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很好，我母亲曾是乡村教师，这几年我和在乡镇教书的同学们交流，的确发现农村教育的最短板不是教学质量，而是缺乏梦想的“心态。&br&&br&其实随着这几年并校和标准化中学建设，乡镇中学的条件已经改善很多了，和城里的差距在缩小。但中学生多半被封在“监狱中学”里：要么没有梦想，要么看着玄幻小说编织不靠谱的梦想，对外面的世界一点都不了解。当他们中学毕业走向社会的时候，思想还不如他们在外地打工的父母更接近时代。&br&&br&但这个问题的根源并不是“软件”，而是制度和“硬件”配置问题。我去年年初有一篇文章专门分析乡村中学生的思想和制度配置的关系：&br&&br&&a href=&///?target=http%3A///MaPing/_216081.shtml& class=& wrap external& target=&_blank& rel=&nofollow noreferrer&&2014回乡笔记：肖申克的智能机 高墙下的少年梦&i class=&icon-external&&&/i&&/a&&br&&br&&p&&strong&
1 肖申克的智能机&/strong&&/p&&br&&p&好几年没回故乡的小县城，同学聚会，总有人试图低头刷微博看微信。大伙严厉批判了这种行为，但话题因此转向了手机。一个同学是乡村中学教师，我随口问她：&/p&&br&&blockquote&&p&“现在中学生玩啥手机？”&/p&&br&&p&“他们倒是想玩，但不让。”&/p&&br&&p&“谁不让？”&/p&&br&&p&“学校啊。”&/p&&/blockquote&&br&&p&我这才知道，朋友所在的初中完全禁止学生用手机。之前我听说过有些中学上课时开启信号屏蔽器，避免学生上网。但乡下中学，没有那么高档的设备。老师都安家在县城，要用手机和家里联系，屏蔽信号行不通。何况学生下了课也不许用手机，不能上网不许打电话，玩游戏更是严禁。所以干脆禁止手机进校，学生返校的时候要搜身、行李一律开包检查。平时定期检查、突击抽查一遍又一遍。听着这位老师描述，我立刻想象了一个场景，把美剧中犯人入狱的镜头挪到了《XXX中学》的牌匾下。&/p&&br&&p&不过，肖申克监狱的高墙挡不住安迪的小锤，校门口的检查组也阻止不了学生们挖空心思带手机。有人把手机塞在皮箱夹层里，有的爬墙头走私，还有人直接学习《肖申克的救赎》的先进经验，在厚书中间挖洞，偷运手机。得手的学生欣喜若狂不说，还立刻成了奇货可居的风云人物。初听这个段子还觉得有夸大之嫌，结果随便上网一搜，发现类似的事情还真不少：&/p&&br&&p&&a href=&///?target=http%3A///p/& class=& wrap external& target=&_blank& rel=&nofollow noreferrer&&《不得不说我们学校的同学们很牛。。。》&i class=&icon-external&&&/i&&/a&（柯南吧 百度贴吧）&/p&&br&&p&看来政教处需要买一部X光安检机。&/p&&br&&img src=&/99a9b7d1dcdbcdd52a5c27_b.png& data-rawwidth=&550& data-rawheight=&309& class=&origin_image zh-lightbox-thumb& width=&550& data-original=&/99a9b7d1dcdbcdd52a5c27_r.png&&&u&学生们也有类似的夹带办法&/u&&br&&br&&p&工作多年的中年人虽然也常玩手机，但恐怕不认为手机是必需品，甚至会厌烦被电话、短信和通讯软件催促的紧张生活。在听到这个故事开头的时候，我设想了一下，如果让这些中年人——比如我——回到平静、温馨的校园生活，绝不会狂热地寻求电子设备。但听了同学——现在的中学教师接下来的故事，我发现，如果真穿越到今天的校园，我肯定第一个翻墙去搞手机。&/p&&br&&p&因为检查组要封锁的“违禁物资”不仅仅是手机，除了酒、刀具等不合中学生身份的东西外。“杂书”、即不属于课本和教辅资料的书籍，无论是小说还是科普，均在查禁之列，至于棋牌、收音机、MP3以及其他电子、非电子的娱乐物品，更不可能过关。只有吃穿和教科书可以带进学校。&/p&&br&&p&我读书的时候，校门没有政教处检查组，不过那时候穷，买本两块钱的杂志都心疼，更没资格操心电子产品更新换代的问题，真要说物质上的娱乐，真不比这些被搜过身的学生多。不过，青春就是最大的本钱，没啥玩的，可以运动啊，足球，篮球，乒乓球，哪个不能激情四射？放学了骑自行车满世界去逛，课间10分钟，扣掉上厕所的时间，还要在走廊里翻个跟头，摔跤pk一下。&/p&&br&&p&可惜，世道变了，以上说的现在统统不许。不许打球，不许打闹，不许快跑，甚至不许大声叫喊，除了早晨的跑操和每周一两节体育课，学生没有测试自己肌肉的自由。&/p&&br&&p&客观地说，现在的学生也没有运动的时间。早上五六点起床就跑操，然后是早自习，早饭，上课，午饭，上课，晚饭，晚自习，洗漱睡觉。每两周休一个周末，其他时间出入学校必须家长自己来接，否则围墙圈起来的校园就是你全部的世界。嗯，我忘了说校规包括强制住校，你别指望在回家路上撒欢。&/p&&br&&p&这种生活节奏，我高三的时候也见识过，但毕竟没有统一住宿，也不硬性禁止娱乐。网上经常把这种地方叫“监狱中学”，但从某些方面来说，监狱或许更宽松一些。起码监狱会试图设计集体活动来发泄犯人的精力，监狱的小卖部虽然价格贵，但也不会单调到只卖纯净水的程度（不卖可乐倒真不是坏事）。现在把十三四岁的初中生管成这个样子，我很好奇这些学生会是什么反应，反正换了我关在校门里，第一选择也是去搞一部功能多、电量足的山寨机。&/p&&br&&p&&strong&
2 留守时代&/strong&&/p&&br&&p&网上谈起监狱中学，一般都把安徽六安毛坦厂那样的高考工厂当案例。的确，对大多数中学来说，严控学生的第一动机就是提高成绩，在24小时里塞进尽可能多的学习时间。这所中学也不例外。不过，就这次回家所闻，应试教育下的考试压力虽然是监狱中学很重要的成因，但还不是决定性因素，至少不是单一的决定性因素。&/p&&br&&p&在人多地少的山区县，指望种地能发财是不可能的。这几年劳动力成本提高，即便是没什么技术、没什么文化的中年人，只要勤劳打工，每月赚2000块工资毫无压力。所以，十三四岁的孩子，父母往往远在外地的城市，没法天天照顾子女，只能让孩子住校。以往乡村中学门口挤满自行车的景象消失了，上下学时只有接送老师的通勤车出入。&/p&&br&&p&十三四岁的半大孩子既不像小学生那样敬畏老师，又不像高中生那样有明确的人生目标，开始了解成人社会的秩序，正是最难管的时候。一旦离开父母管束，手里拿着上千块的生活费，干什么事情都有可能。磕磕碰碰在所难免，大手大脚花钱很容易成风，出现伤亡事件也不是不可能。&/p&&br&&p&当然，过去我读书的时候，农村少年游泳溺水、爬山摔伤、打架破相都是常事，但现在学校可担不起这个责任。在大城市打工的家长已经有了清晰的维权意识，他们认定，既然学生住在学校——其实不住在学校也一样——那么监管孩子的全部责任就都由学校承担。无论孩子自己受了什么损伤，或是给别人带来什么损失，那显然都得学校负全责。就算事故被证明和学校完全无关，也得要上几万块“人道主义补助”。最近我刚好看了这么一个新闻：&/p&&br&&p&&a href=&///?target=http%3A///Education/_208881.shtml& class=& wrap external& target=&_blank& rel=&nofollow noreferrer&&湖北两初二男生相约自尽 一男生曾是留守儿童&i class=&icon-external&&&/i&&/a&&/p&&br&&p&在这个案例中，两个初中生均因失恋自杀，事发地点在校外，平时也走读。但家人依然从学校要到了至少每人5.5万的赔偿。可见学校责任之重。&br&&/p&&br&&p&&img src=&/8d509d5d1f7d7fbbe051dd1d5aa32249_b.png& data-rawwidth=&970& data-rawheight=&374& class=&origin_image zh-lightbox-thumb& width=&970& data-original=&/8d509d5d1f7d7fbbe051dd1d5aa32249_r.png&&&u&乡村教师截获的一封“分手信”。人物地点已遮挡&/u&&/p&&br&&p&家长的维权意识是进步还是过头，本文不做评价。但客观上，学校既然横竖要承担责任，显然要主动出手减少事故率，把学生们关起来、管起来，消灭一切自由活动时间，从而避免所有可能致伤的运动。住校生就这样进了“监狱”。&/p&&br&&p&正如前面的案例，学生走读并不能让学校免责，学校也很难做到在部分走读的情况下，保证住校生的规律生活。十几岁的孩子，不可能在同学天天回家看电视的情况下认同严格的住宿管理。另外，晚自习往往不是真正的自习，要分给各科老师授课，让走读生上晚自习不放心，不让他们上晚自习则影响教学计划。综合盘算下来，学校干脆就要求所有学生一律住校，融入“监狱化”——用校领导的话说是“军事化”管理体系。校门口还真的有“少年军校”的牌子。&/p&&br&&p&基于这个思路，其余的严格管制也不难理解。玩手机会占用学习时间，还会引发学生之间的攀比，乃至因借用引发冲突，必须和其他电子产品一起禁掉；集体活动，用肌肉对抗的可能受伤，动脑子对抗的制造矛盾，只留下跑步算了；与课本无关的书籍会带来聚众讨论的话题，严重影响秩序，禁掉；学生的生活费就那么多，小卖部的商品丰富了，怕是下半个月没得吃，于是只卖纯净水（这一点还是表示有限支持）。最终，学生的生活“纯净”如水。&/p&&br&&p&&strong&
3 总得干点啥&/strong&&/p&&br&&p&那天，在座听乡村教师讲段子的同学不止我一个。虽然几乎都经过高考毕业季的历练，但还是听得人人咋舌。我问这位当老师的同学：“你的孩子会到这里上学吗？”，答案是绝对不会。另一位女同学抱着自己三岁的宝贝女儿，感慨不已：“我闺女要是到了这种学校，没对象也得鼓励她谈恋爱，否则还不憋坏了”。&/p&&br&&p&被关起来的初中生也是这么想的。在字典里挖洞走私手机的事情，教务处发现一次也就有经验了，但教务处无论禁不掉建国以来的男女同校传统。既然同龄男女足够寂寞，既然学校已经禁止了其他一切活动，少年的想象力和好奇心就自然地转向了身边的异性。比例高到什么程度？反正只有不敢做的，没有不敢想的。跨班级不说，跨年级也常见，初三的女汉子倒追初一的小男孩也不稀奇。班主任只要乐意，转一圈就能查到厚厚一沓情书。20年前，我也年轻过，也动心过，也知道少年男女那点心思，但闹到这个程度，不得不说教务处就是乡村的百合网和世纪佳缘。&/p&&br&&p&说起来，这些少年的懵懂感情也真的很简单。细节听起来足以让三四十岁的中年人心头一软。因为被圈在学校里，谈情说爱的机会只有课间几句话，或是夹在书里传来的纸条。确定关系的两人互赠礼品，最多是课间送一瓶纯净水。（传说中一瓶【杯】水的爱情）天色暗的时候，两人悄悄在没有灯光的操场上走一圈，算是难得的经历；平时只能在下晚自习的时候携手而行，从教室走到宿舍门口，享受几百米的浪漫。不用说，教务处和班主任早就掌握了规律，只要到固定地点积极巡查，总能抓住几个“现行犯”。&/p&&br&&p&严厉管制不能阻止“前仆后继”的学生。相反，生活太枯燥，这些还算不上爱情的暧昧反而加倍珍贵。从初一到初三，恋爱问题从未显现出越来越少的趋势。教师收走了传情纸条，居然还有学生敢悄悄上门哀求讨要，希望老师发还“爱情证据”。&/p&&br&&p&当然，校园里不只有异性同学，还有同性的同龄人。在正常的中学校园里，男生女生首先还是在自己的同性朋友圈里享受课余时间的。但是，当男生不能踢球，女生没空聚众八卦的时候，细小的矛盾就和友情一样重要了。政教处每天头疼的事情，除了早恋，就是学生打架。上下课的时候互相碰了一下，跑操的时候瞪了一眼，打饭的时候插个队，都是大打出手的理由。和恋爱问题结合，为争风吃醋打架更是屡见不鲜，连女生都会讨伐“情敌”，甚至殴打拒绝“表白”的示爱对象。平心而论，青春期的孩子，尤其是男生，打架并不是太出格的事情。懂得何时该愤怒，何时该对抗，本是成长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但这些孩子每天因为琐事或仅仅因为无聊打架，恐怕对少年的心理发展很不利。&/p&&br&&p&中学毕竟不是看守所，不是工读学校，墙上不会装电网，隔段时间总要放学生回家，寒暑假补课也不可能不让孩子们过年。在这些严格管制的缝隙之外，越被禁止的事情，越容易发生。我那个同学就说，放假后他们也很紧张，生怕学生憋得太久，放出去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要学校担责，比如意外怀孕——别以为放假时发生的事情学校就没责任。至于学生平时跳墙出去享受自由生活，结伙逃跑到外地，管得再严也不可能绝对禁绝，每次都让学校惊恐不已。&/p&&br&&p&日常生活中也有不少物极必反的例子。比如减少小卖部的商品供应，所有人一律留短发、吃食堂、穿校服，本来有控制学生消费的用意。可你能想象，有的学生给同学（女友）买水，在食堂摆阔请吃份饭，居然也能吃光下半个月的生活费吗？一文不名的学生不敢向家里要，只好饿着，每天指着上午一顿免费营养加餐填肚子。（某些女生为了减肥不吃营养餐，正好让出份额给这些不懂理财的男生。）家里不给买手机，全宿舍可以齐心协力省下半个月生活费，悄悄买一部。只要校方稍不注意，违规行为就会以最强烈的方式表现出来。这倒也并不出人意料，作为一个没有合法暴力权的机构，乡村初中却企图像监狱，或者至少是工读学校、少管所那样维持秩序，这个矛盾近乎无解。&/p&&br&&p&&strong&
4 农村包围城市&/strong&&/p&&br&&p&这所初中曾是我母亲的母校，20年前我也有许多同学在这里读书。当时这所学校就以“严”出名，校风和成绩都明显超出周围的乡级中学，因而能吸引半个县而不仅仅是本乡镇的生源。几十年过去，学校管理已经不能简单地用“严”来形容了，县城的许多家长依然愿意把孩子送过来，说明认同这种教育方式的家庭还为数不少。&/p&&br&&p&实际上，严管学生，把学生的活动空间控制在围墙内，把学生的时间都用上课填满，用军事化纪律约束生活。这是眼下乡村中学的大趋势。过年时在乡下转了几天，沿公路看过好几家中学，挂“少年军校”牌子的比例相当不低，这也说明了校领导普遍的管理思路。或者说，这是制度逼出来的。校领导要走合法路线提升，最有力的正面因素是成绩，最具破坏力的负面因素是学生出事、家长围攻。两方面压力合并，再加上家长也认同，把学生圈起来就成了自然的选择。&/p&&br&&p&令人意外的是，在农村中学包围之中，县城的中学却并没有实施同水平的严格管制。这首先当然和县城的走读生多有关。如果父母双方都在县城有稳定的工作，自然还是希望自己来照顾十几岁的孩子。但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才是决定性的——投诉。&/p&&br&&p&中小学私自延长课时，节假日补课都属违法，尤其是补课还要另行收费的时候，这是大多数人都知道的明规则。实际上，即便这种行为很普遍，也很少有人去教委或是上级政府举报，就算举报了，一般也没有把事情闹大的决定和动力。所以大多数乡村学校能够保持既定教学秩序。但明规则毕竟摆在那里，政府和教育局（委）不可能公开否定。只要有人持之以恒地举报、上访，拿出真凭实据，政府也不得不出手干预。&/p&&br&&p&什么样的人最有动力、有耐心做一个负责任的举报者呢？显然是能从举报中获益的人。这样的人不会是学生家长，也不是操心公共事业的路人甲乙丙丁，而是私人的盈利补习班。家长们要么指望提高学生成绩，要么不希望孩子假期没人管束，很愿意在这些补习班花钱，补习班因此收入丰厚。学校假期补课，无论是否收费，无论收费多少，都是断了补习班的财路，经营者肯定有动力搜集证据，积极上访，用无可辩驳的证据迫使政府行动。更何况许多补习班的骨干就是教育系统出来的，甚至是公办学校的教师兼职，搜集证据不费吹灰之力。&/p&&br&&p&当然，多数补习班自身也是违法的，尤其是公办学校的教师开班授课，有意无意地会把正常课程拿到补习班来上，实际上放弃了那些拒绝补习班的学生。这种行为理论上也会被打击。但补习班不需要非常固定的场地，没有可供查抄的固定资产，就算被打击也没有什么人直接得益。假期补课的中学与私人补习班对抗，就像士气低落的正规军被火力强大的游击队围殴，毫无胜算，只能乖乖让出假期。&/p&&br&&p&之所以私人补习班未能乘胜追击到乡村，大概是因为农村居民点分散，很难把学生集中起来大办补习班，除非添置校车、宿舍等固定资产。但那样意味着游击队失去了机动性，形同自杀。所以补习班局限于县城。换句话说，只有县城的中学才会在假期补课时害怕举报，乡村中学大可保持监狱式管理。为数众多的乡村公立中学真正贯彻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原则。&/p&&br&&p&&strong&
5 唯有梦想不可辜负&/strong&&/p&&br&&p&从教学安排来看，这些中学的目标是把学生培养成考试机器，为中考乃至将来的高考做准备。除了和考试对应的教学，学校的其他职能都被压缩到极限。像生物、地理等不列入中考的科目，一个老师往往教七八个班，徒具形式。不过，大多数学生的未来恐怕和考试关系不大。&/p&&br&&p&现在的中国，每年新增1700万青少年，700多万本专科毕业生，211大学和准重点大学毕业生近百万，其中来自大城市重点中学的考生占了很大比例。因此，生活在大城市里的成年人，很容易产生：“孩子总要读个像样大学，最起码也要有个本科文凭”的错觉。到了小城市和乡村，实际上在高考取得高分，并不是多数孩子的人生必需品。在中学养几年身体出去打工，或是到一个分数门槛较低的专科（高职）再当几年学生，才是大多数孩子的未来。&/p&&br&&p&这反映在乡村中学的数据，就是只有四分之一左右的毕业生会到县城读重点高中，其他要么去打工，要么接受质量不高的职业教育，要么去非重点高中读书——这意味着基本放弃了大学教育的机会。换句话说，最起码2/3的学生并不会从考试机器的训练中受益。这些学生会如何看待这几年被严格管制的时光呢？&/p&&br&&p&至少现在，大多数孩子对类似问题还是一片茫然。被问及“将来有什么想法？”的时候，绝大多数孩子会以“我爸爸（妈妈）希望……”作为开头。即他们没有自己的想法，全凭父母安排。然而被父母送到了这所封闭的学校，许多人甚至认为中学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对于严格的管制只是消极的接受，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被送进了一台升学机器，应该为中考和高考而努力。多数学生，尤其是留守少年，缺乏学习的积极性，应付一日算一日。&/p&&br&&p&的确，初中生年纪小，人生观受父母影响大是正常现象。但作为从童年向成年转变的重要阶段，初中教育的最重要职能不正是让学生了解社会，建立自己的初步人生规划么？把学生圈在高墙里面，与社会隔绝，进去时是个孩子，出来时在思想上还是个孩子，这实际上是一个残酷的社会学实验。&/p&&br&&img src=&/c172ea5bf0fde1097f47b_b.png& data-rawwidth=&637& data-rawheight=&259& class=&origin_image zh-lightbox-thumb& width=&637& data-original=&/c172ea5bf0fde1097f47b_r.png&&&br&&p&饥饿的人最需要的不是精美大餐，而是一份充满油脂、糖和淀粉的快餐食品。类似地，这些初中生缺乏生活目标，极端缺乏娱乐和社交，一旦毕业，拥有了一定的生活自主权，他们本能地会寻找最刺激、最能解决娱乐和社交匮乏问题的生活方式，比如网络游戏。这个问题在职业中学、非重点普通高中表现的尤其明显。今年离开家乡的时候，我在长途车上碰到几名刚结束高中生活的小伙子同行，他们有的是外出打工，有的是到南方接受职业教育。一路倾听他们的交谈，四五个小时只有两个主题——打架和lol（英雄联盟 网络游戏）。三年监狱般的初中，三年无人管束的高中生活，笑到最后的是马化腾。&/p&&br&&p&那些能够进入重点高中的学生，也有类似的现象。虽然县属重点高中是县政府的心头肉，不必太在意补习班的投诉，可以继续推行严格的日程安排。但毕竟相当比例的学生依然保持走读，院墙外面也有太多的诱惑，秩序终究比乡间初中放松许多。许多来自乡村中学的学生，在初中尚能按部就班地学习，往往到了高一就自我放纵，一发不可收拾，比例明显高于县城初中的毕业生。&/p&&br&&p&我不是教育工作者，封闭式教学对成绩到底有什么影响，我不敢下定论。但作为一个“前学生”，作为一个“资深少年”，我认为，十几岁孩子最宝贵的东西是梦想。梦想可大可小，可远可近，可以是绿草茵茵的大学校园，可以是闯荡江湖后回到家乡出人头地，可以是开一家小店、悠游自在。不管梦想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只要在衣食无忧之余，有一个天天晚上会惦记、努力一跃似乎触手可及的目标，年轻人自然会主动规划时间，积极应对生活。再辅以时时提醒和纪律限制，十几岁的孩子会做出许多让成人自叹不如的进步。这就是青春的力量。&/p&&br&&p&但无论是哪种梦想，都得从现实中来，闭门造车是不行的。没有和形形色色人物的接触，不通过各种各样的现代媒体了解社会，不关心普通人家柴米油盐知道谋生艰难，少年很难“磨合”出与社会相配的梦想。把孩子们圈在学校里与世隔绝，全部时间都用来备考，结果就是少年的梦想层次要么太低，只看到眼前的快餐娱乐、商品消费、肉体刺激；要么太不靠谱，全是怪力乱神、不切实际的现代神话。我问我的同学，到这些初中生宿舍能翻到什么违规的“闲书”？答曰内容全是鬼神玄幻，几乎100%是地摊盗版，《盗墓笔记》在其中都能算严肃读物。让初中生对着低档玄幻小说和高墙来设计未来，仔细想来，这个事实真让人有几分心疼，心疼他们高墙下的青春。&/p&&br&&p&&img src=&/531af32ddb90ea9c2f43_b.png& data-rawwidth=&375& data-rawheight=&500& class=&content_image& width=&375&&&u&教师没收的一本课外书&/u&&/p&&br&&p&&strong&
6 梦想必须捍卫 现实也得妥协&/strong&&br&&/p&&br&&p&我看不惯监狱中学，理由和许多同样反对监狱中学的人不太一样。网上流传的那些衡水中学高考方阵的图片过于震撼，以至于让很多人觉得不适。但在我看来，早起跑步、军事化操练、统一着装、限制消费等纪律毫无问题，应该举双手支持。十几岁的孩子，经历一下朴素的斯巴达式生活大有好处。监狱式中学真正的问题在于完全割断学生与社会的联系，挖掉了梦想生根的土壤。&/p&&br&&p&教育的本质是什么？是向儿童传授进入社会所需的知识，不让儿童以“一张白纸”的状态进入社会。近代以来，社会越来越复杂，儿童在走进社会之前所需的培训也越来越多，所以各国政府都努力推行基础教育，要求所有儿童和少年都必须入学。国家以考试制度来考核学生，进而考核学校，就是要保证儿童成长的质量。但是，考试毕竟只是一个间接工具，那个等着年轻人加入、需要儿童反复加深感性认识的鲜活社会就在孩子身边，随时欢迎少年去体验。监狱中学却要偏偏把孩子圈起来，没收手机和收音机，查禁教科书、人民币之外的所有印刷品，只为延长一点备考时间。这是逐末弃本，最终必然大大影响教育的合格率。&/p&&br&&p&应试教育早就有，为何我今天才来找监狱中学的麻烦？因为过去几十年，接受义务教育的孩子们基本上都和父母生活在一起，有足够的课余时间接触现实生活。虽然不同的家庭差异很大，但大多数少年还是通过耳濡目染认识了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学校教育中社会实践的不足。&/p&&br&&p&不过，和世界上大多数事情一样，免费的福利最不受人重视，不管它有多重要。当城市化和工业化席卷中国之时，无数农村父母进城打工，把孩子和学校留在了农村。学校既要教知识，又要接过父母们实际上放弃的监护权，还不能使用暴力，最后还得应付考试压力，只能把自己变成准监狱。至于孩子们因此损失的社会经验，因此产生的梦想偏差，没有人注意。但从长远来看，这是教育最重要的问题之一。&/p&&br&&p&&img src=&/b09a7cb2fdb_b.png& data-rawwidth=&928& data-rawheight=&249& class=&origin_image zh-lightbox-thumb& width=&928& data-original=&/b09a7cb2fdb_r.png&&&u&学生草稿纸上书写的心情&/u&&/p&&br&&p&正如前文所述，不能简单地用“应试教育”四个字来概括监狱中学的成因，更何况应试教育本身也有很大的合理性，不能随便废弃。简单地拆掉乡村中学的围墙、减少课时，对学生的伤害、对社会的冲击都难以预料。为了多给少年们保留一点梦想，必须考虑一个既缓解问题，又尊重现实的妥协性方案。&br&&/p&&br&&p&&strong&
7 顺势而行&/strong&&/p&&br&&p&回到问题的源头，农村父母进城打工，留守儿童、留守少年占同龄人比例高，是监狱中学的重要成因。实际上，不止这些家长平时不在乡村，中学教师也基本离开了乡村。过去交通不方便，从乡镇到县城，往往每天只有一趟班车，在泥巴路上颠簸好几个小时才能进城。所以乡村教师必须住在学校附近，由学校建宿舍、家属院，或是教师自建住房。但随着公路网的拓展和汽车的增加，几乎所有乡镇到县城的车程都缩减到一小时之内，班车早晚都有，最近的几个乡镇甚至被纳入了县城的公交系统，教师可以住在县城，搭车上下班毫不误事。就算是要负责早自习和晚自习，也可以几个人合伙包一辆黑出租接送，都不超出教师工资的消费能力。&/p&&br&&p&县城的基础设施、娱乐、文化环境和乡镇之间是天壤之别。就算乡镇盖了几栋楼房，供水、供气、购物、卫生环境也无法和县城相比。所以，在公路“村村通”普及的过程中，乡村中学教师基本上搬进了县城，只在工作日的白天，以及有授课任务的假期到校。从每天下晚自习开始，到第二天上课，除了上千的学生之外，只有几个管宿老师和门卫留在乡间。以如此之弱的管理力量，若是打开校门，让学生走进暮色中的乡野，后果的确难以控制。&/p&&br&&p&这种现象其实只说明一个结论——中学教育应该向县城集中。对于长期住校的学生来说，学校离家到底是一小时车程还是半小时车程，其实并无区别。但这显然方便了定居于县城的教师，也有利于保护校园安全。今年春节假期前夕，我在故乡的农村游荡，发现传统上的腊月大集已经名存实亡，县城超市已经完全摧垮了低效、浪费人力的传统商业，这就是无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在传统乡村（镇）即将消亡的大趋势下，坚持把中学留在乡间，实际上是一种因循守旧的怠政行为。&/p&&br&&p&前面提到，“监狱式”中学多出现在乡间。著名的毛坦厂中学也同样远离县城。这其中固然有县城无良培训班举报的原因，但也说明城市里的教育监管机制相对有效。如果把寄宿制农村中学都设在县城外围，既方便教育管理机关及时干预学校政策的偏差，也能充分利用城市基础设施，向学生提供丰富的课余活动选择，还在事实上提高了教师收入（降低交通成本）与生活质量。这应该是未来县域规划的一个重要思路。&/p&&br&&p&不谈钱的事情，无论被描述得多么美好，也只是个泡影。把乡村学校都搬到县城，如何解决资金问题？从长远来看，把中学集中于县城周边的教育区，集中管理，共享资源，应该是可以省钱的。但短期来看，最需要解决的是两方面投入：土地和基建费用。&/p&&br&&p&土地的问题不是很大。因为乡村中学本身在乡镇就有很大的占地。学校搬离，意味着给乡镇上提供了很大一块黄金地段（乡镇意义上的）的用地。完全可以满足乡镇接下来几年的建设用地需求。现在土地转建设用地指标基本上已经分解到县。用原有中学的土地来满足乡镇需求，实际上是节约了土地指标，足够用来建设新的校区。进一步说，随着乡村人口逐步撤离，小学也有向少数中心乡镇集中的趋势，这些放弃的中学完全可以转为中心小学，原有的小学则转为更多的建设用地或复垦田（同样增加建设用地指标）。&/p&&br&&p&至于基建费用，必须注意一个事实：现在有意向县城外围“搬家”的学校不仅有乡村中学，还有本来就在县城繁华地段的中学（中专）。随着县城的迅速扩张，原本僻静的县属学校多半已地处繁华地段，校区扩张一点都是千难万难，也希望能搬到县城近郊，用精心规划的校区替代原来修修补补的旧房子。在如今钉子户为王的年代，开发商也乐意接盘这种土地连片，价格透明的开发项目。估算一下，每个县城繁华区的学校外迁，都意味着出让近百亩黄金地段的建设用地，价格动辄上亿。这笔进项实际上是由县域规划而产生的土地级差，由原有的县属中学独占本不合理，正好可以建设统一的教育园区，以示公平。&/p&&br&&p&&strong&
8 釜底抽薪，转移监护权&/strong&&/p&&br&&p&仅仅把乡村学校搬到县城外围，最多是解决了学校超时补课的问题，同时可以各学校共享体育、娱乐、教学设施，为丰富学生生活提供了硬件可能性。至于其他的“软件”问题，如学校不敢组织集体活动、私人补习班猖獗、打工家长无暇亲自教育孩子，依然没有得到解决。&/p&&br&&p&回到问题的本源，是什么割断了学生和社会的联系？是学校的权力太大了么？&/p&&br&&p&显然不是，因为从未有人授权学校干预学生的课余活动。学校把学生24小时圈起来，并不是一个主动行为，而是对留守学生比例过高的消极反应。按照我国《民法通则》规定，未成年人负有监护权的父母外出打工，并不意味着把监护权转交学校。但一旦学生出现意外，家长却不会因此放弃向学校高额索赔的权利。学校没有管理权，又必须为学生的活动负全责，唯一能做的就是消极防守，用课程填满学生的时间，用围墙限制学生的活动，从而规避最大风险。&/p&&br&&p&打个比方，这就像病人找医生治病，要求医生对医疗事故负责，却不承诺严格按医嘱服药。那么，处方上多半只有阿司匹林和消食片——医生首先要避免惹更大的麻烦。至于治病的事情，那只有听天由命了。&/p&&br&&p&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在实际上赋予学校监护权，承认校方不仅有授课的责任，还有权在其余的时间管理学生的生活。权力转移可以通过司法解释或行政命令进行。这样，事实上的监护人——学校，才有可能组织学生走出校门，参与久违的社会活动。为此，或许可以在班主任制度之外，向中学引入生活导师，专门负责学生的生活和课余活动。替代已经死透的团委-少年队体制。近年学生数量开始稳步下降，师范生供应充足。导师制可以和小班制同步推行。&/p&&br&&p&当然，这依然不能解决事故的赔偿问题。这恐怕需要建立一个全面的学生保险制度，财政和家长各自负担一部分保险费用。在出现意外的时候，由保险公司给予学生家庭一定的补偿；同时，除非责任人做出了违规举动，否则严厉禁止任何人在保险之外要求额外补偿。政府会因此增加一笔保费开支，但教育机构会因此获得极大的自由空间。&/p&&br&&p&再进一步。就算学生数量下降，教师相对增加，就算设置了专职的导师，教师也不是每人只管一两个孩子的父母，自己也有家庭要顾，不可能面面俱到地管理学生。往前几十年，每个村隔几年淹死个孩子不稀奇，现代社会不会接受这种事故率。要打开校门办学，还要避免事故，恐怕学校也得与时俱进，充分利用现代社会的技术手段。&/p&&br&&p&我能设想的技术工具就是不能随意去除的GPS手环（脚环），保证校方随时定位学生的去向。现阶段，定位芯片的成本已经相当低廉，增加防震、防水、自动报警、防拆除等功能应该也不难。作为实际上负有监护之责的学校，获取学生的位置信息理所应当。学生是不完全行为能力人，要获得安全保证，本来也应该向监护人报告行踪。电子设备只是让这一过程自动化，方便教师及时干预而已。&/p&&br&&p&当然，这肯定会引来侵犯隐私的非议。但现实是学生已经被圈进了院墙，24小时都按日程表生活，根本没有“去哪里”的隐私可供侵犯，学校即便不用GPS监视也知道学生的位置。我读过的高中，最后一次组织全校性的外出活动，还是我高一的时候——1995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尖刻讽刺：“工人阶级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为了保护已经被消灭的隐私而抵制新技术，本质上是一种盲目的伪善。我工作的编辑部有条狗，编辑上街遛狗之前总要给他戴上链条，否则只能用围栏圈起来。条件反射之下，连狗都知道，链条意味着一定程度的自由，没了链条反而没了自由。这个道理说给人听，应该不难说通。&/p&&br&&p&GPS定位装置还有一个次要但不可忽视的小用途，就是对付私营补习班。补习班可以没有固定的教室，可以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但总要把学生聚到一起。这可以用GPS信号轻而易举地鉴别，进行即时抽查，区分正常课外活动和老师们包私活。这些年基层思想工作完全失控，县里还有不少合法宗教机构或邪教对青少年虎视眈眈，总想给上帝拉几头纯洁的羔羊。有了GPS监测，就可以抓这些传教士一个人赃俱获。&/p&&br&&p&以上这些硬件基础搭配起来，再辅以频繁的检查监管，应该可以保证学生有时间从事课余活动，接触社会。当然，把上万名出身乡村的孩子扔到县城，指望他们自发地融入周边社会，组织自己的娱乐活动，这本身也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学校有责任主动组织一些体育、娱乐、参观、实习、健身活动，供学生选择。教育部门也可以对这些课外活动进行简单的考核，如随机抽取学号进行体能测试等等。&/p&&br&&p&&strong&
9 总要做点啥&/strong&&/p&&br&&p&这套组合方案的结果到底如何呢？我不敢说会有完美的结果，因为复杂的方案从来就不会是好方案，必然纰漏百出，需要不断修正乃至推翻。但是，世界上大多数事情都是这样，做了不一定能成，不做肯定是不成。现状是大批中学生被圈养在高墙里，靠走私来的玄幻小说了解世界。既然我们指望他们10年后接管这个社会，总要为他们的梦想，为他们的见识做点什么。&/p&&br&&p&从人类还是猴子的时候开始，孩子们就会在成人之前聚在一起玩耍、打闹，模仿成年人的行为，并建立一套自己的亚文化。在亚文化圈内，少年们学会为人处事，锻炼肌肉和勇气，认识友情与爱情。成人社会的领袖和骨干往往需要在这个阶段就开始培养。无论我们居住在空旷的乡村，还是车水马龙的大城市，这都是我们作为一种群居猴子的生物本能，是不能消灭，只能顺势而行的自然规律。童子军、夏令营就是城市人口为满足少年本能而建立的机制，让少年们在成人监管、指导下走出校园。共青团、少先队制度也一度在中国发挥过类似的作用，当然现在这个作用已经消失了。&/p&&br&&p&最近十几年，工业化令中国天翻地覆，经济意义上的小农几乎已经被消灭，劳动力几乎全部转移到城市从事工业和服务业。这给中国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财富，也顺便摧垮了许多人们已经习惯的社会结构——替代品未必会自然出现。比如过去的乡野和街道曾经是少年们自由活动的空间，现在物质丰富了，文化繁盛了，少年们反而进了监狱式中学。这算是整个社会进步过程中的局部倒退。&/p&&br&&p&既然整个社会在进步，局部的倒退就不难扭转。但前提是思想不能守旧，能跟上进步的大趋势。城市化、教育社会化、技术工具廉价化，这都是大势。顺着社会发展大趋势制定政策，问题会迎刃而解；否则，逆潮流而动，解决了眼前的问题，还会制造更大的恶果。教育部门必须正视社会发展趋势，承认改变工作思路的必要性，把少年的梦想当成大事来抓。我不敢期望教育部门把少年的梦想看得比升学率还重，毕竟官僚机构需要量化的指标才能运转。但最起码，梦想的排位不该太低，至少要排到空调教室和草皮运动场的前面。&/p&&br&&p&&b&
2014年3月 春节归乡有感&/b&&/p&&br&&p&相关话题：&/p&&br&&p&&a href=&/question//answer/& class=&internal&&中国近代以来有哪些看似昏招，实际却十分精妙的国策？ -马前卒的回答&/a&&br&&/p&&br&&p&&a href=&/question//answer/& class=&internal&&有一个睿智且有长远眼光的父母是什么样的体验？ - 马前卒的回答&/a&&br&&/p&&br&&p&&a href=&/question//answer/& class=&internal&&曾经学物理竞赛的现在都过得如何呢？ - 马前卒的回答&/a&&br&&/p&&br&&p&&a href=&/question//answer/& class=&internal&&「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 - 马前卒的回答&/a&&br&&/p&&br&&p&&a href=&/question//answer/& class=&internal&&如何评价中国政府全面放开二孩？ - 马前卒的回答&/a&&br&&/p&&br&&p&&a href=&/question//answer/& class=&internal&&一直读书读到博士会不会觉得少了很多人生经历呢？ - 马前卒的回答&/a&&br&&/p&&br&&p&&a href=&/question//answer/& class=&internal&&让孩子背诵他们根本不懂的古诗词、古文有什么意义？ - 马前卒的回答&/a&&br&&/p&&br&&p&&a href=&/question//answer/& class=&internal&&能否用一百字写清楚你最想要的生活? -马前卒的回答&/a&&/p&
问题很好，我母亲曾是乡村教师，这几年我和在乡镇教书的同学们交流，的确发现农村教育的最短板不是教学质量，而是缺乏梦想的“心态。 其实随着这几年并校和标准化中学建设，乡镇中学的条件已经改善很多了，和城里的差距在缩小。但中学生多半被封在“监狱中…
我去年的大部分空余时间都在免费咨询中度过。&br&&br&因为自己是律师，估计是孕妇效应，看周边都是律师。原来到了非业内人那里，他们身边根本就没有几个律师。&br&&br&陌生号码除了中介的通常第一句是，我是谁谁谁介绍过来的，我找朱律师。&br&&br&这个谁谁谁我不认识。因为是转介绍了好几层。&br&&br&我总是说，我是，我在听，您请讲。&br&&br&没啥。就是觉得自己虽然工作经历丰富，但入职律师业时间短，朋友或者同学或者前同事把身边仅有的律师资源介绍给自己的朋友，对我是信任。他们都清楚我入职律师的时间，但是选择让我来解答。因为所有的免费咨询都只是引子，有的确实是免费咨询就划了句号。而大部分免费咨询解决不了问题。&br&&br&后续就是，他们来了所里，签了合同。我又多接了一单业务。&br&&br&印象最深刻的一次，一位真的不熟悉的人介绍过来的女士，且我至今不知道是谁，咨询了前后一个月，时间加起来几个小时都有了。那个案子并不棘手，但在她看来如天大的事，所以很多时候还在发泄情绪。我也顺便做做心理疏导。本没指望接下来这个案子，因为她不止一次透露她已多方联系，咨询了若干位律师。我没有介意。照样有问有答。&br&&br&然有一天她和她先生一起来到我的所里，说我们就请你了。我当时还笑，说为啥选择我？她先生说，她每次电话我都在旁边听见了，你没有收费尚且如此尽心，收费了一定会尽全力。我们只能信你了。&br&&br&这就样，接了一个案子，还结交了两位朋友。&br&&br&我个人觉得，其实大家碎片时间蛮多的。不在这儿耗费，就在那儿耗费。我身边也有资深律师，一到下班时间屏蔽除了亲人密友以外的所有人，就是免骚扰。我没有那么大牌。我觉得女律师的优势在于，细心，耐心，客户觉得你是自己人。自己人，这个太关键了。因为在他觉得他走投无路的时候，他最终只能在一群律师中把那个自己人挑出来。当然，你的专业不能输。&br&&br&有一次一位老人家咨询了四个小时，在我面前哭了三个小时。聘请律师合同都签了，发票也开好了。我当时有些疑虑，他75岁了，我说您需要与子女商量一下吗？他说不需要，他可以做主。后来他女儿来电话，说爸爸岁数大了，可能考虑不周，他们还需要再想想。我说好，就把合同和发票让他们寄回来。同时第一时间把他带来的材料快递给他女儿。当时其他律师不解，问我为何如此？完全不必要。我说我知道。只是他确实是老人家，尊重也是该的。这个官司若非打不可，我相信最后他们会请我。&br&&br&是，一个月后再次签约。且非常顺利的解决了。如今跟他女儿也是朋友。&br&&br&律师确实是靠智力和时间吃饭的行业。只是我们的国情决定了很多时候，人家觉得免费咨询不需要付费。我的思维是，能告知的，我都告知。因为我也没有损失。但其实大多数案子免费咨询根本不能解决，必须通过专业谈判或者诉讼。既然如此，免费咨询只是敲门砖，人家敲门了，作为律师，我没有不开的理由。&br&&br&我开门了。我有自信，他便没有不请我的理由。&br&&br&客户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没有付出没有得到。没有案源没有口碑。所有的事都相辅相成，一个律师的养成术就凝聚在这点滴中。所以若有咨询，我还是会接，会答，我不擅长的领域，我还会向客户推荐其他律师。作为回报，其他律师也会给我推荐案源。长此以往，水涨船高。&br&&br&我以为，在专业的同时，在一大群律师中取得客户的信任，是律师的基本功。或者说迈向成功的垫脚石。其他律师如何操作我不管。我按照自己的节奏来。至少在目前，很有效。&br&&br&仅此。供参考。
我去年的大部分空余时间都在免费咨询中度过。 因为自己是律师，估计是孕妇效应，看周边都是律师。原来到了非业内人那里，他们身边根本就没有几个律师。 陌生号码除了中介的通常第一句是，我是谁谁谁介绍过来的，我找朱律师。 这个谁谁谁我不认识。因为是转…
&b&这个答案每隔两三天就被吊打一次，毫无疑问我要解释一下。你们点反对之前有没有对初级、中级、高级经济学教科书反思？我告诉你，范里安自己写教科书，自己都懒得反思，将错就错。凡是看到杨老师就说“超边际分析”“分工”的，请先回去读完杨老师著作再来评论或者点反对。&/b&&br&&br&&br&&b&先纠正几个误区：&/b&&br&&br&&br&&b&第一，将杨小凯贡献简化为分工和超边际分析，例如&a href=&/people/amulin& class=&internal&&阿木林&/a&&/b&&b&。超边际分析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提出来的，英文inframarginal analysis，提出者是86年诺奖得主布坎南；杨小凯只是发展了这一方法。而且杨小凯就是不介意数学进步的。他认为数学发展的还不够快，像哈耶克那样高深思想还不能被模型化，为了模型化这些思想，杨老师读博士选的基本是数学课。你可以说他除了超边际什么都不会（其实他也会主流办法，能过Princeton的博士资格考试的人不会边际分析和博弈论才是意外），但不能说他没有超脱方法的眼光，拘泥于方法本身就是对杨小凯最大的误解。&/b&&br&&br&&br&&b&第二，还是&a href=&/people/amulin& class=&internal&&阿木林&/a&&/b&&b&，&/b&&b&分工的论述不仅亚当斯密做过了，奥地利派做过了，马歇尔和阿伦杨也做过。为什么旧事重提，因为82年诺奖得主斯蒂格勒嫌弃萨缪尔森的教科书不教学生分工，就一笔带过，但是马歇尔的教科书分工写了洋洋洒洒几章节，斯蒂格勒还讽刺这本书就是卖钱的，不是教学的。所以英国皇家经济学会主席阿伦杨关于分工的文章被重新拿出来讨论，我偶像萨缪尔森被打脸认错，正视分工。注意我偶像不是杨小凯，是常被打脸认错的“萌主”级别人物萨缪尔森。&/b&&br&&br&&br&&b&第三，你们读入门课本的时候难道不知道，效用论描述人的行为要有无差异曲线，要有预算线；然后生产论成本论就是等产量曲线和等成本线，一样的形状和函数形式，然后交叉就是市场均衡。哪怕现在都到高级，来个递归宏观经济学（没错我的博士论文），效用函数就走个递归效用，中高级微观CES效用函数的升级版（我博士课题用的是Routeburge和Zin的generalized disappointment aversion，2009-10年才有的新函数，递归效用函数和行为效用函数的一种，对不起&a href=&/people/chen-zhuo-49& class=&internal&&陈茁&/a&学长，我还是认为行为经济学不仅能做实验，也可以用数学描述&/b&&b&）然后生产部门还是万年不变的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构造一个RBC模型，透过托宾Q效应和马尔科夫链的转换联系到资产定价。&/b&&b&保持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不变，你换一个效用函数或者一般均衡模型就能拿一篇top（我一导两种效用函数以及RBC和DSGE模型轮流用分别发在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2上，杨小凯一辈子都发不到的field top杂志，注意我导师也是新崛起的逆袭权贵的优秀的理论研究者，被人大经济论坛列为海外非名校PhD励志哥），你能说杨小凯连个准教授都不如？&/b&&br&&br&&br&&b&好了，这一连串东西有什么毛病？就是消费行为和生产行为根本没有联系，消费者的消费和生产者的生产不会相互约束，基本上属于一个代表性的人彻底分开描述的。但是实际上一个人同时担任消费者和生产者两个角色，所以杨小凯构造出生产函数和消费函数以后需要加上约束，如果一个两产品经济，生产消费就分别对应两个不同产品，而不是把效用分为一种产品的当期和将来消费，或者两种产品同时消费。看到了吧，杨老师的基本的假设就是消费-生产者假设，而不是什么分工。如果杨老师模型里自给自足能够满意的话，是不会出现分工的。&/b&&br&&br&&br&&br&&b&第四，你们学习初级经济学的时候肯定会质疑：这是一个黑盒分析，不是白盒分析，里面过程都是黑箱。所以咯，到了大三大四中级经济学的时候，就有人给你们上课，说我们信息经济学委托代理问题是可以打开黑盒变白盒的，我们委托代理问题就是这样的；有人说行为经济学可以变黑盒为白盒。这些都基于一个理解：经济学是一门决策科学，所以行为经济学演化出数理方法、试验方法、神经经济学方法、心理学方法等等。实际上我认为不单单是决策学，经济学还研究“组织”，这是布坎南较为欣赏杨小凯的原因，把一个组织演化过程用分工的角度描绘出来，布坎南就是这样看待经济学的。&/b&&br&&br&&br&&b&当然咯，现在不混到professor谁有心情做这个“演化经济学”，还想不想拿tenure了？靠演化经济学拿到tenure的，大约杨小凯算是一个吧，如果当年不是签证限制，杨小凯留在NYU教书，那就不可同日而语了，所以限制他的肯那个不仅仅是“坐牢”，很可能是“签证”。说一个故事，杨老师博士论文遭到普林斯顿大学一致批评，认为不能给予毕业。你们都知道，他的导师是两个格罗斯曼和迪克西特。当时六十而耳顺的邹至庄老爷爷为了让两边都耳顺一些，愿意担任他的博士论文导师，重新开题做一个他在中国就已经做好的中级微观经济学课题的进化版，进化成博士水平即可。邹老师劝他等做了老师以后才研究“演化”的经济学。但是杨小凯一个一个办公室敲门，看看系里有哪个老师让他过，果真就说服老师们同意通过这篇论文，导师格罗斯曼在杨小凯逝世后还发了一封邮件给全部人说：这家伙最后一刻还在战斗。今天我们在看到这种战斗力都不会在中国的北美留学生的身上，反而是印度学生逐个敲门找老师要RA和TA。你以为我要表扬杨小凯老师的坚韧不拔？你错了，这说明这种思想的原创性。&/b&&br&&br&&br&&b&第五，用政治立场评价，这牵扯到林毅夫，例如&a href=&/people/er-zou-you& class=&internal&&Orz辉&/a&&/b&&b&。例如其实两个人根本就是两种人，甚至在学术风格上也是，林毅夫要讲究经世致用，论文要有政策意义，而不是纯理论，虽然他强调自己属于“新结构经济学”。杨小凯是真正思想上有创见的理论经济学家。我先声明，这个回答里面我没有先具体提出政治立场，例如后发劣势后发优势，还是左派右派。我的处理是一笔带过，读者自己评判。&/b&&br&&br&&br&&b&第六，杨小凯对于经济周期波动和增长都归因于最初的分工和内生网络机制，现在给你们上高级宏观经济学的，要分成几个topics：增长理论一个，讲OLG，索罗增长，内生增长；周期理论一个，讲RBC和DSGE；宏观政策一个，讲Fiscal和Monetary；搜索模型一个，讲Labour和Monetary的搜索；Asset Pricing一个，讲Recursive Utility。前两个基础的topics杨小凯都是用内生的分工和网络效用这一种framework描绘出来的。我们现在network经济学是假定一个外生的network。&/b&&br&&br&&br&&b&第七，还有人跟我谈论国际贸易上恢复到“绝对优势”多么多么有害的。其实基于比较优势，也就是资源禀赋的模型早就被抛弃了，你们是真没学过H-O模型和列昂惕夫之谜？没学过瞎说什么？主流的新贸易理论就是研究分工的，包括产业内贸易和产品内贸易。这些模型研究分工就是基于列昂惕夫生产函数和规模报酬递增的主流框架，基本上是外生的。看看约翰威廉姆斯（他也是杨小凯在普林斯顿的老师）的世界经济和开放经济这本教科书很难吗？内生的分工-网络经济-国际贸易出现是杨小凯提出的。不然人家随便让一个人组织会议？现在魏尚进老师推崇的新新贸易理论，也就是异质企业理论是杨老师去世前一两年才发展出来的。&/b&&br&&br&&br&&b&好吧，或许是我才疏学浅，你们问问慧航学长、&a href=&/people/chen-zhuo-49& class=&internal&&陈茁&/a&学长&/b&&b&还是谁，看看有没有模型描述或者研究这类行为、问题的。我认为：将消费和生产行为合并描述；将经济学理解成一门组织科学而不单单是决策科学；将分工引进交易费用、合约理论、网络效应、国际贸易和演化经济结合研究；将增长机制和经济波动机制合在一起研究。这些放在现在都是有意义的经济学思想，不用说当年。至于方法论，没有拘泥于超边际分析的陈军昌博士得到黄有光老师的赏识资助，基于超边际来批评杨小凯，这就是浅见。&/b&&br&&br&&br&&b&现在多少学生经济直觉基本没有，全盘接受，就学会批评一下高鸿业的西方经济学或者马列经济学就当作是有经济直觉了。要不一上来就是理工科背景上高级模型，例如外生给定网络的去研究微观产业或者资产定价模型。这些人在说自己牛不牛的时候，就只好说我有几篇top了。&/b&&br&&br&&br&&b&我再次说明：杨小凯的贡献基于原创性的经济学思想“消费者-生产者”，分工和超边际分析是“发展前人”的，发展出了“网络经济学”等等成果。你们的理解就是“超边际分析”“分工”，那肯定不能得奖，要的也是给布坎南再来一个，没有原创性，是不满足诺奖的基本条件的，所以郎咸平引用爆表这个奖也没他份。现在在世的最接近的就是“石寿永”老师，二代货币搜寻模型的奠基者。&/b&&br&&br&&b&===============================分割线1=================================&/b&&br&&b&&br&&br&谢谢大家赞扬和支持，我想大概是&a href=&/people/jixin& class=&internal&&黄继新&/a&先生点了一个赞，引来好多人关注。&/b&&b&但是恳请大家阅读之前务必注意几点：&/b&&br&&br&1.&b&“第一人”的结论基于布坎南对他年两次诺贝尔奖的提名（注意连续两次，慧航学长说每年约十个华人经济学家被提名，那是二十一世纪2005年以后的事情，就算每年有十个，连续两年的概率也小得多），还有布坎南对他的评价：“杨小凯做的研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以及“他做的工作优于克鲁格曼等人”。当然这是一家之言啦，不值一争。你可以不同意的，因为诺奖每年提名那么多，谁知道杨小凯是谁，况且提名又不是获奖，只要是个诺奖得主，都有资格提名（且让我黑一把CSC）。&/b&你换一个评判标准，我说郎咸平是发表质量最好，引用最高的华人经济学家，基本没错。从这个层次讲，郎咸平也是“第一人”；同理，如果按照ideas repec数据库结果排名，邹恒甫无疑排第一，他自己就是自称“第一人”的。但其实阅读内容会发现，钱颖一老师，田国强老师，白聚山老师，魏尚进老师学问都比邹老师做得好。邹老师只是善于灌水而已。所以不同评判标准就有不同的结论，不同的舞台就有不同的冠军。&a href=&/people/sijichun& class=&internal&&慧航&/a&学长另一个问题曾经回答过：杨小凯水平很牛但是没人follow，他这个答案也是基于他原来的观点。各位如果有评判标准和我不一样的地方，不妨给&a href=&/people/sijichun& class=&internal&&慧航&/a&学长点个赞。&br&&br&&br&&b&我的观点不仅仅&/b&基于发表量和引用量。我完全同意&a href=&/people/sijichun& class=&internal&&慧航&/a&学长所说，杨小凯即使在上升期，也是引用不高，发表也有限的学者。不用比林毅夫和其他人，就算比较他的搭档黄有光老师，杨小凯老师的发表和引用都远远不如。但是量化对他没有太大意义，这是一个开天辟地创造新领域的人，而且学术生涯长度、认可度和学术环境都很糟糕，遭到歧视也在所难免。我也完全同意慧航学长“诺奖不是看你蹲没蹲过监狱”的说法。关注我的朋友都知道我经常点赞慧航学长，不存在什么争个你死我活（说的好像我能赢似的........）因为我是个旅游管理转经济的学生，看到教科书不明白也会经常看看慧航学长的专栏，常常有醍醐灌顶的感觉。不过我自己本次坚定支持：他的创新足够获得诺奖。&br&&br&2.&b&所以我这里做的是主观评价。&/b&科比在荣誉和生涯长度都要大于麦迪，大于艾弗森，但认为艾佛森不逊色于科比，麦迪不逊色于科比的大有人在。加内特荣誉也不比邓肯，但是没人反对加内特能力和天赋和邓肯不相上下。我在这里就当一回麦迪球迷，当一回加内特球迷，为少数派说一句话罢。&br&&br&3. 我们要考虑时代背景，今天下午有些同学回答林毅夫水平比他高的，例如&a href=&/people/er-zou-you& class=&internal&&Orz辉&/a&为什么要删掉答案呢。持这种观点没什么问题啊。林毅夫在前沿主流工作比杨小凯多十几年，现在比他高难道不正常么。杨小凯的年代，高级经济学大约等于今天中级的水平，所以你看到他的教科书也是中级水平。&br&&br&&br&==============================分隔线2 ==================================&br&&br&&b&原来答案：&/b&&br&&br&&br&&b&结论：毫无疑问是中国迄今为止在主流经济学里面成就最高的一个人。也是曾经最有机会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b&&br&&br&&br&&br&&b&评价一个人的学术，有两大标准：其一，最基本也是最主要的是看他发表的文章水平；其二，观察他的学术研究原创性的贡献。&/b&&br&&br&&b&关于标准一：&/b&这里有一个相对全面的数据库，就是大名鼎鼎的邹恒甫老师介绍过的ideas repec。上面每个月会对世界上所有经济学家和院校进行排名，算是比较全的基础数据库。我们看看杨小凯老师的ideas 主页：&br&&a href=&///?target=https%3A//ideas.repec.org/e/pya130.html& class=& external& target=&_blank& rel=&nofollow noreferrer&&&span class=&invisible&&https://&/span&&span class=&visible&&ideas.repec.org/e/pya13&/span&&span class=&invisible&&0.html&/span&&span class=&ellipsis&&&/span&&i class=&icon-external&&&/i&&/a&&br&&br&&b&1、先看杨老师发表文章的数量。&/b&&br&（1）从1988年普林斯顿毕业做完耶鲁的博士后，一直到2004年去世，1&b&6年左右的学术生涯，一共39篇正式的文章。&/b&也就是一年发表两篇以上的文章，约为2.5篇。这在生物学界或许不算高产，但是在经济金融界，尤其当年八九十年代的时候，一年2.5篇SSCI绝对是高产了，也就北美一流大学的教书匠可以媲美，放去次一档的大不列颠，可是要把绝大部分G5以外的professor虐的不能自理，即便是G5，也不敢小觑。这就是为什么莫纳什大学给予小凯老师首席教授的职位。全盛时期的莫纳什大学可是在世界排名top 40的高校( ⊙ o ⊙ )啊！这一数字还不连小凯老师22篇working paper和他出版的教科书。也就是说，小凯老师每年至少写4篇文章（将其中2.5篇拿去发表）以及一章章教科书。&br&&b&（2）当然了，杨老师在中国经济学家同仁中并不算积极灌水的典型。&/b&当前最活跃的几个经济学家，一是邹恒甫，二是魏尚进这类做宏观和国际经济的。邹老师月月把ideas 的排名晒出来，标榜自己是中国经济学的top man。其实仔细一看，邹老师还真没在top 5上发过文章，最屌的是一篇JME，准top5吧。（我记得考研的时候曾经看过邹老师发的一篇文章，天哪，邹老师灌水已经丧心病狂地灌到我们这种档次的学校来╮(╯_╰)╭）当然啦，邹老师对于中国经济学教育的规范化和国际化做出很了不起的贡献，也把Annals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整成了SSCI，只是他做学问，虽是勤能补拙，但真的到不了顶级。（这是天赋所限，其实吧大部分人都是天赋所限，有谁能像萨缪尔森那样天赋异禀？）相较之下，貌似林毅夫老师CCER的杂志还没运作成SSCI吧。&br&&ul&&li&&b&第一个结论是，小凯老师相对高产，但是不算最积极灌水的一批经济学家。&/b&&/li&&/ul&&b&2、第二部分谈谈发表质量。&/b&&br&&b&（1）一般谈论文质量，首要就是谈杂志档次。&/b&外国人对于中国小屁孩申请博士时候，北美一流大学基本不看你的中文文章，而是英文文章。而当你博士毕业以后，北美一流大学的同仁对于经济学基本就只看top 5 （AER，QJE，JPE，Econometrica，RES）和某些专业领域杂志（发展经济学，比较经济学，公共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等等）的文章，金融学也只看top 4（JF，JFE，RFS，JQFA）。德州大学达拉斯分校还专门在商学领域对最顶级杂志发表量进行学校排位。可见杂志档次也是很重要的指标。&br&&br&Note：这里补充贴一个德州大学达拉斯分校做的排名：&br&&a href=&///?target=http%3A//jindal.utdallas.edu/the-utd-top-100-business-school-research-rankings/& class=& wrap external& target=&_blank& rel=&nofollow noreferrer&&The UTD Top 100 Business School Research Rankings(TM)&i class=&icon-external&&&/i&&/a&&br&商学院各门学科应有尽有，不含经济学但包括金融学。只有商学院没有经济系O(∩_∩)O哈！，伦敦政经什么的就别来凑热闹了。&br&&br&&b&（2）现在我们统计一下杨老师发的Top 5杂志数量：&/b&&br&例一：美国经济协会的AER： 93（1）（经提议，有一篇为五月会议论文）&br&例二：芝加哥的JPE： 1991（1）&br&例三：top 5 以下还有些不错的杂志&br&&ul&&li&比较经济学杂志：1990 （1）96 （1）&br&&/li&&li&发展经济学杂志：1990 （1）&br&&/li&&li&&a href=&///?target=https%3A//ideas.repec.org/s/eee/jeborg.html& class=& wrap external& target=&_blank& rel=&nofollow noreferrer&&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i class=&icon-external&&&/i&&/a&： 00（1）2004（2）（PS：顺便，一个离开美国主流学术圈在澳大利亚混的华人能发JPE和AER，真是牛的不行啊！）&/li&&/ul&例四：国内经常听的杂志杨老师也曾发表过：&br&&ul&&li&邹恒甫老师主办的Annu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2000（2）&br&&/li&&li&China Economic Review：1990 （1）93（1）2000 （1）2001 （1）（PS：我怎么记得这本杂志总部貌似在伦敦/(ㄒoㄒ)/~~）&/li&&/ul&其他杂志一般也就发一两篇，这里暂且不表。&br&&br&&b&（3）你可能会问，一篇Top 5 是什么影响力？总的来说，&/b&21世纪以前，大陆的高校根本就很少提及SSCI和SCI，更别说某一领域的 top 5 杂志了，更何况是九十年代，郎咸平，陈志武都是2000年左右发的top 5。我们选21世纪以后的例子作对比：&br&&ul&&li&其一，21世纪头一个十年，复旦（又是复旦，复旦抢头条真是不遗余力！）放走了发了一篇AER的博士宋铮，把他放去了芝加哥的布斯商学院。说明能发Top 5 的学者，在二十一世纪开始时是个宝贝，如果你不好好珍惜，人家就会挖去。你不稀罕，人家经济学大本营芝加哥可是很稀罕的。现在大家接受教训了，清华上财厦门什么的，发一个top 5 基本考虑给你评评副教授，还给加工资，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指日可待。顺便，宋老师现在是副教授了。如果我没记错，除了哈佛耶鲁正教授是终身制以外，其他学校的副教授就是终身轨了。以下是宋老师芝加哥主页：&a href=&///?target=http%3A//faculty.chicagobooth.edu/zheng.song/& class=& wrap external& target=&_blank& rel=&nofollow noreferrer&&Zheng Michael Song&i class=&icon-external&&&/i&&/a& 两篇top 5。&/li&&li&其二，清华大学经济系主任白重恩。白老师是数学和经济学双博士，07年诺奖得主Eric Maskin 手把手叫出来的弟子，从1997年开始，学术生涯也快二十年了，一共28篇文章和27篇working paper，也只发了两篇AER作为top 5。白老师和杨老师都是喜欢发比较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以及中国经济评论的学者，二人研究领域相近，师出名门，而且学术生涯时间相近（16年-18年左右），作为比较对象较有说服力。白老师当年可是在波士顿学院和香港大学任教的，杨老师的论文质量还在他之上，因而确实可以到北美第一档次的高校任教（当年毕业的时候杨老师是被推荐到纽约大学，但因签证问题没法留在美国，纽大算是经济学前top 10的高校，说一流应该没反对的吧）。&/li&&li&其三，我们看看小凯老师学术上的对手林毅夫。林老师也是在离开北美学术圈外发了四篇top 5，跟小凯一样。说二人旗鼓相当应当是合理的。林老师跟小凯老师差不多时间毕业，现在也发了近60篇文章了。但是已经很少见到top 5了。以林老师的水平这十年里整一两篇top 5 其实是可以的吧，可见坊间对于林老师当政客的留言，也不完全是空穴来风。&br&&/li&&li&二十一世纪的今日，一篇top 5对于大陆学者而言仍旧非常稀罕，那九十年代初就各种top 5，其后一流杂志也不少发的杨小凯是什么影响力就无需赘言了吧！！&b&所以，第二个结论是，杨老师论文在同样专长的学者里头，也达到了一流境界（经济学隔一个分支就是一座大山）。&/b&&/li&&/ul&&br&PS：当然，以中国人的天赋，要发表Top 5 最好的办法之一就是学计量：比小凯老师晚几年毕业的哥伦比亚大学的白聚山老师，二十五年北美主流学术圈的打拼，就曾经发过6篇Econometrica 和一篇RES。（但是，除了南开和清华的同学们，你们有几人知道白聚山这个名字？）大家一定认为知名经济学家就应该像吴敬琏，陈志武，郎咸平那样，没事吹吹牛逼，打打嘴炮，摆出一副经世济民的样子。像计量那样的学问，需要扎实的基本功和低调的性格，谁会去老老实实学？同样的，学金融的人都知道法玛，而看过网易公开课的人也熟悉罗伯特席勒。那请问，如果拉斯汉森没有跟他们一齐得诺奖，不学计量的孩子，你们会知道拉斯汉森是谁么？哪怕是学过计量的孩子，记住各种test已实属不易，还要记得恩格尔三世，格兰杰什么的，谁在乎拉斯汉森是谁。&br&&br&3、那么，既然杨老师的top 5并不是最多的，为何我要说他是第一人呢？因为有些东西根本不能量化比较，尤其是涉及价值判断的时候更是如此。世界上每种事物的定义和看法，因人而异。但是如果一个人能提出革命性的变革，那么即使是发表量很少，也是有突出贡献的。这一点，赵山老师说得好：有的人10篇JF在耶鲁还评不上终身规。但是在质量更好难度更大的芝加哥，有的人4篇就能评上终身规了。因此即便是顶级杂志，也得看质量而不是数量。&br&&br&和一些混在北美主流学术圈的华人，例如王江，黄明，熊伟，田国强老师这几位大牛相比，杨老师的论文成绩或许不占优（PS：后生一辈里清华出身的何治国老师天赋真是高！）。但是影响力非常大，于是触发我们的思考：或许顶级杂志数目也不是唯一的评判标准。&b&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小凯老师的研究对于经济学的价值呢？&/b&&br&&br&&b&（1）杨老师最为有代表性的观点：&/b&就是新兴古典经济学以及超边际分析。前一个词是台湾翻译，但其实大家都熟悉，就是 New Classical ，如果Neoclassical 叫做新古典。New Classical叫新兴古典。维基百科把杨老师归入理性预期学派，大家就可以理解这词语的意思。所谓超边际分析，是一个技术性问题，就是理性人决策的时候先考虑规模问题，再考虑在既定分工水平下的边际决策。而新古典主流经济学一般考虑的就是既定分工下的决策。&br&&ul&&li&杨老师重新恢复了亚当斯密和阿伦杨格的视角研究经济学，并试图把马歇尔经济学原理里面关于分工的内容数理化，也就是数学视角的分工。&b&一般人都沿用罗宾斯的经济学定义：认为这是一门在稀缺资源和理性行为假设下人们决策以至于得到资源最优配置的学科。&/b&也就是一门透过决策配置资源的学科。对于主流的批判，现在流行的一种是行为经济学。也就是将经济学视作决策科学，对其理性假设进行批判。&/li&&li&&b&但是杨老师的观点认为，这是一门组织演进的科学，因为“看不见的手”不是透过人的决策是否全理性或者资源配置来解释的，而是透过内在运作机制去解释。&/b&因此小凯老师试图将一个黑匣子分析变成白盒分析，研究其过程而不是批判其前提假设。其成名作就是用微观经济学的角度去解释经济增长：通过分工形成一片复杂的人与人的网络和成熟的制度，去提升专业化水平，去生产更多的产品，其形成产业链条，去实现“规模报酬递增”（一加一大于二）和经济增长（其实小凯老师持的是厂商规模无关论，本人为了经济学子们能看懂，就在规模报酬递增上加双引号）。也就是说，杨老师将分工形成的网络效应和制度演进，视作看不见的手。而之前，人们都是用外生技术进步来说明经济增长的，因此也可以说小凯老师是内生增长理论的支持者。分工这一点灵感得益于小凯老师文革坐牢的时候反复熟读马克思主义文章和古典经济学。马克思强调分工的异化和弊端，而小凯老师强调分工这一机制可以解释看不见的手，这一点被主流学界所忽略。当然小凯老师认为专业化程度也并不是越高越好，而是要一个适可而止的水准。&/li&&li&&b&在这样的基础上，小凯老师引入了奥地利经济学的“迂回分工”概念。&/b&举个例子，一个人想要锄禾，就得先发明工具——锄头。有了锄头就得有生产锄头的专业工匠，工匠就得招人打铁或自己干，或者去铁匠铺买一块铁。后来大家发现锄头效率太低，就会发明机器。因此，一个人要达到目的，不是直奔结果而去，而是先生产中间品和工具，工具的各个零件和步骤又进一步进行分工，一旦发现工具不好又得生产新工具或者维护旧工具。这就无形中创造了许多就业和交换的机会。例如锄头的铁要不要自己打，还是请人打，还是直接买？不同的人会有不同选择，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变得多元化的！&/li&&li&&b&在经济学本质这一点上，86年诺奖得主布坎南是跟小凯老师持一个观点。&/b&布坎南也认为经济学不是决策科学，而是组织协调的科学。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布坎南两次提名小凯老师作为诺贝尔奖候选人（坊间传闻：蒋硕杰，张五常，林毅夫，杨小凯是四位被提名的国人，蒋硕杰是拉斯汉森的岳父。当然，这些需要百年以后才能揭晓，唯一亲口证实的是小凯老师两次被提名都是布坎南干的）。&/li&&li&&b&杨老师另一个推荐人，大名鼎鼎的肯尼斯阿罗，也深谙迂回之道。&/b&状态偏好理论就是最好证明：人们一般只能看到形形色色的证券。但是状态偏好理论将单个证券细分为纯证券——在一种可能性下收益为一个单位，而其他情况下收益为零的证券。纯证券组合成证券，证券构成投资组合，投资组合以及其他合约构成公司，公司构成市场。先要描述市场万千，就得先细分纯证券。不是直接描述，而是以退为进，迂回描述。&br&&/li&&li&&b&关于对于分工的忽略，82年诺奖得主斯蒂格勒早在64年就发表了“经济学奴吁天录”：&/b&妈的马歇尔那么长的描述分工的章节到了你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里就只好剩下几页纸了，本尊不能接受！！！&br&&/li&&li&接上：于是到了八十年代末天才如萨缪尔森也得重新把阿伦杨格的文章拿出来读，郑重宣布：朕认为众爱卿确实忽略分工了。小凯老师得益于当时正好再念博士，他的贡献当然是运用新技术（非线性规划和超边际分析）解决了老问题（分工）。&/li&&li&除此以外，我们还可以说，小凯老师是披着数学外皮的奥地利经济学家。这跟布坎南是类似的。奥派的粉丝不要告诉我奥派讨厌数学哈，哈耶克给郎咸平的回信里可是鼓励郎咸平好好念数学的。自己去翻翻布坎南公共选择的著作，我觉得，没有本科专业训练水平的外行是看不懂的。&br&&/li&&/ul&&br&PS：张五常跟小凯老师的分歧，很大一部分就是，张五常也不待见数学方法。芝加哥的哈利约翰逊当年看出张五常天赋异禀，想给人家特训成萨缪尔森，结果张五常一看，还是算了。真是神走过的路，我等凡人就不要走了。因此有的人用两人数学方法分歧来批评杨小凯，这不科学啊，你为何不把主流的家伙也统统抡一遍，偏要来打扰小凯在天之灵呢！！！&br&&br&&b&（2）重新梳理和微观经济学以及宏观增长理论。&/b&&br&&ul&&li&&b&小凯老师的框架，直接影响的是微观经济学。因为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是微观经济学里给定的分工，一定有人有需求，有人会供给，这叫“二分法”。（&/b&萨缪尔森讲过一个笑话：你只要交一只鹦鹉供给和需求，那它就会经济学了。可见二分法深入人心。）而小凯老师认为，原始社会没有交换经济的情况下，应当是自给自足的，只有交换的好处大于交易费用时候，交换才会出现，这就是一种新的分工水平。一旦交换出现，当交易费用大于组织成本的时候，那么就会出现企业，反之则在市场上交易。也就是说市场和企业是迂回分工的演进过程的产物，这就是把斯密和科斯的观点融合在一起，top 5 杂志的匿名审稿人用“浑然天成”来形容，真是极高的评价。&/li&&li&&b&然而科斯并没讲清楚企业和市场的本质是不是一致的，尽管他解释了交易费用和组织成本的比较造成企业边界的存在和规模。张五常和杨小凯认为，企业的本质和市场是一样的。&/b&他们从合约理论的角度出发。从企业家的角度将企业简单定义为劳动合约的集合，而市场则是产品合约的集合。企业家要么从市场上买产品加工，要么聘请劳动者加工产品，取决于这两种合约的成本以及受益。选择前者就是市场，选择后者就是企业。因此市场和企业不过是表面不一致，但其内在机制都是合约理论可以解释的，没什么不同。&/li&&li&&b&小凯老师直接用自己的框架解释宏观增长依赖于分工演进过程出现的网络效应：例如专业化程度，产品种类和产业链条去解释经济增长的内生机制。&/b&就是合理的解释了集约型经济，而不是经常被大家提及的投入产出比，这种明显就是把过程当黑匣子关起来了嘛。于是宏观的增长部分（长期理论）也得到了与众不同的解释。&/li&&li&&b&总结：&/b&这种宏观论调常见于80-90年代，因为萨缪尔森教科书将经济学分为宏微观，二者相对独立，互为前提（宏观研究资源配置最优条件下的充分就业，微观研究充分就业下的资源最优配置），传统也就延续下来了。但是卢卡斯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和曼昆等新凯恩斯经济学家就强调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那个年代就流行这些，这也是维基百科将杨小凯划分到理性预期派别的理由。&/li&&/ul&&b&（3）国际贸易分支影响。&/b&&br&&ul&&li&这是小凯老师研究的一个分支。由于他重视斯密的观点，因而就没有沿着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方向研究下去，而是研究了绝对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研究起来到了赫克歇尔俄林定理的时候，终究还是经不起实证检验（里昂惕夫之谜）。因此，新一代贸易理论都在试图研究规模报酬递增之谜（制成品贸易，产业内贸易和产品内贸易）。恰好杨老师是研究“规模报酬递增”的（他持反对态度），因而也就能影响国际贸易的研究。&br&&/li&&li&主流的新贸易理论，由约翰威廉森（华盛顿共识发起者）总结在他知名教科书《开放经济和世界经济》里头，主流观点和小凯老师观点差别不大，但是模型都是外生的，倾向于用一组互补又存在递进关系的模型解释不同条件下的情况而不是一个模型解决全部问题（曼昆语）。小凯老师的模型则更具统一度和内生化。布坎南的评价是：优于罗默，卢卡斯和克鲁格曼（后两位都是诺奖得主，前一位也接近了）。&br&&/li&&/ul&&b&（4）小凯老师的框架有如下缺陷：&/b&&br&&ul&&li&&b&一是这套理论太少涉及货币经济学和金融经济学的部分。&/b&小凯老师曾经认为，通货膨胀是幻象，一般均衡模型做出来没有通胀的存在。他的一个好友，密歇根的经济学博士曾经指出，只要把货币当成一种商品代入小凯的一般均衡模型，那么就会出现通胀。小凯老师默认这个事实。同时，由于拒绝随机过程现象，杨老师的矿建迄今没被引用到金融经济学和资产定价里面。&/li&&/ul&PS：这一方向也是我要努力学习研究的方向，将内生的理论导入金融经济学里，做资产定价理论。也就是说，金融经济学领域是小凯老师未曾涉猎的。&br&&ul&&li&&b&二是这套理论没有涉及政府的部分。&/b&这一缺口现在被小凯老师的追随者陈军昌博士率先填补了。内生政务化的研究有初步的突破。但很可惜，据说陈博士最后没有在学术上继续下去。不过陈博士能在一所一般知名的大学（江西财大）花费七年读了博士，为的是做他喜欢的学问，哪怕这学问不是主流的，这样的勇气就足够令人敬佩了！&br&&/li&&li&&b&三是这套理论缺乏配套的empirical证据去支撑。&/b&小凯老师的接班人和合作者里面没人做empirical的研究。本来这个理论就是经过艰辛的奋斗才赢得主流的认可，偏偏又缺乏计量方法去佐证，个人认为这是这个理论难以立足主流的最大原因之一。（另一个是杨小凯英年早逝）&/li&&/ul&&br&4、政治观点。&br&&b&（1）多数人最熟悉的是小凯老师偏右派的政见以及他和林老师关于“后发劣势”和“后发优势”的辩论&/b&&b&。&/b&读者自行评判，我认为这不影响二位的学术水平，但我是赞同杨老师的立场。这个争论太著名了，这里不表。&br&&b&（2）答主在此要提一提的是小凯老师对于人大制度的改革建议。&/b&我们的人大代表是兼职的，而不是专职的。那么这就没有良好的激励机制去激励人大代表一心一意为人民工作。根据分工专业化的理论，小凯老师认为，应当将人大代表专职化，提高人大代表工资，高薪养廉，让他们一心一意为民服务，汪涵哥哥就别凑热闹了，好好在芒果台主持天天向上！！&b&这种观点在发达国家常见。&/b&例如高薪养廉的新加坡就是这样对公务员的，美国的助理教授签约时也注明了除开教学活动，兼职（捞外快）不能过多过长。汕头大学似乎也是这样干的。&br&&br&5、国际认可度。&br&（1）其是小凯老师做的方向基本上没人做，华人热衷于宏观，计量，金融，可以理解，好找工作嘛！在这种微观领域有如此成就的华人确实不多见。&br&（2）对小凯老师评价极高的包括阿罗，布坎南，舍温罗森（又一个英年早逝的主），杰弗里萨克斯（邹恒甫老师的大导）。当然很多人觉得可能是外国人的一些敷衍，这里补充说一个事实：&br&（3）80-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学会组织的四次国际贸易讨论会，组织者分别是卢卡斯，克鲁格曼，格罗斯曼和杨小凯，格罗斯曼和克鲁格曼还是杨小凯的老师，卢卡斯和克鲁格曼也是诺奖得主。小凯老师青出于蓝，其地位如何，一目了然！&br&PS：郎咸平老师和魏尚进老师也有很高的认可度。郎老师发过九篇JFE和无数JF，在公司金融这种软科学靠逻辑的学科里头为华人赢得荣誉（一般人认为，华人金融学家就应该去研究资产定价和计量金融这类数学模型），并在沃顿，布斯，斯特恩三所北美top 3的商学院教过书，更是一封推荐信就险些把一个博士毕业于世界500名以后大学的女孩子赢得哈佛的教职。可惜的是尔等竟然去听郎老师分析宏观经济，这不是作大死么！！&br&&br&6、结论：数学系的人告诉我，一个学者的学术水平大致是这样衡量的：一流学者挖坑，二流学者填坑，三流学者灌水。反正经济学学术的规范语言也是数学嘛，暂且借用一下这说法。这样看，邹恒甫老师是挺有自知之明的，经常自嘲自己就是三流五流。小凯老师的水准介于一流和二流之间，可以说是准一流，是有资格得奖的。&br&&br&举例如下：&br&&ul&&li&新古典经济学二分法的坑，小凯试图用消费者-生产者统一体的假设和分工理论去弥补；&br&&/li&&li&“规模报酬递增”的坑，小凯试图用分工网络去弥补；&br&&/li&&li&“马歇尔分工无法数理化”的坑，小凯老师用非线性规划和超边际分析去补；&/li&&li&小凯发展了科斯和张五常的合约理论观点并将之数理化，补了科斯观点上的坑和张五常数学上的坑。&/li&&li&更重要的是，这些坑都可以用他自己提出来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的框架的解决，有创见，这就是从二流迈向一流的部分。他自己也挖了不少坑，但是可能主流对他的坑不太感兴趣，引用较少。故暂且列为准一流。&/li&&/ul&PS：我们知道，罗伯特席勒不过是行为金融学里跟法玛叫板的最积极的一个，就得了诺奖，其实也只是个填坑者，而不是开创者。行为金融学本身鼻祖应当是理查德塞勒等人（此人是舍温罗森的学生）。从现实的角度来说，大家似乎觉得EMH经过金融危机已经破产了，就别给法玛颁奖了。其实从学术的角度说，正是法玛开创性提出这一个理念，挖了一个大坑，给席勒，给他自己的女婿去填坑，给大伙创造就业。所以法玛是一流无误，席勒只是介于一二流之间（虽然我很爱席勒的公开课，也赞同行为金融，但不得不这么说）。而拉斯汉森，毫无疑问是一流，因为只有GMM这一块里头，计量经济学才会领先与统计学。其余领域，统计学几乎领先计量十年左右。&br&&br&由此推导，介于一二流水准的杨小凯理论上值得获奖。虽然这已成为永远的不可能！！！&br&&br&除去萨缪尔森，小凯老师对我的影响最大。两人一个喜剧，一个悲剧，但丝毫不影响他们的伟大。他们促使我这样一个旅游管理的小屁孩走上了经济学的路子！！！&br&&br&===========================分隔线 3====================================&br&&br&补充如下：有@匿名用户 自己本身无法对小凯老师的学术水平进行评价，现在来反驳我文章中的逻辑。我逐条回复： &br&&br&1、我很感谢他指出有两篇AER属于五月刊的会议论文，不属于正式发表。我自己点进去看过，确实是没有abstract的论文。特此更正。&br&&br&2、该用户说我转换标准，不错。我的论证逻辑是这样的：基础的情况下先看看学者发表的论文数量，论文质量和期刊。是否滥竽充数，像邹老师那样天天灌水在自己的Annu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上面的话，期发表质量和水平就令人堪忧了。这是客观标准。然而，学术评判还有主观评价，学术声誉评价。我文中很明显指出，有的人10篇Journal of Fiance在耶鲁都混不到终身职，有的人四篇就可以在更难得Chicago做到了，甚至宋老师两篇顶级的top 5就能在芝加哥做到副教授。因此学术评价到了高处，始终还是主观评价，尤其是，能不能得到顶级经济学家的认可，一旦认可，进入这个圈子里，那么论文多少，什么期刊也就无所谓了。科斯70-80多年的学术生涯里，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这种B级二流杂志发的最多，总共也只有四十一篇文章，然而丝毫不影响其诺奖的含金量。很多老师，例如田国强老师，发的杂志档次和数量比科斯要好多了，为啥不是他得诺贝尔奖？这也正好解释这位匿名用户的观点：他说很多人发了几十篇顶级杂志，但是离诺奖远着呢（但是漏了后半句：有些人明明顶尖杂志不超过十篇，就拿了诺奖，因此这不是必要条件）。确实，要混教职，大多数情况下还是要发表顶级杂志的，这是必要条件。但是一旦达到终身教职水准以后，如何才知道他能不能得诺奖，这时候顶级文章就没那么多说服力了。也就是，低级别的时候拼定量标准，往上走就得靠价值判断了，这些价值判断本来就是主观的。再举个栗子：伯南克身为美联储主席和前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系主任，发的文章水准远在席勒之上，为美国经济在后危机时期的复苏做出卓越的贡献，可谓是知行合一的天才，但是为啥13年诺奖给的是席勒？因为席勒行为金融的观点足够有价值得奖！！席勒具备跟法玛叫板的勇气和本钱！！！我表示当年写论文的时候席勒法玛关于EMH的撕逼大战一场都没错过。文献都还在呢！！&br&&br&3、这里答主只是想说，定量的客观的标准只适合初级阶段评价，评判这个人能否当得起终身教授，然而高手一般都不看，甚至这些客观标准在一流大学里头都说不上是申请终身教职的唯一标准。我从未否定客观的学术发表和引用评价有其可取之处，但是像这位匿名用户这样否定学术上的主观评价的作用，确实是走错了方向。&br&&br&4、杨老师的理论，由于是新领域，非主流非应用领域，因而引用量少，而且如果不是拉上任职于墨尔本大学的Jeff Borland （Yale PhD），自费让人家修改论文，说不定JPE和AER都不能发表。创业初期的筚路蓝缕以及巅峰时区的中道崩殂，两样坏事都给遇上了，也就造成了新兴古典的瓶颈。我自己的观点是，把经济学视作一门运用组织协调解决两难冲突的科学，解释力远远胜于经典教科书里的将其视作一门决策科学。这就是布坎南非常欣赏杨老师的地方，也是我非常敬佩他的地方，如果你不同意，那么你也不会赞同我说的其他东西。有时候给隔壁班孩子们辅导金融学原理，初级和中级宏观，发现杨老师的框架确实比教科书好用多了。&br&&br&5、我这里说的是杨老师最接近诺奖的华人，而且有这种水准，但是没说他就一定能得到。打个不恰当的比方，你有钱能买得起可乐，但是你不一定会买，也不一定买得到，因为有可能你现在深处热带雨林，没有可乐这东西可卖。&br&&ul&&li&很多人都因为机缘巧合错过了诺奖，例如布莱克-斯科尔斯-莫顿模型，三个人提出的就给了两个人，因为有一位老兄跟杨老师那样去见了上帝。&/li&&br&&li&即使活着的经济学家中，有好多人，像罗默，奥利弗哈特之类的一流学者，也未必能获奖。但是我们认为，他们的水平并不比一些获奖的人差到哪里去。&br&&/li&&li&杨老师带病工作尚且成绩显著，和那些每天谈笑风生的人相比，这才是学者。&br&&/li&&/ul&&br&5、本人没有捧杀杨老师的意思，答主本科旅游管理，但是接受的辩论队训练却是以经济学逻辑问基础和背景的。读研的时候也考虑过旅游管理，家人希望读金融，但是中途被小凯老师的学术和坎坷经历所震撼，拒掉了世界top30 的金融管理，跑去200名以后的学校念金融经济学。舆论上要“杀”杨老师的人多的去了，他自己的老乡好友邹恒甫就是一个，我要是不看学术贡献，按照所谓“客观标准”来衡量还真以为邹老师有通天本领（邹公自己吹牛就一塌糊涂，然并卵，微博上面对刁钻的问题一问三不答，自己给出的客观标准又跟自己的结论自相矛盾）。&br&&br&6、至于说什么年轻或者跨领域无法评价的。答主认为评价是一种权利，不是一种资格，知乎是一个分享知识的平台，不是一个同行评审的杂志或者什么的。如果你自认为无法评价，那请聆听，你可以批驳我，但是如果答案的大部分都在批驳别人逻辑，或者认为别人没有能力给出有价值的评价，（你看，有没有价值本身就是主观的评价，这位匿名用户您要求本人对别人给出客观评价，质疑主观评价，然而自己却给别人主观的价值评价，岂不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自己又不肯正面回答问题，给出贡献，实在不是讨论问题的态度。
这个答案每隔两三天就被吊打一次，毫无疑问我要解释一下。你们点反对之前有没有对初级、中级、高级经济学教科书反思？我告诉你，范里安自己写教科书，自己都懒得反思，将错就错。凡是看到杨老师就说“超边际分析”“分工”的，请先回去读完杨老师著作再来评…
&i&8月21日已补充修改&/i&&br&————&br&&br&别说咱中国人了，就是日本很多年轻人也不知道：&br&在日本走上崛起之路的那几十年，&b&“Made in Japan”就是【假冒伪劣】的代名词&/b&&br&&br&而且当时作为山寨之王的日本，山寨产品覆盖了各个行业&br&&br&食品、服装、小商品、动画、漫画、影视、玩具、家电、汽车...&br&族繁不及备载&br&&br&知乎上也有日本籍的知友，不信的话，大家可以邀请他们，求证其真实性&br&&br&话说自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的经济大国，名震天下&br&“山寨王”的称号便落入他人之手，且代代相传...&br&八十年代前后，韩国、“种花冥国”都有幸戴过这个帽子&br&&br&我国山寨了这么多年，现在总算有了要摘掉这个帽子的迹象&br&也许下一个山寨王，就会出现在我们中南方向的一些邻居之中...&br&————&br&&br&&blockquote&日本是山寨大国？别逗了！那叫善于模仿&br&&/blockquote&&br&说这么多还不信的话，只有一图胜千言了...&br&&br&&br&&b&一、名牌食品&/b&&br&&br&日本老字号食品生产商 不二家&br&&br&&br&产品形象标志peko酱（牛奶妹），山寨自美国品牌Birds Eye的形象Merry&br&&br&&img data-rawheight=&261& data-rawwidth=&480& src=&/b2d9d4c382b0a6f7f08b4b5df1f28091_b.jpg& class=&origin_image z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