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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现代中国遭受冷落的原因探析
摘　要:相比同时代的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现代中国遭受了冷落,其原因包括文化审美心态的迥异、国人宗教意识的薄弱以及作家艺术表现手法的陌生化效应。
　　摘要:相比同时代的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现代中国遭受了冷落,其原因包括文化审美心态的迥异、国人宗教意识的薄弱以及作家艺术表现手法的陌生化效应。
　　关键词:陀思妥耶夫斯基; 现代中国; 遭受冷落
　　中图分类号:I1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9)01-0065-03
　　相比俄国其他文学大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下简称陀氏)的作品译成中文的时间最晚,第一篇译文是在1920年,第一个译本直到1926年6月才得以出版。其中存在着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中国读者对陀氏的兴趣远不如对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等同时代的作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人阅读陀氏的作品时存在审美心理距离。屠格涅夫和契诃夫的作品给人以和谐、诗意和宁静之感,还略带一些淡淡的忧郁,这样一种温雅的古典美很符合中国传统美学那种“哀而不怒,怨而不伤”的美学原则;至于托尔斯泰,他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更多的是以一个思想家和道德家的面目出现的,其文学观(即如何“作文”)和人生观(即如何“做人”)确实与中国“文以载道”的思想有许多相似之处,很容易为当时的中国学人所认同。而陀氏则用笔构建出了一个“疯狂的、残酷的、没有怜悯的、丑恶的世界”,其作品给人一种混乱、骚动、痉挛和痛苦的印象,用配勒卫哲夫的话来说,就是“以力学性的、紧张的文体,以及一切冲突的突发事件来使人目眩的那种纠纷错杂的混沌的文体的旋风——这就是陀氏小说的特质。”[1]
　　陀氏在《卡拉玛佐夫兄弟》一书中借人物之口这样说:“美是一种可怕的东西!可怕的是美不只是可怕的东西,而且也是神秘的东西。美是在所多玛城里吗?请你相信,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它正是在所多玛城里。这里魔鬼同上帝在进行斗争,而斗争的战场就是人的心”。[2]陀氏的小说,正是以其对“可怕的”、“神秘的”美的揭示,超越了传统的现实主义,笔触直指人内心深处黑暗的深渊,直面残酷的真实,他的作品也因此变得毫无诗意,令人不忍卒睹,无法忍受(当然,也包括许多国外读者)。
　　人类一个基本的悖论是:它常常呼唤并寻找真实,但当真实出现在面前时,却往往不能忍受,太多的真实不仅毫无美感,而且令人难堪,甚至使人痛苦万分,这对中庸的国人来说,尤甚。中庸是千百年来儒家文化处世哲学的经典之道,即在待人接物方面既不过分,也无不及,其中也包括如此对待自身的精神世界。它帮助中国人安然度过漫长的岁月仍能保持内心的平衡和泰然,久而久之,也积淀为民族文化的心理特征之一,左右着人们以此对待自己,对待一切人与事,在文化艺术上则形成一种对审美式境界的追求,即所谓的“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心头挂,便是人间好时节”的虚融淡泊、自得无碍的境界。在这种天人合一的精神结构中,很难形成陀氏那种正视生命的惨苦与绝望的世界观,高旭东指出:当中国人读到陀氏作品中的哲学思想时,“会感到奇怪,因价值崩溃而感到生之厌烦,在中国人是可以什么也不做的,即使作文也变消遣消遣罢了”。[3]
　　因此,陀氏的作品必然地不能被国人舒畅地接受;在对他表现出理性肯定的同时,必然会伴随着感情鉴赏的疏远。现代很多学人都曾流露过这样的矛盾与彷徨,比如周作人虽曾大力宣传过陀氏,但他却表示“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极是佩服,可是有点敬畏,向来不敢轻易翻动,也就较为疏远了”。[4]蒋光慈在20年代后期曾有意模仿陀氏的心理描写,但他却一直怀有着“这是康健的倾向呢,还是病的倾向呢”[5]的困惑。徐志摩的情况也同样如此,他在20年代一系列的文章中,一方面给以陀氏高度的评价,称其笔力“深澈与悍健”,心理病学“深刻”,[6]把他与托尔斯泰一起作为罗曼罗兰的先驱,与尼采一块儿作为“现代‘自我解放’与‘自我意识’”[7]发展的一个阶段,但同时也指出“陀氏求绝对的价值的结果只求得了绝对的虚无,一个凄惨的、可怖的空,它所描写的纵欲与恋爱的结果也只是不可闪避的惨剧”,[6]并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idiot的笑!那不是真的喜笑,健康与快乐的表情”;[8]甚至就连鲁迅这样一位在黑暗与虚无中寻求光明与实有的反抗绝望的英雄,也讲对陀氏“总不能爱”,读其作品,虽叹其伟大,“却常想废书不观”。[9]
　　也有很多人公开地表示出了不满。马仲殊说:“读了他的作品,要叫人起一种恶痛之感,又足以唤起现代社会上青年的消沉、退缩和堕落”;[10]周立波称其作品“给人以精神惨跌的难堪”,指出“能通舟楫的大河流(托尔斯泰),在日常生活的挣扎上,比起大瀑布来(陀氏),是显得更为重要的”;[11]周钢鸣非常坚定地下了结论:“爱人类,表现人类爱,应当仔细地谛听人类内在的呼声,但我们不能作拷问‘罪犯’的法官,象陀思妥耶夫斯基似的……这样的方法,会损害我们感情的健康,也会使读者难以忍受的”;[12]马文森,一位青年读者,真实地描绘了自己对陀氏梦想破灭的情景:
　　“当我读完了一部真切而动人的类似传记的作品时,我的美丽的梦被毁了,我完全使自己陷于绝望中了。我所爱的人,一个伟大的人,为什么终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不但是一个可怕的赌徒,有羊痫病,且曾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他竟是一个疯子,多么不堪想像!我失望了!”[13]
　　读者“失望”的原因竟是从传记中得知自己崇拜的偶像是“赌徒”和“疯子”,这当然有着年轻人易冲动和多变的因素在里面,但从一个侧面却能使我们推想,竟至如此,更何况陀氏那种带有歇斯底里色彩、淋漓尽致暴露人物内心深处之绝叫和痛苦冲突的作品!马文森接下来的叙述很耐人寻味:
　　“在另一部作品中,却给了我无限的安慰,它告诉我:是什么使陀氏成了‘疯子’,是沙皇的虐待和西伯利亚的流放;是什么使陀氏成了这样一位不朽的天才的作家,也是沙皇的黑暗政治和西伯利亚可怖的经历,天才易于遭遇不幸,也正因为这不幸使人成功了不朽!”[13]
　　是什么使读者的态度发生了改变?是他找到了陀氏“疯狂”的现实原因,从另一面又坚定了他对作家“为人生”的文学身份的认识。我们不禁可以设想,当时如果不对陀氏的作品进行一种现实主义的缓冲,单凭其自身原生的美学品质,不仅不会得到国人广泛的认同,而且还会使更多的人望而却步、惊恐异常。因此鲁迅说:“他的‘残酷’与否,一时也就难于断定,但对于爱好温暖或微凉的人们,却还是没有什么慈悲的气息的。”[14]
　　除了文化审美心态的迥异以外,中国人的宗教意识也相当薄弱,其精神世界中很少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性与神圣感,也就不大能理解基督教文化对于人的原罪的恐惧以及对于人自身赎罪和忏悔的需求,也就有意无意地拒绝苦难中的拯救与超越。因此,对于陀氏作品中那种沉重的负罪感和忏悔情结,中国读者不熟悉、不习惯,也难以产生共鸣,甚至心生反感。胡先骕早在1920年对此就颇有微辞,他说:“读其书,但知世界之痛苦无限。而无由知减少此痛苦之方。且其极端之悲观主义。似欲令人信此无限之苦痛。为无由以减少之者。故读其书者,但觉愁苦郁闷,而无得艺术之美感也”。[15]冯至对此有过精辟的分析:“中国古典文学的名著对待束缚人的思想感情,扼杀性灵的礼教,有的反抗,有的批判,有的嘲讽,有的妥协,从中也会产生感人的悲剧,但是象歌德那八行诗中所表现的与生俱来的罪孽之感,对于中国人是生疏的,更不必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极端自苦的罪孽观了。”[16]
　　因此,很多现代学者都无法对陀氏的这种渴求永恒的精神维度有置喙的功力或耐心,这无疑是二者之间一堵厚重的、难以跨越的墙。何兆武回忆自己在西南联大求学时,一位俄国教授葛邦福告诉他:要了解俄罗斯的灵魂,不能只看普希金和屠格涅夫,还需要看托尔斯泰和陀氏。何兆武承认自己虽然也喜欢陀氏,但是由于自己的中国文化背景,始终未能逾越那道不可逾越的难关,即成其为俄罗斯之谜的那种宗教信仰。王元化也承认:“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像《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所蕴含的复杂而带有宗教意味的斯拉夫神秘思想,我不大懂,不能说什么”;[17]茅盾对此书做出了简单化的社会学阐释——“‘神’的问题,是俄国当时一个实际的社会问题,是革命前的俄罗斯一个思想意识的问题;是一个‘无神论者’或不是。就差不多决定了他是革命者或不是。和那时代俄国最迫切而严重的政治问题不是没有关系的。”[18]——反而证明了一种隔膜的深。胡风直到晚年仍然困惑于陀氏作品中那种甘愿背负十字架的忍从,他说:“这种忍从精神,不是中国人民能够理解的,恐怕也不是俄罗斯人所有的”,[19]与其一贯坚定和自信的文风相比,这里明显少了一种执着与肯定,多了一份犹豫与迷茫。即使是最能承受灵魂之痛苦和阴深的鲁迅和对基督教的博爱思想颇为欣赏的周作人也流露过心中的不快,前者说:“作为中国的读者的我,却还是不能熟悉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忍从——对于横逆之来的真正的忍从”,[9]后者表示:“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言行竟是一致,但我们总不能承认这种行为,是在人情以内,人力以内,所以不愿提倡”。[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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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月芽期刊网 2018专家新论：鲁迅首先是翻译家--读书--人民网
专家新论：鲁迅首先是翻译家
郭珊　陶红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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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　　日，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家鲁迅与世长辞。70年来，关于鲁迅的谈论从来没有停止过。在一些人眼中，他嫉恶如仇，是旗手，是导师，是人道的标本，正义的光源；他还是“睚眦必报”的好斗之徒，终其一生以“持矛把盾交锋为乐”。10月15日，凤凰卫视《文化大观园》纪念鲁迅特别节目中说:“在几代中国人的印象中，鲁迅成了一个背后插满小旗儿的老武生，在万恶的旧社会摇旗呐喊，左右开弓。”　　70年后，在提倡多元化的今天，鲁迅虽然在许多人眼中依旧代表着“中国人的脊梁和咽喉”，但他的作品却成为追求快感的《Q版语文》恶搞的对象，孔乙己因为偷光盘被打断了腿，少年闰土成了“古惑仔”。鲁迅本人则成了中学生口中“一怕写作文，二怕文言文，三怕周树人”的“三座大山”之一。　　是时代在变，还是鲁迅在变？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鲁迅与周作人研究专家孙郁说，这70年来，对鲁迅认知的历史，就是我们和鲁迅不断地错位又不断地相逢、不断地误读又不断地相知的历史。事实上，鲁迅在苦涩的孤独、惨淡的人生之外的一面确实鲜为人知:他爱读杂书，爱吃糖，喜欢看好莱坞电影，喜欢汉代画像，喜欢齐白石，对书法、木刻颇有研究，被称作“中国新兴木刻之父”……　　尤为重要的是，在鲁迅留下的1000多万字中，有一半是翻译文字。据统计，鲁迅总共翻译过14个国家近百位作家200多种作品。不少学者指出，鲁迅首先是翻译家，其次才是作家。在社会历史大断裂、新旧文化大洗牌的年代，鲁迅在“拿来主义”思想指导下开展的译介工作，形成了其特有的翻译出版思想和工作原则，被誉为“不仅改写了小说翻译史上的色调，也开启了文学翻译新的风气”。　　懂得鲁迅或许永远是不可能的，但了解作为一个翻译家的鲁迅，或许是我们离这位文学巨匠更进一步的一条捷径。　　　　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　　鲁迅先是翻译后是创作　　　　他大量精力用在翻译　　记者:为什么鲁迅在翻译和出版方面的成就人们认识相对较少？是因为他在文学创作上的光环太灿烂了吗？还是因为他本人很难被人完全了解？　　孙郁:是啊，他的文学创作光辉的确太耀眼了。我曾在《收获》杂志上写过一篇文章，我说鲁迅首先是翻译家，其次才是作家，他大量的精力用在翻译，而且他瞧不起自己的创作。鲁迅自己没有自信，总觉得自己写得不够好，没有外国文学成就高。比如，1927年春，来华考察的瑞典学者斯文?赫定委托刘半农、台静农给鲁迅写信，说拟提名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鲁迅谢绝了，并说:“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哪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事实上，恰恰是这些翻译启发了鲁迅去写很多东西。但是我们现在文学史的叙述完全反过来了，好像鲁迅就是个作家，成天到晚在写小说，写杂文，在骂人。完全不是这样的。鲁迅晚年，有时候一年两三本翻译著作，而杂文只有一本。　　鲁迅经常觉得自己有问题，是残缺的，是黑暗的，不是什么天才，因此需要向外国文学学习。他是一个非常谦虚的人，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他认为自己身上有一种远古中国文化的鬼魂在里面，苛刻的，恶毒的，也有绍兴师爷这种刀笔吏的无情无义的东西，他和它不断地搏斗，和它不断地周旋，他要驱逐身上的鬼气。我一直觉得打量鲁迅必须考虑其中的复杂性，鲁迅和他身后的历史就是这样一种局面，他的不可理解性与歧义性，或许也就是引人入胜的一个原因吧。　　　　苏俄文学占译作2/3　　记者:据统计，鲁迅总共翻译过14个国家近百位作家200多种作品，其中苏俄文学是最多的。　　孙郁:是的，有学者指出苏俄文学占据了鲁迅全部翻译工作的2/3。早在日本留学期间，鲁迅就注意到了俄国的文学，他最初的翻译生涯就和俄国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域外小说集》中，有多篇是俄国人的，他在那里看到了一个新奇的世界，残忍、黑暗、哭诉、寻找……他后来的小说写作，大多还是受了俄国人的影响，安德烈夫、伽尔询、阿尔志跋绥夫都使得他产生一种感动。他说:“那时就知道了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心酸，的挣扎。”鲁迅和作品中的人物一同烧起希望，一同感到悲哀。大体上说，“五四”运动之前，鲁迅翻译了很多俄国、北欧、波兰等反映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疾苦的作品。苏联成立后，他继续关注苏俄文学。1921年他翻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他还译介、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俄国文学在他的翻译工作中占有优先地位。他翻译的《死魂灵》、《毁灭》、《浊流》都堪称是其代表作。　　　　曾译凡尔纳科幻小说　　记者:我们知道鲁迅还翻译了大量日文版科幻小说，如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两部科幻小说《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他为什么对科幻类小说这么看重？他挑选翻译作品有没有什么标准？　　孙郁:在中国，翻译科幻小说并非自鲁迅始，但不少学者指出，鲁迅是第一个以自觉的科学意识介绍宣传这些小说的人。在挑选翻译作品时，鲁迅的一个重要选择标准就是:“对社会有借鉴作用”，“于读者有益”，同时要保持作品的原貌。鲁迅在为自己和他人的译文所作的序跋中，总是强调希望译文能使读者“得一些好处”，“看见许多很有意义的处所”，如果做到了这一点，他就觉得是“极大的幸福了”。鲁迅在早期译印《域外小说集》时，就说过他之所以想到“介绍外国新文学这一件事”，是因为“有一种茫漠的希望: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而科幻小说一方面可以宣传科学，另外作品本身又具有文学性。　　此外，鲁迅还非常看重作品本身的个性，他根据个人爱好，常常选择有趣、有“智性”的作品。比如《小约翰》、《疯子姑娘》这些作品就翻译得非常诗意、优美，可读性强。只不过后期他翻译了一些理论著作，比较晦涩难懂。　　　　翻译主张“宁信而不顺”　　记者:鲁迅曾和梁实秋等人就翻译应“直译”还是“意译”的问题产生冲突，后代也有学者认为鲁迅的翻译为了信、达，太强调“硬译”，以致古奥难懂。对此您怎么看呢？　　孙郁:鲁迅说过，在具体翻译介绍时，他强调忠实于原作，主张“直译”、“宁信而不顺”。关于这一点，他在当时写了许多文章与主张“意译”的人辩论过。他说:“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但这保存，却又常常和易懂相矛盾:看不惯了。不过它原是洋鬼子，当然谁也看不惯，为比较的顺眼起见，只能改换他的衣裳，却不该削低他的鼻子，剜掉他的眼睛。我是不主张削鼻剜眼的，所以有些地方，仍然宁可译得不顺口。”鲁迅在翻译作品的时候，可以为了一个词的译法探讨一下午。这些都是我们今天的翻译工作应该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鲁迅这一选择，曾引起当时知识界的哗然。以学者自鸣得意的梁实秋也挖苦说他是“死译”、“硬译”。鲁迅说:“但我自信并无故意的曲译，打着我所不佩服的批评家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一笑，打着我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忍疼，却不肯有所增减，这也是我始终‘硬译’的一个原因……我还像这样做，并且希望有更多这样做的人，来添一添彻底的高谈的空虚……”鲁迅所反对的，其实并不是“意译”，而是胡译或曲译。鲁迅的文章有时候读来句式不通，其实包含着一种刻意的成分。在鲁迅的时代，他觉得我们中国的语言表达是不周密的，它是一种审美性的思维，而鲁迅想通过求教于胡人，求教于域外文明，外国的东西，去改变中国人那种八面玲珑的、抒情的、很典雅的东西，他要用生涩的、陌生化的东西来表达，他使我们能够有另外一种思维方式。他明明知道这是不可能成功的，但是他要尝试。　　　　译《小约翰》催生《朝花夕拾》　　记者:您曾经提到，翻译对鲁迅的创作是影响深远的。翻译成为激发其创作的一枚火种，请您谈谈这个作用是怎么体现的？　　孙郁:鲁迅的翻译和创作相互影响是肯定的。很明显，他最初的小说《狂人日记》，谁都知道，受到了果戈理的某些影响，但内蕴却染有安德烈夫、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色调。他翻译夏目漱石回忆老师的文章以后，他也写了《藤野先生》。　　再比如荷兰作家望?蔼覃的童话《小约翰》，说一个孩子逃学，逃学到大森林里，到大自然里面去玩儿，和大自然的万物在一起很幸福。翻译完这部书以后，鲁迅就写了《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可以说《小约翰》直接催生出他的《朝花夕拾》。我甚至觉得，那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便是译过《小约翰》后的一种自我追忆。其中一些名词、意象和原作颇为相近，比如对读书的厌倦，对草虫的喜爱，以及神异的传说，等等。1926年的鲁迅，笔下常出现孩提时代的鬼怪，像“无常”、“美女蛇”、“二十四孝图”。倘若将《小约翰》与《朝花夕拾》对照起来，西方文人对东方文人的心灵碰撞，是可看到一二的。鲁迅是个很会吸收别人营养的人，他并不掩饰自己的精神来源，并将一本感动过自己的书译介过来，那境界是很高远的。　　纵观鲁迅一生，在外来文化的摄取上，黑白分明，学到了日本人的精细、一丝不苟，深谙德国人的逻辑方式，而诗意的达成方式，则多半取自俄国。　　　　鲁迅译作集即将出版　　记者:关于“周氏兄弟”之间翻译水准的争论至今还在延续，但我们看到周作人的翻译作品如《古事记》、《浮世澡堂》、《枕草子》等书近年在中国挺风行，很多人喜欢看，但鲁迅在翻译方面的书就很少再版。请问您对鲁迅翻译作品的市场前景怎么看？　　孙郁:确实，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已不知道《小约翰》，很多人在读鲁迅作品的时候，根本看不到鲁迅的译文集。其实鲁迅的翻译作品非常重要，他的翻译和创作是互动的。对于鲁迅翻译作品的市场前景，我觉得这个比较难说，不过，最近我听说人民文学出版社将出版一套鲁迅译作集，应该不会让大家失望的。我希望出版鲁迅译文集的时候，人文社最好能组织一个庞大的队伍，对译文集进行认真的注释，因为这个注释工作非常关键。我看到日本学者在谈到鲁迅的翻译作品时，有大量的对背景资料的梳理。　　　　他从没想过“永垂不朽”　　记者:学界现在对鲁迅的翻译成就有无定论？　　孙郁:无论是作为一名翻译家还是作家，鲁迅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要“永垂不朽”，他只求“速朽”，他觉得自己要翻译的外国的东西才是人们需要的东西。中国很多文人都有流芳千古的想法。但是，鲁迅他不是，鲁迅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就是:一切都是有限的，生命是有限的，理论是有限的。所以人的价值在于自己去寻找。文章不过是一时一世的事情，人终究不过是历史匆匆“过客”的影子。鲁迅不想“不朽”而终究反而成为不朽的人，所以，他比别人更伟大。现在，学术界对鲁迅的翻译成就还没有定论，这还是一个有待阐释的研究空间。　　　　相关链接　　鲁迅的翻译成就　　　　俄国文学:俄国1905年革命后，正是鲁迅第一个为中国窃来了俄罗斯文学的“普罗米修斯之火”。他早期所作的《摩罗诗力说》在分析19世纪几位最伟大的革命浪漫诗人的诗作时，重点介绍了普希金和莱蒙托夫。1909年在鲁迅和周作人合作译印的《域外小说集》中，又翻译了俄国作家安特来夫和迦尔洵的作品。1921年他翻译了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的中篇小说《工人绥惠略夫》。他还积极支持热心苏俄文学的新秀韦素园、李霁野等出版译作，帮助他们创办未名社。果戈理、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高尔基等一大批俄国重要作家的作品，都是通过鲁迅源源不断地输入到中国。鲁迅翻译的《死魂灵》、《毁灭》、《浊流》都是其中的代表作。　　日德法等国:鲁迅早期比较关注拜伦、雪莱、卢梭、尼采等西方作家。鲁迅等人集体编成了《萧伯纳在上海》一书。另外，他还组织翻译了马克?吐温的《夏娃日记》，在简短的小引中，表达了自己对美国文学及其作家们的看法。他在中国介绍、推广了一大批容易为人忽视的小国的进步作家和作品。如日本作家夏目漱石、森欧外的小说，波兰诗人密茨凯维支、作家显克微支的作品，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作，保加利亚作家跋佐夫的小说《战争中的威尔柯》，罗马尼亚作家索陀威奴的作品，以及荷兰作家望?蔼覃的《小约翰》，芬兰女作家明那?亢德的《疯姑娘》等。　　文艺理论:鲁迅早期翻译了厨川白村的文艺论文集《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出版他在1924年至1928年间译的文艺论文的结集《壁下译丛》等，后来又译了苏俄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文集《艺术论》、文艺评论集《文艺与批评》以及据日译本重译的《苏俄的文艺政策》等。　　　　《小约翰》译文节选　　蓝的是宽大的水面，直到远处的地平线，在太阳下，却有一条狭的线发着光，闪出通红的晃耀。一条长的，白的飞沫的边镶着海面，宛如黄鼬皮上，镶了蓝色的天鹅绒。地平线上分出一条柔和的，天和水的奇异的界线。这像是一个奇迹:直的，且是弯的，截然的，且是游移的，分明的，且是不可捉摸的。这有如曼长而梦幻地响着的琴声，似乎绕缭着，然而且是消歇的。　　于是小约翰坐在沙阜边上眺望――长久地不动地沉默着眺望――一直到他仿佛应该死，仿佛这宇宙的大的黄金的门庄严地开开了，而且仿佛他的小小的灵魂，径飘向无穷的最初的光线去。一直到从他那圆睁的眼里涌出的人世的泪，幕住了美丽的太阳，并且使那天和地的豪华，回向那暗淡的，颤动的黄昏里……”　&
（责任编辑：文松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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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学位论文
⑧M脚ER'STHESIS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19世纪俄国独树一帜的作家，以不同于19世纪所有作家的
新异的创作个性兀立于俄罗斯文坛，也令当时的批评界不知所措。其作品着眼于人
的生存状况，从人自身的体验和感受去考察人与世界的关系，以极端敏锐而细腻的
感受力，捕捉人类心灵的焦灼，痛苦、病态、恐惧，从生命本体意义上对人性与人
的存在发出了令人震颤的叩问。但与传统现实主义文学中所表现出的强大个性及生
命存在价值不同，陀氏笔下的人是分裂的、异化的、怪诞的、荒谬的甚至是虽生犹
死的，人的心灵是无所依托的、人与世界的关系是疏离的，所有这些，使他超越了
传统现实主义关于人的定位，表现出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的某些特征。本论文拟
从这一角度入手，通过对陀氏的几部主要小说的分析，把陀氏的小说创作置于20
世纪现代语境下进行观照和阐释，从而揭示出陀氏小说“人”的主题的现代性。
本论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通过对陀氏小说创作的研究现状
的分析，论述了陀氏小说创作中“人”的主题的现代性这一论题的研究意义，这是
本论文的出发点。第二部分是从表现人性的角度分析陀氏小说创作中“人”的主题
的现代因素，遁过具体作品的分析，论述了陀氏小说创作中所体现出的“人性异化”、
“信仰悖论”等主题。第三部分是从反映人的生存状况的角度，分析陀氏小说创作
中“人”的主题的现代因素，以具体作品为例，分析了陀氏小说创作中所体现出的
“荒诞”、“孤独”、“死亡”等主题。第四部分是对陀氏小说创作中“人”的主题的
现代因素的探源，通过对陀氏所处的矛盾交错的时代时代背景与20世纪矛盾重重
的社会历史语境之间的关系，以及陀氏特殊的个人境遇和精神气质等方面的分析，
论述了陀氏小说创作中所体现出的“人”的主题的现代因素的成因。第五部分为结
语部分，追溯了西方文学中“人”的主题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演变发展，尤其是传统
文学与现代派文学的裂变，并进一步论述了陀氏创作中的现代主义史前内容、陀氏
与现代主义的关系等，从而突出陀氏在这一裂变过程中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创作；“人”的主题；现代性
硕士学位论文
⑧MASTER’STHESIS
Russiannovelistinthe19tb
Dostoevsky,a
particular
century,developedunique
madethecriticsofthattimeoutoftheir
world，which
individualityliterary
conditionsinhis
wits．Havingbeings’life
betweenhuman andtheworldin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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