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晚上看吉日老师的博客，让我突然找到生命的动力了，熬夜看到3点左右（哥哥我一向都是十点钟睡觉的），最近有看到园子里一个关于程序员创业的文章，不免要浅谈一下自己的一点想法，欢迎各位拍砖，但是是请看完再拍，谢谢。

1.给人打工只能解决温饱问题，不能实现国家领导人N前的提出的小康生活水平，感觉对不起党和人民，所以需要创业。

2.想挖一口属于自己的一口井，如果有一天我们老无所依，把我们埋在春天里是不可能了，也不可能让我们活在新闻联播里，还是有一口自己的“井”，比较靠谱。

3.自我价值的实现，总感觉自己牛逼嘻嘻，天天和我们这个苦逼的程序员在一起，体现不出自己牛逼闪闪的才华和光芒，需要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就要有自己的事业。

4.无奈之举，工作不顺心，老婆大人没有好衣服穿，孩子没有学上，结婚没有房子住，据说创业可以一年挣房子，三年可以上市，五年冲出亚洲，十年冲出地球，移民火星。

5.羡慕嫉妒恨，看看人家比尔盖茨大叔大学没有读完就成首富，马云一个高考n年才考专科的学校，就成为创业教父了，天天脑子里是赢在中国，做梦都是陈安之的成功学，吃饭都是想张爱玲的那句：出名要趁早，这样的人不创业能干嘛。

1.时间上，没有十年前互联网初期的黄金时期，炒概念都可以炒上市。

2.行业上；面临一代成长出来的互联网三座大山（阿里，百度，腾讯。），达到一定高度时候遇到面临的瓶颈。

3.门槛上：门槛降低了，十年前马云50w可以创业，十年后物价横飞的年代，你有五十万依然还是可以创业，手里有个万儿八千也可以创业，门槛低带来的一个劣势就是竞争大，中国人又习惯于拿出低价杀手锏，这里要称赞一下吉日老师，不能随便贱卖自己的心血作品。

我接触的一个技术人A创业故事

十多年的资深程序员出身，目前创业项目是手机开发，公司员工三个人左右（把老板算上），典型的个人创业微公司。

小公司最难就是找到员工，像这样的公司，找有工作年限的人，薪水开不出来，只能找应届生或者刚出道的程序员，本着学习经验等等的理由让你在这里锻炼，但是现在的应届生其实大家都知道，虽然愿意找小公司，但是只有两三个人公司，还是很不愿意考虑的。

所以招聘的时候难免要以其他公司的名义招人，找来之后签合同的时候变成自己的公司，有可能这两家公司其实就在一起办公。

（这个可以理解，也许N天之后你发现不一样了，他们会说和找你的那家公司待遇和人事是一样的话，安慰你）

技术人A也许比较关注技术，安慰你的话可能还是你想走人的时候，人事跟你说的，你跟老大的交流只限于技术，生活和公司人事的情况你想了解都很难。

一次关于api接口的讨论，新浪微博有web的api，还有桌面级的api接口可以使用，这个时候老板A想要做qq的api，不仅想做web的版api，还想做桌面级客户端api接口，这个时候你从互联网商业角度的分析告诉他：由于新浪微博没有自己的客户端，所以他授权第三方可以开发和使用桌面级的客户端，但是由于腾许一直都有自己的客户端工具，腾讯只授权了web版的api接口，不可能授权第三方开发客户端产品。但是技术人还是比较执着，直接认为你这个人没有执着精神了，于是几个人查找资料，谈论了几天最后还是以无果而告终。

其实我很纳闷：我们搞计算机的人每天看看互联网新闻，思考互联网商业模式是干什么用的？不就是知道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可以做的吗？凭借你几年的看互联网新闻也可以猜测出腾讯不可能轻易开放出第三方来做客户端工具的。为什么非要花几天时间谈论这些凭借商业角度常识就可以分析出的不可能的事情呢？老板A认为他们研究几天证明了不可以是执着，那我几年了都执着看互联网新闻思考互联网模式，我这个算不算执着，算不算坚持。

功能比外观重要，这是老板A经常说的一件事，所以大家的工作主要都是集中在功能上的开发，公司经常找到新人（其实找到的新人一般几个星期也就走人了），他们第一次打开页面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这页面也太坑爹了吧。

产品上线大半年了（还没有正式推广），但是这个产品只有一个产品体验用户，那就是老板A，其他人也是有，如他的朋友们（但是都偶尔用一次的那种）。

老板A三个手机里面只有一款手机软件和自己的产品相似的，原因还是一个刚来的新人告诉他，这个产品和XX产品是相似，（后来做微博接口，也是从这个相似的产品想到的），其实同类产品据我所知已经有三四个都大规模的上线推广了，不知道老板A是不是知道，是不是使用过这些相似产品。

偶尔也会谈起公司未来的发展，老板A会说等产品做大做强之后，找风投融资，以后上市，想想挺美好的，但是仔细想想这个未来都是空话，那家软件公司不是这样说的，所谓三年上市，五年进入五百强，在中国能够按时发放你工资，效益好的时候能多发一点就谢天谢地了。不像呼哈网那样，我等草民就感恩戴德了。

凡是计算机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这是老板A对技术需求的观点，由于技术出身可能描述能力不是很强，在提需求的时候总是很言简意赅，对于新人来说，真的很难理解， 如果你要问告诉他这个不知道怎么做，技术人A会说了很多，基本上的观点就是凡是计算机问题都是可以解决，当然这个需求肯定是可以做出来，至于怎么做，做成什么效果那是你的问题，自己想法。

一个模糊不清的需求—一个凡是计算机问题都可以解决的指导思想—一个你具体做什么，怎么做，做成什么都是你的问题—-一个个新人就在这些坑爹的需求上黯然离开。

来了两个多月，虽然突然老板决定让我们体验一下这个产品，老板有三个手机，

一个苹果，一个安卓，一个国产安卓，一天突然让我们拿着他的手机体验一下，难道这算是员工福利？老板A是做苹果的开发，安装版的产品其实也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基础功能，于是老板大方的把他的国产安卓机给我们玩了一夜（下班后让你体验的，其实我很想安卓和苹果都给我体验一次），体验一次后每个人都发现了一个小bug。

都是刚出道的穷学生，手机还停留在诺基亚的年代，安卓还是第一次摸，其实做手机开发的公司要能让员工买得起手机才是好公司，可惜这个愿望到我离开的时候也没有实现，一个做手机开发的公司不能让自己的员工买的起手机用得起自己的软件的公司不是好公司。

作为十年以上的技术人对于加班早就应该是没有了感觉，老板A可以熬夜到一两点搞技术，每天早上十点左右到上班。当然也希望别人也应该和他一样拼命。

也许在他眼里：天天熬夜才是正常的，天天变成一个永动机才是一个人价值的体现，很显然不是每个人都符合他的要求。

加班有没有加班餐的没有人告诉过，直到N个月后离开的时候，无意之间才知道加班一直是由加班餐的，周六周日加班是有加班工资，可惜员工从来都不知道，老板A从来也没有说过，更没有发过这些，能每月准时的发那点工资就不错了，因为工作了N个月工资只有一次发对数过（泪奔中。。也许老板A还沉迷在技术中，忘记还需要发薪水的事情）。

总结：技术人创业不以为所有的员工都跟你一样才是牛逼。

1.对于员工，你要了解你的员工，不要当了老板了还是天天技术，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想你当年那样。

2.对于产品，不是你认为满意的产品就是好产品，大家都说好的产品，才是真正的好产品

3.当了老板了，你就应该站在老板的角度思考问题，技术只是一个部分，管理，运营，沟通等等其他也很重要。 学会角色转换

技术人如果不能解决上面三个问题，就不要轻易尝试创业。

2011年，农民工朱建民带着妻儿回家过年。

没有回家，已经十三年了！车驶入大别山，山水越来越熟悉，他泪流满面。

“十三年变化多大呀！当初五十多岁的人，很多都已经不在了。同辈中，很多人也都已经老了。”

十三年间主要是通过电话跟亲人联系，同四哥朱七一的联系最为紧密。虽然后来可以网上视频，但他不喜欢视频。也许，他无法面对亲人吧。

“回来的第一感受就是对不起亲人。十三年不回，肯定是对不起啊！”说到这里，朱建民啜泣起来。“最开始只是有一个发财的梦想，没有发财便十三年不回老家，好残忍啊！即使没有钱，每年都应该回来看看。”

是啊，要发财与要回家，从来都不是矛盾的。难道是有什么更隐秘的原因，让朱建民无法面对家乡？我有一位朋友，同样是在外打拼，迄今已15年没有回家了。家里的老房子，是依然在风雨中飘摇，还是已经倒掉，他都不知道。

他不回家，不仅仅是要以破釜沉舟的决心来逼迫自己在城市里闯出一条血路，更是因为他始终无法面对少年时代的贫穷和被剥夺带来的耻辱感——他成长的年代正是农民税费负担最沉重的年代，为了收税，村干部连家里的一只热水瓶都提走了。

在朱建民内心深处，大约也有一份无法直面的痛楚吧？

回到家，他们继续住在几十年前的老屋里。老屋一直由哑巴大哥照管，才保存完好。

物是人非、人生如梦，发财与否其实并不重要，平安和健康才是最重要的。这是朱建民回到家乡时得到的最深刻的领悟。

此后几年，朱建民每年都会带着妻儿回家过年，到一些亲戚家走动走动。

但有一家亲戚，他一直没有去。那是他的嫡亲表哥家。表哥是从L县走出的杰出人才，据说现在身家已经上百亿，是商界的风云人物。

2017年腊月二十二，坐在我面前泪眼模糊的朱建民对我说：“表哥家早已没有人居住了。但我昨天还是开车去了他家，在大门的对面望了半个小时，只是望着，没有进去。他家已经建成了别墅，有三个人在搞装修，不知道今年过年有没有人回来……”

表哥名校毕业，刚走上社会就占据重要舞台；而朱建民第一次闯入社会，便是流落街头。这中间的差距，他不是不明白。表哥早已是朱建民永远遥不可及的梦想。

1998年，我刚到浙江，找不到工作，就去当渔民， 600块钱一个月。在船上没有怎么吃饭，却一直吐，最后连胆汁都吐出来了。实在是太苦了。我对比我年纪还小的小兄弟说：不要在船上做事，没有前途，要去岸上找一份工作。其实，这何尝不是我对我自己的劝说！在海上我们打到的唯一的鱼，是一条八米长的大鲨鱼，当时网都拉不动。我只干了一个月，就辞职了。我要去岸上寻找属于我的大鲨鱼。

上岸后找的一份工作是在一家机械厂。我一辈子都记得这个厂。应聘的时候，我对老板说：我可以把这个机械的原理都弄懂，然后帮你跑全国的销售。所以我在厂里学做装配工。所谓装配工，就是要从零件到机械成型都要懂，是一个比较有技术的工作。装配工需要三年出师，但我对许诺一年可以出师。我相信自己的能力，相信自己的努力，只要付出得多，肯定可以提前出师。在这一年当中，我仔细钻研，不懂就问，因为装配工必须要懂得车床、钻床，甚至磨床，是比较综合的一个工种。最开始连游标、卡尺都读不懂，但最后，机械的安装、操作、运行，我都掌握了。一年之后，我真的出了师。

在这一年中，发生了很多故事，比如我把我的老乡介绍了进去，在里面打杂。老乡年龄比较大，头脑没有我灵活。他进去打杂，五六百块一个月，我当学徒工，三百块一个月，但几个月后，我也拿到了五六百一个月，出师后就会拿更多。老板跟我年纪差不多，我会打乒乓球，经常跟老板一起打，我的字写得好，口才也好，老板很器重我。但有一天，老板突然对我说：你不适合做装配，让你的老乡做装配。我一头雾水：我这么努力，为什么不让我继续？我当即眼泪就流下来了。这样一来，老乡去搞装配，换成我来打杂。打杂做什么呢？修车、扫地等。老乡年纪大，学起装配比较慢，几个月之后，老板还是让老乡继续打杂，让我重新回到了装配的位置上。当时我老婆在食堂帮忙，有五六百一个月。一年之后，我出了师，但是老板突然宣布把我开除。我当时听了，莫名其妙。我没有犯任何错误，掌握了技术，也非常努力，以后还可以帮他搞销售，但是老板突然宣布把我开除。我百思不得其解，不知何故。我走了之后，我的老乡重新回到装配工的位置上，后来又回到打杂的位置上，十几年之后也成了百万富翁，打杂也成了百万富翁。我的运气非常差，打工没有赚到钱。每次快到巅峰的时候，一个莫名其妙的事情就改变了我的命运。

99年的时候，我被一个朋友骗去广东做传销。每天除了听课，写信，发电报，就是睡觉。吃饭除了大白菜还是大白菜，几乎没有油，因为没有资金。哪怕买日用品，也都有几个人跟着。我没有深陷其中，想方设法逃了出来。那个骗我去的朋友年纪小，不懂事，容易上当，那时候已经被骗了上万元，那个年代，万元不是小数字，我劝他跟我一起离开，他不肯。最后我还是逃票回来的。”

2001年，我进入了某大型快递公司。当时我对快递行业完全没有概念，只是抱着尝试的想法做一做。从收派员做起，这是最末端的工作，相当于邮递员。那个年代手机使用的人还很少，我没有通讯工具，就买了一个BP机。BP机器又分为两种，一种是数字机，一种是中文机。我买了一个中文机，两三百块。快递行业是一种服务业，在做快递过程中，态度好、服务好，人家才会认同你。人家认同你，有收件自然会有寄件。

这家快递公司1993年成立于广东，后来慢慢向省外发展，2001年的时候，T市的快递公司才成立不久，我成了第一批收派员，我的工号是002号，在我上班的第一天，001号辞职了，他看不到快递行业的未来。但这对于我来说，似乎意味着一种机遇。这是一个怎么样的公司呢？在一个小区里租了一个门面，卷帘门。这就是公司的工作场所。楼上是办公的地方，有经理、文员、还有一个综合文员，还有一个是服务员——专门搞售后的。那个时候快递不准挂牌营业，三五天就会查一次，一旦被查出来，随时都要被关门。我们只能躲着营业，像做贼一样。那时候T市的快递也主要是寄送机器的零配件，因为T市是一个工业城市。而且人们对快递行业还普遍缺乏认识和信任，高端一点的东西，都是通过邮局来寄送。我们几个派送员，每个人负责一块。我花几十块钱买了一辆二手自行车，靠这辆自行车把快件送到客户手中。客户觉得我的服务很好，慢慢地我的业务也就起来了，越做越大，后来在整个T市，我的业务排名第一，2001年最高的时候拿到了3500块钱一个月。

我做了一年的收派员，就升任为主管。我经理是我的朋友，对我很信任。T市哪里的网点出了问题，他就把我派到哪里做到主管，解决问题。总共做了六年主管，一直做到2007年。但是主管的工资不一定强过收派员，主管最开始是拿固定工资，1500块钱一个月，后来通过考核，根据绩效来给工资。主管最高拿到的最高的工资是3800。我做主管时还被客户绑架过。客户从我们的网点寄了两票黄金到深圳，一票三十万，一票十九万，寄丢了。客户表示：我们不赔钱，就别想走人。客户把我的点封掉了，派几个人把我软禁在酒店里，陪我吃住，抽的是中华烟，就是不要我走。我手下有十几个人，我只好遥控指挥，到处打游击，办理快递的交接。就这样维持了几个月。但最终，公安局破了案，是广东那边的收派员监守自盗。

做了主管，有希望升任运作主管。很多人都认为我是最有希望的。2005年，我们有四个人到温州去接受面试考核。最终的结果是，我只是一个储备运作主管，意思是没有正式录取，等到需要用的时候才可能用。另外一个人做了运作主管，成了我的领导。我继续当我的主管。我要是当了运作主管，我的命运就彻底改变了。如果我做了运作主管，我现在可以说是在开奥迪、奔驰。

我的那个朋友后来又升了官，调到S市当区部人力资源部总监。调来了一个新经理。曾经跟我一起竞争运作主管的那个人，现在也是我的上司。我这人性格耿直，锋芒毕露，无论是经理还是运作主管，我都看不上，跟他们关系搞不好。于是我处处被穿小鞋，受刁难，遭受攻击。做得好得不到鼓励，做得不好那就更不用说。就这样，我在一怒之下就辞职了。我是含着眼泪写的辞职报告。这是2007年夏天。我辞职的时候，总部的人还找我谈话，问我为什么要辞职。我的那个做人力总监的朋友让我去他那边，我也不去。我去意已定。

辞职后，我改行跑销售。从07年到2013年，我一直在跑业务，6年间换了三四家公司。我的业务是跑建筑材料，建筑材料都是针对大工程，不可能是小工程。于是这就需要关系。我一个外地人，虽然口才好，交际能力也不错，但是就是没有关系。我的一些朋友也都是在快递行业。跑业务是底薪加提成，底薪一般2500一个月。一年赚了个五到六万块钱。跑业务没有赚到钱。我还在一个生产汽车零配件的公司跑过销售。

随着年龄越来越大，面对同行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我忽然感到跑业务已经不太适合我了。在S市做人力总监的那个朋友，这时候已经调到了快递公司总部，跟在老总身边。我跟他说：我还是想回来。一般来说，年龄超过了35岁，公司就不收，但2013年，我已经43岁了。我重新回到了公司做销售。其实就是维护客户，打开客户市场。我们的快递公司可以根据客户需求，提供合适的快递服务。说实话，做快递销售，我潇洒了几个月，工资一般在一万以上。我从13年做到15年，干了两年。这两年干得也算是可以，但是还是没有存下钱。为什么要辞职呢？因为在公司做事的主要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而且如今的业务越做越大。总之是不愿同流合污，最后被人踢出，调到一个几乎没有业务的偏僻点跑销售，我又再次辞职。

这家公司是我付出心血最多的地方，我对它怀着深厚的感情。（说至此，他的眼睛又湿润了。）服务好，速度快，连邮电局的员工寄最贵的东西时，也都拿到到他们家寄。

辞职后，我又跑起了销售，先是在W市的一家激光切割机跑销售，又在N市的一家生产LED灯的公司跑销售，又发生了很多故事。又辞了职，到了17年，进了中国平安保险公司工作。保险公司说是底薪加提成，如果没有业绩，连底薪也没有。我进保险公司不后悔，起码让我了解了保险。

我事业上虽然不成功，但妻子跟我在一起过了二十多年，对我始终是不离不弃，充满了鼓励。儿子也已经长大成人。对于儿子的教育，我很愧疚。儿子当过一年的留守儿童，孩子不在父母身边就要出问题。他初中毕业就没有再读书。他爱打台球，八岁时就在打台球方面表现出极高的天赋，我送他去北京上斯诺克学院，成绩在学院排名第四。台球学院需要读三年，但终于因为无力支撑一年10万的费用，读了一年后，只能选择让儿子退出。儿子因此变得不爱说话，不爱与人交流。为了培养他打球，我前后负债十几万，但最终还是不了了之，还严重地打击了他的自信心。斯诺克是最难的体育运动，也是贵族项目，像我这样的经济条件不可能让儿子继续。

我当时出去的时候，发过誓：没有发财，就不回家。我给自己设定的期限是十年。

从1998年一直到2011年，不仅是过年的时候没有回来，平时也没有回来，十三年无缝隙地未回。十三年过去了，我对自己说：十三年终于没有发财，但我也要回老家。”

原本，我是追踪朱建民四哥的故事去的。四哥朱七一作为第一代农民工，在外打工二十年；终于，他结束了打工生涯，回归家乡。

一个人走得再远，还是要往回走；一个人打工再久，终将还是要回到故土：这是第一代农民工对于生活的普遍认知。回乡后依然闲不住，朱七一做了一件吃力却不一定讨好的事——带领村民进行村庄环境治理，还集体出资数百万，建了游客接待中心，但由于政策限制和资金不足而陷入困顿，前景未卜。

我曾将所见所闻截取一段，写成《水口实践》一文，发表于“澎湃新闻”（发表后的标题为《水口实践：村民自己组织建设村子，到底难在哪》）。这篇文章在L县引起了极大关注，尤其是引发了当地父母官的思考和讨论。

在《水口实践》中，朱七一这样介绍自己：

“我是67年出生的。七岁时父亲过世，母亲是村里了不得的人，含辛茹苦把我们兄妹几个拉扯大。我高中毕业，没有考取大学，就回来生产，然后外出打工。我在浙江的船上打过鱼，在新疆种过棉花，在工地上挑过砖，搅拌混泥土，还安装水电，搞消防……什么都干过。我读过书，比同代的一般人多点知识，但没有技术，打工收入就没有保障，除了能写会算，没有一技之长，所以打工之路非常艰辛。我在外面打工20年，去过全国三分之一的地方。在新疆，离边境只有十公里。打工的日子不好过。2010年回来后，就没有再出去。”对于20年的打工生活，朱七一的叙述是简略的，但其中的辛酸藏在他心中，大约不足为外人道。

原本，我是来追踪朱七一的故事的，却无意中收获了朱建民的故事。如果不是过年，我遇见不上他。这是我第四次来水口，住了两天半。前三次没有碰到水口塆的任何年轻人，因为他们全都在外打工，而朱建民，早不在年轻人之列，依然奔走在打工路上。

1970年出生的朱建民，1988年外出讨生活，是水口塆的第一个外出打工者。在水口塆所在的河西畈村，在河西贩村所在鸠鹚河镇，在鸠鹚河镇所在的L县，恐怕也都是最早的打工者之一。现在，水口塆仍在外打工的人群中，他是年龄最大的一个。

谈及朱建民这个弟弟，朱七一说：“要说打工，我非常磕坎，但我家老五比我还磕坎。”L县人说的“磕坎”，相当于普通话里的“坎坷”，从方言里表达出来，“磕坎”似乎比“坎坷”更有形象感，更带力度，更让人觉得刺痛。

“我打工不成功的原因，一是与我的文化程度有关，我是初中毕业，1987年初中毕的业；二是身体不好，我母亲怀我七个多月就把我生了下来，生下来的时候只有一两斤，而且母亲年纪大，没有母乳。读初中的时候，我修了一年的学，因为交不起学费。一期要交15块的费用。早餐店的油条，8分钱一根，买不起，真想吃啊，肚子老是饿的。因为没有钱，我休学了一年，挖药材卖，挖了一整个冬季的苍术。我给自己规定是一天挖两篮，一个冬季卖了150块，鸠鹚河镇价格低，就坐车到邻镇大河岸去卖。当时觉得150块真是巨富。”至今依然瘦弱的朱建民，让我们完全可以想见他幼时先天不足、营养不良的窘迫境况，也让我们可以想见：对于一个必须得靠体力吃饭的农民工来说，身体不好又是多么大障碍。”

当我问起这150块钱是怎么花的，他却早已记不得了，只是记得自己到了学校，手头有了钱，觉得日子极好过。

“我哥当时也因为没有钱，修了一年的学，他也在家里挣钱。他做生意，赚了一些钱，又重新读书。”

但当我向朱七一求证休学一事时，朱七一说自己并没有休学，而是在1983年从农高毕业后开始做点小生意：从L县城拉饲料到镇里贩卖，赚了一点钱。

显然，朱建民的记忆是有误的。但他的讲述却印证了另一件事。——这还得回到我写的《水口实践》。文章是这样记录朱七一的讲述的：“我高中毕业，没有考取大学，就回来生产，然后外出打工。”其实，朱七一原本的讲述并非如此：他其实是收到了“华中农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但不久后教育组来人，说是送错了，又把通知书收了回去。

为什么当时我要把朱七一的讲述进行改动？因为事关公平与正义，而且时间又过去那么久远，当时仅有当事人自己的讲述，我担心出现偏颇，便对叙述内容做了必要的处理。

1988年，18岁的朱建民同三个初中好友相约外出打工。其中一个伙伴说：“我有亲戚在青岛上班，我们可以去投靠她。四个人中，最小的17岁，最大的19岁。他们把所有的钱都凑在了一起，有的凑了十块钱，有的凑了二十块，有的凑了几十块，然后开始了第一次打工之路。首先是要去县城，他们每人只买了一张去大河岸的票，却一直坐到了县城，短票长坐，是他们逃汽车票的办法；然后又坐汽车到了武汉，他们每人买了一张站台票，一直混到了青岛。”

“哪晓得他的那个亲戚只是宾馆的服务员。一个宾馆服务员能有多大能力？她给我们管了一餐饭，就再也没有办法帮我们。我们在青岛混了几天，没有钱吃饭，看到地里有红薯就挖红薯吃，有萝卜就挖萝卜吃，就这样饱一餐饿一餐。没办法，只有回家。又是每人买了一张站台票，从青岛逃票到武汉。哪晓得到武汉要出站的时候出了事，我们四个人中有一个比较老实，看到检票员就非常紧张，缩头缩颈，检票的一把将他拦下。坏了，没有票！要补票又没有钱。检票员打开行李箱检查，看有什么值钱的。最后找到两副健身球，只有这个东西值点钱，拿去抵了车票。我们在青岛的时候，看到健身球极可爱，可以放在青石板上溜，就每个人偷了两副，带回来玩。那时候从青岛回来可能要十几块钱。我们就这样闯过去，又闯了回来。放在今天，今天的孩子想都不敢想。他们出去要把钱带足，要住好旅社。但是我们那时候什么都没有，只有理想。”

回忆起人生的第一次的闯荡，朱建民的言语间充满了欢乐，然而三十年前那种面临饥饿和居无定所时的那种无助，今天的年轻人又如何能够体会？

18岁的朱建民当然不会想到，自己的这一次行动，让他已在无形中被历史放进了“第一代农民工”的行列。

“第二次打工是在我19岁的时候，和张柏志去武汉找事。还算走运，我们在汽车站就被人找走了。是武汉长江电源厂招工，但招的不是正式工，而是厂房内部搞基建需要人手。我们在这里做杂工，15块钱一天，供吃，还有饮料喝。15块钱的工价在那个年代真是高。但正是大夏天，武汉又是火炉，我们没有宿舍，住在户外的工棚里，你想想有多热？夜晚根本睡不着。我睡在水龙头下，让水一直淋，还是睡不着。我们干了一天，住了一夜，实在受不了，就走路。直接回了家。”

“第三次打工还是去武汉。我和另一个伙伴一起。哪晓得一出车站我们就走散了，我找不到他，他找不到我，我身上一分钱也没有。我就想：既然来了，干脆就把武汉逛一圈。我反正会逃票，挤公交车把武汉三镇逛完了，还去看了黄鹤楼。”

青少年的这三段失败的打工经历，在朱建民看来，都是人生最开始的一些尝试，算不得真正意义上的打工。那么，这些尝试给了朱建民什么呢？我推测，应该是开阔了他的眼界，给予了他闯荡社会的勇气。

朱建民还记得，少年时代在家乡的大山里放牛，望着远处最高的那座山，想：“我将来一定要出这个界，到山的那一边去实现我的理想。”朱七一说：“我第一次去L县城是83年，参加高考。当时发洪水，月山庙那里的一座桥被冲断了，我从那里一直走到县城。”朱建民第一次去县城，比他哥要早，但也已经十余岁了。“车从家乡的盘山公路上转出来，眼前是一条大路，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宽这么直的路，我说：这路不需要掌方向盘。”

朱建民说的这座高山，就是鄂东名山薄刀锋。

在朱建民看来，1991年去无锡当印花工，才是他真正打工的起点。这一年他21岁。

“江苏无锡有个丝绸印花厂，跟我们的大河岸镇有合作关系，大河岸有个缫丝厂，出售丝绸到这个厂，这个厂再将丝加工成布，印上花，出口到国外，利润非常高。后来这个厂来大河岸招工，当时我姐在大河岸镇工作，就给我报了名。于是一批L县人招到那个厂里工作。”

这里有一个背景需要交代：L县的蚕丝产量在1980年代达到湖北第一，各个乡镇都设有桑蚕收购站，可是到了1990年代中后期，蚕桑业全面崩溃，缫丝厂也垮了，蚕丝几乎无人收购。蚕农们排着长队，一个个忍饥挨饿地向收购站的人说好话，就差没有向他们磕头祈求，任他们挑三拣四，以极为低廉的价格挑走没有一丁点瑕疵的那部分蚕丝——我还记得那一年母亲清早去镇上卖蚕丝，到天黑才回来，一季蚕丝卖了十多块钱。其状之惨烈，远超1932年茅盾在《春蚕》中所描述的景象。终于，全县农民充满仇恨地把桑树挖个干净。我家也同样把大面积桑树挖得一棵不剩。L县蚕桑业的悲惨遭遇，只是当时农村经济的一个缩影，也可看作是当年为什么无数的人要逃离家乡，去异地讨生活的一个注脚。“第一代农民工”其实是一个宽泛的概念，而且多是由家庭中年龄较小的人率先出去闯荡，有了经验积累后再带动自己的兄长和父辈离开农业，离开家乡……

“印花是非常辛苦的工作，本地人不愿做，只有从外地招工。车间里有锅炉，有蒸汽，不管夏天还是冬天，都是光着膀子做事。因为印花是液体印上去的，需要用蒸汽来提高温度，所以车间常年总有四五十度的高温。学徒工150块钱一个月。我先天不足，身体瘦弱，有点受不了。我就给老板写信说：工作太辛苦，条件太差，待遇太低，要求老板改善条件。但是老板不理会。我又煽动员工罢工，大家就不做事了，老板把我找去谈话。这个厂还算可以，没有追究我的责任。”

“当时我在跟我的老婆谈恋爱，我把她也带到这个厂里做事。因为丝绸厂要织布，需要女工，她就在那里面织布。我是印花工，她是纺织女工，也是一百多块钱一个月。过了学徒工，印花工后来工资涨到了三百多。说实话，这个工资，相比于农村的收入来说，那也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但是我们后来发现，印花的苏州人，工资是我们的两倍。他们也不是好有技术，只是比我们熟练。这是村办企业，集体性质。这个厂不黑，我们的生活条件、住宿水平都还可以，比如素菜是一毛钱一个，油面筋只需要三毛钱一个，吃得舒服。一天下来吃饭只需要几毛钱。一个月十多块钱的生活费。说实话，这次打工还是挺幸福的，就是我的体力太差了。”

在这个印花厂工作的时候，朱建民还把兄长朱七一也叫过去做事，但朱七一是近视眼，戴着一副眼镜，热气动不动就把眼镜蒙住了，做事只能凭感觉。朱七一做了两个月就辞职了。“我哥也真是可怜人，从无锡回来后，把女儿留在家里托亲戚照顾，带着妻子和儿子去新疆种棉花，儿子刚满一岁。要坐七天七夜的火车。”说到这里，朱建民哽咽起来，他抬起手抹着眼泪。

1994年，朱建民因为再次煽动罢工而被开除。在无锡三年间，他与一个本地人交上了朋友，这人虽然大朱建民十多岁，但他们一起谈人生谈理想，成了忘年交。经他介绍，朱建民带着女朋友和一帮老乡，去了另一家印花厂继续当印花工。

“这是一个私营企业，工资给到了500一个月，老板很有钱，那个时候就已经开上了小车。哪晓得干了几个月，老板一分钱不发。我一看形势不好，只有辞职。我们几个人，一起去找厂长要工资，他不给。我看到他的豪华办公桌放着一把剪刀——因为剪丝绸需要剪刀，就把剪刀捏在手里，问：你到底结不结账？我把剪刀往桌子上一插，他当即就吓着了，连忙说：结、结、结。对于耍无赖的人来说，你越是低声下气，他就越是不理，只有硬碰硬。这个老板有黑道背景，而我在印花工中是最瘦弱的一个，但我把他给震慑住了。最终，他只把我和我老婆的工资结了，其他人的工资还是没有结。我们就这样离开了这个工厂。”

朱建民补充说：这是我打工第二次遇到黑厂。那么第一次呢？我忘记问，朱建民也没有补充。

离开印花厂后，又去了哪些地方打工，或许还有不少曲折，朱建民都没有讲述。他谈到了婚姻问题。这是1996年。

“我和我老婆谈了三四年的恋爱，但是还没有结婚。——不是准备结婚，而是永远都结不了婚。结婚多少要点彩礼吧，老屋要整理下吧，要买些东西吧，要举行婚礼吧，要过客（宴请亲朋好友）吧，但我没有钱。”

朱家兄弟五人，另有一姐姐早已出嫁。老大是个哑巴，老二是教师，老二结婚后，从大家庭里分开，剩下三兄弟住老屋，老三结婚后，也从老屋搬出，剩下没有结婚的老四和老五一起过日子。

“我为什么跟我家老四感情最深呢？因为十几岁的时候，我们相依为命，吃住在一起，睡一张床，我给他做饭、洗衣服、养猪。我结不了婚，老四也很为我着急，就想了一个计策：让我带着女朋友去新疆。我们把结婚证领了，就去了新疆。其实我老婆家庭条件不错，我的岳父在当地也是一个有名望的人，八十年代家里已经有了解放牌小汽车。”

一个女孩子就这样跟着一个空有理想的穷小伙子去了新疆，没有举行任何结婚仪式。这在传统尚未消亡的1990年代中国农村，无论是对于父辈，还是对于子女，都是多么大的一种压力。光舆论的压力，就可把人压垮。

“我们坐七天七夜的火车，去新疆旅行结婚。一路上看到许多地方都是荒无人烟。我们转了几次车，终于到达巴楚县。最后一次转车时，天快黑了，几十公里看不到一个人，一棵树甚至一棵草，清一色的戈壁滩，怪石嶙峋，也担心遇到坏人，我老婆坐上车就哭了。”朱建民转过头对妻子说：“你说你有没有哭？你还记不记得？你哭了。”

朱建民的妻子只在一旁笑。笑声一抽一抽，似乎在努力控制一种想哭的冲动。

“新疆是兵团建设，因为地震多，房子建设得厚，都是一排一排的。总算找到了我哥，在兵团下面的一个小单位——农二连。哪晓得我哥是个豪爽人，两间房子已经住了好几个人，除了我哥一家三口，另外还有他的两个亲戚，都是他叫过来打工的。我哥真讲义气，他自己没有钱不说，一餐还要煮好几个人的饭。我因为新婚，我哥就把他们夫妻住的一间房子让给我们住，他们搬到另外那一间房子，几个人住一间屋。”

在新疆，朱七一一家人第一年承包了39亩棉花地，第二年承包了45亩。朱建民夫妻承包了15亩棉花地。棉花由建设兵团统一播种，他们只需要负责管理。哪晓得种播下去后，第二年春天出了苗，一场大风刮过，棉花苗死光了。新疆初春的风无比凛冽。只好补种。补过的就不一样，因为过了时令，要么减产，要么根本就没有收入。

管理的过程非常艰辛。新疆缺水，得渠道引水，人工灌溉，很需要体力，而且哪里溃堤，得马上补上。朱建民虽然极瘦弱，但还是坚持了下来。他老婆怀孕六七个月的时候，依然挺着大肚子在地里劳动。在兵团打工的好处是，即使不能赚钱，生活是有保障的。不担心没有饭吃，每个月有定量的小麦供应。

“我们更喜欢吃大米，就把小麦卖掉了换大米。那时候我老婆已经怀孕了，需要补充营养，便把小麦背去卖了买羊肉。虽然很穷，但是住房、吃饭都不花钱，生活有保证，搞的是共产主义，所以我觉得还算幸福。这是97年，香港回归，我给我的儿子取名为“润香”——润，是因为新疆本来就缺水，渴望雨水滋润；而“香”就是指香港。润香润香，就是滋润香港。”朱建民妻子临产的时候，是兵团派车送到维族人的医院里，顺产生的，住了三天院，总共花了三四百块。现在家乡人说起“润香”，会说：“哦，就是那个维族人接生的孩子。”

一年下来，补种的棉花不挂果，也就没有收入。种棉花以失败而告终。

“种棉花失败后，我们就去了英吉沙，在那里的农场上开发旱地水稻种植，新疆种植水稻是很稀奇的事情，意思是说如果成功，就能一举成名。搞了几个月，又失败了。”

种地不行，种水稻也不行，他们只好去一个湖北人的建筑工地上做事。30块钱一天。

“那时候30的工价，还是很贵的，一个月能挣900块。我和我哥去工地上做事，老婆孩子在家闲着。我们两个人养两家人。我们住在工地旁的一间废弃的泥屋里。因为新疆地震多，这个废弃的屋子到处是裂缝，我们就住在这样的屋子里。在工地上做了不到两个月，接到我二哥的消息——那时候没有电话，我也忘记了是写信还是发电报，反正是说，上面在抓计划生育的问题，让我们赶快回去。因为我老婆没有结扎，镇里担心我们生二胎，鞭长莫及，管不了。我二哥是中学教师，如果我们不回来，就会危及他的工作，这就叫做‘株连’。危及到二哥的饭碗，我也心软了，只好辞工。我因为做事很卖力、灵活，老板本想要培养我当架子工，要走的时候，老板很惋惜。据说后来很多人的工资存在扯皮的情况，但是我当时的工资都顺利结给我了。这些钱作为一家人回家的路费。又乘汽车，转火车，再转汽车，回到了家里。”

这是1998年。朱建民一家由于计划生育回到了家乡。

“如果当时没有回来，我可能以后还会在新疆奋斗很长时间。有可能干出了一番事业，也有可能一事无成。人的命运，往往是在一夕之间改变的。”

是啊，命运的事情，谁说得清楚呢？命运从来都不曾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

1998年下半年，在妻子结扎后，朱建民去浙江打工。出去的时候，他发誓：“没有发财，就不回家。”他给自己设定的期限是十年。

L县地处大别山腹地，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在打工潮兴起之前，本地农民只能依赖种植粮食、板栗和养牲口来养家糊口；打工潮兴起后，在外打工就成了农村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然而查阅《L县志（）》，关于农民外出务工的情况，却只有寥寥几句话和一个数据缺失严重的表格：1986年，该县人口不足51万，开始有少量青年前往深圳、广州等地打工；1987年，该县人口不到52万，外出打工的劳动力有3890人；此后十多年，打工人口数量缺失，一直到2000年才有据可查，这一年，该县人口59万多，打工人数有61900人；此后五年，外出打工者急剧增加，到2005年，全县总人口依然不足60万，但外出打工人数接近10万。如果官方提供的数字较为准确，可以判定2005年前后打工人数占到全县总人口的六分之一。

我又托朋友从该县统计局查到2017年的数据：L县户籍人口或加小微shhxi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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