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品服务许可证(京)-经营- 请使用者仔细阅读优酷、、、、和Copyright(C)2018 优酷 youku.com 版权所有不良信息举报电话:《唐山大地震》前世 独家专访《余震》作者张翎
[前言]由华谊兄弟出品的冯小刚导演新作《唐山大地震》，讲述了一个普通唐山家庭在震后32年间的悲欢离合，电影原著小说《余震》出自原籍温州的华裔女作家张翎之手，搜狐娱乐独家专访张翎女士，详解原著的创作历程及与电影结缘的幕后故事…
《余震》作者张翎
　　小说的缘起
　　日，那天下了一场特别大的雨，我当时在北京机场，等从北京到多伦多的飞机。那天所有的航班都推迟了，我等了近九个小时。百无聊赖之中，就在机场的书店里面找点书看，结果发现那一天书架上摆满了唐山大地震的书，其中有一本叫《唐山大地震亲历记》，写的是很多人对那一天的记忆。我才恍然大悟，那时候刚刚是唐山大地震的30周年纪念日。我当时只是为了消磨时光，很偶然的翻看这本书，回忆录里面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些关于孩子们的事情。
　　书里讲到一群孩子从震后的唐山坐火车到石家庄育红学校，一路上大人们以为他们要哭成什么样，可是他们没有，一点都没有。吃着苹果，神情麻木，有几位甚至微微的有一丝兴奋。然后到了育红学校，孩子们给大家汇报演出，载歌载舞，喊着一些那个年代特有的激烈口号，结果校长在底下看着受不了了，当场昏倒。这个故事深深地触动了我。
　　这本书还讲了一个孩子手被截肢以后，从麻醉中苏醒过来，要求护士给他挠痒。护士以为他说的是剩下那只手，结果他说阿姨不是，是这只。他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一个简单的要求竟让那个护士阿姨泪流满面。
　　因为当时的防疫设施很差，死尸埋藏得很浅，过一阵子又得把尸体挖出来埋到更深的地方去。有两个姐弟就拉着手，去找妈妈被迁葬的地方。当时已是隆冬，尸袋已经结了冰，踩在上面都是咔咔作响。卫兵不让他们下去，他们说我们一定要找到妈妈。卫兵不忍心，就放他们下去了。可是他们在喀嚓作响的冰袋上走了一整天，什么也没找到，只好回去了。
　　这些孩子的故事突然打动了我。地震那年我在温州，还是个十几岁的少年人。灾难的消息通过层层过滤的宣传机器传到南方时，我们听到的只是一些标语、口号、数字，看到的照片只是倒塌的房屋，画面上却没有一个人。我们跟唐山是山高水远，心里也伤痛，但不是一种切肤之疼。
　　三十年之后的这一天，我突然在北京机场看这本书的时候，那些关于孩子的记忆一下子就很深的刺痛了我。回想媒体的宣传，一直到多年之后，都还会说唐山的某个地震孤儿参加了工作，或者大学毕业，在某某机构担任什么职位，成了家，过着幸福的生活。我却一直没有被那样的语调说服，我一直在想真相是否真的如此。当一个人突然一夜之间遭受全家覆灭的悲剧，关于亲人朋友的记忆被灾难瞬间截断，他是不是真的能从那样的苦难中很快恢复。
　　地震不管多么惨烈，只要给予一定的时间，房子是可以重盖的，家园可以重建的，但是孩子们被突兀地剥夺了的童年，以及心灵的重创是不是也能象地貌一样地很快修复？我就是从这个角度创作了《余震》这部小说。《余震》其实不是在探讨地震，地震在我小说里只是一个背景，地震衍生了一个母亲的残酷选择，和一姐一弟之后的命运。真正想要说的话是关于心灵的余震。
　　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灾后心理辅导被提到了表面，现在这些已经不是陌生的话题了。但《余震》创作于2006年，在那个时候心理干预还是相当超前的话题，对国人来说还是一个陌生的理念。
　　创作的主题
　　在05年之前我写的比较多的是江南，我自己的家乡，写在那个背景里的家族故事。在完成了《望月》，《交错的彼岸》和《邮购新娘》三部长篇小说和一系列中短篇小说后，我突然感觉似乎是厌倦了那种熟悉的江南街景。其实我的人生经历是南方一大段，北方一大段，由于加拿大一大部分国土靠近北极圈，我把加拿大的经历也归于北方。我觉得南方的生活经历给了我一些很有意思的内容，比如说精致、细巧、婉约那一类东西。而北方生活经历赋予了我完全不同的灵感，有一些博大、自由，无所畏惧勇敢的东西，我觉得这两种生活经历的结合造就了我成熟之后对人生的一些看法。
　　05年的创作是一个转折点，《向北方》似乎是我的一项人生宣言，从那以后我的小说题材开始产生变化。在05年之后的小说话题就不太一样了。在那以后，我关心的是一系列比较弱势的群体，或者说心灵上遭受巨大创伤的人。《向北方》、《空巢》这一类的小说，就开始以互不相似的面孔出现，都是描写一类在心灵上被压抑得比较深的人。
　　如果用一个字来总结《余震》这部小说，我觉得是“疼”。我当时比较关注在疼这一点上。其实一直到结尾，我也没能给那样一种的疼痛找到一种解脱的方法。我留了一个很大的想象空间。实际上表达“疼”最极至的地方是小说的结尾处，王小灯回来找她妈妈。隔着二十多年的空间，母亲站在阳台上，俯视女儿，完全认不出来了，只问“闺女你找谁？”那一刻是疼到极至的疼，实际上我根本没有止痛药，我没有答案。
　　小灯被埋在地底下，那是疼的开始，可那只是肉体的疼。到后面三十年一直都是一种心灵的疼，她始终在经历着一步一步越来越深的疼。她的疼痛像是一个球滚在世界上，滚过岁月，又沾染了其他的疼，继父给她的疼，丈夫和女儿给她的疼。最后这个球越滚越大，大得几乎超越了生活本身。她自己没有办法以自身的能力来消除这个疼，所以她试图自杀了好几次。我觉得这个疼痛的发展过程是合理的，因为她的人生在七岁时就已经被毁坏了，她一直没有从七岁的回忆中间苏醒过来，她就包裹在这样一种对世界极端疏隔的情绪里行走在世界上，所以她跟任何周围任何一个人的关系都是不正常的。
　　小说写到最后，我已经忍不住下那种疼痛了，所以安排了让她回家。实际上我的本意是不想让她回家的，可是我再也写不下去了。结尾处她回到唐山找妈妈，母女隔着一层楼，似乎见了，似乎没见，那是一个巨大的想象空间。她给她的心理医生发了一封信，说：“我终于打开了那些窗。”那是一种比喻，预示着她终于能够推开她心灵里堆积已久的阻隔了。我还是愿意这个世界上有一片哪怕是稀薄的希望，让你走过漫长的隧道时能依稀看见前面有一点光亮。如果电影按照我的小说原作拍摄，可能观众就不忍看下去了。经过改编之后的故事是非常温暖的，每个人看完后，心里肯定都是充满了希望的。
　　回到唐山对于王小灯来说只是治疗的开始，我对结果虽然有一线的希望，但却是不确定的希望。我甚至比较悲观地质问自己：虽然她敢于正视过去，但这种正视是否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而电影里汶川地震创造了她心灵治疗的一个契机。当她看到灾难带给别人的是什么，她就理解了母亲为什么会做那么极端的选择。这个情节是合理的，但我的小说写在汶川地震之前，当时的我尚无法找出一个合理的契机。
　　小灯的举止只是浮在表面的泡沫，我老是想把泡沫刮掉，看到底层的真相。但是刮掉一层又生出一层，并没有能够找到一个彻底治疗的药方。我的确把痛苦写得很深，泡沫写得很厚，但是我找不到一个消除泡沫的方法。电影延伸了一步，往前走了，似乎找到了一个答案。答案就是亲情。亲情是这部电影里的一个关键词。尽管在天灾面前它似乎是易碎的，但是最终维系整个社会存在架构的还是亲情，它能够战胜很多的东西。地震像飓风一样刮过地面，所有的东西都刮走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后，你发现剩下来的只有亲情。电影就是从这个角度切入的。
《余震》小说
　　人物的塑造
　　人物和故事是小说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元素，不是通过时代反映人，是通过人物来反映时代。场景是要来衬托人物的。我有一个很固执的想法，如果一部小说是历史处在前景，人物处在背景，那就一定会演绎成一部概念性的作品。但是如果人物在前景，人物大大的，背景小小的，那种故事一定是相对感人的。我总觉得把人写好，写深，写活了，这个故事一定是好故事，如果人始终是背景里的一个插图，那一定会写得很干涩。
　　我写作初衷还是想写人的发展，但是人的发展不能够脱离社会环境和历史大框架的，所以人带出历史，不是历史带出人。人的性格滚动的过程里面把历史捎带出来了。比如万小达这个人物个性发展也是自然的，一场地震使活着的人没有一个能够过上真正心灵安宁的日子，小达对姐姐的负罪心理伴随着他走过了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尽管并不是他的错。对于这个人物，因为小说的篇幅有限，我不能更多更深地展开他的故事。
　　继父王德清这个人物在电影里是改编比较大的，小说里他是工厂的财会人员，电影里设计成军人也是合理的，毕竟军人在当时的唐山是一道主要风景。但是小说里的这个人物，我不愿意别人单从一个层次评价他。人处在地震的灭顶之灾里，在这么一个极端的境遇里，性格是会被挤压成畸形的。多重的环境因素使得他身上具有多面性格，很难在一个层面上定义他。失去家园的疼痛加上多年家庭生活的孤寂，使他成为小说里呈现的那种人。可是我们也不能忽略他多年来对小灯没有丝毫懈怠的经济支持和抚养。我希望大家看他的时候，能看到他身上洋葱皮一样复杂多层的面，而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好人和坏人。
　　李元妮这个人物，我只是想有一个鲜明对照。李元妮始终是一位个性鲜明的人，她其实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她希望她的家是整个街区最气派的，她希望她穿的衣服在一条街上是最引人注目的，她希望她的孩子是所有人中最出色的。就是这样一种人，灾难带给她的冲击和毁灭就会比别人更强烈。对什么都无所谓的苟活者，灾难带给他的冲击反而不是这么大。而象李元妮这样诸事追求完美的人，却陷入这么一种残缺不全的生活境遇，她的悲剧性是更为令人震惊的。小说里的李元妮总是招人恨，因为她总是走在别人前头，她总是和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一种女人，哪个年代里都一样。她不甘于和别人一样，即使是在家被毁成这样，还是要在人前表现出一种一切都如常的样子。所以小达不肯读书，会给她带来如此大的失望和愤怒。无论是震前还是震后，她希望别人看见的她的家始终是最好的。
　　由于篇幅所限，李元妮在我小说里不是一条主线。我只架起了一个框架。而编剧和导演对这个人物经过了大量的再创造，徐帆充实并演活了这个人物。徐帆演出了她的悲，她的烈，她的自强。她身上肯定具有悲的一面，因为灾难带给她这么多家破人亡的记忆，而且是她亲手选择了救儿子放弃女儿。但是她身上还有许多其他秉性，比如俏，再比如固执。电影丰富了她自强的一面和母性的一面。
　　与电影结缘
　　我与冯小刚导演并不是因为《余震》才认识。在多伦多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他和冯导曾是多年的战友。就在06年，冯导在做《夜宴》后期时来到了多伦多，我们在一起吃过饭。不过那是在《余震》之前。07年我的《余震》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之后，他看到了，就打电话给我，想要买小说的版权，来来去去谈了一段时间，真正签署的时候是08年4月。而几个星期之后，就发生了汶川大地震。那阵子他几乎要放弃这部电影了，因为他怕人家说他跟风。
　　《余震》这部小说出来的时候，曾经有好几位国内一流的导演和我联系过，对改编电影有兴趣。最后我把它交给了冯导。对小说书写我是自信的，我感觉我能相对准确地把握文字的走向和内核。可是电影是一个陌生的世界，我毫无把握。我把这部小说交给冯导，因为他是中国极少数几个对文字和画面都把握得相当准确的导演之一。他是中国最适合拍这部电影的导演。
　　在《集结号》之前我看过冯导的各类喜剧，而《天下无贼》是他喜剧中相当另类的作品，出现了一些黑色幽默的因素，让你看完大笑过之后，觉得还有其他一些值得思索的内容。到《集结号》的时候我对他看法又有了改变，我觉得他导演正剧的能力同样很强。他是一位特别接地气的导演，他非常清楚在哪一点上拨动哪一根弦能打动人。
　　小说和电影是非常不同的两种艺术形式。在小说里，一百年可能一句话就交代过去了。小说家描述得最精彩的地方，却往往让导演不知所措。大段的场景和心理描述，在电影里却无法用镜头表现。原来华谊曾打算拍一部分国外场景，我也曾和冯导一起去新西兰看过外景。当时冯导有意邀请我加入国外场景的改编。后来由于各种原因，这部分的戏被删除了。所以真正意义上我没有参与这部电影的改编，观众看到的电影版本完全是编剧和导演的再创作。
　　看《唐山大地震》样片的时候，觉得脱离我的小说已经很远了，但是非常让我感动。现在能让我流泪的电影不是很多，可是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却哭了几次。我的小说表述的是一个“疼”字，而电影表述的是一个“暖”字，我觉得大部分电影观众，可能更加喜欢看一部比较温馨的亲情电影，所以我觉得这是一部能被观众接受的成功电影。
　　(责任编辑：雷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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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大地震》透视人性 王子文：余震更可怕
《唐山大地震》剧照
　　《唐山大地震》真是个奇妙的电影，无数人哭着往电影院送钱还不够，有的观众哭完一次还想哭第二次，就连有泪不轻弹的男儿们也大大方方、理直气壮地数着自己的哭点。饰演片中小河的文表示，《唐山大地震》并不是以灾难画面而让大家想哭，更多的是透视了人性，展示了亲情的伟大，揭示余震比地震更可怕的事实。
　　《唐山大地震》中呈现出来的地震场面只有短短8分钟，但对于亲身经历过地震等自然灾害，或者有亲人和朋友在灾难中遇难的人，仅仅听到&地震&两个字就已经让他们心惊肉跳，经历山崩地裂、生死离别，经历十万条生命的瞬间消失，心灵创伤，无法弥补。这个就是地震之后的余震带给人们心灵上的折磨。唐山大地震的灾难在剧中饰演小河的年轻演员王子文并没有经历过，但做为成都的人的她在汶川地震后参加这部影片，感触也颇深。她觉得影片给她感触最深的不是人们在面对灾难，面对死亡的恐惧，而是灾后那些守望相助的感动，那些父母对子女无怨无悔，不求回报的付出。王子文更直言，&通过影片也能发觉到我们父母辈的人普遍比较念旧，而我们这一代不是不念旧情，而是我们没有爸爸妈妈的勇气去面对过去发生的事情，不敢回首过去。我们比爸爸妈妈脆弱的多！&。
　　《唐山大地震》是今年最值得观看的一部影片，不仅是今年最催泪的电影，而且每位演员把细节润得有声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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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我中华虽远必诛沙灘上的爛尾樓　　——电影《唐山大地震》与其原著张翎小说《余震》之比较　　文/南柯子　　电影《唐山大地震》系根据张翎的4万字中篇小说《余震》改编，描述1976年唐山地震中，一位母亲只能选择救姐弟之一。母亲最终选择救了弟弟，但姐姐却奇迹生还，后被一对解放军夫妇收养。姐弟俩的命运也各不相同：弟弟高中毕业后到杭州打工发了大财；姐姐考上一所医学院，因怀孕而辍学，未婚生女，后嫁给一位外国律师。32年后，由于另一次大地震，一家人意外重逢。　　电影的前2/3我都感觉相当不错，可是到后面的1/3处，就发现许多明显的、几乎不能容忍的破绽。因此当我看完电影后，忍不住又找来张翎的小说《余震》。一口气读完小说，才发觉电影将小说修改了许多处，我在电影中所看到的漏洞，小说中是不存在的。小说将过去与现实交错叙述，重心是描写一个叫王小灯的女病人治疗失眠的过程，由牵扯带出唐山大地震多年来带给她的心理伤害，即心灵的余震。　　下面谈一谈电影《唐山大地震》中的出彩之处和明显漏洞，并与张翎原著《余震》略加比较：　　电影最令人揪心之处，是7岁的方登与方达同时被压在一块石板下，救援队只能救一个人，他们把这个烫手山芋踢给了李元妮。在万般无奈之下，元妮吐出了三个字：“救弟弟。”其实不管她说救的是姐姐还是弟弟，她都注定要忏悔一辈子。这里我想起南大吕效平老师经常在课堂上讲的一句话：“把灵魂放在火上烤一烤。”李元妮的灵魂在火上一烤就是32年。　　电影中还有其他某些片断，也能看到导演的良苦用心：为了表现1976年那个特定年代的特定场景，背景音乐中高唱着《英雄儿女》：“烽烟滚滚唱英雄，四面青山侧耳听，侧耳听……”墙壁上到处贴着“毛主席万岁”等标语，都显得很逼真。1986年，那时改革的春风刚刚吹进来不久，邓丽君的《小城故事》飘荡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若是你到小城来，收获特别多。”再往后跳11年，画面上载歌载舞，在家中的电视屏幕上写着一行醒目的大字：“1997年春节联欢晚会”，暗暗点出了时间。　　只是当故事演绎到姐弟俩各自的命运，我就感觉导演是在不着边际地胡编滥造。方登（也就是后来的王登）和方达18岁那年分别参加高考。方达由于不喜欢读书，跟随打工大潮到杭州来登三轮车。我记得方达在地震中缺了一条左臂，经过十年的奋斗，他拥有了房子、车子、老婆，还开了自己的公司。　　一个做苦力的，得蹬多少年三轮车才能挣到一辆小汽车啊！十年之后方达所拥有的财富，至少得有一千万吧？这笔钱的来历，我想，要么是他中了彩票；要么是他挖到金矿；要么是他走在大街上，一个黑皮包从天而降，突然砸到他脑袋上，里面全是新崭崭的毛主席……总之，比较富有传奇色彩。小说中的万小达发大财，也显得相当神秘：“有人说小达在深圳买卖股票挣了一点小钱，也有人说小达认了一个有钱的女人做干妈，也有人说小达在广州办服装贸易公司发了几笔大财。”证实了我的猜测。　　方登则考上了杭州的一所医学院，与学校里的一位研究生恋爱，在她大三那年怀孕。研究生希望她打掉腹中的胎儿，而她选择了生下孩子并退学。研究生后来出国，与她永远失去了联系。方登进医学院是1986年，她怀孕的那年大约是21岁。令我起疑是，1989年人们的观念还远没有现在这样开放，男女同居的现象是比较少见的。而电影将当前流行的观念强行塞给20多年前的青年男女，也未免过于“前卫”了吧！　　此外，方登失学之后，是怎么坐月子的？生活费从哪来？电影中没有交待，而是大量的留白，给人以无穷的想象空间。我想起《阿Q正传》中阿Q的做法是睡在土谷祠里，这样可以节约房租，经常偷鸡摸狗以补贴家用，后来闹革命更是无本万利。《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的那个陌生女人，她既没有生活来源，又想让儿子接受良好的教育，过上等人的生活，就索性卖淫了。　　电影后来告诉观众，方登嫁给了一个大她16岁的外国律师，其中有很多值得推敲之处。一个没有学历的单身女人，还拖着一个幼小的孩子，生活是非常艰难的。方登失学之后流落到社会上，便失去了接触高层人士的平台。或许有人会问，难道她就没有机会见到老外？不是的，我是说，人与人之间要有一个交流的平台。如果你在大街上碰到一个身份较高的人士，就算你对他有好感，也未必有相处、并发展爱情的机会。社会的等级永远是森严的，王子和灰姑娘的故事只是特例。不是门不当户不对就一定不好，而是当爱情的激情一过，彼此便很难适应和将就。方登与其说是嫁给那个老外，倒不如说是对方能够提供雄厚的经济实力，长期包养她而已。只不过这些幕后血淋淋的故事，导演只字不提。　　我注意到，导演是通过让方登做家教来解决这对母女俩的生活问题的，而且是当英文家庭教师。仅仅靠做几次家教，怎么能维持母女俩的吃穿用度、孩子入学等一切开支？也许导演从来不懂得家教的行情，以为家教也像做导演那样可以赚大钱呢！　　可是小说《余震》对王小灯的命运描写均合情合理：王小灯考上复旦大学中文系，一进校就认识了研究生杨阳。杨阳是个业余作家，出版过一些小说，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王小灯本科毕业后则到一家出版社当外文编译。她刚毕业就与杨阳结婚，并育有一女苏西。后来王小灯考上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念英国文学硕士，接着攻读博士学位；杨阳探亲出国。　　电影中还有个镜头令我疑虑重重：高考前夜，王登被噩梦惊醒，她的养父穿着单衣薄衫就走进房间为她揉背。而她的养母则将养父喊到一边，私下里告诫他，孩子已经大了，要注意形象。夫妻俩还为此大吵了一架；从吵架所透露的内容得知，他们为这件事已不止吵了一次。当我看到这里，我猜测是王登的养母嫉妒养父对她的关心，因为同性相斥嘛！　　电影对此虽然只是一带而过，然而小说却十分详尽地描述了养父王德清对王小灯的骚扰过程，而那一年她才13岁！我想导演之所以对这一节按下不表，一方面是因为收养王登的是一位军人，倘若如实拍下来，有损军人形象；另一方面，会使那些收养女孩的家庭和女孩双方都产生心理阴影。而我之所以没有这么揣测，也只是不希望、也不愿意相信人心原来如此邪恶而已。　　总之，小说《余震》给人的感觉血肉丰满，描绘精细而深刻，人物的性格与命运都比较符合艺术发展的自身规律；而电影《唐山大地震》则在某些问题上藏头露尾、遮遮掩掩，而对另一些问题又有明显的美化倾向。如果说电影《唐山大地震》前半截还有些许可取之处的话，后半截则更像一只断尾蜻蜓，导演根本不顾艺术规律，把自己当作影片中人物的上帝，肆意安排他们的命运，单方面庸俗地迎合老百姓大团圆的意愿。　　不过，影片中有两个镜头令我感到十分熟悉和亲切，其中一个是杭州西湖，另一个是浙大之江校区那座漂亮的红色钟楼。毕竟在浙大住了两三年，多多少少有些感情。　　可笑而又可悲的是，《唐山大地震》的导演冯小刚凭这部电影赚了六个亿，而《余震》的作者张翎只拿到一点可怜的稿费；更可笑而又可悲的是，绝大多数人但知电影导演的大名，而其原作者却有意无意地被他们忽略或遗忘。　　　　（附）小说与电影中人物姓名与职业进行对比（前者小说；后者电影）：　　万小登；方登　　万小达（缺一条右臂）；方达（缺一条左臂）　　万师傅（一个长途货车司机）；方大强（一个转业军人）　　李元妮（某省歌舞团的早退演员，从餐饮业辞工后当裁缝）；元妮（某厂工人，后来下岗当裁缝）　　王小灯（改名后的万小登，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后成为某出版社的外文编译，后来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读英国文学硕士，接着攻读博士学位）；王登（改名后的方登，考上杭州某医学院，大三时因怀孕而退学）　　杨阳（复旦大学的研究生，一个小有名气的业余作家，毕业后留校，后随王小灯出国）；研究生（无名，在读，后来出国）　　王德清（万小登的养父，一个工厂的财务处处长）；军人（王登的养父）　　董桂兰（万小登的养母，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军人（王登的养母）　　苏西（王小灯与杨阳的女儿）；点点（王登与研究生的私生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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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翎是个好作家。她的《金山》也很不错。
　　难道张翎是一位女士？我还真不知道她的性别！感谢二楼。
　　　　作者：晚妆楼主
回复日期：　11:07:59 　　　　难道张翎是一位女士？我还真不知道她的性别！感谢二楼。　　　　——那您也不知她的童年阴影和高行健情结？以及本小说其实诞生于机场的一次等候？　　快派出您的专案组。
　　林家铺主看来有派驻专案组癖好。请解密。　　　　　　晚妆楼主：张翎是旅加华裔女作家。
　　看到了关于作家张翎的访谈：　　　　　《唐山大地震》原著作者张翎专访　　　　　　张翎，浙江温州人。当今海外最具创作力及影响力的华人女作家之一。198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现定居于多伦多市，在一家医院的听力诊所任主管听力康复师。　　　　　　著有《邮购新娘》、《望月》、《空巢》、《金山》等。其中《金山》被改编成同名电影。曾获人民文学奖、华侨文学奖等奖项。　　　　　　今日零时，冯小刚导演的电影《唐山大地震》全国首映。　　　　　　这部电影改编自小说《余震》，作者是定居在加拿大的华人作家张翎。　　　　　　在《唐山大地震》首映之际，身在加拿大的张翎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她认为小说和电影有不同的侧重，小说侧重“疼”，而电影更侧重修复本身，基调更暖一些。　　　　　　畅谈电影：关于表演 徐帆在戏里爆发力很强　　　　　　华商晨报：《唐山大地震》有30多处催泪点，是部需要观众自备纸巾的电影，小说是否有同样效果？　　　　　　张翎：我写《余震》时，从没想过“催泪”的目的。整个过程是一种欲哭无泪的伤痛，真正流泪只有一次，是写到小灯(改名后的方登)千里回乡，找到母亲。隔着30年的时空距离，母亲从阳台上俯下身来，问“闺女，你找谁？”我相信“催泪效果”不是小说，也不是电影自身追求的目的，更不应该成为某种指标。眼泪应该是情到深处的一种自然流露。　　　　　　华商晨报：你觉得徐帆在影片中的表现如何？　　　　　　张翎：片中的演员整体表现都不错，尤其是扮演童年方登的小演员和扮演母亲李元妮的徐帆。有些“哭天抢地”的场景，背景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在这样的氛围里表演天灾之中的惊恐失措、悲伤无奈，对演员的功力是极大的挑战。徐帆在戏里有很强的爆发力，把一个母亲撕心裂肺的感觉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是我看到她最好的表演之一。　　　　　　华商晨报：原著与电影的最大不同是什么？　　　　　　张翎：小说和电影都涉及了创痛和治愈，只是小说完成在汶川地震之前，而电影拍摄在汶川地震之后。小说在结尾处写到了接受专业心理辅导之后的小灯开始有了“推开心灵之窗”的可能性。电影把这个可能性拓展成现实，把小说的留白处充实了，而实现这个现实的契机，是汶川大地震。小灯在另一场天灾中看到了另一个母亲的“残酷”选择，瞬间明白了自己母亲当年的无奈。小说和电影有不同的侧重，小说侧重“疼”，而电影更侧重修复本身，基调更暖。　　　　　　关于基调：是温暖的心灵重建　　　　　　华商晨报：小说以女儿小灯为主线，而电影则变成母亲、女儿、儿子三条线并行，你能否接受这样的改编吗？　　　　　　张翎：灾后余生的每一个人无不经受着心灵的折磨，小灯如此，小达如此，元妮也如此。一部小说里只能有一个重点，小说是小灯的视角，小灯的痛苦在她心中是遮天蔽日的，大到了她已经无法看见别人的痛苦。而电影中的主视角是导演的视角，导演的视角没有盲点，导演看到了每一个人的痛苦。视角的不同导致了故事的导向不同。　　　　　　华商晨报：小说中一些残酷的东西，包括女儿被养父性骚扰等，影片中没有体现，展现的内容全是温暖向上的，你怎么看？　　　　　　张翎：《余震》中小灯在感情上的失败，多是心理障碍造成的。劫后余生的小灯再也不能信任别人，害怕失去。小灯若不能解开“亲情”这个巨大的心结，她永远不能正常地拥有爱情。一部影片不可能兼顾所有的层面，否则就会成为面面俱到却不伦不类的作品。我相信冯导和主创很早就定下了电影的基调，是温馨和暖的心灵重建。　　　　　　畅谈写作：关于生活 在国外搬过二十几次家　　　　　　华商晨报：很多作家在不惑之年已创作颇丰，而你那时才发表第一部长篇《望月》，为何“迟到”这么久？　　　　　　张翎：我知道写作是一件艰难的事，尤其是在衣食无着落的环境里。所以出国的前十年，我把所有的时间精力都放在了安身立命上。我觉得，精神最终还是受制于物质的。　　　　　　华商晨报：那么作为一名作家，你怎么看待贫富？　　　　　　张翎：作家面临的两大陷阱，就是过于贫穷或过于富裕。如果过于贫穷，单靠写作维生，就难免要去写一些自己并不情愿写的东西；如果太富足，又可能对人对事失去敏锐的同情心，感觉变得迟钝，从而丢失了写作的初衷和锐气。所以我选择在成为专业听力康复师，不再需要为物质生活分心的时候开始写作生涯。我似乎损失了生命中最精华的十年，但由于这十年的沉默，一些作为新移民对突变的环境产生的肤浅激的感受，在不觉中已经沉淀。　　　　　　华商晨报：言外之意，当初你在国外的生活比较艰难？　　　　　　张翎：我是在1986年夏天到加拿大留学的。在加拿大和美国分别获得了英美文学和听力康复学硕士学位，并在1994年通过北美执照考试成为职业听力康复师。在这之前，我尝试过多种职业，在许多城市居住过。出国后的前十几年里我总共搬过二十几次家。那些日子总把一屋子的东西简化成两个箱子，再把两个箱子的东西，发展成一个屋子，最近几年才算安定了下来。　　　　　　关于文学：必须有高质量的文学翻译　　　　　　华商晨报：现在海外有为数不少的坚持以中文写作的华人作家，你认为这对于中文写作的贡献在哪里？　　　　　　张翎：海外生活意味着地理概念上的距离，地理距离又会衍生出其他意义上的距离。距离意味着理性的审视空间，但距离也意味着与当今中国社会失去了最鲜活的接触。海外的生活经验意味着作家始终必须要在距离产生的优势和缺陷中挣扎，这也许就是海外华文文学贡献给中国文学的独特之处。　　　　　　华商晨报：中国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很多，而国外翻译的中国作品相对较少。你认为造成这种作品互译比例失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张翎：中国文学想打入国际阅读市场，必须要有大量的资金投注在高质量的文学翻译上。中国人自己翻译的版本，无论水准如何高，是很难被国外读者认可的，所以一定要找对方，也就是输出方向国家的翻译者。中国文坛现在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据我所知，已经设立了一些翻译基金。希望这个步子会越走越远。　　　　　　记者 杨东城（《华商晨报》）　　
　　谢谢楼上的各位，我比较喜欢高行健的小说，还专门从网上下载了一本《灵山》，并且打印出来装订成册，至今保留着。
　　总之我觉得电影派的还可以，就是太短了，很多地方蜻蜓点水。
　　小说变成公映的电影，肯定要经过通俗化的改造，因为我国电影审查制度远比图书审查制度严；再加上电影拍摄的动机原是唐山政府想拍，这部电影的限制也就可想而知了。
　　所以在中国，是很难诞生真正的精品的。
　　谢谢楼上各位的指点！本文又经过一些修改，即将发表于《山东文学》（下半月）2010年第12期。
　　报告文学，拜读！　　　　　　欢迎加入 QQ群： 记忆中的80年代 　　　　　　　　快来找回属于我们的80年代！怀旧就是缅怀过去旧物、故人、老家和逝去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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