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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CY观察系列报道之六――
在全球经济结构调整中&中国如何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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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30年来，中国经济的崛起是全球经济格局中的“第一大事件”，深刻地改变了全球经济秩序和运行方式。中国崛起对世界与中国意味着什么？显然，这需要一个整体性的观察框架来回答。
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产生自工业革命之后，它的发展需要熊彼特定义的“创新”来驱动，即新技术会创造新的供需结构，最终扩大市场规模。而每当市场规模的扩张遇到瓶颈时，经济危机就会发生。历史上每一次经济危机的最终克服，都是通过新市场的开辟。而新市场的开辟方式大体上可归为三种：（1）通过新技术的爆发式应用创造新市场；（2）在地理上开辟新市场，即通过殖民或军事手段打开新市场；（3）通过金融手段把原先分立的市场连为一体。2008年金融危机持续发酵的关键在于：过去克服危机所采取的方式如今都难以为继。现今世界缺乏可以“推倒一切领域”的技术突破，军事手段开辟新市场的“边际收益”下降到零甚至为负，金融手段整合分立市场是西方仍在不断使用的方式，但“饮鸩止渴”的一面日益凸显。于是，当前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面临的是根本性的危机。
在这场危机中，中国占全球工业的比重却在加速上升，这与中国良好的“工业生态”有关。毫无疑问，全球经济的重心将向东亚转移，但世界体系将如何演化，尤其取决于新旧力量的合作与博弈。
结构调整：21世纪全球经济新趋势
自上个世纪末，特别是21世纪以来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群体崛起。据统计，期间，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率超过6%，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甚至超过8%，远高于同期发达国家2.6%的增长率。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可以说以金砖五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对于支撑世界经济、防范危机向更大范围蔓延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由美国主导设计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虽说曾经为全球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二战后世界经济的复苏发挥巨大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任何一国货币，包括美元已经不能独自担负起国际支付能力，“特里芬困境”导致美元国际霸权地位出现松动、瓦解。
自从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实力极大提升，国际贸易增长迅猛。截止2014年我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和贸易国。同时人民币已经是第二大国际贸易融资货币和第四大国际支付货币。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广泛使用，一方面是对长期以来美元“一统天下”国际货币体系的有益补充，同时也丰富了国际贸易支付手段，进而有利于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稳定。
在本世纪金融危机来临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采取“重消费、轻生产”的发展模式。在这期间，跨国公司充分利用全球资源的比较优势，在世界范围内寻找最低的人力成本、最优惠的税收政策，进而最大化公司利益。与此同时，本国产业出现严重的“空心化”，其主要表现是第一产业，特别是第二产业（制造业）的萎缩，和第三产业的繁荣。从而造成了全球产业“由西向东”转移的趋势。事实上，本世纪金融危机爆发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以美国为首的欧美国家过度依赖服务业，使社会经济的发展缺乏可持续性基础。另外，金融衍生产品的泛滥也导致金融业虚假繁荣。
鉴于以上问题，自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国家提出“再工业化”发展战略，希望通过“制造业回归”、“就业回归”等措施重整第二产业并提升本国就业市场。例如，美国政府就积极通过诸多财政税收手段，如法人税制改革来鼓励更多跨国公司由“外包”向“内包”转变。相对于美国，欧洲国家本世纪以来，特别是欧债危机爆发之后更强调社会福利改革，主要通过消减福利支出，提高退休年龄等措施来应对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以上欧美国家的改革措施方向是正确的，但考虑到各种利益集团的不同诉求，再加上固化的政治社会制度，在推行过程中一定会遇到极大阻力。
国际货币体系已不能仅由西方支撑
美元为世界货币的全球经济大循环形成如下模式：（1）世界各国向美国出口商品换取美元，并以美元与其他国家交易；（2）美国同时向各国出口商品，以收回过量美元，防止美元超跌而丧失国际货币的信用。
20世纪70年代之后，美国实体经济逐渐衰落，美国寻找到“石油美元”作为美元国际货币的基础，并通过武器等高新技术产品和20世纪90年代的IT产业出口，来回收美元，维持了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全球经济循环。但2000年互联网泡沫的破灭意味着：美国实际上已经耗尽了那种能够飞速发展以支撑不断膨胀的货币数量的“毁灭性创新”潜力。
随后发生的三件大事改变了历史的进程。这三件大事分别是2001年9月的“9?11”事件、2001年底中国加入WTO和日欧元区诞生。“9?11”事件之后，美国发动了反恐战争，这实际上是通过军事介入控制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业原材料――石油的贸易路线，强行确保美元回流渠道安全。另一方面，欧元区诞生后，欧元成为一种具有匹敌美元潜力的替代性世界货币，这对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造成了巨大威胁。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实际上起到了控制欧元区油路的作用，从而为美国提供了可以在需要的时候“揍贬”欧元的武器。
为了给互联网泡沫之后“无处安放”的巨量美元找到一个支撑，时任美联储主席的格林斯潘通过将美联储隔夜银行拆借利率降低到1.0%，压低商业银行融资成本，把资金引向了美国的房地产市场。
而2001年中国加入WTO，也使得中国在工业产品出口大量增加的同时积累了大量美元储备，由于美国能够掌控美元回流的流向，因此，中国的美元资产实际上几乎别无选择，只能投向美国国债和其他美元债券。这里的其他美元债券主要就是房地美和房利美“两房”抵押贷款债券。
这样，由于资金的流入，美国房地产市场出现了繁荣。房地产市场繁荣的一大后果就是住房抵押贷款的证券化和泡沫化，在2007年造成了次贷危机的爆发。
全球金融危机，是作为世界货币发行国的美国因其产业基础不足以支撑美元作为世界货币所导致的全球体系危机。由于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的产业基础实际上已不可能恢复到足以支撑起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程度，因此世界体系不可能复原，只能寄希望于重塑。
金融危机与“再工业化”之难
世界体系危机的形成根源在于：全球资本（金融）运行的中心仍在西方，但工业中心在过去二十多年里逐渐转移到中国。
西方国家普遍出现产业空心化，由此，西方的福利体系、金融体系缺乏实体产业支持。在缺乏工业支撑的情况下要维持福利体系和高消费，只能依靠大量“印钞”。西方国家的货币发行机制设计中，货币的基础是国债，而国债的基础是税收。产业空心化加上人口老龄化，导致西方国家普遍面临“税基流失，支出增加”问题，只能通过借债来应付。而债务积累到一定程度，超出了经济体系承受能力，金融危机就会到来。
世界工业转移的大趋势是：在东半球，工业中心从日本移向中国东部，然后目前正在向西扩展，伸入欧亚大陆腹地；在西半球，工业中心从德国向东扩展，逐步与俄罗斯连接。也就是说，工业网正在从欧亚大陆两端向中心扩展。其中，中国是全球工业转移的最大承接地。
能够具体说明工业体系转移导致金融危机后果的例子是欧债危机。
追溯欧债危机的源头，其实可以从“苏东剧变”看起。1991年“苏东剧变”后，苏东集团国家普遍施行了“私有化”过程，原国有经济被廉价卖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苏东“私有化”，“大头”最终不是由这些国家的人民得到，而是由西德的资本家们得到！苏东国家的工业基础原本就不错，这些企业被西德资本家们得到之后，又获得了大量投资，升级改造。两德统一之后至今，德国已向东德区域投入了超过1.3万亿欧元巨资。从企业的逻辑来看，把生产转移到东欧是非常合理的：东欧工业基础良好同时工资低廉。即便在今天，东德的同岗位平均工资水平也只相当于西德的70%左右。
“苏东解体”后的1992年，西欧国家签订《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开启了统一货币的进程。日，欧元完全取代加入欧元区国家的原有货币，欧元区出现。欧元区出现之后，欧元区国家高工资、高福利、富裕的人们，可以使用欧元向东欧国家购买工业产品，享受到了“印钞购物”的货币红利。结果，随着时间的积累，“去工业化”国家在向工业增长国进口产品，形成大量逆差，按经济规律应该贬值本币，但由于共同使用欧元不能贬值本币，就只能以发债借钱弥补，形成大量债务累积。它们发行的公债又被工业增长国（主要是德国）吃进，导致财富越来越流出西欧，流向德国和东欧；而西欧则越来越深陷债务泥淖。可见，欧债危机本质上是由西欧国家在“去工业化”的同时却可以享受欧元红利导致的。
然而西欧国家要想“再工业化”，从根本上面临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人口老龄化。年轻人在社会中占不到足够比例，意味着没有足够的劳动力和消费人口去支撑工业增长。对西欧来说，还有比这更糟糕的情况：由于“去工业化”，本就不多的年轻人还找不到工作。在法国，29岁以下的年轻人大约四分之一找不到工作，而在西班牙，这一比例甚至将近五成！
由于《申根协定》的存在，协定国之间的人口是可以自由流动的，这就使得人们可以尝试去工业增长区域找工作，然而从工业增长区域角度来说，这就意味着有更多人才可供选择，可以择优录用，于是，被录用的只是一小部分，更大的部分只能回到本国，成为本国的就业压力来源。这样对于“去工业化”国家来说，劳动力素质又出现了下降，更进一步阻碍了“再工业化”的可能性。于是就不得不选择紧缩支出，勒紧裤腰带还债。但紧缩支出的后果是投资进一步下降，导致进一步“去工业化”。
概括而言，当前西欧已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去工业化”→债务积累→债务危机→财政紧缩→失业→“去工业化”。
全球产业重心大转移
我们可以通过美国、英国发生的情况来看看金融危机的严重性。
美元当前的主要发行机制是，美联储从财政部购买国债，财政部由此得到美元，再以财政支付形式把这些美元注入社会进行流通。而美国财政部支付国债收益率的担保则是未来的税收。也就是说，美元的基础是美国国债，美国国债的基础是未来的税收。要增加美元供应量通常要增发国债，而增发国债就意味着未来要加税。
金融危机爆发后，美联储于2008年11月、2010年11月启动了两轮“量化宽松(QE)”来收购金融体系中的“有毒资产”，花掉了约2.6万亿美元，用光了当时的国债发行额度。所以2011年债务上限危机发生之后，美国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继续增加美元供应量，就得在未来增加税收，然而加税空间却可以说已近极限。美国国会两党争吵的就是具体该向哪些人加税。
不过，当前美国有3.15亿人口，只有1.15亿个全职工作岗位，依靠社会福利资助的人口则有1.27亿。而1.15亿全职工作人口也不是都可以被加税，因为其中有6100万人年工资低于2万美元。与之相比，据美国证交会前主席克里斯?考克斯计算，算上医保、社保和养老金的未来支出，美国的负债已超过86.8万亿美元。要还上这笔债务，靠给五六千万人加税，每人得多缴多少税？
比美国情况更严重的是作为世界金融运行中心的英国――这是一个服务业占GDP比重超过82%的国家，而服务业中最主要的就是金融业。二战结束时，英国制造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达70%，那时的英国可以说有一个技术领先的制造业主导的经济结构。而目前，制造业占就业人口的比例降至16%左右，服务业占就业人口的比例却达到80%。在服务业中，金融业收入极高但吸纳就业人口很少，大多数种类的服务业吸纳就业人口多但工资低、岗位不稳定。而英国制造业的情况是，出口额居首位的产品竟然是飞机发动机。这说明，当代英国经济是一个依靠金融这样的少数人产业和飞机发动机这样的最高端制造业来挣钱的经济，这样的产业注定吸纳不了总人口中那些缺少高级技能的人。因此，社会福利体系就会是一个永难填满的无底洞。如果收入增长能够保证这个无底洞还能继续填下去，这个游戏也还能维持。但问题是，在金融危机的局面下，金融业还能继续为英国赚钱吗？在全球经济萎靡导致民航业萎缩的状态下，飞机发动机制造业能为英国带来更多收入吗？
当中国走向全球产业格局中心
全球金融危机过程中，西方国家的经济受到了巨大打击。但中国工业却取得了高速发展。在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中国制造业产值占全球份额为14%，到2012年则为21%。在金融危机前的2007年，中国工业生产总值只有美国的62%，而到了2011年，中国工业生产总值就已经是美国的120%。
2013年，韩国最重要的智库之一韩国贸易协会国际贸易研究院发布了以海关编码作为调查依据的工业品出口量统计，结果表明：2013年全世界工业品占据第一名的产品种类中国有1538种，第二名德国有733种，第三名美国有550种。
在2007年至2013年期间，出口市场占有率占世界第一位的产品数量，中国上升速度堪称“疯狂”。不但全世界的制造业转向中国，中国也存在从沿海在向内地转移的过程。一些沿海地区出现的用工荒和企业的关门是因为产业中心在向内地转移。如2012年的出口，重庆出口同比增长是94.5%，安徽是56.6%，这都表明产业的重心往中西部转移。世界产业重心已经表现出在往欧亚大陆的中心区域转移的趋势。这是世界格局的一个转变大势。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的出口产量结构中，机电产品的出口2012年同比增加了8.7%，占中国出口总值的比重为57.6%，较2011年提升了0.4个百分点。这说明中国是一个主要依靠中高技术含量工业品出口的国家。
在美国进口的机械设备中，来自中国的份额已从2000年的6.5%稳步提升到2011年的25.7%，中国已逐步取代韩日成为美国的主要机械产品供应商，当然这与日韩将生产线转移到中国也有关系；日本进口的机械和运输设备中，中国所占份额已从1996年的7.2%提高到2011年的42.7%；金砖四国中，巴西机械和运输设备来自中国的份额已从2000年的2%上升到2010年的16.7%，占俄罗斯的份额相应地从2000年的1.3%提高到2010年的11.8%。
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的高技术出口在金融危机期间出现了加速下降趋势。全球工业体系中，中美两国的位置变化可以从双边贸易中管窥。作为中国最大的对外贸易口岸，上海海关2012年前10个月与美国之间的高新技术产品贸易顺差达274.6亿美元，占同期上海关区对美贸易顺差总值的41.8%。2012年前10个月，上海关区从美国进口的集成电路出现了34.4%的降幅，反倒是属于低端工业品的未锻造铜及钢材的进口大幅增长15倍。在进口金额排名前十位的美国商品中，初级原材料竟然占据了四位，包括初级形状的塑料、废金属、未锻造的铜和钢材以及棉花。
目前，西方在经济上仍具有的优势是全球价值链优势，即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上游，可以分配到最多的利润。而支撑这种优势的，主要是历史积累以及品牌因素。而品牌因素的背后是文化因素。举个例子，当今时代，两部不同品牌的手机往往没有实质性的品质差别，并且可能出自同一生产线，但在消费者的认同度上却有巨大差别，这背后的因素就是文化竞争。
中国崛起所需要突破的主要方面，已不是工业整体水平，而是金融与文化竞争力。
金融危机以来的世界经济局势，表明了西方国家的经济缺乏持续增长的基础。对中国而言，金融危机更多体现的是中国在世界产业格局和金融格局中的地位不相匹配，西方国家仍然可以通过不公平的国际金融格局和产业标准体系来挤占中国的利润。因此，中国未来需要在人民币国际化和品牌建设方面加强布局和努力。
(责编：王政淇、崔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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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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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增速进入较稳定的中高速增长区间　　显示，年中国经济增速一直保持在上升通道，时间长达24个季度。但随着国际危机带来国际经济环境的剧烈变动，中国GDP增长在年间也经历了较大波动，从2007年四季度的14.2%快速下降到2009年一季度的6.6%，随后因大规模刺激政策回升到2010年一季度的12.1%，之后开始继续下降到2012年一季度的8%以下，这16个季度基本的经济增长趋势是在剧烈波动中的增速下行。但从2012年一季度至2014年三季度，GDP增速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在7%～8%的区间之内，中国经济增速的轨道已发生明显转换，从连续上升、大幅波动进入较为稳定的中高速增长区间（见图1）。　　经济增长波动趋稳　　增速波动趋稳。2011年至2014年三季度，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由23.8%下滑至16.1%，导致经济增速明显回落。从行业来看，投资增速出现明显下降的是采矿业、业、业、、冶炼等落后产能以及住宿、等受反腐政策影响较深的行业，而对、、科研、和等涉及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行业投资增长相对平稳。由于房地产、电力和采矿等行业一直是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投入减速虽然在一定时期内拉低了经济增速，但换来的却是投资结构的优化和产业的升级。从趋势上来看，2012年来11个季度虽然业投资和房地产投资仍然处在震荡调整之中，但振幅呈现下降趋势，而基建投资整体上呈现回升上行趋势，整个投资增速波动趋稳。　　消费保持平稳增长。2011年和2012年，消费一度超越投资成为对GDP增长贡献最大的因素，但2012年后期消费增长出现拐点，社会消费品总额月度同比增长由15%下降到2014年的13%以下，限额以上企业消费品零售额增速下降超过5%。值得注意的是2012年以来的消费增速下滑是以一系列厉行节约、打击奢靡消费的政策导向为背景的，公款消费和奢侈消费被明显挤出，而居民消费并未受到影响。社会消费增长更多地依赖基本生活需求和消费结构升级的拉动，消费行为更趋理性，更加健康。　　进出口波动幅度收敛。年，出口对中国GDP增速的贡献率均为负值，这主要是受外部经济形势影响所致。进入2014年，外部环境仍然复杂严峻，中国外贸形势依然不容乐观。但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进出口增速变化轨迹来看，进出口波动幅度明显收敛，尤其是从最近11个季度扣除季节性因素以后的趋势上来看，进口与出口都呈现趋稳态势。　　经济增长减速的原因　　在环境压力、资源禀赋、国际环境等约束下，未来中国经济增速难以再回到9%以上。　　资源约束。2013年，中国能源消费占到全球的22%，矿石进口量占到全球进口量的63%。如果经济增速继续保持9%以上，则中国能源消费将占到全球的三分之一左右，进口占到全球进口量的三分之二以上，这可能引发一系列国际政治经济问题，能源与其他资源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约束空前加大。　　环境约束。当前，仅中到重度污染的耕地就在5000万亩左右，土壤总超标率达到16.1%。黄河、海河、淮河、松花江、珠江等七大水系全部中到重度污染，仅有11%的人饮用符合卫生标准的水。2013年74个新标准监测城市空气质量达标率仅为4.1%。如果经济增速持续超过9%，粗放型增长模式将难以改变，环境也将无法承受。　　结构调整约束。中国第二产业产能几乎全部过剩，而且大多处于低端水平，面临深刻而紧迫的结构调整要求。经济增速超过9%，铁、、、煤等“两高一资”行业的低端过剩产能将无法淘汰，产业结构无法升级，提质增效升级目标也将无法实现，经济增长质量难以保证。　　人力资本约束。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以农民工为主的普通劳动力工资呈现持续上涨之势，大部分行业劳动力成本在2005年以后增长加快，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增长速度快于GDP增速，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而随着农村有效剩余劳动力持续下降，劳动力供求关系正在发生转折性变化，人口红利不断减弱消失，对经济增长形成制约。　　经济增速不会大幅下降　　从现实市场潜力分析，中国国内市场远未饱和，城市补课、棚户区改造、中西部建设(002302,股吧)、制造业固定资产更新等方面的投资需求还很旺盛；在居民收入提高和政策鼓励下，消费对拉动经济的影响继续提升；在新一轮改革开放全面启动，改革红利不断释放的大背景下，经济增速也将获得一系列基础性支撑，短期也不可能跌落到6%以下。原因如下：　　经济增长动力支撑。中国人均收入仍较低，不仅与发达经济体相差甚远，也大大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2013年，中国人均GDP为0.67万美元，同期美国为5.3万美元，欧元区为3.82万美元，日本为3.77万美元，世界平均水平为1.03万美元。中国在大宗消费、住房、教育、、等消费水平和消费支出方面与发达国家有着巨大差距。因而经济增长的空间还很大，以提升经济增长质量、完善为核心的发展愿望和动力十分强劲。　　城镇化支撑。中国仍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当前城镇人口比重在54%左右，距美欧日等城镇化水平超过80%的国家还有很大距离，中国未来6年内要实现1亿左右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落户城镇，人均基建投资水平大大落后于美欧等发达国家，投资仍将会保持较高速增长，这些因素都决定了中国经济仍将会在相当长时期内保持较高增长速度。　　潜在增长率支撑。根据汇丰估算，2015年到2020年间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年均为8.5%，劳动力人口的减少、人口老龄化对储蓄率、潜在增长率影响不大（0.3～0.5个百分点），并且中国劳动力的人均资本存量还很低，只有美国和日本的五分之一，韩国的四分之一，投资空间很大，而且户籍制度改革、国企改革、对外开放进一步深化等举措将进一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依然处于较高水平，中国经济增长将得到有效支撑。　　保证就业要求。中国是个人口大国，就业形势一直十分复杂严峻，特别是在转变发展方式和结构调整力度加大背景下更是如此。根据经济增长与就业的一般经济规律，如果经济增速下降到6%以下，中国城镇登记失业率将上升到5%甚至更高，基于社会经济稳定的考虑，保就业也要求经济增长速度不能回落到6%以下。　　财政金融政策回旋空间大。从政策目标和调控手段来看，一是宏观调控目标采用弹性区间方式，避免了过去为实现绝对计划目标频繁采取短期调控措施；二是当前银行法定存款准备率处于历史较高位，有进一步调整的宽松空间；三是中国财政赤字、债务余额占GDP比例分别远低国际安全警戒线水平，积极财政政策空间较大；四是税收、财政支出的结构性调整与变化趋势，将继续提升对经济增长的乘数效应，对经济恢复和发展起到前所未有的促进作用；五是价格水平较低，特别是PPI水平长期负增长，政策宽松取向具备基础性条件。　　中国经济的趋势性变化　　2012年以来，面对持续的经济下行压力与错综复杂的经济形势，中国加强宏观调控，推进简政放权、大力推动市场化改革，进一步释放供给端微观主体的活力，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经济运行出现了一些基础性良好变化。具体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就业水平不降反增。近几年来，特别是2012年以来，虽然GDP增速放缓，但城镇登记失业率并没有明显的变化，基本稳定在4.05%～4.1%区间内，就业对增长放缓容忍度提高（见图2）。月份，城镇新增就业超过1000万人，比2013年同期多增了十万人以上。截至2014年8月，中国个体私营经济从业人员实有2.37亿人，比2013年增长8.5%。究其原因，现阶段中国经济正由制造业主导逐步向业转型，而服务业的劳动密集程度明显高于制造业。而且随着结构调整加强，中国就业弹性逐渐增加。2007年以来的数据显示，中国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能拉动120～140万人的新增就业，并且这一规模以每年约4.5万人的速度增长。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大约为每GDP百分点150万人，新增1000万就业只需6.7%的经济增速。　　企业盈利未出现大面积亏损，微观经济基础更加坚实。近年来，随着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步伐加快、企业抗风险能力增强，企业亏损面并没有随着经济增速和工业增加值增速的下滑而出现明显扩大，企业盈利趋于稳定。2009年，GDP同比增长9.2%，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7%，工业企业亏损面达17%以上。但2012年以来，随着GDP、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的回落，工业企业亏损面反而呈现下降之势。2012年GDP同比增长7.7%，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7%，工业企业亏损面下降为12.02%，2013年GDP同比增长7.7%，全部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下滑至7.6%，而工业企业亏损面进一步下降至11.87%（见图3）。2014年以来，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速稳定，月份累计增速基本维持在10%左右，同样未随经济增速放缓而下降。　　经济效率有所提高。近年来，受益于各级政府采取各种循环经济措施，工业结构调整取得成效，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结构进一步改善，经济效率明显提高。年5年间中国单位GDP能耗持续下降，2014年上半年单位GDP能耗同比下降4.2%，为2009年以来最大降幅，取得突出成效。经济社会运行的成本有所下降，物流运行的效率有所提升。2014年上半年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的比率为16.9%，比2013年下降1.1个百分点。　　经济结构不断调整优化。进入经济变轨期，中国工业占比开始持续下降，服务业占比不断提升。2013年，GDP中的服务业占比已经超过了工业，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8.2%。与此同时，工业结构调整升级取得突破。工业领域能耗高、产能过剩严重的、、、化工等重点调控行业增速快速回落。　　宏观调控不断创新与完善。2013年首次提出的“区间”创新型调控方式，对经济增长率、就业、物价等实施上下限目标管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定向调控思路：抓住重点领域、薄弱地带和关键环节，更多运用改革创新的办法，更多运用市场的力量，精准发力，定向施策。　　具体来说，宏观调控一是不再一味采取短期性政策和措施追求短期经济增长效应，而是更着眼于长远经济增长，对经济增长短期波动容忍度提高；二是更加关注和着力于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加强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三是加强预期管理，宏观调控目标采用弹性区间方式，促进社会各方形成较为合理的增长预期；四是更加借助市场机制的作用和力量，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五是极大弱化甚至取消对地方政府GDP的考核，引导各地追求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升全民幸福指数。　　经济增长面临的潜在风险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违约、企业债务杠杆率风险、房地产、影子银行失控等问题，被认为是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金融风险，甚至可能会成为引发经济进一步下行的主要动因。这些问题都是客观存在的，甚至会在某个时点或者一定时期表现得比较突出，但不会改变中国中期(000996,股吧)（3～5年）经济平稳运行格局。　　地方政府债务和企业债务引发系统性债务风险可能性不大。近年来地方政府债务增长较快，截至2010年底，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10.7万亿元，占GDP比例26.7%，2013年6月底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达到17.9万亿元，占GDP比例达到30%以上。除此之外，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增长速度也不容忽视，如承诺的社会福利越来越多，维护区域稳定、承担社会道义责任的压力越来越大等。随着经济增长放缓，土地出让收入减少，地方政府债务偿还能力削弱，2014年和2015年是地方政府债务集中还款期，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趋于上升，部分地区的政府性债务已经严重超过了财政承受能力。　　但是，目前中国政府总体债务规模占GDP的比重并没有超过60%的国际警戒线水平，同时，地方政府资产规模远大于其负债总额。地方政府举债也大多用于投入，这些投入可以使政府获得多方面的“投资回报”。此外，地方政府规范性发债的法规和机制正在逐步建立，各相关部门有强大意愿和动力去化解债务风险。综合以上因素，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引发系统性债务风险的可能性不大。　　从企业债务状况来看，中国非金融企业债务总额从2007年的24万亿元上升到2014年6月末的超过70万亿元，约占到GDP的125%。企业债务持续走高，财务成本不断增加，企业投资能力受到削弱，对长期可持续盈利能力带来很大负面影响。企业债务违约时有发生，企业债务规模及偿债能力引发了市场极大担忧。　　但同时也应看到，企业资产也在较快增长，并且其增长率超过了负债增长速度。企业资产负债率、杠杆率并没有随着企业债务占GDP比重的上升而上升，近年来反而呈现下降之势（见图4），企业资产和负债增长速度均超过同期GDP增速，其中净资产增长速度较高（超过10%）且长期保持平稳。如果再考虑到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企业直接融资增长等因素，简单地以债务余额占GDP的比例考量企业债务风险并不科学，企业债务占GDP比例上升较快并不意味着企业债务风险也等量上升。　　在随着监管机构加大风险管控，企业杠杆率约束加强，债务结构不断优化，盈利模式加快转型带来预期效应，企业资产、净资产增长速度快于负债增速等因素的积极影响下，企业大规模债务违约、系统性债务风险估计不会发生。　　房地产市场特殊性使其出现系统性“崩盘”的可能性很小。从中国房地产市场特点和信贷结构来看，一方面，中国房地产市场仍然有着较强的刚性需求，难以出现全国性房地产价格大幅下跌。多年来居民收入持续增长，自住性需求和改善性需求还较为旺盛，并且城镇化率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城镇化引致的住房需求也将保持稳定增长。另一方面，个人购房贷款占比大、质量高，不仅历史违约率很低，即使是一些房价下跌幅度很大的地区也不多见住房按揭贷款断供的案例。事实上，目前银行业住房按揭贷款质量很高，不良率不到1%。　　影子银行监管正在加强。2012年IMF在《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提到中国的“影子银行”急速膨胀，并对其风险提出警示。部分影子银行资金投向了产能过剩、贵金属投机等高风险或非实体经济领域，存在一定的资产泡沫。银行、等金融机构对影子银行的内控管理存在不足，也为影子银行良性发展埋下隐患，进而影响到经济金融体系的健康发展。但在客观上,不能忽视具有中国特色的影子银行对于经济和金融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中国监管机构正在完善对影子银行的监管制度和监管手段，将影子银行的发展引导到良性规范的路径上，以继续发挥它对实体经济的积极作用。同时，中国影子银行规模还不大（约20～30万亿元人民币），期限错配较少、杠杆率较低，涉及资金基本投向实体经济，因此尚不足以引发系统性风险。　　中国经济增长展望　　经济增长进入变轨期后，经济下行的惯性压力与发展潜力并存且不断积累，经济预计将进一步调整与优化。未来3～5年内，尽管努力扩大需求、保持适度经济增速仍会作为策略的基本取向，但策略重点将进一步明确，不断优化投资、消费、出口三大需求结构，带动供给结构优化升级，同时挖掘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纵深，加快核心领域市场化改革，确保经济平稳过渡并为中长期经济发展蓄力。　　投资仍将发挥关键作用　　首先，投资增速仍将保持在较高水平。在当前外需难有大的提升、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仍然偏弱情况下，经济要维持7%左右的增速，适度的投资增速必不可少。从经济发展阶段来看，中国城镇化远未完成，基础设施建设、制造业改造、与民生和消费相关的服务业等领域固定资产投资仍有较大空间，投资结构也会进一步优化。未来三至五年内，维持适度的投资强度不仅是保持经济稳定的现实要求，也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增效的重要举措，投资增速不会出现“悬崖式”下滑。　　其次，政府投资与市场投资的关系将进一步理顺。政府投资将不断退出市场日益成熟的竞争性领域，集中投向那些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基础领域和民生领域；政府职能会进一步转变，下放审批权，对投资的主导作用将进一步降低；针对一些行业的限制将进一步放开，吸引并引导民间投资，与政府部门投资形成互补；同时，借助利率、税收、并购重组政策等手段，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引领企业投资方向，推动产业转型与升级。　　再次，投资鼓励的重点将进一步明确。一是促进科技创新和成(002001,股吧)果转化应用的投资将进一步增强，充分发挥“科技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二是更加重视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投资，鼓励企业从发达国家引进一流生产技术，吸收先进的服务和管理经验，引导企业优化内部投资结构，培养自主创新能力，引导产业生产力科学布局和产能有序转移，减少低水平建设投资。三是财税、金融政策对民营企业、小微企业投资的扶持力度将进一步增强，直接融资、、战略投资会得到重点发展。四是围绕新型城镇化战略部署，在土地综合整治、城镇棚户区和旧厂房改造、安置房、新城区、区以及各类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投资配置格局将更趋合理。　　消费稳增长的作用将进一步显现　　在政策引导与制度约束下，畸形消费、公款消费、浪费性消费将继续呈现明显收缩之势。教育消费将得到大力发展，促进人力资本提升。预计教育政策倾向从扩充、附带的收费服务，转到重点面向有收入人群提供、和技能，引导主动消费，确保消费的质量和体验。宏观政策对消费的引导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将加快建立社区医疗、陪伴、、、送餐等社会化服务体系，引导金融机构创新、投资、资金计划等与养老相关的安排。与此同时，居民医疗消费将得到引导、提高。通过完善体制，进一步扩大医保覆盖范围，创新医疗保险模式，完善基本药物制度，加快与医务人员队伍建设，促进医疗供给、服务与居民消费水平提高。此外，电商、物流、服务等新兴消费市场将进一步加强培育与引导。加强对电商等虚拟经济商户、物流和信息服务等配套商户的科学管理，积极培育信息消费市场，将信息消费上升到战略高度。　　更广泛地参与　　广泛参与国际市场这一战略取向的核心是依托国际市场调整、优化国内经济结构，提升经济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具体包括以下几点：一是力推优势能力输出，例如、、尤其是、隧道、等基本建设能力；二是借助双边经济合作、经济援助等多种途径，支持过剩产能输出；三是引导大型企业加速技术改造，积极引进先进技术，进一步开放资本投资品市场；四是全面推广负面清单管理，更大限度地开放商品与服务市场；五是积极参与并全力推进全球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六是对于人民币国际化持更加积极的态度。　　区域经济发展　　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不平衡，集中体现为不同地区发展的水平差异与区域发展协同性差，但如果处理得当完全可以成为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依托。在区域发展战略方面，一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新模式将提升为国家发展战略，并在此基础上，从点到面，逐步实现“一弓双箭”的战略布局。二是今后一段时期，东部地区将重点进行产业和技术升级，率先实现由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甚至创新驱动的转变。中西部地区将积极承接东部地区原有的产能和产业结构，并按照市场主导、追求效率的原则接纳东部地区多余出来的投资，延续投资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三是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升级步伐，加快“京津冀一体化”、“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长江经济带”等区域发展战略的规划、实施，拓展和深化区域发展战略纵深。　　加快核心领域改革　　在经济变轨特殊时期，在适时适度地出台一些稳增长的需求管理措施，保证经济增速不突破区间管理下限的同时，强力推进改革是对经济成功变轨的最好刺激。由此，才能实现经济增长动力机制转换，实现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与提质增效。从目前趋势来看，一方面，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办法将加快调整，GDP不再是唯一关注点，资源利用、、民生保障、技术创新等方面的考核权重将会加大，对改革落实情况的考核会进一步加强。另一方面，简政放权作为推动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突破口，预计将进一步加大推进力度，从而带动财税体制改革和国企改革。中国核心领域市场化改革将加快推进步伐，不断增强市场在增长动力转换中的机制性与决定性作用；市场准入与市场监管制度改革力度将加大，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将逐步建立；资源、能源等要素领域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将不断完善。农村土地改革将稳步推进，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建立将加快步伐；金融改革步伐将加快，金融市场体系将逐步完善，货币市场、资本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场之间的相互联系将更加紧密；科技体制改革将进一步深化，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不断健全。户籍制度改革将促进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和完善。　　依法治国助推经济机制转换　　法治中国建设将成为中国各项改革红利以及获取更多红利的基石，对推动中国经济机制转换，具有重大意义。一是法治中国建设有助于巩固已经取得的改革成果和进一步推进深化改革。二是在法治中国框架下，各政府部门对市场的规制将按照统一的法律来进行。明确的监管边界和实施模式将减少政策的主观性、任意性，这将稳定市场预期，规范市场秩序，提高市场运行效率。三是在法治中国框架下，“负面清单”经济管理机制有望得到推广。“负面清单”对于政府来说是“法无授权不可为”，对市场来讲是“法无禁止皆可行”，这种机制是法治的体现。未来“负面清单”经济管理机制，将在更多领域适用，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提升市场经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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