悔。妈是个党员，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落后于群众。”
“妈，像你这样的党员实在太少了，傻得天底下都找不到了。”
“孩子，人活一辈子不容易呀，要让人说，这个人不错；别让人说，这个人不咋样儿。”
两代人有着不同经历，不同的价值观，尽管都会说话，沟通起来难啊。
不知上苍是不忍心让这对夫妻这样下去，还是爱创造了奇迹，陈建华突然听见声音，她耐心地教他说话，他居然能说话了，尽管语句简短，但毕竟是他说的。（原作者：朱晓军）2007年，我第二次采访她时，她已经退休了，每月能开345元退休金。建华还有5年才能退休，目前没有工资。这几年，他身体不好，患有甲亢和扩张性心肌病。他的病一怕生气，二怕累着。她什么事都依着他，她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我家建华能健健康康地多活几年。
他们的大女儿在哈尔滨市第四人民医院儿科当护士，工作11年了。她在哈尔滨已成了家，孩子都上学了。小女儿也成了家，孩子满地跑了。生产队给他们家十垧地，他们没有种，让给小女儿种了。
40年过去了，刘艳杰在北大荒没有轰轰烈烈的业绩，做的最有影响的一件事，大概就是嫁给了不会说话的陈建华，给了他一个温馨的家。
二、一诺如山，地老天荒都不变
在西方婚礼上，新婚夫妇要在教堂发誓：“从今天开始，不论贫穷，富有，健康还是疾病，都不能将我们分开……”
可是，西方的离婚率却居高不下，许多信誓旦旦的夫妻分道扬镳了。西方有哲人说，上帝死了。已没有神灵来监督誓言，不论宣誓、起誓、立誓、毒誓、婚誓，还是山盟海誓，越来越成为一种形式。
很少有人坚守誓言几年、十几年或几十年了。在采访中，许多知青说，那些血书，发誓“扎根边疆一百年不动摇”的知青都离开了，留下来的知青基本都是没说过什么“在北大荒安家落户”之类的豪言壮语。
12年前，在二九~农场采访时，我见到一位头发花白，满面风霜，衣衫不整的老妪，她在道上来回匆匆地走着。当生产队干部告诉我她是知青时，我的心像被什么撞了一下，很疼。她看上去怎么这么老？起码有60多岁。我问她：“您多大年纪了？您在这里生活好么？当年为什么没有返城？”她看看我，一句话也没说，继续匆匆地走她的路。队干部告诉我说，她精神不好。她的前夫是上海知青，为了返城，跟她办理了假离婚，结果他走后杳无音讯，她疯了。队干部讲完后说一句：“她真可怜！”最可怜的还是她的女儿，从七岁就跟着这么一位疯妈妈，小学只读一个学期就辍学了……
我也采访了这样的知青：一诺千金，为婚前的诺言，或放弃了返城，或回城后又重返北大荒……
4．一句婚前誓言，两次放弃返城
欧阳的三幅老照片像烫手的地瓜扎在我手里。照片珍贵，有两幅摄于日的上海站月台，一是在知青专列前，欧阳和同学相拥而哭，离愁别恨淋漓尽致；二是列车缓缓开动，稚气未褪的欧阳把戴着军帽的脑袋探出窗外，恋恋不舍地望着送他的亲友；还有一幅是在黑龙江边，武装战士欧阳挎着一杆钢枪，一副神圣不可侵犯的样子。
欧阳叫欧阳吉宝，是上海知青。我采访他时，他在普阳农场当宣传部长，忙得屁股不挨凳子，好几次都没采访完，稿没发出去，照片也没法还。欧阳每次见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晓军，我有3幅照片，还在你那儿！”&
看来那３幅照片让欧阳牵肠挂肚，甚至断肠。
后来，我和黑龙江电视台专题部主任胡立德去普阳农场拍专题片，欧阳见到我居然不提照片了，这反倒让我更为不安了。见到欧阳的妻子赵艳时，我主动交代照片在我那儿完好无损。赵艳说，影集是欧阳的掌上明珠，尤其是知青时代的照片，没事就拿出来翻翻。你拿走照片后，他的影集就留下三处空白。欧阳的影集我见过，整理得像画册，照片不仅按拍照的时间顺序排列，还有图片说明。
我感到很对不住欧阳，这些年来，他每次翻阅影集见到那醒目的空白，心里不知涌出多少失落和不安。为把照片还他，我把欧阳和赵燕堵在家里，继续几年前的采访。
陪同采访的普阳电视台台长战胜利先冒出一句：“赵姐，你说说，欧阳当年是怎么向你求爱的？”
赵艳居然认真地转过脸问欧阳：“还说吗？”
欧阳装出一副男子汉大丈夫的样子，满不在乎地说：“说吧！”
& & “他说，‘我喜欢你，你喜欢我么？’”
在场的人被逗笑了，农场的人都说欧阳实在，比北大荒人还北大荒，连求爱都这么直来直去的。
“我是那么说的么？”欧阳有点儿吃不住劲了，惊疑地望着妻子，转而自嘲地笑道：“记不得了，记不得了。”
那是1974年，武装连队解散后，欧阳回到绥滨农场的酒厂，担任团支部副书记，抓厂里的文艺活动。这时，像白桦林般恬静的赵艳做梦也没想到那豪迈奔放如黑龙江似的欧阳会爱上自己。她刚刚19岁，在酒厂上班还不到一年，称比自己大7岁的欧阳为“欧阳叔”。
“欧阳叔”的火辣辣的求爱让她不知所措，晚上回家跟父母商量。父亲是1946年参军的老兵，1958年转业到北大荒，曾经作为全国劳动模范见过毛主席。赵燕的父亲对女儿的婚事特别慎重，私下对欧阳了解一番后，犹豫不决地对女儿说：“据反映欧阳这小子人还不错，可惜啊，他是个上海人，要是本地人就好了。他将来要是回上海了，你怎么办？”
“我不担心他丢下我不管。他这人特别实在,认准的事从不回头。”赵艳很有把握地说。
赵艳的灵魂深处已“爆发革命”，对欧阳的好感与日俱增。
母亲说：“你找个上海人，两个人生活习惯不一样，日子怎么过？”
“那有啥？妻子是北方人、丈夫是南方人的人家多着呢，不是都过得好好的么？”赵艳说。
女孩一谈恋爱，父母就要被“出卖”。男友说什么，她最多能告诉父母20％，父母说男友什么，恐怕要告诉男友110％，那10％是她猜测的。赵艳把父亲的担忧告诉了欧阳。欧阳是不撞南墙不回头，撞了南墙更不回头的人，他直接拜见未来的岳父大人，向他老人家表决心：“您老放心，我欧阳不论走到哪儿，都要把赵艳带在身边，绝不会抛弃她！”
欧阳是位讲义气、重承诺的人，否则也不会来北大荒。下乡前，他作为上海市杨思中学革委会主任、造反派头头参加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毕业生分配。按规定，欧阳那届毕业生60％留在上海，可是跟欧阳对立的造反派叫号说：“我们要去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生前工作过的地方兰考县插队落户，你们敢去吗？”另一对立派叫号：“我们去革命圣地井冈山插队，你们谁去？”欧阳的军师、最铁的哥们儿“唐克思”说，敢不敢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是考验真革命与假革命的试金石。他们去兰考和井冈山，我们去北大荒！欧阳激动地一拍桌子，“对，到边疆去，到反修前线去，我报名去黑龙江，你们谁去？”在欧阳的呼吁下，学校有30多名毕业生报了名。没过两天，20多人打了退堂鼓。有人劝欧阳，算了，你也别去了。
&“不，我说到做到。”欧阳说完，回家取出户口簿就去了派出所。
当他见户口簿上自己那页被盖上“注销”两字时，感到心“咯噔”一下，从此自己不是上海人了，他突然发现自己竟这么热爱和留恋着上海……
日，欧阳和那几位最铁的哥们儿———“唐克思”、小庄等人离开上海，下乡到黑龙江绥滨农场（后改为二师9团）。
1976年11月，欧阳与赵艳结婚，第二年10月，他们有了女儿欧阳颖君。
1978年，欧阳回上海探亲时，听说知青要返城了，匆匆地赶回农场，放下包就要去找那些弟兄。有人告诉他，“唐克思”他们都走了，回上海了。他像被棍子击中似的愣住了，他们怎么走了呢？他转身跑到他们的宿舍，望着空荡荡的房子和空荡荡的炕铺……
他想那些哥们儿，怀念他们在一起踏雪巡逻的日子；怀念他们一起在深山老林打山洞、伐木头，在茫茫荒野修水利和深更半夜急行军走着睡着的岁月；怀念和他们一起扛着100公斤的小麦上３节跳板，干20多个小时后还坚持“天天读”……
那段日子里，欧阳经常在睡梦中喊叫那些哥们儿的名字哭醒。可是，现实比虚无的梦境更为苍凉，理智不断提醒他：他们都走了，不会回来了。最铁的那三个哥们儿，一个考取大连工学院，两个回了上海，这里只剩下他老哥一个了。开朗活泼的欧阳变了，变得沉闷了，话语越来越少了。这个在内弟眼里吃完饭碗筷一丢就跑到知青宿舍聊天、唱歌、打乒乓球的“欧阳哥”下班之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了。９月７日到了，这是他们哥几个下乡的日子。过去每逢这天，他们要聚会，要合影留念。如今，欧阳茕茕孑立地守在酒桌旁，望着眼前的酒杯和碗筷遥思远方……
“欧阳，你一个人回去吧，别管我了。”赵艳心疼地说。
欧阳两眼一瞪：“我一个人回去干什么？我说过要走我们就一起走，不走就留在这儿！”
“回来吧，欧阳。哥们儿都走了，你一个人还守在那儿干啥？”每次见面，那几位哥们儿就劝他。
1984年，他们发誓无论如何也要把欧阳这小子办回来，他们给他联系好了两个地方，一是江苏省的吴县，二是浙江省嘉兴。欧阳领着赵艳去看了看，觉得那里的自然环境和生活条件都不错。可是谈到调动时，对方说他们只能接收欧阳，不能接收赵艳。
“你们不接收我老婆，我来干什么？要不是为了夫妻在一起，我早就回上海了！”欧阳说。
火红的知青年代过去了，一个最耐不住寂寞的知青留了下来。如水的岁月渐渐抚去欧阳的浮躁，擅长文艺和体育的他在北大荒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欧阳是我所认识的兼职最多的干部：普阳农场宣传部长、广播电视局局长、群众艺术馆馆长、小红花艺术团指导、小学生乒乓球队主教练……普阳农场先后荣获省级文化先进农场和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他创作了大量的歌颂北大荒的歌曲，其中与王黎光合作的《晚风之歌》荣获黑龙江省文艺创作一等奖。
欧阳的女儿现在浦东的一所小学当体育老师，早已在上海成家，儿子都6岁了。2006年，欧阳和赵艳退休后回上海住了一段时间。每天除接送外孙上幼儿园和陪赵燕上菜市场买菜之外，跟中小学同学和老球友打兵乓球，日子过得很舒服。
可是，没多久他就想北大荒了，晚上闭眼就做梦，把北大荒人和老同学、老球友都串在一起了。他对赵艳说，我们该回家了。赵艳一听高兴坏了，她不仅不习惯上海的生活，而且在上海除了欧阳和女儿一家之外，什么熟人也没有。
&2007年8月，欧阳听说我又来普阳农场采访了，高兴地跑过来见我。
“欧阳，你的三幅照片，我早就还你了！”我逗他说。“是的，是的。”他咧嘴笑着说，“我们哥儿俩真有缘，我和赵艳刚从上海回来，你要是早来的话，还见不到我呢。”
他说，回到农场后，看看北大荒的土地，甭提多么爽了。
有人见面问他：“欧阳，你回来干什么？避暑来了？”
“你说我回来干什么？这里是我的家！你想想，我在上海生活了18年，在北大荒呆了39年，我已经是地地道道的北大荒人了，我不回北大荒去哪儿？”
5．“大嫂”临终前的承诺，娶“小芳”重返北大荒
茅茂春坐在我的对面讲述着他重返北大荒的故事，白皙的脸庞和一副近视镜，给他陡添几分书卷气，镜后的目光透着睿智和精明。他说的东北话比较纯正，不像有些上海知青那样一不小心就露出沪语的尾巴。
1978年秋，哈尔滨下着瓢泼大雨，领着文艺队员在黑龙江省歌舞团进修的茅茂春突然感到坐立不安，一阵阵抓心挠肝的，好像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似的。他对队员说：“你们在这儿安心进修，我回建三江去一趟。”
茅茂春是1971年10月下乡到黑龙江省生产建设兵团6师57团的，那年18岁。他到北大荒的那天正赶上天降大雪，远近房舍银装素裹，到处一片白茫茫。对从没见过这么大雪的茅茂春来说实在是太美了，可是他却兴奋不起来，感冒了，鼻涕一把泪一把，狼狈不堪，只好披着棉大衣去卫生所看病。
“你怎么穿这么少，连棉鞋都不穿！北大荒这么冷，你想冻死啊？”茅茂春刚到医院门口就被一位说着吴语普通话的大嫂拦住了，劈头盖脸地教训了一通。
语言是严厉的，却让人觉得温暖，感到有种淳朴的亲情。
“你是上海人？咱们还是老乡呢，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我家就住在这儿不远，有空到我家串门儿。”分手时，大嫂对他说。
一天，茂春想去连长家坐坐，刚进家属区就遇见了那位大嫂，她和连长是邻居。
“小老乡，到我家里坐坐吧。”她热情地邀请他。
盛情难却，他进了她家。一聊才知道，她丈夫是1966年从部队转业到北大荒的。她说的老乡是从丈夫那边论的，她丈夫是上海人，她是宁波人。从那以后，他成了大嫂家的常客，她家做点儿好吃的就把他叫去解解馋。大嫂见他的衣服破了，就取出针线给补上。
5年后，茂春从57团调到6师的商业综合批发站的文艺宣传队当队长，大嫂的丈夫调到25团水利连当指导员。那个团在师部附近，他没事还像过去那样去她家串门。
“许多青年都在往回办，你怎么不想法回上海呢？”一天，大嫂问茂春。
& & “挺难办的，我不想回去了。”茂春说。
“如果你不回上海了，就应该在北大荒安个家。”大嫂关心地说。
大嫂给茂春介绍了好几个对象都没谈成。一天，茂春帮大嫂糊棚时，干完活俩人坐在炕头聊天，聊着聊着又聊到茂春的婚姻大事。
大嫂说：“给你介绍这个不行，介绍那个也不行，要不就等我姑娘中学毕业给你做媳妇吧。”
茂春突然发现小丽萍已不再是捧着小学课本朗读课文的小女孩了，变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从那以后，丽萍再见到茂春就不再落落大方地喊“茂春叔叔”，而是羞答答地叫“茂春哥”了。
茂春冒着大雨赶到车站，好不容易才买到一张车票挤上火车。在建三江下车后，他就得到大嫂生病住院的消息。他回商业综合批发站，找熟人买了一网兜挂着白霜的梨，拎着就往医院跑。
“你可回来了……”浑身浮肿的大嫂一见他眼泪就下来了。她挣扎着下地，把藏在床底下的煤油拽了出来，非要点煤油炉给他做点吃的不可。&
“这位南方的大姐，你这是咋的了？他来了，你的病就好了。你是想他想的吧？”同一病房的患者开玩笑地说。
过一会儿，她拉着他的手说：“小茅啊，相处这么多年，我们就像亲人一样。明知道你是‘飞鸽’，我姑娘是‘永久’，我还是把姑娘交给你。交给你，我没什么不放心的。小茅，你好好待她吧……小茅啊，你现在能不能就叫我一声‘妈’？”
过去，茅茂春一直称她为“大嫂”，现在还没结婚就让他叫她“妈妈”，实在是叫不出口。他尴尬而无奈地望着她，又是自责又是自恨。最后，他只好在心里安慰自己：“明天吧，明天我一定叫她妈妈……”
“你出去一个来月了，快回家洗个澡，把脏衣服换一换，让丽萍跟你一起回去。”傍晚，大嫂对在医院守了一天的茅茂春说。
“他们回去怎么能行？”同病房的病人说。
& & 茅茂春不回去，坚持要留下来守着她。
“我没事儿，她爸爸还在这儿呢。你们回去明天再来。”她不容商量地说。
他和丽萍只好回去了，谁知凌晨3时有人叩门，“赶快起来，医院来电话了，你妈不行了,现在去医院也许还能见一面……”他拽着丽萍就往医院跑，天正下小雨，路一跐一滑，他们的鞋跑掉了，来不及捡；摔倒了，爬起来再跑。当他们赶到医院时，丽萍的母亲已经走了……
茂春望着她的遗体，心如刀绞，愧怍噬心。她走了，再也听不到他叫她“妈妈”了，永远也听不到了，他泪水泫然，在心里对她说，妈妈，我会好好待丽萍的，放心吧。
1979年4月，在北大荒下乡8年的茅茂春返回了上海。他不想离开北大荒，不想离开丽萍，可是他那段时间胃经常出血。丽萍只好给他的父母写封信，说了他的情况。他的父母很快就为他办好了返城手续。
回到上海后，茅茂春被分配到上海福南饭店。上班没多久，他就当上了经理。过去，他日夜盼望回上海，现在却发现自己那颗心留在北大荒，留在了那片埋着“大嫂”的黑土地，留在了“大嫂”的女儿丽萍身边。（原作者：朱晓军）丽萍来上海了，她带来了犹豫和忧愁。茅茂春已不再是北大荒的知青了，成了地地道道的上海人，当上了饭店经理。饭店有那么多年轻漂亮的服务员，他的心里是否还有她这位北大荒的妹子？内心的痛苦折磨让身体虚弱的她面色更加苍白了。
“丽萍，我们结婚吧。”他看出了她的心思，诚恳地说。
北大荒寄来了她的结婚介绍信，他紧锣密鼓地张罗起了婚事。
“你小子傻啦？她妈待你不错，我们也不亏待她。她来了，我们好吃好喝好招待也就是了。怎么，你还真要跟她结婚？将来一个上海，一个北大荒的，这日子怎么过？”他的父母坚决反对。
“她妈妈临终前把她托付给了我。”他说。
“你小子就是死心眼，将来有你后悔的那一天。”父亲无奈地说。
1979年底，茅茂春和丽萍结婚了。婚后，茅茂春买了一台缝纫机，让丽萍用它绣台布，他下班去卖。晚上，他像做贼似的偷偷摸摸地叫卖，一怕遇到熟人，二怕被纠察队抓住，一旦被抓住了，不仅台布要被没收，还要罚款。他们折腾了一个多月，不仅没挣钱，丽萍累得小脸瘦了一大圈儿。最后，他只好把她送上开往北大荒的列车。她回去后，继续当卫生员。他们的收入低，不敢要孩子；为省下钱来两人相聚，他天天吃面条。
这样下去怎么能行？他决定重返北大荒。
&“怎么的，还去北大荒？你哪怕选择离婚，也不能选择回去呀。不行。这个不行！”当年的知青战友不解地说。
“你要是真回去，你就不再是我们茅家的人，我也没你这么个儿子。你将来就是要饭到了家门口，我都不会让你进来的……”父亲恨铁不成钢，气恼地说。
“爸，我给你和我妈买了电影票，你们晚上去看场电影。”他下班后对父亲说。
& & “不去不去。”父亲说。
父亲是个老工人，没有什么爱好，从来不看电影。
“这电影可好了，你们去看看。”他说着把父母送到了电影院。
父母看完《一江春水向东流》后，回家就骂电影中忘恩负义、抛弃妻子的主人公张忠良。
“你们骂张忠良，你们要是不让我回北大荒,那不就是想让我当张忠良么?”他趁热打铁地说。
母亲不吱声了，不再表示反对了，父亲仍然坚定不移地反对。
当他去迁户口时，在派出所门外转悠了两个多小时，进去后又在椅子上坐了一个多小时才办理手续。当一枚“迁出”的章盖在了他的户口簿上时，两行泪水流了下来……
重返北大荒后，茅茂春先是在建三江农垦分局商业局当团委书记，接着担任宾馆经理兼书记、商业学校校长、商业局工会副主席，再后来到建三江垦区工会当办公室副主任……
1997年，茅茂春在报纸上看到海口市的招聘广告，把学历及职称证明的复印件寄去应聘。不久，他接到试用通知。他在海口中国城集团公司试任人事部主管，只做一天他就放弃了。在返北大荒的途中，他接到父亲病危的电话。当他赶到上海时，父亲已经作古。此前，他回北大荒后，生活条件好转了，他曾多次请父母到北大荒看看。倔强的父亲说：“你就是在天堂我也不去,我说过不登你家的门。”他还在生茅茂春的气，所以也没见过茅茂春的女儿。茅茂春痛不欲生，深感自己欠父亲的太多太多了，随着父亲的离去，再也没有机会报答了。他的父母不是生身父母，弟弟也不是亲弟弟。父母没有孩子，父亲在南通农村的弟弟把自己的第三个孩子过继给了他。茅茂春在7岁时从南通到上海，弟弟是妈妈抱养的，可是父母待他们哥儿俩比亲儿子还亲。
2007年，我到建三江采访时，跟熟人打听茅茂春。他们说，他带妻子和女儿回上海了，据说混得还不错。我略算一下，他已经56岁了，在上海那个人才竞争激烈的地方，能好到哪儿去呢？写稿时，我上网搜一下，没想到还真搜到他了。回上海后，他先是在一家公司当人事部经理，后来在某行业协会当信息部副主任。茅茂春是一个很能折腾的知青，两次下乡，两次返城，说不定我下次来北大荒，他又领着老婆孩子回来了。茅茂春是一个让人敬佩的知青，为兑现对“大嫂”岳母的承诺，返城后毅然娶北大荒的女友为妻，30岁重返北大荒，接着又在北大荒干了20来年。&
三、亲情，留守知青的情感软肋
在留守知青中，最伤感的话题莫过于父母和孩子。提起这一话题，年过半百的老知青会两眼湿润，甚至像孩子似的“呜呜”哭起来。他们常说的一句话是“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一是父母，二是儿女”。
“儿行千里母担忧”，当年知青专列开动时，月台一片哭声，有多少父母掩面流泪，有多少父母捶胸顿足，有多少父母跟车奔跑？我记得有一位瘦小的母亲追着火车跑出月台，车影远去，她颓倒在地，手仍向火车招动着……儿女牵动着父母的心，当年提起下乡的儿女，父母不禁泪洒衣襟：远在边疆的孩子会不会挨饿受冻，会不会累坏受伤，会不会被人欺负……牵挂的经，思念的纬，将父母那拳拳之心缠绕。从某种意义上说，在那个年代最痛苦的不是知青，而是他们的父母。
在齐齐哈尔我家住的大杂院里有许多人家的孩子下乡到北大荒，父母不断地给儿女写信和寄包裹。有一位大娘坐在树阴下，戴着老花镜给下乡到五师的三个儿女做棉背心、棉手套和套袖。一针针，一线线，边缝边落泪……
数九寒冬，大雪纷飞，一位老实本分的父亲扛半扇猪肉躲在知青办主任家的门口，眉毛和胡须挂满了冰霜，鼻涕滴在衣襟冻成冰溜。他的四个孩子下乡到了北大荒，想把在密山的小女儿迁到郊区的菜社。他没送过礼，没求过人，怕人家有客，造成不良影响，怕人家拒收，说他破坏上山下乡……进去胆怯，走又不甘，最后他像贼似的把猪肉扔进人家的院子跑回了家。他悔恨交加，深感窝囊，大病一场……
知青大返城了，左邻右舍的孩子都回来了，自己的儿女却留在了北大荒。他们还要继续思念和牵挂，每天晚上都要收听北大荒的天气形势和气温变化预报，撑着越来越不中用的身子骨照料返城读书的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
一位老人临终紧紧拉着女儿的手说：“大华子，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把你弟弟办回来。我那间小房你们谁也别惦记，就留给他，让他回来有个住的地方……”当浑浊的泪水从眼角滚落下来时，她已经去了……
6.山坡上的坟，那是母亲关注的眼睛
　　在北兴农场的西南有座山，山坡上是一片白杨与红柞混杂的树林，在林间的空地上有一座圆圆的坟，这是北大荒仅有的一座知青母亲的坟墓。
　　从场部办公楼三楼的一间办公室望去，可以望见山坡上那片树林。
　　张玉林在北兴农场任党委书记时，经常站在办公室的窗前遥望那片树木。他在诗歌《母亲，你守着我》中写道：“母亲，肃立你坟前/不能不想那个碧水边城……当我无意回乡/你无怨而来随我定居荒原/母亲，你守着我。”诗句在平静中潜隐着愧疚与不安，朴实中凝积深切的怀念。
　　张玉林是在1968年10月下乡到北兴农场的，当时是三师32团。他是独生子，按政策是不在上山下乡之列的，他的父亲去世，家里只有他和母亲。他在学校听完上山下乡动员报告后，热血沸腾地跑回家对母亲说：“妈，我得响应党的号召上山下乡，我是班干部，得带头啊！”
　　母亲最大的心愿就是儿子能有出息，她对儿子说得最多的话是：“玉林，你得听党的话。”她怎么会成为儿子的包袱，拖儿子的后腿呢？母亲什么也没有说，默默地给他打点行装。
　　上车后，张玉林冷静下来，突然想起自己走了，家里只剩下孤苦伶仃的老母亲了，谁给她劈柴，谁给她挑水？谁陪她去医院？她已经64岁了，正是需要儿子在身边照顾的时候。他感到愧疚，感到不安，知道了什么叫放心不下，可是一切都晚了。
张玉林被分到20连，那是团里条件最艰苦的连队，住是“弯着腰，拄着棍，阴天下雨掉眼泪”的破草房，入冬之后顿顿萝卜汤，白菜土豆都少见。当时搞基建，当班长的张玉林率领着全班知青到采石场装车，班里只有3个男生，剩下的是女生。他们上的是夜班，从晚上6点钟到第二天早晨6点钟要装14车石头。繁重的体力劳动让他们的饭量大增，二两一个的玉米面窝头，一顿能吃14个！苦和累对张玉林来说不算什么，累得爬不上炕了，睡一觉起来又生龙活虎，跑出去跟其他知青排练节目，跳忠字舞了。最让他难以忍受的就是对母亲的牵挂和思念，妈妈在做什么，会不会生病？儿子不孝啊，怎么能在你最需要儿子的时候离开家呢？母亲怕他惦记，每次来信都说她一切都好，叮嘱他：“玉林，你一定要干出个样儿来。”为对得起母亲，他拼命地干，不论做什么都千方百计地做到极致。下乡后，他当过农工班班长，开过拖拉机，做过统计员。
　　1972年秋天，他突然收到一封加急电报。“母亲病重速归”6个字像炸飞的石头砸在他的心上，眼泪决堤而下。母亲肯定病得不轻，否则绝不会拍电报，他急忙跑去找指导员请假。
　　“不行，秋收正忙。”指导员冷若冰霜地说。
　　“我家里就一个68岁的老母亲，她病了身边没有人照顾，你无论如何也得让我回一趟……”
　　“3天之后再说吧。”
　　不能全怪指导员，那是一个“大公无私”、不讲人性的年代，那是一个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公家事再小也是大事的年代！
　　“你不准假我也得走，哪怕开除我，我也要回去看看我妈……”说罢，他匆匆上路。
　　“妈啊，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得悔死啊！”他边走边想，边想边哭。
　　马车、火车、汽车；上车，下车，换车，他玩命似的往家赶。两天后，他终于赶回哈尔滨，回到了在太平桥的黄家大院。他伸手拉房门时，蓦然发现门上挂着一把沉甸甸的锁头。莫非妈妈不在了？他倚门恸哭。
　　“玉林，你总算回来了，你妈住院了……”邻居对他说。
　　母亲的病榻上，一位面色苍白而憔悴，白发凌乱的老人昏迷在床上。这是母亲么，怎么会变成这样？
　　“妈妈，你醒醒啊！儿子不孝，儿子有罪啊，怎么能把你一个人扔在家里，你要是真有个三长两短的，我这辈子可怎么整啊？”他跪在母亲的床头，握着母亲嶙峋的手哭诉。
　　又经过两天的抢救，母亲终于睁开了眼睛，从被子里伸出手轻抚儿子的头。
　　不行，不能让母亲一个人留在哈尔滨了，得把她接到北大荒！张玉林把家里的房子退给了房管所，把母亲的户口迁了出来。母亲犹豫地对他说：“玉林哪，你要不放心妈，妈就跟你去，还迁什么户口，退什么房子？妈的户口和房子在，你还能回来。”
　　他说：“户口迁过去了，我也就死了这份心了。”
　　母亲来了，给了他一个温馨舒适的家。他忙啊，年轻轻的就当了指导员，要领导几百号人，天还没亮他就走了，夜半才回来，哪里顾得上母亲，顾得上这个家。院墙有一段罅隙，母亲搬几根木头堵在那儿，在上面插几根条子；墙头出现个窟窿，母亲就和点泥抹上，可是母亲没有一句怨言，她说：“只要在儿子身边我就知足了，将来还能有一块土地埋我这把老骨头。”
　　1982年春节前，母亲对张玉林说：“玉林，我头有点痛……”
　　他急忙找人把母亲抬到医院，不到一个小时，母亲去世了。她把自己留在了北大荒，留在了儿子身边。
　　在母爱面前，儿女的情感总是那么无法对等，那么短斤缺两，轻飘飘的没有分量。张玉林望着母亲的遗体痛不欲生啊，他没来得及孝顺母亲，甚至还没想好怎么回报这份30多年的母爱，母亲就走了，留给他的除了无尽思念，就是刻骨铭心的愧疚。
　　母亲对他说过：“这地方挺好，我老了你就把我埋在这里，我要守着你！”
　　母亲生要守着儿子，死也要守着儿子，要看着他工作，看着他生活，要谛听孙子降生的哭声……
　　张玉林把母亲埋在办公室对面的山上，他在诗中写道：“我今生注定的磨难/你会永远惦记/你圆圆的坟/是关注的眼/母亲，母亲，你守着我。”
　　每天走进办公室，他都要望望窗外那“关注的眼”。每望一次都是心灵的祭奠；每祭奠一次都是灵魂的洗礼。在母亲的“关注”下，他从团委书记到农场党办主任、纪委书记、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在母亲的“关注”下，他创作了几千首诗，获得丁玲文学奖。
　　1999年，他调到北大荒文学社担任社长兼总编。离开北兴农场时，他来到母亲坟前，刚说一句：“妈，我走了……”泪水就下来了。他离开了，母亲却留下了。他给母亲磕了三个头，走了。他站在办公室再也望不到这“关注的眼”，心烦时再也不能到母亲的坟旁坐一会儿，跟母亲唠唠……
　　我第一次采访时，张玉林还在北兴农场当书记，说起北大荒，说起农场，他说，北兴农场每年上交国库的粮食与市场的差价相当于从农场每一分钟往勃利县城发一辆桑塔纳（当时桑塔纳在人们眼里还是高档车），当第一辆车到勃利时，农场这边还有几十辆车没发出去。从北兴农场到勃利县需要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其实，母亲不就像这块黑土地吗？奉献一辈子，什么时候想到过索取？母亲与那片黑土地融为一体，是巧合还是天意？
　　去年，赴北大荒采访前，作家袁炳发、澜涛请我喝酒，把张玉林和他的儿子也请去了。喝酒之前，我采访了他。他说，黑龙江农场总局迁到省城后，北大荒文学社也迁到了哈尔滨，他回到了家乡，成为居住在省城的北大荒人。他的儿子考上了哈尔滨师范大学，家里日子过得不错。他有空就回北兴农场给母亲上上坟，跟母亲唠唠嗑，说一说自己的工作和烦恼。离开时，给母亲磕几个响头，恳求母亲继续关注他，关注他的诗歌和他主编的《北大荒文学》……
7.最男人的知青像孩子似的哭了
去前哨途经创业农场，我请求开车的朋友在派出所停一下，我想看看关明辉。
走进派出所新建的小楼，值班民警说，关明辉昨晚夜班，下班走了。我说明来意，值班民警打个电话，然后告诉我：“他这就过来。”
创业农场给我的最初印象就像20世纪60年代的北方小镇，一片片平房，或砖瓦结构，或泥土构成，质朴而暗淡。派出所在建场初期盖的老房子里，门前汪一片积水，小路十分泥泞……
我是在刑警队办公室里采访的关明辉，他是队长。不知天气阴暗还是房子地势低洼，我感到有点压抑。关明辉身材不高，脸庞黑瘦，棱角分明，几道线条遒劲的皱纹，将那刚毅不屈的个性表现得淋漓尽致。没想到一提父母，这个为一句话敢上刀山下火海的男人居然哭了，而且泪水像江堤的管涌越涌越急，越涌越多。他唏嘘不已地说，“这辈子欠父母的太多了，我没有尽到一个儿子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太对不起他们了……”看来“男人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
关明辉是1975年从哈尔滨下乡的，是最后一批知青，农场称他们为小知青。
关明辉中学毕业时，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到“广阔天地”去“大有作为”。这个17岁的小子让父母很不省心，从小讲义气，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用他的话说属于火暴那伙的。父母不放心，劝他去离家只有一个小时车程的养鱼场，他的四叔在那儿当场长。他却背着父母报名去了北大荒的三师61团（兵团撤销后，改为创业农场）。
他下乡了，父母的心也被他带到了农场。一个不懂事、爱打架的儿子离家那么远，父母怎会不操心？他们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个不省心的儿子办回去。父亲是万人大厂———东安厂的普通工人，母亲是小学教师，这么大的动作对他们来说可谓“难于上青天”。最后，他们却冒着“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弥天大罪搞到了两份假诊断。（原作者：朱晓军）关明辉突然收到父亲的来信，说手续已基本办妥，三天后父亲将来农场接他回去。“我要回家了，回家了！”关明辉欢呼雀跃，把工作服、暖水瓶、洗脸盆统统送了人。等待是无限延长的省略号，点向无尽的未来……那几天一分一秒都像斜阳下的影子，被企盼拉得很长很长。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三天过去了，关明辉的心从农场到哈尔滨已往返数千个来回，还没见父亲的影子。
他焦急地给家里写信，问爸爸什么时候来接他。半个多月后，他终于盼到父亲的来信，信上说知青办刚批准包括他在内的14位“家困”知青返城，就被告发了，许多人受到了牵连。关明辉的心凉了，送行的酒喝了，哥们儿泪眼婆娑地说了那么多的送别话，自己却走不成了，他感到自己没脸见人了。
一年后，知青大返城了，过去难于上青天的事突然变得易如反掌，只要去医院就能拿到一份患这病那病、不适应在北大荒工作的证明，然后去场部办手续。“我要返城说我弄虚作假，父母和亲戚被牵扯进去，这回我还就不弄虚作假，我没有病凭什么要病退？我还就不走了呢！”关明辉来了倔脾气。
父母知道这小子倔，做事爱走极端，不断来信催他办返城手续，怕夜长梦多，万一政策有变就回不去了。最后，父母索性把他叫回哈尔滨当面责问。
“我不回来了！你没看那些返城知青过的什么日子？返城时高兴两天，回来就傻了，工作找不着，还要靠爹妈养活。”关明辉理直气壮地说。
这段时间，关明辉了解到许多，思考了许多，也成熟了许多。城市是现实的，现实是冷酷的，返城知青没有得到想象中的拥抱，遭遇的是冷漠和拒绝，没工作，没饭碗，没住所，有的仅仅是一个城市户口。有的知青只好重返北大荒……
1983年，关明辉跟当地姑娘谈恋爱了，两年后在北大荒成了家。
有段时间，父亲患脑血栓瘫痪在床，母亲已年过花甲，无力照顾，关明辉想办回哈尔滨尽长子的孝心。当时，哈尔滨的大中企业不景气，下岗指数在不断上升，他的工作不好安排，只得作罢。
日，关明辉突然接到父亲病危的电话，连夜赶回哈尔滨。他到家时，父亲已躺在了太平间。他跪在父亲的遗体旁泪雨滂沱，感到自己再没有机会孝顺爸爸，他欠爸爸的永远还不上了……他在家住了一个多月，每天陪母亲唠嗑，照料母亲的起居。
春节前夕，他把母亲接到了农场，想陪母亲好好过个年。他准备了许多母亲爱吃的东西，打算春节期间什么也不干，就呆在家里给母亲做吃的，陪伴母亲，以弥补20多年没和母亲一起过年的缺憾。没想到正月初五发生一起强奸案，他作为刑警队长不能不去办案。从初五早晨忙到初十下午，他才把犯罪嫌疑人抓住。当他回到家时，母亲说什么也要回哈尔滨。第二天，他把母亲送上火车，这位宁肯流血不流泪的男人哭了，伴母亲好好过个年的想法落空了。
关明辉说，他对哈尔滨的感情是他对父母的感情，将来母亲没了，他对哈尔滨就没什么留恋的了……他儿子的户口办回哈尔滨了，儿子在那边读了一年书就跑了回来。儿子不在身边的日子，他体味到当年父母的滋味。他说，父母对儿子的那种牵挂和思念，做儿女的一辈子都报答不完。
我站在派出所门口的干警简介前，端详着照片上的关明辉，回忆上次采访的情景时，身着警服的关明辉跑过来。七八年没见面，他没有多大变化。他说，他是从地里赶来的。这几年，他承包了几垧地，小日子过得不错。
我问他，么俊颜还在吧？他说，还在。
他邀请我喝酒。我说酒就免了，给你拍两张照片吧。他遗憾地说，你来一趟怎么也得喝顿酒啊。我说，上次喝的酒还醉着呢，等醒酒后再喝吧。
上次，他拽我去酒馆喝酒，落座后同去的20来岁的小警察拎着小铝壶给我倒茶。那茶特别清淡，我心里琢磨这能算茶吗？北大荒的茶叶不至于这么紧缺吧，为什么不能重新沏一壶呢？茶倒一半儿，小警察有点儿犹豫，看看我又看看关明辉。我突然就明白了，那不是茶水，是60度的北大荒酒。我那天喝了一茶杯白酒，没醉。北大荒酒好，浓而不冲，烈而不猛，像黑土地似的温厚而顺和。关明辉说，他喝酒不仅把胃喝丢了三分之一，也喝丢了饮酒资格。他要了两瓶啤酒，在北大荒，啤酒不算酒，算是男人的饮料。
关明辉把我送上车，热情地邀请我回来时再到他这儿。
8.亲情链条上最窝囊的一环——上欠父母，下亏儿女
黎巴嫩作家纪伯伦说，“你是一张弓，你的子女好比生命的箭，子女会离你而去，射向前方。”可是，弓有大小，力有强弱，这些留守知青经常为自己不能把儿女那“生命的箭”射向更远而痛苦、内疚和不安。
有文件规定知青的子女可以迁回父母下乡前的那个城市。几乎所有知青都没有放弃这一机会，政策一出台他们就把孩子的户口迁了回去，让孩子在自己身边读完初中，然后把他送回城里读高中，考大学。他们说，我们十六七岁时离开父母，我们的孩子在十六七岁时也离开了父母；过去父母为我们操心，现在我们为儿女操心。在人类亲情的环节中，我们是最窝囊的一环，上欠父母，下亏儿女。
当儿女返城后，知青担忧的是孩子在社会和学校会不会受到歧视，亲戚会不会让孩子遭受委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会不会把孩子宠坏，孩子失去父母的监护后会不会学坏，孩子的学习成绩会不会滑坡……
上次在前进农场采访时，一提起孩子，哈尔滨知青么俊颜那方方正正的脸上就浮现一层忧郁。他儿子跟着户口一起回了哈尔滨，没想到孩子离开父母后，成绩就像熊市的股票一个劲儿往下掉，考试居然考出十八九分的成绩，这样下去别说考大学，就是初中也毕不了业。
么俊颜是跟关明辉一起下乡的知青。大返城时，想到返城后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工作，还要父母养活，在农场不管怎么说每月还有37元的工资，每月还能给家里寄回去点儿，他就放弃了返城。知青大返城后，他被调到派出所，从治安股长干到副教导员。
儿子送回哈尔滨后，父母觉得他17岁下乡，当年怕增加父母的负担才没有返城，父母就把这份歉意“补偿”给了孙子。孙子要什么给什么，生怕他受一点儿委屈。这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