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在新疆伊犁驻防的八旗【伪阿鲁纳恰尔邦吧】_百度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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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在新疆伊犁驻防的八旗收藏
清朝乾隆年间，清政府先后平定准噶尔部及南疆大小和卓之乱，新疆重归统一。接着，设立伊犁将军，伊犁成为全疆政治、经济、军事中心。为加强防务，清廷先后调遣锡伯、达斡尔、蒙古察哈尔和厄鲁特、满洲等进驻伊犁各地，组建伊犁四营（锡伯营、索伦营、察哈尔营和厄鲁特营）及两个满营。其中两个满营在1864年发动的农民起义中遭受沉重打击，几乎不复存在。新疆建省后，在惠远恢复原满营的同时，又组建了新满营；1895年，又组建了塔尔巴哈台新满营，至此，完成了内忧外患之后伊犁八旗制的恢复。伊犁八旗军民在近150年中，为伊犁地区的开发建设以及平定内乱、保卫边疆、抵御外侮等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客观地阐述它们的历史正确评价其历史作用，对正确认识清代伊犁历史，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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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锡伯营1755年，清政府最后戡定了准噶尔部阿睦尔撒纳发动的叛乱，又于1759年平息了南疆大小和卓之乱。从此清政府统一了新疆天山南北。为了确保对新疆地区的行政管辖和军事防守，清政府在伊犁设立了“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简称伊犁将军），统辖天山南北。当时伊犁地区已驻有甘肃省凉州、庄浪的满洲兵，陕甘两省的绿营兵，黑龙江的索伦、达斡尔官兵及张家口外的察哈尔官兵。但仍感兵力不足，于是1764年从盛京所属的沈阳等十五处，抽调锡伯士兵1000名、官吏20名，连其眷属3275名，迁徙到新疆伊犁一带屯垦戍边。据故宫《满文月折档》记载，锡伯军民迁到伊犁是分两批进行的。第一批为1675人，于1764年四月初十起程；第二批为1600人于同年四月十九日起程，翌年七月到达伊犁霍城县芦草沟一带，伊犁将军临时将锡伯族军民按排在乌哈里克城（今绥定）进行休整。锡伯族官兵从盛京（沈阳）启程时，原编为10个队（扎兰），各队分别由一个防御和一个骁骑校带领，两队又分别由满族协领阿穆呼郎（盛京城镶黄旗协领）和噶尔赛（熊岳城协领）为总领队督促行进。队伍到达伊犁河北，在乌哈里克城休整期间，伊犁将军将10个队编缩为6个旗（牛录）。1766年正月伊犁河结冰后，清政府决定将他们再迁移到伊犁河南岸定居，分别安置于霍吉格尔、巴图蒙克、绰豁罗拜兴、厄尔格穆托罗海、塔什布拉克等地落村，基本上形成现在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的雏形。锡伯军民迁到伊犁河南岸以后，1767年由于“户口日增，佐领六员，管理不敷”，新增2个佐领以佐领8员按八旗分别管辖。由原来的六旗（六个牛录）增加到8个旗，完成了锡伯营八旗的编制。每旗颁发纛帜。同时，清政府制定了伊犁地区各营纛帜的规格。锡伯营八旗和满营八旗一样，有正有镶，分左右两翼。镶黄旗（一牛录），正白旗（三牛录），镶白旗（五牛录），正蓝旗（七牛录），以上四旗为左翼；正黄旗（二牛录），正红旗（四牛录），镶红旗（六牛录），镶蓝旗（八牛录），以上四旗为右翼。营设领队大臣1员（初期均由满族官员担任），总揽边防事务，随伊犁将军驻惠远城；设总管、副总管各1员，管理八旗事务，其办事机构为“总管档房”，设于本营；设佐领8员，骁骑校8员，领催32名，委蓝翎侍卫4员（由领催、披甲内挑补，轮驻卡伦），委笔帖式2员。道光年起又添设了前锋40名，委前锋校4名，左右两翼各添防御2员 。旗（牛录）是锡伯营最基本的单位，8个旗分别设置办事机构曰“旗下档房”，设佐领、骁骑校各1员，领催4员，管理一个旗的军事、生产及民间诉讼等事务。每旗设兵丁150——300人不等,锡伯营兵额1336名。锡伯营官员的推荐、任用、考核、引见制度。锡伯营的领队大臣是京缺，一般由京城满洲八旗或蒙古八旗官员内钦定补授，而不是由本营官员内选拔擢升。清末这一制度发生了变化，可提拔任用本营的官员。总管、副总管，初期在伊犁戍守的满洲、索伦等官员选拔任用，不久改由锡伯营官员推荐、选拔、任用。锡伯营的总管、副总管、佐领、防御、骁骑校等官员出缺后，先由领队大臣向伊犁将军呈报，再由伊犁将军在锡伯营应擢升人员内筛选。每一出缺，呈拟任、陪任两人的详细履历等情况，上报奏请。由清廷补授任职。新升任的总管、副总管、佐领，趁有差使去京城引见。每五年，伊犁将军亲自对锡伯营官员进行一次军政考核，经考核各方面卓越者推荐一员，将他的品貌、技艺、年龄等事项，如实写出评语，奏明注册，遇有机会送京引见。一般情况下60岁以后休致。总管任职6年期满后，各方面勤奋出力，人才品貌可隹者如果得到皇帝的赏识，可以列入领队大臣的拟陪升擢人员名单，将具体事项如实上奏，送部引见，恭候清廷钦定。锡伯营的披甲遇有出缺，也要及时补员。不能有空缺。
锡伯营官兵的兵器。锡伯营官兵主要配备弓箭、撒袋、腰刀和长枪，总管配有战箭250枝、撒袋1副、弓2张、腰刀1把，副总管、佐领每员配有战箭200枝、撒袋1副、弓2张、腰刀1把，骁骑校每员配有战箭100枝、撒袋1副、弓2张、腰刀1把，披甲每名配有战箭50枝、弓1张、腰刀1把，每二名还配有长枪一杆。锡伯营实行“旗地制”和官兵“随缺地”制，即土地由旗下档房统一管理，统一分配，并且规定“旗民不交产”、“土地不得转卖”。总管分得土地480亩，副总管360亩，佐领240亩，防御180亩，骁骑校120亩，委官、领催、披甲各60亩，所分得的土地即为“俸地”。锡伯营还实行“跟丁”（戈什哈）制，规定领队大臣配跟丁32名，总管16名，副总管12名，佐领4名，防御 、骁骑校各配2—3名，服役期限为2—3年。锡伯营官兵的俸饷，与其他旗营官兵的俸饷一样，由清政府发放。总管俸银每年130两，副总管105两，佐领105两，骁骑校60两；轮驻卡伦空蓝翎盐菜银60两，委笔帖式盐菜银36两；领催钱粮银36两，披甲每年钱粮银24两。锡伯营初建时并无滋生银两。1788年起，将锡伯营初建时由官兵应得盐菜银内所扣留的由官方贮存以应急用的6000两银，贷给商人生息。这项滋生银每年获息648两银，从此锡伯营有了滋生息银。以备，锡伯营官兵补充马匹及公益事务的费用，可由滋生银内支付。八个旗都设有粮仓，以备屯积公粮，春耕时由旗下档房发放籽种。同时还设有牧场，由旗下档房直接经营，发展集体牲畜，以备兵丁当差和其他公事使用。每个旗还设有监牢、兵器库等。每个旗形成为一个村落，亦是一个作战单位和生产单位。并都筑有城墙，上有垛口，以备兵燹。城墙周长六七里至十里不等。锡伯营没有官给口粮，实行官兵“随缺地”制。由于实行这种制度，凡年满18岁的青年，都踊跃参加每年举行的“伍克辛”（披甲）的考选。被选入披甲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而且是一件有本有利的差事。如果选不上，即成“苏拉”（闲散），而得不到份地。每旗对新兵的选拔和训练是非常严格的。有每年秋收后进行练军的制度，对应考披甲者和已入选者进行严格的考核和训练。考核的主要项目是骑术和射箭。被选的披甲均在本旗教场接受训练。1902年伊犁将军撤销锡伯营训练制度以前，披甲每年接受一年一度的总管阅兵和一年春秋两季的佐领阅兵。达不到训练要求的士兵，受到各级官员的严厉训斥和体罚。所以锡伯营在伊犁四营中素称“劲旅”，战斗力很强。
锡伯营八旗的主要职责是防守卡伦，守卫台站，换防喀什噶尔及塔尔巴哈台。伊犁锡伯营所割的卡伦有18处，即固尔班托海、安达拉、沙巴托海、托里、玛哈沁布拉克、春稽、乌哩雅苏图、额木纳察罕乌苏、辉图察罕乌苏、塔木哈、察罕托海、托赖图、沙喇托海、额哩音莫多、头勒克、察林河渡口、塔木哈色沁、大桥。锡伯营官兵赴塔尔巴哈台换防始于1766年。他们不挈眷，轮班更换。喀什噶尔换防则始于1797年，换防官兵之中一部分留城听差，一部分轮驻卡伦以外，还驻守军台。锡伯营除了驻守卡伦和守卫台站以外，还为保卫内部安定和抵制沙俄的侵略，作出了应有的贡献。19世纪20年代，匿居浩罕的大和卓波罗尼都之孙张格尔，在浩罕的支持和英殖民主义的唆使下，进犯新疆南部，戕害无辜群众。锡伯营总管额尔固伦，奉伊犁将军之命，率领锡伯、索伦营官兵690余名，奔赴南疆，配合剿匪。1826年张格尔率叛军先后攻陷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田四城之后，逼近阿克苏，企图全歼清在南疆的驻防官兵。当时，清政府派伊犁将军长龄为扬威将军，以署陕甘总督杨遇春、山东巡抚武隆阿为参赞军务，并调派各省官兵36000余名向阿克苏进发，准备进剿张格尔叛匪。叛军逼近距阿克苏仅80里的浑巴什河，企图强渡攻占阿克苏城。额尔固伦在大军未到的情况下，从所带领的300余名锡伯官兵内抽调200名涉过浑巴什河堵剿。张格尔率6000多名叛军数次企图强渡，都被防河的锡伯官兵一一打退。但张逆仍不甘心失败，纠集残余，于日由托什罕偷渡，清军英勇抵御，经连夜激战，在这决定战争胜败的浑巴什河战役中，锡伯官兵“两次毙贼匪多名”，荣立战功，总管额尔固伦被清政府授以防御补用。在整个南疆战役中，锡伯族官兵始终和各族军民并肩作战，紧密配合，陆续攻破被叛军占据的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田。
张格尔溃败、逃窜卡外后之后，锡伯族官兵一部分防守台站，一部分利用懂得维吾尔、哈萨克等语言的便利条件，探察敌情，将所探及时禀报清政府。张格尔流窜于木吉、阿赖、拉克沙、达尔瓦斯等地，最后带着200多人逃到柯尔克孜族萨雅克部落的游牧地托古其托罗，企图卷土重来。1828年，张格尔乘清军除岁不备机，重新纠集500多人，潜入阿尔图什庄，遭到维吾尔族人民群众的英勇反击，叛匪未能立足，便原路窜逃，清朝将领杨芳率领兵民6000余人追击。张格尔走投无路，逃往喀尔铁盖山上，各族军民将山团团围住，杀声震天，张格尔见末日来临，欲拔刀自刎，总兵胡超、段永福，锡伯马甲讷松阿、舒兴阿等奋勇上前，将其活捉。1830年8月，玉素甫和卓（张格尔之兄）在浩罕的挟持下进犯喀什噶尔、英吉沙尔。锡伯营总管两次带锡伯营官兵，出征南疆，与清军和维吾尔兵紧密配合，英勇奋战。12月，清军先后将英吉沙尔、喀什噶尔两城解围，玉素甫和卓仓惶逃走。1864年，全疆爆发了反清的农民起义，沉重打击了清王朝在新疆的统治，但革命的胜利果实却被封建主、宗教上层所篡夺。以麦格木杂提为首的封建主，乘机在伊犁建立了“苏丹汗国”，对各族人民进行血腥统治，锡伯营人民也遭到空前浩劫。
1871年沙俄侵占伊犁，对伊犁各族人民进行殖民统治。沙俄强占伊犁之后，即强行废除伊犁地区原有的行政建制，而将沙俄在哈萨克及中亚地区的殖民制度强加于伊犁人民头上。他们在伊犁地区派驻少校1名，作为最高殖民长官。在固尔扎城（今伊宁市）、博罗布尔噶苏（位于今伊宁市东北）、海努克回房（伊犁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海努克乡）、绥定城等地分安俄官4名，管理各众。沙俄肆无忌惮地将我国的伊犁划归沙俄土耳其斯坦总督管辖的斜米列契省。为了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沙俄在伊犁地区设俄台五处，严加把守，不断向各族人民强行勒索银两索要户口册籍。沙俄为了永远霸占我国伊犁，逼迫当地驻防各营军民及各族人民降服俄国。他们的逼降活动遭到各营军民的坚决反对。尤其是锡伯营军民同沙俄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锡伯营总管喀尔莽阿对“俄国屡次交办之事，拒不遵守”，并且将伊犁情形及时禀告伊犁将军。锡伯营防御吉尔噶布、委官德本泰，因反抗沙俄的殖民统治而被沙俄官兵鞭打。当时他们的抗俄行动极大地鼓舞了锡伯营军民的斗志，他们表示“同心能死不降外夷”，给侵略者以应有的打击。在伊犁各族人民的反抗之下，沙俄的殖民统治无法顺利推行，他们以“伊犁各营人存二心，坏伊犁之事祸根”为由，将喀尔莽阿看押凌逼，百般侮辱，并且以流放俄国西伯利亚相威胁，要他限期离开伊犁。最后，终于在日，派兵将他全家逐出伊犁。喀尔莽阿只得携带家眷，暂时辞别伊犁，投奔荣全在塔城建立的行营。他到塔城后，又奉荣全之命，率察哈尔和锡伯营军民在博尔塔拉、车排子等地兴修水利，开荒造田，屯积军粮，为左宗棠收复伊犁储备了军粮。
1912年，伊犁爆发革命党人领导的起义。革命党人将原来的锡伯、索伦、察哈尔、厄鲁特四营组成民军，在杨缵绪亲自领导下，开赴乌苏、精河一带，阻击前来镇压起义的袁大化军队。锡伯营派出的数百名子弟兵中，就有100余人为拥护共和制、反对帝制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锡伯营作为军事性质的组织，除防守卡伦，守卫台站，保卫内部安定之外，它的生产职能也是不能忽略的。锡伯营自组建以来，自耕自食，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为开发边疆留下了光辉的业迹。西迁的锡伯族官兵到达伊犁之后，伊犁将军亲临访察，了解到“锡伯兵在原籍之生计，与民杂居城寨，仅以务农为生”。于是，奏称锡伯兵“今移住此地，当以农牧并重，致力于此。若伊等住在城内，则于农牧皆无裨益，若依照察哈尔、厄鲁特之例，竟令游牧，则察其情形，非惟一时之所不能，亦难善答农。理合指给便于耕种、近于放牧之地，令其居住，方于诸事皆有裨益”。于是决定将锡伯族官兵安置在防务空虚的农牧皆宜的伊犁河南岸，择巴图蒙柯巴克、绰豁罗拜兴、豁吉格尔巴克等地，自行修建房屋，按旗驻防屯田。清政府借给籽种，并将乌里雅苏台所借给锡伯营的马匹等作价折扣，作为该营的耕畜。从此锡伯营官兵在祖国的西北边陲，用勤劳的双手建设自已的家园。锡伯营进驻伊犁河南岸之后，首先疏通了当地原有的一条绰霍尔渠，利用这条渠，引水造田，垦种一万多亩耕地，解决了锡伯营自身的口粮问题。但后来随着人口的逐年增多，现有的耕地渐渐不敷耕种。到19世纪初，耕地和人口比例失调的问题越来越严重。锡伯营原疏通的绰霍尔渠，北岸地方狭隘，耕地不能扩大；南岸地势高，苦于无水。而且“锡伯营向无官给口粮米面”，因而严重威胁着锡伯营人民的生计。在这重要关头，1802年，锡伯营总管图伯特根据锡伯营人民群众的意见，创议在绰霍尔渠南面开一条新渠，并确定在察布查尔山口南引伊犁河水，自岸上开渠的具体方案。当年农历十月在全体锡伯族的支持下，正式动工。各牛录共抽调四百多个劳动力，编成两个大队。总管图伯特不顾同僚的种种责难，依靠人民的力量，经六年辛勤劳动，终于在1808年完成了一条东西长200余里，伊犁地区引伊犁河水较早的大水渠，命名为“察布查尔大渠。”察布查尔渠一经凿通，滔滔的伊犁河水源源流进亘古荒原。锡伯营的耕地不断扩大，开垦了78000多亩荒地。察布查尔大渠的凿通，不仅造福于锡伯营军民，而且还为居住在南山脚下的维吾尔族群众（塔兰奇）的农业生产做出了贡献。锡伯营兴修水利，不断开荒造田，生产连年发展，不但不领国家口粮，自耕自食，而且还发展畜牧业。锡伯营总管档房和旗下档房下都设有官牧场（属公有）、牧放马、牛、羊以备官兵当差骑用和解决官兵的食肉问题。锡伯营发展畜牧业的同时，每家每户还养猪、鸡、鸭等家禽，发展家庭副业。锡伯营兴修水利之后，粮食逐年丰收，于是每一个旗设立公仓贮存余粮补济欠收年景。当时伊犁锡伯营在伊犁诸营中最富庶。锡伯营生产自理，自耕自食为其他营树立了榜样。所以1804年伊犁将军松筠提议八旗兵“应按照锡伯营八旗屯种之制，按名分给地亩，各令自耕自食，某人耕种者，即为某人世产”，在满营八旗也开始实行屯田。1812年，清朝军机处在讨论伊犁八旗兵屯田问题时提出应“按照驻防锡伯营屯种之制，养鸡畜豚，于生计大有裨益”。锡伯营不但自耕自食，而且还自己生产武器装备，如自制撤袋、战箭、刀枪。锡伯营不但发展了自身的农业和水利建设，而且对伊犁地区其他营的水利建设也提供了帮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嘉庆初年，满营因人逐年增多，生活非常拮据，因而仿照锡伯营之例在伊犁河北，筑堡盖房，分给地亩，令满营闲散余丁自耕自食，始见成效。到19世纪上叶，满营八旗人口又有增多，已开垦的耕地不敷耕种，需要扩大耕地面积。但又苦于无水，于是维吾尔族农民和满营闲散余丁，将原有的阿齐乌苏渠展宽开挖。锡伯营曾抽调总管色布喜额和他的儿子泰斐太担任大渠的工程技术人员，还从锡伯营抽调大批闲散人员前去支援。新挖成的阿齐乌苏渠（皇渠）与察布查尔大渠隔河相望。形成伊犁河南北灌溉网的主脉。阿齐乌苏大渠的修成，促进了当地农业的发展，为伊犁河北岸的水利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锡伯营总管喀尔莽阿任察哈尔营领队大臣之后在喀尔博户一带开挖一条五十里长的“哈尔博户”大渠，垦荒造田。这些屯田军民在无饷银，粮食缺乏的情况下，用草根树皮裹腹，克服种种困难，终于使粮食获得丰收，为左宗棠收复伊犁，广积军粮，并且推动了博尔塔拉地区的农业发展。清政府收复新疆以后，恢复了伊犁四营制。1883年部分锡伯营闲散余丁内补充到新满营。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军饷日益拮据，于是在伊犁地区大兴屯田。清政府在伊犁特古斯塔柳（巩留）地方相度地亩，修复渠道，进行耕种。起初，屯垦的军民定期换防，因而影响了农业的发展。1903年清政府决定在“将特古斯塔柳兵屯，改归新满营”，“令挈眷驻屯”。从此又有一批锡伯军民驻屯特古斯塔柳地方，垦荒造田，发展农业生产。锡伯军民在特古斯塔柳地方开挖一道二十余里长的“锡伯渠”，至今仍称为“锡伯渠”。这批军民开发巩留地区，为发展农业生产做出了贡献。锡伯营八旗从建立到废除经历了170余年时间，在此期间，它曾经历了几次大的“磨难”，即1864年全疆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打击；1912年伊犁起义的冲击；1913年本营农民反封建斗争的袭击；1937年的最后废除。
（二） 察哈尔营　　清廷统一新疆后，感到现有的兵力不足，不能驾御目前的局势。伊犁作为新疆的重镇不能不派兵驻守。遂决定由内地调遣大批八旗兵迁入新疆，尤其是当以满洲将军大臣为率。察哈尔八旗兵也就是这些迁入新疆的八旗兵的一部分，而且是第一批迁入新疆的。察哈尔蒙古作为游牧民族本身具有骁勇强悍、善于骑射的特长，更何况察哈尔部被编为八旗后，多次从征准噶尔、大小金川等，为清大一统立下了汗马功劳，具有一定的资历和声望，因此清廷决定派察哈尔官员移驻伊犁，据满文档案清楚的记载察哈尔蒙古是分两批西迁新疆的。　　日，第一批西迁官兵1千名汇集在察哈尔八旗中心，他们背负战箭，腰跨战刀，骑着战马，携带家眷，告别家乡，陆陆续续出发了,笠年3月6日，1千名官兵陆续抵达乌鲁木齐。除留驻乌鲁木齐150名，库尔喀喇乌苏（今乌苏市）派驻50名外，派驻伊犁之官兵843人，自2月16日始陆续编队起赴伊犁，于4月15日抵达赛里木湖。据满文档案记载，在第一批西迁的察哈尔八旗内有200名额鲁特人。　　第二批西迁新疆的察哈尔蒙古与第一批不同的是，他们要解送大批牲畜到伊犁。因此兵丁分两队出发，前队500名官兵要解送4万只羊到伊犁，因此不携带家眷，家眷由后队携带。前队500名兵丁在于日起程，花了1年零2个月的时间到达伊犁，后队500名兵丁连同1千户家眷共2013人，于日启程，次年5月抵达伊犁。这批携眷移驻的1千名察哈尔兵，其中有额鲁特兵丁34名，均作为披甲。两批察哈尔兵行走路线大致相同，都是越过蒙古高原。　　两批西迁新疆的官兵总人数据《伊江汇览》载，移驻伊犁的察哈尔官兵1836户，5548人，加上留在乌鲁木齐的察哈尔及移驻库尔喀喇乌苏的察哈尔总计有6090人，实际人数可能超过此数。　　驻防伊犁的1836户察哈尔军民被安置在博尔塔拉一带，清政府之所以将察哈尔官兵安置在博尔塔拉，主要是从其战略地位及地理环境两方面考虑的，博尔塔拉地处西部边陲（当时只有北面与沙俄接壤），历来是扼亚欧腹部通道的中段要冲，是兵家必争之地，是“丝绸之路”新北道的要冲，其次是博尔塔拉地域辽阔，水源充足，土地肥沃，是个天然的好牧场。虽然博尔塔拉在战略位置及地理环境上都很重要，却空旷无人，因此，清政府决定让作为游牧兵的察哈尔人驻守博尔塔拉，不仅适应自身的游牧生活，更重要的是以便开发和保卫这块西陲宝地。　　察哈尔官兵的西迁，不仅使自身历史产生了变化，而且对伊犁地区乃至整个西北地区政治、经济、军事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察哈尔兵的胜利西迁，达到了清政府的预期目的，即完成了清政府对伊犁地区的军事部署。察哈尔军民迁入博尔塔拉后，伊犁地区的军事防御呈南北西遥相呼应局面。
　　名察哈尔兵以先后移驻编设两个昂吉（昂吉，蒙古语，意为分支，是准噶尔台吉下组织名称之一，清朝沿用），察哈尔营正式建立，第一批西迁的察哈尔人为“旧昂吉”，第二批西迁的为“新昂吉”，1764年又设察哈尔营领队大臣（蒙古人称米昂本）一员，总揽边防事务，平时定期召集各旗兵丁进行军训，战时则根据伊犁将军的调遣命令，负责动员、率领全翼兵丁从征参战。领队大臣驻惠远城（1896年移驻博尔塔拉），归伊犁将军节制。　　1767年6月新昂吉为右翼，旧昂吉为左翼，左右两翼各有8各苏木，2各苏木为1旗，即左翼4旗，右翼4旗，共计8旗。自此西迁的察哈尔兵正式以八旗组织建制起来。两翼各有官兵920名，并各附有额鲁特闲散100名，各设总管1人、副总管1员、佐领8员、骁骑校8员、空蓝翎3员、委笔帖式2员、领催32名。　　伊犁将军还奉旨颁发了新的总管关防以及八旗旗纛，其八旗的旗名同内地的察哈尔旗名一样，除全色的黄、白、红、蓝4色旗外，另4旗在原色旗上镶边，称镶蓝、镶白、镶黄、镶红。右翼（新昂吉）4旗为镶黄、正白、镶白、正蓝，左翼（旧昂吉）4旗为正黄、正红、镶红、镶蓝。　　自1764年始，察哈尔营内除原随迁的额鲁特人外，又陆续安插了自哈萨克、布鲁特（克尔克孜）等地逃来投清的额鲁特人，1767年共计有额鲁特闲散兵200名，以后由额鲁特闲散内又拨入察哈尔营420户。因此察哈尔营的额鲁特人是不少的，有600余户，千余人，特别是旧昂吉。　　察哈尔营官兵的俸饷同伊犁其它营一样均有清朝政府发给，领队大臣岁支俸银700两，口粮4680斤；总管每人岁支俸银130两；副总管、佐领每人岁支银105两；骁骑校岁支银60两；领催岁支银24两；委笔帖式岁支银36两；空蓝翎月氏盐菜银2两5钱，口粮60斤；披甲每名岁之钱粮银12两。察哈尔营官兵估需俸饷银26190余两。　　清廷对于西迁的察哈尔部众仍然施行的是总管旗制。总管旗设总管（满语称乌库尔代，察哈尔蒙古也习惯称乌库尔代，又尊称为昂本、）、副总管（依日格代）各一人管辖。总管、副总管管理翼内各旗一切事务总管、副总管主要有本旗内佐领升任。总管旗制，一直延续到1938年才被废除。　　察哈尔营八旗为军政合一的组织，凡蒙古族旗内的男性丁口，皆按规定由18岁至60岁者都有服兵役的义务。其兵丁平时生产，战时从征。旗以下的社会组织是苏木（是蒙古语，“箭”之意，就是满族的“牛录”，汉语称为“佐”）。苏木是旗以下掌管兵役、行政的基层组织。察哈尔营每旗有2个苏木，左右两翼各有8个苏木。清朝规定每150户组成1个苏木，其中50人为骁骑（即现役兵）兵，其余100人为闲散骁骑兵（即预备役兵），统称为箭丁。　　每苏木设章京（章京为满语，察哈尔蒙古发音为占格，汉语佐领之意，）1人，负责统辖全佐兵丁，审理编报丁册，章京以下，设昆都（骁骑校）、博硕克（领催）、转达（护军校）、梅伦（副佐领）等官吏。苏木以下每十户，设“什长”一人，受章京管辖。　　左右翼8个旗都以军旗色命名，即：库外特夏尔（镶黄旗）、古勒夏尔（正黄旗）、库外特乌兰（镶红旗）、古勒乌兰（又称古勒郎，正红旗）、库外特察干（镶白旗）、古勒察干（正白旗）、库外特科克（又俗称依克科克，“大蓝之意”，镶蓝旗）、古勒科克（又俗成巴噶科克，“小蓝之意”，正蓝旗）。　
　驻守卡伦、台站：察哈尔蒙古西迁新疆，主要任务是驻卡巡边，察哈尔营驻守21座卡伦，其中常设卡伦9座，添撤卡伦12座，无移设卡伦。常设卡伦即：乌兰布喇、扎克鄂博、哈布塔海、乌柯克、沁达兰、索达坂、冲库克、库库托木、达尔达木图卡伦。添撤卡伦12座：绰伦古尔、音德尔图、阿尔齐图哈玛尔、雅玛图、木鲁、沙喇布鲁克、硕博图、察奇木图呢盖、喀喇乌珠尔、察罕乌苏、鄂拓克赛里安达拉、干珠罕布拉克安达拉等卡伦。　　据《伊犁略志》载，到清道光年间，察哈尔营领队大臣管辖的卡伦有6座，巡防哨（小卡伦）有14座。6座卡伦即：索达板卡、沁达兰卡、哈布塔海卡、库克托木卡、许步土卡、绰伦古尔卡。14个巡防哨：干楚汗布拉克、鄂拓克沙里、达尔大木土、扎克峨波、乌萨克、夏拉西里、殷德尔土、夏拉布拉克、牧禄、哈拉乌朱尔、雅玛图、查干乌苏、伊拉土哈木尔、察克尔图拉。　　察哈尔营除了驻守所守卡伦外，还派兵5—15名协助巴彦贷（惠宁）领队大臣驻守其专辖的塔尔基卡及干楚汗卡。　　日，随着沙俄入侵，大片国土的丧失，失地内原设的许多卡伦被丢失。因此，处于边界地区的卡伦，其职能也有所改变。沿边卡伦基本上成为一种军事哨卡，主要任务就是守卫边界了，所以察哈尔营官兵驻守卡伦的任务也更重了。1876年，察哈尔营管辖的“卡伦”共设15个，即：干珠罕、察罕郭勒、哈喇郭勒、哈喇乌珠尔、察罕乌苏、西里布拉克、库克托木、索达巴罕、沁达兰、哈布塔海、扎克鄂博、木鲁、察齐尔图呢盖、固尔班毕力齐尔、额肯西里。史称“旧21、新15”。光绪年间，国力日衰，清政府为节省军饷，将原察哈尔左右两翼16佐领裁去4个，1903年初，察哈尔左右两翼共有官兵1150名，仍按旧制巡逻防守边界卡伦。　　察哈尔营除了驻守卡伦外，还有驻守五座军台的任务。军台就是驻军防守的驿站，它负有传递各处文武官员的奏报文报，应付过往差员，运送官物等职责。通常每个军台内额设兵14名，车2辆，马43匹，牛12头等。察哈尔营驻守的5座军台即：1.塔勒奇阿满台（俗称头台）、2.博勒齐尔台（塔勒齐尔台，即二台）、3.鄂尔哲图博木台（俗称三台）、4.呼苏图布鲁克台（俗称四台）、5.托和木图台（又称王台、五台）。这5座军台都在伊犁通往库尔喀喇乌苏境（即东路）及博尔塔拉的交通要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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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哈尔营不仅驻守博尔塔拉，自1766年始，察哈尔营同满洲、锡伯、索伦、额鲁特一同驻守塔尔巴哈台。察哈尔、额鲁特营一年一换。察哈尔营每年派佐领1员、骁骑校1员、兵150名换防塔尔巴哈台。除此之外，察哈尔兵还要照看土尔扈特、和硕特蒙古部游牧。　　自1764年始，清朝每年派出一定数量的军队到吹（即吹河，今改名为楚河，在独联体境内）、塔拉斯（因临塔拉斯河而得名，今为哈萨克共和国之江布尔）地区稽查和巡逻，察哈尔官兵也随同前往。随着沙俄的入侵，巡查完全是巡边，主要任务是勘察界碑，修整鄂博和缉捕越界俄人，以抵制沙俄为主，具有较强的边防意识。　　察哈尔兵作为清朝的八旗兵，肩负着繁重的戍边任务，因此为提高作战能力，官兵定期进行操练。训练的项目主要是骑术和射箭，察哈尔营官兵主要配备弓箭、撒袋（箭挂袋）、腰刀、长枪和鸟枪（火枪）。据满文档案载，总管2员每员应有战箭250枝，副总管、佐领18员，每员应有战箭200枝，骁骑校16员，每员应有战箭100枝，领催64名，每员应有战箭70枝，而且总管、副总管、佐领、骁骑校、领催等官员还要必配撒袋1副、弓2张、腰刀1把。马甲（即披甲）1736名，每员应有战箭50枝、撒袋1副、弓1张、腰刀1把，每2名兵，还配有长枪1杆，每5名兵，应配有鸟枪1杆。察哈尔营的武器装备计有：撒袋1837副，弓1937张，腰刀1837把，长枪868杆，鸟枪347杆。　　察哈尔等营官兵当时素称“国家劲旅”。他们在新疆安内攘外的斗争中起了一定的作用。19世纪20年代，大小和卓的后裔张格尔，在浩罕（乌孜别克人建立的封建国家）统治者的支持下，先后四次返回新疆进行作乱。当张格尔第二次入卡作乱时，清廷增调了锡伯、满、索伦、察哈尔、额鲁特兵各100名赴喀什噶尔，由于他们的奋力作战，打退了张格尔的进攻。张格尔第三次入卡作乱时，察哈尔、锡伯等四营官兵前往阿克苏围剿，取得了浑巴什河战役的胜利，从而阻止了张格尔攻占阿克苏。在攻克喀什噶尔的战役中，察哈尔等营官兵冲锋陷阵，立下了大功。1828年6月，张格尔之乱被平定，南疆暂趋安定。张格尔暴乱所以能够很快被平息，这同新疆各族人民的通力协作是分不开的，1830年初，浩罕又指使张格尔之兄玉素甫和卓再度入卡坐乱。伊犁将军又急调满营等换防兵及察哈尔等营官兵前往戡乱，在察哈尔等营兵的英勇出击下，击溃了敌人的围剿。玉素甫和卓率余众逃到了浩罕。　　
在浩罕和喀什噶尔的大农奴主及宗教头目们的策划和支持下，南疆又发生了两次大的叛乱。一次是1847年的“七和卓之乱”；一次是时隔10年后的“倭里罕之乱”，在平定这两次叛乱时，察哈尔营的部分官兵也参加了，他们同其他营兵一道出生入死，最终平定了叛乱。为维护南疆的稳定做出了贡献。在平定“七和卓之乱”的斗争中立过战功的清军各官兵，清廷都给予了奖赏、擢升，如在英吉沙尔解围尤为出力人员折中察哈尔官兵有骁骑校鄂奇尔、佐领巴图鄂奇尔，均著赏戴花翎，委官三音扣苏木雅著升为骁骑校等等，还有其它战役中获奖的察哈尔营官兵。　　日，倭里罕和卓带领部下窜犯入境，猛攻喀什噶尔汉城、英吉沙尔汉城及南疆政治中心叶尔羌等地。察哈尔营领队大臣锡拉那奉命管带伊犁满营、绿营、锡伯、察哈尔、额鲁特各营官兵1千余名于7月下旬到达阿克苏，8月3日先后解了巴楚、叶尔羌之围，接着清军兵临喀什噶尔城下，倭里罕余众不战而溃，逃出卡外。倭里罕之乱被平定后，清政府同样对在本次战役中立下战功的官兵给于奖赏，察哈尔营领队大臣锡拉那以叶尔羌等处剿贼出力，被授予巴图鲁名号。　
　抵御外侮的斗争：1865年，中亚地区的浩罕汗国利用清政府忙于镇压内地各族人民起义、无力西顾之际，乘机派将领阿古柏带匪徒侵入南疆，阿古柏利用各种手段，攻占了南疆各城，而且于1871年侵入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地。与此同时，沙俄也出兵侵占了我国伊犁地区，并进一步向北疆各地进行渗透。我国西北边疆形势继续处于危急之中。各族人民陷入了外敌统治之中。　　1875年5月，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驱逐侵略者。笠年8月，清军在乌鲁木齐地区向阿古柏匪军发动进攻，广大官兵经过英勇奋战，取得了古牧地、乌鲁木齐、玛纳斯、达坂城、吐鲁番等战役的胜利，基本上消灭了阿古柏匪军的主力。1877年8月，清军从吐鲁番、托克逊出发，对阿古柏残余展开了追击战。经过4个多月的作战，清军收复了喀什噶尔、和田，彻底驱逐了阿古柏匪军。在驱逐阿古柏的斗争中，察哈尔军民踊跃参加剿匪部队，共同作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特别是在收复玛纳斯南北两城的战役中，许多官兵都英勇奋战，立了大功，这在史料中都有记载。　　日，沙俄侵略军分两路向伊犁进犯，面对沙俄侵略军的入侵，伊犁军民进行了英勇的反击，察哈尔左翼总管博勒堆、右翼总管阿有等率领官兵于5月22日，在霍尔果斯与沙俄军队打了一仗，沙俄入侵者兵败逃窜。6月26日，沙俄军队渡过霍尔果斯河，向驻守在阿克肯特至阿里玛图一带的伊犁军民进攻。广大伊犁军民虽然进行了顽强的抵抗，由于他们手持的兵器是弓箭和腰刀、鸟枪等，最终抵抗不过手持洋枪洋炮的沙俄侵略军，而节节败退。7月1日，沙俄侵略军攻占了绥定，接着占领了固尔扎（又称金顶寺，今伊宁市）。在反击沙俄入侵的斗争中，伊犁察哈尔蒙古同维吾尔、哈萨克、汉、额鲁特、锡伯、柯尔克孜等各族人民一道浴血奋战，为保卫祖国的神圣领土，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　　沙俄侵占了伊犁地区后实行军事殖民统治，13万多伊犁各族人民处于沙俄侵略者的殖民奴役之下长达10年。沙俄入侵者采取恫吓诱骗等种种手段，强迫伊犁各族人民“归附”。各族人民是热爱祖国的，他们以宁死不屈的精神，给侵略者一个响亮的回答。伊犁各族军民并未被沙俄淫威所吓倒，察哈尔左右翼总管及精河土尔扈特贝勒等均派人到塔尔巴哈台，向移住在那里的伊犁将军荣全禀报伊犁情形，并纷纷要求派大军收复伊犁。由于沙俄的外交压力和军事威胁，清朝政府决定通过谈判收回伊犁。同时谕令军机大臣和驻守边疆的部队，加强防卫，防止沙俄入侵。　　这一时期，沙俄还唆使原先从北疆各地潜逃伊犁，被沙俄收留的白彦虎（原陕西回民起义领袖，后降附于阿古柏）残余进犯伊犁边境，1879年春，白彦虎残余又进而扰犯大河沿子及博尔塔拉一带，驻守博尔塔拉的部分察哈尔营兵，在当地人民的支持下，协同作战，迅速歼灭了这帮残匪。　　日清廷命锡伯营领队大臣喀尔莽阿署理察哈尔营领队大臣，并率领察哈尔、锡伯兵在博尔塔拉屯垦。喀尔莽阿带领着察哈尔、锡伯军民在大营盘（今博乐市）积极建造营房，兴修水利，屯种军粮，并获得好的收成，以实际行动支援抗俄斗争。喀尔莽阿因功绩卓越，而获得了清政府给予的“优叙”的奖励。在沙俄占领伊犁的10年间，察哈尔军民用各种方式与他们进行斗争，察哈尔营内涌现出了一些抗俄英雄，成绩卓著的都曾得到提升和嘉奖。　
　日，中俄双方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根据条约规定，1882年2月清军进驻伊犁，沙俄军队于1883年3月完全撤出伊犁。虽然伊犁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但是，这项不平等的条约给新疆造成了严重后果。　　畜牧业的开发：西迁的察哈尔作为游牧兵丁，其主要任务除了驻卡巡边外，仍然是牧放牲畜。　　伊犁地区有着广阔的牧区，土壤肥沃，水源充足，牧草丰茂。清朝统一新疆以后，为恢复和发展新疆地区遭受战乱破坏的社会经济，在新疆进行了一系列经济开发活动，其主要的一项经济开发活动是兴办官牧厂，伊犁牧厂始于1760年立孳生马厂，1761年立孳生羊厂、驼厂，1762年立孳生牛厂。　　伊犁官办牧厂的部分牲畜是察哈尔蒙古从故乡带来的。察哈尔蒙古在家乡察哈尔草原时就牧放着官办牧厂的牲畜，据满文档案记载，两批西迁的察哈尔官兵共带来了羊4万只，驼2050峰，马5447匹。这批牲畜不仅为伊犁牧厂的创办奠定了基础，也为此后新疆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优良品种。　　伊犁牧厂设立之初，察哈尔额鲁特两营经营着伊犁官办牧厂的大部分牲畜，而到嘉庆初年，先后停止锡伯、索伦兵丁牧放伊犁牧厂牲畜，将其牧放牲畜全部交给察哈尔、额鲁特两营。自此，伊犁牧厂除了有少部分羊及牛仍有维吾尔人牧放外，则全有察哈尔、额鲁特营经营。察哈尔、额鲁特两营牧放的牲畜数也大为增加。以孳生厂为例，马厂共计有孳生本马28569匹，其中察哈尔营左翼牧放马5743匹，右翼牧放马5759匹；牛厂有孳生本牛11845只，其中察哈尔营左翼牧牛2076只，右翼牧牛2088只，羊厂，共有孳生本牛140695只，其中察哈尔营左翼牧放羊28287只，右翼牧放羊26000只。　　备差厂即储备牲畜以供差用，孽生厂取孽牲畜均入备差厂。1816年统计，伊犁备差厂有马17738匹，内察哈尔左翼牧马4878匹，察哈尔右翼牧马4881匹，牛厂有牛11573只，内察哈尔左翼牧牛2433只，察哈尔右翼牧牛2350只，羊厂存羊32187只，察哈尔左翼牧羊1430只。据满文挡案记载，乾隆年间察哈尔营仅牧放伊犁牧场的牲畜就有10多万头。察哈尔营牧地在博罗塔拉、哈布塔海（今博乐市境内）、赛里木诺尔一带，其牧地北、西、南面都为高山环抱者，东为戈壁平原及湖泊，中部则是辽阔的草原。察哈尔蒙古作为游牧民族，有丰富的畜牧经验，更何况，察哈尔蒙古在故乡察哈尔草原时就经营着官牧场牲畜，他们在经营管理上也是有经验的。因此，他们将伊犁牧厂的牲畜牧养的膘肥体壮，孳生繁庶。新疆建省后，由于统治制度的改革，新疆的生产力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但是，清王朝的日益腐败和没落，致使新疆的生产力发展在建省后没能延续多久，便又陷入了停滞不前的状态，清庭也无力再大规模的经营牧厂了。西迁的察哈尔蒙古一踏上祖国的西北，就开始一边戍边，一边牧放官牧厂的牲畜，他们同额鲁特一道经营的官牧厂牲畜，在清代新疆军事、经济、交通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带来了较为先进的畜牧经验和牲畜，为清朝北疆畜牧业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农业的开发：察哈尔蒙古西迁北疆后，除放牧外还种植农作物。因此，察哈尔蒙古西迁后“所有口粮，俱系自耕自食”。察哈尔军民被安置在博尔塔拉、塔尔巴哈台时，当地田渠皆废，遍地是野草。他们不畏艰难，在荒原上安家立业，开荒种地，没过两年，“农牧皆得其利”。博尔塔拉属于新疆盆地中西部山地干燥气候区，夏季炎热，降水少，冬季严寒，因此农业用水是河水。察哈尔军民灌溉用水主要是博尔塔拉河。博尔塔拉河是博尔塔拉境内最大的河，全长252公里，流域面积15928平方公里。博尔塔拉河两岸察哈尔人民基本上在沿河地带耕种农田。嘉庆年间，松筠（察哈尔部人，后被编入蒙古八旗正蓝旗）任察哈尔营领队大臣后，很重视农牧业生产的发展，在他的倡导下，博尔塔拉开凿了一条最大的水渠，名为“皇渠”，察哈尔蒙古称为“相根布呼”，意为“政府出资修的渠”，水渠长逾10公里，后不断扩修，由于水利事业的发展，察哈尔营的屯田亩数扩大，大营盘（博乐市境）、小营盘、青得里、达勒特等地都成为其屯地，在博尔塔拉流域共屯田3200亩。驻牧于今温泉县的察哈尔营左翼屯田于哈尔布呼、安格里格、查干屯格等地。1879年署理察哈尔营领队大臣原锡伯营总管喀日莽阿领导察哈尔及锡伯军民开挖“哈日布呼”，“黑渠”之意,该渠是引入博尔塔拉河水，渠全长约25公里，这是温泉县最早的一条渠道工程。1879年在喀尔莽阿指挥下，蒙古族、锡伯族每户出一个劳动力修建了“夏日布呼”大渠，意为“黄渠”之意。长约10公里—15公里。察哈尔营的旗屯收效是很大的，经济的发展又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人口也增加了。民国初年，察哈尔营人口总数为16023人。察哈尔营的旗屯是清朝新疆屯垦事业的一部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起了积极作用。作为清朝统一新疆后第一批拓荒者，察哈尔军民开垦土地，兴修水利，为清代博尔塔拉、塔尔巴哈台农业生产奠定了基础。清代察哈尔蒙古西迁新疆，屯垦戍边，肩负着驻守卡伦的重任。察哈尔军民地处祖国西北前哨，昼夜巡卡守边，尽职尽则，最终未使博尔塔拉、塔尔巴哈台等地落入侵略者手里。他们为保卫祖国西北边疆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三） 厄鲁特营清代厄鲁特营是清朝在新疆驻防军的一部分，厄鲁特营的人员组成比较复杂，大体上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投附内地的准噶尔人，其中大多数是原准噶尔二十一昂吉的达什达瓦部属，1764年春，500名携眷之厄鲁特达什达瓦官兵奉命来到伊犁，被安置于特克斯河、察林河及塔玛哈一带（今昭苏县境内）。1765年达什达瓦部众被编为一昂吉，为厄鲁特营左翼。 二是清朝出兵准噶尔汗国时逃入哈萨克、布鲁特部游牧地后又陆续返回的准噶尔人，及被清廷赎回的曾给维吾尔族当奴隶的准噶尔人。1760年后，少部分劫后余生的逃入哈萨克、布鲁特游牧区等地的准噶尔人不堪为奴，陆续投靠清朝，对此，清廷实行了招抚和安置政策。1762年有6个佐领，次年置一昂吉，设置了总管、副总管、佐领、骁骑校等官，并颁发了关防印记。1765年此6个佐领编入厄鲁特营右翼。直到1772年，投清的准噶尔人有1408人，其游牧区为崆吉斯河、哈什河及大小霍诺海等地，现尼勒克县、特克斯县及新源县境内。 第三部分为1771年随土尔扈特部东返的大喇嘛罗卜藏丹增属下的沙比纳尔（门徒们之意—作者）。据清代满文档案载，其沙比纳尔有1200余户，1817年被编为4个佐领，归厄鲁特营右翼硕通管辖，其牧地为特克斯河下游（今特克斯县境内）。 由此可见，准噶尔汗国灭亡以后，劫后余生的准噶尔牧民成了清帝国辖下的属民，厄鲁特营的设立使准噶尔一词作为部落名已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厄鲁特”一词。
1767年7月，厄鲁特营按八旗编制，左翼被编为三旗，即镶黄、正黄、正蓝，称“上三旗”，置6个佐领，右翼置5个旗，即镶白、正红、正蓝、镶红、镶蓝，称“下五旗”，有佐领8个，1770年，8个佐领扩编为10个佐领。加上沙比纳尔4个佐领，共有14个佐领。上三旗在特克斯河流域游牧，下五旗在诺海（即霍诺海）空吉斯（即崆吉斯）一带地方游牧。 由于准噶尔部是属于反抗清朝统治，而被清朝征服的蒙古部，因此，和察哈尔营一样实行的是总管旗制。左右两翼各设总管1员，上三旗设副总管1员，下五旗因佐领多，设副总管2员，又设沙比纳尔副总管职衔1员。总管、副总管办理八旗事务。每佐设佐领、骁骑校各1员，领催4人，管理佐领军事、生产、诉讼各事，各翼还置空蓝翎（轮住卡伦）2至3人，额设挑补卡伦侍卫，委笔帖式（书记官）1至2人。厄鲁特营设领队大臣1员，总揽边防要务，大都由满族人担任。另据《新疆识略》载，厄鲁特营还有世袭云骑尉1职，上三旗有2员，下五旗有3员。下五旗还有拜唐阿1员。 到道光年间，厄鲁特营兵额有了扩展，据《伊犁略志》载，厄鲁特营有官员57名，兵3386名。厄鲁特营官兵家眷共22729名，其中兵3384名。 厄鲁特营各级官员及士兵的俸饷均由清朝政府发放。厄鲁特营等“四营”官兵的俸禄钱粮，实行与满营不同的形式，满营是有粮有银，而且月月食钱粮，而厄鲁特等营官兵则有银无粮，即只发俸银，不发口粮。在驻防伊犁的察哈尔、厄鲁特、索伦、锡伯“四营”中，厄鲁特营人数最多，在坐卡、巡边方面承担的差役最重，他们除驻巡本营辖境卡伦外，还要协助索伦、锡伯、察哈尔等营驻巡卡伦，以及负责五座军台的文报传递。但从政治、经济地位看，索伦、锡伯营最高，察哈尔次之，厄鲁特营最低。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清政府在其驻防军中，同样推行着民族歧视政策，它是清朝统治阶级实施民族压迫政策的具体反映。 厄鲁特营的主要任务是驻守边疆，即驻卡巡边，他们除了驻守所辖区域外，还要驻守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等地。他们平时驻卡巡边，定期操练，战时则上战场。
驻守卡伦：1763年，伊犁地区开始设置卡伦，“东北则有察哈尔，西北则有索伦，西南则有锡伯，自西南至东南则有额鲁特，四营环处，各有分地”。 开始，厄鲁特营驻守着格根、哈尔奇喇、特克斯色沁、根格色沁、都图岭等处卡伦，这些卡伦均设在伊犁通往天山以南的要道及与俄国接壤的边界线上。1788年又添设了察林河渡口等处卡伦。厄鲁特营所辖卡伦有32处，其中常设卡伦4处：特克斯色沁、敦达哈布哈克、伊克哈布哈克、察察；移设卡伦4处：特穆尔里克、乌弩古特、鄂博图渡口、昌曼；添撤卡伦24处：特穆尔里克渡口、雅巴尔布拉克、鄂博图、额尔格图、札拉图、库图勒、格根、鄂尔果珠勒、哈尔干图、齐齐罕图、垓尔巴特、拜布拉克、博托木、绰罗图（一作赤老图）、那（纳）喇特、博尔克阿满（曼）、巴噶塔木（巴噶喀木哈）、察林河渡口、察林河察罕鄂博、格根西哩克、铜厂外、沙里（喇）雅斯、那林哈勒噶（一作那林哈布哈克）、哈尔奇喇。 厄鲁特营除了驻守以上卡伦外，还派兵5至17名不等协助巴彦岱（惠宁）、锡伯、索伦、察哈尔等营领队大臣驻守24座卡伦。
18世纪20年代时，沙俄加快了侵略中亚的步伐，不断向哈萨克草原扩张，我国西北边疆开始出现危机。新疆地区同沙俄之间的边界问题产生了。伊犁地区卡伦的设置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卡伦的驻防力量也加强了。据《伊犁略志》载，清道光中叶，厄鲁特营领队大臣管辖的卡伦有9座，即鄂尔古朱勒卡（又译写成鄂尔果珠勒）、特木（穆）尔里克卡、格根卡、哈拉刻拉卡、沙拉（里）雅斯卡、那拉（喇）特卡、乌努（弩）古特卡、峨波土（鄂博图）卡、阿敦格尔布胡土卡；巡防哨（小卡伦）有14座，即：柏尔柯阿满（博尔克阿曼）、查干哈大、乌逊祜吉尔、特克斯边（可能是特克斯色沁）、巴汗塔马哈（（巴噶喀木哈）、库土（图）勒、齐奇尔哈土（齐齐罕图）、哈尔干土（图）、通（铜）厂外、扎拉土（札拉图）、牙帕尔（雅巴尔）布拉克、特木（穆）尔里克轿、额尔各土（格图）、哈布哈克等巡防哨。 日，在沙俄一手操纵下，清政府被迫同沙俄签订了《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后又订立了《中俄科布多界约》等三个勘界议定书，一共割去我国西部领土44万平方公里。其中斋桑湖往南，沙俄割去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的七河流域，吹、塔拉斯河流域，使原来在鄂博（界牌）以内，卡伦以外的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游牧地全被割去，进而侵吞了厄鲁特营上三旗牧地……等地方，随着大片国土的丧失，失地内原设的许多卡伦被丢失。 因此，处于边界地区的卡伦，其职能也有所改变，基本上成为一种军事哨卡，不但负责巡边，查看有无俄人越境之迹，还要防止私越和防禁盗窃。新疆地区的卡伦最初设置时主要任务是内部防范，现主要就是守卫边界了，所以厄鲁特等官兵驻守卡伦的任务也更重了。
沙俄军队于1871年出兵侵占伊犁，又将该地区的数千处卡伦毁掉，边疆危机日趋严重。最后，中俄双方于日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又把包括霍尔果斯河以西大片土地在内的新疆7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并入了俄国的版图。《伊犁界约》划定自伊犁西南至伊犁东北一段边界,共立界牌鄂博33处。其中属于厄鲁特营牧地界内共有11处界牌，中俄重新分界后，伊犁将军金顺在重要地段、隘口处重新安设卡伦，并派兵驻守。厄鲁特营新设卡伦10处，即：那林哈勒噶卡、那林郭勒卡、胡苏木图卡、布胡图卡、特克斯噶塔尔干卡、莫霍托罗海卡、阿尔班苏木卡、格登山卡、沙图阿满卡、阿里干谷卡。由于其所属边界紧与俄境毗连，厄鲁特营官兵地处西北最前哨，因此巡卡守边的任务更重了。 1763年，伊犁南路军台——伊犁至沙图阿满设有7处（由底台南行至阿克苏路），其中有5处军台由厄鲁特营军民驻坐：海努克台，索果尔台、博尔台、特克斯台、沙图阿满台等，每座军台额设厄鲁特兵15户，马15匹，牛14双。驻守军台的官兵专管渡送折报公文等事。 厄鲁特营军民不仅驻守以上卡伦、台站，而且又有派驻喀什噶尔、塔尔巴哈台换防，巡查哈萨克、布鲁特边界，驻守哨卡、向乌鲁木齐及内地运送军马等项差事。 自1766年始，额鲁特营军民同满洲、锡伯、索伦、察哈尔营一同驻守塔尔巴哈台。满洲、锡伯二年一换，每年换一半，索伦、察哈尔、额鲁特一年一换。厄鲁特营每年派佐领1员、骁骑校1员、兵150名换防塔尔巴哈台，1807年始又添兵１０名。他们同其它营的换防兵一道“除分拨坐卡外，其余在城兵丁按期操演”。1832年，由于经费等原因，停止了察哈尔、厄鲁特两营官兵换防塔尔巴哈台。除此之外，额鲁特等营官兵还要照看土尔扈特、和硕特蒙古部游牧地，其中额鲁特营派佐领或骁骑校1员、兵4至15名不等前往驻防。
巡查哈萨克和布鲁特游牧边界：吹、塔拉斯原为西蒙古牧地，清朝统一新疆初，这一带暂作为“闲旷之地”，对此，1763年始每年派出一定数量的军队到吹、塔拉斯地区稽查和巡逻，厄鲁特营官兵也随同前往。每年夏天特派领队大臣1员，巡查布鲁特边界时，有两满营协领1员，大城（惠远）官2员，其中额鲁特营有官2员，兵70名；每年秋季特派领队大臣1员；巡查哈萨克边界时，由两满营派协领1员，惠远城满营官2员，其中额鲁特营有官2员、兵70名。届时巡查官兵在边界上会哨，巡查边界，驱逐越界游牧者。 当时巡查分为两路，南路自伊塞克湖之南由巴尔珲岭到塔拉斯、吹地方；北路沿伊犁河，由古尔班阿里玛图（今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到沙喇伯勒地方，在指定的地点彼此交换表报，互换信牌。这样边界地区就能全部查到。道光年间，随着沙俄对中国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逼近，巡查边防曾一度加强。1840年鸦片战争后，巡查完全是巡边。主要任务是勘察界碑，修整鄂博和缉捕越界俄人，以抵制沙俄为主，具有较强的边防意识。 厄鲁特营兵作为清朝的八旗兵，肩负着繁重的戍边任务，因此为提高作战能力，官兵定期进行操练。清廷规定厄鲁特营等4营“各于屯所游牧处，随时操演鸟枪、骑射”,训练的项目主要是骑术和射箭。厄鲁特营官兵主要配备弓箭、撒袋（箭挂袋）、腰刀、长枪和鸟枪（火枪），每年8月，将军带领各营官兵前往喀什噶尔等地方举行大规模的演习、行围。届时厄鲁特营需派副总管1员、官12员、兵270名参加。这些兵丁都是从各旗挑选出来的。 在西北边疆安内攘外的斗争中；维护内部的安定：19世纪20年代，大小和卓的后裔张格尔，在浩罕（乌孜别克人建立的封建国家）统治者的支持下，先后四次返回新疆进行作乱。但很快被平息了，这同新疆各族人民的通力协作是分不开的，在镇压张格尔的暴乱中，新疆的维吾尔、柯尔克孜、蒙古、锡伯等民族都为了维护祖国的统一，作出了贡献。 厄鲁特军民也如此，奉命参加戡乱战斗。当张格尔第二次入卡作乱时，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庆祥面临300名清军覆灭于张格尔屠刀下及张格尔要大举进攻喀什噶尔的危机关头，又增调了锡伯、满、索伦、察哈尔、额鲁特兵各100名赴喀什噶尔，他们的奋力作战，打退了张格尔的进攻。张格尔第三次入卡作乱时，厄鲁特、察哈尔等四营官兵前往阿克苏围剿，取得了浑巴什河战役的胜利，从而阻止了张格尔攻占阿克苏，接着又攻克了喀什噶尔，在这场战役中，厄鲁特等营官兵冲锋陷阵，立了大功。1828年春节之际，张格尔第四次入卡作乱时，被清军活捉，同年6月，张格尔被送到北京处死。至此张格尔之乱被平定，南疆暂趋安定。 1830年，浩罕又指使张格尔之兄玉素甫和卓再度入卡坐乱。伊犁将军又急调满营等换防兵及厄鲁特等营官兵前往戡乱，在厄鲁特等营兵的英勇出击下，击溃了敌人的围剿。玉素甫和卓率余众逃到了浩罕。 在浩罕和喀什噶尔的大农奴主及宗教头目们的策划和支持下，南疆又发生了两次大的叛乱。即1847年的“七和卓之乱”和时隔10年后的“倭里罕之乱”，在平定这两次叛乱时，厄鲁特营的部分官兵也参加了，他们同其他营兵一道出生入死。斗争中立过战功的清军各官兵，清廷都给予了奖赏、擢升，如厄鲁特营领催满吉、委领催巴图那逊、披甲哈拉黠讷莫库、鄂斯库等赏戴了六品蓝翎。 日，倭里罕和卓带领部下窜犯入境，他们猛攻喀什噶尔汉城、英吉沙尔汉城及南疆政治中心叶尔羌等地。面对着倭里罕和卓一伙的进扰，各族人们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察哈尔营领队大臣锡拉那奉命管带伊犁满营、绿营、锡伯、察哈尔、额鲁特各营官兵1千余名、协领富珠哩等也带领兵1千余名于7月下旬到达阿克苏，8月3日解了巴楚之围，接着8月14日又解除了叶尔羌之围。9月21日，清军兵临喀什噶尔城下，倭里罕余众不战而溃，逃出卡外，清军跟踪追击，出卡进剿，倭里罕无奈逃到了浩罕。
抵御外侮的斗争：1865年中亚地区的浩罕汗国利用清政府忙于镇压内地各族人民起义、无力西顾之际，乘机派将领阿古柏带匪徒侵入南疆，阿古柏利用各种手段，攻占了南疆各城，而且于1871年侵入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地。与此同时，沙俄也出兵侵占了伊犁地区，并进一步向北疆各地进行渗透。西北边疆形势继续处于危急之中。各族人民陷入了外敌统治之中。 1875年5月，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左宗棠坐镇肃州（今甘肃酒泉）派刘锦棠率军进疆，驱逐侵略者。第二年8月，清军在乌鲁木齐地区向阿古柏匪军发动进攻，广大官兵经过英勇奋战，取得了古牧地、乌鲁木齐、玛纳斯、达坂城、吐鲁番等战役的胜利，基本上消灭了阿古柏匪军的主力。1877年8月，清军从吐鲁番、托克逊出发，对阿古柏残余展开了追击战。经过4个多月的作战，清军收复了喀什噶尔、和田，彻底驱逐了阿古柏匪军。在其斗争中，厄鲁特军民踊跃参加剿匪部队，共同作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特别是在收复玛纳斯南北两城的战役中，许多官兵都英勇奋战，立了大功。 沙俄侵略者在1863年数次侵犯伊犁博罗胡吉尔等卡伦，日，沙俄侵略军分别两路向伊犁进犯，面对沙俄侵略军的入侵，伊犁军民进行了英勇的反击，迫使沙俄撤回博罗呼济尔一带。7月1日，沙俄侵略军攻占了绥定，接着占领了固尔扎（又称金顶寺，今伊宁市）。在反击沙俄入侵的斗争中，厄鲁特军民同维吾尔、哈萨克、汉、察哈尔、锡伯、等各族人民一道浴血奋战，英勇斗争，为保卫祖国的神圣领土，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 沙俄在伊犁地区实行军事殖民统治的10年期间，不仅在伊犁周围设置要塞“各处把守，水泄不通”。而且在沙俄政治上也进行殖民奴役，他们废除了清朝政府在伊犁地区的行政设施，撤换和驱除清政府官员，将伊犁地区划归沙俄七河省（即沙俄土耳其斯坦总督府斜米列契省）直接统治。13万多伊犁各族人民处于沙俄侵略者的殖民奴役之下。厄鲁特上三旗牧地被俄割占，其人口在俄境未回。后来经过交涉部众大都返回，但牧地却丧失了。 沙俄入侵者采取恫吓诱骗等种种手段，强迫伊犁各族人民“归附”。各族人民是热爱祖国的，他们以宁死不屈的精神，给侵略者一个响亮的回答。沙俄并不甘心，对各营兵丁进行敲诈勒索，趁机用发口粮的手段，诱迫各营军民归顺。但是，各营“兵民不从，亦不领粮”，他们不畏强暴的坚强骨气再次挫败了沙俄的野心。 伊犁各族军民并未被沙俄淫威所吓倒，厄鲁特左右翼总管等均派人到塔尔巴哈台，向移住在那里的伊犁将军荣全禀报伊犁情形，并纷纷要求派大军收复伊犁。在沙俄占领伊犁的10年间，厄鲁特军民用各种方式与他们进行斗争，厄鲁特营内涌现出了一些抗俄英雄，成绩卓著的都曾得到提升和嘉奖。 日，中俄双方在圣彼得堡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后，沙俄军队撤出伊犁。伊犁最终未落入沙俄手中，这同厄鲁特蒙古等各族人民的英勇斗争是分不开的。 光绪八年后的厄鲁特营：中国军民收复后的新疆，到处是一片荒凉的景象，地亩荒芜，人民离散，厄鲁特等营的情况也是惨不忍睹。伊犁将军金顺进驻伊犁之后，着手收复后的伊犁重建工作，首先招集流离失所的厄鲁特、锡伯等营众，恢复厄鲁特、锡伯等营制。 1884年清政府在新疆建省，决定将乌鲁木齐作为省会，自此新疆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自伊犁移至乌鲁木齐。伊犁仍设将军，但不再总统全疆军务，仅管伊、塔边务。虽然清朝在新疆的统治结构发生了变化，但是对厄鲁特等营建置没有触动。营仍设领队大臣一员，总管、副总管各一员，佐领八员。领队大臣仍受伊犁将军节制。由于厄鲁特营所属边界紧与俄境毗连，其营官兵地处西北最前哨，因此巡卡守边的任务更重了，它仍然是伊犁戍边的主要力量。清政府对厄鲁特等营作出了一些新的部署，额鲁特营领队，移驻特克斯驻扎，以扼伊犁山南与俄接界之西面门户，兼扼冰岭。
1895年，伊犁将军长庚因“减兵加饷”，裁减各营官兵，裁减厄鲁特500名。所裁旗兵，每名授羊30只，令其牧放，仍属所在旗管辖。据《新疆图志》载，光绪末年厄鲁特营户口有：“职业职管100名，马步甲1236名，闲散10603名，孤25名”。 新疆都督杨增新不断裁减军队同时，基于防边卫国，日，下令厄鲁特营等4营领队大臣改为领队官，下属正副总管、协领、佐领等官均取消。虽然如此，厄鲁特营内部仍然沿用总管、副总管等旧制。杨增新为巩固其统治，对此采取放任的态度，没有追究。辛亥革命以后，由于杨增新采取了停发厄鲁特等营薪饷，以挑兵为条件，免除一切赋税的措施，因此大部分官兵都解甲归田，卡伦几乎处于放任不管的状态。尽管如此，厄鲁特军民仍按旧制，巡防驻守各边界卡伦。 1938年厄鲁特营制被取消，均纳入地方行政编制。至此，长达170余年的厄鲁特营制取消。厄鲁特营军民地处祖国西北前哨，虽然驻防所处条件艰苦，但他们克服困难，发挥自身“长驰驱，精射击，明地势，适气候”的优势，昼夜巡卡守边，尽职尽则，坚守着祖国的西大门，并同一切敢于来犯的入侵者作斗争，为保卫祖国西北边疆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畜牧业的开发：伊犁地区有着广阔的牧区，土壤肥沃，水源充足，自古以来就是游牧民族的游牧、狩猎的休养生息之地。清朝统一新疆以后，为恢复和发展新疆地区遭受战乱破坏的社会经济，在新疆进行了一系列经济开发活动。其主要的一项是兴办官牧厂。自1760年时，清政府先后在伊犁、塔尔巴哈台、巴里坤、乌鲁木齐设立官营牧厂。伊犁牧厂有孳生马厂、孳生羊厂、驼厂、孳生牛厂。 伊犁牧厂设立之初，牲畜除了部分羊和牛有维吾尔族牧放、部分马、牛有锡伯营牧放外，都有察哈尔、额鲁特、索伦3营放养。骆驼厂全部由额鲁特营经营。由于锡伯、索伦营兵丁不善畜牧，因此1773年后停止了索伦营经营马厂、牛厂以及锡伯营经营牛厂，而到嘉庆初年，先后停止锡伯、索伦兵丁牧放伊犁牧厂牲畜，将其牧放牲畜，全部交给察哈尔、额鲁特两营。 以孳生厂为例，据1793年伊犁将军保宁奏，马厂共计有孳生本马28569匹，其中厄鲁特营上三旗牧马7210匹，下五旗牧放9857匹；牛厂有孳生本牛11845头，其中厄鲁特上三旗牧牛2483头，下五旗及沙毕纳尔4佐领牧牛4065头；羊厂，1772年至共有孳生本牛140695只，厄鲁特营上三旗牧放羊29742只，下五旗及沙比纳尔4佐领牧羊56666只；1802年共收获滋生驼2665峰，上三旗牧驼1833峰，下五旗牧驼2343峰。 备差厂即储备牲畜以供差用，孽生厂取孽牲畜均入备差厂。据1816年统计，伊犁备差厂有马17738匹，内厄鲁特营上三旗牧马2636匹，下五旗牧马5242匹，牛厂有牛11573头，内上三旗牧牛2463头，下五旗牧牛4627头，羊厂存羊32187只，上三旗牧羊9500只，下五旗牧羊12112只。厄鲁特营仅牧放伊犁牧厂的牲畜就有十几万头。 厄鲁特营上三旗牧地在特克斯、察林河流域及塔马哈一带，下五旗在崆吉斯（今巩乃斯）、哈什河流域及霍诺海一带，以上草原都有高山环抱，其水草丰美，地域辽阔。 厄鲁特蒙古作为游牧民族，有丰富的畜牧经验，再者牧厂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因此，他们将伊犁牧厂的牲畜牧养的膘肥体壮，孳生繁庶。伊犁将军伊勒图曾在1775年至1781年连续5次查阅察哈尔、额鲁特牧放的特穆尔牧厂时都很满意。 1864年，新疆爆发反清农民起义，浩罕阿古伯及沙俄乘机入侵，致使“全疆糜烂，官厂荡然无存”，伊犁乱后，牧厂悉停，厄鲁特营众的生计也非常艰难。 新疆建省后，由于统治制度的改革，新疆的生产力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但是，清王朝的日益腐败和没落，致使新疆的生产力发展在建省后没能延续多久，便又陷入了停滞不前的状态，清庭也无力再大规模的经营牧厂了。1896年，伊犁将军长庚为恢复生产，“筹办屯田、牛种，以裕锡伯、索伦两营生计，筹办孳生牧畜，以裕察哈尔、额鲁特两营生计”。伊犁牧厂恢复以后，察哈尔军民仍然同额鲁特军民一道经营伊犁牧厂的牲畜。虽然牧厂恢复了，但由于牧厂荒废了几年，草场也不如从前了。 额鲁特及察哈尔营众一道经营的官牧厂牲畜，在清代新疆军事、经济、交通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伊犁官马厂的马匹，主要是军马，用于拨补营缺、军台、卡伦、战事。羊为官兵食肉之主要来源，察哈尔营众牧放的羊只不仅自己食用，而且还供应满营官兵，据载，满营官兵6千员，每年每名可食羊6只，均有察哈尔、额鲁特两营孳生羊内拨给。牛为当时兵屯等屯田及铅、铜厂提供了重要工具。伊犁的厄鲁特蒙古为清朝北疆畜牧业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为开发清代新疆畜牧业作出了贡献。 农业的开发：由于额鲁特营的“所有口粮，俱系自耕自食”。因此，其兵丁除放牧外，还种植农作物。厄鲁特营上三旗6个佐领屯田4处：敦达察罕乌苏、霍依图察罕乌苏、特尔莫土、哈牧哈；下五旗14个佐领屯田16处：昌满、哈什春稽布拉克、苏布台、浑多赖、衮佐特哈、库尔库类、呢勒哈、大济尔噶朗、算珠图、特勤克、特克斯塔柳、沙喇博果沁、巴哈拉克、弩楚衮。以上田地都位于河流域，因此都用河水灌溉。 厄鲁特营的旗屯是清朝新疆屯垦事业的一部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起了积极作用。他们屯田所获粮食，不仅自己食用，有时多获粮食还上缴官府，为当地驻防军提供军粮。为开发伊犁农业生产做出了贡献。
(五)索伦营“索伦”是明末清初出现的名称，系黑龙江地区的土著民族。据史料记载，明末清初便已出现所谓“索伦部”之称，当初是数个民族的合称。索伦散居之处还有达斡尔、鄂伦春等族。由于索伦性强悍，雄于诸部，与其相邻和杂居的民族“不问部族概称索伦，而黑龙江人居之不疑，亦雅喜以索伦自号说者，谓索伦骁勇闻天下，故借其名以自壮”（何秋涛《朔方备乘》卷2）。许多学者认为，所谓索伦部，包括鄂温克、达斡尔和鄂伦春族。当初，上述三个民族总是以“索伦部”的名称出现于史籍。当索伦部归属清朝编入八旗之后，“索伦部”的概念起了变化。清乾隆年间，一部分索伦官兵及其眷属被调迁驻伊犁，组建索伦营。起初，索伦营基本由鄂温克和达斡尔族组成，后来加入锡伯族成份。现塔城的达斡尔族和霍城伊车嘎善锡伯族乡的锡伯族和达斡尔族就是清代索伦营的后代。 西迁伊犁的索伦营军民均为黑龙江土生土长的民族。清初他们在嫩江流域居住和生活。被清朝编入八旗后，大部分被调他处驻防。而留居该河流域的，一部分披甲当差，另一部分则为清政府承担贡貂官差而被称为“布特哈索伦”和“布特哈达斡尔”，有时被统称为“布特哈索伦”。康熙间，在此处设总管管理，并归黑龙江将军管辖。 乾隆年间，新疆重归统一，伊犁需要派兵驻守。因此，清政府在考虑调遣携眷锡伯、察哈尔和额鲁特蒙古、满洲官兵的同时，又考虑和决定自黑龙江抽调一部分索伦官兵携眷迁驻伊犁。经过几次廷议，最后决定自布特哈索伦和布特哈达斡尔中拣选青壮年1000名作为兵丁携眷迁往伊犁。黑龙江将军接到上谕及军机处咨文后，通过做充分的思想工作，最后确定自布特哈索伦中挑选500名青壮年兵丁，又从布特哈达斡尔中拣选500名青壮年兵丁，总1000名兵丁由1名总管、1名副总管、10名佐领、10名骁骑校负责带队管理。关于索伦军民分队起程及时间、迁移工具等问题，从上到下进行过几次讨论。最后确定，1000名官兵分六个旗，其中三个旗500兵丁，均为布特哈索伦，另三个旗500兵丁，均为布特哈达斡尔；按三个旗为一队分两队依次起程，每队各携其眷属一同出发。关于军民的服饰、饮食、置办兵器等费用以及交通工具、帐房等问题都作出了细致的安排，这些支出均由国家负担。“管带携眷移驻伊犁1000名索伦兵迁往之总管1员、以副总管作为委营总1员、佐领10员、骁骑校10员，应支给伊等之整装等项银、口粮，遵照军机处议奏之例，统共22名官员，按其各自职衔，支给一年俸禄，共计1885两；1000户兵丁，按每户各赏银30两计，共支给银3万两；因兵丁不携带跟役，按每人各赏置办兵器银10两计，共支给银1万两；总管、以副总管作为委营总每人各给马10匹，佐领每人各给马10匹，骁骑校每人各给马6匹，1000户兵丁大小人口共2838名，每口各给马1匹，共2998匹，按每马折给价银8两计，共支给银23984两；1000户兵丁，每户给驼1只，共给驼1000只，按每驼折给银18两计，共支给银18000两；每户各给帐房1顶，锅1口，共计应给帐房1000顶、锅1000口，按每帐房价银4两、每口锅价银2两计，共支给银6000两；总管、以副总管作为委营总每月各支给盐菜银6两、各拨给跟役6名，佐领每月各支给盐菜银4两、各拨给跟役4名，骁骑校每月各支给盐菜银2两、各拨给跟役2名，兵丁每月各支给盐菜银1两5钱，官员之跟役每月每名各支给盐菜银5钱，共支给盐菜银3216两；官员之跟役72名，按每名各赏银2两计，共支给银144两。以上共支给官员、兵丁、跟役银93229两。1000户兵丁之大口2405名、小口433名，连同管带前往之官员及其跟役72名，共计大小人口2499名。按大口每月各支2石4升9合、小口减半支给计，应支两月口粮共升9合。所有应支银两、口粮，均由库存备用银两、仓存粮食内支拨。”（《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 一切准备就绪后，于1763年（乾隆二十八年四月初十日）春，由布特哈索伦组成的三旗500名兵丁及其1421名（军民总1921）眷属为第一队，在11名总管、佐领和骁骑校的带领下起程，踏上西去的征程。他们由蒙古高原西进，于8月中旬抵达乌里雅苏台。在此得到乌里雅苏台将军成衮扎布的给养补充，如口粮、茶叶、盐菜银、驼马等。8月底启程继续西行。年底，伊犁将军明瑞接到带队总管努门车要求派人携带给养在额敏河处来接迎西迁队伍的呈文后，即派官兵携带给养赴额敏河一带。又委派官兵赴博罗塔拉以接济和迎接大队。这样，第一队西迁大军于1764年初（正月十九日）胜利到达伊犁。 第一队人马起程后隔24天，即乾隆二十八年五月三日，由布特哈达斡尔组成的三旗500名兵丁及其眷属1417人（军民共1917名）为第二队，在副总管、佐领、骁骑校等11名官员的带领下起程。他们也由蒙古高原西进，至9月下旬到达乌里雅苏台。因当时已值蒙古高原的深秋，牧草凋萎，天开始放冷，故在乌里雅苏台附近过了一冬。此间，带队副总管色尔默勒图根据西迁队伍面临的实际情况，呈文乌里雅苏台将军成衮扎布，一是要求给养补充，二是改变行走路线，要求自乌里雅苏台启程后经巴里坤、乌鲁木齐再到伊犁。成衮扎布均作了允准和安排。队伍于次年3月中旬自乌里雅苏台启程，4月26日抵达巴里坤。在此又得到补给并休整了半个月。于5月11日启程续行，至6月19日抵达乌鲁木齐。在乌鲁木齐得到补养并歇息4天后又起程，于7月26日胜利抵达伊犁。至此，索伦1022名官兵连同眷属共3860人的远征胜利完成。 索伦官兵抵达伊犁后，伊犁将军根据他们的谋生方式，将其安置于霍尔果斯河两岸周围从事游牧（后来部分人习耕种，从事农业），并组建了索伦营，成为伊犁四营之一。 索伦营初设六旗，1767年增设二旗，完善八旗建制。营分左右两翼，左翼四旗为索伦（鄂温克族），在霍尔果斯河以西之奎屯、萨玛尔、齐齐罕、博罗呼济尔等地游牧，故又称西四旗；右翼四旗为达斡尔族，在霍尔果斯河东部之霍尔果斯、克、富色克等地或游牧、或耕种，故又称东四旗。营设领队大臣1员，驻惠远城，总管、副总管各1员、佐领8员、骁骑校8员、防御2员、委官8员、空金顶8员、世袭云骑尉1员、空蓝翎9员、委笔帖式2员、前锋校4员、前锋36员、领催32员、披甲1038名。武器装备有：弓1158张、撒袋1058副、战箭44450枝、腰刀1058把、战马1100多匹。官兵俸银标准比惠远城满营标准低，如总管岁支俸银130两、茶12斤，副总管和佐领各岁支俸银105两、茶12斤，云骑尉岁支俸银42两5钱、茶12斤，骁骑校岁支俸银60两、茶12斤，委笔帖式和领催各岁支俸银36两、茶6斤，卡伦侍卫月支钱粮银1两、盐菜银2两5钱、口粮60斤、茶1斤，披甲岁支钱粮银24两。 索伦营与伊犁其他三营一样肩负着驻守卡伦台站、换防塔尔巴哈台和喀什噶尔、巡查哈萨克和布鲁特（吉尔吉斯）边界的重要军事使命，并且随时听候伊犁将军的调遣，完成平内御外的各项战事任务。
乾隆初年，索伦营领队大臣管辖的卡伦有近10处，其中有的是常设卡伦、有的系添撤卡伦，其职能为管理游牧、稽查逃人、监督贸易、管理重要山场、渡口、通道等禁区、防止外敌入侵等。这些卡伦如下： 霍尔果斯卡伦，驻侍卫1员、委官1员、索伦兵30名；每年9月间雪冻之时，由本卡伦内派遣兵10名，加上由博罗呼吉尔卡伦派遣的兵10名，由空蓝翎1员带队，到霍尔果斯“开齐”（交界处）外作为“布克申”（伏兵）安设，以防人员、牲畜等自由流动，至次年3月开春雪化，空蓝翎率该兵员各回各的卡伦。 齐齐罕卡伦，驻侍卫1员、索伦委官1员、索伦兵15名、厄鲁特兵5名，系两个营共守卡伦。 奎屯卡伦，驻侍卫1员、索伦空蓝翎1员、索伦兵15名、额鲁特兵5名，系两个营共守卡伦。 惠番卡伦，驻侍卫1员、索伦委官1员、索伦兵40名、额鲁特兵10名，系两营共守卡伦。本卡伦地处要隘，系比较重要的戍所，曾派有锡伯族贺叶尔·文克津作为该卡伦侍卫换防一任，期间，他著书信体散文《惠（辉）番卡伦来信》流行于世，成为重要的史料。 博罗呼吉尔卡伦，驻侍卫1员、索伦空蓝翎1员、索伦兵30名、额鲁特兵10名，系两个营共守卡伦。此处每年春季有哈萨克牧民来游牧，故每届开春，满营派遣官1员、兵5名来监督游牧，冬季牧民转场后该满营官兵也撤回本营。这时，该卡伦也派出兵10名到霍尔果斯开齐外作为“布克申”。 空鄂罗鄂伦卡伦，驻侍卫1员、索伦空蓝翎1员、索伦兵30名、额鲁特兵10名，系两个营共守卡伦。 霍尔果斯安达拉（“安达拉”系腰站），驻索伦官2员、索伦兵30名。每年春季哈萨克牧民来此游牧，届时设该腰站，派官兵监督游牧，冬季撤回。 图尔根布克申，驻索伦空蓝翎1员、索伦兵20名，每年9月添设，3月撤回。 另外还有齐齐罕安达拉、河岸、奎屯色沁等与霍尔果斯安达拉同样的添撤卡伦。 乾隆朝以后，随着国内外形势的逐步复杂以及城镇、定居点的日益增多，伊犁将军在各处又增设了不少卡伦台站，索伦营领队大臣管辖的卡伦台站等最多时已近20处。 索伦营换防塔尔巴哈台和喀什噶尔的军事任务，是从索伦营组建伊始便开始执行。和锡伯、察哈尔、额鲁特、满营官兵一样，官兵不携眷，亦非长期驻扎。初期，索伦、锡伯等各派遣弁兵130名，计1200——1300名不等官兵，由满洲或蒙古官员总领前往塔尔巴哈台南北各处卡伦台站驻守和巡查，每两年轮班一次，后来因塔尔巴哈台驻防力量的增强，减为索伦、锡伯等官兵各派100名，三年一换。1864年伊犁农民起义爆发，接着换防制度也遭破坏。
素花姑姑舍身拯救锡伯族背景：1864年全疆农民起义 锡伯人说起素花姑姑是家喻户晓，虽然她是一百年前的人，但锡伯人男女老幼都亲切地称呼她“姑姑”，关于素花姑姑的故事是我母亲反复讲述最多的故事，事实上锡伯人的历史上确实有这个人物。
据历史书籍中的记载，素花姑姑的故事发生的背景是这样的：
1864年（清同治三年）新疆库车维吾尔、回族农民响应关内回族起义举行暴动，自此，新疆各地农民纷纷起义。到1866年，伊犁的起事者们就攻克了当时新疆首府——伊犁惠远将军俯。伊犁将军明绪自杀，起义军火烧惠远。
伊犁农民起义之时，作为清朝派驻边关的锡伯营官兵，也与起事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然而，由于清政府腐败无能，起事者势力强大，锡伯营官兵经过数十次殊死战斗，终于寡不敌众，此时，起事者也提出议和，锡伯营官兵最后提出三个条件：一、不改变锡伯营的现行体制，不版依伊斯兰教；二、锡伯营各级官员依旧例行公事，不受他族管制；三、锡伯营官兵不帮任何人打仗。
起事者首领答应了锡伯营的这些条件。锡伯营与起事者议和后，形势急转直下。起事者全部控制了伊犁。此后事件一直发展下去，新疆农民起义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新疆各地的起义者们开始纷纷割据一方，使农民起义走上分裂祖国的歧途。再发展下去，就发生了一系列中国历史上的重大时间：沙俄侵占伊犁；清朝政府关于海防、塞防之争；左宗堂收复新疆；新疆建省等等。
我的素花姑姑的故事就是在这样大时代背景下发生的。
我母亲说：锡伯营和起事者议和后，伊犁“苏丹汗国”的苏丹艾里汗木不知道怎样给看上了锡伯族少妇素花，非要纳为妃子，然而，素花是五牛录人，刚刚嫁给了六牛录的青年法里善。
“素花是绝代美人，赛过貂禅”我母亲说。她们经常听锡伯老人说唱《三国演义》，非常熟悉其中的人物。
当时的锡伯营总管喀尔莽阿听了艾里汗木的这个要求后非常为难，不同意吧，他知道艾里汗木手下几员大将一直对锡伯营虎视眈眈，欲灭之而后快，拒绝他意味着给他们一个锡伯营的借口；同意吧，人家素花刚刚新婚，听说这件事后，全家已如雷轰顶，要死要活，拆散素花一家，于心何忍啊！
左思右想，喀尔莽阿感到这是一件关系到察布查尔两万锡伯人存亡的大事，只好亲自去给素花一家做工作。素花深明大义，毅然同意割舍恩爱丈夫法理山，嫁给艾里汗木，拯救锡伯民族。
素花姑姑舍身拯救锡伯民族，但艾里汗木好像也很宠爱他的这位锡伯族妃子，素花入了伊思兰教，与艾里汗木养儿育女，过得还算不错，后面的事情就证明了这一点。
我母亲还讲了一件关于素花姑姑的是，说有一次，那时素花姑姑已经和艾里汗木有了孩子，已改名为“布维海力且阿帕克”的素花姑姑正在给孩子喂奶，只听院外大街上有人叫卖声，
“摇蓝，卖摇篮！”
素花姑姑听着声音很熟悉，再仔细一听，是法理山的声音，她赶紧叫人把卖摇篮的人叫进来，两人在此时此地相见，不由悲喜交加，泪往心里流！素花姑姑忍下悲痛，买下一只摇篮，送走了法理山。我母亲说，素花姑姑的一个孩子是在锡伯人的摇篮里长大的！
从素花姑姑的故事延伸出去，我母亲还经常讲一个故事。
素花姑姑嫁给艾里汗木后，“苏丹汗”和锡伯营表面看是相安无事，但“苏丹汗”那边有两个大将始终将锡伯营视为后患，一心想消灭锡伯人，好几次带着兵马杀向锡伯营，多亏素花姑姑通过“苏丹汗”制止。
有一次，艾里汗木手下那个最仇视锡伯人的大将喀尔平不顾旁人的劝阻，有要向锡伯营出兵并扬言要杀光锡伯人。
“喀尔平有个上了岁数的老母亲”我母亲说
“他的老母亲在一旁说：真主保佑，孩子！锡伯人对你怎么了？我们的庄稼干旱时是锡伯人给我们水，我们相邻生活了多少年没有不和的事，你今天要屠杀他们，消灭一个民族真主是不答应的！”
疯狂的喀尔平谁的话也不听，执意要去消灭锡伯人。他带着兵马来到伊犁河边，渡河时，他的马怎么也不肯上渡船，喀尔平怒气冲冲地上前举起马鞭狠抽自己的坐骑，那马性起，飞起一脚，正踢中喀尔平的腹部，喀尔平当场气绝而亡。
1871年一直对伊犁垂涎的沙俄以“代收代守”的名义侵占伊犁，艾里汗木从“苏丹汗”沦为阶下囚，沙俄当局把艾里汗木押往阿拉木图，临行前，艾里汗木对素花说：如果你想回到你的家乡，回到族人身边就由你吧。素花没有留下。
据说，素花姑姑的墓至今还在阿拉木图附近的某一处。
素花姑姑的后代也在伊犁的某地生活着。
和新疆满族的命运相联系的，首先要提惠远城，因为满族人和惠远城有很大的渊源，他们的荣辱、兴衰，都和这座城息息相关，可谓“城在人在，城毁人亡”。 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首任伊犁将军明瑞在伊犁河北岸，今霍城县惠远乡的老城村选地筑城，乾隆皇帝亲自赐名“惠远”，取“大清皇帝恩德惠及远方”之意。当时的新疆首府惠远城规模宏大，城墙高１丈４尺，东西南北辟四门。城中部分钟鼓楼，大街一纵一横呈十字形。东西南北大街又分纵横街巷。鼓楼之南，东西横巷各１３条；鼓楼之北横巷东１０条、西９条。北门内建万寿宫。又建祠堂一所，祀有功之伊犁将军。城东北隅建节孝祠。南门外建先农坛、社稷坛、龙王庙等。西门外建贸易厅。哈萨克牧民每年在惠远城西门外互市牲畜等物。东门外有演武教场。市肆皆在北门外。城内有将军府、印房、驼马处、粮饷处、功过处、营务处、满营档案房、仓库、宝伊钱局、马圈、军器库等。锡伯、索伦、察哈尔、厄鲁特四营领队亦驻 城内。除将军、参赞各一人总理军政事务外，后又陆续置理事、抚名、同知、仓员、巡检等职官。当年的惠远老城是中西通道的繁华城镇，城内各条大街上京津等地商人开设的店铺林立，百货云屯、市场繁华，有“塞外小北京”之称。清代许多文人名士、达官贵人都曾在惠远度过他们的谪居生涯，如洪亮吉、祁韵士、林则徐、邓廷桢等。清人洪亮吉目睹其盛况，以诗记之：“谁跨明驼天半回，传呼布鲁特人来。牛羊十万鞭驱至，三日城西路不开。”惠远老城可谓盛极一时，声名远播天山南北和中亚各地。
继惠远城后，清政府又以惠远为中心，在伊犁河北岸修建了绥定、塔勒奇、惠宁、熙春、广仁、瞻德、拱宸等8座卫星城，分别驻扎军队，设置官府，史称“伊犁九城”。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清政府首次允许当时和满族官兵一起出征的锡伯、索伦、达斡尔族官兵可以带家眷在新疆伊犁一带定居。带家眷的满族官兵主要在惠远城和东大村（即惠宁城，在今巴彦岱镇）驻防。这些满族官兵来自热河、凉州、庄浪和西安，他们就是现在伊犁满族人的先辈。 当时，定居于新疆的满族约30000多人，其中驻守伊犁的就有10000多人（8000多人在惠远，2000多人在惠宁）。
乾隆以后的半个多世纪，由于社会较为安定，新疆满族人口逐年衍增，至嘉庆末年（1820年）统计，总数已近7万人，其中生活在伊犁的就超过一半，惠远、惠宁两大满营共约4万人。 然而，动荡的年代还是来了。 1864年6月，新疆爆发了近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反封建农民起义。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天山南北几乎全被起义群众所占领。清同治十年，伊犁满城相继被农民起义军攻破，满汉士兵死亡惨重，也有一部分逃亡。 由于历史的局限，这次规模空前的农民起义被封建主和宗教头目篡夺了领导权，在新疆建起几个地方割据政权，以艾拉汗为头目的割据势力在伊犁建立了苏丹国。为了扩大自己的地盘，这些封建割据头目竭力煽动民族仇杀，互相攻伐，争战不已，给沙俄军队入侵造成了可乘之机。1871年，沙俄乘同治大乱之机，占领了伊犁九城，在伊犁实行了长达10年之久的殖民统治，使惠远这座百年古城彻底变为废墟。加上伊犁河水常年冲刷，南、东、西城墙已经不见踪影了，至今,仅见北门一段城墙残垣。
在抗击沙俄军队的入侵中，新疆满族军民死亡极多。乌鲁木齐满营被攻陷后，都统平瑞自焚，官民殉难者万余人。同治年间，伊犁惠远、惠宁两城官兵、妇女拼死奋战，相持多时，因力不能敌，城被攻破，伊犁将军明绪及前伊犁将军常清皆被杀，全城男女或被杀，或纵火自焚。 光绪元年三月，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伊犁将军金顺率领满汉等各族官兵英勇奋战，全力配合左宗棠西征。继收复迪化、昌吉、呼图壁、玛纳斯诸城之后，又于光绪八年（1882年）收回伊犁。西征军中，满族官兵为驱逐侵略者、收复祖国领土英勇作战，很多人战死在新疆。
央视“大西迁”剧组寻访素花的后人
日 12:03:30 稿源: 伊犁日报 作者：燕玲
图为毛拉·阿不都拉一家人。
众里寻她千百度
9月14日下午，在记者和昭苏县夏特柯尔克孜民族乡人大副主任的带领下，中央电视台“大西迁”剧组一行辗转寻找，来到了锡伯族传奇女子素花的后人———毛拉·阿不都拉家。“您好，我们代表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的锡伯族人来看您了！”察布查尔县委常委、宣传部长王瑞成和政协副主席国文激动地对毛拉·阿不都拉说。几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大家百感交集，脸上既有欣慰的笑容也有难掩的感伤。
“素花是五乡安家的女儿，从小聪明伶俐，长得出类拔萃。”这是近代锡伯族著名诗人何耶尔·柏林在《素花之歌》中的诗句。
140多年前，一个名叫素花的锡伯族女子，在两万族人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牺牲自己的个人幸福，改嫁伊犁“苏丹汗”阿里哈木，保全了整个民族。而在“苏丹汗”被遣送国外时，她又选择了亲情，随丈夫远走异国他乡，最终埋骨荒冢。她以柔弱和坚强，以自我牺牲和大义，以对族人的爱和亲人的爱，唱出了爱恨交织的一曲壮歌。
2006年初，记者在采访时无意中得知这件事后，深深被素花的故事所感动。为了确定这件事的真实性，记者休假专程去乌鲁木齐市采访了锡伯族德高望重的舒慕同老人。已92岁高龄的舒慕同老人亲口向记者讲述了素花为保全锡伯族父老乡亲而作出个人牺牲的那段历史，还赠给记者一本锡伯族人写的珍贵的回忆录。回来后，在热心人士梁刚的帮助下，记者又多次到伊宁市及察布查尔县孙扎齐牛录乡、爱新舍里镇寻找知道素花故事的老人。
据记者了解，素花后来随“苏丹汗”到哈萨克斯坦的塔什干城定居，她的小儿子曾回察布查尔县找过素花的亲人，并在伊犁成家后生育了一个女儿，这个女儿的后人现在在昭苏县。
在梁刚的帮助下，记者终于找到了知道素花后人下落的盛丰林老人，听他讲述了素花的重孙子米吉提·帕哈尔丁的故事。
1980年，昭苏县召开政协会议，盛丰林任会议翻译。会上，有一位老政协委员名叫米吉提·帕哈尔丁，年纪不到70岁，家住昭苏县阿克苏公社。与会期间，盛丰林和他经常在一起闲聊，得到了他的信任。有一天，他对盛丰林说：“我就是你们锡伯族素花格格的后代！”盛丰林非常惊异，连忙拉着他找到一个僻静的屋子。米吉提·帕哈尔丁用维吾尔语讲了一天，盛丰林记了一天。后来，他把这个故事翻译成了汉语，但从未示人。
在经过深入细致的采访后，记者终于获得了大量翔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在锡伯族西迁242周年纪念日到来之前，记者写出了《一个锡伯女子的传奇故事》一文，2006年4月，《伊犁日报》利用大版面的优势整版刊出。
文章见报后，如一石激起千重浪，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关伊梅和察布查尔县有关领导极为重视，专门拨出经费，寻访素花后人的下落。2006年6月，经过各方面的努力，终于在昭苏县找到了素花的后代米吉提·帕哈尔丁的直系亲属。于是，察布查尔县派出专人和记者一起赴昭苏县夏特乡和阿克苏乡，采访了米吉提·帕哈尔丁的子女以及米吉提·帕哈尔丁的朋友。
2007年，中央电视台“大西迁”剧组在伊犁拍摄期间，看到本报的整版报道后，很受感动，决定将素花的故事作为其中的一集来重点拍摄。该集以记者寻找素花的经过为线索，展开这个故事，折射那个跌宕起伏的时代。为此，中央电视台“大西迁”剧组特与伊犁日报社联系，得到了本报的大力支持和协助。9月14日，在记者的带领下，摄制组一行赴昭苏县夏特乡进行实地拍摄，于是才有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米吉提·帕哈尔丁和他的儿女
伊犁“苏丹汗”阿里哈木在塔什干城去世后，素花独自抚养两个儿子成人。后来，素花也去世了，安葬在一个小陵园里。
临终时，素花叫来大儿子巴图鲁汗，对他说：“我原是个锡伯族人，后来嫁给你父亲。我还有一个妹妹在世，她日夜为我哭泣，我也无时不在想她。我死后，你要设法和她联系，如果以后你们兄弟俩遇到困难，可以去伊犁找我的亲戚和八个牛录的锡伯族人，我当年救过他们，他们会帮助你们的。”但巴图鲁汗还没有来得及去伊犁找亲人，也因病去世。临终前，他把母亲的遗言告诉了弟弟小阿里哈木。
小阿里哈木为了完成母亲的遗愿，辗转来到伊犁，娶了阿布都热合曼尕森奇的女儿紫莱汗为妻，生了一个女儿叫古莱热木汗。女儿两岁时，紫莱汗去世，小阿里哈木就将女儿托付给一个叫买木拉洪的人照管，自己欲启程回阿拉木图。在回去之前，其妻弟尕帕尔别克带他到锡伯营五牛录去找素花的妹妹。
得知消息后，素花的妹妹一路哭着来接小阿里哈木。小阿里哈木在姨母家住了一段时间后，在姨母的资助下，回了阿拉木图。但相传他在途中就得病去世了。
古莱热木汗1944年4月在伊宁市卡赞其乡去世，她的子女很多，米吉提·帕哈尔丁就是其中的一个。
米吉提·帕哈尔丁于2004年2月去世，共有三儿二女，大多住在昭苏县。这次采访时，我们只见到了米吉提·帕哈尔丁的大儿子毛拉·阿不都拉。毛拉·阿不都拉今年70岁了，是夏特乡的老党员，他和一个儿子住在一起，种着53亩地，有6间带廊檐的房子。
9月14日，在毛拉·阿不都拉家的炕上，大家喝着茶、吃着用松枝烤出来的馕，毛拉·阿不都拉的孙女跳起了维吾尔族舞蹈，整个屋中都洋溢着温馨的气息。
毛拉·阿不都拉说，父亲在世的时候经常对他们讲起素花的故事，说他们是锡伯族人的后代。他的祖母也曾给他说过：“你的素花嬷嬷很漂亮，也很受维吾尔族人的尊重。”
“文革”时期，米吉提·帕哈尔丁冒着危险，把自己收藏的锡伯族诗人何耶尔·柏林写的《素花之歌》等关于素花的珍贵资料全都保存了下来。
昭苏县法院原院长努尔买买提是1946年结识米吉提·帕哈尔丁的，两人是忘年交。努尔买买提告诉记者：“米吉提·帕哈尔丁经常向老朋友们讲述锡伯族的历史，特别是素花的故事，有时他讲到动情处还会流泪。也许是因为听了许多遍的缘故，我现在都可以给我的孙子详细地讲素花的故事了。”说完，老人哈哈大笑起来。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米吉提·帕哈尔丁每年都到察布查尔县寻找亲人，但由于年代久远，他没能找到自己的亲人，可是锡伯族人把他当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