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5万个梦想花开的声音：这五年我们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听！5万个梦想花开的声音：这五年我们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听，5万个梦想盛开的声音五年，千万个变化涌现，亿万个梦想盛开。每一个变化的背后，寄托的是无数网友的梦想。在过去五年里，网友们见证了哪些变化，收获了哪些喜悦，实现什么样的梦想呢？近日，红网就《喜迎十九大 盛开的梦想》“五年的变化”发出特别征集，短短数天，近五万名网友留言参与 ， 网友的“五年回忆”像雪花片一样飘来：有人坐高铁4个小时就可以到家，路修到了家门口；有人而立之年，有了二胎，全家乐开了花；有人住上了城市高大的楼房，不再辗转租房……小编从几十万字的留言里面提取了排列靠前的热词在这些留言里面，蕴含这五年发展的无数细节，于是，小编在这海量情真意切的留言里面，用大数据分析寻找着一个又一个热门关键词，试图分析出我们共同的向往...幸福生活的留言本01哪些变化最能让网友集体共鸣？我们从21万字留言中根据词频提取了热词样本进行分析，从总留言的主要倾向来看讲述经济发展的关键字占了将近四成，这五年最让人感觉变化巨大的是我们的国家经济发展，紧随其后的门类分别是政风清朗、民生实惠。正符合国家发展、政策给力、人民幸福的节奏。中方之秀我家住在万家丽，五年前修高架桥挖的稀烂，现在高架桥搞好了，方便快捷了很多，这边商场也开的越来越繁华了将军令从二十世纪初任人宰割，到现在能跟地球上最有实力的几个国家之一，这个地球上只有中国做到了。生活真美国庆回趟岳父家玩几天，可以摘柿子、板栗、柚子，感觉挺好的，尤其是那青山绿水，让人流连忘返。风也恋沙去年，我在衡阳县城买了房，崽可以在县城读书了，终于不用再租房子，不用再担心孩子读不了书了。2哪些湖南成就让网友最有自豪感？& 最热单品=&& =&&&HOT SALE原/装/正/品高铁 被提及5330 次高铁是湖南发展的一个新引擎。湖南既是轨道交通的发源地，同时也是高铁建设的一个开启地，已经建成时速300公里以上的高铁1296公里，正在建的有783公里。现在全国高铁是八纵八横，而湖南则是两纵两横，强化了湖南交通枢纽的地位、湖南的辐射集聚能力、后发赶超的优势，可谓大腹地，又为大通道。一条磁浮快线，贯通黄花机场、武广高铁长沙南站。空港、高铁从此无缝对接，临空经济携手高铁经济，长沙这个“空铁联合体”。以高铁作骨架，串起城铁、空港、河港、高速公路，立体编织交通网络，“跑得快”的湖南，筑牢开放底盘。纵横东西、融身世界，湖南闯荡出新空间，积攒下新能量，驱动“幸福新湖南”快车隆隆向前。3集体惊呼，排名幸福感第二的竟然是高铁老大哥与二哥其实不相伯仲，相差无几。小编也非常犹豫，因为二哥之强，还强在延伸的五花八门各种靠前的热门词，比如支付、共享、办事等等等等。你没猜错，二哥正是...手机给我们生活带来的变化真是很大啊移动风云，于斯为盛根据统计，目前长沙登记注册的信息服务类企业已突破1.5万家，成为“中国移动互联网产业第五城”。放眼当今国内移动互联网领域，“微信之父”张小龙、陌陌创始人唐岩、58同城创始人姚劲波、易宝支付ceo唐彬等一大批湘籍领军人物引领潮流，湖南信息服务业从业人员数量居中部第一，在信息技术方面的湖南院士数量处于全国前四、中部第一，大量湘籍互联网企业家返乡创业，这些“网络湘军”的崛起为湖南力争在网络强国建设中走在前列提供了强劲的智力支撑。根据最新发布的产业发展规划，到2020年，湖南省移动互联网产业规模将达到1000亿元以上。4宏观层面哪一项变化最受大家关注？这五年，政策的变化是最强势的影响指标，宏观层面的热词非常丰富，城市、农村、建设占据了前三甲。湖南城乡的变化大家有目共睹！有一种美丽，叫奋进的湖南五年来，湖南决策层带领全省人民始终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湖南把脉的“一带一部”发展思路作为总定位，下大力解决好发展动力问题和内外联动问题。深入实施对接500强提升产业链、对接“新丝路”推动“走出去”、对接自贸区提升大平台、对接湘商会建设新家乡、对接北上广优化大环境等“五大开放行动”，深入推行芙蓉人才计划，迈出了形成开放型经济新格局的稳健步伐。到2016年，湖南进出口总额达268.8亿美元，引进世界500强企业140家。5生活哪方面发生的变化最大？在数据面前，可以发现在我们普通中国人的家庭观念里，孩子是最重要的关键字。结婚、回家、住房、家人、收入、健康...在这些热词面前，我们每一个的价值观如此相同。我们希望的、憧憬的、梦想的都在同一个方向。“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梦”大河涨水小河满！国家不断圆梦，人民也不断圆梦。由梦想“一亩地两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到梦想“耕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由梦想“多打粮食多种树，尽快当个万元户”，到梦想“有房有车，病有所医，老有所养”……梦想，都一一“提现”了真金白银。“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梦”。听，习近平总书记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一切为了人民！6关于孩子，话题比我们想像的丰富放大到前150个热词中，关于孩子的关键字还有许多，二胎、宝贝、宝宝、女儿....是的，TOP150里没有男孩的位置...看样子，多了个女儿是许多人这几年中最欣喜的变化。孩子、教育、家庭。三甲热词昭示着中国的未来可期！教育公平是每个老百姓的期盼党的十八大以来，湖南突出“质量、结构、公平”三大主线，全面建设教育强省。我省教育已基本解决了“有学上”的问题，步入了“上好学”新的历史阶段，实现了从人口大省到教育大省的历史性转变，正处在“由大变强”的关键时期。近年来，湖南省实施了城乡统一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加快缩小区域之间、城乡之间、校际之间的差距。实行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推进中小学招生信息公开，规范中小学招生行为，全面取消了普通高中招收择校生政策。坚持以流入地政府为主、以公办中小学为主，切实保障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享受与城镇居民子女同等的受教育权。7热词NO.1 排名第一的热词竟然是他排名第一的关键字是长沙（ 6050次 ）。据小编分析，地铁、高铁、高架桥、共享单车...都给大长沙加分不少。另外，长沙让人咋舌的移动支付环境，也是被各种提及。这年头，凭的就是个综合实力！这样的长沙，让人如何不爱？2016年，长沙经济总量达9323.70亿元，跃居全国省会城市第六位，地区生产总值增速居全国前列。同时，长沙连续9年荣获“最具幸福感城市”，获评全国“十大互联网+城市”“东亚文化之都”等称号，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授予“2016中国可持续发展城市奖”。而在最近《第一财经周刊》发布的2016中国城市商业魅力榜中，长沙稳居新一线城市之列，排名第8位。而且，除了北、上、广、深，长沙在新一线城市中未来可塑性指数排行第一，这也意味着长沙的无限商机、无限魅力和无限可能。湘江两岸、橘子洲头、烈士公园、岳麓山顶、梅溪湖畔、洋湖湿地……山水洲城、大美长沙，是大自然的恩赐，更是长沙建设生态文明、推进绿色发展结出的丰硕成果。麓山如屏，湘江如带，洲岛如珠。幸福在家门口升级，诚哉斯言！8反腐，是民心所向，民心所望！数据需要我们仔细分析才能发现端倪，比如二胎政策反映到我们的生活中，大家谈到的都是家里多了一口人，又当了父母等等众多的词汇涉及，但有一个关键字却被很多人精确的提及了 108次：反腐，是民心所向，民心所望！净化政治生态，重拾为民情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泱泱华夏，昭昭文明，虽时光流转，逾越千年，一代贤儒的谆谆告诫仍如雷贯耳、醒古警今。上下五千年，多少志士仁人以此告诫为座右铭，修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心性，从而流芳百世。同样，多少人也因背离其旨意而遗臭万年。五年来，湖南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立案审查的案件中，来自巡视的线索数年均增长71.7%，巡视震慑作用充分发挥。同时，狠抓好中央巡视组反馈意见整改，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深秋厉风啸，枯枝败叶除。百姓齐欢笑，阔步小康路。有腐必反、有贪必惩，从严治党、自我净化，反腐永远在路上。及至当下，公仆形象获得重塑，为民情怀得到纯正，令民心寒冷的冬天即将过去，风清气正的春天正向潇湘大地款款走来。9农村热词占据极其重要的位置村口的广场，村里的变化，村村通公路，扶贫政策...这些都是大家都看到的变化。城乡同舟 统筹发展城市繁华，令我心驰；乡村似锦，令我神往。怎样理顺、健全城乡一体化机制，习近平总书记指明方向：要坚持城乡统筹发展，坚持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圆梦全面小康社会征途，湖南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工农互惠，补齐“三农”短板，做大“桶”容量，交出城乡共进亮眼“答卷”。幸福敲门声如此密集，乡亲们难以预知，还有哪些“热词”，会接踵绽放！我们期待湖南城乡统筹发展的新征程花开万朵、惊喜连连！10TOP100 写出了我们共同的向往听，梦想花开的声音筑梦、追梦、圆梦，湖湘儿女以梦为马，凝聚昂扬向上斗志、同舟共进真情，五年砥砺前行，谱写“幸福新湖南”的梦想华章。为全景展示中国梦湖南篇章，湖南出版集团、中南传媒集团擂鼓点将。集团军、多兵种，大型融合报道《喜迎十九大 盛开的梦想》，在红网、时刻新闻、《潇湘晨报》等媒体矩阵，同步“盛开”。一起来，倾听梦想花开的声音；一起来，实录梦想挂果的征程。昨日梦想，转眼今天现实；今日梦想，定成明天现实。这是一个梦想四面开花、梦想优雅挂果的时代！金秋十月，硕果压枝。在收获季节里召开的十九大，必将更加耀眼地照亮梦想前程。梦想盛开，来吧，一起来谛听人民心花怒放的声音，一起来谛听幸福湖南、美丽中国稳健的脚步声！红网互动评论中心2017年10月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百度立场。系作者授权百家号发表，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百家号 最近更新：
简介: 湖南人的网上情感家园、民意聚散地
作者最新文章当前位置：& ->
中国近代史（港版）-5.1 西欧人的来临
：！书多，无广告，全免费！
&&&&在明末清初交替之际，西欧人开始到达中国；差不多同一时间，俄罗斯人也穿越西伯利亚进至满洲边境，然而两者毫无关连。随着这种前所未有的东西方之间的接触，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一个新时代开始了。地理大发现时期的欧洲洋溢着一种新的冒险精神，帝国的贪欲、基督教扩展到异教(即非西方)世界的传教热情，以及寻求香料贸易的商业探索，助长了这种冒险精神。在『航海家亨利亲王』(prince henry，年)的赞助下，葡萄牙船长起而探索人们知之甚少的非洲大陆。1487年，迪亚士(bartholomeo dias)绕过了好望角。几年以后，1492年，西班牙资助哥伦布{columbus)向着一个相反方向航行，这次航行不期而然地发现了美洲。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教皇亚历山大六世{alexander vi)于是出面干预，发布著名的日和4日通谕(这些通谕由一年后的《托尔德西拉斯条约》([convention of tordesillas]加以确认)，并在他们之间划分了尚未被勘察的世界――葡萄牙得到巴西和大部分东方的非基督教世界，而西班牙则得到大部分美洲、太平洋、菲律宾和马鲁古。依据这一探险范围的瓜分，伽马(vasco da gama)于1498年经好望角抵达了印度，由此开辟了通向东方的航线；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和英国人相继来到了亚洲。探险家和商人　在那个时代，地理探险家与帝国建立者之间没有太大分别。阿尔布克尔克(alfonso d’ albuquerque}在1510年占领果阿(goa)及在151l年占据马六甲，奠定了葡萄牙帝国在东方的基石，并且控制了通往马来亚和东印度群岛香料产地之入口。葡萄牙人在马六甲遇见了中国商人，这些商人运载着丝绸、锦缎、瓷器和珍珠前来换取香料、生姜、熏香和金缕。葡萄牙人开始考虑前往中国。1516年，佩雷斯特雷洛(rafaei perestrello)乘一艘欧式帆船来到了中国；他从逭趟生意中获利甚丰，也许他是第一位出现在中国的葡萄牙人。中国人将葡萄牙人叫做『佛郎机』，乃是阿拉伯人对欧洲人的叫法『弗林吉』(feringhi)之讹音。『弗林吉』源自十字军中『法兰克人』(franks)的称谓。1517年，比勒斯(tome pires)受葡萄牙国王之遣作为往聘明廷的使臣，而果阿市长安德拉德(fernao d' andrade)也被授命勘测中国沿海。二人相偕于是年9月率八艘船来到广州，他们从船上施放了一阵雷鸣般的礼炮――这是他们到中国的第一个举动，却令中国人大为震惊，因为中国人不懂这阵响炮的意思。但中国总督还是颇为友善地接见了他们，并允许他们碇泊在上川岛(即西人所谓之圣约翰岛)。大批葡萄牙人的船队陆续前来，居驻到上川岛、浪白和澳门。1535年，葡萄牙人用行贿手段，获取中国人正式同意他们在澳门晒晾货物，从而获得了在那里居住贸易的法定认可。葡萄牙人同意每年为其船货交课2万两关税，并支付每年l,000两的租金，到1582年(?)，在他们的一再请求下，租金降到了500两。中国并没有割让澳门的领土，但到1557年时，葡萄牙入竟自行委任了官员来管辖澳门，把它当成一块殖民地一样。明廷没有提出抗议，相反在1573年沿狭窄的澳门地峡修筑了一道城墙，派兵丁守御，表面上是为了制止绑劫中国苦力的情况，但实际上是为了监视葡萄牙人和限制他们扩展地盘。这个举动不啻是承认了葡萄牙人盘踞澳门。随着葡萄牙人稳稳地占据了澳门，他们垄断了中国在广州的对外贸易，且努力排斥其它外国人从中分享利益。葡萄牙船队从马六甲和东印度的香料贸易中带回的财富，使西班牙人垂涎欲滴。哥伦布发现美洲的经历，令西班牙人相信向西航行绕过美洲大陆的最南端可抵达东方。l519年，一名效命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charles v)的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率一支五艘船的探险队沿美洲大陆东岸南航，驶入了太平洋。经过三十三个月的航行，抵达了吕宋(后来称为菲律宾群岛)，完成了欧洲船舶第一次从美洲航至东方的行程。麦哲伦和大部分随行人员被当地土著杀死，幸免逃生的人于1522年经印度洋和好望角返回西班牙。随着科尔特斯(cortes)征服墨西哥，西班牙人拥有了一个可由此前往亚洲的据点。 1564年，黎牙实比(miguel lopez de legazpi)受腓力普二世(philip ii)之命从墨西哥出发占领了吕宋，并将该地改名为菲律宾群岛，以马尼拉为首府。与此同时，有许多中国人在西班牙人占领的这块地方从事利润丰厚的贸易。然而，海盗的问题越来越严重，1574年，中国海盗林凤率领62艘战船和2,000人攻打马尼拉。西班牙人击退了他们，进而烧毁了他们的船舰，这样就使受命从福建出发这剿这批海盗的中国水师提督颇为感激。西班牙人抓住这个机会发展同中国的关系，邀中国提督前来马尼拉。 1575年，由两名奥古斯丁会传教士组成的一个西班牙使团随中国水师一道返回了福建――这是两国间的第一次官方接触。中国当局很好地接待了西国代表，并允准西班牙人在福建和浙江沿海通商，但不能像葡萄牙人在澳门那样拥有定居点。从此时起，福州、厦门、泉州与马尼拉、墨西哥和西班牙之间的贸易便兴隆起来了。因为菲律宾归墨西哥管辖，所以采用墨西哥银元为交易媒介。西班牙银元和秘鲁银元也有使用，但数量较少。这是墨西哥银元流人中国口岸之始。因为西班牙人来自吕宋，所以中国人称他们为『吕宋人；有时也称『佛郎机(法兰克人)』，主要是中国人分辨不出西班牙人与葡萄牙人。1626年，西班牙人袭取台湾的鸡笼(基隆)，并在淡水建立了一个通商和传教的基地。他们在那里一直呆到1642年被荷兰人赶走。荷兰人于1604年抵达中国，晚西班牙人约三十年，晚葡萄牙人九十年。促使荷兰人作积极推进的因素，是他们的民族主义情感和新教改革精神。荷兰人曾受西班牙的统治，但在置581年成功地摆脱了它；因此，西班牙国王肼力普二世(他也统治着葡萄牙)在l594年以禁止荷兰人出入里斯本(lisbon)港口作为惩罚，这样就剥夺了荷兰入在香料贸易中分享的利润。荷兰人于是决定自己前往东印度，一名多年在东方与葡萄牙人共事的荷兰人林斯哥敦(j．h．vail linschocen)提供了有关商业活动的必需信息。 1595年，阿姆斯特丹的商人组织了一家私营性的东印度公司，勘探通往东方的航路。1596年，豪特曼(cornelius houtman)率先首航前往苏门答腊和爪哇。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正式成立，并从政府方面获取了拥有军队，使海外领上殖民化、与东方诸国开战及媾和等权力。荷兰人从葡萄牙人那里夺取了苏门答腊、爪哇和马鲁古，并获得了与德川幕府统治的日本通商的权利。1619年，伟大的组织者和帝国创建者昆恩(jan pieterszoon coen)在爪哇建立了巴达维亚(batavia)政府，该政府成为荷兰在东方之事业的中心，荷兰的事业涵盖了从印度到日本的一个庞大的区域。荷兰人在明朝时被葡萄牙人排斥在广州之外，随着l644年清朝的建立，荷兰人对贸易的期望又恢复了。1656年，荷兰从爪哇派出了两名使者前往北京。两人接受朝贡使臣的身分，向顺治皇帝行叩拜之礼，并将礼物当作贡品呈上。清廷允准荷兰人海八年经广州前来朝贡一次，贡使规模限定为四艘船和100人，其中的20人获准前去北京。荷兰统治台湾始于1642年，但在1662年突然结束了。是年，一直以厦门为基地进击中国沿海地区的大明遗臣国姓爷突袭台湾岛，赶走了荷兰人。在1683年平定台湾之后，清廷恩准荷兰人到广东和福建行商及每五年朝贡一次。伊莉莎白时代的英国人充满扩张的野心，他们自然不甘在香料贸易竞赛中落后。1600年，英国女王颁发了一份为期十五年的特许状给『从事东印度贸易的伦敦郡长及商人』――这一小帮人便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发起者。随后，一支五艘船的舰队在兰开斯特(james lancaster)和戴维斯(john davis)的率领下前往苏门答腊和爪哇，这标志着英国在东方的商业帝国之开端。在此后的岁月里，东印度公司迅速在关键的贸易站点建立了一些叫做『商馆』的机构。由于英国人在东印度与荷兰人有利益冲突，而在澳门又有葡萄牙人与他们作对，因此他们便将注意力集中到了印度。正如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被不加区分地叫做『佛郎机』(法兰克人)一样，中国人称英国人和荷兰人都是『红毛』。因此，荷兰人在公海上干下的劫掠勾当就引起中国人对英国人的愤慨。此外，在澳门的葡萄牙人指望长时间地垄断广州贸易，也千方百计诋毁英国人。这样，中国人从一开始就对英国人有了一个极坏的印象。在平定台湾以后，康熙解除了海禁；1685年在四个地方开设了海关：广州售漳州(在福建)、宁波和云台山(在江苏）。在这几个口岸中，广州因地近南海而最为繁荣，1699年在此地开设了一间英国商馆。法国在东方建立其利益的试图受到了内部倾轧的困扰。1604年，国王亨利四世(king henri iv)向法兰西印度公司颁发了一份为期十五年与东印度进行垄断贸易的特许状。该公司无所作为，且不久又出现了一个与之竞争的组织――主要雇用荷兰人操办其船队。到1719年时，所有的东方贸易都给予了一间叫『印度公司』的新机构。1728年，该机构在广东设立了一间商馆，但在整个十八世纪里，法国的贸易始终是无足轻重。总的来说，在华外国商人大多是些这逐盈利的冒险家和一些没什么文化的粗人，他们的表现很不体面，尤其是粗暴而放肆的举止，加强了中国人把外国人看作是化外蛮夷的观念。中国虽然不欢迎他们，但仍然容忍下来，主要是想利用他们来作为皇帝以德怀远的一个标志。自高自大而又自给自足的中国人，拒不承认对外来产品的需求；被圈禁在沿海几小块地方的外国商人，对中国的国家和社会没有起到什么建设性的作用。影响较大的反而是那些传教士，尤其是耶稣会士。传教活动　随着发现通向东方的新航路，天主教会(catholic church)――自宗教改革以来一直萎靡不振――的成员也寻求到海外去传播信仰。由罗耀拉(st．ignatius of loyola)在1540年创立的耶稣会(society of jesus)，尤其热衷于向东方传播福音，这种热情是一所新建的修道会自然会产生的。沙勿略(st．francis xavier)先到日本引进天主教后，也怀着让中国人皈依天主教的梦想前来中国，但于l552年死在令他充满希望的国度之大门口。拥有民法博士头衔的义大利籍耶稣会士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曾供职于教皇保罗四世(pope pau iv)的教廷，1573年被委任为所有在东印度(包括中国和日本在内)的耶稣会传教团的布道长。 1574年，他率领41名耶稣会士离开里斯本，1577年抵达了澳门。范礼安是一位资质超群、才华卓越的人，他规定了一套在中国活动的新规矩。他不再像当时传教活动习惯做的那样，把基督教当作一种外来宗教，强迫皈依者取基督教的名字和穿戴外来服饰，相反，他认为基督教应像酵母般循序渐进地进入中国，并从内部来改造中国。『欧洲至上主义』应让位于文化的接纳。在华耶稣会士受命学习读、写、说汉语，以便让自己『汉化』而非让皈依者『葡萄牙化』。两位意大利籍教士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 )和利玛实( matteo ricci)被遣为先行者，去执行这一政策和继续沙勿略的未竟之业。罗明坚和利玛实于1583年定居到广东肇庆。为准备开展有效的传道工作，他们改穿中式服装、学习汉语、采用中国式的行为举止、研究儒家的道德信条。他们首要的目的不是争取信徒，而是为基督教(christian)争取一个在中国社会中被接受的地位。他们不去强求使每年受洗人数翻几番之类含糊不确的统计性成就，而是致力于通过广泛的情感接触来传播基督教的理想和观念。凭借对汉语和中国文化的学识，以及在天文、算术、地理和其它科学领域的造诣，他们结交了一些较为开明的中国士大夫。中国人对诸如钟表和天文仪之类的欧式机械、透视绘画技巧及欧式雕塑，印象深刻。利玛实得悉中国人不知道宇宙构造，于是绘制了一幅世界地图，但不经意地把美洲画在了左面、欧洲在中间而亚洲在右面。这是一个失误，因为它挑战了中国乃中央之国的观念。自然地，这幅地图没有马上赢得认同。幸运的是，这个错误是很容易改正的：利玛实知道地球是圆的――而非像中国人仍坚信的是方的――于是修改了地图，把中国放在中间。最终这幅地图获得了中国人的高度称赞，并在中国广为流传，也为传教士们赢得了很高的声誉。与此同时，罗明坚用拉丁文写了一本自称为『教义问答录』的怖道书。在利玛实和一位中国学者的帮助下，该书翻译成中文，并在1584年以《天主圣教实录》的书名出版。该书也许是在中国出现的第一部基督教文献，讨论了上帝的存在及其特性、灵魂的不灭、自然法、受洗圣礼等等。虽然罗明坚和利玛实与来访的中国人诚心诚意地讨论宗教问题，但两人仍是谨慎地在开始时把自己装扮成学者和科学家；因为他们明白争取别人的皈依才是最终目的，所以不能操之过急，否则会弄巧反拙。利玛实成功地确立了自己作为一个中国通、著名的世界地图绘制人、算术、天文和其它科学真理的教师，最后才是一名天主教传教士的身分。利玛实在肇庆和韶州呆了十五年，在南昌和南京呆了五年，在士大夫名流中结识了许多朋友，然后，于160l年前往北京寻求皇帝的恩宠。他向皇帝呈献了许多礼品，包括名画『路加指认圣母』的复制品、一幅『圣母怀抱圣婴耶稣与施礼者约翰在一起』的画像、一本天主教祈祷书、一座珍珠镶嵌十字架、两副望远镜、一张西琴、两座报时钟和一幅万国志(即世界地图)。还有一份由利玛实的一位朋友和仰慕者润色加工过的汉文表章，与这些礼品一道呈上。这份表章延请了所能找到的最好的书法家誊写，利玛实在表章中称：『逖闻天朝之声教文物，窃愿沾被余溉，故辞离本国，航海速来，历时三年，始达广东；因僦居而习华文及经籍，淹留于中国各地凡二十年；现径趋关廷表远臣慕义之忱，并冀效命云云。』他还写道：『从幼慕道，讫未婚妻，都无系累，他非所望』；又云：『本国忝列科名，已叨禄位，天地图及度数深测其秘；倘皇上不弃疏微，得于至尊之前罄其愚昧，则不胜感激待命之至!』利玛实及其同道在『会同馆』受到了很好的礼遇。尽管他们从未得瞻天颜，但却获准居住在北京请求皇帝批准其在中国开展传教活动。利玛实的策略是进行和平渗透、采取文化接纳姿态，并避免与中国人的偏见和怀疑发生无谓的冲突――他旨在通过这些手段，赢得一些优秀的基督徒，而非做一些无所实效的洗礼仪式。按他的现实主义思路，他认为上帝的恩惠并不是在真空中施舍，而是要借助于人类的活动。因而，他奉承宫中太监的行为也就无所不妥的了，这样做有助于基督教的事业。通过这条门路，利玛实迅速在北京显赫的士大夫中赢得了朋友和仰慕者，其中有一些达官贵人，包括至少一位内阁大学士 、一位吏部尚书 和一位礼部尚书。 最著名的皈依者自然是工部司事李之藻(取教名为利奥[leo])(卒于1630年)和翰林院学士徐光启(取教名为保禄[paul))(年)，徐光启后来擢升至内阁大学士。利玛实以一名学者和科学家的声誉，吸引了大批仰慕者前去他的寓所，聆听他关于科学、哲学和宗教的宏论。每天拜访他的人有二十到一百人不等，他的寓所车马盈门。他生命中的最后九年尤其风光：他与中国人彼此之间已非常熟悉，因此中国人不再把他看作是一个洋人而是一个自己人。但是，他为这样的声望和美誉也付出了代价；他在北京每天需要应付的繁重事务损害了健康，最终死于1610年。他的使命由好几代虔诚敬业的耶稣会士继承下去。天主教在中国兴旺起来：1640年时教徒的总数在6至7万之间，到1651年数目增至15万人。 1642年，有五十个宫中命妇成了基督徒，而当桂王称帝继续抗清时，他的皇后、王子、两宫太后和几个高级官员都信奉了天主教。两宫太后中的一位――教名为海伦娜(helena)――甚至在1650年向教皇英诺森十世(pope innocent x)送了一封信函，而另一位太后则致函耶稣会会长，请求为大明基业祈祷。清朝并未因耶稣会士为明廷效命而惩罚他们；事实上，对宗教有强烈倾向的顺治皇帝有好几年对传教士关系密切，尤其青睐汤若望，任命为宫廷历法师，赐给许多恩惠和尊号。 1653年汤若望荣膺『通玄教师』的封号，1657年又被赐予『钦天监监正』官爵。年间，顺治皇帝拜访了汤若望二十四次，甚至于l657年在汤若望的馆舍设宴庆祝自己的生日，次年汤若望被封为一品光禄大夫。康熙朝初年出现了逆转，其时本国臣工对洋人在中国占据高位愤懑不已。摄政大臣鳖拜以汉人历法师杨光先替代了汤若望的钦天监监正职位。然而，康熙皇帝亲政后，于1669年撤掉了杨光先的官职，而任命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为钦天监监正。康熙热中于西洋科学和数学，时常请耶稣会士讲授这类学科。这是西学和基督教在中国大为昌盛的一段时期：全国各地都建起了教堂，信徒人数持续增长。前景固然很辉煌，但不久后，教会内部便产生了不和谐的因素，有可能使所有成就毁于一旦。耶稣会影响的衰落　礼俗之争利玛实和他的这随者认为，只要国人的情感和习俗不与教会的基本教条相矛盾，那么就可以避免与中国人发生冲突。他们接受已有的汉语词语来表达基督教的概念，把儒家的道德概念与基督教的学说联系起来，克制自己不去干预中国人的祭孔和祭祖仪式，允许信徒行表示尊敬的磕头礼节。总之，他们接受了文化调和的原则，排斥自地理大发现以来在其它许多宗教会社中间流行的『欧洲至上主义』。方济各会(franciscan)和多明我会(dominican)等一些『欧洲至上主义』修道会把非基督教文化看作是邪恶的产物，把对这些文化的容忍看作是对基督教原则的背叛。这些修道会的传教士抨击耶稣会士损害了罗马天主教信念的完整性，并误导了在中国的基督徒。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的僧侣不愿对中国人的敏感情绪或当地环境作让步，而是试图将在欧洲和西班牙属地内得到遵守的所有教会法律和习俗，连同信仰原则一起加诸信徒身上。1634年，多明我会士迪亚斯(francisco dias)和方济各会士迪奥斯(francisco de la madre de dios)抵达了中国，三年后他们会合了另一位方济各会士亚历山大(gaspar alexda)。他们对所见所闻大为吃惊：挂在北京耶稣会教堂的『基督和十二使徒』画像上人物都穿着鞋；这座教堂本身还供奉着两个『圣坛』，一为基督坛，一为皇帝坛。他们斥责耶稣会士歪曲了基督和使徒的画像，并将异教皇帝提升到与救世主子起子坐的位置。他们根本不知道中国人对光脚人物有什么样的感受，也不费心去了解造座教堂是皇帝赏赐给利玛实的一件礼物，而为表示耶稣会士对皇帝的感恩，在桌上摆了一块写着『皇帝万岁』字样的木质匾额。方济各会士和多明我会士抨击耶稣会士的罪状有：(1)不恰当地使用基督教术语；(2)容忍中国人祭奠祖宗、新亡者和孔子这类受质疑的仪式；(3)拒绝斥黜孔子；(4)没有公布教会法律，也不宣扬基督受难之事迹。用汉语表达基督教思想的问题是争吵的一个主要焦点。利玛实选择汉语中一些最相近的词汇来表达基督教的概念，而不是音译西方的术语。例如，拉丁词“gratia"就不是音译成『格拉基亚』，而是翻译成『天恩』或『圣恩』。他把汉语中『天』的概念等同于基督教中“god”’的概念；这样，『天主』或『上帝』就等于“god”或“lord”，『天使』等于“angel”，而『灵魂』就等于“soul”。有关礼俗问题的争论则更为尖锐，利玛实和耶稣会士认为在祖宗牌位前所行的楼俗是表达崇敬和尊重的方式，所以允许在屋子里摆放一块写着家族祖先姓名的牌位，周围摆一些鲜花、香烛和香炉。他们认为，中国人并不假设他们的祖先附身在这些牌位上；并承认祭祖礼俗只不过是一种表达个人之尊敬和孝道的礼节行为而已，其中没有什么迷信的成分。同样，利玛实认为焚香也只是一种不带宗教含义的社会习俗。其它修道会的许多传教士认为，在祖宗脾位和新忘者灵柩前磕头是一种崇拜举动，只有上帝才配得上享用，而耶稣会士则将之解释为一种尊重礼仪和表示礼貌的标志，旨在劝慰悲痛者并显示哀伤，没有什么宗教意义。他们觉得儿女向父母磕头或臣子向皇帝磕头的举动，不含任何宗教或渎神的东西；耶稣会士自己在接受御赐赏品或听宣圣旨时也行磕头礼。他们也容忍为表达对孔子这位万世师表的习惯性尊敬，在授予『秀才』头衔时举行简洁的祭孔仪式。但是，耶稣会士也划了一条不得逾越的界限：中国的天主教信徒不得参加郑重其事的祭孔典礼，因为在这种场合会举行牲祭仪式。举行隆重祭奠家族祖先的仪式是可以的，但须有条件，即不得烧化纸钱，不得向死者祷告或祈求，也不得表达死者的灵魂会因摄取供品而受益一类的意念。耶稣会士之所以形成这些决议，是因为他们相信，中国士子阶层中的大部分人把遵守礼规看作是恪守臣道的组成部分。禁绝礼俗将使他们不可能成为基督徒，并将导致和平渗透的策略失灵，基督教将不会成为在中国社会内部默默起作用的酵母，反而会与中国的生活方式相敌对。于是，1656年的教皇敕令允准在耶稣会士所规定的条件下履行礼俗。然而，礼俗问题并未归于沉寂，而且继续困扰着欧洲的思想界和宗教界，并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一些最主要的神学家和哲学家也参与到争论之中，围绕这个论题出版了262部著作，另外还有一百来部书没有出版。1704年，教皇改变教会的立场，取缔礼俗，禁止用『天』或『上帝』来表示“god”，而赞同使用『天主』一词。1715年，教皇克莱门特十一世(pope clement xi)发布了exllla die教令，重申反礼俗立场，警告违令者将被革除教籍。该教令使『皇帝――教皇』关系更加紧张。为避免进一步的纠缠，康熙决定，所有传教士，除那些科学家和匠师如宫廷历法师等以外，一律遣送回国。尽管这道上谕并未严格履行，传教士的地位还是变得越来越不妙了，而到了雍正朝时则更是进一步恶化。这位新君不喜欢耶稣会士，因为他们曾支援康熙的第九子同他争夺皇位。他宣称：『中国自有中国之道，西洋亦有西洋之教法。西洋教法无需在中国传播，恰如中国教法无由流传于西洋一般。』在雍正帝治下，天主教禁令的执行要严格得多。1742年，教皇本尼狄克十四世(pope benedict xiv)再次申令反礼俗立场，在华传教士被置于虽然不是无法生存但也是极端困难的境地，他们的工作和影响跌落到一个低潮。随着1773年耶稣会的解散，在华天主教的那种感人的精神便烟消云散了。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　从晚明时期到清朝中期，共有约500名耶稣会士来华，其中有80人对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人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大炮铸造法、历法、绘图、算术、天文、代数、几何、地理、艺术、建筑和音乐。与此同时，耶稣会士也将中华文明介绍到了欧洲。这是近代时期中国与西方的第一次接触，为中国提供了使其自身现代化的机会。以下所列是耶稣会士对科学技术的一些重要贡献：铸造大炮。中国人从荷兰人那里第一次知道了大炮，马上给它起名为『红夷炮』。中国人过于傲慢，以致不愿采用这种洋武器，结果在年间日本侵略朝鲜之役中吃了亏，其时日本侵略者使用了大炮。稍后，受满洲人势力崛起的威胁，明廷收起了骄傲，于1622年聘请在澳门的耶稣会士为明军铸造火炮。禁止天主教的活动就迫不得已地自然松弛了。1642年，汤若望受邀前来铸炮，并向负责造炮的中国官员教习技术。他造了二十门试用炮，甚得皇帝的称赞，受命再造五百门。汤若望还写了一本关于火炮铸造和操作及炮弹、开矿和火箭等方面的书。在他的指导下，徐光启、李之藻等辈中国人掌握了铸炮的技术。历法。除了火炮外，耶稣会士还带给了中国有关天文和历法的新知识。中国有两部并用的历书：一为刘基以元历为基础修订的大统历，二为回历，利玛实指出这两部历书的内容不精确及过时。利玛实的几个同道也都精通历法术。1629年，经徐光启推荐，朝廷委任耶稣会士龙华民(longobardo)和邓玉函(terrenz)就职于『历署』。当1630年春邓玉函死后，汤若望被任命为他的继承人，他的表现比邓氏更为优秀。传教士们制作天文仪器，并指导中国官员翻译天文图表和对数表。1643年发生日食时，他们的计算被证明比那些官方历法师的计算精确得多，朝廷于是同意接受耶稣会士的历书；但在廷臣中暗地里颇有反对之意。当清朝取代明朝时，新王朝的第一位皇帝顺治委命汤若望为宫廷历法师，『历署』并入了『钦天监』。占据这些官职的耶稣会士获赐予俸禄和官邸，而汤若望则如前文提及的那样在好几年中获得了皇帝的宠信和尊敬。然而，当他向康熙皇帝呈上一部二百年的历书时，却倒了大霉。一位排外的历法师杨光先弹劾汤若望的历书隐射国朝只能持续二百年；杨光先以此口实为契机，指责汤若望在历算中犯有错误及向民众宣扬谬论。在康熙幼年时专权的鳖拜宣布汤若望的行为『殊为不妥』，并于1664年后期将他投入了天牢；只是由于皇太后的干预，汤若望才保住了性命。杨光先此时当上了钦天监监正，旧的历法恢复了使用，但不久后他便在计算日食时出了一次大错。1665年5月，汤若望被放出监狱，但他已老态龙钟，身患风瘫，一年后就去世了。在1669年杨光先倒台后，钦天监监正一职给了南怀仁，从此以后以至一直到1838年，该职位都是由洋人占据。地理勘测和绘制地图。年间，康熙授权资助法国籍耶稣会士白晋(joachin bouvet)领一帮传教士对帝国作了一次地理勘测。依据他们收集的资料，1716年绘制出一套包含中国各省的详细地图。康熙自豪地赐该套地图名目《皇与全览图》，此乃第一套标有经纬度的中国地图。其它活动。耶稣会士还引进了其它一些西学学科。利玛宝和徐光启翻译了欧几里得(euclid)的《几何原本》，利玛宝和李之藻也翻译了一本数学著作。罗雅谷(rho)和徐光启翻译了阿基米德(archimede)的平面几何和球面三角学论着；艾儒略(aleni)撰写了有关几何、球面三角学和地理学的著作；邓玉函写了人类生理学论着；徐日升撰写了音乐著作；汤若望著述了光学和望远镜原理。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哲学和透视绘画法也介绍了进来。由于同样的原因，传教士们也将汉学传回了欧洲。继利玛实翻译了『孔子四书』的意大利文译本后，又由郭纳爵(ignatius de costa)、殷铎泽(prosper intorcenta)和柏应理(philippus couplet)翻译了一个拉丁文译本，于1687年在巴黎出版。1682年，柏应理向教皇呈献了耶稣会士翻译的四百多部中国典籍译本。欧洲第一次领略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一些大学者和大思想家如斯宾诺莎(spinoza)、莱布尼茨(leibniz)、歌德(goethe)、伏尔泰(voltaire)和亚当．斯密(adamsmich)等人成为中华文明的崇拜者。在启蒙运动时代，中国人对生活的理性态度和它完全与教会分离的世俗政府，赢得了伏尔泰、霍尔巴赫(holbach)和狄德罗(diderot)的赞誉。在艺术方面，洛可可(rococo)运动把欧洲从路易十四时代矫揉造作的巴洛克(baroque)艺术形式中解放出来，某种程度上也是受中国影响。意大利人、荷兰人和德意志人仿造了中国式的瓷器。法国出产的中式锦缎成为时髦珍品。带有石桥、假山和金鱼的中国园林大受仰慕，肯特公爵(duke 0f kent)的克佐(kew)植物园就特别因其优雅的中国风格而闻名遐迩。中国丧失了现代化的机会　尽管耶稣会士带来了这些西方文明的样本，但他们并不是推动中国进行现代化的催化剂。传教士只是代表了西学的一缕微弱之光，在一小部分较进步的中国士大夫中中间隐约闪亮，却从未照射到其它地方，他们充其量只是给几乎不可变更的中华文明，带来了一阵微徽的颤抖而已。中国的士大夫总体上对自己的文化遗产自负非凡，以致不承认需要吸收外来学识。此外，带来这种科学技术新知识的耶稣会士，本质上是一些宗教人士而非科学家。除了几十个非常有天赋的人以外，大多数传教士作为文化传导者其能力是有限的。与其说他们代表了欧洲文明的宽广前沿，还不如说他们只介绍了西方科学中少数一些恰好吸引中国人注意力的分支。即便是这种片面的介绍，也在十八世纪中随着传教运动被抑制而受到阻隔了。因此，耶稣会士所作努力的微弱、儒家士人所持的种族中心式的自满姿态，以及中国文化所具有的对外来刺激之不可渗透性，阻碍了中国在此时出现任何现代化的进展。讽刺的是，恰恰就在西学在中国衰微后不久，西方的政治、经济、社会和科学领域出现了巨大的进展。美国革命、法国革命及英国的一些重大改革，为近代民主制的兴起开辟了舞台，而工业革命则预示了一个技术发展、民族主义、向外扩张、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时代，欧洲上空弥漫着进步的气息。与此相反，中国的士人却在他们『繁华的往昔』里寻找行动的指南，并专注于古代经籍的研究。欧洲在探索进步的道路上突飞猛进，而中国却酣睡在辉煌的梦境里。把中国从它的睡梦中推醒，需要作出远比耶稣会士所能作出的更夸张、更猛烈的举动。我们将在后面几章中看到，在工业革命中遥遥领先的英国，毫不迟疑地接受了这一挑战。看完记得：方便下次看，或者。
小提示：按 回车[Enter]键 返回书目，按 ←键 返回上一章， 按 → 键 进入下一章。
无弹窗,看的爽,记住哦!网址:www.ChuanYueMi.com 穿越迷的拼音,好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