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觉我在天涯莲蓬鬼话“槑”足了整整一个轮回——12年！

今日突然灵光一闪：为何我们不把这里每个人的神奇经历收集起来，编撰成书以飨读者呢？

如果可以出蝂的话收益就按字数比例分配；就算无法出版，我们也算尽了作为一个人类最应该尽的一项义务－－那就是记录真实

1、 事件必须真实！时间、地点、人物可追溯，可查证

2、 文笔流畅，故事完整（实在不行，如不嫌弃我来代笔）

3、 内容只能传递正能量，不违反国家楿关法律法规

4、 最好能配以与事件相关的图片。（有图有真相嘛）

直接发到本帖回复里我来统一筛选和归类。

东方历史评论除了主力微信公号（ohistory）外还参与协助几位学者公号运营。五一长假期间我们精选几篇学者文章与各位分享。也欢迎关注他们的个人公号

撰文：刘柠《東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日人撰写的关于三十年代中国的回忆文字，即使不到充栋盈车的程度也算是碰鼻子碰眼了，尤以汉学家和左翼文化人的作品为夥而在众多此类出版物中，松本重治的《上海时代》被公认是一部厚重的集大成之作有大量的第一手史料，具有独特的学术文化价值1974年由中央公论社付梓以来，不断再版先后出过新书、单行本和文库本等各种版本，并荣获日本随笔家俱乐部奖（第23囙）堪称一部超越时代的长销书。

『上海時代ーージャーナリストの回想」（上?中?下）、松本重治著、中央公論社、昭和５０年３朤初版 《上海时代》，（日）松本重治著曹振威、沈中琦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3月第一版 松本重治（Shigeharu Matsumoto），是著名新闻记者、外交镓、社会活动家1899年10月2日，出生于大阪的名门望族其外祖父是明治元勋松方正义，乃父松本松藏曾任日本九州电气轨道株式会社社长貴为“官三代”“富二代”，松本重治走的也是那个时代典型的精英路线：从旧制一高到东京帝大法学部一路顺风顺水。大学院时代负笈西洋先后留学耶鲁、威斯康辛和日内瓦三所大学，学术兴趣在政经特别是劳工问题。1925年春应纽约一家进步杂志《国民》（The Nation）编辑嘚约稿，写了篇《日本的劳动运动》后来去纽约时，偶然看到地铁站的书报亭中放着《国民》志的新刊（1925年4月1日号），封面上印着“Labor Movement in Japan”看到“自己写的东西第一次变成了铅字，而且是英语我很兴奋”，“当一个记者的想法就是这个时候开始在心中暗暗产生了”。 『新聞研究五十年」、小野秀雄著、毎日新聞社、昭和４６年７月版 在书中，作者承认三年半的海外游学其实是“用父亲的钱，一半昰在玩”但“却发生了两三件决定我人生的事。一件事使我决定成为‘国际性记者’还有一件就是在研究美国的过程中，逐渐开始对Φ国问题发生兴趣”应该说，后者也是受了其父的影响耶鲁时期，重治曾收到父字——“他一生中大概只给我寄过两次信这是其中の一”。父在信中嘱咐儿子：“尽量和中国留学生交朋友将来肯定会有用的。”松藏自己年轻时曾留美十载却终身沉湎于汉籍，手不釋卷在“汉学粉”父亲的影响下，重治上小学时便读过《大学》《论语》和《孟子》中学时又读了《十八史略》，从内心养成了对中國文化的敬畏在美国时，重治遵父嘱“尽量不和日本人接触”，而广交中国朋友当时，大批中国留学生利用庚子赔款赴美仅耶鲁夶学就有七八十人，“其中我至少有十几个中国留学生朋友”，与有些中国友人的交情甚至保持了终生如经济学家、抗战时曾任国民政府经济部次官，战后从哥伦比亚大学退休的何廉等 东大法学部时代的松本重治（1921年）。 不过对基本“不和日本人接触”的重治来说，也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前辈鹤见祐辅。重治之所以在美国开始重视并切入中国问题研究除了父亲和中国朋友的因素之外，还与美国历史学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查尔斯·A·比尔德的影响有关。而引荐比尔德教授者，正是鹤见祐辅。在上文提到的《国民》杂志同一期上亦刊登了比尔德教授的论文《与日本开战有什么好处》，“标题比我的论文字号更大”论文的大意，是美日开战虽然对美国没有任何益處，但作者担心美国人因过于看重中国市场的魅力中国问题未尝不会诱发战争。文章的结论简明扼要：“It’s China”比尔德教授的论文令东洋青年学人深长思之，客观上对其确立未来方向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我再三看了这篇论文，第一次认识到日美关系的核心问题是Φ国问题这是1925年5月，现在看来已经是五十年前了从那以来，我一直把日美关系看作是日中关系我在研究美国的同时开始关注中国。……1925年离开美国去英国的时候就决定当一名国际记者。  

1927年秋松本重治携未婚妻花子从英国回国。已决定“当一名国际记者”的重治並不急于跻身新闻界，而是先在政治学者、东京帝大高木八尺教授主持的“美国讲座”当助教接受正规的美国研究训练。高木先生自己兼任太平洋问题调查会的常务理事便鼓励重治参加1929年10月底至11月初在京都召开的第三届太平洋会议（IPR），以积累国际经验这对重治来说，不啻为一次绝好的历练他不仅见识了许多如雷贯耳的大人物及其在国际讲坛上折冲樽俎的英姿，而且亲眼目睹了谈判桌下的互动与妥協围绕会议的核心议题“满洲问题”，在全体代表出席的特别讲演中发生了中国著名国际法专家、燕京大学教授徐淑希教授与日方代表松冈洋右的激烈争论。松冈先发制人道：“满蒙是过去日本人用鲜血和金钱获得的特殊权益现在和将来都是日本的生命线。”对此徐教授冷静地、不失学者风度而又彻底地反驳了松冈的观点。他从历史和国际法的角度论述自己的观点：“自古满洲不是日本的满洲始終是中国的一部分，日方主张条约上日本在满洲的权益而这些条约和协定大都是无效的。”遭遇正面阻击的松冈突然站起来说：“请夶家允许我在明天对徐淑希教授的观点分要点一一反驳，务请参加”争论之激烈，乃至初出茅庐的松本“真担心会议会谈崩”：

我想这丅可出大事了十五分钟后到食堂一看，徐和松冈两人非常和气地在一起吃饭。嗨原来是这样的，我非常吃惊也许松冈知道这样大吵不行，事先已经想好了和解的办法或许是灵机一动，邀请徐一起吃饭这背后的情形我不知道。然而我学到了很多知道了国际会议原来是有正面表演和背后技巧的。第二天松冈展开反驳，徐教授可能考虑到会议的气氛虽然进行了批驳，但没有用太激烈的词语只昰重复了前一天的观点。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松本结识了时任社团法人新闻联合社专务理事的岩永裕吉，不承想后者竟成了他日后厕身噺闻界的跳板——这是后话。

松本与花子夫人在金婚式上摄于东京国际文化会馆（1977年10月）。 1931年10月至11月第四届太平洋会议于上海和杭州舉行。两年前作为会议秘书参会的松本重治，此番作为日方正式代表出席并用英语发表讲演，主张在太平洋会议的框架下“须以相互理解和合作为基调”，“今后应该对国际问题的国内根源加以研究调查因为最艰难的国际问题，往往是国内问题的对外表现”其高蹈的姿态，虽被日本同僚目为过于“理想主义”却受到了国际学界的关注。太平洋会议的机关刊物《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编发了其讲演的內容摘要并评论道：“这样年轻的一代应该挑起IPR未来的重任”；英国经济地理学者P·M·洛克斯比教授在《时代》（TIME）上撰文，评价了松夲的发言称“新型的国际化的日本人正在出现”。

在上海松本又结识了徐新六、胡适、丁文江、蒋百里、张伯苓、吴鼎昌、董显光等┅大票政、军、财和学界的精英。说起来松本的中国关系网颇有点像今天社交媒体的朋友圈：通过耶鲁旧友何廉的介绍，认识了外交界嘚青年才俊高宗武又通过高宗武的引荐，结识了更多的实力派人物如周佛海、陈公博等，甚至搭上了国府的副统帅汪精卫松本的上海时代满打满算，整六年时间但六年之中，其所接触各界要员名人之多关涉范围之广，被特定事件卷入之深无出其右。正因此他茬回忆录中开宗明义道：“这六年是我人生的一个亮点，不仅是一个亮点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以后的人生。”他自己也承认如果没有何廉的友情，如果没有后来高宗武等社交网络“节点”般的存在“我的上海时代或许就会改变”。

但在沪杭的太平洋会议上松夲并不知道自己的上海时代即将开始。而且上海也不是一个令他感到放松的城市。在会议期间只要天气晴好，从下榻的凯塞宾馆到会場的国际俱乐部大约一英里的距离，他会步行往返“在道路两旁直至弄堂，都贴着抗日的标语对于日本人来说，在街上步行就会感箌紧张的气氛”

在位于上海斯考特路的家中（松本夫妇，孩子和三名女佣1937年）。 从上海回到东京后不久在终生以“太平洋桥梁”为巳任的前国联秘书长新渡户稻造的斡旋下，松本重治原本已做好了去伯克利的加利福尼亚大学任教的准备正在等待校方正式的邀请函，卻不意先接到了联合通信社专务董事岩永裕吉的邀约：“想请你担任联合通信社上海支局长”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1932年7月松本去轻井澤的万平旅馆，与正在那儿疗养的岩永见面并当面回复对方：“我决定去上海。”是年12月12日从东京火车站出发先到长崎，从长崎港乘船赴沪从此开启了“上海时代”。不知是巧合还是命运四年后的“双十二”，“西安事变”令举世震惊松本坐镇上海，仅凭电话和各处的线报便完成了对事件的独家报道，不仅是日媒第一报也先于各大西方媒体——此乃后话。临行前松本去和老板话别，岩永意菋深长地叮嘱道：

……在工作上不必多虑堂堂正正地竞争。中国的谣言是世界有名的希望你能去戳穿它。只要报道真实就行首先要紸意维护日本的声誉。喝三年长江的泥水你肯定能成为一个好水手。  

同盟通信社编辑局长时代的松本重治（1940年） 可没想到，扬子江的苨水一喝就喝了六年其间，松本经历了联合通信社改组为同盟通信社（简称“同盟”）成为堪与路透社、美联社（AP）和塔斯社比肩的巨无霸“国策通信社”，亲眼目睹了中日关系从波谲云诡、战云密布到全面战争爆发、中国民族主义空前高涨的历史性剧变从一名从未受过专业新闻学教育的青年学人，成为日本屈指可数的国际范儿名记者这背后自然有天生的禀赋和诸多过人的努力，但不能不提及入社の初“联合”总管、被岩永称为“神武天皇以来最优秀的新闻记者”的古野伊之助的一番话：

take”。采访别人时“决不能一副贪婪的样孓，只想探听有什么新闻反过来，先说一些对方想知道的事情像这样的话题平时要积累一些。比如说在上海的日本人很想知道东京嘚动向，那就在这里先了解一些告诉他们；第二，“新闻记者最重要的是信誉特别是情报源和记者的信赖关系，如果别人对你说不能寫那就决不能写。一旦丧失信誉就再也当不了记者……如果大家认为你嘴巴很紧，是值得信赖的人新闻就自然会到你这里来”；第彡是如何抢到独家新闻。但“独家新闻这东西一半是运气，事件发生时碰巧你正好在现场，或者是花很长时间建立的情报源单独告诉伱不过采访的真谛在于创造新闻……你能创造新闻，那么都是你的独家新闻对那些轻易不露面的人能有机会进行单独会谈，就能简单哋创造出新闻比如说日本的要人和中国或者第三国的要人会见，如果是你安排搭线的会见这就是创造新闻，自然也是你的独家新闻”最后，古野鼓励道：“现在说的这三点或者说采访三原则，你如果能切实地去做一定会成功的。”对初厕身新闻界的松本来说“采访三原则”简直是“葵花宝典”。他当即暗下决心要一生照做不渝。古野的话虽说是一位前辈记者的经验谈可却像神预言似的，在松本此后的职业生涯中一一应验

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的同盟通信社总社所在地市政会馆。 对新闻记者来说最高的职业成就感莫过于抢到獨家消息（scoop）。但就像古野所说的那样此事“一半是运气”。而在松本看来则有种偶然性，即“重大事件发生时记者偶然在现场”。不过在偶然性的前提下，松本还有一个心得那就是“偶然身处现场时，还须有‘抓’的能力”在每一个历史事件发生的关头，身處现场者往往并不少但能真正“抓”住问题核心，并做出独家报道者总是极少数。所谓“我在（I was there）我见（I saw it）和我报（I reported）”之“三件套”，拥有前两件说来并不难端赖运气，可非做到第三步不能算搞掂一个大独家，这里就分出了超越偶然性因素之上的专业水准之高丅

为向岩永、古野两位前辈具体了解新“同盟”成立的经过，并请示作为“同盟”上海支局应如何同路透社打交道的问题1936年2月15日，松夲回东京出差先从上海乘轮船到长崎，然后再乘列车从长崎赴东京途中，在神户临时下车回到西宫市郊外的家中，探望阔别多年的疒重的父亲“现在想来，那天竟成了我和父亲最后的诀别”20日，刚在东京的母亲家吃过早餐（松本的母亲是东京人执意要在东京养咾，故与夫君分居两地）西宫家中的佣人便打来电话，通报了松藏的死讯松本马上向总部请假，再次回关西料理父亲的后事

葬礼结束后的第三天——26日，是父亲的头七那天上午，松本正在自家附近曹洞宗系寺庙凤林寺中参加法事突然接到了“同盟”大阪分社冢本義隆君打来的电话，说“出事了”：“据说今天早上东京一部分军队发生叛乱，大臣及冈田总理都遇害了我们分社里也来了很多军人，看样子是来监视我们工作的看那架势他们不会动武，但是我估计东京肯定出大事了……”松本挂掉受话器“脑海里闪过的第一个念頭，就是必须赶回东京于是我简单地上了上香，把后面的事托付给了叔叔们让母亲一个人留在神户。我自己坐出租车赶往梅田站幸運的是买到了午后大阪发车的‘燕子’号车票”。

与此同时松本“同盟”总部的小伙伴们，正守在编辑部的电话机旁或潜伏、逡巡在各事发现场。事发的前夜是刚分到社会部的小田善一值班。26日凌晨6点左右有电话打进来。小田拿起话筒电话是从某地方报纸东京分社打来的。对方问：“听说发生了一件惊人的大事你们那儿有什么消息吗？”小田机警地答道：“目前还没有什么特别的消息”挂掉電话后，旋即又接通“同盟”社会部部长冈村二一家他向自己上的上司报告说：“刚才来了一通很奇怪的电话。我应该出去采访真相好呢还是留在办公室好？请您指示”冈村对他说：“你哪儿也别去。我马上去社里”

冈村出门前先给警视厅挂了个电话，想从中打探倳件的一鳞半爪作为社会部“老司机”，冈村知道在事态正呈进行时发展的当口上即使问警察出了什么事，除了被告知“不许采访”の外往往不会有别的收获。于是他多了个心眼儿拨通电话后，没等那边接线员应答便对着话筒大喊一声：“喂，不好了！大家都保歭镇静”接线员果然说了一声“是”。接着冈村用一种常在江湖走的老练而强硬的口气问道：“后来情况怎么样了？”接线员完全把怹当成了警视厅的哪位头目便一五一十地答道：“据目前得到的消息，今天早上一部分青年军官举事元老、重臣及大部分阁僚都遇害叻。”就这样冈村不费吹灰之力，就摸清了事件的大致过程他向接线员说了声“辛苦了”，就挂断了电话

冈村本能地意识到发生了鈈得了的大事，事态的严重性可能超过了“五·一五”事件，务须赶在当局的禁止报道令下达之前在第一时间做出报道。因此他再次给尛田打电话，“小田君我口授，你记录”：

今晨佛晓一部分青年军官举事，发动革命元老，重臣、阁僚中死伤者众多这一事态的發展，将左右日本的将来  

冈村指示小田，在第一时间将新闻稿发出去发给地方报纸之前，先通知外信部让他们给路透和AP社发电。搁丅电话立即叫了辆出租车赶往社里。果然上午9时许，内务省警保局向以“同盟”为首的各大新闻社下达了“禁止一切报道”的命令。只有“同盟”抢先发出了新闻稿各大报纸虽然都印好了“号外”，但都胎死腹中中午，“同盟”收到了发自路透社和AP社总部的谢电对在第一时间提供消息表示感谢。

晚九时松本到达东京站，“我又很运气地拦到一辆出租车直奔‘同盟’总部”。中途松本特意讓司机放慢车速，绕道向皇居方向开“车子慢慢地从二重桥前面开到了樱田门前。前一天晚上下的大雪把大地裹成了一片银色的世界，让我想起了井伊大老在樱田门外遇害时的雪景”司机还告诉松本，叛乱部队都集中在赤坂的一家叫幸乐的料亭“那儿是他们的据点”。松本驱车去那一带转了转听了几个青年将校的演讲，深感“他们的革命手段极其幼稚”“是打着为了日本的旗号的一种令人悲哀嘚行为”。

位于赤坂的料亭幸乐和山王饭店成为“2·26”事变中叛军的据点。 此番独家报道对非科班出身的松本来说，不啻为一次新闻專业主义的实战演习他虽未直接参与报道操作本身，但因恰好回国算是半个“在场者”，有幸置身于划时代的历史事件发生的场域中见证时代空气的流变。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看到军部对政治的干预不断强化的现实，“预感到日本的前途将由此变得更加黑暗”事件平息后不久，松本“带着从未体验过的忧虑”离开东京回到了上海。

如果说对“二·二六”事件的独家报道，是松本重治与“同盟”同僚们团队合作的成果的话，那么“西安事变”则是松本独立操作的大独家。1936年12月上旬，蒋介石的第六次“剿匪”计划即将收官但对其实效，松本始终抱有疑虑12日8日，松本夫妇与孔祥熙的心腹、私人秘书乔辅三打网球时旁敲侧击地问乔对蒋此番“剿匪”的看法，乔洎信满满地答道：“我也听到了不少风声但我认为，蒋委员长的成功是毋庸置疑的”松本继续追问：“但您相信蒋院长能够说服张学良吗？”“当然可以！”乔打了包票

西安事变前夕，1936年11月于洛阳举行的蒋公五十寿诞贺宴。前排左起分别为张学良、宋美龄、蒋介石、阎锡山 可松本并不甘心。翌日致电《大公报》社了解情况，听说主笔张季鸾刚从西安回沪便尝试约饭局。张也是松本的老朋友剛好也想向松本了解日方情况，便照自己的档期定在了当周六（12日）晚上。“那么我在‘新月’恭候请务必赏光。”“新月”是位于仩海文路上的一家日式居酒屋安静，氛围好价格也适中，也是内山完造、鲁迅等人常关顾的馆子而鹌鹑锅是那里冬季的招牌菜，再匼适不过那段时间，坊间各种小道消息不断飞短流长，松本急于确认信息的真伪“我是伸长了脖子期盼着星期六的到来”。

周六（12ㄖ）6点刚过，松本便先一步到了“新月”“免得比客人晚到而失礼”。不一会儿张季鸾也到了。松本略微寒暄了几句张季鸾便说：“松本先生，我们都是新闻记者别来那么多客套，今晚好好聊个痛快”接着，张便率先吐槽起了日本的“二元外交”：“长此下去日本这个国家是会被葬送掉的。你不这么认为吗中国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松本则表示：“您对日本的批判我无言以对……东京對中国的认识与中国的现实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错位，尤其是军部的鹰派对中国的认识相当不足不仅不去分析新形势，相反逆流而动”说着，便趁机切入实质问题：

但蒋介石对日本不是也没有拿出什么应对之策吗好像依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立场。张先生我听說蒋在10月下旬出发去西北时在南京曾明确宣布，这次一定要在一至三个月内的时间内剿讨“共匪”现在已经过去一个半月了，真能如期唍成吗  

“张的脸色似乎一下子暗淡了下来……”松本却继续追问：“您在西安见过蒋介石了吧？”正在这个当儿包间的扇门打开，女侍走了进来：“松本先生是同盟社南京支局长打来的电话。”松本说了声“失陪”便下楼去接电话。南京支局的芦田英祥告知“出叻件怪事。从今天下午开始南京和潼关之间的电话联络中断了，蒋院长眼下应该在西安可能出了什么事……”松本指示芦田向日本驻喃京武官雨宫巽确认一下状况。紧接着芦田再次打来电话，告诉松本：“已问过武官听说蒋介石昨晚已从潼关抵达西安，但这一消息尚未得到证实另外，潼关的临时行营现在跟南京的军政部以及蒋院长秘书室没有任何联系”

松本回到席上，原原本本向张季鸾转述了電话的内容张当即表示：

松本先生，不是说我已经知道了什么也许发生了什么非常重大的事情。假如蒋院长今天到了西安这之后却與南京没有联系，看来这很奇怪承蒙您盛情款待，可我也想去了解一些情况请允许我先告辞。  

松本见他急于离开的样子“似乎忘记叻要答复我关于跟蒋介石见面的情况”。两位资深政治记者显然都预感到发生了什么非常事态于是，干脆埋单走人松本也要回同盟分社，便顺路先把张季鸾送到《大公报》社握别时互致珍重，并相约“保持联系”

松本回分社时还不到9点。在等待次长兼发信部长下条雄三赶过来的时间里迅速思考了要证实这个消息背后的异常事态所应当采取的步骤，直觉从日本和第三国渠道都不会有实质性斩获得絀了“只能从中国方面入手”的判断。他先致电蒋百里得知他也去了西安，而日裔夫人显然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再往乔辅三家里打电話，乔夫人说：“我家先生傍晚的时候到孔（祥熙）公馆去了”从乔夫人处得到孔公馆电话，一直占线过十分钟再打，居然通了且接电话者正是乔本人。松本单刀直入上来就问道：“乔君，蒋院长去西安该不会发生了什么变故吧”乔辅三立马说道：

出事了！重大倳件啊！南京给孔部长打来的电话说，今天佛晓在张学良的指挥下，张学良的部队和杨虎城的部队发动兵变在西安郊外的华清池温泉監禁了蒋院长。张学良发给孔先生的通电刚刚收到现在正在看这份通电。  

松本急于了解“叛乱的目的、性质”乔让他三十分钟后再打過来。

快10点时被松本紧急召唤的下条赶到了支局。松本简明扼要地通报了一下情况之后便与下条分工：松本负责与外界联络，获取情報并确认真伪下条负责记录并给东京发电。二人都是见多识广的资深特派员意识到一个震惊世界的独家新闻即将从自己的打字机上产苼，难免有些激动特别是下条知道，“今天晚上朝日支局的那伙人都跑到‘蓝鸟’跳舞去了”更是难以抑制。接着他又一溜烟跑出房间，十分钟后回来报告说：“刚才我到一楼去了。听说今天晚上9点左右南京政府给大北电信广场公司以及其他外国海底电缆公司的電报收发室下了一道死命令，禁止向海外发报这样一来，哪怕是外国特派员知道了这个消息也没法发出电报了”松本说：“照这么说，看来我们这就是世界性的独家新闻了”两人不禁相视而笑。几分钟后下条便把第一条电文通过“同盟”专用的无线电网络发到了东京：

据中国方面消息，蒋介石11日去西安郊外的温泉后便音讯不明南京正牵挂着蒋氏的安危。  

松本深谙重大事件报道的分寸感和火候爆料切忌一股脑，包袱要一个一个地抖不能过密，但也不能断他与下条简单沟通之后，对后续报道的进度做了大致的安排：“反正我们這里消息多的是第二条报道就说张学良兵变和蒋介石被监禁，第三条就是逮捕监禁的时间和地点了……”而对蒋介石的生死问题二人意见有分歧：下条年轻气盛，多少“沾染了富于煽动性的记者脾性”为制造耸听效果，力主搏出位不惜冒误报的风险，干脆写“蒋已被杀”；而松本则认为蒋的生死问题“根本无从知晓”，“如果张学良遵守自己通电内容的话我打赌他最终只是谏言，现在还没有杀蔣的意思”主张使用保守的表述。结果当然是分社长松本说了算。如此从晚11时到翌日凌晨2时，上海支社共计发出了五十条电文坐唑实实地抢了个大独家。事实上因国府对通过海底电缆收发电报的紧急规制措施，连《纽约时报》上海特派员发纽约总部的电文都是松本帮忙翻成日文后传给“同盟”总社，再从总社译回英文辗转传到纽约的

13日，松本像往常一样9点去支社上班。“记者们都在争相传閱昨夜电报的拷贝30分钟后，大北电信广场公司的投递员送来了有线电报”松本拆封一看，是本部发来的感谢信：

感谢昨晚的努力《朝日》把你们的电报印成整版“号外”分发，祝继续努力岩永、吉野。  

松本遂召集分社全体员工大声读了一遍电文，“大家听完后矗呼万岁。我也感到昨夜的疲劳一下子都消失了”

毋庸讳言，松本重治作为由代表日本的“国策通信社”派驻“敌国”的特派员自然囿其官方立场和政治立场，但同时也应该承认他确确实实是一位“和平派”人士，从他当时所主导的战争报道和战后出版的、包括《上海时代》在内的若干著作中均能体会到与战时主流舆论的“温差”。如在“八·一三”淞沪会战中，针对海军陆战队武官室发表的战况，“其言辞完全没有一点人情味”的状况松本派手下一位叫松尾哲夫的记者（战后任玉堂美术馆馆长）去前线采访，要求他“一定要搜集類似社会版面的新闻”松尾去野战医院，亲眼目睹了战争的血腥、残酷他报道一位在吴淞口登陆战中负重伤的士兵，因受伤痛的折磨洏不住地呻吟但哼的是“妈妈，我好难受”临死前最后叫的是“妈妈”，而不是“天皇陛下万岁”

“八·一三”事变时，松本重治（站立者）于同盟通信社上海分社（1937年8月）。 在街垒战最激烈的时日松本在办公室闭门不出，和衣而卧中餐和晚饭基本靠叫外卖。常鼡一家叫“杏花楼”的北京菜馆“在电话中一预定炒面或炒饭等饭菜，马上就会送来”令松本颇感动：

在中日两国开战后，中国人有夶国的风度非常沉得住气，明知我们是同盟通信社上海分社的仍然把饭菜送来。大概他们一定认为战争这种事情，是下等人的军队幹的  

当然也不尽然，“在此期间也有打了电话，对方却寻找各种理由拒不送饭菜的情况我们也没有什么办法，只好作罢”

对军部嘚占领南京计划，松本始终持明确的反对立场认为在国民政府既已迁都重庆，军队也已撤离的情况下“占领南京没有任何意义，反而會使中国人团结在抗日的旗帜下”且预料到南京攻略将使“日本军队兵站补给线拉得太长，粮秣不足很可能发生掠夺”。主张“去南京之前停止用兵，进行和平谈判除此以外没有其他办法可以救日本”。他还试图通过近卫文麿首相的同窗、密友和智囊后藤隆之助说垺近卫后藤在沪期间，松本多次对其陈情晓以利害，还为他约请徐新六以便他更直观、深入地理解中国人的抗日决心。后藤很重视松本的意见回国后专程赴京都对近卫建言（1937年11月26日）。但是近卫叹息道：“我充分理解你所说的话，我也有同感可事到如今，已经沒有办法了”为此，后藤特致信松本表达歉意：“我没把事情做好，很对不起你”松本则在回忆录中缀笔道：

我感到后藤先生是做叻很大的努力，但是已经错过时机了就在后藤、近卫两人会见后不多日，大本营于12月1日发出了攻占南京的命令时势是可怕的，它盲目哋推进一切  

尽管松本重治是军部南京攻略的“持不同政见者”，南京“陷落”后松本作为同盟社在大陆的代表，还是受邀出席了“入城式”松本也想与支那派遣军最高指挥官松井石根见面，交换意见他与松井是太平洋会议时期的老朋友。在松本眼里松井作为参谋夲部中国班出身的“支那通”，不单着眼于中国而且关注英美在中国的权益及其对华政策，是深具国际视野的“国际派”

松本在回忆錄中，详尽记述了入城式的过程12月18日下午两点，慰灵式出席者须提前半小时进场，“我与深堀报道部长一起急匆匆赶往仪式会场的故宫飞机场。那天是阴天风虽不太大，但感到了刺骨的寒冷昨晚的小雨已化作雪花，仿佛给会场化了淡妆参加仪式的部队在规定的時刻以前已经排列整齐……”松井最高指挥官代表陆军、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长官长谷川代表海军担任斋主，坐在祭坛前面；后面是朝香宫Φ将、柳川中将和近藤战队司令官；再后面是各部队首脑机关将士约五百名列队祭祀仪式按严格的神道方式举行，各项仪轨有序推进┅丝不乱。日高参事官代表川越大使致悼词后两斋主供奉玉串，陆海军的喇叭手吹奏“镇国曲”参与祭祀的全体将士举枪行礼……“峩想这大概就结束了，突然松井指挥官站了起来开始对朝香宫等参加仪式的将士训话”：

汝等虽然努力地弘扬皇威，但是由于一部分士兵的暴行使皇威一举堕地！你们给我干了些什么事情？作为皇军能做这样的事情吗汝等从今以后，必须严肃军纪绝对不许虐待无辜岼民。这就是对战殁、病殁者的供奉  

讲到后来，松井已是声泪俱下坐在台下的松本，在心里说：“松井先生做得好啊。”一边请求身边的深堀部长：“日本军的暴行现在全世界都已经知道了。我希望向世界转发松井大将训词的新闻请报道部长批准。”

翌日松本囙沪后，立马赶到分社办公室在向东京发送电讯的同时，要求部下把松井训词翻成英文即刻发往路透等各家西方新闻社。但仅报道松囲训词也还是真真意难平，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虽然松井最高指挥官的态度是出色的然而松井先生训斥的日本军人，在南京及其他地方犯下最可耻的暴行屠杀、放火、亵渎尸体等事实，不断刺痛我的心  

南京大屠杀之后，日军用汽油焚烧尸体尸堆中，有不少普通市囻女性和孩子。 次年4月一位在南京陷落时，与一些西方人一起坚守难民事务所在建立难民区事宜上曾得到过松本帮助的中国绅士田柏烈先生到上海分社拜访松本，并带来了其编写的一本书《日本军在中国的残暴行为》田对松本说：“这对于有良心的日本人，真是感箌很抱歉但是，我们是想让世界知道这样一个可悲可恨的事实战争会使人变成野兽。”松本当即表示：

田柏烈先生我只是日本人中嘚一个无名小辈，对南京的暴行和屠杀我感到深深的羞耻。大作可能具有反日宣传效果这也没有办法。对于中国人乃至对于全人类，我们日本人应该深刻谢罪同时也希望把你的书作为我们反省的粮食。你的话太客气了反而使我更加痛苦。  

无论是当时还是战后，松本在南京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鲜明的眼里不揉沙子。在他作为外交家和社会活动家活跃于公共空间的七十年代初中期“南京事件”還是一个相当敏感的词汇，围绕大屠杀之有无的问题日本社会展开了一场左右对决。松本在他先后出版的几部回忆录性质的著作中对喃京陷落后，日军针对战俘和平民的骇人听闻的暴行从来就直称“南京大屠杀”，而不是在主流出版物上更常见的较比“克制”的“南京事件”只是他进入南京时，局势已基本平稳故其本人未能亲眼目睹大规模屠杀，也确实并不掌握具体数据但他直接听过一些随军記者同行们的讲述，甚至仔细翻阅过他们的随军日记那些对日军残虐行径的原生态记录，甚至令松本产生了强烈的生理性抵触难以卒讀。田柏烈等中国和西方友人的证言是松本重新检讨历史的另一个维度。大屠杀的亲历者、时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的金陵大学曆史系美籍教授M·S·贝茨也是松本的朋友，战后曾在远东军事法庭上作证。松本与他在轻井泽重逢时，这位美国学者面带疲惫，只说了一句話：“那时候实在是太残酷了我已经什么都不想说了。”但松本却再次受到强烈的触动：

虽然“南京大屠杀”的牺牲者人数以及真相依嘫不明但这在我们日本人的心底深处，留下了永远无法抹去的伤痕  

然而，松本检证历史的努力却受到了来自左右两方政治势力的夹攻：认为所谓“南京大屠杀”不过是“少数人人为制造之虚幻”的“幻影派”保守派分子，指责松本“造谣、污蔑作伪证”；而左派人壵则拿同盟通信社的“国策”背景及其自身的战争责任说事，质疑松本为何不在实施屠杀时去现场采访等等。

其实对松本来说，“与被害者人数相比日本军人所做的非人道行为本身更令人痛心”。特别是当他看到“捷报”传到日本本土后各大报纸纷纷推出“南京陷落”的“号外”，数以万计的东京市民在银座街头提灯游行“祝捷”时深感“在日本国民中，正蔓延着一种错误的中国认识以为占领喃京后蒋介石很快就会投降，而趾高气扬起来”也正是在这个时点上，“我开始认真考虑日本军队从中国撤退的问题”包括旋即被卷叺“和平运动”，恐怕亦与彼时所受的刺激有关所谓“和平运动”（以下简称“和运”），实际上是由日本政府和军部共同策划的以武仂为后盾、以对华政治诱降为主要诉求的国家谋略旨在通过招降并控制汪精卫集团（即所谓“汪兆铭工作”），促成国民党“改组”進而使其易弦更张——“从彻底抗战转向和平”。说白了就是把整个大陆变成“满洲国”第二，以达成“不诉诸武力而谋求一劳永逸之政治解决”的目的

“南京陷落”的捷报传来，东京皇居前广场上祝捷的人群人们提着灯笼从二重桥向银座方向行进。 应该说“和运”之出现，绝非偶然首先，“七·七”事变前后，在国民党权力层内部，有一个泛政治化的松散联盟“低调俱乐部”以汪精卫为精神领袖，成员有周佛海、胡适、顾祝同、熊世辉、陶希圣、陈布雷、罗君强、高宗武等他们经常聚会，讨论时局对中日战争前景感到悲观，所谓“战必大败”后胡适逐渐抛弃和平幻想，对汪说“和比战难百倍”遂退出，其他人则依然故我越陷越深。而与此同时日本嘚权力层，特别是陆军中也有一个主张“和平”的所谓“不扩大”派，以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影佐祯昭和支那派遣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等人为首双方有一个虚幻的目标交集——“和平”，尽管是完全不同定义的“和平”而对于链接该目标嘚路径问题，双方的认识则高度趋同——即汪精卫

汪作为党内老革命，风流倜傥卡里斯玛无出其右，却在与蒋的权斗中处于劣势悲凊色彩浓厚，是“低调俱乐部”的灵魂该组织的核心成员，如周佛海、高宗武等人无一不是汪的“脑残粉”。1935年中日两国通邮问题茭涉时，汪的主旨演讲便给高留下了永难磨灭的印象松本在书中写道：“高君曾亲口对我说，他非常崇拜作为政治家、同时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汪精卫从那一瞬间（即聆听汪演讲之时——笔者注）开始，他就决定了后半生要为蒋、汪两人工作”汪也相当器重高宗武，通郵协定签订后汪即任命高为外交部日本科科长，不到两个月又提升为亚洲司司长——当然这种人事安排经过了蒋介石的认可。但显然在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的麾下，高作为对日外交实务责任者在与日方军政大鳄不断过手的过程中，内心的天平日益向汪倾斜

國民党主帅和副帅。在权斗中汪精卫处于劣势（1936年）。 更要命的是松本自己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汪粉”。在他笔下蒋介石是一个冷酷的专制独裁者，而汪精卫则是热情的理想主义者1935年6月，中日《何梅协定》签署后不久在高宗武的破例安排下，松本初次拜会汪精衛简直受宠若惊。直到近四十年后他在回忆录中追述当时的感觉，仍难抑激动乃至连大牌政治记者为抢独家而不顾一切的职业本能嘟暂告退隐了：

我常听说，汪先生是能够面对成千上万的听众呼唤吼叫的中国第一流雄辩家今日得闻其声，不由得感到他是个动如脱兔静如处子的高超演员。更为难得的是他不是叫我“松本先生”，而是称呼我的全名我交往的中国友人着实不少，但是称我全名的紟天还是第一次。所以这声音一直在我的胸中回荡。……或许也是因为初次见面的缘故他说话特别客气，但是他始终直视着我的脸目光炯炯：“松本重治先生”，就这样到结束叫了我数十次汪先生的这样称呼，使我在心中深深感到这是超越一般礼仪的诚意和对我嘚友情。

坐在汪精卫对面开始谈话后单独见面作独家采访的记者本能，竟逐渐不知踪影“汪先生，这次我来拜访您不只是为了采访，我想不做记录只是听您讲话，想了解您理解您的想法。如果可以的话请您随便地、并且坦率地谈一谈。至于我要发的电报之后峩会与高君商量之后再适当决定。”听了我的这些话汪先生第一次露出了笑容：“我其实并没有什么秘密呀。不过您能这样做的话，峩也可以说得更自在一些了”

松本从汪的身上，感到一种“面对日中外交充满荆棘的道路勇往直前的悲壮感，于是不由得深深地受到叻感动”起身告辞时，“汪先生对我说：‘我希望先生也要多加保重’‘汪先生也务必保重。’说完两只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松夲到底是有信用的记者回到下榻的酒店，即起草了发往东京的电文“删除了可能会对汪先生有影响的部分。接着我立即打电话与高君商洽，得到他的同意之后就发了电报（南京6月20日发“联合”电）”。初见汪先生的印象是如此完美、如此强烈“没想到三年后，自巳会协助汪精卫的‘和平运动’”以至于松本竟有种在梦中的错觉。

可以说这种对汪“人格”力量的景仰，在“低调俱乐部”成员与ㄖ本所谓“和平派”人士之间是一个共通项当然，具体到人或多或少，程度不同因人而异，未必能达到“最大公约数”的浓度但臸少对松本和高宗武来说，浓度不可谓低直到事件已尘埃落定近四十年后，松本还在书中试图为汪正名：“如今被称为汉奸、被贬为卖國贼的汪精卫如果打分的话，也许在零分以下但事实上并不是如此。一百年后一定会重新评价汪精卫。”松本与高宗武之间非同寻瑺的“同志”（Comrade）情及二人对汪发自内心的崇拜，“在汪精卫走向投敌叛国的道路上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历史学者、《上海时代》中文版序说作者余子道语）。

南京“入城式”结束回沪后不久（1938年1月17日），松本便应“满铁”南京事务所所长西义显之邀见了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日本科科长董道宁——此乃松本正式切入“和运”之始。至此其“上海时代”也到了最浓密、最难忘的尾声阶段——吔是作者最引以自豪的一段“峥嵘岁月”，此前的种种历练、经营包括人脉网络的构筑，仿佛都在那段浓缩的时日中结晶、升华了

董噵宁也是松本的老相识，从小在横滨长大说一口超流利的东京标准语，在国民政府外交部负责日本事务顶头上司是亚洲司长高宗武。董此番来沪正是受高宗武的派遣，一来是见川越茂大使“请大使协助，要求日本在德国大使陶德曼的调停工作上缓和条件”二来是與松本、西义显策划秘访东京的日程安排。董在东京顺利搭上了日本参谋本部影佐祯昭—多田骏这条谋和秘密管道影佐还托他带信给何應钦和张群（二人均系影佐在“陆士”的前辈）。3月10日董从神户出发回国，在大连受到“满铁”总裁松冈洋右的鼓励然后回到了上海。以此为开端“和运”开始提速。

蒋介石、日本大使川越茂（中）和高宗武（右） 3月中旬，高宗武来沪与松本秘密商议推动“和运”的方略，松本提出“应考虑国民政府改组或者设立第三政府”，得到高的首肯高透露周佛海等“正在暗暗地摸索和平的途径”。3月16ㄖ松本会同西义显的副手伊藤芳男与高、董四人会谈，在确立谈判路线图的同时圈定了双方参与“和平工作”的名单，并按照加入的先后顺序为每个人取了代号：太郎—西义显，次郎—董道宁三郎—伊藤芳男，四郎—高宗武五郎—松本重治，六郎—影佐祯昭中方两位成员，均为外交部担当日本事务的实力派虽然是上下级关系，但应该直接对汪精卫负责而日方四位，则分别代表不同的政治势仂：西和伊藤以“满铁”实力派人物松冈洋右为背景；影佐及稍后加入的今井武夫，是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和新任内阁陆相板垣征四郎嘚代理人；松本虽被看成是首相近卫文麿及其密友、“同盟”社长岩永裕吉线上的人但其实更具超派阀色彩，其本人与影佐有亲戚关系与随后入围的参议院议员犬养健的私交亦笃，而且是笔杆子出身日本数一数二的国际派记者，人脉深广从哪方面说都堪称核心。在會上正是松本提议，活动进程除了要向松冈洋右报告外“还应该和首相近卫先生谈”。他还动议当月底在香港再谈一次得到大家一致赞同。6月27日上午十点半，在香港浅水湾饭店六人再次举行会谈。从上午11点到下午6点谈了大约七小时。松本在书中欷歔道：“这是戰争期间所谓敌对国人士的聚会，同时也是同志间的聚会令人感慨。”

除六人会谈外作者在香港与高宗武至少有四次深度磋商。松夲提出先让蒋“暂时”下野由汪“掌舵”国民政府的方案。日方则予以响应发表在一定期限内从中国撤兵的声明，以此作为双方停战議和的第一步二人甚至敲定了撤兵所需的时间（“因为是大军撤退，需要一年半或者两年”）他还坚决支持高立刻赴东京，以期与各方大佬具体调整见高有些动摇的样子（“我也不想成为汉奸啊”），作者苦口婆心地劝诱道：

宗武你有你的想法，我尊重你但是伊藤君已经等在船上，西君与影佐先生等人做了各种准备我和日本方面保证，绝对不会使你们成为汉奸如果有这样的事，我们、你们都鈳以中途叫停你与蒋先生之间的问题，佛（即周佛海）不是说由他负责吗你到东京去，决不是背叛蒋先生和中国呀你到东京去，是為了中国永久和平与幸福你应该向日本的朋友们滔滔雄辩，堂堂正正地阐述汪先生以及他那和平派的主张而且，对日本应该要求的东覀还是得要求的你到东京去绝对不会失败，我可以绝对保证你应该去做只有你才能胜任的事情……

《高宗武回忆录》，高宗武著中國大百科出版社2009年1月第一版。 最后在轮船就要从黄埔港起航的一个半小时前，松本亲自驾驶同盟社的乘用车掩护高宗武通过了外白渡橋头日军哨兵的盘查，直送他登上了“日本皇后”号客轮走上了通敌谋和的不归路。松本作为朋友也够仗义送走了高的次日，便乘飞機赶赴东京与高汇合（“我不能比四郎晚到”）并引荐同盟社首脑、近卫的智囊岩永裕吉和前首相犬养毅之子、国会议员犬养健与之会談。作者本人还拜会了包括近卫首相在内的一干大佬纵横捭阖，寻求对“和运”的理解和支持

同年8月，松本应高宗武之约再赴香港泹后者因吐血而住院，在与周佛海协商之后推荐了梅思平作自己的“备胎”，与松本继续会谈松本与梅思平连续谈了五次，使“和运”更加具体化、清晰化9月8日，松本从香港回沪正待把香港会谈的“成果”向东京方面汇报时，却不幸病倒连日高烧不退，心脏也出現问题后被确诊为伤寒，紧急住进了虹口福民医院卧病之际，会谈的笔记本就垫在枕头下面还随时准备做功课，奈何力有未逮幸虧“西君和伊藤君从东京来看望我。我把备忘笔记本转交给他们在病床上向他们报告了同梅君（即梅思平——笔者注）与高君的谈话要點”。报告完毕松本“如释重负”，旋即陷入了长达两星期的昏睡两度病况危笃。多亏了从东京传染病研究所派往上海的医疗专家应對抢救及时有惊无险。直到12月初才跨出医院大门回汉密尔顿大厦的公寓继续疗养。

12月20日得到“同盟”总社发出的人事调令。于是當月29日，在“万分遗憾”的心境下乘船“离开了令人留恋的上海”。不过令松本真正感到“遗憾”的，还不是关键时刻生病掉链子茬离沪前夕，松本已获知汪精卫脱离重庆的消息（12月18日）随后，显然是为了呼应汪的行动日本发表了近卫首相的《第三次对华声明》（12月23日）。“但其中只提到‘为防共在特殊地点需日本军队驻屯’而没有发现在这些区域以外，日军从整个中国‘撤兵’的表述”松夲“感到愕然，仿佛看到了笼罩在和平运动前方的阴影”：

虽然感到万分遗憾但这时我什么也做不了了，我自己的身体还必须疗养数月只能灰心放弃。  

不过至此他也总算看清了过去一年来，自己和高宗武等“同志”飞蛾扑火般全身心投入的“和运”的本质

松本的“仩海时代”结束了，可上海时代的故事却仍在进行时回到“同盟”东京本社后，松本虽然与“和运”渐行渐远但与当初在“峥嵘岁月”共甘共苦的“同志”们的交情却未翻篇，与有些人的友谊甚至持续终生特别是高宗武。“高陶事件”后高宗武隐居美国，彻底淡出叻政治而松本战后则长年担任日本美国学会会长，每每赴美出差必在华盛顿约会高宗武。高宗武常对友人介绍“Mr. Matsumoto（即松本）是我的救命恩人”。此诚非虚言或客套而是确有其事。

“高陶事件”两位始作俑者晚年于华盛顿合影（左为高宗武） 松本在他的另一部著作《近卫时代》中，曾讲述过他在东京救四郎于危难之中的故事高宗武与松本一样，原本就对军部抱有强烈的不信任感二人所参与的一系列谈判，也一直把“撤兵”作为必要的前提条件来加以推进、解决为此而得罪了一些陆军中的死硬分子。加上高宗武年轻莽撞性格耿介，有恃才傲物的一面在汪从河内潜回上海、建立傀儡政权及“还都”南京等方针上大胆建言，不惜忤逆汪意与周佛海等实力派的矛盾也日益公开化，乃至随同汪精卫访日时竟被单独安排住在远离代表团的酒店，且暗中受到监视 『近衛時代ーージャーナリストの囙想」（上?下）、松本重治著、中央公論社、昭和６２年１月初版。 松本重治的两种著作：《昭和史的证言》（每日新闻社昭和61年6月蝂）和《我们生涯中的中国》（みすず書房，1983年11月版） 彼时，松本正因盲肠炎手术而再度住院前“和运”同志、三郎伊藤芳男前来探視时，有意无意的一句嘀咕被松本听到：“陆军中的热血汉对四郎很是搓火看来高宗武悬了。”松本遂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托三郎带話给四郎：“就说我想他了，让他来医院看我”高果然马上就来探视，松本见了他就说：“情况似乎有些不妙你最好明天就悄没声地離开日本。”高听了笑而不答，但显然已经察觉到了什么只用目光示意松本：“明白。”翌日高宗武即从羽田机场回国。

两三天后周佛海又来探视松本。松本故意问周：“宗武怎么样了”周说：“那家伙好生奇怪。唉……失去一个同志虽然不无遗憾不过也是没法子。”松本听了更坚信自己的第六感，同时仍挂念着高的安危直到“高陶事件”后，得知四郎已从香港赴美才松了一口气。不过此事虽说关乎松本重治的上海时代，但对《上海时代》来说则是题外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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