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商会会长——卞荫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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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赖新鹏　　　　卞荫昌，字月庭，祖籍江苏武进（今常州）人，1866年出生于天津。是天津著名的富户卞氏家族成员。卞氏家族在天津有深厚的家业基础，居于新“八大家”之首。昔年天津有民谚：“财势大,数卞家,东韩西穆也数他;振德黄,益德王,益照临家长源杨;高台阶,华家门,冰窖胡同李善人。” 卞氏初居鼓楼西塘子胡同，后迁至户部街浙江乡祠南。其天津始祖卞瑛于清初在总兵马见龙幕下任职，康熙时随马见龙由山东移镇天津，后世多在衙门科房中任师爷，为贴补生计，还开过步云斋鞋铺。传至四代卞秉礼，于1803年开设隆顺号，至第六代传人卞树榕时，又将产业继续做大。因卞家是南人北居，水土不服，多易患病，树榕深恐家人患病为庸医所误，遂精习医术，并在旧字号之下于1833年以“济世寿人”的思想开设一药铺，在“隆顺号”后缀以自己之名“榕”，这就是天津至今仍被继承发扬的老字号“隆顺榕”。日后生意逐渐兴隆，又陆续增加茶庄、粮行、票号等其他产业，最后竟执津埠商业之牛耳。　　　　卞荫昌是天津卞氏家族第七代子孙，自幼聪颖好学，性格直爽，深为家族长者所喜爱。在清光绪年间，先后任职于户部、工部、法部，但由于清末社会混乱不堪，并未过多参与公事而在家闲居。　　　　1900年列强侵略中国后，天津疮痍满目，百业凋零，一些天津的大商号纷纷要求成立统一的商业组织，以便处理与官府、洋人及其他各界的事务。1903年4月，天津商务公所成立，卞荫昌叔父卞煜光被清政府委任为会董之职，后因身体欠佳，卞煜光于1905年辞去会董之职。1905年冬，清农工商部令天津商务公所改为天津商务总会，由于卞氏家族为天津商业巨擘，在政界、商界都有很大影响，地方绅商希望能有卞氏家人担任商会要职，1912年5月，时任天津隆聚布铺经理的卞荫昌被天津商会公推为协理，其后不久，新任商会总协理王贤宾因在津企业经营不利而请辞，启泰金店经理叶登榜与卞荫昌被任命为天津商会总协理，1911年辛亥革命后，卞荫昌出任天津商团军团长、天津红十字会执行委员。1913年4月，直隶商务联合会成立，卞荫昌被公推为会长，同年以中国代表团团长名义参加巴拿马博览会，1918年6月，在天津举行的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第三次大会上，卞荫昌被选举为全国商会会长，并当选为众议院议员，又任直隶都统冯国璋的参议顾问。　　　　卞荫昌身在商界，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感，民国初年内忧外患，社会动荡的局面中，天津商会作为天津商界和天津民间团体的代表，在历次维护国权民权的运动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反对强占老西开　　　　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天津后，法国在天津的租界从海河西岸延伸到墙子河，1902年，法国领事馆照会津海关道唐绍仪，提出将墙子河围墙外自海光寺往南到河，南界循河至八里台、佟家楼一带扩展为租界的要求，民间称这一地区为老西开，唐绍仪以此纯属无理要求而未作答复，中国外交部经与法国公使交涉后商定在此事未得妥善解决之前，双方均不得在该地有任何措施。但法国人虽未得到中国官方答复，但实际已开始暗地经营，1913年，法国教会因望海楼地势狭小无发展空间，计划建立新的教堂，主教杜保禄在老西开购得洼地数顷，动工修建教堂，法国工部局以保护为名在这一带设立巡警，而天津警察厅应当地群众要求，也在位于墙子河上的张庄大桥派驻警察巡视，从而形成两国警方对峙之势。1916年，老西开教堂竣工，法国领事馆以修路为名，强行在老西开独山路、营口道和西宁道之间近50亩的三角地带安插法国国旗标志，放置路牌，并派兵把守，赫然表示此地已被划入法国租界。　　　　面对法人步步逼近的局势，天津各界早就有强烈的反应，经天津商会倡导，日，维持国权国土会在天津成立，卞荫昌任会长，此会成立之初就直接申明法人强占老西开一带“似此情形，有损我国国土，凡我人民应负维持义务，以筹保障方法”。并在其后数次上书北洋政府，表明国土一寸不让的鲜明态度。　　　　日，法国租界当局见当时的北洋政府无明确表态，认为其软弱可欺，遂向直隶省发出最后通牒，限中国在四十八小时内割让老西开地区，10月20日，法国领事亲自率领巡捕和法国军警武装占领了该地，并将在中国地界巡视的中国警察非法拘禁。　　　　消息传开后，商民哗然，10月21日，数千各界人士齐集天津商会，卞荫昌向众人报告了法国领事强占老西开的具体经过，时任《益世报》经理的刘俊卿激情演讲：“我国虽未亡，而外国人对待我国如亡国一般，是可忍，孰不可忍也？！与其苟且图存，遗羞于永久，何若舍命力争。” 维持国权国土会副会长，天津水产学校校长孙子文慷慨激昂地表示：“ 今我人民宁愿牺牲性命将该地染红！亦不愿划割外人将地图染成他色”。抗议法国侵略老西开的浪潮很快席卷天津全城。　　　　在组织民众进行维土维权运动的同时，天津商会还多方联系各省市商会和各界人士，呼吁商民“誓与法国停止交易”“泣请全国通报死力抵制法货，以雪国耻，而挽主权。”全国纷纷响应，除了商界之外，各地政府官员、议会、团体等表示支持，直隶督军曹锟也发表声明表示：“誓率全部士卒，准备捍卫，以保前途，而资后盾。” 全国范围的强大的舆论声势使北洋政府在老西开事件中对外较软弱的态度有所改变。　　　　天津商会还积极支持工人阶级的罢工运动。在事件发生后不久，法租界中的所有的法商企业包括工厂、洋行、电灯房、旅馆、球房的职工都先后加入了罢工斗争行列，再进一步发展到法国公议局、工部局以及法国兵营的中国职员、工役、侦探、消防队员也纷纷离开了自己的工作岗位， 法租界内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店罢市，巡捕罢岗，就连法国人家庭雇佣的佣人以及清道夫、粪夫等也都怠工辞职。顿时，法租界陷于瘫痪状态，到处垃圾、粪便成堆，入夜则一片黑暗，弄得法国人手足无措，狼狈不堪。为了统一罢工工人的行动及处理善后工作，一个名为“工团”的领导机构产生了，总部即设于天津商会内，卞荫昌在一次罢工工人会上勉励大家要“始终坚持，万不可稍有退志，至对于诸君之费用已筹有的款，绝不致为难，即致交涉数载，鄙人情愿毁家纾难，亦所不辞。”商会发动各行业捐款，切实解决罢工工人在衣、食、住等方面的困难，并设法为他们介绍职业，为此，还建立了一个专门安置罢工工人的同盟工厂。　　　　经过天津和全国各界群众的团结抗争和不懈努力，法国领事馆终于在11月拔旗而去，法租界当局侵占老西开的计划未能实现。　　　　五四反帝爱国运动　　　　一战结束后，巴黎和会于1919年1月召开，各战胜国为了重新分配殖民地和划分势力范围而争执不休。中国作为战胜国也派代表参加会议，向和会提出废弃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队、归还租借地、归还租界、关税自主等七项条件，并提出取消二十一条和要求收回大战时被日本乘机夺去的德国在山东的权利。但各国政府对中国的要求根本不予理睬。5月3日，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在报上发表，全国群情激昂，一个声势浩大、规模壮阔的爱国运动终于爆发。5月4日，数千大学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游行，声讨北洋政府卑躬屈膝、屈辱卖国的行为，要求严惩曹汝霖(经手签定二十一条的军阀政府的交通总长)、章宗祥(驻日公使，出卖胶济铁路经管权、济顺和高徐两铁路修筑权给日本的经手人)和陆宗舆(币制局总裁，1915年的驻日公使，向日本进行各种借款的经手人)，并火烧了位于赵家楼的曹汝霖住宅。5月7日，各地的学生纷纷举行集会游行，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学生们的举动激发了全国各界人士的激情，五四运动进入高潮时期。　　　　5月7日，天津商会即给在巴黎的中国外交代表团发去电报“刻全国合力协争，期于必达目的，使日人将青岛完全归还”“特电恳诸公力为主张，勿稍退让”。旗帜鲜明地表达了护卫国权的主张。为了支持学生们的爱国行动，天津商会还做好了罢市的准备。6月5日，上海商人开始了自发性的罢工，天津总商会遂召集全体会董开会,议决两项办法：1.通电北京政府顺应舆情，速筹根本解决之方法，并说明沪商罢市，金融停滞，影响所及，实非浅鲜。2.通电各省商会，呼吁采取一致行动，表示“此次罢市风潮沪上开之于先，各地应之于后，蔓延全国，势所必然。”天津总商会于6月9日两次开会讨论罢市问题。第一次会上卞荫昌提出：“可先致电中央，要求惩办卖国贼，保护学生，限二日复电，否则即行罢市。”当日，各界召开公民大会，并派代表赴总商会商议罢市行动。对于总商会两日之后罢市的决议，公民大会予以否认，“要求商界即刻罢市”，并复派代表到总商会表达这一要求。最后，总商会决定接受公民大会的倡议，次日即举行罢市，并连夜刷印了罢市布告。布告曰：“本日全津商民学生聚集数万人开公民大会，对于外交失败，惩办国贼，局势危迫，无可挽回，当即决定自明日起罢市，望各商号一律办理，以待政府解决。”　　　　6月10日，除有关日用必需品商号仍按照天津商会的妥善部署照常营业外，天津商界罢工正式开始。据天津《益世报》报道：“各绸缎洋布庄等，其罢市景象尤觉可敬，诚不愧为头等商号。”“宫北之各家银号，均为本埠巨商，其一日出入即可获巨额之利息，今亦毅然决然全体罢市，虽为重大牺牲，亦所不惜，其爱国救亡之观念似又加人一等矣。”天津商界的罢业活动引起了北京政府的恐慌，北洋政府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令曹汝霖等人辞职。直隶省长公署迅速将此事通知天津商会，以图缓解风潮，但天津商会直接向北京政府去电：“本日仅准曹汝霖辞职，以此可以谢国人乎？……查栖息于津埠之劳动者数十万众，现已发生不稳之像，倘迁延不决，演成实事，其危厄之局，痛苦有过于罢市者，市面欲收拾而不能矣。……急以明令惩免曹、陆、章及保护学生，以谢国人，而救目前。”北洋政府起初仅想以罢免曹等三人的做法来缓和局面，但天津商会在学生运动的推动下前后两次举行全行业罢工表示对此举的抗议。在全国斗争浪潮的推动下，北京政府于6月12日正式下令罢免三人职务并明确保护爱国学生。6月28日，中国代表最终未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五四爱国斗争运动的目标得以基本实现。　　　　在这场爱国运动中，天津各界爱国人士“以前途应办之事甚多，趁此民气正盛之时，益当鼓舞淬厉，求达到最终之目的”，联合发起组织各界联合会。卞荫昌当选为各界联合会会长。各界联合会成立后第一项任务便是抵制日货。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南开学校学生救国团等学生团体向天津商会提出抵制日货的要求，学生呼吁社会各界对日货不买不卖。天津商会提出了停办日贷, 提倡国货, 并向上海商会咨询推广国货的办法, 发布了提倡国货的布告“非实业振发不足以图存, 非维持国货不足以振兴实业。但维持国货必须有毅力, 有恒心, 坚久弗懈, 庶乎可达。” 此时的天津出现了人人购买国货的情景, 买国货就象征着爱国。在这种形势下， 天津商务总会又告诫商家, “价格务实”，不要“巧用时机, 故为抬高物价”，如有目光短浅者, 故意抬高价格“本会必予惩戒，绝不宽贷”。7月8日，天津商会向天津及全国粮食行业发出号召，拒绝日本人购买中国米粮，拒绝间接转售日本人米粮，更要禁止粮食出洋。为了保证这一措施的实施, 7月11日，天津总商会向全国各省的总商会及国内外商会通电：“敝会决定本埠米麦各粮商勿得间接直接售于外人运载出洋, 自促生活，以存国脉。所有以后往外埠购粮各商必须持有本会护照，报呈贵会验明，方能采购，事关国计民生，谅当协助，特此通电，即希查照办理。”　　　　天津商会的行动遭到了驻津日本领事的反对, 多次要求取缔抵制日货, 从严查办天津总商会。省长曹锐、警察厅厅长杨以德屈服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 明令取缔抵制日货。在这种情况下, 以卞荫昌为会长的天津总商会没有退却, 对此给予有力驳斥, 致函天津警察厅“ 查敝会通电禁止米粮出洋,系为维持本国民食, 系国内一种政策, 外人何得妄肆干涉? ”　　　　在天津商会的带动下，天津各行业纷纷加入抵制日货的行列，对于违反一致行动的商家施以重罚，给天津的日本商业以沉重打击，给全国的斗争运动以有力支持。　　　　6月22日，时任天津商会会长的叶登榜辞去了会长之职，7月18日，卞荫昌被各分会公推接任为会长。而此时日本驻津总领事船津辰一郎致函北洋政府农商部工商司，要求卞荫昌退职，理由是“当抵制日货激烈之时……查知卞荫昌实为商界联合会主动之人，因此本馆向直隶交涉公署交涉, 有请取缔各商同业联盟抵制日货规条及令卞荫昌自行退职之条件。”卞荫昌和天津商会马上向工商司提出驳斥，并向国务院和外交部提出“兹敝会依法选举卞君荫昌为会长，业经呈报省长转咨农商部在案。乃日领船津氏竟横加干涉，实足以侵我国权，扰害商务……况查领事无直接与中央假设之权，更无未经我国外交当局而径函农部次长直隶，似此乖谬行为，若不及时抵抗，恐将来我国商会机关有全为媚日者充满之虞，……应请依照国际通例，转请日政府将该领事撤换，并用相当国礼与敝会赔罪，以固两国邦交，而保我国威信。”并在12月5日向各省市发出通电，抗议日本干涉天津商会选举，“当此强邻逼处，势将夺我自由权，政府徒苟且了事矣，兴亡有责之谓何？此外交之所以需我国民也。”　　　　1920年1月，学生日货调查员在东马路魁发成查出多种日货，店主与日本人有勾结，学生在与店主交涉时遭到日本人的毒打, 学生在十分气愤的情况下将店主游街示众。此事遭到军警的镇压, 随后天津各界救国联合会、天津学生联合会又被查封。以周恩来、于方舟、马骏、郭隆真为首的天津学生随即举行游行，向直隶省公署请愿要求废除中日之间一切不平等条约，天津警察厅厅长杨以德奉北洋政府命令进行镇压，重伤几十人，并将周恩来、于方舟等学生代表及马千里、夏琴西等社会、商界人士逮捕。除了全国各界团体和人士积极展开救援外，卞荫昌凭借和杨以德的亲戚关系以及天津商会的巨大影响力，也在为释放被捕人员而努力。最终天津警察厅迫于压力将代表们释放。出狱后，代表们乘坐汽车直赴天津商会，商会院内挤满了欢迎的群众，商会会长卞荫昌、董事宋则久向出狱代表致欢迎词，其他各界代表也纷纷发表演说。　　　　以卞荫昌为主要领导的天津商会在五四爱国运动中是积极参加者，在抵制日货运动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全国各阶层人民都在反对日本侵害中国主权、反对北洋政府反动统治的氛围中，天津商界绝大多数都站在中国大众一边，进行了艰苦努力的斗争。您当前的位置 ：
《海津讲坛》天津八大家卞家后人话说临水朱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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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10月22日(周六)上午9：30，由天津图书馆主办的《海津讲坛》第391讲将在天津图书馆复康路馆报告厅(天津市南开区复康路15号)举行。本次讲座主题为“话说临水朱门”，由天津八大家卞家后人卞学诊主讲……
　　天津北方网讯：10月22日(周六)上午9：30，由天津图书馆主办的《海津讲坛》第391讲将在天津图书馆复康路馆报告厅(天津市南开区复康路15号)举行。本次讲座主题为“话说临水朱门”，由天津八大家卞家后人卞学诊主讲，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到天津图书馆(文化中心馆区)综合咨询台领票。
　　卞学诊，天津八大家卞家后人，幼时亲历家中鼎盛，居于五大道大宅门中。承庭训酷爱文学成绩优异遍读群书，后潜心中医，积累经验，为一生事业奠定基础。
　　文革后期堂兄自美回国讲学，触动追求理想一展抱负夙愿。1980年单枪匹马独闯美利坚。经千辛万苦，以积极乐观心态克服困难，终于开诊所，成洛杉矶著名中医，任中医大学客座教授。主持中文电台健康讲座且应邀到各地讲学。曾任美国天津同乡会会长等多职，成为洛杉矶侨领。2006年回归故里，热心研究津门文化及天津地方史家族史。近年写长篇小说《临水朱门》，使民国时期几大家族爱恨情仇故事跃然纸上，情节跌宕起伏，更反映了天津社会生活和市井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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