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安新区建设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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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国社区-人民网关于雄安新区的选址、功能和开发，权威解读看这里|京津冀|习近平|何立峰_新浪财经_新浪网
中共中央、国务院日前印发通知，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的历史性战略选择。设立雄安新区有何背景和重大意义？新区选址为何定在这里？下一步如何规划建设？新华社记者专访了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何立峰。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重大决策部署问：请介绍一下设立河北雄安新区的背景和重大意义？答：设立河北雄安新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雄安新区是继深圳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北京市人口已经达到2100多万，接近万的人口调控目标，由此带来交通拥堵、房价高涨、资源超负荷等大城市病，其深层次原因是承载了过多的非首都功能。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是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环节和重中之重。有关部门先后出台了12个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专项规划，加快推进交通、生态、产业三个重点领域率先突破，强化创新驱动和体制改革，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共建共享，三个省市也出台了相应的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规划和实施方案。规划建设雄安新区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规划建设雄安新区，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一是重点打造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可以有效缓解北京大城市病，与北京城市副中心形成北京新的两翼。二是有利于加快补齐区域发展短板，提升河北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水平，培育形成新的区域增长极，也可以与2022年北京冬奥会为契机推进张北地区建设共同形成河北新的两翼。三是有利于调整优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拓展区域发展新空间，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打造全国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加快构建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雄安新区选址经过反复比较、周密科学论证问：雄安新区的选址是如何确定的？有哪些考量因素？答：解决大城市病难题，要将北京的非首都功能有力、有序、有效地疏解出去，需要一个集中承载地。客观上，规划建设这个集中承载地既要依托北京、天津、石家庄等现有大城市的资源，又要交通便利，地理条件适中。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容城、安新3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京津保腹地，雄安新区规划建设以特定区域为起步区先行开发，起步区面积约100平方公里，中期发展区面积约200平方公里，远期控制区面积约2000平方公里。综合来看，该区域区位优势明显、交通便捷通畅，现有多条高速公路、铁路，可比较快地基本形成与北京、天津、石家庄半小时的通勤圈；生态环境优良、资源环境承载力较强，拥有华北平原最大的淡水湖白洋淀等；水资源比较丰富，可满足区域生态用水需求；现有开发程度较低，发展空间比较充裕，具备高起点高标准开发建设的基本条件。雄安新区的选址是从实际出发，经过反复比选、科学研究、专家严格论证后，最终确定了这个区域。确保一张蓝图干到底问：规划建设河北雄安新区，下一步有什么工作考虑？答：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通知，明确了规划建设河北雄安新区的总体要求和重点任务。下一步，我们将会同有关方面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先谋后动，加快组织规划编制工作。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集聚全国优秀人才，吸纳国际人才，充分借鉴国际经验，指导河北省和有关方面高标准高质量组织编制雄安新区总体规划、起步区控制性规划、启动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及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规划，确保一张蓝图干到底。把创新驱动作为新区发展的根本动力，引导创新要素向新区集聚。支持新区从创新载体、运行机制、发展环境等方面营造良好创新氛围，吸引高端创新人才和团队，努力打造创新高地和科技新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作为新区发展的制度保障。探索新区管理新模式，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探索新区投融资体制改革，建立长期稳定的资金投入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新区建设。根据新区建设需要，研究提出相关具体支持政策。同时，在专项规划实施、重大项目布局和资金安排上，对新区相关交通、生态、水利、能源、公共服务等重大项目给予支持。统筹新区与周边地区协调发展。有序集中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实现与北京中心城区、北京城市副中心错位发展。在规划上，要达到国际一流城市的水平，同时在建筑上要充分体现中华文化的元素，在建设过程当中要精雕细琢，以工匠精神打造百年建筑，留下千年传承。规划建设雄安新区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战略选择。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保持历史耐心，尊重城市建设规律，发扬工匠精神，稳扎稳打，一茬接着一茬干，共同推进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发展工作。（来源：新华社）当前位置：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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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微博&李晓鹏1982&作者：李晓鹏&&&&&&&&&&&&&&个人评价：李晓鹏的《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思路非常新颖，如果有人知道高华的红太阳（评价mao*的是非），李晓鹏这个人思路值得学习&&&&&&&&&&&&&&&&&&&&&房价问题一直是个热门话题。很多人多次问我对房地产市场的看法。我总感觉一言难尽。这次就借着雄安新区设立的热潮，系统详细的谈一谈我的看法。&&&&&&&设立雄安新区在意义，如果用最简短的话来概括，就是“从新洗牌”。北京的利益格局已经被锁死了，就是从二环到三环到四环五环，越靠近中央房价越贵，只涨不跌，再怎么限购限贷也没有用。持有北京房产的人，就意味着财富永远升值，世世代代永远享有中国最好的教育医疗资源和最好的就业条件以及发展机遇。这个利益格局锁定之后，阶层固化就变得不可逆转。买不起北京房子的人将永远也买不起北京的房子。那些要想获得一流的就业、创业或者其它个人发展机遇怎么办？那就老老实实的向房子的所有者缴纳高昂的租金——也就是，你能从这些资源中得到的好处，大部分都会以租金的形式被房屋的所有者拿走了。土地所有者永远享有经济发展带来的利益，财富的真正创造者永远要把自己创造出来的财富的绝大多数交给房屋所有者。&&&&&&&这其实就是中国古代传统的土地兼并问题在新时代的再现。这样的问题不解决，消灭中国历代王朝的土地兼并问题就会在新时代重新出现，最终导致严重的社会动荡。尽管现在的情况还没有严重到这样的地步，我们还有足够的时间来进行改革。但如果长期找不到有效的改革方面，这就绝不是危言耸听。&&&&&&&为什么说现代的城市住宅价格高涨等同于古代的土地兼并？古代的土地兼并是兼并的农用地、耕地，那是因为古代社会的核心产业是农业，农业是社会财富最重要的来源，兼并耕地就是兼并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必然导致社会财富永久性的两极分化；而现代社会的核心产业是工业和服务业，这些产业都聚集在城市，城市才是现代社会财富创造的核心，农业用地的价值已经非常非常低了，发生在农村的土地兼并已经不能改变社会财富分配的方向，只有发生在城市的土地兼并——以占有核心城区房产的方式——才是推动社会财富永久性两级分化的核心方面。&&&&&&&这样的问题不仅发生在北京，也同时发生在上海深圳等其它大中城市。只是说北京的问题最突出而已。北京高房价靠的是政治资源，上海深圳靠的是地理优势、区位资源。&&&&&&&雄安新区的设立，就是要从新洗牌，宣布以前的利益格局将被打破。如果雄安新区真的能把北京的金融、教育、科研、医疗资源大部分转移出来（我不敢保证这个假设一定会变成现实，这只是一个假设，搬迁过程必将遇到利益集团明里暗里的抵制，具体效果如何尚难预料），那么，毫无疑问，北京房价只涨不跌的神话将被打破。这个神话的打破，也就意味着土地兼并趋势的逆转，并由此带来社会财富更加公平的分配。尽管这种重新分配也不是绝对公平的——有很多提前知道内部消息的权势人物已经在雄安地区提前很久就囤积房产了，有钱人在消息公布以后也第一时间杀到雄安附近开始炒房了，年轻人要在雄安定居还是逃不脱被这些人宰一刀——但不管怎么讲，它确实比北京那种“一环套一环”的房价永远上涨模式要公平的多。&&&&&&&建新区来疏散中心城市资源，解决房价高涨和交通拥堵等问题，打破原有利益格局，这样一个招数，并不是雄安新区的发明创造。实际上，中国的地方政府早在几十年前就有了探索，但是很多年来，却被一些人给戴上了“好大喜功、追求政绩、奢侈浪费”等帽子，给新区建设造成了很大的舆论压力，一度推行不下去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沈阳和兰州市都试图把市委市政府办公地址搬到新区以推动新区开发，最后都被中央叫停了。现在中央层面设立雄安新区，实际上是又重新肯定了地方政府探索出来的这种以新区建设来发展经济和解决房地产市场问题的方案，这是可喜可贺的。&&&&&&&我一直认为，只有采用类似于雄安新区的新区建设方案，才是解决中国房地产问题最根本性的方案，其它的什么限购限贷、征收营业税个人所得税、房地产税等等，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只有大规模的建设新区，由政府来推动经济资源从传统城区向新城区转移，不断的打破原有的空间利益格局，才可能实现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平稳有序发展。&&&&&&&为什么说税收和限购只能治标？而新区建设则可能治本？这就关系到我们对最近几年房地产价格暴涨的核心原因的理解。&&&&&&&对房价高涨，特别是以北京、上海、深圳为代表的核心城市的房价暴涨，主要有两种解释，这两种解释，决定了什么样的招数才能治标，什么样的招数才能治本。&&&&&&&第一种解释，认为高房价是被投资者炒作起来，手法包括囤积居奇、过度利用金融杠杆，或者联合中介制造缺房恐慌等等，总之就是一群“坏人”在抢老百姓的房子。如果这种解释是正确的，那么税收和限购的方式就能解决问题。目前的绝大部分房地产调控措施，都是围绕着这个解释出台的，目标就是“抓坏人”。&&&&&&&谁是坏人呢？短期炒房客肯定是坏人。他们快进快出挣钱，制造泡沫。所以政府先后出台了两年内交易要收营业税的调控措施，后来又出台了不满五年或非唯一住房销售要征收个人所得税。这样短期炒作的成本就很高了。但是，这个招数被实践证明解决不了炒房问题，反而是买房人要多交很多税。&&&&&&&有人说，中介是坏人，喜欢哄抬房价。因为房价越高他们收入越高。所以要整治违规中介。还有人说，房地产开发商是坏人，他们也希望房价越高越好。所以一旦某地房价开始暴涨，大家就开始传言，说都是房地产商找的托儿去排队，制造缺房子的恐慌。但整顿了一轮又一轮，房价还是连续十几年猛涨。现在回头看，还有人相信，北京房价两万的时候，那些排队抢房子的人是房地产商或者中介找的托儿吗？还有人认为，上海房价三万的时候，中介天天打电话告诉你再不买就买不到了，是在忽悠你吗？&&&&&&&还有人说，有很多人囤积了很多房子，导致房子稀缺。如果大家都不囤积房源，那么房价就会下跌了。但限购政策已经很多年了，看起来效果也并不明显。实际上，确实有少量富有人群手里持有多套住房。但是，房子只要住着人，就算是物尽其用了。如果没有富人持有多套住房出租，恐怕那些连便宜房子都买不起的人就连租房子都找不到地方了。北京上海这些地方，不仅房价高昂，房租也一点不便宜。&&&&&&&几年前各大城市房价大涨的时候，就有很多传言，说小区房子大量闲置，很多有钱人把房子买来空着。还有很多好事者晚上跑到小区里面，去拍照，说只有三分之一甚至更低比例的房间亮着灯等等。据我在北京市建委工作的朋友讲，为了摸清楚这个事情，建委还专门组织过人调查房子的闲置比例，主要就是看用水用电的情况。结果调查出来的结果不敢对外公布。为什么？因为五环以内、交房时间超过一年的房子空置率几乎为0！全都住满了人。说明住房并没有闲置，相反非常紧张，如果公布了，只会制造更多的购房恐慌。&&&&&&&现在我想已经很少有人会相信在中国的大中城市，还存在大量住房空置了。有是有，但比例极少，北京有大概600万套存量住房，被少数富人持有空置的可能只有几万套。几万套房子听上去很吓人，其实放出来对市场价格影响不会太大。前段时间有媒体报道，沙特有土豪在伦敦中心区购买了几套大房子空着十多年不去住，里面都成了老鼠窝。这种情况是有，但很显然，沙特土豪那几套房子就算拿出来卖，也不会对伦敦的房价产生多大影响。北京上海的情况同样如此，大部分住房还是被自主居民或者出租者购买的，有很多人手里有两三套房子，但基本都用于出租。手里持有大量住房又空着的数量非常非常少，就算拿出来很大一部分卖，也很难对房地产市场产生很大的冲击。&&&&&&&一些被称之为鬼城的城区或者大型小区，往往是因为刚开发不久，周边配套设施不够齐全，因此入住率不高。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配套的完善，也会很快住满了人。甚至连著名的“鬼城”鄂尔多斯的康巴什，经过十多年的开发以后，也已经聚集起来了十多万居民，房价从三千多涨到了七千多。总之，在大中城市，广泛的住房闲置是不存在的。&&&&&&&最近还有一个很搞笑的新闻，说深圳有一千多万套住房，而只有两千多万人口，所以房子够。深圳房价高是炒上去的。这是一个错误的说法。深圳只有三百万套左右的城市住房，多出来的几百万套其实包括工厂的员工宿舍和农民自建房。很多城中村的房子农民自己建来出租，每个房价有厕所有厨房，当然可以算一套房，但只有十几个平米，居住条件非常恶劣。把这些房子都算进来，那任何城市的住房都是够的，因为不管是北京还是上海，晚上都没有什么人露宿街头嘛，对不对？到了晚上大家肯定都有房子住，所以房子肯定是够的。所以深圳有一千多万套房子，够住的说法是一个误解。深圳真正符合城市住房标准的房子严重短缺，所以才会出现房价暴涨。&&&&&&&在这种情况下，希望通过房地产税来大幅度的降低房子，是不切实际的幻想。税收负担最后会体现到房价或者房屋租金里边去：可能房东的收益确实会有所减少，但对买房人或者租房人来讲，他们最后支付的包含税费的价格只会增加不会减少。对买房人来讲，无非是钱是用来买房子还是用来交税的区别罢了。比如现在两套同一小区户型高层差不多的房子，一套没有满两年，一套满了两年，那么满了两年的市场价格就比不满两年的要贵一点。这个贵的一点，差不多就是不满两年的房子需要交的营业税。&&&&&&&同样，征收房地产税以后，房东首先会想办法提高租金，把房产税加到租金里边去。房屋销售价格有可能降低，如果每年征收房屋价格的百分之一作为房产税，那么房屋价格就可能降低个百分之二十，然后买房人在房子买过来以后每年再交百分之一。当然这涉及到贴现的问题，算法比较复杂，但大体是这么个意思。对买房人来说，无非就是首付可以少交百分之几而已，并不代表房子价格下跌了。市场机制终究是要发挥作用的，这个基本规律就是：房子的价格由它的价值决定。如果房子真的值几百万，我们指望通过税收也好限购也好，让它低于它的价值出售，那些没有买到房子的人从中占便宜，这是不可能的。&&&&&&&房产税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一点大部分研究房产税的都不知道。就是它是按照评估价格作为基准来收的，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征收房产税的评估价格都只有市场实际价格的几分之一甚至几十分之一。这个我专门研究过，英国的房产税评估价格，三十年了，没有动过；我国台湾地区的房产税，评估价格只有市场价格的不到二十分之一，一套价值400万的房子，评估价格只有20万，然后按照评估价格的百分之三征税，最后只交6000元每年，跟物业费差不多，还有各种减免。美国加州规定如果房屋不交易，那么房产税就永远不涨。这种征税方式，能挤出来的存量住房不会太多。韩国等国家开征房产税之后，大概是一年内房价出现一波快速的下跌，但是很快就恢复上涨。现在韩国的首都地区是全世界房价最高的地区之一，韩国人买房负担比中国还重。所有这些案例都说明，房产税虽然有用，但绝不可能对房价高企的局面产生根本性的影响。说到底，房价高企并不是因为有很多人过度囤积住房造成的。中国开征房产税，通过房产税能挤出来的泡沫有一些，但不会太大。&&&&&&&所以，有关房价上涨的第一种解释，明显有问题。根据第一种解释来调控房地产市场，注定会失败。甚至还有很多地方采用掩耳盗铃的办法，超过限定价格的房子不准交易，或者不准开盘。这种从表面上看，房价控制住了。但是反而限制了房屋供应，实际上起到了太高房价的效果。这就更搞笑了。而这种搞笑的掩耳盗铃的政策，却实实在在的在包括北京这样号称国家化大都市的地方政府经常性的使用。说起来真的有点丢人啊！&&&&&&&我一直非常困惑不解的是：一旦出现房地产价格大幅度上涨，政府的第一反应往往竟然是宣布要严格控制房地产开发？从来没听说过，市场上某个产品价格上涨的时候，通过降低产品供应竟然能让产品降价的。难道正确是思路不是应该反过来：房价大幅度上涨，就赶紧加快供地，大力鼓励房地产开发，让大量的新房源进入市场，从而平抑房价吗？&&&&&&&这个奇怪的思路背后，核心就是对房地产市场的错误认识。把房价的上涨，归咎于中介、归咎于炒房人，甚至归咎于房地产开发商，而没有认真的去思考：该怎样提供更多的房子来缓解市场供应的紧张状况？&&&&&&&这个思路看上去很简单，住建部最近好像醒悟过来了，发通知要求住房供应紧张的城市加快供地。但在北京、上海、深圳、雄安这些特殊地区，似乎总是想要控制人口，然后把房地产开发和人口控制联系起来，因为担心供地太多就会导致人口过度聚集。&&&&&&&这里面就有一个看起来很难解决的矛盾：如果大城市房价低，那么就会有周边地区的人到这里来买房，到这里居住，就会加剧交通拥堵等大城市病，并且进一步推高房价；如果限制房地产开发，减少土地供应，那么就会加剧房价上涨，年轻人就会失去在大城市发展的机会，贫富差距和阶层固化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看起来是一个两难问题。这个两难问题，才是过去这么多年中国大中房地产市场高烧不退的核心原因。&&&&&&&政府倾向于坚决的采取减少大中城市土地供应的办法来解决问题，比如去年前年的房价快速上涨，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大家没注意到，就是上海带头、北京深圳跟进，在制定规划的时候坚决的做“减量规划”。减量规划的必然结果就是土地供应减少。所以为什么过去几年这几个中心城市房价暴涨？土地供应大幅度降低了，它能不暴涨吗？&&&&&&&北京从2004年开始土地供应大幅度下跌，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北京房价开始了一路狂奔的暴涨，一直到今天。2016年北京的土地供应量只有2004年的十分之一，这样的情况下，房价能不暴涨吗？再怎么打击炒房又有什么用呢？&&&&&&&北京刚刚宣布要在未来五年增加150万套住房供应，但很快就被人揭了皮：这150套大部分都是回迁房，不会新增住房存量。而且相比过去五年，也就是年，未来五年的土地供应量计划实际上还大幅度减少了。也即是说，政府一方面希望通过加大供给来抑制房价，另一方面又不敢真的增加住房供应，引起大中城市人口过度聚集。最后就只能玩虚的：通过虚假的土地供应忽悠来让大家不要去炒房子。这种忽悠以前有用，到今天已经完全失效了。&&&&&&&所以，对房价暴涨的第一种解释，认为房价是被炒起来的，根本站不住脚。基于打击炒房而采取的所谓调控措施，作用都非常有限——不是没有作用，而是作用非常有限。作用是有的，但是经过一轮一轮的限购限贷，泡沫其实挤得差不多了，中国房地产市场已经没有多大泡沫了。大中城市房价高昂的核心原因有且只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第二种解释——这些地方的房子真的值这么多钱！&&&&&&&中心城区的空间有限，房子太少了，要占有这些资源就得出这么多钱。有人说北京一套学区房上千万甚至几千万，结果清华北大毕业的都买不起，那么学区房有什么用？现在的清华北大毕业的学生买不起，不代表将来清华北大的学生买不起。因为现在毕业的这一批清华北大的学生，是在以前社会比较公平的时代考上来的，来自中下层的家庭还有不少。这些人就算考上清华北大，也买不起北京的房子，很正常。随着房价暴涨和阶层固化，学区房成了只有最有钱的阶层才能享受的待遇，最好的初级中级教育资源向这个阶层集中。这个阶层的子女从小就在最好的学校读书，彼此之间也建立起密切的联系，权贵阶层将垄断从最好的小学到最好的中学再到最好的大学的升级途径。这批人的子女，他们不管能不能考上清华北大，最后能买得起学区房的可能性，都比那些出身于中下层的清华北大毕业生可能性大得多。所以，今天购买学区房，不是买的考入清华北大的入学名额，能考上当然好，考不上也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在阶层固化之前，在阶层流动的大门关闭之前，搭上最后一班车，把子女送进只有顶级精英阶层才能就读的学校，进入这个圈子，跟未来的统治阶级建立同学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讲，学区房当然值这么多钱！&&&&&&&由于住房的产权是至少七十年，从目前的趋势来看，七十年之后估计也会以很小的成本继续持有。这么长的时间的产权，它的价格确实不应该用当前的租金和收入水平来估值。所以租金上涨跟不上房价上涨很正常，租金是为今天的收入水平支付成本，房价是为未来七十年的收入预期支付成本。只要中国经济能够保持较快速度增长，如果中心城区的房子供应数量不增加，那么中心城市的房价一定会远远高于租金的贴现值。有很多人拿北京上海的房价和纽约伦敦对比，结果是差不多，有人算出来高一点，有人算出来第一点，但是都差距不太大。中国未来的发展完全可能超过美国和英国，我认为这几年就可以超过，有很多人不同意，但大部分还是会同意经济总量十年之后超过美国和英国没问题。这就足够了，房子可是可以持有七十年以上的。高房价高就高在预期，如果对经济持悲观态度，租房就比买房合算，反之，买房就比租房合算。&&&&&&&实事求是的讲，高房价也有高房价的好处，主要一点就是通过市场规律实现人才回流到二三线城市。以前北京那些重点大学毕业的学生，没多少愿意回老家的，都想留在北京。因为北京机会多、发展潜力大，而且生活配套人文环境好，特别是人口素质更高，确实更适合高学历人才生活和个人发展。所以这些人宁可在北京住狭窄的一居室，也不愿意回到二三线城市住大房子。一直到最近两三年，这些人终于意识到，自己在北京奋斗十多年，到了孩子上学的年龄自己可能都还是买不起一套北京的一居室，这下这种希望才算是被彻底破灭了，毕业以后愿意回二三线城市的人才真正多了起来。这就是市场规律发挥作用，如果北京的房价总是那么低，那大家都呆着不走，也不好。&&&&&&&所以，房地产就是面临着这么几个两难选择，高房价可以促进优秀人才疏散，但是又会导致阶层固化。政府一方面想通过抑制房价来保障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另一方面又担心抑制房价会导致大城市过度发展、城市病越来越严重。&&&&&&&要解决这样的两难问题，仅仅试图依靠给房价“挤泡沫”、“抓坏人”是肯定行不通的。房地产商只要是合法经营，不靠行贿来拿地，他们就不是坏人，他们是房屋的生产者。如果没有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商的合作，这些年几乎疯狂的圈地盖房子，房价只会比现在更高，我们社会的住房条件只会比现在更恶劣。因为房价上涨而抑制房地产开发，是非常可笑的行为。房地产热潮是因为社会对住宅的需求非常大，开发房地产能赚钱。房子涨价快，是因为开发速度太慢了，建房子的速度跟不上人民群众对住房的需求增加的速度。而不是因为有了房地产开发热潮，房子建多了，房价才涨上去——这样的逻辑很荒谬。&&&&&&&房地产真正的难点不在于建房子的速度、建多少房子，最大的难点是土地在空间上不可移动，或者说房子所能利用的空间资源不可以移动。这跟汽车或者电脑不一样，只要有足够的需求，生产厂家可以几乎无限的生产出来满足消费需求。中心城区的土地有限。西安市的房价大概只有五六千块钱一平米，西安外围地区一平米两三千元的房子多得是。可是，不管我们在陕西建多少两千块钱一平米的房子，都不会对北京或上海十几万一平米的房子产生冲击。那些外围地区的住房供应，无法对中心城区的房价构成冲击。所以中国的三十岁以上的人，几乎每个家庭名下都有房产，从数据上看住房自有率世界第一。但中国的年轻人仍然普遍具有住房焦虑，因为这些房产很多并不在他们工作就业的地方。所以老是有人跟我算账，说多少年以后，房子会过剩。这个账没法算，就算人人手里十套房子，大中城市中心城区的房价还是会继续高涨。因为外围地区的房子、土地不可移动到中心城区，再多也没有用。&&&&&&&从这个角度说，即使大规模增加土地供应和公租房廉租房供应，还是无法解决当前的问题。在资源稀缺的条件下，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就算中心城区的房子全都建成公租房，价格很低，那么就会有更多的人想要去居住。如果不拼价格，那么就只能拼关系、拼特权。计划经济时代，普通人想要在北京拥有住房，其实比现在还要困难的多。&&&&&&&总之，能够享受到一流资源——包括就业、医疗、教育、娱乐、人口素质等等——的空间有限，受这个条件的限制，不管怎么调控，不管是公租房还是房产税，甚至不管是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住房难这个问题就都没法解决。住房难的核心问题就是空间资源不可移动、而且非常稀缺。现在北京也有很多公租房大量空置，因为很多距离中心城区几十公里，完全无法正常通勤上班。这些公租房建的再多，也无法缓解四环内的高房价。&&&&&&&前面说了，北京房价贵，是因为它的政治资源带来的一系列优势资源；上海房价贵，是因为它位于长江入海口，这个区位优势也没法移动。我们不可能把上海港口移动到成都去。深圳房价贵，是因为它靠近香港，同时也位于珠江三角洲的入海口，拥有良好的海港条件，几十年的时间发展起来的。这些优势资源，只有在一小时交通圈范围内才能享受的到。在粤北地区修再多的房子，也不可能让深圳的房价降下来。&&&&&&&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为什么住房调控这么难！人类社会从古至今，都没有找到一个真正能有效解决房价高涨的问题。这事儿骂开发商没用，骂地方政府也没用，骂中介更没用。随着这几年房价大涨，很多人也开始研究历史，发现在汉朝、唐朝、宋朝、明朝……历史上都一样，京城的房价都高不可攀，很多著名的文人甚至高官，都买不起京城的房子。那个时代建筑技术很落后、交通条件也很差，房子只能建一层，一小时通勤范围基本就在十公里范围内，那才是最很正的住房难，比现在困难多了。限购政策古代就有过，最后也被证明没啥用。&&&&&&&除了中国古代，欧美发达国家也是一样，中心城区的高房价，也让刚毕业的年轻人感到绝望。但是他们还是只能留在大城市，因为其它地方没有足够好的就业机会。美国的硅谷不是大城市，但硅谷的房价比美国几乎所有的大城市还要高。因为最好的就业和创业机会就在那里。这就是经济规律，好资源聚集的地方房价就贵。面对这样的经济规律，房产税、限购、限贷、廉租房、公租房……统统无效。因为好的资源就集中在那么几个地方，跟你是搞商品房还是建公租房、福利分房没关系，不管什么性质的房子，总数就那么多，如果搞市场经济，就是价高者得；搞非市场经济，就是特权大的人享有，反正绝大多数人靠个人努力是没有指望的。&&&&&&&中国这些年大家说房地产暴涨不正常，其实我看很正常，因为我们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计划经济时代价格很低，但对特权要求高，现在市场经济，不过是恢复到正常的价格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看起来涨的特别快。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有那么一段时间，从1997年房改到2006年房价暴涨之前，购房的权利已经放开，价格还没有涨到位，北京上海的房子看起来有很多普通人通过自己的努力也能买得起，跟那段时间比，现在的房价确实是太高了。但那段时间在历史上不是常态，现在这种状态——大中城市中心的房子高不可攀——才是常态。世界各国从古自今的常态！&&&&&&&&&&&&&&通过强化房产税来调节房价的思想起源于美国人亨利·乔治1879年的书，叫《贫困与进步》。这是美国一百四十年前的事情，那个时代，普通人就被大城市的高房价逼得叫苦连天。农村地区土地便宜，但没有工作机会没有现代化的医疗条件，大城市有工作有医疗，房子买不起。于是亨利·乔治就呼吁，把所有的房价上涨的部分收归国有，这个财富足够大，足以让政府不用征收任何税收就可以运转了。这样，房产税就可以成为单一税，不再征收个人所得税等等各种税收。&&&&&&&房子的增值变成个人财富实际上是不道德的，不符合社会的公平正义原则。为什么呢？因为个人对房屋的增值其实并没有贡献什么力量。增值的部分是全社会共同努力和政府投资服务的结果。北京的房价过去十年涨了十倍，一百万的房子现在价值一千万了。多出来的九百万归房主个人所有合理吗？不合理！这九百万是北京十年城市发展、经济发展带来的，是两千多万在北京工作生活的人们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政府大力投资修建各种基础设施包括地铁公路等等的结果。所以最合理的就是亨利·乔治说的，增值部分归政府，政府拿来用于公共设施和公共福利开支，其它的各种税收就全都不用收了，开办企业不用交营业税了、个人赚钱也不用交个人所得税了，所有的税负都从土地增值上来。北京政府每年的税收收入增加的数量，那是远远赶不上北京房价增值的部分的。这样，政府开销足够、人民负担最轻、市场经济完全自由。多好！&&&&&&&这个理论很好很公平，很多著名人物比如英国首相丘吉尔、中国的孙中山都是亨利·乔治的粉丝。但这个理论实际上无法执行。大家自己想想，我们十年前在某个城市买了个房子，假如卖的时候只花了二十万，现在价值100万了，政府跑来让你交80万的税，你能同意吗？真要有这个制度，非出现的大规模的社会动荡不可。大规模的征收房产税想得简单，执行起来几乎可能，因为它违反了人的直观理念——买了房子房子就是我的，涨价还是下跌都跟别人无关。任何制度，都不能跟直观理念完全背道而驰，最多只能做一点小修小补，就好像今天欧美的房产税一样，多多少少收一点，绝大部分房屋增值收益还是算成是个人财富的增值了。&&&&&&&归根到底，要解决大中城市房价过高、普通劳动者遭受高房价和高房租剥削的问题，只能从房价的根子上来。这个根子就是房屋所占有的土地价值太高，而这个土地的不能移动。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要让土地能够移动！&&&&&&&土地怎么样才能移动？如果科幻小说的情节成真了，人类可以打通时空隧道，任意扭曲空间，那么土地就可以移动了。如果我们白天在北京的CBD办公楼上班，下班了只要打开时空之门，一跨步就可以到大西北的某个小屋里面和家人团聚，在家里打开另一个时空隧道，就可以到巴黎的某个商店购物或者去美国迪士尼雷院看一场电影。那么，高房价问题就一定不存在了。在北京二环内买房子和在西北农村买房子就没有区别了，这个时候傻瓜才能花几百倍的高价到北京二环买房子。这个时候也不用禁止炒房了、也不用征收房产税营业税限购限贷了，房价问题一定会被解决。&&&&&&&在现实社会中，我们还做不到这么理想的状态。但是，现代科学技术使我们已经可以采取类似的办法来解决高房价问题。也就是通过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来改经济资源的空间布局，再配合医院学校等重要的经济生活要素的搬迁，来实现空间资源的移动，以经济资源的空间移动，来取代土地和空间本身的移动。说的通俗易懂一点，就是开发建设新区。&&&&&&&北京的房价怎么能降下来？很简单，只要中央政府离开北京，北京房价一定暴跌。比什么调控都管用。为什么？因为房价是靠空间经济资源支撑的，跟房屋的钢筋水泥和房屋下面那块土地其实都关系不大。房屋不能移动、土地不能移动，但是空间资源是可以移动的。这在古代社会做不到，建设首都受地理自然条件的影响太大，必须考虑粮食供应和安全。比如北京建都，首先是它背靠燕山山脉，可以抵御北方少数民族的攻击，而且还要通过修长城来保证安全；同时它又靠近长城，方便军事指挥；但是粮食不够吃，还要专门修建大运河来把南方的粮食运过来。在古代，山川地理条件无法被改变，修建长城和大运河这种事情都要好几个朝代才能完成，秦朝修长城修的太猛、隋朝挖大运河挖的太猛，都亡国了。所以古代不可能轻易迁都。但现在社会技术条件下，北京的位置在国防上并不能占什么便宜，粮食运输也问题不大，唯一的问题是水，其实北京还缺水，换个地方取水更方便，是在不行再搞一个南水北调类似的工程，对中国的工程技术和经济实力而言也不过是九牛一毛。至于国家管理效率之类的，现代通信技术和交通条件下，迁个都根本没什么影响。反倒是二环堵车可能对管理效率有很大的负面影响，国家领导人可以专车开道，部委工作人员出差和进京办事的也只能堵在路上。&&&&&&&当然，现在只是设立雄安新区疏解非首都功能，效果肯定不如迁都明显，但是肯定也有效果。如果真的能够把大部分部属高校、央企总部和非核心行政上事业单位搬到雄安，北京的房价也确实可以会有显著的下降，起码未来二十年可以保持房价稳定了。&&&&&&&除了北京的政治资源以外，大部分中心城市发展起来是依靠地理条件，而地理条件以现在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加以改变了。比如上海，上海中心区的房价也要十几万一平米，而距离上海几十公里的嘉兴地区的一些地方，还有很多很多几千块一平米的房子。上海的优势是海港，但是黄埔港其实现在已经不够用了，主要是依靠洋山港。洋山港距离上海一百来公里，通过跨海大桥强行连接起来的。那么，如果上海市把嘉兴合并了，然后上海市政府搬到嘉兴，搞一个上嘉新区，离洋山港还近一些，再修建跨海大桥把洋山港和新区联系起来，把未来的国际机场修到靠近新区的地方，把政府控制的交易所、人民银行上海总部、证券基金、大学、中学、医院等等搬迁很大一部分到新区去，再围绕新区修建一个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就可以有效的疏解上海城市功能。&&&&&&&总的来数&，营建新区有几个好处：&&&&&&&第一、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上海市区的土地房子很多都卖出去了，大部分是存量房，新房很少，房价上涨的大部分好处其实被房东个人拿走了。房东个人不劳而获发大财，财政没好处。建设新区投入很大，但政府可以通过土地招拍挂取得巨大的收入。这个收入不会扭曲社会财富分配，也不会给人民提供负担，反而降低了房价，让更多的人买得起上海的房子。这是最公平的结果。&&&&&&&第二、新区建设的天量投资可以拉动经济快速增长，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机场、高铁、高速公路、无数的大楼的修建，足以拉动上海及其周边地区以8%以上的速度持续十年以上的增长，创造无数的就业岗位。&&&&&&&第三，可以有效的抑制高房价，同时还能防止人口过度向中心城区聚集。原来的老上海中心城区人口疏散了、房价下降了，新区人口增加了、房价上升了。&&&&&&&第四，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打破既得利益格局。重新洗牌，已经在老城区买了房子的人，有很多人是不愿意离开的，因为新区建设时间很长，老城区毕竟生活要方便很多。而寻找就业机会并且收入较低的年轻人则乐于到新区去工作和生活。每一代人都可以在一个相当公平的起点开始奋斗。&&&&&&&第五、有利于社会稳定。建设新区比旧城改造要容易的多，不涉及到大量的天价拆迁，可以避免很多社会矛盾。现在要在北京二环内把那一堆破破烂烂的平房拆掉，恐怕北京市政府的全部家当填进去都不够，拆迁户更是漫天要价，为了自己的利益随时可能武力对抗拆迁，甚至出现群体性事件，拆出来无数的亿万富翁，社会舆论还要嘛政府搞强拆没人权没法治，何必呢？山不转水转，城区拆不动就开发新区，方便快捷省事儿。&&&&&&&所以，在技术条件已经比较成熟的情况下，通过两个抓手，一个抓手就是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来改变一个区域的发展条件，另一个抓手就是政府掌握的经济资源的主动迁徙，从老城区迁往新城区。这两个抓手同时落地，建设新区，就可以最小的社会代价，来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在抑制高房价的同时治理好大城市病。我们之前讨论的那些所谓“两难”的矛盾也就自然而然的不存在了。&&&&&&&这个办法不是我李晓鹏吹出来的。跟亨利·乔治的空想不同，建设新区在中国已经有了大规模、长时间的实践，是中国地方政府在实践过程中摸索出来的被证明为行之有效的抑制房价过度上涨的好办法。我前面所列举的这些好处，全都在现实中反复出现，从郑州的郑东新区到成都的天府新区，从重庆的两江新区到大同的御东新区，实际操作过程中所能想到的各种实际困难，包括搬迁、交通、拆迁等等，也都被地方政府加以解决了。这不是空想，而是成熟的实践。过去的三十年，几乎所有的城市地方政府，都相继决策进行了新区开发，现在要在中国找到一个没有开发新区的中等以上城市，还真是非常困难。&&&&&&&实践证明，新区开发，特别是辅之以政府搬迁的新区开发，可以以最小的成本来同时实现拉动经济增长、促进社会公平、解决高房价和交通拥堵等大城市病三大功效。如此大规模的新区开发，在人类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是中国地方政府的伟大创举，它极大的推进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为上亿人口新建了安居乐业的环境，为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如此伟大的创举，如此伟大的奇迹，却长期以来在主流舆论，包括官方舆论和民间舆论中，没有得到应有的肯定。相反，却被很多很多的人、很多很多的媒体，扭曲丑化成为地方政府好大喜功、腐败、浪费的错误行为，导致一系列大力打击新区建设的政策相继出台，为房地产价格过度上涨创造了条件。&&&&&&&我记得十多年前，正是许多地方开始大力建设新区的时候，网络上有那么一类帖子非常火爆，就是把全国各地新建的政府大楼拿出来跟美国的市政府大楼对比，中国新建的政府大楼全都是几十层的高楼，大部分还是四五个高楼组成的建筑群，非常宏伟，而美国的市政府大楼则是往往只有一两层的普通建筑。这一类帖子对比的结论就是：中国政府多么腐败无耻，用公民的税收来给自己修大楼，追求气派和自己享乐。其实美国的市（city），行政层级比县（county）还要低，在中国也就是镇的层级。中国一些稍微大一点的社区，居住的人口都比美国很多市管理的人口多，要跟美国比就应该拿社区居委会的办事处去比。&&&&&&&不过这种比较都不用去深究，我们最重要的还是看：中国地方政府修这些大楼，到底是不是奢侈，是不是浪费纳税人的钱？&&&&&&&大多数地方政府新建的政府大楼，都是在新区建设的。大楼建设确实花了很多钱，但今天我相信大部分人都已经明白一个道理：建筑物最主要的价值并不是修建的成本，而是土地价值、区位价值。同样一栋别墅，中西部农村地区很多农民家庭自己投入十几万块钱就能修起来，换到了北京中央别墅区，就要价值上亿元。如果我们去农村买个农民自建别墅，也就就城市中产阶级的休闲方式；如果去中央别墅区买别墅，那就是顶级富豪才能做得到的事情了。新区开发都是选择在远离主城区的地方，开始之初大部分都还是农村地区，土地成本低的可以忽略不计。在这种地方建几栋高楼、修建一个广场，把政府办公地点搬过去，虽然花销也不小，但并不能简单的认为是奢侈浪费。这些投入其实都是有产出的，产出就是政府卖地的收入。&&&&&&&首先，原来的政府大楼占据了市中心的黄金位置，这个土地空出来以后搞开发，其价值就可能大大超过新建政府大楼的投入。&&&&&&&其次——更重要的是——新区建设的资金一般都是依靠新区土地出让挣回来的，政府搬迁过去，把大楼修好，把政府办公地点和市中心的道路修好，配套的水电气基础设施修好，一方面表明了政府开发新区的决心——中国这种体制下，人心就是跟着领导的实际行动走的，政府领导班子和公务员都搬到新区去了，大家就放心了，想到新区买房的人就敢放心大胆的买了，企业家也敢放心的区投资了；一方面，更直接的，就是会带动周边地区各项配套设施的改进，周边的土地价格马上就会上涨。几栋大楼的建设成本，跟土地出让的收益相比，往往只是很小一部分。所以这个钱真不是花的纳税人的钱，而是从土地出让收入里边来的。它不是走的收税的渠道。谁最后买了周边的房子，谁才是最后为政府大楼买单的人。我们普通人或者企业交的所得税、营业税最终并不会被用于政府大楼建设，也就谈不上浪费纳税人的钱了。&&&&&&&也许会有人说，修可以，但没必要修那么大那么气派，修几个普通的低层也就罢了，照样可以搬过去办公。话虽这样说，但一栋建筑物使用寿命现在都在一百年以上，今天看起来很宏大气派的大楼，过个十年其实就很普通了，过个二三十年就显得落后了。我们今天来看十年前那些被骂奢侈浪费的豪华政府大楼，其实也就很一般了。因为新区都是高标准建设的，里面这样的建筑物随处可见，比政府大楼修的高大上的建筑太多太多了。这才过去十年，要是再过十年，那些大楼就更不值得一提了。所以修大楼当然要考虑到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因素：既然修了，设计使用寿命上百年，当然要有一定的前瞻性，如果规划设计的时候就跟老城区的普通楼房一个层次，那估计刚投入使用就已经落后了。&&&&&&&我举个例子，在当年流传的帖子里面，成都市政府新建的政府大楼“成都之心”是一个被批斗的典型。当时设计了六栋十层的白色大楼，像五朵花瓣一样围成了一圈。就这么一个建筑群，在网上被称为“成都之泪”，说是伤了成都人民的心。这是当年网上流传的设计图。&&&&&&&&&&&&&&&&&&&&&&&&&&&&这个事情经过网上热议，引起了各方面包括中央的关注。最后，楼虽然修好了，政府却不得不暂停搬迁计划，据说有中央领导来了还很生气，拒绝去参观，因为这已经在网上被认定为是浪费工程的典范了，最后又拖了两年才搬迁。&&&&&&&把新政府大楼修建在成都天府新区，是开发新区的一大举措，距离原来的成都市政府所在地、成都市中心天府广场12公里，位于成都三环外靠近四环的地方。2006年的时候，成都既没有三环也没有四环，那个地方还是一片荒凉，那几栋建筑规划自然特别引人注目。现在看，这个地方现在建成这样了（见下图），高楼林立，附近还有亚洲最大的单体建筑环球中心，气派的很。在这么一片现代化的建筑群中，这么几栋楼算个啥呀？人们路过都懒得看了。&&&&&&&&&&&&&&&&&&&&&&&&&&&&&&&&&&&&&&&&&&&&&&&&&&&&&&&&&&&&&&&所以说，政府既然要搬迁到新区，政府办公楼的规划设计，当然应该跟新区的整体规划风貌保持一致。新区规划一般都要考虑三十年以上的发展，大楼设计得比较高大上一点并不值得奇怪。我们最关心的，显然不是政府大楼够不够漂亮——如果建设投资能够带动一个新区的发展，土地增值的收入不仅能够覆盖大楼的建设成本，还能带动大量的产业和居住项目的开发，制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和居住空间，修的再大一点再漂亮一点也是可以的。很多地方在此类工程项目中有腐败现象，我们应该是有腐败就抓腐败，而不是因为存在腐败就彻底否定这种政府搬迁到新楼以带动新区开发的模式。&&&&&&&成都天府新区规划面积1500平方公里，将来可以为600万人提供居住和就业！居住600万人大概需要200万套住房。政府的搬迁如果能够推动这200万套房子早日建设完成，那么我认为政府公务员的办公面积比以前在市中心大一点其实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情。&&&&&&&事实证明，中国地方政府过去十多年大力新建新区，很多地方在新区建设新的政府办公大楼，主要的方面不是奢侈浪费好大喜功，而是目光长远的正确决策。当年耿彦波在大同搞大拆迁大建设，新建御东新区，政府背负了上百亿的债务，好多人惊呼政府建了个鬼城，房子卖不出去要破产了。结果现在怎么样？御东新区现在已经住满了人，土地拍卖价格也年年看涨，政府早就不担心那点负债了。&&&&&&&比大同更有名的是鄂尔多斯，在远离市中心25公里的地方修建康巴什新区，2004年确定的，2006年市政府就搬到康巴什去了，公务员也跑去上班了。媒体也大力炒作那个地方是个“鬼城”，直到现在都还给康巴什什么鄂尔多斯贴一个“鬼城”的标签。那个时候政府公务员其实是很辛苦的，因为除了政府办公楼建起来以外，其它啥都没有，没有居住小区没有商业配套，每天跑25公里去上班，晚上还要回东胜老城区。但现在康巴什30平方公里的规划建设范围内，已经聚集了15万人，人口密度跟欧洲差不多，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生活相当舒适。现在来看康巴什的市政府大楼和门前的成吉思汗广场，肯定觉得好奢侈好气派，但当年这里还是农村的时候人家就跑来吃苦了。当时就是因为政府最先搬迁，才带动了一大批企业跟着入驻，公务员因为上班，很多生活商业配套才用人消费使用，这个城区才发展起来。发展起来以后，原来的老城区东胜区的房价就基本不涨了，而且还有所下跌。&&&&&&&房子买成多少钱，几十年后还是值这么多钱，甚至有所贬值，其实这才应该是房地产的常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的做到“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要是买了房子自己住上二十年，然后还能十多倍卖出去，不管什么制度，我们都不可能挡住炒房者的贪婪之心。买房子买的是公共服务、生活配套、就业机会，支付价值3000元每平米的价格购买这些服务和配套，然后过几年就变成七八千一平米的配套，这并不是公平合理的现象。老城区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保持现状，这很公平。然后新城区开始建设，年轻人到新区去找工作，房价也不贵，只是生活不太方便，但可以跟着新区一起成长起来。老年人不需要就业，更喜欢生活配套比较方便舒适的地方，就留在老城区。不管是大同的御东新区、成都的天府新区还是郑州的郑东新区，都起到了这样的效果。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成长空间和机遇。&&&&&&&新区建设的本质，就是以人的流动、空间资源的流动，来代替强制的房屋拆迁推动城市空间质量的提升，同时打破代际之间的利益固化、阶层固化的格局。在有效抑制房价的同时，还能保障政府从土地获得的收益不会下降甚至增加。因为中国政府的土地财政收入是卖地，不是持有地产，存量房二手房的价格上涨，好处都会进入拥有大量房源的人手中，变成私人财富，无法转变成为政府公共财政收入用于公共福利开支。只有新开发的土地价值提高，才能有效的转变成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很多人骂土地财政，其实土地财政是个好东西，地方政府从土地增值中取得收入，天经地义，这是全世界最理所当然和公平合理的事情，美国地方政府的80%的收入也是从土地中来，不过不是卖地而是征收房产税而已。因为地方政府就是为当地提供公共服务的，服务的好经济发展好土地就增值，增值的钱通过卖地流入地方财政再投入城市建设和开发，有什么不对吗？&&&&&&&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通过新建新区来创造大量优质的住房，是房地产市场调控成本最小、收益最好的方式。是我国地方政府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中国的制度特点，探索出来的一条目前世界上最好的房地产调控模式，值得不断的改进提升推广。&&&&&&&令人遗憾的是，由于长期以来社会舆论存在的诸多偏见。新区建设长期背负着“鬼城”、“铺张浪费”之类的骂名。这种骂名已经影响打了政府决策，给新区建设造成了诸多不利的影响。比如兰州新区的建设，在距离兰州七十多公里的地方建新区。为什么这么远？因为兰州老城区附近是在没有平坦的土地了，老城区的可建设土地太少，导致长期以来兰州的房价竟然比西安还要高。这个案例本身也说明，房价高低并不是由炒房者决定的，就是由实际的供应量和需求量决定的。兰州经济发展程度不如西安，地理条件生活舒适程度也不如西安，但就是因为土地供应量比不上西安，长期以来房价就是比西安高。这不是炒房者的过错，当然更不是房地产开发商的过错。&&&&&&&要解决这个问题，大幅度的改善兰州市民的居住条件，那么就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兴建新区。不仅是居住空间，还必须要同时提供足够大产业发展空间来创造就业。所以兰州新区的建设势在必行，没有其他替代选择。为了促进兰州新区的开发，兰州市政府也跟成都市政府、鄂尔多斯市政府一样，第一时间就冲到了开发建设的第一线，搬迁到距离主城区七十多公里的新区办公去了。由于新区开发程度还很低，生活条件比较艰苦，大部分公务员晚上——至少是周末——还要回到老城区居住生活，成本很高。但是，这种成本是暂时的，根据新区建设经验，等开发成熟以后，住房和生活问题逐步解决，这种局面就会改变。但在问题解决之前，上级政府就以办公成本太高、存在浪费等原因，命令兰州市政府又重新回到老城区办公。这个决策实际上大大的延缓了兰州新区的建设——政府不搬过去，很多资源就不会跟着过去，人心也不稳定，很多想要到新区投资或者购房的人都开始观望犹豫。其实我们想一想，那一点办公成本的暂时提高，跟加快新区建设所带来的兰州经济增长和居民居住条件的改善相比，算得了什么呢？&&&&&&&当然了，并不是说兰州市政府不搬过去，兰州新区就开发不成了。总体而言，我对兰州新区的发展前景还是乐观的，因为它符合大的趋势。但跟市政府及时搬过去相比，开发速度显然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许多重要的资源包括学校、医院等搬迁工作恐怕也会因此大大的延后。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讲了这么多，我想道理很清楚了：房子的价格是由房子周边的空间经济资源的质量决定的，包括就业机会、教育条件、医疗条件、治安水平、交通便利程度等等。中心城区的高房价问题，不可能通过限购、限贷、营业税、房产税等以打击炒房为目标的调控措施来解决。现在中国不仅是北京上海深圳中心城区房价高，二线城市房价也很高，只是相对于掌握话语权的北京上海的精英群体来讲不够高而已，相对于在这些城市工作就业的年轻人来讲也很高。要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提供大量能够享受到等同于中心城区的高质量空间资源的住房”来解决。这是唯一的办法。&&&&&&&如何修建更多的房子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如何让这些新修的房子也能够享受到相当于城市中心的高质量的就业机会、教育医疗资源、治安水平和交通便利程度等等。&&&&&&&这个问题古代不可能解决，西方发达国家也没有解决。但在中国现在的经济和技术条件下，则很有可能解决。解决的方案，就是通过的通过政府控制的公共资源的搬迁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来营建新区、新城。在保持老城区公共服务水平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创造增量、发展新区。最好的办法就是政府带头搬迁。&&&&&&&所以，解决北京的高房价等大城市病，就是设立通州城市副中心让北京市政府搬过去、再设立雄安新区把央企总部和部属高校等资源搬过去。当然最好的办法还是迁都，不过现在可能条件还不够成熟。如果再过三十年，雄安新区也出现大城市病，那个时候就可以考虑迁都了。&&&&&&&同样的道理，解决上海的高房价大城市病的办法，就是把上海周边房价很低的地方——比如嘉兴——划归上海，然后上海市政府搬过去，重新建设一整套以新区为中心的高速公路、铁路和航空交通网络，附带着把市政府控制的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和企业搬过去。&&&&&&&解决深圳的高房价大城市病的办法，就是把落后的惠州地区划给深圳管理，然后把深圳市政府搬过去，带动一大批优质资源搬迁，大力开发附近的大鹏港区和盐田港区，围绕新区建设一整套完整的交通基础设施网络，在建一个深圳新城。&&&&&&&解决省会城市高房价的问题，就是把省政府从中心城市搬出去。比如四川省政府可以搬到绵阳，就可以让成都房价不那么高。中国大部分经济比较发达的省，省会城市都应该跟经济中心分离，就像山东济南和青岛的这种模式就很好。&&&&&&&新城新区的建设，大概三十到四十年就会面临新的瓶颈，那个时候就再搬迁、再开发新的新区和新城。这不是一个无限循环的过程，因为人类的科学技术正在突飞猛进，我想最多经过两次搬迁，也就是再过六七十年，人类的建筑技术、交通技术和通信技术，会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可以解决很多我们今天看起来无能为力的问题，那个时候的人们，也一定比我们现在更有智慧，会根据当时的技术条件，构想出更多更好的解决方案出来。&&&&&&&这套方案在现行技术条件下，是完全可行的。当然，也不是没有代价。我认为代价主要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可能延缓我们打造世界一流大城市的速度。比如迁都，肯定会对北京造成影响，新的首都也不可能短期内成为世界一流大城市。如果四川省政府离开成都，成都的经济发展短期内也会受到一些影响。但是我认为，为了国家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为了人民不再饱受高房价和财富分配的巨大差距之苦，这样的代价是值得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健康了，我们自然会站上世界之巅，短期内少建设几个世界一流大城市，是完全值得付出的代价。&&&&&&&第二个代价就是要占用更多的耕地。新区开发不可避免的要占用耕地。由于我国长期坚持粮食必须自给的方针，所以很多人担心过度的土地开发会影响这各国家安全在战略。这个问题已经有很多人研究过了，我也写过几篇文章，结论很清楚：&&&&&&&全中国所有的城镇建设用地加起来，只有4.7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0.49%。而美国2.4亿城镇人口居住的地区则占了其国土面积的3%。全世界的城市占地球陆地面积的比例是2.7%。中国的城镇建设用地已经非常集约高效了，整体来看不存在低效浪费的问题，新增一些开发面积并不可怕。就算现在所有的城市占地速度按照过去三十年那样快速增长，再增长三四十年，城市占地面积翻一倍，城镇建设用地也不会超过国土面积的1%，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再按照过去的速度发展一百年，也就能勉强达到世界平均水平，还是要低于美国的国土开发强度。&&&&&&&而且，中国的农村建设用地是城镇建设用地的好多倍，只需要适度的把农民集中居住，在不减少耕地的条件下也足够我们再发展几十年。还有现存的城镇建设用地中，低矮的平房和单层的厂房又占据了很大部分，通过改造提升，也可以获得很大的空间。&&&&&&&中央划定的耕地保护红线是18亿亩，但2013年国土资源部公布的数据是实际耕地超过20亿亩，中间有2亿多亩的富余。2012年，全国因建设占用、灾毁、生态退耕等原因，减少耕地面积40.20万公顷。通过土地整治、农业结构调整等，增加耕地面积32.18万公顷。因此，2012年一年，净减少耕地面积8.02万公顷（约120万亩）。按照这个速度，2亿亩耕地可以支撑中国城镇化再发展160年！&&&&&&&所以，新区建设并不会导致耕地短缺、影响国家粮食安全，绝不是土地资源的铺张浪费，而是对现有土地资源有效合理的利用。我们完全可以在保障子孙后代的土地空间的情况下，充分的为当代人的居住生活条件服务。中国现在的耕地保护制度已经很严了，18亿亩耕地红线已经管理的很死了，不应该在此基础上再收紧了。考虑到技术的发展，将来的人们一定可以在更少的耕地面积上，种出更多的粮食出来，过度强调耕地保护而让当代人承受高房价等严重社会问题的决策显然是偏颇的。&&&&&&&=============&&&&&&&作者简介：李晓鹏，经济学博士，著有《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和《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联系邮箱：lixiaopengru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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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鹏的视角和思路非常独特，但又不失偏颇，看过高华的，这家伙也写过一篇评价毛的，他所站立的角度和分析的思维逻辑的确让你暗暗赞叹，在这估计发不了，有兴趣的大家自己去看一下
来源：李晓鹏博客&&&&&&&&&&&&&&最近读了一本书，很有意思，叫《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这本书的作者叫文一，是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讲席教授、国家“千人计划”学者。这本书有意思在哪里？它不仅重新解释了中国经济成功经验，它实际上还重新解释了世界的经济历史。前段时间张维迎和林毅夫辩论产业政策不是炒得特别火吗？其中有个小的细节，就是张维迎说：“由于工业革命，英国从一个边陲岛国成为人类现代文明的引领者”。这句话，被一个叫罗思义的英国的学者抓住了尾巴，他说张维迎在胡说八道。英国成为世界一流强国就跟工业革命没关系，英国在工业革命之前根本就不是什么边陲岛国，而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殖民帝国。&&&&&&&这个说法让很多受过中学教育的中国人都感到很吃惊。因为根据我们在历史课本上获得的观念，英国肯定是因为工业革命才成为世界一流强国的嘛。工业革命开始的标志是瓦特发明蒸汽机，时间是在1776年。同一年，亚当·斯密发表了《国富论》。这两个标志性的事件，一是技术进步，二是斯密的自由市场理论，是英国成为世界强国的主要原因。但现在一个英国学者出来跟我们说：这是假的，英国成为世界一流强国跟工业革命没关系，跟《国富论》也没关系。&&&&&&&如果我们认真的去回顾一下世界近代史，就会发现罗思义讲的还有些道理。其实我们的中学历史书上也写着：1588年，有一个事情，就是英国打垮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这个时候距离工业革命可还有一百八十八年接近两百年呢。在瓦特和亚当·斯密的爷爷都还没有出生的时候，英国就已经有实力把世界上最强的殖民强国西班牙打垮了。&&&&&&&1652年，英国又主动挑起了第一次英荷战争，战胜了“海上马车夫”荷兰，确立了它的海上霸主地位。年，著名的英法七年战争爆发，这次战争被很多历史学家成为“第一次世界性战争”，因为战争的双方不仅在欧洲大陆和地中海开打，而且在、印度洋、，在美洲、印度、非洲、西印度群岛，以及菲律宾都发生了陆上和海上的军事冲突。最后英国取得了全面胜利，把大部分法国殖民地抢了过来。&&&&&&&英国建立东印度公司对印度进行殖民侵略的时间是1602年，在美洲建立第一个殖民地弗吉尼亚的时间是1607年，距离工业革命还有一百七十年。英国早在工业革命之前很久，就已经是“日不落帝国”了，它的殖民地早就遍布全球，太阳永不落下，是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殖民帝国，其殖民地的空间分布比古代的罗马帝国、蒙古帝国、中华帝国都要宽广的多。&&&&&&&这就是对我们长期以来对世界经济认识的一个颠覆了。文一跟罗思义两个人没有商量过，文一的书写在前面，罗思义的文章是几个月前为了批评张维迎的“产业政策无用论”才写的。但他们的观点是相通的：从英国的历史来看，英国之所以强大，不是工业革命也不是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理论，而是坚船利炮，是以强大的武力开拓世界市场。是市场的开拓促进了工业革命，而不是相反。文一在他的书中引用了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的一个例子来说明自己的观点：原来的手工业生产一枚针，一个铁匠咣当咣当生产一天，估计能生产十几枚针出来。如果采用分工，一天可以生产四万八千枚针出来。这个效率的提高是不是技术进步驱动的呢？文一得出了一个很好玩的结论：这个东西主要不是技术进步驱动的，而是市场需求驱动的。&&&&&&&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边也说，在没有把世界市场连接起来之前，苏格兰北部的一个小村庄，如果它一天生产四万八千枚针，它一年都卖不出去。这种市场条件下，有效率的分工毫无用处。&&&&&&&那工业革命是怎么发生的？就是因为英国人用坚船利炮开拓了世界市场，控制了市场世界，为工业革命创造了需求。这个时候大规模的分工才能出现。工厂主受到市场需求的刺激，才觉得大规模分工有必要，才会把工人聚集起来一天生产四万八千枚。只有能卖的出去，这种大规模的组织才不会破产。&&&&&&&这个市场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就是武力建立起来的。&&&&&&&除了以武力开拓市场以外。英国能够战胜西班牙、荷兰，并且开始工业革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它选择了
业作为它优先发展的产业。棉纺织业有个什么好处，就是市场需求很大，全世界人民都有这个需求，大家都要买
衣服。有了这么大的需求，才能促进高效率的产业分工，最终引发了工业革命。&&&&&&&文一从这个角度来分析中国的工业革命。它认为deng*搞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爆发了一次非常成功的工业革命。他说，为什么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经济没有取得那么高速的增长呢？就是因为优先投资于重工业，而不是类似于棉纺织业这样的轻工业。&&&&&&&重工业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缺乏广阔的市场。在中国当时的人民收入水平条件下，大家对重工业产业的需求很低。所以重工业只是投资建起来，建起来之后，它就很难进行效率的改进，技术难以进步。因为进步了之后，多生产出来的产品也卖不出去。改革开放以后，一个什么样的趋势出现了呢？就是先发展轻工业，先做农村的乡镇企业，棉纺织业，卖小副食品之类的，快速的扩大市场。而且轻工业有个好处，它发展起来以后可以自己创造市场。那些从事轻工业、农副食品生产的人，赚到钱以后又会花钱去购买轻工业的产品。在把市场激活以后，技术进步就可以很快了，生产效率因此得到迅速提高。只有广阔的市场诞生以后，中国的工业革命才算是最终取得了成功。&&&&&&&——当然，我们所讲的“技术进步”，是指的商品化技术的进步，不包括科学技术和基础理论的进步。基础科学的进步跟市场关系不大，有它自身的演进逻辑。但是基础科学能够转变成为商品生产的技术，则是受市场需求拉动的。是这么一个意思。&&&&&&&在mao*时代，中国就有很多的小的社队企业，有些还带有
企业的性质。文革期间有一些极左势力要“割资本主义尾巴”，毛主席听了之后说：“还是留一点吧！割尾巴，那还不割出血来，还能不疼？”于是就开了一个口子，允许农村地区可以自己办社队企业，解决自己的生产工具等日常需求，自产自销，自负盈亏，不归国家计划经济体制管理。但是有一条限制，就是不准卖到本乡本镇以外的地方去，有销售范围。&&&&&&&这些社队企业的存在，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留下了火种。比如鲁冠球的万向集团，他的企业就是1969年成立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成立了。很多人还不理解，原来文革的时候就允许搞私营企业？其实就是这么一个口子。还有就是，也是1968年成立的，当时创始人何享健带着23个人合资成立了生产
瓶盖的“北街办塑料生产组”，这就是美的的前身。&&&&&&&那个时候就有这么一个苗子。但是苗子要成长成为大树，一定要有广阔的市场。没有市场的需求扩张，这些小型社队企业的技术水平永远也提不高。改革开放以后，就把社队企业解放了——你可以全国各地区卖东西。这本书里举了一个例子，就是江苏永联村里的小工厂。这是一个村办集体企业，市场开放以后，它就通过市场的开拓、资本的积累，现在成了一家非常巨大的具有世界竞争能力的
企业。&&&&&&&本书的观点就是市场的培育优先于技术的进步。先把市场开拓了，让市场需求本身来刺激技术的进步。市场的开拓需要成本，市场的维护也是需要成本。这个成本，就是理解中国政府在中国经济奇迹中作用的一把钥匙。一个庞大市场不是想有就有的。英国的工业革命是怎么来的？就是跟西班牙无敌舰队硬抗，你打赢了，你就赢得了市场。美国是怎么追赶英国的？就是暴力开拓西部市场，通过“西进运动”本国产品提供了广阔的市场需求。&&&&&&&文一在书的最后总结道：“之所以是英国而非荷兰最先开启第一次工业革命，根本原因是英国政府成功的为英国创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品市场和对大英帝国而言全球最大的安全贸易网络。之所以是美国而非法国或德国超过了英国成为新的世界霸主，根本原因在于美国政府帮助美国商人和企业家创造了比大英帝国更为广大的统一的国内市场和有序的国际市场。”&&&&&&&同样，中国近代革命，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为中国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完整的国内市场，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前提条件。“辛亥革命带来的最大不足是误以为工业化的先决条件是实现民主自由选举，结果是随之而来的社会长期动荡和官场的争权夺利，以至在孙中山死后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破坏了中国工业化的基本条件——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1949年mao*领导的中国共产党通过解放战争获得政权，从此为中国带来了一百多年以来非常珍贵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宁，真正实现了以人民为主体的国家统一。这种建立在人民共和基础上的民族国家是实现工业化的政治基础。”&&&&&&&除此以外，共产党政府通过推动土地革命和
集体化为乡村草根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比如江苏永联村，整个村庄的土地都是改革开放以前通过集体劳作改造盐碱地和填海改造出来的。有了土地，有了村集体经济组织，才能在改革开放以后获得第一笔贷款和村民集资来开办工厂。这个原始积累非常重要。文一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解释中国的经济奇迹。&&&&&&&这个解释，至少有两个意义。&&&&&&&第一，是挑战了传统的西方经济学的模式，传统的西方经济学模式，认为自由市场是自然存在的。只要你生产，市场就存在。但实际并非如此，市场的创造需要巨大的成本，市场的维护也需要巨大的成本。英国的市场是跟西班牙、荷兰、法国打了数百年的战争打出来的，中国的市场也是解放战争统一中国打出来的。一个大国，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革命的
过程中，不经过血与火的考验，想着靠技术引进和自由市场理论就走上强大的道路，是不可能的。这是理论上的意义。&&&&&&&第二个实践上的意义，对中国建设“”也很有启发。&&&&&&&美国衰落以后，中国要主导世界经济，应该向世界推荐什么模式？文一这本书，是林毅夫给他写的推荐语。他跟林毅夫二人的关系很好。他们的观点也彼此契合。文一的这个观点实际上就支撑了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新结构经济学基本也是那个思路：发展中国家经济要发展，先从你自己有要素优势的地方开始做。老的结构经济学呢，就讲究“大投资”，一下子把整个经济体所需要的各个工业部门全部给你配齐，然后你的经济不就可以循环起来了吗？新结构经济学就主张不能这么干，应该先从微小的地方做起。先搞出口导向的产业——所谓出口导向产业，就是主要面向外部市场，产品以出口为主的产业。&&&&&&&通过出口导向产业赚到钱以后，再来逐步的推动产业升级。新结构经济学就认为，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是动态的，可以发生变化的。产业发展和资本积累可以改变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以前你的劳动力素质低，我先搞个工业园区搞纺织业，可以让你培养出一批熟练劳动力出来，可以积累资本，可以锻炼出一批管理人才，有了钱可以投资教育，提高国民的受教育水平。这样，劳动力素质低、缺乏管理技术人才的生产要素特征不就改变了吗？&&&&&&&要素禀赋改变了，产业就可以往上升级。所以林毅夫现在全世界推广新结构经济学，一部分理论也跟本书也有关系。他对发展中国家讲：你们要学习中国发展经济，应该先从轻工业纺织业等劳动密集型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做起，可以先搞一个产业园区，招一批人加工衣服，因为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便宜，做的衣服成本低，就可以卖向全世界。等了你有了工厂有了工人，你再慢慢的积累资本、技术和人才，再投资更高级的产业，一步一步的升级。&&&&&&&不管是文一的理论，还是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都有这么一个共同点，就是强调市场需求优先，要优先生产能在市场上卖的出去的产品。对于小国来说，国内市场很小，市场需求优先就意味着国际市场优先，因此必须奉行出口导向战略。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新时代的重商主义。&&&&&&&学过经济学的人都知道，亚当·斯密之前西方国家的经济学主流是重商主义。我们的经济学教育以前一直是批判重商主义的，因为大家认为亚当·斯密是现代经济学的鼻祖，而斯密的理论就是建立在对重商主义的批判之上的。重商主义强调一个国家要努力积累金银货币，因此主张搞高关税，不利于国际自由贸易。但重商主义统治西方经济学的时间比亚当·斯密还要长一些，从16世纪末开始，一直到19世纪中叶英国才真正废除了重商主义为指导的经济政策。时间长达三百多年。《国富论》从诞生到现在才二百四十年。重商主义统治西方的时代，才是西方真正崛起的时期。今天回过头去看，我们对重商主义的评价可能需要修正，对它的历史作用可能要提的更高一些。&&&&&&&重商主义的一些具体观点不管在理论上对不对，起码有一点，它支持政府去大力开拓海外市场。它认为，只有能卖到全世界的商品才是好商品，国家经济战略的最佳选择就是出口导向战略。国家和政府的责任就是全力支持这些商品的销售，把国家的生产能力转化成金银。通过出口型产业的发展来积累资本，最终的效果就是促进了本国工业的升级。所以文一教授就提出了，要有新时代的重商主义。一个国家的经济搞得好不好，不在于你的产业高级不高级，而在于你能不能把产品卖向全世界挣钱。能挣到钱的产业才是好产业。&&&&&&&中国现在搞“一带一路”，海外投资也应该重视这个方向。重点不在于搞得高端不高端，主要看你的投资方向跟本地的要素禀赋是不是契合，生产出来的的产品能不能卖向世界市场。我们也要向“一带一路”国家推销这种思想，这样我们去这些国家投资劳动密集型产业，就没有那么大的阻力了，因为这对中国和被投资国都是有利的。&&&&&&&我们没必要去帮助发展中国家费力不讨好的去建设什么重工业，这个东西中国有就行了。重工业体系是好东西，但大国才需要，因为它关系到
和经济安全。小国的国防安全和经济安全不可能靠自己解决，它再努力，大国要灭它也是分分钟的事儿。小国的安全只能被动的依赖于大国之间的势力均衡，以及大国的政治道义。所以中国勒紧裤腰带搞原子弹是完全正确正当的，因为中国是大国；但朝鲜也要搞，就是劳民伤财和不自量力，因为朝鲜是小国。&&&&&&&新时代的重商主义理论告诉我们：全球性的自由市场不是免费的，是要靠政府去创造的，说直接一点就是要以足够的武力做后盾才能建成的。今天的世界充满了诸如恐怖主义、国际或种族武装冲突之类的事情，以前美国搞霸权主义的同时还能维持世界秩序，以后中国要领导世界，完全脱离出来不管，只高喊和平共处、互不干涉内政这样的口号恐怕是不行的。我估计将来国际形势会逼着我们不得不干预别国内政，我们必须采用适当的武力来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和其它各种犯罪行为，才能建立一个中国主导的新的大一统世界市场。&&&&&&&这就是这本书，除了英国以外，还有法国的日本的诸多案例，对中国经济的解释也有很多有意思的观点，我觉得写得非常好，推荐大家读一读。
来源：李晓鹏1982&&&&&&&&&&&&&&个人评价:学习学习他看问题的视角和分析问题的博弈方法&&&&&&&让历史告诉未来，让过去警醒现在&&&&&&&今天是某事爆发五十周年的日子。这么多十年过去了，关于它的争议还是很大。我并不是这方面的专业研究者，也没有经历过这段历史，只从个人所掌握的一些资料来谈一谈感受。&&&&&&&最近我写了一本书，叫《从黄河文明到》。这是一本讲历史的书，我写作的目的，就是通过研究历史来理解现在的中国。我认为，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传统，与文此事的发生，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可以从对这张表格的解读里面看出来。&&&&&&&这张表把汉朝、明朝和新中国建国后前六十来年的发展历程做了一个对比，大家很容易发现，它们之间存在很多相似的地方。而且连“一带一路”这个提法，都是跟汉朝和明朝密切结合的，“
”是汉朝建立的，“
”跟明朝郑和下西洋的路线高度重合。&&&&&&&&&&&&&&这种类比很有意思，它不是偶然的，里面有很深刻的历史发展规律在里面。&&&&&&&今年是2016年，新中国建国已经六十多年了。中国历史上由国家的主体民族——汉民族建立的、寿命超过六十年的大一统政权只有五个：汉朝、唐朝、北宋、明朝，还有就是新中国。其中开国领袖出身社会底层的有三个，就是汉朝、明朝和新中国。汉高祖刘邦当上皇帝之后八年就去世了，还在带兵到处平乱，没有来得及系统的治理国家。所以跟新中国最接近的是明朝。它前六十年的发展历程呢，也跟新中国很像。&&&&&&&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是乞丐出身，父母都是被元朝的官僚腐败害死的，所以特别痛恨腐败。当上皇帝以后，大力
败，贪污六十两银子就要判处死刑。其中仅一个郭恒案，就杀了一万五千人。而且他还鼓励农民把欺压百姓的官员抓起来送到北京治罪。几个大案要案办下来，开国功臣就被杀得差不多了。历史上大家都说朱元璋杀功臣，其实是反腐败。因为功臣才能有资格腐败，你不是开国功臣哪里来的权力和资本搞腐败？普通的小官僚都是苍蝇，只有功臣才可能成为大老虎。要打大老虎，就必然会诛杀功臣。&&&&&&&毛的做法跟朱元璋不一样，他很少用死刑来对付官员，而是鼓励人民起来造反，颠覆并重建他自己建立的新国家的官僚体系，同时把大量的高管和知识分子下放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其中也有很多开国元勋在是被整的很厉害的。&&&&&&&朱元璋死了以后，他制定的反贪污的法令很快就被取消了；毛去世之后两年，文化大革命也停止了，改革开放开始了。&&&&&&&朱元璋制定的继承人朱允炆没干多久，就被他的叔叔、朱元璋的四儿子朱棣给推翻了，朱棣当了皇帝；毛去世之后不久，四人帮也被老同志们拿下了，deng*也取代hgf成为第二代领导核心。&&&&&&&朱棣当了皇帝之后，明朝的国力开始迅速强盛，进入了一个长期的繁荣时期。五次出征蒙古都取得胜利，还修建了明长城、疏通了大运河，把越南北部纳入版图，还搞了六次郑和下西洋。中国在毛去世以后，就开始了举世瞩目的经济高速增长，修了三峡工程、建了
网络，最近又开始搞一带一路，其中海上丝绸之路的路线也跟郑和当年下西洋的路线差不多。&&&&&&&朱元璋和朱棣呢，都算是创业君主，有足够的权威驾驭臣下；毛和邓，也都是新中国的创业元老。朱棣去世以后，他的儿子和孙子，明仁宗和明宣宗，就能力有限，镇不住手底下的官僚集团了。于是官员内部的腐败现象就开始越来越严重，内阁首辅杨士奇的儿子在老家抢夺别人的土地，打死了好几十条人命，地方官也不敢管；内阁次辅杨荣呢，就大肆的收受贿赂，特别是还跟军队勾结，收了很多边将赠送的军马，导致了军队纪律的迅速败坏。&&&&&&&咱们中国过去十多年呢，也非常像明朝的“仁宣之治”的时期，也是经济快速增长，外表看起来很繁荣，但同时官僚集团内部的腐化情况不可遏制。明朝的内阁次辅严重腐败，咱们在政治局常委中间也出现了大老虎，也跟军队里边的“大老虎”有勾结。&&&&&&&等明宣宗去世，明英宗上台，就让太监王振，开始大力反腐败，把杨士奇的儿子抓起来杀掉，把杨荣赶出了内阁。中国也在十八大以后，新一届领导集体也开始大力的反腐败。&&&&&&&汉朝的前六十年哪，也有类似的脉络。汉高祖刘邦杀了韩信、英布这几个开国功臣，他死了以后他的妻子吕后当权，但是后来周勃等革命元勋发动政变，推翻了吕姓外戚的统治，扶持汉文帝上台，汉朝进入了以休养生息为特点的“文景之治”时期，国民经济迅速发展，但同时，地方豪强势力失控，出现了“富者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情况。所以汉武帝上台以后，任用酷吏，大力整肃地方豪强，同时还派张骞通西域，开通了丝绸之路。&&&&&&&我做这个对比想说明一个什么意思呢？不是说我们会走明朝、汉朝的老路，更不是说要暗示谁谁谁对应古代的哪个人物。如果是这样，那我们思考问题的层次就太低了、太机械了。&&&&&&&我是想说，虽然过去两千年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都能把无人车送上月球了，但是有一些基本的东西，其实没有发生改变。&&&&&&&两千多年前，有一位牛人，在中国的地图上，画了一个圈。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完全跳出这个的圈。&&&&&&&这个牛人就是秦始皇，他画的这个圈是什么呢？就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体制。在这套制度下，很多政治决策、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和路径是相似的。&&&&&&&在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体制下，中央可以一条线管到底，郡守和县令都由中央直接任命，而且县级以上的官员是跨区域流动的。这个跟欧洲的封建社会完全不一样。&&&&&&&欧洲的封建社会，是分封建制的意思，跟秦朝以前中国的分封制比较接近。封建领主在自己的封地里边，可以任免官吏、掌握军队，他的政治权力跟他的土地所有权是
的。但是在中国的郡县制体制下，土地所有权和政治权力是分开的，地主就只有经济权利，没有政治权力，官吏的任免、军队的调动和司法审判的权力，完全由中央政府控制。政治权力，独立于经济权力。&&&&&&&所以，中国从秦朝以后，其实不应该被叫做封建社会，秦朝以前才是封建社会，秦朝以后，应该是皇帝制社会、或者郡县制社会。在郡县制条件下，就会产生一个独立性很强的官僚集团，它在国家的社会运行和经济活动中，处于核心地位、主导地位；而不是像欧洲国家那样，掌握土地的大地主、封建领主在经济活动中处于主导地位。&&&&&&&中国社会运行的基本原则是政治权力支配财富，谁能够掌握权力，谁就能够掌握更多的财富；而西方社会运行的基本原则是财富支配政治权力，谁能够掌握更多的财富，谁就能够支配政治权力。&&&&&&&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政治权力控制社会财富这一条基本规则一直没有发生过改变。&&&&&&&中央集权的职业官僚制度适应能力很强。
社会，官僚集团可以控制土地；在商业社会，官僚集团就控制商业；在工业时代，官僚集团就控制工业；在时代，官僚集团还可以控制互联网。所以不管技术和经济结构怎么变化，我们两千年来都没有跳出秦始皇给我们画的这个圈子，就是这个意思。&&&&&&&这套体制的优点和缺点都是非常突出的。优点主要是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缺点就是容易腐败和产生官僚主义。怎样能够让这套体制高效的运转，避免腐败和官僚主义，并且和市场经济、信息社会和谐共存、互相促进，可能是当前和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国需要回答的最重要的问题。&&&&&&&深刻的理解官僚制社会的特点，也是我们正确认识新中国建国后三十年的诸多政治经济重大问题的一把钥匙。&&&&&&&在郡县制官僚体制条件下，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是私有制还是公有制并非国家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因为不管私有还是公有，在资源分配中起决定作用的始终是官僚政府。新中国建立以后，搞了
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经济基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最后六十年下来我们还是发现，我们的发展路径还是跟汉朝和明朝非常接近。不是说社会主义改造没有用或者不好，而是说它改变的只是比较表面的东西，核心的东西其实还没有改变。&&&&&&&毛曾经认为，只要把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建立起来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问题就解决了，剩下的事情就好办了。所以他在1953年就提出了中央领导要分一线二线的问题。1956年，中共八大提出“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在作出这个结论的同时，八大的公告里边专门加了一条就是mao*同志打算在合适的时机退居二线，把主要精力放到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上去。毛也把中央的日常工作交给了liu*主持。&&&&&&&到了1959年4月的第二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毛就辞去了国家主席的职务，把它让给了刘。按照计划，他会在1961年的中共九大上再辞去党的主席职务，正式退居二线。&&&&&&&但是，从1959年开始，国家就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出现了大饥荒。这个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就是官僚集团为了追求政绩，浮夸粮食产量，并盲目追求高指标，大量调动农村劳动力去大炼
，导致农村劳动力短缺，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与此同时，官僚体系却对中央决策层，特别是毛本人，进行欺骗，谎称粮食产量之所以不如预期，是因为农民手里掌握者大量的粮食，为了少交公粮而“瞒产”。&&&&&&&比如，1959年，广东省委的赵某阳给中央的报告就声称仅一个县的农民就至少瞒产七千万斤。1960年4月，当时的农业部长廖鲁言和国务院副总理谭某林在向毛汇报的时候则说，根据实地调查，那些报告出现饥荒的地区的农民全都吃得“红光满面”的，一点不像饿肚子的样子。谭又进一步汇报说：“我们发现有些县委手里掌握着粮食，省里不知道；有些地委也掌握着粮食，省委也不知道。”&&&&&&&这样的做法，让中央以为真的出现了粮食丰收，大幅度提高了粮食的征购量，导致了农村地区严重的粮食短缺。&&&&&&&对于当时报纸上和报告中各种“亩产万斤”这样的夸张说法，作为最高领袖的毛是一种善意的怀疑的态度。也就是说，他并不相信这些说法，但是他还是很信任自己带出来的这个革命队伍的同志，觉得这样的夸张是出于好心，为了鼓舞群众的干劲。&&&&&&&在1958年11月，“大跃进”高潮期间，毛在武昌会议上严肃批评了“浮夸风”，说这种做法是“务虚名而受实祸”。他说：&&&&&&&“我看还是谨慎一点。粮食多一点没关系，但每人一万斤也不好。听说有几个姑娘说，不搞亩产八万斤不结婚，我看她们是想独身主义的，把这个作挡箭牌。&&&&&&&……现在要减轻任务。
任务，去冬今春全国搞五百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全国还要搞一千九百亿土石方，多了三倍多。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
、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安徽要搞那么多，你（指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搞多了也可以，但以不死人为原则。一千九百多亿土石方总是多了，你们议一下。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我看，明年
还是五百亿土石方，一点也不翻。今年是五百亿，明年是五百亿，后年是五百亿，你搞它十年，不就五千亿了吗？我说留一点给我们的儿子去搞也可以，何必我们统统搞光！”&&&&&&&会议期间，他又找到当时《人民日报》的总编辑吴冷西等负责宣传工作的人说：&&&&&&&“中央已有12个部长写了报告，指标高得吓人，似乎要立军令状。但我看完不成也不要杀头。铁道部长说1959年要修2万公里铁路。周总理主持制订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规定5年内才修2万公里，他夸下海口要一年完成，怎么完成得了呢？&&&&&&&……现在宣传上要压缩空气，不要再鼓虚劲，要鼓实劲，自己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