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做梦 然后努力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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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一样的战争
冒险的旅程
战争的痕迹
战场上的记者
那些有枪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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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区的儿童
艾季达比耶的今生今生
生命的逝去
不得不说的石油
部落的力量
丑陋的战争
拿枪的女人
地中海海盗
战争的密码
那些不了了之
最高军事指挥官的意外死亡 239楼
战火之外的危险
那一天，我在那儿
米苏拉塔的梦想
地中海的白色新娘
受伤的同伴
再见 利比亚
爱情一样的战争
“War, like love, is a temporary form of madness. And to participate in it fully, a person must become temporarily mad. 战争，就像爱情，是一种暂时性的疯狂。如果一个人打算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必须让自己在那个时候变成一个疯子。”
在利比亚的时候，Jack对我说过这么一番话。过去十几年，Jack去遍了这个世界上所有能去的战场。当然，是作为记者。
记得我看见过这样一道选择题：“哪部电影最能形容你的今年？”那些密密麻麻耳熟能详的电影名字总让我无从下手，哪一部都有点儿像，哪一部又都概括得不太全面。
2011年，我会果断地选择——《卡萨布兰卡》。
我没有别的选择。
4月到5月，7月到9月，总共89天，我把2011年的1／4扔在了北非那个叫做利比亚的地方。利比亚冲突持续半年，我在那儿呆了3个月。
作为一个人，如果你生活的地方发生战争，那么你很不幸。作为一名记者，如果你在职业生涯中遭遇过一场战争，并且身处其中，那是你的幸运。
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3月份，利比亚开战，我那点想成为战地记者的梦想被点着，之后燃烧，让我不得安宁。
“如果利比亚还需要派记者，我愿意前往。”我给亚太中心站站长高丽萍主任发封了邮件。
几天后，4月18号，印度时间早上6点，我还在睡梦中，接到高主任的电话：“梦，台里决定派你去利比亚，去班加西！”坦白说，当时我蒙了。
虽然我一直说我是因为想成为战地记者才成为记者的，但是当梦想变为现实，我却不得不忐忑。因为那个梦想太沉重了，我得挽起袖子，拿好姿势，稳稳地，而且漂亮地接住。还没启程，我就已经给自己打包装好了巨大的压力，并且一路上不离不弃。
就这样，我第一次在出差的行李中装上了防弹衣、头盔、防尘眼镜、压缩饼干。
对了，接到电话的那天，是我的27岁生日。
人生，总是这样就纵横四海了。
17岁那年，我考上北京广播学院，离开家开始上大学，认定那是我人生中转变最大的一年，今后恐怕再不会有。20岁那年，我进入中央电视台开始实习，又觉得这肯定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年。后来，25岁准备驻外，26岁成为驻站新德里的央视记者，我都不再那么想了。我知道，后面总有什么在等着，别把话说绝了。
人生有点儿像玩游戏，打过这一关意味着下一关更困难。可要是打不过这一关，接下来的都没的玩。
我猜想，每名战地记者心中都是不安定的。一度想写个关于利比亚的爱情故事。不过我能写出来的故事一定是发生两名外国记者身上，他们经历了战争的血腥残酷，感受到命运的戏剧性和巧合，享受过短暂相聚的火花，最后不得不面对已知的离别，经历从此无法重叠的人生，和今生无法再相见的痛苦。那些关于爱情的所有过瘾的元素都可以放在这个故事里。可若是自己去经历，就是肝肠寸断。
在利比亚的3个月我几乎没睡过一个好觉，差不多每天晚上都会被打枪吵醒。我可以习惯不被枪声吓到，但始终没有做到不被枪声惊醒。只是到后来听到半夜枪响后我会开始判断：哦，这是AK47，或者是M16，是常见的步枪，没关系，继续睡。然后某一个晚上听到的枪声并不常见，于是就得强迫自己清醒几分钟，再辨认一下，然后确认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以至于离开利比亚之后，一听见放鞭炮，我就会警觉地看看窗外。认为那是枪声是我的第一反应，甚至成了条件反射。只是不知道它会在我身上持续多久。一开始，我觉得很苦恼，后来，我学着和这样的神经敏感和平相处。
城市里的每一声巨响都能把我打回利比亚。
可实际上，战争让人最印象深刻的从来不是枪声或者炮声。有人说，你对一个地方印象深刻，多半是因为在那儿的人，生活在当地的人，或者和你一起在那儿的人。
所以，提起利比亚，我的眼前总会出现很多面孔，那是些黑头发高鼻子皮肤颜色很深的年轻人，他们拿着枪，黑溜溜的大眼睛藏在深深的眼窝里，看着我。
5月份，在利比亚反对派大本营班加西，我们去了一户当地人家采访。一家若干口人生活在一栋三层小楼里。我们走进房子，看见大人和孩子在客厅的沙发上坐成一排。我觉得其中一位看上去13、4岁的小伙子很有意思。不是因为他活跃，而是因为他太不活跃，不仅不怎么说话，而且始终笔直地坐着，双手平整地放在大腿上。我试图和他交流，他倒是并不拒绝。
“你平时喜欢干些什么？”我蹲在他面前，问他。
“踢足球。”
“你长大了想干什么？”
“想踢足球。”回答问题的时候，小伙子的眼睛会闪烁地看我一下，然后迅速移开，继续目视前方。
“你多大了？”
“16岁。”
“如果现在你的年龄合适，你会上战场么？”
“会，一定会。我非常想去。”这个时候，小伙子把脸转向我，眼睛正视我，没有再移开。我无法确定，那究竟是他心中最坚定的信仰，还是直到这个问他，他才能确认这样地回答是正确的，是能登大雅之堂的。
而那样的眼神，在班加西并不少见。
回到北京的第一个晚上，我无法入眠。凌晨4点，我开车出门，漫无目的。之后，在北京的每一天，我都会和朋友们见面，在时髦的餐馆吃饭，在咖啡馆聊天，在酒吧小酌。那些和我相识近了10年无话不谈的朋友们在我面前说着孩子，房子，各种八卦。我接着他们的话题，和他们一块儿说笑，然后酒杯相碰。可我从没觉得我真的参与了那些话题，我甚至不觉得我和他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不真实，正常的生活让我觉得不真实。这样的情绪我不感到诧异，我在利比亚的最后时期感到自己应该尽快回到北京，因为我离开正常的生活的时间太长了。我害怕回不去。而最终，我的身体距离那个北非国家十万八千里远，可心理上，似乎从未离开。
“你必须强迫自己参与你的朋友们的话题，并且喜欢他们所说的那些。”在利比亚的是时候，Jack曾经告诉我。
直到近两个月之后的10月，我在某一天猛然意识到，刚离开利比亚的那半个月，我曾轻度抑郁。只是当时并不愿面对，不愿给自己任何“战后综合症”之类的心理暗示，想都不愿去想。但是过后回忆起来，在那些日子里，其实没有什么事情能让我真心高兴。想想有点后怕，那时的感觉，像失恋。
也许那时我应该去看心理医生，进行心理干预。可是医生会对我说什么呢：你太投入了，这些时光太忙乱了，慢一点，停一停。
可是，我怎么能停下来呢？在行走中又怎么能不投入呢？
不断地收拾行李，再打开行李。不断地熟识一些人，再不断地和那些人说再见。不断地努力融入一个地方，再不断地头也不回地登上飞机离开。这就是我的生活。在从事记者这个职业的7年时间里，一直如此。其实，如果我和那些地方那些人都是点头之交，那么在离开的时候就不会太伤感，再见也比较容易说出口。怕就怕短暂交往相谈甚欢之后的告别。你对他们有了感情，每一次离开，便都是情感上的抽离，没法儿有不带走一片云彩般的潇洒。
当我回到驻在国印度，坐在德里空荡荡的房间里，望着刚拎回来懒得去收拾的两个大箱子，想起利比亚青年的面孔，班加西的枪声，米苏拉塔的废墟，的黎波里的日落。我明白，有些回忆没法压箱底，必须收捡出来，让它们流进我正常生活的缝隙里。
我就像刚从身手不见五指的电影院里都出来，外面的眼光未必多刺眼，但是我需要时间适应。
后来，在德里，我相识了几位曾经在阿布扎比驻站的记者，相谈甚欢间，一位美国姑娘给我看她手机里的照片，照片翻转，一面利比亚过渡委的“三色旗”赫然屏幕上。
“这是利比亚！”美国姑娘说。
“嗯，今年我在那儿呆了3个月。”我说。尽可能的把这句一带而过。
“哇！”美国姑娘开始大声招呼周围所有的记者，“她今年在利比亚呆了3个月！”
“利比亚怎么样？”大家纷纷问。我真没想到我还会这么大张旗鼓地说起这个话题。
“说这个话题，我得多喝几杯，哈哈哈哈。”大家跟着我哈哈大笑。可我是认真的。
离开利比亚之后，有人问我：还看关于利比亚的新闻么？
我说，利比亚对我来说，就像一位刚分手的情人，我特别想知道他的消息，又有点害怕知道他的消息。
其实在我第一次离开利比亚的时候，这个想法就在我脑子里。第二次去利比亚，我曾经把这个说法告诉过Jack。
“经历过的战场可不只像个前任情人。他应该还是个才华横溢，穷困潦倒，脾气暴躁的诗人。和他的爱情是美好热烈的，和他的未来却是不可能的。而当你离开他，在海边和朋友们觥筹交错，你甚至会有点内疚，因为他还在那个阴冷空旷的土地上，挣扎。”Jack说。
人们说，在错误的时间遇到对的人，就是一声叹息。因为故事还没开始，就已经被埋葬。利比亚对我来说，就是那么一个人，不管是前人恋人，还是诗人，总之，在离开他之后，我的每一次呼吸都将成为叹息，串成一首关于战争的旋律，那首歌曲里有我的微笑，他的言语，让我在今后的人生中回忆。 冒险的旅程
“从开罗到班加西现在只能开车，你看，从开罗到埃及和利比亚边境这个萨洛姆口岸要9个小时，再从萨洛姆口岸到班加西要开8个小时。”埃及司机拿着地图跟我比划。“加起来差不多17个小时，这还没加上过关的时间，你是打算一天走完对吧？那就肯定要走夜路，夜路还是留在埃及境内走完吧。”
“需要几点出发？”我问司机。
“凌晨3点。”
“好吧，明天凌晨3点前，酒店门口见。”
那是4月底，我第一次去利比亚。
那不是一段旅程，而是一次冒险。
天还没亮，其实感觉天还没黑多久，我们就出发了。那时的埃及也并不安宁，穆巴拉克政权刚刚倒台，整个开罗是无序的混乱的，经常发生游行放火抢劫。漆黑的路上出现很多检查点也就不奇怪了。这样颠簸了9个小时，天色已经大亮，“萨洛姆口岸”的字样终于出现在我们目力所及的地方。穿过那个口岸，就进入利比亚了，确切地说是利比亚东部，反政府控制区。
萨洛姆口岸有几间小屋，给往来人员办理签证。记者只需要递上护照，还有所在媒体的证明信之类的文件，就可以获得利比亚签证，确切的说，是反政府控制区的签证。虽然需要的文件很简单，但是完成这一切必须配上足够的耐心和灵巧的口舌。在这个无序的战区，和“签证官”的“沟通”比证件更重要。
两个小时的掰扯交涉等待之后，“签证官”终于在我们的护照上砸了个章，表示在这个反政府控制区，我们“合法”进入。
一进入利比亚，我就得做一场视频直播连线。车在路边停下车，我走进旁边的沙漠里。司机紧张地喊住我：“别再往里面走了！沙漠里有地雷，没人知道在哪儿！”
地雷？就是那种脚踩下去，再抬起来，说不定命就没了的地雷？坦白地说，我吓坏了，不敢再挪步，脑中总是闪出一些恐怖血腥的场景。直到直播结束，才小心翼翼地走上大道。不过后来在班加西的日子，我在采访、出镜，甚至直播的时候，都被枪声甚至炮声打断过。再想起那些不知身在何处的地雷，原来就是个序幕，它告诉你：大幕已经拉开，欢迎来到战区。
车继续向前行驶，道路沿着地中海而建，天始终是让人心旷神怡的蓝。眼前是度假时才能见到的美景，配备的却是上战场的心情。
一个转弯，我们彻底进入了撒哈拉沙漠，地中海不再相伴。放眼望去，茫茫一片，疙疙瘩瘩地长着些植物。利比亚北靠地中海，90%的国民都生活在北部窄窄的一长条土地上。南部虽然是沙漠，但是不仅盛产高品质的石油，还有水源。利比亚政府修了水渠，建了“南水北调”工程，灌溉北部。有消息说，战争开始后，卡扎菲可能躲在那些水渠里。
没想到，那儿竟然成了卡扎菲最后的藏身之处。
在撒哈拉沙漠中穿行了7个小时，夜里10点，我们到达了班加西，利比亚反对派的大本营用夜晚灯光营造的虚假繁荣和平静迎接了我们，如同迎接每一位外来者。
演出已经开始，请扮演好你的角色。
两个月后，我第二次去利比亚，把同样的行程再走了一次。但是，这是我必须再走一次的道路。一次，28天，能够看见战区，能够看见难民，能够走进医院，可是一切真相都在硝烟后面，你伸手却无力拨开，如同睡梦中的呼喊。只有再走一次，才能看清战争的后面。
也就是第二次利比亚，我才最终踏上了另一条冒险的行程：从班加西到的黎波里。
8月底，的黎波里被过渡委占领，对我们来说，是时候放弃班加西去的黎波里了。但是由于能说的不能说的原因种种，我们在9月初才成行，而且选择了一条曲折的路：先坐飞机到米苏拉塔，然后开车去的黎波里。这样既能报道米苏拉塔，还能兼顾当时的战场——苏尔特和拜尼沃利德。
飞去米苏拉塔，不是天方夜谭，禁飞的利比亚，天空中飞的除了北约的轰炸机，还有联合国的航班。
然而，联合国稀疏的航班承载不了那么多的回归。米苏拉塔交战的时候，很多当地人逃离到班加西，一艘艘开往然后驶离米苏拉塔港口的救援船只就像诺亚方舟一样，一趟一趟的运载生命。我没料到，当战火还没有完全平息，城市还没有复原的时候，米苏拉塔人就迫不及待地要回到那座依然破碎的城市。
早上10点，我走进了那个我去过的最可怕的机场——班加西机场。班加西机场显然不是我见过的最小的机场，却不可思议地挤满了人。人们拥挤在大厅，争先恐后地冲向窗口，高高地举起手，大声呼喊，希望得到一张机票，目的地是米苏拉塔或者突尼斯。
那样一个机场可以开动你的所有感官，混杂着人的气味，充满孩子的叫喊，你只能粗鲁地用胳膊肘顶住那些正要涌向你的人。可你甚至都不好意思抱怨，因为你是在这里出差，报道新闻，然后拍拍屁股走人，而他们是要回家。
我想起了《卡萨布兰卡》。在那个小酒馆里，人们心心念念地就是一张离开的机票，所有人在那里生存的意义就是等待，甚至有人为此丢了性命。因为拿到那张机票，他们的生命继续存在才会有意义。
我们拿到机票，上面赫然写着起飞时间在下午5点，但是两点必须到达机场。因为，票很有可能买超了，来晚了，就有上不了飞机的风险。
我们没有走远，早早地赶回了机场。机票果然卖多了，而且多了很多，多到得再派一架飞机。
晚上9点，终于宣布登机。我们走上机场的跑道，一辆满载行李的车开过来，让乘客们确认各自的托运行李。
直到我们终于登上飞机，也自始至终没有经过安检。
我坐在窗边，黑夜的灯光照出飞机的螺旋桨。
飞行期间有人拿出手机打电话，飞机一路颠簸，感觉像坐火车，孩子们因为不适而不停的大哭，大人们发出一声声尖叫。我戴上耳机，开始听王菲唱的《心经》。闭上眼睛，听天由命。
当飞机并不平稳地落地的时候，我默念：感谢神灵保佑。
然而，周围没有人大声喊出我的心声，甚至没有人喊出他们天天都在说的Allah Hua Akbar。因为所有人都开始高声唱《自由利比亚之歌》。
看《卡萨布兰卡》的时候，最让我激动的不是爱情故事，而是在小酒馆里，那家满是德国军官的小酒馆里，一位法国人点了首法国国歌，请黑人乐手演奏。一开始，只有钢琴声，慢慢的，有人开始跟着唱，然后唱的人越来越多。最后，人们都站起身来，高声地唱，甚至刚刚还在和情人吵架的俄罗斯姑娘也站起身来，热泪盈眶。《马赛曲》盖过了一切，包括恐惧，包括国籍。
说实话，利比亚的未来在我脑中始终是个大大的问号，战争结束，我也不能无后顾之忧地为他们感到高兴。但每次听见他们激动地唱《自由利比亚之歌》，在广场，在会场，在大街上，我无法控制的会和他们一块儿激动。
然而，那天的冒险还没有结束。
米苏拉塔总共有两家宾馆可以居住，但在那天晚上，这两家宾馆都客满。我以为要流落街头，Nader不知道从哪儿找来了一户民居，三层楼的小房子，藏在一条小巷子里。
“王梦，我们今天晚上只能住在这里，明天一早我就去宾馆问问。他们说会有房间。”
“好，没事儿。”凌晨1点，我们住进了这间几乎什么都没有的“家里”。
“我得到大街上上会儿网。”我对杨帆说。
“走吧，梦姐。”杨帆拎起Bgan，走在我前面。
在利比亚，差不多所有记者上网的设备就是自己带的卫星接收器Bgan。这种设备在荒郊野外在战区的确很管用，是在条件艰苦简陋的地区最常见的上网、打电话的设备。最大的麻烦是，必须得在空旷的地方，才能对得上天上那颗遥远的卫星。
于是，在那个凌晨，我和杨帆坐在米苏拉塔空旷的大街上，身边是两名有枪的士兵，偶尔有车呼啸而过。周围是废墟，9月的米苏拉塔只能是废墟。我打开电脑，连上网络，先在台里的内网上留言：“王梦杨帆抵达米苏拉塔，当地手机的信号特别不稳定，拨不通就请多拨几次。我的国内手机号和印度手机号仍然无法使用。”那几个月在利比亚，通讯是最让人头疼的事情。只有当地手机卡有信号，而且一开始只能本地打本地，后来，到很后来了，才能接听国际长途，信号还时有时无。一直以来，联系我们是一件如同撞大运一般的事情。微博、邮件，大家开动所有方式联系我们。
之后，我打开微博。每天我都发微博，更多的是给家人好友报平安。果然，12条私信，都是爸妈和亲密的朋友。内容很统一：“一天没发微博，出什么事了？”
“一天都在等飞机，从班加西到米苏拉塔，现在已经在米苏拉塔住下了，嘿嘿，别担心。”我统一回复，说得尽可能轻松。妈妈一度指责我在微博里报喜不报忧，她要从别人那儿才知道我们遇到了什么糟糕的事情。
爸妈已经够担心了，我可不想再诉苦。
再看邮箱，6封未读邮件，后方约片子，海外记者部询问我和的杨帆的去向。我一一回复。
其中4封邮件来自Jack。头3封是告诉我他的半天，和他的一天。最后一封：“出什么事情了？请告诉我，你还OK。”
他知道我会在这一天飞来米苏拉塔，而在这样一个日子保持沉默，总会让人不安。
“我在米苏拉塔的星空下向你问好。这一路说来话长，不过，我很好，别担心。”
向所有人报了平安，我和杨帆拎起Bgan，穿过米苏拉塔清冷的街道，回到住处。
大家把唯一的一张小床让给我睡。我把床上的被子拿下来给杨帆打地铺，我盖着床单。
差不多收拾妥当，我决定冲个澡。拧开冰冷的水龙头，刺骨凉的水喷涌而出??
躺在床上，我迷迷糊糊地想，这一夜，我不知道说了多少个“别担心”“我挺好的”。
不一定是真话，但都是真心话。战争的痕迹
班加西最时尚的商业街迪拜街，商店一家挨着一家，卖什么的都有，服装、首饰、电器，这本来应该是一座什么都能卖得着的城市，可是所有商店从2月份开始纷纷关门，一直到7月底，终于又稀稀拉拉地开张了。
街边一家电器商店，摆出来的商品品种还挺多，手机，mp3，电视机，都有。
“货品多什么呀，什么东西都没有货。” 店主靠在玻璃柜台后面说，有点无奈，“我们店里以前有iphone4，有Nano，可是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因为这些东西都要从埃及进口，可埃及不让我们把这些东西带出关。”
“为什么？”
“他们说：你们那儿不是打仗么？还要这些玩意儿干什么？！”
战争有的时候会招来同情的目光，或者看热闹似的关注，有的时候甚至是嘲讽。可处于战争中的人对这一切只能全盘接受，反驳的力气都没有，不管喜欢还是不喜欢。
走出这家商店，我发现门上贴着一张告示：一把枪，上面划了一道红杠——本店不欢迎带枪购物者。其实，在这个地方，带着枪上街可能比带着钱还要平常。几乎家家户户都能弄到枪，男青年需要拿着枪上战场。于是，街上很多人就那么随意地挎着AK47，M16，跟你说话的时候枪口无意识地对着你。他们咧嘴乐着和你聊天，一点儿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只能靠你自己调整站位避开那些不知道上没上保险的长枪。甚至到后来，我看见小朋友拿着玩具枪，也会本能地躲开枪口。
不知道阿拉伯语里面有没有“子弹不长眼睛”这种说法。
4月底，我到达班加西的第二天傍晚，刚结束采访回到酒店，听见外面枪声不断，像交火一样密集。我和搭档秦小虎老师拎起设备冲出去酒店，视野立刻被车辆和人群填满。车辆占满了班加西的主干道，缓慢地移动，便于人们从车里探出身子，对天放枪，或者举着反对派的三色旗挥舞。
明白了，这就是一场示威游行，人们打枪的意义就像放鞭炮一样。
我们随着游行的队伍一路拍摄，抓住一个人问：“今天游行是为了什么？”
“我们听说卡扎菲的那个利比亚国家电视台报道，说有个部落表示支持他。我们不相信，我们反对！自由利比亚，卡扎菲滚蛋！”人们看见镜头就更加兴奋，围在我们身边大声地呼喊，开枪。
我又拦住一个扛枪的人：“你觉得你拿着这把枪能赢卡扎菲么？”
他晃了晃大脚：“我拿这个就能赢他！”
初来乍到，当时的我对这样的游行目瞪口呆。不是缺少武器弹药么？不是缺兵少将么？为什么都在大后方开枪？这个问题从来没有人能回答我，而这样的游行在一场接着一场地继续，通常都在傍晚或者夜晚。后来，垂直向上方发射子弹几乎成了班加西的标志。
有一天，Jack告诫我，报道这样的游行要小心：“记住，打到天上去的子弹，是会掉下来的！”
“你这么提醒我，我相信，但是，当你自己在那样的情境中，安全是你能想起来要考虑的事情么？你手上拿着话筒，摄像机，仿佛那就是你的护身符，可从没想过它们万一不能保护你怎么办。是不是？”Jack 没接话。我并非成心和经验丰富的前辈顶嘴，而是在那种情况下，不愿意听见任何干扰自己向前冲的说法。尤其是当对方说的危险还很在理的情况下。
有一天傍晚，一个车队呼啸而过，在地中海边留下一串枪声。
“快看，这是结婚的，是婚车！”我们的埃及线人Nader告诉我。Nader是埃及一家电视公司的制片，说着让人惊讶的流利的英语。7月底，他被我们临时雇用来利比亚当线人。他很机灵，而且勤快，帮了我们很大的忙。
“这婚姻，必须是得奔着海枯石烂去的。”我没看见车队，但是不会错过那持续巨大的声音。在班加西，在你还没看见这座城市之前，就会先听见这座城市发出的声音。
白天的班加西一下子安静了，完全是另一副模样。我该怎么形容呢？如同浓妆艳抹的妇人卸了装，她看上去疲惫憔悴，可她对你微笑的目光里仍有清澈，又掩盖不住开始松弛的皮肤和褶皱。
白天的班加西，整座城里几乎空无一人，我们早上在高等法院门口，就是傍晚夜里人们集会的地方，就是在夕阳下，在灯光下，人们聚集、示威游行、高喊、开枪的地方，但是在阳光下，只有海风吹起那些贴在墙上的宣传画和死者的图片，让你听见哗啦啦的声音。那是战区的喘息。
而日落后的喧嚣愤怒激情和嘈杂，如同从未出现过一般的消失了，甚至连头天傍晚或者夜里游行过后的弹壳都不见了——那些弹壳通常不会留到第二天早上，因为马上就会有孩子把它们捡走，作为珍贵的玩具。那样的安静，你会误认为这座城市会一直这样安静下去，就算你心理清楚，太阳下山之后，又是一个周而复始。
在班加西的日子，我每天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早上刷的一下拉开窗帘的瞬间，清晨的地中海如梦初醒般出现在我眼前。可接下来，就会有几声枪响把我打进现实，并伴着我刷牙洗脸吃饭采访。我只能学着像当地人一样适应，把这些当做生活的常态。
所有的记者都是一样，所有人都是一样。
5月，我们在班加西的国际难民营里遇见了卡马亚，他是一名印度人。这个难民营主要接收在利比亚的外籍劳工。要知道，利比亚在非洲算是富有的国家，于是，非洲、南亚国家的人都会来到利比亚打工。偌大的难民营，本来有16000多人，我们去的时候只剩下了300多人，其他人都被国际移民组织送出利比亚，或者送到边境地区了。难民营的萧条是一件能让人抒口气的事情。
而留下的人当中有好几位印度劳工。
那时卡马亚刚洗完衣服往住处走，我们随他进了他的屋子。那不是帐篷，而是简易板房，屋子里很凉快，崭新的窗式空调一直呼呼吹着。
“现在印度得有40多度了吧？”我问卡亚马。每年从4月份开始，印度就进入了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吸进去的空气都是热的，感觉要把五脏六腑都烧着了。更要命的是40多度的气温会持续几个月，直到8月雨季来临才会好转。而在印度，很多穷人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更别说空调。
“对，你看，我们在这儿生活得还不错，这里很干净，还有空调。”卡亚马说，说得很轻松。
卡马亚和他的印度兄弟们这5年来都在米苏拉塔的工地上工作，冲突发生后，米苏拉塔成了战场，有炮弹袭击，有火箭弹袭击，还有似乎永远也不会停歇的枪声。国际移民组织帮助他们撤离到班加西，住进难民营。
我可以很肯定地判断，以卡马亚的状况，他回到印度，只能和好几个家人一同住进阴暗狭小的房间里，甚至就是住在贫民窟里。说实话，哪怕是班加西这样的简易板房搭成的难民营，条件也会比他们在印度的家要好。我知道这么说很无情，但事实就是这样。
“那你想回印度么？”我问卡马亚。
“当然，我都5年没有回过印度了??”说着，卡马亚的眼睛红了，嘴唇开始抽动，“印度政府应该做更大的努力。现在在利比亚有2000多名印度人，印度政府应该做更多的事情，应该接我们回到印度，因为我们没有钱负担路费，”大滴的泪珠从卡马亚眼中流出来，“我就对着镜头这么说，印度政府应该为我们做更多的事情！你就这么播出去，这就是我说的！”卡马亚开始擦眼泪，努力忍着，不再掉下来。
他的情绪突然这么激动，是我没有想到的。
一会儿，红新月会的工作人员送来面包。卡马亚和同胞们坐在地上开始吃午餐。
卡亚马说，他只能在难民营中等待战争结束，然后回到米苏拉塔，因为他的一切都在那儿。
终于有一天，记者在没完没了的战争中喘了口气。那是5月，战事正酣，英国王子威廉大婚。于是，窗外是美丽的地中海和荒凉的班加西，屋里电视上是讲述幸福喜悦的盛大婚礼；轰炸机在北非上空盘旋，摄像机镜头在白金汉宫前晃动；战火在利比亚持续，人群在伦敦街头欢呼挥舞；士兵在枪炮前倒下，王子和公主发誓从此幸福的生活在一起。
那天，所有的电视新闻，媒体的头条都是英国王室婚礼，哪怕士兵仍在战斗，在流血，在死亡。就像《红楼梦》里的片段：贾宝玉欢天喜地的结婚，以为揭开盖头后能看见林妹妹。鞭炮声声中，黛玉在自己冷冷清清的小屋里咳血而死。
人们在死去，地球仍在一刻不停地转动。
后来，我又去了一次那家电器商店。两名抗枪的士兵正在里面晃悠。门上的“禁枪告示”仍在。
有些事情，你可以不欢迎，但是你阻止不了。战场上的记者
“我在战场上的时候平静得像个婴儿，反而回到了正常的生活中却理不清头绪。这总是让我感到很困惑。”Jack对我说。那时我们坐在地中海边，那座叫的黎波里的城市。
“因为我们在战场上的任务很单一，而且生活中其他的烦恼也都可以先不用去管。” 我说。
“对而且当然。我们在战场上的任务就是：找到新闻，并且活着。”
“嗯，我总觉得你是因为这个才那么迷恋战争的。”
我第一次见到这位40多岁的英国记者是在7月底，我第二次去利比亚的时候，抵达的那天，我们在班加西记者聚集的Uzu酒店大堂相遇。Jack满头银发，穿着整齐的白衬衫，袖口上有别致的袖扣。
“听说你是中国的Anderson Cooper？”这是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我听后哈哈大笑，因为Anderson Cooper是我最热爱的CNN 主播。但我始终不知道Jack的这个概念从哪儿来的。
点头之交之后，Jack去了当时交战最激烈的米苏拉塔，出发前几天问我是不是也打算去。我的确打算去，但是因为种种原因一拖再拖，直到最后他回到了班加西我也还没去米苏拉塔。
Jack从米苏拉塔回到班加西的那天，也是他那次在利比亚的最后一天。晚上，他把在米苏拉塔所有的画面全都拷贝给我。坐在宾馆的房间里，看着电脑里播放的那些货真价实的前线，我开始万分后悔没有和他一起去到那个枪林弹雨的地方。那是些和反对派的士兵站在同一个战壕里拍下的画面，能看见士兵在一步之遥的地方站起来，朝着前方开枪。他们的姿势根本算不上专业，甚至有点儿滑稽，你会觉得他们根本不知道前方有没有敌人，只是一古脑儿地把子弹发射出去了事。而他们面前所有的防御，就是一堵半人高的土墙。如果能叫做“墙”的话。那些士兵就这么朝前面开一通枪，然后转身，跑。
好吧，我承认，那是我期待的战场。那里危险，残酷，可那里是战争的核心，是距离新闻最近的地方。
“听这儿，你能听见子弹划过摄像机的声音。”Jack看着画面笑着对我说，“你听??”
没错，“嗖”的一声，声音并不嚣张，但是清晰悠长。你不知道它从哪里开始，又落到了哪里。
那天晚上，班加西的月亮如同一张咧开正在微笑的嘴，挂在北非黑漆漆的天空上。
“这些年，我恐怕把所有能去的战场都去了。至少有两年吧，我实在是很疯狂，说实话，太疯狂了。我去每一个战场，而且呆很长的时间。可能，直到一年半以前吧。”
“一年半以前？”
“对，一年半以前，我在阿富汗，我和几名外国记者一块儿被塔利班绑架。”
“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我的手被反绑，但是，他们绑得不是太紧，我自己解开了，然后逃出去。但是我的背受了重伤，之后在床上躺了半年，就在阿富汗。那时候左腿只剩30％的活动能力。”
我说，你生活在我想像的生活中。
我有一位很熟悉的英国记者朋友Jerry，过去若干年总在战场。2000年，在斐济，他右手手臂中弹，在医院躺了3个月，那个时候开始思考所有这一切的意义。到现在，他的手臂上还有长长的一道疤痕。我说你的纹身可真酷。
或许，绑架、受伤这种事情对于战地记者来说就像是“常在河边走，哪儿能不湿鞋”，时间长了，就会遇见。
没有幸运儿，只有劫后余生者。
Jack有好看的轮廓，但是，他看上去比他的年龄苍老。不是因为满头乔治.克鲁尼式的银发，不是脸上那些深深浅浅的皱纹，不是什么疲惫的眼神，其实，他看上去总是精力充沛的样子。
我一时说不上来是什么。
Jack在班加西给我讲完那些故事之后，就回到了自己在欧洲的驻在国。他发来邮件告诉我，在欧洲的微风里，竟然怀念米苏拉塔的枪声：“我真希望坐在Uzu酒店的阳台上，听你说说你的一天。”
我们都没想到，一个月后，他说的希望竟然成了现实。不过不是在班加西，而是在的黎波里。的黎波里被占领之后，Jack又被派往那儿。我也最终抵达了利比亚的首都。
我总说：我们都不会错过自己的命运。同样，我们也不会为了呢个命运而走的弯路。我们要做的，是在走弯路的时候保持愉悦的心情，欣赏路边的风景。
在的黎波里，我听Jack讲了他的故事的前半段。
两岁的时候，Jack父母离婚，他和母亲一起生活。之后，他的母亲改嫁。13岁那年，他从所谓的家里搬了出去，搬进了一辆废弃的汽车里，住了3年。
“其实住在汽车里没你想的那么糟糕，我还挺怀念那段日子。”他说。“我后来在印度生活了5、6年的时间，你知道在印度有一种修行是两个星期不说话么？我曾经尝试过，头两天真的很崩溃，哈哈。我在印度的时候，大概就在你这个年纪，那时候我的头发和你一样长，胡子和头发一样长??后来我去了曼谷，在那儿生活了十几年。”
当然，中间他还讲了很多别的故事。
“你的人生可以写本书了。”我说。
“没人会愿意看。人们希望在书里找到共鸣，有带入感，而我的经历，呵呵，恐怕没有人会觉得认同或是感到相似。”
我说，我的朋友总说我是“不成疯魔不成活”，可是和你相比，我的生活显然过于正常了。
他说，正常，是你在生活中能获得的最好的事情。
后来，我和Jack一块儿去了真正的战场——拜尼沃利德，当时利比亚还剩下的两个战场中的一个。出发前，我们各自狠狠地往汽车后备箱里扔进了件防弹衣。
车一路开出去，茫茫沙漠，稀稀拉拉地长着树木，零零星星地响起枪声。
“记得我对你说过你生活在我想像的生活里么？”我对Jack说，“其实，我一直希望在我的人生中有一次被绑架的经历，当然，最后得被放出来。但是在班加西的时候，我没敢说，你知道的，我们中国人很介意说不吉利的话，呵呵。”我说的都是实话。
“相信我，你不会希望被绑架，哪怕最后被放出来。”Jack 对我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说法甚至没有扬起眉毛瞪大眼睛，“我现在坐在这儿跟你说话，我的坐骨神经连带着我的左腿一阵阵的疼。而且，你知道什么是绑架么？是好几个亡命之徒用枪顶着你的脑袋，你无能为力，谁都无能为力。”
4个小时的车程，经过若干检查点之后，我们在距离拜尼沃利德城外40公里的地方停下——所有的车必须停在那儿，BBC 、AFP的记者、直播车都停在那儿。可笑的是，人可以继续往前走20公里。
“年轻的小姐，你就留在这儿吧。”没等我开口，Jack先对我说，然后和他的摄像穿好防弹衣，拎起设备，往前走。在路边，他们招手拦下一辆开往拜尼沃利德的反对派军车，几句话之后，跳上了那辆皮卡的翻斗里。
我在后面远远地看着，从没那么希望自己是一个男人。
之后的几个小时，我在接连不断的炮声中度过。有时候远一点，有时候近一点。司机有些紧张，问我要等到什么时候。我说，就算他们是两个陌生人，我也要等他们回来。
天黑之前，Jack和他的摄像从另一辆皮卡里跳出来，向我招手。我朝他们飞奔过去。
爆炸仍在不远不近的地方继续。
我想起了聂鲁达的诗：
我问候你，怀着敬意，
然后，让你拥抱我而忘掉你。
因为我们是一体，将继续面对着风，
一起，在夜晚，在街道上，
或在斗争中。
Jack说，他老了，而且会越来越老，得学着安定下来。
我说，这事儿恐怕学不会，折腾不折腾是骨子里的。
他像每一个喜欢暴风雨的人，必须在电闪雷鸣当中感到生命的震颤，在狂风暴雨中看见脉搏的跳动，在雨水模糊的眼前看清生存的光明。对他来说，承受痛苦比经历平淡更容易。或者，对我们来说都是这样。
没错，看见他，我总觉得看见了一个夸张版的我自己。
我听Jack说了很多次他想停下这样的生活。他想让自己的生活安定下来，行驶在正常的轨道上。他说他得开始学会享受欧洲那些无聊的经济新闻。他也一度说他的生活似乎陷入了某种困惑，虽然我觉得他从来没从困惑中离开。
“其实，在战场上我们的生活简单很多。但是，我对于那种生活来说，太老了。我想去当个农民。”
“你？农民？你需要的是不断的冒险。”
“你不觉得，那是另一种冒险么？哈哈。”
他和Jerry都对我说过同样的话：我的年纪太大了，这样动荡的生活应该留给年轻记者。
也许，我也逃不掉想要抽离的那一天。只是，我的冒险才刚刚开始。
而在战场遇到的朋友就是这样，我们拥抱告别，亲吻面颊，然后转身，走向各自的战场。实际上，在利比亚认识的朋友，我都尽量和他们保持联系，他们都是我关于利比亚的记忆的一部分。而当你和一个人第一次见面在班加西，第二次见面在的黎波里，当所有的相遇都披上了战争的外衣，恐怕就算今后的人生再无交集，也总会忍不住扭头张望，看看他在那片山头，怎么样？
不管是不是真的能看见。
我曾对Jack说，有你这么一个朋友可真酷，任何时候别人问我：你们怎么认识的？我都能装作轻描淡写地说：哦，在战区。那些有枪的年轻人
“我不想拿枪，没有人真的愿意拿枪。”年轻的士兵对着镜头说出这番话，眼角耷拉下去，眉间竖起几道纹路，不是气愤，而是忧愁。我愣了一下，我本来做好了准备听意气风发的。
8月，在班加西的Uzu宾馆，Jack给我放了这段视频，是他不久前在米苏拉塔拍摄采访来的。“这名士兵叫Rami，一直在米苏拉塔打仗，而且总是在最激烈的战场。我们遇见他的这个地方叫达福尼亚，离米苏拉塔也就几公里远，那个地方??太可怕了。” Jack说，Rami今年18岁，是名学生，“其实还只是个孩子。”
“卡扎菲??他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你看见了他都做了些什么??”Rami说话的时候低者脑袋，像是在接受采访，又像是在自言自语。“到现在已经有5个月了??我们一直不能回家??实际上我们什么都不能干??我们先是在米苏拉塔的黎波里街作战，然后又在这里战斗??这是5个月来我能做的所有的事情??可这真的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Rami的嘴唇在颤抖，使得他本来就不流利的英语更加断断续续。说话的时候，他总是用手摸摸缠在脑袋上的绷带。绷带很干净，看着像是是刚刚缠上的。
Rami当时正在作战的达福尼亚地区，是一个连Jack都认为“太危险”的地方。“那里全都是沙丘，你会看到很多被炮弹拦腰打断的树，那片地方就像长过青春痘的脸留下了很多痘印儿一样，整个场面很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照片。”Jack在形容这种场面的时候总是一副不在意的样子，既不很平静，也不很激动，有的时候甚至自己哈哈笑两声，在某些很残酷的结点，听得我毛骨悚然的。“最糟糕的是，这个地方靠近海边，挖好的战壕很容易就混进沙丘里了，等你能看见敌人在哪儿的时候，他们已经在你跟前了。”
那天，战斗像往常一样进行，不，应该说比往常更加激烈，卡扎菲的部队已经非常近了，而且推进得飞快。中午过后，Rami这边已经有5个人死了。炮弹、子弹还在不断袭来，落在肉眼就能看得见的地方，和着巨大的声响，然后变成滚滚浓烟。突然，一枚炮弹直接朝Rami他们的方向发射过来，落在Rami身边不远处，爆炸了。又一名战友被炸死了。Rami的头被弹片划伤。Rami没去管他流血的脑袋，直接奔向那位死去的第六名战友——那是他的发小。他们相互鼓励着一块儿来到战场，却没法一块儿回去。
“他一直抱着那位朋友的尸体——那是一具没有头的尸体。他就那么一直抱着，直到其他的士兵跑去把他拽走。”Jack就在那样的情景下遇见了Rami。Jack说他一到那儿，就觉得自己去错了地方：“太危险了，实在是??太危险了，卡扎菲部队的进攻非常猛烈。我到了那儿就感到周围的气氛很紧张。不过，看来那天还不是我的死期，北约很快开始轰炸了，轰炸卡扎菲的部队。轰炸一开始，我周围的士兵开就说Allah Hua Akbar（真主至大）。只有Rami没说，他坐在地上往头上缠绷带。”
Rami仍旧边说话边摸一摸绷带，另一只手上始终握着枪。这两样东西都是用来保命的。
“我们也是人，我们这些人里有的人是医生，有的人是工程师，有的人是摄影师。每天都有人死去??他们是你的朋友??你的家人??他们就在你眼前死去??可你什么都做不了。”
这是Rami在采访最后说的话。然后，他用手撑着脑袋，扶住绷带的位置，彻底地把头埋了下去。
画面还在一直播放，镜头是仰拍的角度，反对派士兵站起来开枪。
“你当时是半躺在地上举着摄像机么？”
“是，前面的墙也就半人高，我必须躺下。其实，只有很少的记者到过达福尼亚，而且去过的记者都很痛恨那个鬼地方。我们到了之后就决定，这是我们在米苏拉塔的最后一站，我们总要在好的画面和避免死亡之间做个选择，而那儿真的，实在是，太危险了。我们觉得，要是能从那儿活着离开，就把逃离险境的运气都用完了，呵呵。但是不管怎样，我们都只是刚刚到那儿，而且很快就离开，但是Rami他们，在那儿已经呆了几个月了。”
“Rami现在怎么样了？”
“不知道??我不知道。”Jack的表情突然沉了下去。这终究是他不愿去思考，甚至不愿去面对的事实。
于是，关于Rami的故事，我们只能讲到这里。它本来像钟摆一样起伏晃动，结果，停在了半中央。
我甚至希望关于Rami的故事是一场电影，所有的悲伤都是预设的，美好的结尾是已知的。我们可以被赚去眼泪，同情，但不管多么惨烈都是假的。哪怕结局不那么美好，也是假的。可眼前的就是现实，哪怕只有一滴眼泪一滴鲜血，也能落在你的手上，让你感到湿乎乎的。如果硬要把Rami的故事比作是电影，那么我想我们在军事训练营采访的情况算得上是这场电影的前传。
阳光把班加西的军事训练营晒得发白，眼睛看到的是意气风发，可是反映到脑子里就变成了悲壮。这个“217”军事训练营是班加西唯一一个允许记者拍摄的训练营，但每周也只有两个上午对记者开放。训练营就像是个学校草场，也就只有学校操场那么大，四周放上了几种武器，有步枪、高架机枪，还有坦克。每种武器旁边各有一位教官在讲解，身边围着一堆学员。那些学员只会在那儿呆3个星期。3个星期，这些从没见过武器的年轻人，要从装子弹学起，直到学会拆卸组装重型武器。3个星期之后，他们就要上战场。那里可能是班加西，可能是艾季达比耶，也可能是米苏拉塔，比如Rami他们一直在战斗的地方。
3个星期，其实只要3个小时，学员就可以学会扣动扳机。可是学会躲避子弹甚至炮弹需要多长的时间？
一个时段的培训结束了，年轻的学员们从晒得让人睁不开眼睛的阳光下走进训练营的荫凉处休息片刻。一个帅气的男孩儿穿着运动服，戴着运动帽坐在了场边，帽子上的意大利国旗很显眼。
“这意大利国旗是什么意思？”我在他身边坐下，问他。
“因为我喜欢足球，喜欢意大利国际米兰队。不过我今天戴帽子是因为天儿太热了。”他冲我一乐。
男孩儿名叫Yunis，20岁。那句“喜欢国际米兰，天儿太热了”几乎是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一次采访。因为，那样孩子气的回答和当时的环境很不搭调。
“你喜欢足球，你应该上球场，你这个年龄，应该在学习，为什么到这里来？”
“因为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你有可能会受伤，你有可能会死在战场上你知道么？”
“我知道，但是我要去加入我的兄弟们。”
“你们经过简单培训就上战场，你知道政府军都是训练有素的士兵么？”
“我知道，”Yunis拍了拍自己的胸口，“但是我们这儿——我们的心灵很坚强，他们是脆弱的！”
一连串的回答，让Yunis瞬间从孩子变成了战士，中间几乎没有任何过渡。就像他的人生，这样的转变也没有任何过渡。
我想说你的身体相对于炮弹来说是脆弱的。我想说如果你怎么着了为你伤心难过的只有你的家人。我想说你的满腔热情成不了铜墙铁壁。可我都咽回去了，说了句：好运，平安回来。
当我看见Rami的时候，我想起了Yunis。他们的形象在我脑中重合。Rami曾经是一个Ynis，也许曾经在那样简陋的训练营学习打枪，拍着胸脯说自己一定要上战场。也许，只是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了一把枪，就邀着朋友上战场了。可现在，他又变成了摸着伤口的孩子。
“你说他们为什么要上战场？或者??那些鼓励他们去打仗的人都对他们说了什么？”我问Jack。
“民主，自由。卡扎菲的统治让他们受够了，他们想改变，战争看来是唯一的办法。不过，他们在上战场之前不会知道接下来面临的是什么，没人会告诉他们这个。比如Rami，他以前肯定不知道死亡或者受伤意味着什么。直到有人，有他们的朋友在眼前死去。”
“可他们还是会上战场。”
“对。这就像是，你为什么要来到战区？”
我被这个问题问愣住了。这个问题我回答过无数次，我总能给出漂亮的答案。但是在班加西的那个夜晚，面对这个10几年来都征战在战场上报道的前辈，我竟然说不出一个所以然。因为，我觉得他能看透我所有的心思，我的答案不能有任何的粉饰，他能一眼看穿，然后无情地揭露我，或者在心理偷笑，脑子里嗡嗡作响。
可是最初那个赤裸裸的原因，我已经找不到了。
你为什么要来战场报道？这个问题我也想问Jack。我觉得我隐约知道答案，而且那个答案应该八九不离十，但是我说不出来。作为一个有强烈的表达欲望和良好表达能力的人，我说不出来。我甚至能想像出面对这么一个问题，他会先沉默，然后倒出一堆理由，接下来逻辑混乱，最后得出一句总结：你能明白么？
所以，这个问题，我从没问过他。
“嘿，你愣什么？你不会是在想??？哈哈，我没问你！我怎么会笨到问你为什么要上战场？我那就是一个反问！你这个傻瓜??”Jack哈哈大笑。
或许面对那些拿枪的年轻人，我也不该问这个问题。不管这是不是个好问题，反正不会有好答案。另一个阵地
他歪倒在病床上，半个脑袋都被纱布包住了，闭著眼睛，手上插着管子，看样子已经失去意识有一段时间了。“他从米苏拉塔的前线被送来，他在那儿遇到了一次爆炸，头部被击中。” 班加西中心医院，年轻的医生耶思夫在重症病房里向我们介绍伤员的情况，“他??没什么希望了。”
中心医院是班加西最大的两家医院之一，利比亚战争期间，前线的重伤员通常被送来这里救治。中心医院的设施很好，有很大的院子，有很大而且新的大楼，大厅高而空旷，大理石地面，干净，敞亮。但是这样一家医院必须面对的现实是：被送来的伤员多是重伤，而且往往经过了舟车劳顿，病情已经延误。比如从米苏拉塔来到班加西，就都经历了30个小时左右的海上航行。
“这名伤员来自米苏拉塔，有坚硬物刺穿了他的肺部，我们给他做了手术，他的情况目前看来还算比较稳定??”
“这名伤员来自艾季达比耶，他经历了一次爆炸，我们也给他进行了手术。”
耶思夫带着我们穿过一名又一名躺在病床上的伤员，他对每一个人的病情都很了解。耶思夫不过30岁出头，叙述的时候很平静，我想这种平静是因为职业，不过也许是因为——残酷地说——习惯了。
“在战场上，开枪的人一般会首先选择把对手打伤，而不是打死。因为伤者会牵制另外一到两名对方士兵去营救。而死者是不会有人去管的。所以，打死是消灭对方一人，而打伤是消耗对方几个人。”在白花花的医院里，我想起 Jack对我说过的话。
于是，医院成了战争中的另一个阵地。辨认出这个阵地首先靠的是气味，不是硝烟的气味，而是消毒药水的气味。在这个阵地上没有意气风发浴血奋战，只有和死亡赛跑的争分夺秒。这个阵地往往安静得可怕，像死亡一样安静，而死亡也随时可能降临。
21岁，应该是上学约会娱乐的年纪，努鲁蒂姆却选择了上战场。像利比亚的大多数年轻人一样。而此刻，他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费劲地呼吸。曾经拿枪的双手插满了管子，无力地垂着。
“我们能问他几句话么？”我问耶思夫。
“可以，你问吧。”
我蹲在床边，努力让问题简短一点。
“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在2月17号那天申请上战场??自愿的??然后我开始学习使用武器??后来我拿着枪在战场上??火箭弹打来了??我受伤了??”他躺在病床上，严重的伤势甚至让他没办法说出一个完整的句子。耶思夫告诉我们，鲁努蒂姆刚入院3天，因为伤势严重，他马上要被送往突尼斯，进行腿部截肢手术。
“他知道要被截肢么？”
“不知道。但是我们没有别的选择，要想保住他的性命，只能这么做。”
阿布萨兰是个10岁的孩子，炮弹没因为这个就放过他。
他已经入院两个星期了，但是鼻子上还插着管子，鲜血顺着管子流到床边的血袋里。他的两条腿上都缠着厚厚的纱布，几乎动弹不得。
那天晚上，住在米苏拉塔的阿布萨兰一家人正在睡觉，突然，他们住的房子遭到轰炸。阿布萨兰瞬间失去了哥哥。然后，受伤的阿布萨兰和爸爸、妈妈、爷爷辗转来到班加西接受治疗。现在，他们一家人都还住在这所医院。阿布萨兰的爸爸就躺在他对面的病床上，时不时下床看看他。
“治愈出院后我一定要上战场。”阿布萨兰的爸爸狠狠地对我们说，然后伸手比划出V字形。手上还缠着纱布。
“等你的病好了你想些干什么？” 我问阿布萨兰。
“我想当兽医，像爸爸那样。我想救治小动物。”
孩子，大人的世界已然如此，请保护好你自己的小宇宙。
在利比亚采访的日子里，医院是我最害怕去采访的地方，那种身体心理的不适甚至超过在交火地带。战场上的枪炮声顶多震撼你的感官，而医院的呻吟声却会直接刺激心脏，甚至绞得五脏六腑翻江倒海。实际上，那天走出医院，我就一阵恶心，蹲在医院的院子里??
但是，能给记者带来最大刺激的事件，是记者最需要讲述出来的。
在医院采访的时候，护士尼娜一直陪着我们。尼娜有典型的中东女子的样子，包裹着头巾，露出好看的脸部轮廓和又黑又大的眼睛。总之，是个漂亮的利比亚姑娘。
“冲突开始之后，很多人都离开班加西了，你为什么不走呢？”我问她。
“我还是医学院的学生，战争开始以后，医院缺少护士，我就来医院上班。”妮娜说。
“你以前在医院实习过么？”
“没有。”
尼娜说，她的很多同学都在战争开始之后来到医院，哪怕她们还没有毕业，哪怕以前他们从没有在医院实习的经历。对这些姑娘来说，治病救人这回事在昨天还是纸上谈兵，转眼就成了血淋淋的伤口，而她们面对的第一堂社会实践课就是救治前线来的伤员。可是没有办法，容不得她们去学习适应消化。
而在不断面对生死抢救的战区医院，这些从来没有上过手术台的学生们是重要力量。
“因为医院极度缺医少药，连纱布这种基本的医药用品都不够用，更不用说消炎药，血袋什么的，”耶思夫告诉我们，“至于医生，很多医生都得连续48个小时工作。因为有很多医生得到前线去。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况是，病人多了，医务人员却少了。”
“能保证医生工作的??质量么？我的意思是，他们都那么累了。”我问耶思夫。
“每一位医务人员都在很努力很努力的工作，他们都在救人。”
我不知道我提出的是不是一个好问题，但是耶思夫恐怕很难给我一个好答案。
准备离开医院在等电梯的时候，我们遇见了一位刚采访过的伤员。
“我已经30多天没有见到我的妈妈了??她一定还在米苏拉塔??”采访的时候，他躺在病床上，大颗的眼泪突然从浅蓝色的眼睛里流出来。他从没接受过训练，只因为他生活的城市叫做米苏拉塔，他就必须在街上捡到一把步枪之后，就直接投入战斗。
采访过后，他开始换药，病房里充满了他巨大的呻吟声。
他躺在病床上被推到电梯口，然后要被运送去希腊接受进一步的治疗。在电梯口，他躺在病床上给我们挤出一个微笑，手比划出一个“V”。
望着他惨白的面孔，我想起他刚对我说的：只要能被治好，还要上战场。
12月，我已经回到驻在国印度。一个凌晨，加尔各答的一所医院发生大火，近百人死亡。我从驻地德里赶去报道。在停放遇难者遗体的太平间门口，我看见贴了一张写满遇难者家属姓名和电话的纸条。
我看到一个名字：Sudip，然后试着拨通了他的电话。
两个小时后，我们到达了Sudip的家。我一直在犹豫该以什么样的表情面对他。“嗨，你好”的故作轻松，还是一脸沉痛？
然而，这样的犹豫在我走进他们家的那一刻就打消了。深重，是你唯一能感到的气氛。
“我真的很遗憾发生的事情??请问，遇难的是您的??？”我小心翼翼地问。
“妻子。”
“她多大年纪？”
“34岁。她以前是学校的老师。在AMRI医院治病。就在火灾发生的前一天晚上，11点多，医生还给我打电话，说她的病情好了很多??”Sudip的叙述很有逻辑，情绪很稳定，可是，就像我过去采访经历过的那样，这才是最可怕的——如果你只是隐藏压抑自己的情感，那么所有的镇定都只是假象。
“你们有孩子么？”
“有，一个男孩儿。”
“他知道真相么？”
“我必须告诉他??但是之后他变得很叛逆，学校老师教他什么，他都说，我妈妈不是这么说的，你说的不对。我们对他说，妈妈在天上看着你，你看，那颗星星就是??妈妈一直看着你??”
我坐在Sudip面前，开始意识到这场灾难对这个家庭带来了什么，而且或许会永远挥之不去。我握着话筒，坐在Sudip面前，流泪。他没有看我，似乎沉浸在自己描述的场景中。
我尽可能快地结束了采访。
不得不承认，在整个采访过程中，在利比亚的各种片段始终在我脑中重放。
以前，当我在电视机前看到这些灾难，我觉得它们距离我很远。后来，当我走到事发现场，看见的也只是一堆死去地废墟。可是当我走进遇难者的家庭，对话那些失去亲人的家属，一切就都不一样了。你一下子从一个冷静的旁观者，一名一直试图在控制自己情感的记者，纵身一跃，跳进了事件当中，被淹没在或悲伤或愤怒的气氛里。无法抽离。甚至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无法摆脱。
我想，今后不管再看到任何天灾人祸，哪怕是远隔千里，我都无法无动于衷，那些采访过的人和事件会回到我的脑中，冲击我的心灵。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我遇见的那些人，我听到的那些故事，我去过的那些地方。也许，每一名记者都会在有一天突然发现：我们都被自己的写过的报道改变了。
在的黎波里的一天，Jack对我说：“那些悲伤的场景会永远在你的脑中。直到现在，目击过的那些悲伤仍然像噩梦一样缠绕我。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只能站在边上，看着。然后，你会发现，作为记者最困难的，是你要保持有人性，保持足够的敏感，同时完成报道。”
“可是我们必须去面对去感受那些悲伤，并且尽可能100％的表达在自己的报道里。只有这样，才会有人感同身受，才会有人想着要去避免悲剧的重复发生，”我狠狠地说，“只有这样，死了的人才不是白死了。”
至少，我是这样认为。至少，我在去利比亚之前，没那么痛恨这些该死的战争。
当我还在班加西中心医院采访的时候，那些伤员是带着体温的活生生的人，不管他们有多么虚弱。而当我敲下这些字的时候，不知道有多少人已经离开了他们的病床，离开了这个世界。回复 112# 清言
谢谢你喜欢！的确已经出书，朋友看了书说不错，就让我发帖了。正好电子版权还在手。有更多人看见，我当然高兴！回复 97# kriswml
这个……熟悉的我都汗颜了……最近还是常在新闻频道出现啊 嘿嘿
你喜欢印度么？
“过几天就要结婚了，你高兴么？”问出这个问题，我都觉得自己疯了。可你们知道么，妮哈24岁，几天后结婚，而她和新郎只见过两次面。新郎是父亲选的。
“当然高兴！”妮哈显然对我的问题感到突兀。说实话，她没有一张标准的印度美女的面孔。脸有些宽，鼻子不够挺拔，眼睛倒是又黑又大。那张脸上写着理智，而表情和言语间，甚至有些强势。她简单地梳着马尾辫，穿着厚厚的毛衣，能明显看出不符合年龄的发胖的身材。
“可是你只见过新郎两次，你凭什么确定你们会幸福的生活下去呢？”
“因为，我相信我的父母。他们了解男方的家庭，他的工作，他的人品。”
“可是，要和那个男人过日子的是你，可能还要过一辈子，而不是你的父母。你怎么知道他们的选择比你自己的好呢？”
“我的父母比我年长，比我有生活经验。我相信他们的选择。”
“如果你的丈夫有什么缺点，你没有发现。或者你们的生活习惯差别很大，怎么办？”
“我会去包容。”
“你爱上过别人么？”
“没有。呵呵。”
印度有80％的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甚至很多新人在结婚之前都没见过面。这些在采访妮哈之前我都知道，但是我难以想象，这种成婚形式能让青年男女甘之如饴。
采访的时候，我们坐在妮哈家三层小楼的楼顶平台上，背景是他们家晾在平台上的衣服床单。妮哈一家6口人都住在这里，家里的布置除了神像，就只有些基本的生活必须品。
那栋房子，让我想起小时候，小到上幼儿园的时候家里的样子，我和爸爸妈妈还有爷爷住在湖边的一栋小楼里。那栋楼很老，我和爸爸妈妈睡在一间房间，天花板上贴着厚厚的几层硬纸板，因为有老鼠咬破天花板跑进屋子里。墙上图着斑驳的绿色油漆。妮哈的家就是这么老派而让人容易陷入回忆。无关好坏，只是进入了另一种情境。有的时候我觉得整个印度就是这个样子。
就在采访妮哈他们一家的前几天，我看了一部宝莱坞电影，当时在印度最火的一部，叫Ram Leela。Ram和Leela在相爱，私奔，又分别被各自家族抓走之后，为了责任，成为各自家族的首领，再见面的时候，只能故作镇定地谈利益与合作。每一个画面都力求完美，浩浩荡荡三个小时，没完没了的歌舞却在恰到好处地表达强烈而炙热的情感。
Ram和Leela在闭着眼睛相互亲吻的时候朝对方开枪。剧终。
我问那些印度人：宝莱坞式的爱情，你们不想要么？
他们告诉我，那是电影，日子不能那样过。语气就像他们的父母，祖父母，仿佛他们已经七老八十，只能承受安稳日子。
“您凭哪些条件选择了这位女婿？”我问妮哈的父亲。他有一个大肚子，像很多印度人一样。他一直咧嘴乐着。
“我问了问周围的亲戚，有一位住在附近的亲戚告诉我，这个小伙子不错，对我女儿来说会是个好的选择。然后我就询问了他的工作、薪水什么的，也都不错。其他方面也挺合适。”
“您为您的女儿选了丈夫，这是一个很大的责任。如果她将来不幸福，她会责怪您，那时候怎么办？”
“我的确为他选了这个人，可将来是不是会幸福，就要看她的命运了。也许她有幸福生活的命运，也许她没有。这个我们都控制不了。”
当话题进行到命运这个层面，就进入了一个死胡同。命运，如果你相信的话，就是听天由命。
所以，当话题进行到命运，我去见了一位祭司。婚姻能不能成，有权拍板的是祭司，因为他代表命运。
父母们拿着儿女们的生辰、出生时的星相，来到寺庙。祭司看看小伙子的星相，再看看姑娘的，然后算算能不能对上。如果能对上，就是生生世世的姻缘，如果不行，就是各奔东西。不必解释，无需强求。
“您判定过青年男女因为星相不和不能成婚的么？”我始终对此存疑，觉得那是电影里的戏码。
“当然，每年都有，很多。”祭司坐在寺庙门口的大树下回答我，异常平静。
采访过后几天，我去参加了妮哈的婚礼。那就是一块坑坑洼洼的空地，铺上了地毯，搭起了巨大的彩色的棚子，棚子里搭起了一个舞台，柱子上缠绕着花环。那是新郎新娘一会儿落座的地方。眼前的一切都是浓烈的。色彩，音乐，食物的味道。
婚礼上的一切都是女方买单。
妮哈的父亲告诉我，为了这次结婚，他已经花了差不多70万卢比，相当于7万元人民币。对于一个印度中产家庭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数目。其实，妮哈还有个姐姐。嫁掉这两个女儿，妮哈的父亲花了所有的积蓄。不过，他告诉我这些的时候一直在微笑。
我，还有大部分宾客，在晚上6点多就到了婚礼现场，新郎新娘终于出现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了，更深雾重。我问新郎高兴么，我知道，这又是个傻问题。新郎无比紧张，说：“这一切都很好……这是我的……第一次婚姻……很好。”好吧，我们都知道你这是第一次结婚。
印度婚礼就算再盛大，再讲究排场，也不是婚礼的灵魂。最重要的部分是在神灵面前起誓。凌晨3点，仪式转场到了寺庙。祭司和乐者坐在殿堂里，有人弹奏传统音乐，有人唱诵经文。
印度人讲“七世姻缘”，也就是今生为夫妻，接下来七世都是夫妻。所以，新郎新娘就在长辈的见证下，在祭司的诵经声中，围绕寺庙中的圣物走7圈。而新人的脚步之缓慢，感觉他们真的要走上七辈子。
之后，祭司轻掸手中的拂尘，按宗教仪式，宣布二人成婚。在印度人看来，亲友的见证，祭司的认同最重要，一纸婚书可有可无。直到最近几年，印度青年才有领结婚证的概念。比如辛格和妮哈，就只举行了婚礼，并没有领证。
早上7点，天亮了，雾气未散，婚礼结束了，婚姻开始了。
那么，爱情呢？
我始终没有告诉妮哈，和一个你爱他爱疯了的人相处都不那么容易，未必能做到事事包容，更何况面对一个只有一面之缘的陌生人。不过我只听见自己不断地重复：Good luck! Good luck!
既然印度人讲的是：听天由命。
我又想起了Ram Leela。或许在印度人看来，生死相许的爱情只有死路一条，只有死亡才能维持爱情的纯洁和热烈。
“印度和中国，你更喜欢哪个？”印度人总是这样问我。
“你喜欢印度么？”中国人一般是这样问我。
“印度是一个太奇特的国家，没有一个国家会和她相似。你很难说喜欢，你只会说爱。你很难说不喜欢，你只会说恨。”
或许是这样的，印度在每一个到访者心中放了一个天平，一边是爱，一边是恨。在与之相处的日子里，你今天爱多放一些，明天恨多放一些，到离开的时候，只有沉重的感情，让你无法割舍。而那样的爱恨交织也恐怕让你不敢再触碰，只能隔着安全的距离想念，心里暗暗悲伤：再也不会遇到那样一个地方了。
一股酒气扑面而来。
“这是我的父亲。”阿蒂指着他身边的那个男人，那个敞着衬衫，飘着酒气的男人。我没有和他握手，有的时候，我真的很庆幸在印度人们打招呼的方式是双手合十。
阿蒂住在德里的一个天桥下。在德里有5 万6千人和她一样住在天桥下，联合国的统计是这么说的。
在印度，不管哪座城市，只要车在路口停下，就会有乞丐围上来。有女人抱着孩子，她们指指自己的嘴，再指指怀里的孩子。还有女孩儿，拿着塑料花兜售。还有男孩儿，拿着一大摞餐巾纸，在你眼前晃悠。他们敲打车窗，甚至试图拉开车门。
这是每一个在印度生活过的人都无法逃避的遭遇。对于去到印度的外国人，这可能是第一印象。
阿蒂就是那些围在车边的孩子之一。
我第一次见到阿蒂的地方是在她的家里，德里市中心的一个天桥下。还有6、7户人家也住在那儿。阿蒂首先把她的父亲介绍给我们。在这样一个环境里，我应该感到同情或者至少是无奈，但是扑面而来的酒精的味道把一切归为厌恶。这样不好，可我控制不了自己的情感。那种随着鼻腔受到的刺激传递到心底然后翻涌起来的，厌恶。
我提醒那位父亲，把衬衫扣子扣上，因为要拍摄。他笑嘻嘻地照做。他的名字叫吉坦。
“你的工作是什么？”
“我就帮别人做些小事情。”他没说具体的，而我居然能理解，也许就是帮人搬个东西，敲敲打打什么的。印度满大街都是壮劳力，表情和动作都显示着无所事事。
在这个国家，劳动力是最便宜的商品。
“能挣多少钱呢？”我问他。
“好的时候一天能够有200卢比吧。”200卢比，20块钱人民币，就算每天都有这个收入，600元人民币一个月。也许这样的计算还是乐观的。“我真的很努力地在找工作，但是，你知道，找工作不容易。我没文化，我也不会什么特别的技术，我只有力气。可是你看看，有力气的人太多了。”
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们站在阿蒂的家里，一个用几块大布围起来的地盘，大概5平米不到。“房间”里只有一张床，放不下别的，也没什么别的东西可以放。地面就是天然的泥土，巨大的天桥让他们可以避雨。
“你呢，你平时做些什么？”我问阿蒂。
她让我跟她走。还是在天桥下，有几位女性围在一起，有的坐在一张木床板上，有的蹲在地上，扎塑料花。她们身旁密密麻麻地放着扎塑料花的材料。
“我们做好了塑料花就拿到大街上卖。”说话的时候，她笑着。周围的耐那些女人也一会儿忙着手上的活儿，一会儿抬眼看看我们，再不好意思地低头笑笑，然后腼腆地相互悄悄说几句什么。
“你上学么？”我问阿蒂。她告诉我她14岁，但是印度并没有统一的户籍制度，直到现在，大多数人都没有身份证明。
“每天早上去，就在附近。我们这里的孩子们都会去。课本是NGO给的。”印度的学生和老师比例是100:1，所以你不用去想教学质量之类的问题。对于阿蒂的人生，你已经可以一眼看到坟墓了。甚至她的后代也是。
“其实，这些人家里的男人，拿到家里人挣来的钱就去买酒喝。花光了再去讨钱。”采访完，我的摄像告诉我。
贫民窟是我非常不愿意去采访的地方，在那里，你会闻到绝望的气味。可生活在那里的人不那么认为，他们还能看到希望，在来生。
出生决定了此生，姓氏标注了命运。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这四个种姓就是一张森严的网，扣住了这个南亚大国的苍生。圣雄甘地把种姓制度在宪法里废除，但是没办法把它从人心里拔出。那些天桥底下的人，他们不是没有机会改变命运，而是他们根本不会试图去寻找机会改变命运。
我不用再细说印度的富人有多么富有，而四分之一的印度人生活在联合国规定的贫困线以下，人数超过非洲贫困人口的总和。而印度的穷人和富人生活得如此之近，比如德里最大的贫民窟和最高档的奢侈品就是那么一街之隔。
仍然是种姓制度，把贫富差距有可能带来的仇恨和不满化于无形。
我坐在车里，司机飞快地开车，把每一米都开成冲刺，而我对此习以为常。后来想想，那些年在印度，在这样的生死时速中，我不知道支付了多少运气，以后必定当个老老实实的好司机。
每当我的车开出居住的小区，我似乎就开始陷于某种混乱。每一分钟都是嘈杂。从不停歇。永不停歇。后视镜在印度是选装件，而且就算装了，也经常被司机收起来，嫌它占地儿。
有一次在德里大学采访，门外有个停车场，我数了数到底有多少车没有后视镜。在那个停车场，结果是：70%。
有那么一天，我开车去德里的著名景点高塔。在导航的指引下，我一路前行，最终开进了一条坑坑洼洼的小道，两边是破旧的房屋。迎面开来一辆车，我减速，努力地往路边一靠再靠，直到退无可退。来车缓慢开过。还好，我们都毫发无伤。
我在错综复杂的小道里彻底迷失，导航把我带去越来越看不到出路的地方。周围的人越来越多，他们走路都比我开车要快。有人隔着窗户对我说话，比划着，有人拍打我的车窗。我终于鼓起勇气摇下车窗。有人对我讲印地语，我猜他问我要去哪里。
“高塔。”我说。
对方挥舞着胳膊，手掌舒展开，指向我身后的方向。我显然是走错路了。但是在那高地起伏的小道里，我没有办法掉头。人们在我的周围，都是男人，试图指挥我把车倒出去。
我摊开双手，摇摇头，示意：这不可能。好吧，我想哭。
有一个男人，站在我的车边，指了指自己，再指了指方向盘。他的意思是他来开。我犹豫了10秒钟，下车，让那个男人上车，我跟着车溜达。他熟练而毫无迟疑地把我的车倒出了羊肠小道。
那个男人摇头晃脑地下了车。我说谢谢，他咧嘴乐，然后走了。
就这么走了。
后来，我彻底回到了北京。我在家门口等电梯，门开了，里面有人。我对电梯里的人微笑，那人迅速避开我的目光，假装没有看见。我的微笑尴尬地僵在脸上。
“你喜欢印度么？”人们总是这样问我。我总是试图给出一些不一样的答案。
“印度就像个麻烦的情人，恼人的孩子。他的存在从来不是为了让你身心愉悦，而是为了让你刻骨铭心。”
我想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月光集市。我带每一个来到印度的朋友去那里，管他们喜欢或者不喜欢，那都是一个强加给他们的印度。
我觉得，师哥还是接受那里的。
在月光集市，你会经常不知道自己走进了哪个市场，哪条街道。它深不可测，一条街道套着一条街道，每一条走进去都是迷宫的一个片段。它们那么相似，你看不出差别，好像指南针也会失灵。最可怕的是，你会觉得永远找不到出路，只能陷在这里。人，车，从身边擦过，没有空隙。我始终感到耳边没有空隙，那些音节把我的耳朵堵住。我希望有一架起重机把我抓起来，扔出去，不管扔去什么地方，只要安静就好。
我们走进了paratha街，一条两个人张开双臂就能完全拦住的街道。这没什么好稀奇的，印度的集市大多都是这样。Paratha是一种再普通不过的印度食物。在印度的任何地方，街边的手推车里，高档的或者不那么高档的餐馆里都有。它是一种咖喱味儿的馅饼。这条不长也不宽的街道，基本被卖paratha的店铺占领。那些“厨师”就盘腿坐在店门口的台阶上，用小麦面捏出饼，再扔进手边的油锅里，唰的一声。你会听见整条街上都是这样的油炸声，还能闻到那种浓重的气味。
拉吉普站在店门口收钱。他说他的爷爷的爷爷开了这家店，到现在经营了140年，从来都只卖paratha。店铺差不多10平米，不畅亮，每一脚走下去再抬起来，都感觉鞋底被粘住了。可这些都没关系，墙壁上依然骄傲地挂着照片，印度几位前总理尼赫鲁，英迪拉.甘地，都来这里吃过。店里也依然人来人往。
印度的食客，总有那么一点念旧。
“这家店从开张起，所有的工序就没变过，你看这里，没发酵的小麦粉做成饼，里面放上蔬菜、土豆和柠檬粉、薄荷粉，很多香料，就连烤paratha的火我们用的也还是炭火。”拉吉普对我说这话的时候，没抬眼看我，只顾低头数钱，好像一成不变是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月光集市是个景点么？”师哥问我。因为不只我们，周围总有西方人举着相机，咔嚓咔嚓，像记录奇观一样打量这里。
“也许吧，不过我们眼里的大惊小怪，就是印度人的生活。印度大多数市场都是这样，印度人买东西都是在像月光集市这样的地方。这是印度商业的主体。”
“那些大超市呢？沃尔玛，家乐福？人们不喜欢？”
“它们进不了印度。印度只允许单品牌零售商进入印度，也就是专卖店，多品牌零售超市一直不允许。”
“所以，只要你还在印度，就不曾离开月光集市。”
2011年，印度政府通过法案，允许国外多品牌零售超市以最多占股51%的形式进入印度市场。结果，印度国内小商贩集体罢工，游行。当然，叫嚣得最厉害的是反对党，尤其是草根国大党的领导人班纳吉。她是位女性，不仅是草根国大党的党首，还是西孟加拉邦的首席部长。她高举反对外国投资的大旗，号称保护印度百万小商贩。后来，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访问印度，专门去了西孟邦会面班纳吉，希望为美国资本打开印度市场。可班纳吉在会面后干脆对媒体说：我们俩压根儿没有讨论这个问题。
之后，这一法案暂时作罢。
2012年，印度政府再次宣布放宽外来投资。当然，反对党依然叫嚣，但是辛格决定顶住压力。也许，当你顺应的是历史潮流，是顺理成章，那些阻碍也就自然而然靠边站，虽然可能不是那么痛快。接下来，孟买很快开了印度的第一家星巴克，然后开了第二家。德里也先后开了四家星巴克。不过，所有的星巴克都是和塔塔集团合资。这种合资方式恐怕是星巴克在全世界的唯一。
所以，印度的星巴克里有一款特别的饮料：冰摇塔塔。
“印度人需要大超市么？”在混乱的月光集市，师哥问我。
“我觉得他们还没有认识到大超市的好处。”我叫嚷着，试图表达清楚我的观点，“不过，印度人有强烈的等级观念，那些小商铺，就算再狭小，也有人帮你拎着篮子跟在身后，需要什么，说一声就能鞍前马后地找来。顾客的阶层优越感得到充分满足。而且，他们光顾的商铺一般就在家门口，店主和客户往往相互熟悉，可以送货，可以赊账，甚至彼此是朋友。大超市打破的首先是阶层，美国人推崇的理念中，众生平等是第一条，一切都自己来。这对印度上等人来说，不那么能够接受。对了，允许大超市进入印度的法案虽然通过了，但是无论是家乐福还是沃尔玛，没有一家大超市提出申请进入印度。”
建立大型超市首先需要的是大卖场，而从一大块土地批准下来，再到建造卖场，摆上货物，几年的时间是必需的。而在这个过程中，印度的政策还会改么？外国资金显然都没有这个信心。
2014年，刚上台几个月的德里新政府宣布：放宽外资进入印度的法案在德里地区不适用。
西方国家对印度有一种宠爱。对她不可思议誓死不改的游戏规则和习惯统统包容接受。我不知道，这种宠爱究竟是捧杀还是尊重。
但至少，在印度，我们还能看见那些更古不变的故事。在那些故事流传的地方，传统不是拿来炫耀的话题，而是细水长流的生活。
比如在月光集市，当地人是悠然自在的，至少从他们的表情上看不出我们感受到的不适。人来人往这回事在商铺看来不是拥挤或者嘈杂，而是生意经。那些小小的门脸儿，老板坐在门口，几平米的店铺里满满当当地摆着货品。
“我爷爷开了这家店。”
“我这家店已经80多年的历史了。”
“店开在月光集市，就意味着挣钱。”
他们这样告诉你。
这是全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这是亚洲第三大经济体，这是金砖国家，这是新兴经济体。而经济的活力，就在这仿佛回到物物交换的方寸之间产生。
我和师哥终于回到车上，回到现代文明，和外面的世界隔出安全的距离。车钻过行人，牛群，绕开飞驰而来的车辆，扬起一片尘土。颗颗沙粒在空中飘散，就像掉不下眼泪的哭泣。
三年半的生活之后，我离开印度。飞机起飞的那一刻，我的心里一阵轻松：这地方，天塌下来也和我没关系了。
当然，我希望印度一切都好。但是在这个贫困人口超过4亿，文盲率超过60%的国家，引以为豪的民主多少显得有些吃力。当我看见某邦警察局局长夫人把价格颇为不菲的羊绒围巾披在肩头，也明白那张叫做利益的大网如果千丝万缕地缠绕着这个南亚大国。如果利益集团安好，如果百姓安贫，那么一切变革都会是伤筋动骨的。
作为印度的过客，我可以在面对她的时候认输，3年后拍拍屁股走人。但是我希望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会赢，而且，就在今生。
我以为，离开印度之后，我会像面对一位旧情人那样，既想知道他的消息，又害怕知道他的消息。可竟然不是。关于印度的任何一点蛛丝马迹我都愿意去追随，去关注，去辩驳，去感叹。
也许，有一种缘分叫做：没有印度，我不会是现在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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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不错 孟买就太现代了
我站在杜巴广场前的废墟上，身边漆黑，救灾营地里密密麻麻的帐篷发出点点亮光。我蹲在地上举着手机照亮，准备一会儿的直播，有点想哭。低头看见衣服上显眼的写着: journey never ends.
这不是一次旅行，这是一次冒险。
尼泊尔发生地震的第二天一早，我被领导电话叫醒：梦，去尼泊尔吧。
好。没有二话。没有犹豫。
那天深夜，我们登上了去新加坡转机的航班，凌晨到达。再登机已是折腾一宿，我们兴奋地按时登上飞往加都的航班。飞往加都的航班有点听天由命的姿态，可能飞，也可能不，可能准点，而往往不，可能飞去加都，也可能飞去达卡，或者返航。然我们在飞机上等候俩小时后被生生赶下飞机。
呵呵，我居然没那么惊讶。
因为这几天各路记者的语言集中于“我上飞机了”“正在等”“航班延误\取消了”大家分散在各个机场，无限接近于加都而到达不能。于是隔空喊话又变成了“AP我的飞机上呢”“我的飞机上有CNN，AFP....”大家都好要强。我熟识的记者先抵达加都，说AP的团队已经到了，可是直播点还没架起来咋回事儿。我说，嗯，他们的设备在我这架飞机上。
所以当飞机开始滑行，全飞机人欢呼。90%的乘客是记者。不过当面对飞机在加都上空盘旋两个小时而无法降落，大家都平和极了。
在地震发生的那天，我发了Twitter上几个靠谱账户的地震图片，小心地给遗体打马赛克，然后发现遮不完。你们知道么，加都有一座花园叫Garden of Dreams，我第一次去就决定今后要在那儿办婚礼，据说震塌了，而我只在那儿过了一次生日。我走过无数次依然无比热爱的杜巴广场几乎都震塌了，就此灰飞烟灭。我一直以为文化遗产会长生不老，没想到也是后会无期。都说埋葬过去，原来过去真的可以被埋葬。
我实在记不起去过几次尼泊尔了，只记得在尼泊尔的时光都很开心，虽然那儿又脏又乱，就是个集中版的印度，但是风情万种也就足以。8.1....是一个发达国家都难以承受的震级....除了狠狠地祈祷，死去的人少一点再少一点，我没有别的办法。
那天我说，杜巴广场没了，Garden of Dreams没了，可尼泊尔还是要再去。不管变成什么样子都要再去。
所以，这次我要讲的，是一个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的故事吧。
震区的情况还不稳定，争取每天都来更新一点。日
去巴德岗的道路是破损的，就像那座城市是破碎的。加德满都山谷里的三座城市，我最喜欢巴德岗，因为他够老。就像我喜欢那些白发苍苍的老灵魂。但，喜欢这样的事物是有风险的，他们都容易被摧毁。
当我看见杜巴广场上化为废墟的庙宇的时候，正在下雨，雨点噼里啪啦打在车窗上，一切都模糊不清，像在电影里。你曾经走过的神庙变成了碎石瓦砾，你曾经小憩晒太阳鸟瞰广场度过了美好下午的二楼咖啡馆不再完整，你去过的博物馆墙壁上条条裂缝，让你像被针扎了一下，好像不那么痛，也并不惊讶，却一不小心喉咙哽咽，鼻子发酸。而当我意识到眼圈儿红了，就赶紧对自己说，嘿，还有采访呢。我多么希望这些真的是电影，那些掉下来摔得粉碎的石雕，那些粉身碎骨的横梁，不过是戏码之外的配合，当屏幕上显示出END，一切就归于正常。可偏偏不。
那些庙宇啊，经历了那么多年的风吹雨打，在地震面前败下阵去，和他们承载的王朝一样从此存于记忆中。
杜巴广场周围的老城区，是让地震的历史照进现实的地方。那些房子都是纽瓦式建筑，平日里和杜巴广场融为一体，成为景观。
所有的老城，我在整整两年前走过同样的路，路边的老房子、水井，我几乎都能拿出照片对比。老爷爷把脑袋伸出窗外冲我们微笑，姑娘坐在门外贩卖小玩意儿。当年的记忆化为眼前的废墟，真的想知道，那些当年冲我们微笑的人，现在还好不好？
阿尼尔站在自己家的后院里看着生活了一辈子的房子面目全非。他已经搬去了安置点，却忍不住回来看看。
“你的损失究竟有多少？”站在曾经的房子如今的碎石上，我问阿尼尔。
“我的家人都没事儿，其他损失算得上什么啊。”阿尼尔笑了。我却想哭。
站在废墟前，我像面对死亡那么痛心和无力。但对尼泊尔，我可以对他说，我见过你最好的样子，我见过你最糟糕的样子。
直升机指挥中心所有人都忙得不可开交，总指挥手中的电话没有放下过，满屋子都是穿着迷彩服的士兵。我百般恳求希望总指挥接受采访，他说，没时间。
南亚的灾难都有一张相似的面孔：无能为力。你都不能说救援没尽力，也许他们真的尽力了，虽然看上去不一定。我们不断地在听说，北部山区灾情严重。是的，还有200名中国工程人员被困，前面是山石，后面是山石，出不来。这是非常典型的情况。
对于无法进入的灾区，直升机就是救命稻草。可是一架直升机能做几个人？要把整个整个村庄的人运出来，得多久？
还没来得及，也许就先被遗忘了。
而且，就算救出来了，房子什么能建好？如何保证新建的房子抗震？我脑子里有太多的问号。当领导问我什么时候撤退的时候，我迟疑了一下，虽然我也不确定我呆在这儿，这些问题就能有个答案，但如果没问过，我觉得不甘心。
生存了，那么生活呢？
一看手机上的日期，哟，五一了。该旅游的旅游，该休息的休息。关于尼泊尔的新闻迅速在版面上缩减，从人们的谈论中淡出。这就是灾难的第二次悲哀，都说审美疲劳，其实审丑也会：人们在等待干净的水，人们睡在帐篷里，人们在医院里呻吟，人们在死去。而观众会在打电视的时候皱起眉头：怎么还在没完？
都说新闻薄情，要如何载我厚义？
巨大的哈奴曼石雕被布蒙上，我一下子没认出来。可推开他身后的木门，走进去看见的哈奴曼神庙，我更认不出来。
而这也许是我第十次来到这儿。
面目全非。满目疮痍。我脑子里蹦出一个又一个惨烈的形容词，然后又被我一一否决。不，它们都不足以描述我的情绪。
4年前，我第一次到尼泊尔，第一眼看到杜巴广场，就认定尼泊尔是我最喜欢的南亚国家。我开心地坐在神庙前大石阶上晒太阳，爬到老皇宫三楼窗边的椅子上坐下，看着阳光下的杜巴广场，感动得要哭。
然后我来了第二次，第三次……还来不及审美疲劳，他就化为废墟。如今在杜巴广场，每走一步都要跨过废墟。我拿着当年的那些照片，找到我曾经去过的地方。都说物是人非，难能想到物也会非。
老皇宫博物馆的馆长说，过去的古老建筑头重脚轻，屋顶上是金属，这样的结构不稳定。
研究了一辈子考古的尼泊尔专家说，我们得用新的材料。我们不能让杜巴广场一遍又一遍地重建。
在一个如宫殿般的蓄水池边，工人们开始收集废墟上的石块和木头，馆长说，那些石块和木头打碎得更小，可以重新使用。而眼前小范围的清理，只是重建的第一步。可接下来该怎么做，谁也没想好。
我坐在老皇宫里的石阶上，一阵风吹过，能听见风铃的声音，除此之外，就是死寂。
穿着迷彩服的士兵把杜巴广场为了起来，他们偶尔从眼前穿过，绿色的衣服特别显眼。
震后第十天，我有一种能量被抽空了的疲劳。可我觉得我对这里有责任。
我看到了毁灭。我希望能看到重生。
贴张合影5月6日
Bottle House是一座孤儿院，在加德满都附近农村的一个山坡上，不通车，得徒步一段山路才能到达。
知道它为什么叫Bottle House么？几个西方游客在孤儿院当了一段时间的义工，用成百上千个酒瓶混着泥土建了几栋小房子，孩子们住在里面。南亚的阳光照射在墙面上，有漂亮的反光。
地震来了，Bottle碎了。一个孩子背部被房梁压伤，很快送去医院，另外有孩子几个轻伤，其他都安然。
49个孩子现在住在帐篷里，能遮风挡雨，仅此而已。暂时还不能盖房子，因为雨季要来了。
在采访的过程中，在中国国际救援队去给他们看病送药的过程中，所有的孩子都在笑。
我站在那里，一个孩子冲我做鬼脸，我招招手，她就跑过来。
你的英语这么好啊。哪里学的。
你长大想干什么？
我想当记者。
因为，很有意思啊。
孩子，你知道你要为这个“有意思”付出多大的代价么？
每个孩子都会讲流利的英语，哪怕年纪最小才5岁的那个。他们都热情，不认生。这让我很惊讶，孤儿院的孩子，我总觉得他们会孤僻。但他们的表现让我相信他们有一个好的大家长：让他们接收教育，让他们有教养。
孩子们喜欢紧紧地贴在我身边，热情地说话，大方地开玩笑。他们心无芥蒂地打量这个世界，把每一个外来者当作好人甚至是亲人。
也许每一个外来者都是这样在做。
回到酒店，我开始写稿，编辑这条新闻。看到最后几个画面，我愣在那儿，回不过神儿。
第一个画面：一名高个儿救援队员边跟一个男孩儿说拜拜，一边狠狠地把他抱起来。然后，救援队员放下他，走了。
第二个画面，救援队员往山下走去，听见有孩子喊拜拜，高兴地回头，可看见地是一个小姑娘，脸上表情有点凝固，继续低头往前。
第三个画面：那个男孩儿冲了下来，站在了山坡上，大声喊拜拜。队员听见声音转身，站在不太远的山下，高兴地大笑，狠狠地挥手……
其实，不管是做志愿者，还是乡村支教，最难承受的，也许是离别的那一刻。
对尼泊尔也是。
整整10天前，我来到这座我熟悉的城市，哪怕他面目全非，我也能认出那些走过一次又一次的街道。
因为他对我来说不是灾区，他是尼泊尔。
10天，我看见街上的帐篷越来越少，我不用因为怕买不着而舍不得喝水，我不再像刚到的头两天那样拿着手机却没有信号而干着急。
10天，我看见直升机依然每天在天空上飞，我依然坐车出去没几分钟就看到废墟，我依然不知道那些废墟下是不是有遗体，我依然闭上眼就看见杜巴广场现在的样子。
我恨自己不是医生不能医治病人，我恨自己不懂文物不能为杜巴广场填块儿砖。我只能动动嘴皮子，让尽可能多的人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让知道的人尽可能体会到死亡人数不是数字，而是一条条命，让知道的人尽可能明白，倒下的杜巴广场不仅仅是有“世界文化遗产”这个头衔，他是尼泊尔的经济支柱，是这个国家国民的信仰，是人类就算要移居火星也应该搬上去的宝贝。
每次灾区报道都让我像有什么堵在胸口般的沉重，因为无能为力。入戏太深，难免神伤。都说情深不寿，克不论是工作还是爱情还是生活，若不全情投入，有什么意思？
而我只能在工作之余翻山越岭去陪陪那些孩子，给他们送去大米和药品。然后再头也不回地走开，任由他们在另一个山头扯着嗓子喊。
他们在拜拜之后都会加上一句：See you soon!
See you soon!
发生在印度的所有事情差不多都是这样：开始计划设想得很好，中间变数不断，末了几近崩溃，穷途末路时又柳暗花明。最终完成。然后你会从灵魂中体会到，在生活中能够击败你的往往不是大的灾难，或者深刻的痛苦，而是日复一日的琐碎。
但是，如果你没被击败呢？
我们终于绕过了眼前的和地上的人，找到了正确的站台，坐上了去菩提伽耶的火车。几乎刚气喘吁吁地坐下，火车就开动了。我和米特还有李奥相视一笑，脑子里迅速回忆刚才那些让人抓狂的细节：站台上没有标出起始地和目的地，还好米特会说印地语一直在询问，可是几个人指出的站台并不一样，我们眼看着开车时间快要到了，却还拎着箱子听天由命地狂奔……而终于当我们踏实坐下，看着车窗外的人和房子一篇一篇越来越快地翻过，却觉得每一个都恼人的环节都太过细小而不值一提。于是，彼此心知肚明地笑笑，聊开些别的。
也许，当你的目的地是菩提伽耶，你最需要的是缘分，和一点听天由命的坦然。
在我来到印度之后，不不不，是来到印度之前，对这个国家最向往的城市就是菩提迦耶。但是，我却在印度生活了两年多之后才成行。我保证我计划过，而且几乎订过票。可是，你能相信么，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我居然没有实现。在每一个即将启程的时刻，总会有点儿什么意想不到的不可抗力出现。那些阻挡未必很有力，未必很强大，但就是足以让菩提迦耶和我之间始终保持梦想与现实的距离。
不过，我始终相信，我们和每一个地方，每一个人，都是有缘分的。
所以，终于有这样一个凌晨3点，我觉得天还没黑多久，我差不多刚刚睡着，火车开到了一个叫做迦耶地地方。再坐1小时的汽车，就能到菩提迦耶了。
如果我是在两年前走进这样一个车站，一定会长大嘴巴，被吓坏了。车站的月台上，台阶上，坐满了人，或者说睡满了人。他们好像就住在那儿，裹着脏兮兮的大毯子，躺在地上。流浪狗贴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