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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为什么喜欢当官?
作者：之家哥
摘要：网贷之家小编根据舆情频道的相关数据，精心整理的关于《中国人为什么喜欢当官?》的精选文章10篇，希望对您的投资理财能有帮助。
《中国人为什么喜欢当官?》 精选一权力应该意味着责任、义务，权力越大，应是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应越大。在中国，如果要评选最受人青睐的职业，无疑是公务员，说得直白点就是当官！中国父母从小教育孩子，就喜欢说：“孩子，要好好读书，考上名牌大学，将来就可以升官发财！”请注意，升官往往是放在第一位的。中国人喜欢当官是由来已久的，古人十年寒窗就是为了一朝功禄。从古代的“学而优则仕”到现代的“公考热”，无不反映出读书人对仕途的热切追逐。古代人如果当不了官或者官场不得志，大多会选择隐居世外桃源，从此不问政事。现代人为了当官或者官场不得志时，往往会不择手段，使出浑身本领，为自己的仕途杀出一条血路。中国人喜欢当官简直到了痴迷的地步，就拿最小的村官来说，每逢村长海选时，许多人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上蹿下跳的，挨家挨户送烟、送钱，忙过不停。只要能让他当上村长，什么条件都答应，管村民叫爹叫娘都行。村长如此，行政体制内的官员就更不应说了，这些年，与跑官卖官有关的腐败案件频频曝光，手段五花八门，丑态百出。为了当官，送烟送钱早已过时了，送古董字画也没有新意了，有的人为了当官，一咬牙，来点新意的，干脆送女人得了，有的人忍痛将自己的情人送出去，更绝的是，有的人连自己的老婆也送。他们深知“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的道理，心里暗暗下定决心，等自己当上官，一定要加倍补偿回来。令我没想到的是，过去两袖清风、一身傲气的教师们现在也成了官迷了，而且痴迷程度丝毫不亚于政府官员们。放眼望去，偌大的校园已容不下一静的书桌。承担教书育人职责的教师们，不再是“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先生了，一个个变得圆滑世故。现在的中小学校，官僚风气盛行，一所规模再小的学校也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机构齐全，什么长、什么主任头衔的都是一大堆。更可怕的是，对官员的崇拜风气已影响到我们的学生身上，有报道说，每到一开学，班干部开始“大换血”之际，不少学生家长都会找到老师，“用尽办法”想在新学期里给孩子谋个“一官半职”，甚至还上演出了不少替孩子“跑官”、“买官”的闹剧。中国人为什么如此喜欢当官？当然当官肯定有不为人知的妙处，局外人也许还体会不到其中的奥妙，还是让我们来听一听官场中人的肺腑之言。著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于建嵘教授前几天在他的微博上公布了他的一个身居要职的同学的心里话。微博原文如下：有一个任省级官员的同学，一次与我谈心里话说：兄弟，你总批评我们这些当官的拼命往上冲。这是因为你没有当过官，不知道当官的感觉。那种感觉真的很让人非常受用，就是不贪污受贿，那种前呼后拥，指点江山，有什么事给个眼色就有人办等等官威，也让人感到此生没有白过。而官越大，这种感觉就会越明显。听到这位省级官员的肺腑之言之后，我的第一感觉，此君所言堪称经典，如果不是长期浸淫在官场中的人士，是绝对说不出如此精准的话。中国人为什么喜欢当官？我想，上面这位省级官员的肺腑之言就是最好的答案。有种说法是，外国一流人才都去经商，中国一流人才都从政，所谓学而优则仕。中国人为什么愿意从政，因为权力高度集中，虽然权力本身不创造财富，但权力可以直接参与资源与财富的分配。部级干部的阳光月薪尚且只有一万元，而其直接或间接管理的老板，身价动辄上亿，要说干部心中没有一点不平衡，显然不客观。某些人从政之初，也曾意气风发，但是受到官场规则日积月累的同化，面对各种诱惑一波又一波的袭来，要么变成老油条，要么堕落成腐败分子。中国官员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在主观与客观上缺少，许多人除了做官什么都不会。反观西方国家，公务员与政治家首先是两个序列。公务员更多是负责事务性工作，公务员职业并未附加太多的权力性。而政治家多由选举产生，而且往往具有律师、教授（不像中国的某些官员文凭）、企业家等职业背景。西方的政治家要么财大气粗，从政本身是为了“换种活法”；要么受到严格的制度、舆论、以及反对派监督，因而腐败难度较高。任期届满，还可以干老本行，回大学教书、四处演讲赚外快、到大公司任职者不胜枚举。所以，预防腐败同样需要从权力集中度入手，破力搞定一切。如果权力没有那么大吸引力与特权优势，某些人也不会觊觎。觊觎的少了，腐败也会相应减少。绝大多数中国人自古以来都非常喜欢做官，所以就有了古训：“学而优则仕”。即使学而不优的，反而更加喜欢做官，比如买官的，行贿做官的等等，因而有了“当官靠后台，发财靠乱来”的说法。依靠关系做官的，因而有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说法。即便是当今时代的中国也一样，每年数百万人去考公务员的一个最主要的动机，就是以公务员做为当官的跳板。中国人为什么那么喜欢做官呢？除了传统的官本位思想外，还有一下一些原因：1、生活有保障。只要当了官，就可以保障自己的生活。自古以来，饿死、冻死、热死的都是小百姓，几乎没有见到过当官的。2、当官为了替百姓做事。这种事也很多，使我们国家的脊梁，民族的魂。这种人都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人民鞠躬尽瘁，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不过，现在这样的人太少了。更多的人是说得多，做得少，白天是人，晚上是鬼。3、做官可以不劳而获。古语云：“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书中自有颜如玉。”因而古代人拼命读书，目的就是颜如玉和。当今也一样，只不过不说而已，大家都心知肚明。有些官员不劳而获的思想，比起古代的贪官更甚。4、做官可以轻易获得票子、位子、房子、女子（男子）。“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某贪官曾经大言不惭的这样讲。当官可以位高权重，可以获得数套房子；而不当官你就无立锥之地。当官还可以满足自己的私欲，所以就不难理解现在的官，贪钱、色、位子的普遍现象了。5、做官在别人面前，特别是在普通老百姓面前，还有一种很强的优越感。当官的总感觉自己高高在上，高人一等。小百姓算个啥，小百姓都必须服从或者听从当官的指挥和要求。所以有了“我有人……”“我舅舅……” “我是处长......”。6、做官可以从支配别人、支配资源财富，从压迫别人中获得快感。某贪官曾说：“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我想整谁就整谁，纳税人的钱爱怎样花就怎样花，想挥霍就挥霍，想施舍你就施舍你。如施舍你尊严，施舍你体面劳动，逢年过节给你送点粮食、钱等等。7、当官是中国富贵观念的体现。有钱必定要有权有地位，有钱没权没地位，你的钱很快就消失；有权有地位，想要啥有啥。这就不难想象，为什么现在很多有钱人甚至是黑社会，也要花钱买官、进人大政协了。所以中国人的门联都喜欢有“富贵双全”的字样。8、当官不需要任何技能。在中国，当官可以说不需要任何技能，因为有很多很多的秘书、随从、副手甚至是其他喽为你把事情想好做好，不用你去担多大心思，负多大责任。所以，一岁的就可以领工资，弱智儿子可以当法官。当然，你要保住官位、想高升，就得懂得玩弄权术，懂得厚黑学等。9、当官是为了做贼，窃取大量财富留给后代。当官可以窃取国家和人民利益，可以为了利益出卖祖国和人民，窃取利益留给后代……当官好处多，今天我来说：一：当官的能够使全家族荣耀。经常有这样的话，谁谁是什么书记的亲戚，市长的亲戚，自然有人主动的安排一切了。这就是一人当官全家族都光荣。二：当官待遇高。一旦不小心当上官，待遇就上来了。居住的房子，使用的小汽车，秘书，副秘书长，一切有人侍奉，不用自己动手了。三：当官的溜须拍马的人多。当官以后前呼后拥的人多起来，溜须拍马说赞美话的人多起来，谁不喜欢听好话呢？四：当官的有决定权。当官的说什么是什么，只有上级的官敢于评论，其他人必须服从，对与不对都必须听，否则就容易下岗。五：当官的一切活动免费。无论做什么基本上是免费的。甚至找小姐按摩也公费报销。工资基本不动。六：当官的吸引异性。如果是男官漂亮女人喜欢，可以从中选择情人。如果是女官男人是喜欢，可以从中选择美男子作为自己的秘书情人。这是中国官场的通病。当官的没有几个情人已经属于不正常了。七：当官的能够首先富裕起来。谁当官谁就可以尽快成为有钱人，这个钱来自哪里？收入的合法吗？只要不被查出来就是合法的，只要不被暴露就是合法的，依靠工资富裕的人能有几个？八：当官的吃睡香甜好梦连连。因为当上官以后一切都不用自己去安排，一切有人做，所以操心事情少了，吃睡香甜好梦连连。当老百姓行吗？今天想孩子上学的事，明天想去医院没钱的事，不一样。九：当官的只要在上级官员面前表现就可以，其他完全是表面文章。因为上级领导决定他能否当官。十：当官的经常上电视报纸。经常在电视里，报纸上看到当官的做报告，节日了去贫困经验家庭里访问。有名望。总之在中国当官比在任何国家当官都好，舆论领域只能报道官员的好的方面，没有被查出来，公开的事情电视，报纸一律禁止监督。群众议论没人理会，没有任何作用。在外国就不行了。一个国家的总理在宴会上摸了一个女明星的大腿，第二天报纸上发表了照片，怎么样，下次你还敢吗？美国总统克林顿搞情人，不要等待谁来调查，报纸记者全部给宣传了，在中国这样的记者必须被打倒。所以在中国当官真正是好。在中国当官就意味着可以拥有一切，优先占有社会资源，什么金钱、地位、美女等等都可以享有，当官要付出的成本、代价和风险都很低，可谓是个一本万利的好行当，你说谁不想当官呢？就是傻子也想当啊。中国人要说不想当官，看来确实很难！每一次点赞都是对我们最大的肯定！您的每一次分享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专注于服务新媒体、财经探索、政策解读及传播行业真相，讨论金融行业需求痛点项目对接，合作共赢按住二维码识别关注把握前沿金讯点击“阅读原文，关注更多资讯!《中国人为什么喜欢当官?》 精选二原标题：【原创】“权力—财产权”体系的路径依赖与“长普京时代”俄罗斯经济的发展前景杨成华东师范大学 俄罗斯研究中心【内容提要】俄罗斯最近20多年来的经济转型实践已经表明，俄的交换机制确实与理想的规范市场经济有很大不同。这在很大程度上应上溯至自伊凡三世依赖所引入的“权力-财产权”体系，即权力占有等同于财产，而财产变成权力占有的部分功能。这一体系在很长时间内被俄民众视为社会的自然状态。普京当政以来之所以能推动俄经济出现较为快速的增长，主要原因是摒弃了叶利钦时代对权力和财产分离的西方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的“制度移植”，重新回归以国家作用主导为核心的“权力-财产权”体系并使之得到加强。普京赢得2012年总统选举意味着一个自2000年开始并将至少延续至2018年的“长普京时代”仍处于历史进程中。但正是“权力-财产权”体系的日益固化使普京政权面临着新的挑战，俄经济现代化的前景仍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关键词】俄罗斯 “长普京时代” 东方影响 权力-财产权 路径依赖导 言对所有的国家、政权和置身于其中的具体行为体而言，正式的制度安排无疑都至关重要。这首先是因为制度在设计、引入、运行乃至中断的过程中无不包含了围绕制度控制权而展开的博弈。正是基于透过制度可以理解个体与结构之间的互动，自上个世纪初以来政治科学和社会学等学科均高度重视以制度为核心概念的研究。二战结束后，美国学界形成的祛除价值并以个人为核心的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一度主导了多个学科的研究议程。近年来源于对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反思而兴起的“新制度主义”在国际学术界影响日盛，其基本出发点就是考察制度设计与演变实践对参与者及社会整体所带来的后果。“新制度主义”迄今仍未发展成熟，但已分化出纷繁复杂的众多理论流派，其中包括强调价值和规范在组织和制度中的核心地位的“规范制度主义”、以经济学为中心强调均衡分析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经验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利益代表制度主义”、“话语制度主义”、“国际制度主义”等。在上述理论中，论述最多、应用范围最广的当属“历史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理论和其它新制度主义流派的共性在于都承认准则和规范对制度运作的作用，其本质特征则在于假设初始行动和政策演变的缓慢累积过程必然对观念、准则、规则和其它制度变量的形成和巩固产生不可小视的作用。该理论同时认为，制度形成历史上出现的重大事件的先后顺序与不同组合方式也可能会对制度变量发挥重要影响，而且主要行为者的偏好并非既定的，而是随情境不同而有所区别。“历史制度主义”研究中最常见的是一种宏观历史研究方法——“路径依赖”理论——备受各国学者的关注和支持。该方法分析的基本出发点在于任何基于最初的历史情境而作出的政策/制度选择以及随后由其衍生的制度化承诺将左右未来之决策。这意味着一旦走上某一种路径，除非出现某种强大力量对其进行干涉并迫其偏离固有走向而实现制度变迁，否则将沿着原有的路径一直持续演变下去。本文正是在“历史制度主义”的框架内进行研究的，旨在考察俄罗斯的经济产权制度的“路径依赖”及其对普京治下的俄罗斯经济的现实和潜在影响。而问题的原点则在于国内外学术界围绕普京执政以来的俄罗斯经济模式、经济表现及其发展前景的激烈争论。实际上，自普京2000年于国家危难之际出任俄罗斯总统之后，这种争论就始终没有停止过。各方围绕“国家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集权主义的市场经济”等范式争执不休。索罗斯等西方学者、里亚博夫等俄学者和陆南泉、潘德礼、许志新等中国学者倾向于认为俄在走一条“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叶利钦从根本上动摇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普京则在经济上强化国家的监控调度作用；俄经济转型日益呈现出与新自由主义路径相异的方向。俄著名学者西蒙尼亚等认为，俄在精英转换的情况下并未根本上改变经济发展模式，仍然是一种“官僚资本主义”。努尔耶夫、米洛夫等俄学者和西方学术界普遍认为，俄政商关系模式出现了越来越有利于强国家的态势。胡键等认为，俄经济模式的自由主义取向并未随着国家调控作用增强而发生实质变化，普京治下的俄经济是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的混合模式。至于俄罗斯经济的表现和发展前景，我们可以发现媒体镜像中和国际学术上似乎存在着两个截然不同的“俄罗斯世界”：一个是正在以强化国家在战略产业领域作用的方式恢复昔日全球经济大国地位的能源、资源超级大国；第二个则是亟需借助于“再工业化”推进经济现代化的尚不发达而又带有帝国野心的腐败国家。毫无疑问，认同普京任内俄国发展获得巨大成功者主要依据是GDP等宏观经济数据，但采用这种方法常常被对立一方攻击为忽视了经济结构调整、人力资源状况等更具长期性的因素。意味深长的是，论争当事者不约而同地将焦点放置在“”、“国有化”、“再私有化”、“再国有化”等问题上，且日益将此与普京政权的合法性联系在一起。而在统一俄罗斯党于2011年11月赢得国家杜马选举后，俄罗斯主要城市发生了前所未有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俄罗斯经济的中长期前景等问题连同一系列政治和社会议题借助推特、脸谱以及俄罗斯本土版本的社交网络从此进入了公共领域。普京于2012年3月以超过60%的高得票率赢得了总统选举，但其选前林林总总的政治承诺也颇受质疑。俄罗斯经济即将在一个全新的政治生态中发展，普京当局能否推进俄罗斯经济现代化的重要目标、能否保障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能否使过往12年来塑造的经济发展模式保持有效性等现实问题越来越受到俄国内外各界的广泛关注。在笔者看来，如果要对俄罗斯未来经济发展前景做出预测，必须关注其基本要素。上述激烈论争的问题实质上都可以归于一个核心命题，即俄罗斯是否拥有一个独特的经济组织形式。若是，那么这种模式如何区别于其他模式？换言之，问题的要害在于俄能否按照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发展本国经济。如果自由市场经济确实不适合俄罗斯国情，俄罗斯必须寻求符合本国特色的发展道路，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俄经济发展的前景可能受到较大的限制？要回答上述问题，显然必须将俄罗斯经济与文明的相互关系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并进行考察。基于此，本文拟从经济活动的核心范畴——“财产权”入手，通过回顾俄罗斯历史上的产权形式，尤其是初始产权结构的引入分析俄经济活动的组织方式与典型市场经济的区别。在下文中，笔者将首先考察长时段视野下俄罗斯经济文化的民族性，再现俄罗斯历史进程中特有的“权力—财产权”体系，然后分析其在苏联时期随着斯大林模式的固化而日益强化的内外成因，接下来将叶利钦时代对自有资本主义的“制度移植”和普京政权竭力推动的“第二次转型”进行对比考察。最后，在构建起俄罗斯经济发展模式的“路径依赖”清晰脉络后，本文将对普京新一任总统任期内俄罗斯经济的发展前景做理论推演。必须强调的是，本文还只是对“路径依赖”的一次尝试，尽管这种观念对我们分析、把握俄罗斯经济大有裨益，但绝不能机械运用，所以文中我们也对至关重要的关键节点进行适当考察。一、长时段视野下俄罗斯经济文化的民族性经济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在历史长河中从事经济生产活动时的偏好方式的慢慢积累并内化为历史记忆的经验性理念，是直接调节和规范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一系列原则、规范和思维方式的集合体。可以说，俄罗斯的经济生活方式选择并塑造了它的文明和意识，而其文明和意识反过来又合理化了它的经济组织特征。一个近乎公认的事实是，俄罗斯经济文化的鲜明特征正在于对物质资源再分配的强烈偏好和路径依赖。这大体上确定了俄国人民历史形成的生产、生活和交往方式，规定了其与西方发展市场经济大相径庭的原初制度状态，从而直接影响着俄发展经济的模式选择空间。从长时段的视角看，俄罗斯经济文化所具备的强烈的民族性明显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一）俄罗斯经济制度形成中的自然环境与地理空间因素像所有国家一样，俄罗斯的经济政治文化首先产生于确保它所存续的自然环境和地缘空间。这绝对是俄罗斯经济文化长期演变并最终形成过程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俄国从偏居一隅的小公国发展成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庞大国家经历了数百年的时间。即便在统一国家形成之前，处于高纬度寒冷地区的俄罗斯人毫无疑问拥有一个幅员辽阔的疆域空间，其内遍布广袤平原、浩瀚森林以及四通八达的河流和运河网络。与这种自然环境和地理空间相匹配却是过低的人口密度。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俄罗斯人主要经济活动的类型，决定了其耕种的特点和国家政体的类型，乃至与相邻民族的关系。从经济角度看，庞大空间配之以较低的人口聚集，固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降低俄罗斯族群内部围绕领土占有而进行血腥的争夺，但同时却使得古代俄国人不得不提高自身的动员程度，一方面集中精力从事劳动密集型的土地开垦和种植，尤其是在夏季极短且气温较低的情况下；另一方面出于在广阔空间背景下应对多个邻国威胁的需要，将经济资源中的相当部分使用在军事和防卫中，以确保对实际占领空间的有效控制。俄罗斯人的经济个性发展从一开始就不得不更多地依傍集体的力量，其后在统一国家形成过程中俄权力体系对经济资源和经济生产的直接控制也由一种最初的偏好逐渐被固化为一种制度。更重要的是，大空间、少人口的关联性配置最终成为了俄罗斯经济制度转型的重要制约。按照现代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见解，人类社会经济增长的动力有赖于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市场的深化与扩展。而根据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的研究，单位领土面积内过低的人口密度将阻碍专业化分工的自我生成和扩展、对所拥有资源的有效利用以及交换机制的发展和劳动所得的提高。换言之，如果说专业化分工将导致个人生产率的提高，促进了信息交换和社会经济的分化，那么，人口密度过低则将使上述进程难以顺利推进。相应地，西方在中世纪迅速扩展的城市化最终促成了社会生活的个人化，而在同时期的俄国，由于城市发展远远滞后，自然经济的过高比重及交换的欠发达进一步锁定了俄罗斯人经济生活组织的集体行动逻辑。 “生存第一”的强大压力迫使俄罗斯人不得不集体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而土地和其他资源的利用更多是通过其数量的增加来保障总量供应，极少是借助于农业技术的合理利用获得必需的效率。这种处于生存危机的“动员型”社会要求其内部具有相当强大的再分配机制，这就塑造了俄罗斯历史上强大的基于再分配原则达到互惠的村社传统。这样一来，交换变成了一种对等行为，集体主义演化为俄罗斯精神的重要因素。由于获取村社内部的帮助同时意味着受助者必须在施助者有相应需求时同样伸以援手，村社的“束缚—保护”综合体功能作为基本法则慢慢内化为俄罗斯人的自然逻辑，即单个的人不是一个独立的行为体，而是某个集体的一部分，每个人在共同体中均有不容竞争也不可改变的位置。因此，从作为基层单位的村社到整个俄国社会，个性和个性自由始终缺乏社会土壤和市场。这种传统对俄国经济文化中“重集体、轻自我”的性格养成有着难以忽略的影响。（二）东正教背景下俄国式经济理性的形成：利润优先VS.公平优先俄罗斯此后的发展与统一国家的形成及皈依东正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俄国的东正教传统及其潜能看来比目前俄罗斯东正教会实际拥有的政治地位及影响要深远广泛得多。这其中包括了东正教对俄国经济文化的影响。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卓越地考察了16世纪宗教改革以后的基督教新教的宗教伦理与现代资本主义的亲和关系，认为它是18世纪以来在欧洲文明中占主导地位的理性主义精神发展的结果。在这样一种体系中，依靠勤勉、刻苦、利用健全的会计制度和精心盘算，把资本投入生产和流通过程，从而获取的利润，这就构成了一个经济合理性的观念并蔓延至社会的其它领域，从而形成了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精神气质或社会心态——“资本主义精神”。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是与新教伦理分不开的。其逻辑是：新教加尔文教派所信奉的“预定论”认为，上帝所要救赎的只是其中的“选民”，谁将得到救赎或被弃绝都是上帝预先确定了的，个人的行为对此无能为力。这就在新教徒的内心深处产生了强烈的紧张和焦虑。教徒只能以世俗职业上的成就来确定上帝对自己的恩宠并以此证明上帝的存在。于是，“预定论”的宗教伦理就导致了勤勉刻苦，把创造财富视为一桩严肃事业的“资本主义精神”。借用韦伯的分析框架，我们可以发现，东正教赋予了俄罗斯人另外一种迥然不同的经济理性。东正教传统上视劳动为对人之罪的惩罚，而非一种愉悦的必要和奉献。宗教的苦修主义倾向由此成为一种伦理，换言之，“仿效基督的贫穷、温顺和爱，认为这才是得救的道路”。类似的这些因素导致了俄罗斯人对于财富积累和财产拥有的消极立场，塑造了他们从心底里贫穷和朴实无华的社会模式的积极向往。这样一来，俄罗斯农民的生存需求和东正教教义的相结合造就了俄国人特有的“求贫”文化，他们常以鄙视的态度看待经商者，认为财富是腐蚀人类灵魂的东西，富人都是恶棍，经商不过是“贪婪的犹太人的营生”。同时，俄罗斯人更能接受生产和经营活动的失败，救济穷人成为了东正教徒的应尽义务。换言之，东正教的引入进一步巩固了俄国村社的再分配传统，此时的手段变成了善良、舍己、友善、温顺、忍耐。人在此情况下更大程度上是作为再分配的经历者而非其主体出现的。俄国著名哲学家别尔嘉耶夫（N. Berdyayev）在剖析俄罗斯民族性时曾明确指出了根植于东正教教义之中的女性崇拜。在他看来，俄罗斯的宗教信仰是女性的宗教信仰，是集体温暖中的宗教信仰，而这种温暖却被体验为一种神秘的温暖，这样的宗教信仰拒绝男性的、积极的精神之路。换言之，俄罗斯民族天性决定了其生产活动具有明显的属于消极特征，好比一名温顺的女性总是将希望寄在她的未婚夫或是丈夫或是其主宰者身上。这种特殊的“宿命论”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俄国历史上乃至当代俄罗斯人民族性格中对成功的追求指标明显比西方国家低，相反，和不工作相关联的一些价值观远比西方国家高。所以，在成功、自由等重要的经济价值观方面俄罗斯人与西方国家民众的世界观有着明显的差异。西方文化中成功一般都要归功于个人努力，而在俄罗斯文化中则往往追溯到天赐鸿运（везения）。 而俄罗斯和西方对于自由主体的认知也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路径：西方的自由意味着独立和责任，而在俄罗斯文化中这一概念如果同个人联系在一起往往导致法律虚无主义，往往等同于无政府主义，等同于为所欲为。相反，俄罗斯人很多时候认为自由的概念只与集体有关。换言之，对个人来说，自由就是对集体的服从，只有把个人溶于集体中才能获得最大的自由。更为重要的是，相较于新教伦理，东正教的“选民”观包含了上帝规定其子民必须互爱互信的意思，包含了上帝选民是一个整体、负有同一个使命的深刻内核，引申出俄罗斯人之间具有共同事业和使命的世俗关系并进一步衍生出俄罗斯人日常经济活动的伦理性征。也就是说，在上述“选民”观的支配下，“经济”概念在俄罗斯首先是作为一个重要的精神—道德范畴出现的。准确地讲，俄罗斯劳作和经济动机的独特性在于其道德形式的优先性，在于对公平/平均主义的诉求。俄罗斯人认为这才是保证创造物质财富的劳动之正面意义。由俄罗斯学者普拉东诺夫编纂整理的一部文献集显示，十八世纪之前俄国始终不存在学科意义上的经济学文献，经济活动通常被理解为“主持家政/ 家务”，是指保证全家人一年劳动收获和财富的经济活动，它首先是一个精神道德范畴，然后才是经济学行为，是俄罗斯经济模式中进行自我调节的一个重要伦理概念，其要义在于获取合乎伦理道德规范的财富，并且获取财富的欲望必须受到节制。这个概念创造出了俄罗斯农民、商人、贵族甚至大公关于劳动生活的真正理念——它要求所有的人，无论是主人还是仆人，都应该不停地劳作，力求建立一种靠劳动来调节人与人之间的良好关系，使劳动成为整个精神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此一来，俄罗斯经济文化的主要特征就在于其价值理性和平均主义取向，以及不同于西方的。在这种传统价值观的支配下，作为个体的人不是倾向于创造更多财富，而是按照习惯的方式生活。在遭遇困境之际，俄罗斯人不是去想方设法扩大可支配的物质财富，而是通过减少需求的方式来消解。韦伯的论断已经在现当代俄罗斯经济的实证研究中获得了验证：根据年《田地》杂志表明：俄国文化阶层普遍不接受资本主义的价值观，所有的非商业阶层都瞧不起工商业“富豪”。俄国的工商业家从来没有获得与其在经济领域相衬的地位与荣誉，所被媒体标榜的“正面人物”无一例外的是没有个人主义思想的人。而在上个世纪90年代俄罗斯人面临急剧转型带来的种种困难时并非积极地融入市场经济的大潮，相反更多地倾向于逃离。可见，反商人、反市场、反利润的的价值取向在俄仍然占有相当的地位。二、俄罗斯“权力—财产权”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一）“权力—财产权”概念及相关文献长期以来，俄国内外学术界曾一直争论俄罗斯与西方（欧洲）其他国家在历史发展上的差异性。围绕这一核心问题衍生出两个学术派系：其一以美国著名学者派普斯（Richard Pipes）为代表，强调俄罗斯自身发展的“延续性”，认为俄罗斯演化出了任何国家或体系都无法与之相比的历史独特性。其二则是以马里亚（Martin Malia）为代表，认为自彼得大帝改革开始直至1917年十月革命，俄罗斯与欧洲其他国家始终秉持着同一发展路径，只是落后了50年。而布尔什维克的统治是导致俄罗斯偏离其向着欧洲前进的轨道的重大干扰。而通过上述长时段的分析，笔者倾向于认为，从历史的观点来看，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确实有着诸多根本性的区别，尤其是在经济产权的制度安排方面。如果说西方市场经济的基础是基于私有制和买—卖原则的市场交换机制，俄罗斯经济的组织和运则行更多依赖于公有制和缴纳—分配制度。换言之，俄罗斯体制中统治权和财产权未能区分开来，权力（占有）等同与财产，而财产变成了权力（占有）的应有功能。这种独特的经济文化系统最早是在对东方专制主义和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批评中获得关注的。苏联学者瓦西里耶夫1982年将此命名为“权力—财产权”（власть-собственность）。按照这位学者的观点，古代和的西方与传统的东方的差别意义在于：在东方，国家和发达的行政管理机构的形成要早于私有财产的出现。因此，这一被权力有意识阉割的财产形态和与之密切相关的市场-私人财产关系在这里成为某种次要的和受制于权力和行政机构关系的东西。这种制约性还表现在统治者及其建立的管理机构严格控制所有的属下，不管他们的财产状况如何。此外，与政权机构没有关系的臣民（私人财产拥有者）越富裕，他所处的生存状态就越不理想。他既没有特权和保障，也得不到法律的保护。管理机构把当作自己的私产，不加掩饰地为所欲为。用由我提出的“权力-财产权”概念来表述的现象的本质就在于此。在西方学者中，派普斯最早有意识地将财产权视为研究俄罗斯政治史的逻辑起点，将苏联时代达到巅峰状态的全能主义上溯至俄罗斯历史上长期实行的“家长式专制”的治理体制。甚至专门比较了俄国与西方国家历史上的财产权观念的演变过程。冯绍教授参照了派普斯研究的成果回溯了“私人所有权”引入俄国的历史并描述了苏联时期整个制度以及制度内其他要素对其绝对排斥的状态，将此视为苏联解体的诱因之一。各种材料已经表明，在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晚期，有关产权及其效率的讨论最终通过对列宁、布哈林、斯托雷平等人的经济思想讨论完成了抛弃“计划”、奔向“市场”的转变。苏联解体后，叶利钦主导了俄罗斯转型期的制度设计，但通过“休克疗法”实现由指令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过程非常艰难，出现了“种瓜得豆”的结果。在研究这一困境的过程中，俄罗斯学者重新发现了瓦西里耶夫归入东方的“权力-财产权”现象，将此覆盖莫斯科公国-沙俄帝国大部分历史的财产权形式的存续延长至苏联时期乃至当代俄罗斯的转型阶段。普京执政后大力推动国家能力建设，赋予官僚体系更多地介入国有及国家控股企业的管理，进一步引发了俄罗斯经济文化的讨论。其核心命题正在于“权力-所有制”体系能否提供可持续的增长来源。（二）十月革命之前的俄国“权力—财产权”体系根据爱·萨·库尔平-古拜杜林的研究，“权力—财产权”作为一种制度原则始于伊凡三世时期。此前，俄国经济的发展呈现出独特的民族性，但依然没有成为一种固化的产权安排体系。自伊凡三世起，俄国当权者不仅将森林里的自由农民们的土地收归国有，还开始了对宗教和世俗领主的土地实行缓慢的国有化。伊凡三世巧妙地把地方领主们安排到中部地区，为他们提供田庄，首先是他自己领地里的田庄。而在领主们原先的地方则“安顿”莫斯科大贵族和“大贵族的孩子”。定期重新分配土地资源、将其作为国家预算来利用的做法逐步变成了莫斯科公国的主要功能之一。到1497年时，俄罗斯历史上第一个法律上的国有化现象出现了。伊凡三世通过制定法典明确规定，所有的土地为大公的财产，也就是国家财产。从那时起，大公的所有臣民在法律上都不是土地的拥有者，而只是临时的“持有人”，即使是世袭领地也一样，尽管这样的土地自古以来就属于领主的祖先。就像当时所说的，所有的土地都应该为国家“服务”。 伊凡三世以此将被瓦西里耶夫称为“权力-财产权”原则的东西引入了俄罗斯生活的理论和实践。这样一来，俄国统治者开始获得更为强大的政治控制力，使得俄作为统一国家的巩固以及随后对外扩张拥有了经济上的可能。中央集权开始不断地调整特权阶层之间的征税权，领主们的土地“持有权”也被经常调来换去。换言之，随着“权力—财产权”体系的引入，再分配的原则不再是一种经济伦理，不再是一种基于特定自然环境因素而形成的偏好，而是变成了切切实实地正式制度。从此时起，国家/官僚/行政系统对于经济要素和经济发展本身的支配已经在所难免。俄国最高统治者开始将“权力—财产权”体系不断扩展，东正教会的资产和经济来源日益受控，政府对经济的监管程度逐渐加大，私人财产权的空间日渐萎缩。这一进程从伊凡雷帝执政时期起获得了广泛的发展。从那时起，在俄国历史上，所有者没有任何特权和保障，也不受法律的保护，以至于在某些历史阶段，俄罗斯民众几乎下意识地里普遍相信，“权力-财产权”是社会的自然状态。在“权力—财产权”体系之中，俄国统治阶级的所得取决于其在执行权力金字塔中所处的位置。显然，在这一权力体系中，与沙皇关系越是亲近，将会获得越多的红利。国家的强势，私人所有权的弱势为政府官员对于经济管理的介入和从中捞取正式和非正式的好处奠定了基础。这一体系的鲜明特征就在于，国家权力的强弱对“权力—财产权”体系的稳固与否构成了直接的正相关关系，即私人财产权的重新大行其道往往发生在中央权威由于内部或外部威胁而遭到显著削弱之际，而国家对私人财产权的蚕食则通常归因于中央集权的强化。这在实际上形成了俄国发展的钟摆式循环。比如，俄国人在将波兰人驱逐出莫斯科之后建立罗曼诺夫王朝时期，“权力—财产权”和私人财产权的历史之秤摆动的指针转向了肯定“权力-财产权”的一方。“权力-财产权”体系在彼得大帝改革进程中获得了最大的表达。他下令在全国各地建立名义上属于私人企业的手工工场，但法律上的所有者还是国家。而且，工场的绝大部分产品由国家支配，价格由国家强制规定，工场主也无权买卖所使用的农奴和在工场之外使用其劳动。概而言之，彼得大帝在其改革过程中将“权力—财产权”体系对于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员性力量发挥到了极致，使得俄国经济自此获得了快速发展，成为欧洲不可小觑的政治力量并一度主导欧洲政治和安全事务。但随后，俄国精英们开始不断怀疑“权力-财产权”体系的有效性，怀疑国家是否有能力抵御来自日益强大的欧洲的影响。1861年取消农奴制促进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市场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与此同时，俄的国有经济也得到了平行发展，行政机关在国家经济管理中作用巨大。最关键的是，转向欧洲价值体系的尝试导致了一场重大危机。其最突出的表现包括了1890年代开始的饥荒、日俄战争中的军事失利、1905年至1907年的革命以及斯托雷平改革的负面社会后果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生。因此，推进私人所有权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秩序自我扩张的尝试最终未能在俄国执政精英与普罗大众的认知和实践中得到巩固。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成功通过十月革命夺取了政权，建立起苏维埃制度。（三）十月革命至苏联解体前的“权力—财产权”体系“权力—财产权”体系在苏联建立后并没有自然消亡，而是以另外一种形式重新获得了对俄国历史进程具有穿透性的发展动力。布尔什维克推动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实践从根本上否定私有财产权对于经济发展的积极促进作用，而是致力于建立起一个基于公有制的新社会。尽管在面临强大的外部威胁和国内严峻的形势下，列宁主导实施了“新经济政策”，允许部分私人所有权的发展。问题在于，“新经济政策”很快让位于斯大林主导的集体化、工业化运动。从20世纪20年代末起，苏联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经济建设，在推进生产资料所有制变革的进程中，选择了计划经济体制，并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下建立了涵盖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高度集中统一的社会管理体制。理想状态下的计划经济设想由苏联政府决定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和为谁生产三个核心的经济问题，从而确保高效而又精确地分配所有资源、人力、财力进行各种所有物品生产。在此模式下，国家大部份资源由政府拥有，并且由政府指令来分配资源，而不是由市场价格来决定。这样一来随伴着新的垂直生产体系的建立和运作，苏联官僚队伍实现了自我扩展。与此同时，苏共中央还分为三个阶段构建起完整的物资供应体制，即1957年以前的按照部门供应，1957年到1965年的按照地区供应以及1965年以后全国统一供应。H·普利斯凯维奇的一项研究揭开了这一历史时期的本质，证明了苏共党的“权力—财产权”体系是俄国历史上“权力—财产权”体系的自然延续和现实体现：在“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委婉说法的后面从一开始就隐藏着实质上的党的专政——夺取了国家政权的党，即布尔什维克党——俄共（布），联共（布），苏共。该党使党—国一体，成为国家全部的事实上的所有者……承认对所有者——不仅是管理人员和普通工人的所有者，而且是一般社会成员的所有者——负有责任，是全社会承认所有权合法性的证明……苏联社会对党的责任的领导地位的实际承认，证明在其眼中党-国作为最高所有者的合法性。确实，苏联时期的“权力—所有制”体系结构和沙俄时期的同类体系具有高度的相似性，都是一种等级制垂直权力体系，官员在此体系中按照与高端政治的亲疏远近而执行相应的不同功能，整个经济活动都是按照“缴纳—分配”的原则而非“买—卖”的交换原则进行组织，再分配都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经济功能。而二者最大的不同无非是苏共中央及其政治局取代了沙皇成为了俄国经济生活中说一不二的角色（详见图1、图2）。图2 苏联上个世纪50-80年代的“权力—所有权”体系结构图但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负面作用日益暴露，尤其是在资源配置的效率方面问题越来越大，对苏联经济增长的促进以及社会主义相较于资本主义模式的优越性的彰显均难以为继。1985年，年轻的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并很快启动了改革进程，起点就是“加速战略”，目标则是重启1965年柯西金改革的议程，实际指向的明显是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不合理性”。 很快，柯西金改革已经不能成为戈尔巴乔夫新政的思想动力了，苏联知识界的讨论逐渐重返到苏联早期和沙俄时期的经济思想场域。斯大林模式成为了第一个被批倒、批臭的靶子。列宁及其在晚年推行的“新经济政策”开始被神话，被重新解读为是放弃国家对经济行为体的行政干预的号召，意味着税收、贷款等开始协调经济行为，被视为一种谨慎的、建设性的、具有实际操作性的苏联经济建设的科学立场并固化为一种斯大林模式的对立面。此后，当时的苏联学术共同体开始重新捡起康德拉季耶夫、恰扬诺夫、马卡罗夫等一度被视为“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产权作为一个具有浓厚意识形态背景的问题由此被提上“经济新思维”的研究议程，并在其后深深影响了苏联经济、政治改革议程的设置。慢慢地，斯托雷平改革中获得部分土地资源的自耕农被苏联精英视为最早的租赁者而被赋予了积极进取等正面含义。从1989年底开始，苏联公共领域已形成了一个压倒性的共识：只有过渡到市场经济才能解决苏联面临的经济困难，才能消除整个体制的危机。我们可以看出，在经济困境和政治危机的笼罩之下，苏联晚期的戈尔巴乔夫在很大程度上逐渐被知识界和强大的民意力量所绑架，“市场”以及其背后的“私有财产权”理念最终左右了苏联当时的经济议程设置和政治改革进程，并成为苏联解体过程中的重要因素。有学者指出，尽管“权力—财产权”系统一直到苏联晚期都一如既往地显示其稳定性，但可以说，它突变的先决条件在国内已完全成熟了。（四）后苏联时期的“权力—财产权”体系苏联解体后，叶利钦当局最终选择了“休克疗法”作为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方案，试图借此打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把西方“最先进的”自由市场经体制全面移植到俄罗斯。在这一时期，俄罗斯的产权制度安排呈现出明显的消解“权力—财产权”、扶植私人财产权体系的时代特征。俄罗斯经济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大衰退。从历史比较的角度看，俄罗斯在叶利钦时代的经济衰减在数量上要远远大于二十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处于大危机年代的美国，甚至不亚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对苏联造成的破坏。从1991年至1998年，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43.3%，比较而言，1929年至1933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下降幅度为30.5%；1941年至1945年，处于卫国战争期间并有相当一部分国土被德国占领的苏联的GDP下降幅度只有24%。由于转型目设计是一个排除一切内部和外部因素，包括初始条件的差异、极权体制持续的时间及前期改革的深入程度、历史文化传统与地缘因素等的理想模型，因此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出现一定程度的偏离也很正常。对于俄罗斯而言，叶利钦时代与普京时代的转型既是一个延续的过程，但又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体现出一定的断裂性。从这一意义上讲，普京在产权制度安排上以加强对战略资源和战略性产业的国家干预实现了对“权力—财产权”体系的回归，实质上是对叶利钦时代大力推进私有财产权的某种反动，本质上则是要以产权制度的调整为杠杆从叶利钦时代转型形成的制度陷阱——非效率制度均衡中脱离开来，盘活俄罗斯经济。由于这是一种试图克服稳定的惯性制度环境的努力，因此可以将其视为“第二次转型”过程。笔者认为，作为制度变迁过程的俄罗斯转型，其实质并不是一个为学习西方发达国家而进行的制度移植过程，而应该是一个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民主和市场经济模式的优点，并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的制度创新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对于俄罗斯而言，由于历史上长期奉行动员型发展战略，国家作用历来十分强大，加上后冷战时期的俄罗斯同时进行着以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建设民族国家的三重转型，这意味着势必要发挥政府的作用来弥补转型的“非正常失灵”，从而缓和、减轻制度变迁给整个社会和国家生活带来的摩擦和痛苦。这样一来，从历史的长时段看，普京“第二次转型”过程中的产权制度安排恰恰表明了“权力—财产权”体系具有相当的历史韧性和一定的制度弹性，不会轻易发生原则性突变，移变为另一个权力与财产分离的系统；而有可能通过内部调整，尤其是垂直权力体系的重建，通过监管机构的现代化提高经济产出。三、“权力—财产权”固化背景下的“普京困境”与俄罗斯经济的发展前景普京赢得2012年总统选举意味着一个始于2000年并将至少延续至2018年的“长普京时代”仍处于其发展进程中。而“普京主义”的典型特征正在于其对稳定和秩序的孜孜以求。但这绝不意味这普京当局在未来6年甚至12年中可以高枕无忧地发展经济。事实上， 自2011年杜马选举以来，俄罗斯政治生态已经发生了非同寻常的变化。进入新的政治周期的普京体制可能将至少面临一组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直接挑战：（一）选民结构的代际变化及中产阶级对于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增加普京对于俄罗斯曾经是“稳定”、“秩序”和“发展”的最重要象征符号，在他任内俄罗斯告别了苏联解体以来的混乱，在国内发展和国际事务方面均重新崛起为“受尊重的大国”。这曾经是普京支持率始终居高不下的最关键因素，也是梅德韦杰夫不得不放弃连任的首要考量。普京在过去11年来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其最大的票仓就来自于朝气蓬勃、最有政治参与意愿的年轻一代。2004年普京连任之际，其支持者群体中32% 来自于35岁以下的年轻人。年间俄选民结构已经更新了7%，2008年这一数值攀升至10%，这一年普京的拥趸中，超过40%的年龄在 35岁以下，近40%的年龄段在35-50岁之间。2012年，这种年轻化的趋势还在继续延续。而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则是苏联解体之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俄罗斯公民。他们不是苏联晚期被改革、公开性、集 会，以及文化多元论弄得神魂颠倒的、在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60年代人”，而具有更实用的一面——可能和全世界的年轻一代有一个共性特征，即更在乎挣钱、升迁等个人发展。但除此之外，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一代俄罗斯人是在新的政治环境中伴随着自由、民主的口号声成长起来的，除了秩序和稳定，他们同样重视个人的自由等民主权利的保障程度。在这个问题上，国内外的媒体和学界都有很大的误读。透过民意调查的细分化结果我们可以看出，俄民众尽管在普京时代，对抽象的民主概念的支持率有所下降，但同时支持体现民主政治利益的具体的“个人自由”，而且其支持率仅次于“公正”，远高于“对国家的认同”。换言之，真实的情境是，普京执政以来尽管大多数俄罗斯民众认为最需要的是“秩序”，而不是“民主”，但俄罗斯人现在丝毫不反对市场经济和民主，只是变得更加务实了。他们认为任何民主体制只有在保障本国公民享受可以接受的生活水平的情况下才是有效的，反对的是抽象的民主，反对的是叶利钦时代给俄罗斯国 家、社会及大众带来创伤的民主。这也反映出俄罗斯历史文化的两重性——国家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在俄罗斯政治生活中都表现得异常突出。对于年轻一代，一个显然的共识在于，经过了全球民主化浪潮洗礼的当代俄罗斯，需要稳定、法律秩序和有效的政府，但并不需要专制。对于他们而言，或许正如苏联晚期那样，重要的不是当局为之做了什么，而是没有做到什么。过去这批年轻人支持普京，首先是因为自身在普京治下找到了合适的社会岗位，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和身份回报。俄一些民调机构2008年前曾进行过广泛的问卷调查，“普京的多数”中间56%的受访者确认满意自己的生活状态，并且对未来充满乐观的期待。而2008年金融风暴的再度袭击，显然给俄罗斯经济本 身及民众的生活带来了破坏性后果，这不可能不影响到选民的政治态度和政治立场——普京体制的合法性显然正在慢慢消融。（二）经济结构调整与优化的长期战略目标与社会性支出持续增加即时目标之间的张力俄罗斯国内外学术界有一个基本共识，尽管1999年后俄罗斯的经济增长是内需而非主导的，但俄仍然是出口矿产资源、进口机器等工业制成品和食品的单一经济模式的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增长受出口大宗商品的国际市场价格和汇率变化的影响较大。换言之，俄罗斯经济最鲜明的特征是其对能源、资源 的强烈依附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对国际市场大宗产品价格波动的脆弱性。可以说，摆在普京政权面前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要摆脱当下的经济模式，遏制陈旧的、原料经济的增长，建立起新的、能够创造先进技术和创新产品的经济模式，并将生产转向人的实际需要。在这一问题上，普京的思路与梅德韦杰夫所致力推动的经济现代化有共通原则与目标，即借助于改革优化经济发展模式，提高经济增长极的多元化，维系本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并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不同的是梅德韦杰夫更强调经济自由，更强调法律保障，强调通过制度构建催生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力和投资积极性。问题在于，重返克里姆林宫的普京所要面对的是一个与、2008年截然不同的选民结构和社会期许。俄民众已经不再满足于“以经济发展换取政治支持”的权力公式，而更多追求自身的政治参与和政治权利。这还是在普京过去四年持续增加社会性支出的情况下发生的。按照普京本人的描述，2008年爆发至今俄用于社会向度的政府支出总量已经上升了50%，占GDP比重也已从21%增加至27%。在此情况下，普京将不得不重构新的社会契约。而目前的种种迹象表明，普京似将延续过往的政治生活逻辑。因此，在此次竞选过程中，普京作出了许多民粹主义的经济承诺（新增社会向度支出将高达1610亿美元，尚不算军事现代化等其他需求），试图以更大的经济表现巩固正在消解的民意支持。不容乐观的是，退休金等社会保障资金的赤字日益严重。如果说2011年尚不足1万亿卢布的话，2012年将上升至1.7万亿卢布左右，占GDP3%。更大的不确定性在于国际市场能源价格的可能走向，因为俄已经将预算价格设定为2012财政年度每桶石油为，而2010年这一数据仅为，2011年调整至。一旦国际大幅下跌，俄将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换言之，俄国内的政治环境意味着普京此次总统任期内势必要拓展更多的财力来源，以确保本人的政治许诺一一兑现。而创新经济的建立、原料依赖型经济的结构调整均不是一蹴而就之事，需要大量的投入和时间。加上普京体制的内部人——那些在“权力—财产权”体系中获得了相应的经济管理角色的精英相较于建设创新经济更加青睐于从出口资源的收入中“寻租”。因此，更大的可能是，在普京新的总统任期内，俄政商关系的基本模式仍将是国家和官僚阶层对经济的深度介入并伴随着一定限度内对私有企业发展的鼓励与支持。这意味着其治下的俄罗斯经济将在“强大国家”的总纲下具体展开，一方面将巩固和强化国家作为国民经济运行的总的游戏规定的执行者和保障人角色，继续全面加强国家对关乎国计民生的战略资源和战略产业的控制乃至垄断；另一方面仍将在保持强有力的中央政治控制下广泛实施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旨在避免野蛮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建构，代之以文明的、建立在法律与平等竞争基础上的有序的市场经济。这一点可以从远东与东西伯利亚国家开发集团的组建提上日程等事件中获得印证。因此，我们可以推测，普京或将强化“权力-所有制”体系，尤其是在能源和资源领域内，以此在最短时间内获取最快的经济增长，确保足够的财政收入来维系政权的合法性，尽管这样会塑造出新的“制度陷阱”，使俄经济多元化的目标更加难以实现。结 语俄罗斯最近20多年来的经济转型实践已经表明，俄的交换机制确实与理想的规范市场经济有很大不同。这在很大程度上应上溯至自伊凡三世依赖所引入的“权力-所有制”体系，即权力占有等同于财产，而财产变成权力占有的部分功能。这一体系在很长时间内被俄民众视为社会的自然状态。普京当政以来之所以能推动俄经济出现较为快速的增长，主要原因是摒弃了叶利钦时代对权力和财产分离的西方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的“制度移植”，重新回归以国家作用主导为核心的“权力-所有制”体系并使之得到加强。普京赢得2012年总统选举意味着一个自2000年开始并将至少延续至2018年的“长普京时代”仍处于历史进程中。但正是“权力-财产权”体系的日益固化使普京政权面临着新的挑战，陷入了以下悖论：一方面，俄要实现经济现代化，尤其是创新经济的发展需要更多的资金支持，暂时只能从能源经济收中支取，这意味着进一步加重了对能源资源依附性经济模式的依赖；另一方面，普京当局需要支付更多的社会性支出以换取政治支持，巩固政权的合法性，同样需要开拓更多的收入源。在创新经济建设和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目标短期内难以实现，不足以提供足够资金流的情况下，将会采用进一步巩固“权力—财产权”的方式获取能源红利，这同样会使俄难以摆脱资源依附型经济模式的窠臼。总之，如果俄不能克服重用“权力—所有制”体系的冲动，俄经济面临的挑战将有可能进一步增加，普京当局的体制安全问题在“长普京时代”的后期将日益凸显。参考文献(1) Anders Aslund.1995.How Russia Became a market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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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scow.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中国人为什么喜欢当官?》 精选三六一儿童节显然跟我们没关系，不过小编还是要祝的蜂迷们节日快乐！但既然是六一，还是说说孩子儿童那些事儿，毕竟你未来肯定会有孩子或你已经有孩子了。哈佛大学近日研究发现：小孩做不做家务将影响他今后的人生。所以他们在家庭中应该负起的责任是很重要的，而承担家务则是最好的方式。哈佛大学学者曾经做过一项调查研究，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爱干家务的孩子和不爱干家务的孩子，成年之后的就业率为15∶1，犯罪率是1∶10。爱干家务的孩子，离婚率低，心理疾病患病率也低。另有专家指出，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家务劳动与孩子的动作技能、认知能力的发展以及责任感的培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美国，孩子不论年龄大小，都是重要的家庭成员，所以告诉孩子他们在家庭中应该负起的责任是很重要的，而承担家务则是最好的方式。不同年龄的孩子可以做哪些家务劳动？这张美国孩子的家务清单或许可以借鉴一下：9-24个月：可以给孩子一些简单易行的指示，比如让宝宝自己把脏的尿布扔到垃圾箱里。2-3岁：可以在家长的指示下把垃圾扔进垃圾箱，或当家长请求帮助时帮忙拿取东西；帮妈妈把衣服挂上衣架；使用马桶；刷牙；浇花（父母给孩子适量的水）；晚上睡前整理自己的玩具。3-4岁：更好地使用马桶；洗手；更仔细地刷牙；认真地浇花；收拾自己的玩具；喂宠物；到大门口取回地上的报纸；睡前帮妈妈铺床，如拿枕头、被子等；饭后自己把盘碗放到厨房水池里；帮助妈妈把叠好的干净衣服放回衣柜；把自己的脏衣服放到装脏衣服的篮子里。4-5岁：不仅要熟练掌握前几个阶段要求的家务，并能独立到信箱里取回信件；自己铺床；准备餐桌（从帮家长拿刀叉开始，慢慢让孩子帮忙摆盘子）；饭后把脏的餐具放回厨房；把洗好烘干的衣服叠好放回衣柜（教给孩子如何正确叠不同的衣服）；自己准备第二天要穿的衣服。5-6岁：不仅要熟练掌握前几个阶段要求的家务，并能帮忙擦桌子；铺床/换床单（从帮妈妈把脏床单拿走，并拿来干净的床单开始）；自己准备第二天去幼儿园要用的书包和要穿的鞋（以及各种第二天上学用的东西）；收拾房间（会把乱放的东西捡起来并放回原处）。6-7岁：不仅要熟练掌握前几个阶段要求的家务，并能在父母的帮助下洗碗盘，能独立打扫自己的房间。7-12岁：不仅要熟练掌握前几个阶段要求的家务，并能做简单的饭；帮忙洗车；吸地擦地；清理洗手间、厕所；扫树叶，扫雪；会用洗衣机和烘干机；把垃圾箱搬到门口街上（有垃圾车来收）。13岁以上：不仅要熟练掌握前几个阶段要求的家务，并能换灯泡；换吸尘器里的垃圾袋；擦玻璃（里外两面）；清理冰箱；清理炉台和烤箱；做饭；列出要买的东西的清单；洗衣服（全过程，包括洗衣、烘干衣物、叠衣以及放回衣柜）；修理草坪。凡是从小就好吃懒做、不爱劳动的人，长大了多不能吃苦，独立自谋能力差，工作成就平平。因此，望子成龙的父母从孩提起就应为孩子创造一种环境和条件，对孩子进行早期劳动训练，让孩子做力所能及的事情，让孩子生成一双勤劳手，使其终身受益。孩子在体验中长大，体验越多，感受越深。凡是孩子能做到的事情，家长尽量不要替他去做。孩子进一步大人退一步，这就叫成长。美国专家谈孩子学做家务你的孩子是否已经到了可以帮你干一些简单的家务事的年龄，应该如何帮助孩子养成帮助做家务的良好习惯，来自美国的早期教育专家为您提供以下建议：如果你曾经有过要求你的孩子收拾桌子或是他的玩具的经历，你就会知道这绝对是一场艰难的战争，一个处于学龄前阶段（3-6岁）儿童的孩子已经开始能够对大人的要求表现出不耐烦和抵制的情绪。这可能会使你感到与其要求他去做还不如自己做来得容易。对父母来说，刚开始时与其说是让孩子帮忙，还不如说是给父母增加负担。但这却是培养孩子养成帮助人的良好习惯的大好时机。四五岁的孩子已经具备了用以完成简单的家务劳动所要求的良好的协调能力、灵敏度和集中力。即使他们不能完全理解父母的意图，对孩子来说家务劳动也是益处多多。父母要充分信任孩子，让他们发挥自信去独立完成某件工作，同时也要帮助孩子理解帮助他人是每个人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尽管孩子们会觉得做一些家务劳动是件有趣的事情，但想让孩子养成良好的习惯却非易事。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渴望被人依赖，所以要求孩子形成做家务的好习惯却非不可能。如何让孩子轻松地、持久地养成这个好习惯，以下几点家长必须注意：? 让孩子感到自己的重要性迎合这阶段孩子渴望被看作大人的需求，告诉他，他的工作对家庭带来很大的帮助，会因此节省出更多的时间，让全家人一起娱乐。? 给孩子提供选择的权利给你的孩子提供一份所有他能够做的家务的清单，让他自己选择其中的一两项工作，这会让他感到，自己拥有选择和控制的权力，从而心甘情愿去做自己选择的工作。? 把任务细致化，并给孩子做示范一个整体的概念（像“把你的房间收拾好”）可能会让孩子困惑并挫败孩子的积极性。把一个任务分拆成数个步骤（把玩具装进玩具箱里，把书放到书架上摆整齐等等），这样他才会理解你的要求。另外，父母应该亲自给孩子做示范，回答他所有的疑问直到他能够独立完成。父母的耐心是非常重要的，即使他忘记了某个步骤也不要批评他，高高兴兴地提醒他直到他记住为止。? 忘记“完美主义”对这个年龄的孩子来说，积极地参与比起结果来说更为重要。如果你的孩子洗的袜子不够干净，擦的桌子不够亮，不要去批评他的工作，批评会挫败孩子的自尊，更会降低他与人合作的意愿。如果某项工作要求每次都必须完成得尽善尽美，那这绝对不是一项适合孩子去做的工作。? 给孩子提供合适的工具不要给孩子一把比他还高的扫帚，给他一个小小的扫帚用来把案板上的面包屑清扫干净。如果你想让她帮你收拾饭桌，那么，让她把吃剩的饭菜帮你拿进厨房就行了。? 给孩子做个好榜样父母千万不要当着孩子抱怨做家务的繁琐和无聊，这会给孩子传达一个信息：做家务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父母应尽量让孩子认识到，帮助大人尽快做完这些事就可以留出更多的时间陪他一起玩。? 不要强迫孩子不要采用强迫的方式，给孩子留一个缓和的过程或一点余地，比如“我可以让你玩十分钟，十分钟一到，你必须立刻去收拾你的书桌。”这样的方式。? 提供奖励表扬和奖励会对孩子养成良好的习惯带来极大的帮助，而另一个有效的策略就是给孩子制定一个合理的计划：把任务的每一步骤绘制一张图表，每当他顺利完成其中的一个步骤，就奖励他一颗小红星。当他顺利地完成整件任务，给他一件他所希望得到的合理的奖励。? 合理安排所有任务对学龄前儿童来说，重复做某件事就会让孩子感到乏味，所以应该不断地变换任务内容，但绝不要打破传统的习惯分工，例如让男孩子拖厨房的地，女孩子就让她去做一些需要细心的工作。? 给孩子发展的空间一旦孩子掌握了之前交给他的工作，就应该给他提出更高的要求，扩大他的工作范围。比如，他已经可以熟练地完成洗衣前的衣服分类工作，那在你的指导下，就应该让他学习如何使用洗衣机了。祝你们和孩子们节日快乐！下载蜂涌APP戳这里↓ ↓ ↓《中国人为什么喜欢当官?》 精选四摘要：新年伊始，彭博的一篇报道把软银帝国的掌舵者孙正义推到了台前。报道称，日本亿万富翁孙正义正在运用和雄厚的簿去改变创业游戏，这种做法也被称作是“强权投资”。报道称，去年早些时候，滴滴出行新年伊始，彭博的一篇报道把软银帝国的掌舵者孙正义推到了台前。报道称，日本亿万富翁孙正义正在运用积极的投资策略和雄厚的支票簿去改变创业游戏，这种做法也被称作是“强权投资”。报道称，去年早些时候，滴滴出行创始人及CEO程维曾试图不接受来自孙正义的投资。程维对孙正义表示，他不需要现金，因为滴滴已经融到了。孙正义说，也行，这样他可能会滴滴的一家竞争对手。程维的态度软化，并接受了投资。去年11月，孙正义再次采用了类似策略。他公开警告Uber称，如果无法达成他想要的交易，那么就会转而支持其竞争对手。结果Uber宣布了的融资，接受了来自软银的资金。孙正义的这种做法有圈内引发争议，舆论认为，孙正义的做法将改变全球创投圈规则。不过，尽管孙正义的投资显得有些强权，但对于企业，孙正义却不谋取强权。孙正义投资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不谋取股权地位特别是参与企业决策的地位，而是纯，即只要投资回报。正是这种不谋求企业控股地位的做法，使得孙正义与马云之间的合作取得空前的成功，伴随着阿里巴巴的成功上市，孙正义因此誉满全球。可以说，这种纯粹的财务投资，正是孙正义成功的秘诀，也是当下一些企业愿意接受孙正义。实际上，孙正义的财务投资是很多人所不能接受的，尤其是对中国的来说更是如此。这也决定了中国的投资圈出不了孙正义这样的。之所以如此，究其原因有这样几点：首先、自古到今，中国都是一个重视权力的国度，对权力的崇拜可以说是刻在国人的骨子里的，不仅在朝庭、在政府机关，人们疯狂地追逐着权力，就是在企业、在乡村、在家族，权力同样让人敬仰。而钱是可以和权力相匹配的东西，甚至可以买到权。至于投资，钱买到的就是股权，持有股权的人是有对应权力的，持有股权越多，对应的权力就越大。而要放弃这个权力，对于国人来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其次、不佳，也是导致中国出不了孙正义的重要原因。虽然孙正义投资阿里巴巴获得了巨大成功，但实际上在孙正义的投资中失败的案例更多。而在当下的投资环境里，企业本身的经营失败是可以接受的，但一些企业不是经营失败了，而是老板了。如国民技术5亿元被卷走，就是由于不参与、不干涉有关单位日常经营的缘故。此外，新三板挂牌公司老板跑路的事情更是屡见不鲜，如果都象孙正义一样只做财务投资，那投资款被别人卷跑了也都不知道。其三、投资者的风投意识不强，也决定了国人中难以产生孙正义。阿里巴巴的成功让人感到羡慕，但回首马云创业之时，同样是得不到国内资金支持的。如果国人的风投意识强一些，那么阿里巴巴成功的果实就是国内风构的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因此，在阿里巴巴的故事中，国人风投意识不强的问题暴露得非常明显。虽然最近几年，国内也成立了不少风投机构，但这些风投基本上是在做关系、做内幕，缺少真正意义上的风投。因为缺少必要的风投意识，所以也就不会去承担必要的，这样也就不会放弃相应的权力而只做财务投资。此外，正是由于风投意识不强的原因，国内有实力的个人在投资中更追求确定性投资，而不是。而没有实力的个人，想进行风险投资也只能是空想，这样就决定了国内的个人投资者很难成为孙正义。而从来说，国有资金面临着追究责任的问题，谁也不敢作主进行风险投资。而的资金同样需要回避可能失败的投资，同样需要有人对失败的投资负责。这就决定了国内的机构投资者也做不了孙正义。所以，对于孙正义，国内的投资圈也只能是议论议论而已，或者羡慕一下罢了，不会有人真想着去做中国的孙正义。版权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百度立场。本文系作者授权百度百家发表，未经许可，不得转载。阅读量：6600《中国人为什么喜欢当官?》 精选五什么时候该给孩子？给孩子多少零花钱？这也是一件很有技巧的事情。给孩子零花钱，一方面要满足孩子的消费需求，另一方面又要培养孩子合理的消费习惯，以及。什么时候给零花钱合适？父母从孩子上学时便可固定给其一些零用钱。最好的给予方式是每周固定时间（如周一）、固定数目，这样可以使孩子做到心中有数。给多少零花钱合适？究竟该给孩子多少零花钱，没有统一标准，家长可根据每个家庭的经济状况而定，也可事前与孩子商量一下，达成一致后再决定。（注意：征求孩子意见时千万不要听“我们班的谁谁谁拿到了多少钱呢”这样的话而盲目做决定。）通常情况是，孩子的年龄越大，给的金额越多，而频次则逐渐减少。例如，上小学的孩子，一星期可分一次或两次给，每次五元、十元；而上中学以后的青少年，可以教导他们先做每个月的预算，包括午餐、车票、娱乐、课外读物等费用，父母再根据预算给孩子适当的零花钱。不要教育孩子“攒钱”金钱不是以积攒为目的，它的最终目的是使用！如果真的要攒钱的话，那也是为了意外发生时急需之用。“以攒钱为目的”的人过的通常是“小气又滑头的贫穷人生”。即使他有钱，但他不知道除了攒钱之外还有哪些花钱之道，所以就只会不断地攒钱。不要让孩子“不劳而获”在西方国家，金钱教育已经被加入到了学校教育的课程计划，孩子们在暑假及年末年初时，会把打工当做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他们把打工赚的钱交给父母，同时从中获得零花钱，可谓一举两得。所以，我们也要让孩子体会到：所谓金钱的回报，是通过劳动而获得的。不要让孩子做家务换零花钱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帮家里做些家务是理所应当的。父母要让孩子明白做家务是他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切不可让孩子产生一种旦凡做事必要有报酬的思想，更不要将做家务与钱划上等号。需要注意，父母与孩子的约定不能随意更改；同时，全家人都需要配合，不能父母执行而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不执行。家长主动、科学给孩子适当的零花钱，孩子就被赋予了自己掌管钱财的权利，他们会特别珍惜来之不易的钱财和权利，有计划地花钱，从而也有利于孩子形成正确的金钱观。本文转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戳原文，下载,注册即送388，投资满额获308元！《中国人为什么喜欢当官?》 精选六喜袋网中国的实践者官网网址：www.xidaiw.com理财热线：400-有很多家长都很怕带着孩子逛商场这件事，一旦孩子在琳琅满目的货架上发现了他眼中的宝贝，撒娇哭闹齐上阵，逼得你不得不去看看价格。啥？这东西这么贵？家长们陷入了头疼的漩涡，要么妥协要么就怒斥一顿孩子。自家孩子，你还有什么办法呢？其实，这其中暴露出的是孩子理财能力的缺失。现在放任不管，等他们长大离家后，面对不断增加的独立和责任，他们又该如何应对？想要培养孩子的理财能力，让哈佛学者来帮你。日常生活中的很多方面都与金钱有关，研究发现，掌握财务管理能力的青少年责任感也会增强。在青春期最后一个阶段，孩子们会体会到前所未有的自由，因为他们马上要离开家独自生活了。在这个阶段，财务管理变得十分困难。另外，孩子们还面临着一些与传统消费观相反的观念。这些观念来自于气势汹涌的市场和经常冲动消费的其他青少年，他们在感受到更多的自由后，思想和出手都变得豪爽，很容易受诱惑而进行超出他们能力范围的消费。这些误导人的想法是不可取的，所以父母最好在青少年成长过程中就锻炼孩子的理财能力。那么，父母具体该怎么做呢？下面提供了一些建议。如何判断你的孩子需要先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你的孩子有一些钱，那他/她会存起来还是花掉呢？倾向于花掉的孩子可能一拿到钱就想马上花掉，来买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东西，不过具体买什么其实不重要。相比之下，倾向于先存着钱的人会先存下来并想象存到一定程度后可以买什么，也许他们在等着钱够多以后买一件比较贵的东西。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倾向于把钱花掉的青少年对冲动消费的控制力较低，渴求瞬间的满足感，更着眼于现在。倾向于存钱的青少年自制力更强，会为未来的各种可能性做打算；这类人有更强的判断能力，能够忍耐并等待迟来的满足感。因此，如果孩子是倾向于先把钱花掉的，家长则有必要教会他养成省钱的习惯。给孩子一些零花钱（小学阶段）父母在孩子上二年级或三年级的时候可以每周给他们一些零花钱，让他们学着管理。举例来说，有的父母教孩子把钱分成三份，分别用来储存、捐款和自己的花销。存钱的目的是让孩子认识到存款的购买力；捐款的意义是让孩子懂得世界上有很多身处困难的人，你的一点点贡献就可以帮到他们；花钱是教给孩子学会分清轻重缓急，决定买只能用一时的东西还是有长远价值的东西。当然，零花钱不包括孩子做家务赚来的钱，家长也不能把孩子的零花钱收走来作为惩罚，这样会影响对孩子理财能力的培养。零花钱是家长用来培养孩子基本理财能力的，所以零花钱不能太多，绝对不能让孩子有钱买到所有想要的东西，否则孩子们无法学会判断取舍。让孩子学会自己赚钱（初中阶段）这个阶段的孩子都还太小，无法在社会上找工作，不过家长可以在家里时不时地提供一些赚钱的机会，帮孩子建立起工作与金钱的联系。这种工作不应包括维持家庭正常运行必须参与的工作，比如常见的家务等。同样，金钱也不应该和孩子的考试成绩联系在一起，否则孩子会因为金钱才去好好学习，而失去了对学习自发的兴趣。9-15岁的孩子可以开始做一些家庭之外的工作，比如给邻居或者朋友提供帮助的工作，包括整理庭院、打扫卫生、照顾宠物或照看小孩子。孩子们能从这样的过程中学到如何为老板工作、履行协议和承担责任，也会懂得赚钱是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的，自己工作赚来的钱体现着个人的价值。同时，赚钱也有利于培养孩子的自尊，他们会明白“我的努力是有价值的”。让孩子开始做兼职（上高中以后）孩子上了高中后便可以找些入门级的兼职工作，这些兼职一般在上学期间和暑期都招人。大多数情况下，这时的兼职工资比孩子们以前赚得要多，所以现在这些收入不仅可以用来社交、娱乐和个人消费，还可以跟父母一起分享。比如，孩子如果有车的话可以自己付油费和部分，也可以进行一些特殊训练或旅行一类的私人体验项目。此时孩子赚的钱可以覆盖自己生活中的一部分花销，所以他们可以学会这种情况下怎么进行财务管理。家庭财务必修课（为毕业离校做准备）孩子进入高中后，家长就该开始考虑他们毕业或离家后将怎样进行财务管理。父母的目标应该是让孩子准备充分，这样他们以后才能更轻松地适应独立的生活。家长面临的相关问题是：在高中这短短的48个月时间里，家长要教给孩子存钱、借钱、做预算、缴账单、理智消费这样的事情吗？那么，家长应该在高中的什么时候开始每个月发给孩子约定好数额的钱，要求他们做好花钱的计划呢？毕竟，承担起管理自身财务的义务并最终学会赚钱是年轻人必须学会也是马上就要面对的问题。很少有父母会对孩子进行家庭财务上的指导训练，至少我见到的不多。这种训练基本上就是让孩子了解家里的账本。最早可以从中学开始。这个学习过程需要全家的支持。经过学习，孩子便可以知道为什么要进行家庭财务管理以及怎么做。比方说，父母可以每月找一个计划重大支出的时机教孩子钱是怎么来的、怎么做计划、怎么花钱、怎么省钱、、怎么借钱、怎么用贷款以及如何偿还债务等等。话不多说趁着喜袋网好礼送不停我要抓紧机会投个标关注《喜袋网公众号》长按上方二维码，选择识别图中二维码”喜袋网（www.xidaiw.com）是一家服务公司，以客户为核心，围绕客户的金融服务需求打造的一个、透明、专业的智能服务体系能有效、全方位地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希望大家多多支持，预期年化率高达14%《中国人为什么喜欢当官?》 精选七【新朋友】点击标题下面蓝色字「」关注。【老朋友】点击手机右上角图标「转发分享」内容。哈佛大学学者曾经做过一项调查研究，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爱干家务的孩子和不爱干家务的孩子，成年之后的就业率为15∶1，犯罪率是1∶10。爱干家务的孩子，离婚率低，心理疾病患病率也低。另有专家指出，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家务劳动与孩子的动作技能、认知能力的发展以及责任感的培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美国，孩子不论年龄大小，都是重要的家庭成员，所以告诉孩子他们在家庭中应该负起的责任是很重要的，而承担家务则是最好的方式。不同年龄的孩子可以做哪些家务劳动？利丝们都好好看看吧！这张美国孩子的家务清单或许可以借鉴一下。▌9-24个月：可以给孩子一些简单易行的指示，比如让宝宝自己把脏的尿布扔到垃圾箱里。▌2-3岁：可以在家长的指示下把垃圾扔进垃圾箱，或当家长请求帮助时帮忙拿取东西；帮妈妈把衣服挂上衣架；使用马桶；刷牙；浇花（父母给孩子适量的水）；晚上睡前整理自己的玩具。▌3-4岁：更好地使用马桶；洗手；更仔细地刷牙；认真地浇花；收拾自己的玩具；喂宠物；到大门口取回地上的报纸；睡前帮妈妈铺床，如拿枕头、被子等；饭后自己把盘碗放到厨房水池里；帮助妈妈把叠好的干净衣服放回衣柜；把自己的脏衣服放到装脏衣服的篮子里。▌4-5岁：不仅要熟练掌握前几个阶段要求的家务，并能独立到信箱里取回信件；自己铺床；准备餐桌（从帮家长拿刀叉开始，慢慢让孩子帮忙摆盘子）；饭后把脏的餐具放回厨房；把洗好烘干的衣服叠好放回衣柜（教给孩子如何正确叠不同的衣服）；自己准备第二天要穿的衣服。▌5-6岁：不仅要熟练掌握前几个阶段要求的家务，并能帮忙擦桌子；铺床/换床单（从帮妈妈把脏床单拿走，并拿来干净的床单开始）；自己准备第二天去幼儿园要用的书包和要穿的鞋（以及各种第二天上学用的东西）；收拾房间（会把乱放的东西捡起来并放回原处）。▌6-7岁：不仅要熟练掌握前几个阶段要求的家务，并能在父母的帮助下洗碗盘，能独立打扫自己的房间。▌7-12岁：不仅要熟练掌握前几个阶段要求的家务，并能做简单的饭；帮忙洗车；吸地擦地；清理洗手间、厕所；扫树叶，扫雪；会用洗衣机和烘干机；把垃圾箱搬到门口街上（有垃圾车来收）。▌13岁以上：不仅要熟练掌握前几个阶段要求的家务，并能换灯泡；换吸尘器里的垃圾袋；擦玻璃（里外两面）；清理冰箱；清理炉台和烤箱；做饭；列出要买的东西的清单；洗衣服（全过程，包括洗衣、烘干衣物、叠衣以及放回衣柜）；修理草坪。凡是从小就好吃懒做、不爱劳动的人，长大了多不能吃苦，独立自谋能力差，工作成就平平。因此，望子成龙的父母从孩提起就应为孩子创造一种环境和条件，对孩子进行早期劳动训练，让孩子做力所能及 的事情，让孩子生成一双勤劳手，使其终身受益。孩子在体验中长大，体验越多，感受越深。凡是孩子能做到的事情，家长尽量不要替他去做。孩子进一步大人退一步，这就叫成长。美国专家谈孩子学做家务你的孩子是否已经到了可以帮你干一些简单的家务事的年龄，应该如何帮助孩子养成帮助做家务的良好习惯，来自美国的早期教育专家为您提供以下建议：如果你曾经有过要求你的孩子收拾桌子或是他的玩具的经历，你就会知道这绝对是一场艰难的战争，一个处于学龄前阶段（3-6岁）儿童的孩子已经开始能够对大人的要求表现出不耐烦和抵制的情绪。这可能会使你感到与其要求他去做还不如自己做来得容易。对父母来说，刚开始时与其说是让孩子帮忙，还不如说是给父母增加负担。但这却是培养孩子养成帮助人的良好习惯的大好时机。四五岁的孩子已经具备了用以完成简单的家务劳动所要求的良好的协调能力、灵敏度和集中力。即使他们不能完全理解父母的意图，对孩子来说也家务劳动是益处多多。父母要充分信任孩子，让他们发挥自信去独立完成某件工作。同时也要帮助孩子理解帮助他人是每个人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尽管孩子们会觉得做一些家务劳动是件有趣的事情，但想让孩子养成良好的习惯却非易事。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渴望被人依赖。所以要求孩子形成作家务的好习惯却非不可能。如何让孩子轻松的，持久地养成这个好习惯，以下几点家长必须注意 ：1、让孩子感到自己的重要性迎合这阶段孩子渴望被看作大人的需求，告诉他，他的工作对家庭带来很大的帮助，会因此节省出更多的时间，让全家人一起娱乐。2、给孩子提供选择的权利给你的孩子提供一份所有他能够做的家务的清单，让他/她自己选择其中的一两项工作，这会让他/她感到，自己拥有选择和控制的权力。从而心甘情愿去做自己选择的工作。3、把任务细致化，并给孩子做示范一个整体的概念（像“把你的房间收拾好”）可能会让孩子困惑并挫败孩子的积极性。把一个任务分拆成数个步骤（把玩具装进玩具箱里，把书放到书架上摆整齐等等），这样他才会确切的理解你的要求。另外，父母应该亲自给孩子做示范，回答他所有的疑问直到他能够独立完成。父母的耐心是非常至关重要的，即使他忘记了某个步骤，不要批评他，高高兴兴地提醒他知道他记住为止。4、忘记“完美主义”对这个年龄孩子来说，积极地参与比起结果来说更为重要。如果你的孩子洗的袜子不够干净，擦的桌子不够亮，不要去批评他的工作，批评会挫败孩子的自尊，更会降低他与人合作的意愿。如果某项工作要求每次都必须完成得尽善尽美，那这绝对不是一项适合孩子去做的工作。5、给孩子提供合适的工具不要给孩子一把比他还高的扫帚，给他一个小小的扫帚用来把案板上的面包屑清扫干净。如果你想让她帮你收拾饭桌，那末，就只让她把吃剩的饭菜帮你拿进厨房就行了。6、给孩子做个好榜样父母千万不要当着孩子抱怨做家务的繁琐和无聊，这会给孩子传达一个信息---做家务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父母应尽量让孩子认识到，帮助大人尽快做完这些事就可以留出更多的时间陪他/她一起玩。7、不要强迫孩子不要采用强迫的方式，给孩子留一个缓和的过程或一点余地。比如“我可以让你玩十分钟，十分钟一到，你必须立刻去收拾你的书桌。”这样的方式。8、提供奖励表扬和奖励会对孩子养成良好的习惯带来极大的帮助，而另一个有效的策略就是给孩子制定一个合理的计划：把他/她所要完成的任务的每一步骤绘制一张图表，每当她顺利完成其中的一个步骤，就奖励她一颗小红星。当他顺利地完成整件任务，奖励他一件他所希望得到的合理的奖励，注意了，不要用金钱和物质奖励。9、合理安排所有任务对学龄前儿童来说，重复做某件事就会让孩子感到乏味。所以应该不断地变换任务内容，但绝不要打破传统的习惯分工，例如让男孩子拖厨房的地，女孩子就让她去做一些需要细心的工作。10、给孩子发展的空间一旦孩子掌握了之前交给他/她的工作，就应该给他/她提出更高的要求，扩大他/她的工作范围。比如，他应经可以熟练的完成洗衣前的衣服分类工作，那在你的指导下，就应该让他学习如何使用洗衣机了。利融网，高效安全的P2P融。50元超低投资门槛，年化收益12%-18%，VIP会员本金100%保障，全程动态监控风险，投资资金第三方严格。精英人士仅凭学历证书即可获得最高20万元快速信用融资，月息低至1%。利融网，易借、好还、理财不难。网址：www.leerw.com，客服热线：《中国人为什么喜欢当官?》 精选八“今年是小狗电器成立18周年，我们以公益发布会的形式，纪念小狗电器这一特殊的生日。”7月19日，小狗电器创始人檀冲在品牌18周年的庆典上表示，“举办这一活动，是对过往18年的总结，也是小狗发展壮大成为互联网电器知名企业的感恩之举，同时也是对未来公益事业的展望与承诺。企业越大、责任越大，肩上沉甸甸的社会责任将会使我们的脚步更稳，未来的方向更明确。”现场，小狗电器正式发布公益项目“尘埃计划”，旨在帮扶贫困青少年完成从小学到高中的12年学业，并引导其树立正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同时，创始人檀冲也宣布，未来“尘埃计划”的捐助数额将与小狗电器产品销售挂钩，每销售一台吸尘器，小狗电器将捐出相应的钱，资助困难学生；此外，未来十年小狗电器及创始人个人预计将捐出两千万以上的资金用于此计划。小狗电器创始人 檀冲中华儿慈会理事长王林，长江商学院教授周春生，中国公益研究院副院长刘冰华，腾讯公益执行秘书长窦瑞刚，总监丁干，正和岛公益联盟王超威，StarVC创始人任泉，10大品牌企业家，100位长江商学院企业家代表，以及来自政府、公益机构、行业协会等爱心人士出席活动，并参与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