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河一水's 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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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国民性这个问题是鲁迅提出来的，而且这么多年一直被人们讨论，仿佛它已经是一个定论了，中国人的人性不好天生的贱奴才。为此他还刻画了一个人物阿Q，阿Q这样的人在中国确实存在，他的形象也可以说是入木三分。&&&&但是，阿Q真的天生就是这样的吗？不，他是后天养成这样的，准确的说是让赵老太爷一鞭子一鞭子抽成这样的。&&& 阿Q没有反抗过吗？他不是向赵老太爷说了，他也姓赵吗？只是立马就让人家大嘴巴子给抽了回来，他赵都不配姓。&&&&阿Q被人压弯了腰，鲁迅不去指责压弯人腰的大山，却指责被压的人，不挺直腰，还要说什么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倒是一种很奇怪的国民性，还要说得振振有词，真能够颠倒黑白。&&&&说到底，鲁迅对中国这种奴性文化实在是领略到了精髓，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阿Q不是天生的贱骨头，回顾中国的历史，是中国延续几千年的社会制度把中国人一步步的变成了阿Q。是中国的制度造就了中国人的所谓国民性，而不是中国人的国民性造就了中国的制度。两者不是鸡和蛋的关系，也不是互为因果，而是直接的因果关系。&&&&中国老百姓对中国的制度从来没有发言权，他们只是在利益的驱使下随大流去争取自己的最大利益。&&&&商鞅是中国历史上开创性的人物，他的改革真能有利社会，有利于老百姓休养生息吗？他的改革只有利于国君的权力与政府的强大，而这些事情和老百姓毛的关系都没有。老百姓只能在他的重压呻吟。&&&&汉武帝又是另一个开创性人物，他实行盐铁专营，控制了整个社会的经济命脉，增强了他自己的实力，扩大了自己的权力，而老百姓只能在他的重压下呻吟。&&&&到了宋明清，专制礼教日臻完善，完成了从经济到思想对人的控制。各式礼教，看上去很美，但是，人们却只能在它的重压下呻吟。&&&&人从猿猴演化而来，自由是人的天性。从中国历史上看，中国人自古就是有血性的。田横五百壮士，刺秦王的荆轲，揭杆而起的陈胜吴广，等等等等。几时少了血性？&&& 要消灭人的天性，培养人的奴性，就必须建一个大笼子把人关起来。&&&&这个笼子从商鞅开始造起，越来越完善，直到把人全关进笼子。阿Q也就产生了。&&&&没有笼子，也就不会有阿Q，讨论中国人国民性的本质，先把笼子拆了再说。&&&&&我建了个微信群，欢迎新老朋友入群一起玩耍。我的微信号是changhe589，加我时说明是入群，以方便我邀请。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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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不要超过6个字如何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
——兼论近代中国教育现代性遗存的问题
日 10:36 来源：《南京社会科学》2014年第201410期
作者：马和民
内容摘要：遭遇天崩地裂的近代中国，同时迎接着西方现代性的全面入侵，救亡图存的时代要求迅速转化为更为具体的两种措施：改造中国和改造国民性。“如何改造国民性”的问题，正是在近代中国人遭遇严重的人生问题与意义危机时萌生；在救亡图存的出路探寻中并轨于以“革命”为核心的改造中国的历史潮流；并在先进的中国人对时代新人的设计中完成思想发动和理论准备；却又终止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因而，“国民性改造”的近代任务直接延续为当代使命，并遗存在现代中国教育改革和创新的历史重任中。
关键词：近代中国;国民性改造;教育现代性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马和民，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国家教育决策协同创新中心特聘研究员，上海 200062　　内容提要：遭遇天崩地裂的近代中国，同时迎接着西方现代性的全面入侵，救亡图存的时代要求迅速转化为更为具体的两种措施：改造中国和改造国民性。“如何改造国民性”的问题，正是在近代中国人遭遇严重的人生问题与意义危机时萌生；在救亡图存的出路探寻中并轨于以“革命”为核心的改造中国的历史潮流；并在先进的中国人对时代新人的设计中完成思想发动和理论准备；却又终止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因而，“国民性改造”的近代任务直接延续为当代使命，并遗存在现代中国教育改革和创新的历史重任中。　　关 键 词：近代中国 国民性改造 教育现代性　　标题注释：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地重大项目“千禧年群组发展重要特征研究”(13JJD880018)的阶段性成果。　　一、近代中国的人生问题与意义危机 　　自1840年始，近代中国除了到处弥漫着“抵御外侮”、“救国救民”和“革命”这一时代的民族与国家主义主旋律，还面对着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问题：如何做一个中国人？做一个什么样的中国人？在传统中国曾经是很清楚的问题(“学做圣贤”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到了近代中国则是一片混乱。　　1.变化着的生活秩序 　　遭遇了“大变局”的近代中国人，面对的是一个混乱无序的现实世界。近代中国的社会大变局导致民众一向借以安身立命的世界观、人生观、秩序观和生活方式面临瓦解的困境，同时又面对着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新变化。　　1905年废科举而兴学堂。清末一位举人刘大鹏在日记中述说了废科举后的忧愁与幻灭感：“下诏停止科考，士心涣散，有子弟者皆不作读书想，别图他业，以使子弟为之，世变至此，殊可畏惧。”“甫晓起来心若死灰，看得眼前一切，均属空虚，无一可以垂之永久。”“谋生无路，奈之何哉？”①　　辛亥革命革除了象征清朝统治的长辫子，人们的生活方式随之发生巨变。学生装、西装开始流行，“天足”开始取代小脚。西方饮食(西菜、汽水、啤酒等)自近代传入，源自西方的物质文明在晚清开始逐渐流行。　　人生礼俗发生变化。例如，请教士给新生儿行“洗礼”，一些青年人争取婚姻自主，行“文明结婚”、“教堂婚礼”，葬礼中开始用“黑纱白花”代替“披麻戴孝”等，表现出“移风易俗”的新气象。　　新社交礼仪渐趋流行。辛亥革命后废止官场跪拜礼，废止“大人”“老爷”之称呼，官员以官职相称，民间以“先生”“君”相称。民间交际逐渐通行“握手礼”，拜见尊长行“鞠躬礼”。“男女大防”在社交场合逐渐淡化，开始自由交往。这些新礼俗、新礼仪在民国初年尽管还局限于大城市，但是这种以人格、身份平等为基础的社交礼仪，标志着旧秩序的渐趋消解。　　2.对西方新文明的崇拜 　　近代中国一切皆新。“新”字构成了一连串新词汇的组合，借此来界定新文明。“近代中国四处流传着各种有关新世界、新文明、新种族的传说，说他们有望远镜和牧师、军舰和大教堂、火车和公园、图书馆和博物馆、照相机和报纸。这些传说要比马可·波罗带回欧洲的关于震旦的故事，比哥伦布带回的关于印第安人的故事，或许更为神奇；传说中还有吃牛肉、全身散发着奶酪味道、胸毛长长的男人，以及长着蓝眼睛、袒胸露臂的女人；然后也流传着关于共和国、议会、宪法，自由平等和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权；最后，还流传着关于穷凶极恶的毁灭性武器，它们远非中国的任何武器所能匹敌。”②　　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这种对新文明的崇拜至少可以归纳为三类新特征：第一是“新秩序”，用“新的”横扫了一切旧的。从晚清“维新运动”到“新政”，从“新民说”到“新文化”、“新文学”、“新学”等；第二是“新时代”，“时代”与“新时代”这两个新概念的流行，界定了“现代性”的一种精神风貌；第三是“新文明”，20世纪初来自日文的“文明”、“文化”被引入中国(尽管两词古已有之)，并开始和“东方”、“西方”结合成五四时期最常见的词汇，用来表达“两分的”、“对立的”、“东与西”的文明范畴。“这里暗中假定了‘西方文明’标志着一种社会进化论的高级阶段，标志着一种不断进步的文明。”③这正是近代中国人崇拜西洋文明、西方文化的思想性标志。　　3.安身立命的意义危机 　　社会大动荡既引发了秩序瓦解的社会危机，也导致了信仰无着、人生无从安立的意义危机。意义危机首先发轫于传统道德价值的迷失，即传统道德伦理价值动摇了。到五四时期，当一些狂热者要求对所有价值，“特别是儒家的道德传统，重加评估之时，迷失状态达到了极致”。④紧接着出现了“存在迷失”。对生存状态的焦虑和对生命存在的悲观意识，尤其弥漫在以王国维为代表的一些学者的思想中，很多读书人投身佛学研究，是想解决生命存在的意义问题。更深层的是“形上的迷失”，即科学虽然为中国人开出了一条新路，虽然能回答许多“什么”(what)和“如何”(how)的问题，可是对“究竟因”(ultimate why)却无法不缄默。因此，科学因其本质之故，无法取代传统中广涵一切的世界观。⑤显然，这场危机的实质是传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受到了冲击，人们赖以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开始动摇，价值取向变得无所适从，对人生意义迷茫造成的。　　4.“迷乱之人心”与自杀行为 　　五四前后的中国到处是“迷乱之人心”。道德生活与社会生活呈现为一种混乱无序的现象：有人利用社会转型之机，投机钻营、不知廉耻、不顾他人死活地赚取不义之财；有人茫然失措，形成思想紧张和行为失常；有人甚至对人生和社会彻底失望，以致“自杀”或“出家”在民国前后成了一个突出的、令人瞩目的社会现象。⑥　　上海《民国日报》“本埠新闻”栏报道，1919年自杀的人数21人，1920年47人，1921年66人。北京《晨报》“社会咫闻”栏报道，1921年4月至12月自杀者为103人。这些自杀者中形成社会舆论热点的，有愤世嫉俗以自杀唤醒国人的陈天华，有殉清殉道的梁济(巨川)及后来的王国维，有悲观厌世的北大学生林德杨等。⑦　　对这些社会失范现象，当时的人们作出过解释。例如，熊十力在辛亥革命失败后曾说：“念党人争权夺利，革命终无善果。又目击万里朱殷，时或独自登高，苍茫望天，泪盈盈而下”⑧。梁漱溟在解释很多人为什么走上出世之路时说：“十年来这样态度的人日有增加，滔滔皆是。大约连年变乱和生计太促，人不能乐其生，是最有力的外缘，而数百年来固有人生思想久已空乏，何堪近年复为西洋潮流之所残破，旧基骤失，新基不立，惶惑烦闷，实为其主因。”⑨陈独秀在分析厌世自杀的精神原因时指出：“以前的信仰都失了威权”、“青年的理想受到社会的压迫”、“佛教‘空观说’的危害”等因素，故而尤其倡导揭示“人生真相”的新教育方针。⑩　　5.崇拜美国新生活的风气渐成　　五四前后，社会和青年学生中出现了一股以美国为主要对象的崇洋风气。学习英语成为时尚。在大学联考中，英语的比重最大，学校的大部分课程使用英语原文教材。在20世纪20年代的国内大学，有90％的教材是用英语编撰的(不包括教会学校)。北京大学有英文演讲社，《北京大学学生日刊》经常有英文作文比赛的报道，社会上自然也以英文水平为判断教师的标准。(11)日，一位赴美留学的黄森生在致书尚在北京大学求学的友人信中说：“新舞台、新思想、新生活，恐怕除了美国以外再难他求了”。他说：“美国是我唯一的亲友，唯一的兄弟园，唯一的自由的、博大的、大同的国家，凡学术技艺，不问国界都可以供他人研究”。(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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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向来称为老大帝国。这老大二字有深意存焉，就是即老又大。老字易知，大字就费解而难明了。所谓老者第一义就是年老之老。今日小学生无不知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这实在是我们可以自负的。无论这五千年中是怎样混法，但是五千年的的确确被我们混过去了。一个国家能混过上下五千年，无论如何是值得敬仰的。国家和人一样，总是贪生想活，与其聪明而早死，不如糊涂而长寿。中国向来提倡敬老之道，老人有什么可敬呢？是敬他生理上一种成功，抵抗力之坚强；别人都死了，而他偏还活着。这百年中，他的同辈早已逝世，或死于水，或死于火，或死于病，或死于匪，灾旱寒暑攻其外，喜怒忧乐侵其中，而他能保身养生，终是胜利者。这是敬老之真义。敬老的真谛，不在他德高望重，福气大，子孙多，倘使你遇到道旁一个老丐，看见他寒穷，无子孙，德不高望不重，遂不敬他，这不能算为真正敬老的精神。所以敬老是敬他的寿考而已。对于一个国家也是这样。中国有五千年连绵的历史，这五千年中多少国度相继兴亡，而他仍存在；这五千年中，他经过多少的旱灾水患，外敌的侵凌，兵匪的蹂躏，还有更可怕的文明的病毒，假使在于神经较敏锐的异族，或者早已灭亡，而中国今日仍存在，这不能不使我们赞叹的。这种地方，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同时老字还有旁义。就是“老气横秋”，“脸皮老”之老。人越老，脸皮总是越厚。中国这个国家，年龄总比人家大，脸皮也比人家厚。年纪一大，也就倚老卖老，荣辱祸福都已置之度外，不甚为意。张山来说得好：“少年人须有老成人之识见，老成人须有少年人之襟怀；”就是少年识见不如老辈，而老辈襟怀不如少年。少年人志高气扬，鹏程万里，不如老马之伏枥就羁。所以孔子是非常反对老年人之状况的。一则曰“不知老之将至”，再则曰“老而不死是为贼”，三则曰“及其老也，戒之在得”。戒之在得是骂老人之贪财，容易患了晚年失节之过。俗语说“鸨儿爱钞，姐儿爱俏”，就是孔子的意思。姐儿是讲理想主义者，鸨儿是讲现实主义者。
大是伟大之义。中国人谁想中国真伟大啊！其实称人伟大，就是不懂之意。以前有黑人进去听教师讲道，人家问他意见如何，他说“伟大啊”。人家问他怎样伟大，他说“一个字也听不懂”。不懂时就伟大，而同时伟大就是不可懂。你看路上一个同胞，或是洗衣匠，或是裁缝，或是黄包车夫，形容并不怎样令人起敬起畏。然而试想想他的国度曾经有五千年历史，希腊罗马早已亡了，而他巍然获存。他所代表的中国，虽然有点昏沉老耄，国势不振，但是他有绵长的历史，有古远的文化，有一种处世的人生哲学，有文学，美术，书画，建筑足以西方媲美。别人的种族，经过几百年文明，总是腐化，中国的民族还能把河南犹太民族吸引同化。这是西洋民族所未有的事。中国的历史比他国有更长的不断的经过，中国的文化也比他国能够传遍较大的领域。据实用主义的标准讲，他在优胜劣败的战场上是胜利者，所以这文化，虽然有许多弱点，也有竞存的效果。所以你越想越不懂，而因为不懂，所以你越想中国越伟大起来了。
老实讲，中国民族经过五千年的文明，在生理上也有相当的腐化，文明生活总是不利于民族的。中国人经过五千年的叩头请揖让跪拜，五千年说“不错，不错，”所以下巴也缩小了，脸庞也圆滑了。一个民族五千年中专说“啊！是的，是的，不错，不错，”脸庞非圆起来不可。江南为文化之区，所以江南也多小白脸。最容易看出的是毛发与皮肤。中国女人比西洋妇人皮肤嫩，毛孔细，少腋臭，这是谁都承认的。
还有一层，中国民族所以生存到现在，也一半靠外族血脉的输入，不然今日恐尚不止此颓唐萎靡之势。今日看看北方人与南方人体格便知此中的分别。（南人不必高兴，北人不必着慌，因为所谓“纯粹种族”在人类学上承认“神话”，今日国中就没人能指出谁是“纯粹中国人”。）中国历史，每八百年必有王者兴，其实不是因为王者，是因为新血之加入。世界没有国家经过五百年以上而不变乱的；其变乱之源就是因为太平了四五百年，民族就腐化，户口就稠密，经济就穷窘，一穷就盗贼瘟疫相继而至，非革命不可。所以每八百年的周期中，首四五百年是太平的，后二三百年就是内乱兵匪，由兵匪起而朝代灭亡，始而分裂，继而迁都，南北分立，终而为外族所克服，克服之后，有了新血脉然后又统一，文化又昌盛起来。周朝八百年是如此。先统一后分裂，再后楚并诸侯南方独立，再后灭于秦。由秦至隋也是约八百年一期，汉晋是比较统一，到了东晋便五胡乱华，到隋才又统一。由隋至明也是约八百年，始而太平，国势大振，到南宋而渐微，到元而灭。由明到清也是一期，太平五百年已过，我们只能希望此后变乱的三百年不要开始，这曾经有人做过很详细的统计。总而言之，北方人种多受外族的混合，所以有北方之强，为南人所无。你看历代建朝帝王都是出于长江以北，没有一个出于长江以南。所以中国人有句话，叫做，吃面的可以做皇帝，而吃米的不能做皇帝。曾国藩不幸生于长江以南，又是湖南产米之区，米吃得太多，不然早已做皇帝了。再精细考究，除了周武王秦始皇及唐太祖生于西北陇西以外，历朝开国皇帝都在陇海路附近，安徽之东，山东之西，江苏之北，河北之南。汉高祖生于江北，晋武帝生于河南，宋太祖出河北，明太祖出河南。所以江淮盗贼之薮，就是皇帝发祥之地。你们谁有女儿，要求女婿或是要学吕不韦找邯郸姬生个皇帝儿，求之陇海路上之三等车中，可也。考之近日武人，山东出了吴佩孚，张宗昌，孙传芳，卢永祥。河北出了齐燮元，李景琳，强之江，鹿钟麟。河南出一袁世凯，险些儿就登了龙座，安徽也出了冯玉祥，段祺瑞。江南向来没有产过名将，只出了几个很好的茶房。
但是虽有此南北之分，与外族对立而言，中国民族尚不失为有共同的特殊个性。这个国民性之来由，有的由于民种，有的由于文化，有的是由于经济环境得来的。中国民族也有优点，也有劣处，若俭朴，若爱自然，若勤俭，若幽默，好的且不谈，谈其坏的。为国与为人一样，当就坏处着想，勿专谈己长，才能振作。有人要谈民族文学也可以，但是夸张轻狂，不自检省，终必灭亡。最要紧是研究我们的弱点何在，及其弱点之来源。
我们姑先就这三个弱点：忍耐性，散慢性及老猾性，研究一下，并考其来源。我相信这些都是一种特殊文化及特殊环境的结果，不是上天生就华人，就是这样忍辱含垢，这样不能团结，这样老猾奸诈。这有一方法可以证明，就是人人在他自己的经历，可以体会出来。本来人家说屁话，我就反对；现在人家说屁话，我点头称善曰：“是啊，不错不错。”由此度量日宏而福泽日深。由他人看来，说是我的修养工夫进步。不但在我如此，其实人人如此。到了中年的人，若肯诚实反省，都有这样修养的进步。二十岁青年都是热心国事，三十岁的人都是“国事管他娘”。我们要问，何以中国社会使人发生忍耐，莫谈国事，及八面玲珑的态度呢？我想含忍是由家庭制度而来，散慢放逸是由于人权没有保障，而老猾敷衍是由于道家思想。自然各病不只一源，而且其中各有互相关系；但为讲解得清楚便利，可以这样暂时分个源流。
忍耐，和平，本来也是美德之一。但是过犹不及；在中国忍辱含垢，唾面自干已变成君子之德。这忍耐之德也就成为国民之专长。所以西人来华传教，别的犹可，若是白种人要教黄种人忍耐和平无抵抗，这简直是太不自量而发热昏了。在中国，逆来顺受已成为至理名言，弱肉强食，也几乎等于天理。贫民遭人欺负，也叫忍耐，四川人民预缴三十年课税，结果还是忍耐。因此忍耐乃成为东亚文明之特征。然而越“安排吃苦”越有苦可吃。若如中国百姓不肯这样地吃苦，也就没有这么许多苦吃。所以在中国贪官剥削小百姓，如大鱼吃小鱼，可以张开嘴等小鱼自己游进去，不但毫不费力，而且甚合天理。俄国有个寓言，说一日有小鱼反对大鱼的歼灭同类，就对大鱼反抗，说“你为什么吃我？”大鱼说：“那么，请你试试看。我让你吃，你吃得下去么？”这大鱼的观点就是中国人的哲学，叫做守己安分。小鱼退避大鱼谓之“守己”，退避不及游入大鱼腹中谓之“安分”。这也是吴稚晖先生所谓“相安为国”，你忍我，我忍你，国家就太平无事了。
这种忍耐的态度，我想是由大家庭生活学来的。一人要忍耐，必先把脾气炼好，脾气好就忍耐下去。中国的大家庭生活，天赋给我们练习忍耐的机会，因为在大家庭中，子忍其父，弟忍其兄，妹忍其姊，侄忍叔，妇忍姑，妯娌忍其妯娌，自然成为五代同堂团圆局面。这种日常生活磨练影响之大，是不可忽略的。这并不是我造谣。以前张公艺九代同堂，唐高宗到他家问何诀。张公艺只请纸连写一百个“忍”字。这是张公艺的幽默，是对大家庭制度最深刻的批评。后人不察，反拿百忍当传家宝训。自然这也有道理。其原因是人口太多，聚在一起，若不相容，就无处翻身，在家在国，同一道理。能这样相忍为家者，自然也能相安为国。
在历史上，我们也可证明中国人明哲保身莫谈国事决非天性。魏晋清谈，人家骂为误国。那时的文人，不是隐逸，便是浮华，或者对酒赋诗，或者炼丹谈玄，而结果有永嘉之乱，这算是中国人最消极最漠视国事之一时期，然而何以养成此普遍清谈之风呢？历史的事实，可以为我们明鉴。东汉之末，子大夫并不是如此的。太学生三万人常常批评时政，是谈国事，不是不谈的。然而因为没有法律的保障，清议之权威抵不过宦官的势力，终于有党锢之祸。清议之士，大遭屠杀，或流或刑，或夷其家族，杀了一次又一次。于是清议之风断，而清谈之风成，聪明的人或故为放逸浮夸，或沉湎酒色，而达到酒德颂的时期。有的避入山中，蛰居子屋，由窗户传食。有的化为樵夫，求其亲友不要来访问，以避耳目。竹林七贤出，而大家以诗酒为命。刘伶出门带一壶酒，叫一人带一铁锹，对他说“死便埋我”，而时人称贤。贤就是聪明，因为他能佯狂，而得善终。时人佩服他，如小龟佩服大龟的龟壳的坚实。
所以要中国人民变散慢为团结，化消极为积极，必先改此明哲保身的态度，而要改明哲保身的态度，非几句空言所能济事，必改造使人不得不明哲保身的社会环境，就是给中国人民以公道法律的保障，使人人在法律范围之内，可以各开其口，各做其事，各展其才，各行其志。不但扫雪，并且管霜。换句话说，要中国人不象一盘散沙，根本要着，在给与宪法人权之保障。但是今日能注意到这一点道理，真正参悟这人权保障与我们处世态度互相关系的人，真寥如晨星了。
摘自《林语堂著译人生小品集》浙江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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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的国民性及中国文化
秦汉由封建制转为郡县制，官员由皇帝统一派遣，并沿用至清末。这是中国“和合性”的一个表现。虽然这时皇帝并不比先秦，但对士人还是挺宽容的。宋代不杀文人，文化很繁荣。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自己辞职好几次，皇帝还是把他请回来让他编《资治通鉴》，有几个人没有功名，皇帝也任由司马光自己选用。到明清虽专制加强，但仍有御史，可以向皇帝提意见，弹劾大臣。古代并不象我们想的那么黑暗。我们上中学时学过汉武帝之所以独尊儒术，是因为儒家提倡尊王，有利于专制。钱穆先生则说不对，他举汉代儒家辕固生和道家黄生辩论武王伐纣说，儒家赞扬武王替天行道，道家否定武王。这足以说明儒家并不提倡专制。汉武帝之所以尊崇儒家，很可能因为他的老师是儒生的缘故。所以读史书要多读一些课外书，听一听不同意见。我不是说钱先生说的就对，要有自己的思考，兼听则明。 中国人的文化中，成大事者不是英雄，而是能收天下英才而用之。钱先生说刘邦能用萧何，韩信，张良。刘备显示的很无能，全凭孔明等人。小说《水浒传》宋江好似无能，林冲，武松则是英雄。《西游记》唐僧无能，孙悟空则神通广大。这样的例子很多。西方则崇尚英雄主义。亚历山大，凯撒，拿破仑无一不是如此。要是在中国这样的英雄是要失败的，如项羽，他不能集合众人的智慧，只有失败。他批评现代人写传记喜欢突出个人，说不符合中国人的传统。这一点让我想起胡兰成的《今生今世》，专业的学者批评这本书有很多硬伤，有人则说他继承了传统的写史方法。中国人做学问，也是体现“和合性”的。孔子说“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中国人在传统上是聚在一起讨论的。“诸子百家”这个“家”不是现在说的哪一个专家，而是信仰这一家的老师及其门人。像《论语》是孔子的门人合编的，《吕氏春秋》也是吕不韦门下的食客编写的。大家在一起自然而然就产生感情，超越一般的师生关系。所以中国人叫“师父”，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称学生叫“弟子”，同辈之间互为兄弟，长辈面前则是儿子。孔子死时，发丧的是门人弟子，家人次之，和现在很不一样。直到明朝王阳明死时亦是这样。西方则不一样，他们研究学问常常是一个人，很少聚在一起讨论。在师生关系上，中国人强调“尊师重道，西方人强调”吾爱吾师，无更爱真理。“梁启超当年和老师康有为分道扬镳，到了后来还是给老师写了寿文，师生关系和好如初。中国人做学问是”述而不作“，只继承自己不创作，这是谦虚，其实哪里会不创作，但他们在大体上不会违背传统。儒家诞生于孔子，虽然经过孟子、荀子，及至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几经变化，但其本质仍然是解释孔子的著作，解释四书五经。道家和阴阳家经常假托黄帝，神农，列子说话，这些假托的人其实是不存在的。西方讲究创新，仿佛不创新就无以为立。我们现在的许多思想都是西方人的思想，我们也用现在的眼光来批判古人，这是不对的。就好像梨子和柚子哪个更好，这不能比较，因为它们不是一类，无所谓谁好谁坏。 中国人现在喜欢用西方人的观念解释东方，西方有奴隶社会，非要在中国也找出奴隶社会。其实他说中国不存在奴隶社会。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只出现过”食客“，那些”食客“寄居在主人家里拖家带口，待遇优厚。到了后世，有卖身制度，但买主需要向政府缴纳两倍的税。钱先生说中国的”食客“乃至奴才比同时代的西方拥有自由的无产阶级生活的好得多，他由此说”中国哪有封建专制。“他的这点说法颇值得怀疑，不能使人信服。他总是拿皇帝对臣下很好，来作为中国没有封建专制的证据，否定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这不太对。当然你要是一位对中国文化没有信心的人，不妨读一读他的书，还有辜鸿铭和林语堂的书。中国古代第一大学问就是儒学，2000年来读书人独尊孔子，这是中国文化界的最大的自由，这完全是读书人自己的意思。我在上面说中国传统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但在解释圣人经典的同时，不免生产自己的见解，所以会有流变。 孔子是儒家的祖师爷，门人3000，贤人72。其思想产生于春秋时期，及至子思尚能得其真传。到了孟子的时代，是战国时期，诸侯混战民不聊生，孟子就提出“民贵君轻”，告诫君王怜悯百姓。孔子从来不主张“民贵君轻”，他反对武王伐纣，认为有违君臣伦理。到荀子又是一变，孟子提倡”性善说“而荀子提倡”性恶说“，并且有点法家的意思。到西汉董仲舒提出”君权神授“，天人合一，又把阴阳家的思想融入儒家。子曰：”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是不相信鬼神的。唐代李氏家族跟老子攀亲，（老子原名李耳）大兴道教。武则天喜欢佛教，佛教也大兴。从而在唐代儒释道三家互相融合。
人们常说宋明理学，宋代理学是北宋晚期产生的，起源于周敦颐。（写《爱莲说》的那位）到了二程发展到高峰，程颐和程颢是宋代的理学大家。到了南宋比较有名的就是朱熹了。程朱理学讲究”格物致知“，从外界的事物穷尽原理，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南宋的陆九渊不赞成程朱，独创”心学“，提倡”心外无物“，反对”格物致知“。到了明代王阳明在陆九渊的基础上提出”致良知“和”知心合一“。程朱是唯物主义，陆王是唯心主义。中国人向来讲究“天人合一”，儒家、道家、阴阳家都有这样的思想。阴阳家自不必说，道家提倡道法自然，一个人应该顺应自然规律和生理规律。饥则食，倦则眠。按照四时节气穿不同的衣服，调整作息时间。道家的养生术是很厉害的。《中庸》讲“率性之谓道”。这就是儒家了。按照自己的天性去做事，不矫揉造作。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人。”孔子斥之为“乡愿”。司马迁在《报任安书》当中说的就更明显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以说儒家的“道”是社会的，是人文。道家的”道“是自然的，是天文。儒道虽相互诋毁，但早已相互融合了。魏晋王弼是道家，但他注解的《易经》是儒家必读的。
中国人传统是敬畏神灵的，有各式各样的神。我常常怀疑人们将神庸俗化了。试问真的会有一位保佑人们发财的神仙吗，天庭里也容得下铜臭？中国人是务实的，哪位神能为自己所用，就敬拜他。像灶王爷这样的小神，关系到自己的吃饭问题，在每年的特定一天还会往他嘴上抹蜜呢。西方人不一样，神是不管人间事的。《圣经》有言：”凯撒的事凯撒管，天上的事我管。“所以《中庸》所谓：”修身之谓教“，是宗教的，人和神在中国是一体的，所以孔子也罢，关公也好，几千年都被雕刻在祠堂庙宇供人膜拜。 什么叫做”合内外“呢？”内“可以理解成精神，”外“可以理解成物质，也就是说中国人是物质和精神兼顾的。中国人讲究阴阳调和，讲究中庸，为人处事要不偏不倚，过犹不及。在对待文化的问题上也是一样的。我们好像以为古代中国过于偏重思想，像王小波说的：”朱熹的理学还没有一块豆腐来的实际。“但钱穆先生不这样认为。王阳明当年效仿朱熹格竹子，结果什么都没有格出来，反倒因为思虑太深而大病一场，从此摒弃朱子学，转向心学。钱穆先生说王阳明误解了朱熹的意思，朱熹并不是让人一定去探究事物的原理，这里的”物“不一定指物体，也指事情。儒家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若不先格物，徒有诚意也是不够的。比如毛泽东想建设好中国，由于不懂经济发展规律，反弄巧成拙，朱熹的格物是这个意思。”格物“是外在的，”诚意“是内在的。西方人就过于追求外在，他们不理解”天人合一“所以在早期对自然多有破坏。（中国现在也走上了西方的老路）而印度人则过分追求内心，佛教说世间一切皆苦，是避世的，这样难免沦为无知之人。孔子早就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中国似乎没有土著的宗教，也就没有普遍的宗教信仰。如果西方人偏重科学与宗教，中国人就是偏重艺术与道德。林语堂写《生活的艺术》，写孔孟写老庄，写陶渊明写苏子瞻，偏偏佛教很少提及。中国人是不信宗教的，或者说宗教是小众的。宗教和科学是人身之外的事情，道德和艺术则由人来创造，来演绎。中国人有孔孟教人三纲五常，庄子教人逍遥世外，却鲜有科学受人尊崇的。虽说鲁班发明种种器具，在传统士人看来不过是奇技淫巧。艺术与道德是一体的，最高的道德亦为最高的艺术。这句话怎么理解呢？我在此处举《儒林外史》杜少卿的例子。杜少卿有万贯家财，整日呼朋引伴饮酒赋诗，却不考取功名，而是寄情山水。这在古代中国是很高的道德，叫做“淡泊名利”。可是你看杜少卿不是一个艺术家吗，饮酒赋诗难道还不够艺术吗？我们现在一讲到古代的中国好像就很迷信，是看不起的。儒家讲五常：仁义礼智信，这个信是信仰，信心，不是迷信。《论语》里有一句话大家都学过：“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是别人不能理解自己的思想，自己也不生气。这就说明孔子是“信”，他有自信，知道自己的话没错。孔子又说：“焉知后不如今。”这是对他人的相信，相信别人可以懂他。西汉杨雄写《太玄》，朋友说别人看不懂，他说自有后人能懂，果然一千年后司马光对《太玄》佩服之极。这都是传统中国人对于中国文化的信心。中国人的信仰更是毋庸置疑的。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传统士人对于“道”的追求是今天人们难以想象的。古代的史官都是世袭的，一位史官写大臣弑君被杀，死后他弟弟继续写又被杀，他儿子又写终于成功了。御史也是一样的，他们可以当面指责皇帝连命都不要了。朱元璋就曾今当庭杖毙十几位大臣，可还是有人出来指责他。朱熹和陆九渊在鹅溪辩论，全国各地的士子赶来听，那时交通不发达，广东那边可能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到。他们不仅在道德方面遵守圣人遗训，在生活习惯方面也一样，几近迂腐。孔子《论语》上写吃饭要吃姜，不管对错有的人也照样吃。到了民国这股风气还有遗存。钱穆因胃病倒地，弟子问他药在哪，他说：“拿《王阳明全集》过来。”我读完这些不禁感动非常。今人研究古人，很难还原他们的精神面貌，所以五四学者多出妄语，说他们是“封建卫道士”。我今天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这其实是传统士大夫对于中国文化的自信，在他们眼里西洋人始终是蛮夷。今天的人总说中国文化不好，一味推崇西洋文化，这难道不是迷信吗？王力宏的《火力全开》唱的很好：“打倒帝国主义，不愿再做奴隶，我家大门被入侵。你说LADY卡卡，我说何必怕他·····别向他们磕头，文化是武器·······火力全开··········“在五四以来，大部分知识分子对本国文化失去信心，妄自菲薄的情况下，钱穆先生能保持清醒的头脑是很不容易的。我们知道新文化运动是陈独秀的《新青年》首先提倡的，那陈独秀是怎样的一个人呢？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陈独秀小时候他爷爷打他，他一动不动，还昂首挺胸让他爷爷打。他爷爷说了句：“此儿不是圣人，就是贼首。”我们可以看出陈是个意气用事的人，不够冷静易走极端。他倡导新文化运动也最为激进，没有考虑全面。钱玄同甚至还提出废除汉字，采用罗马字。在那个国将不国的背景下，知识分子救国的愿望很迫切，对于本国文化是很自卑的，认为中国不如西方根本问题在文化方面。陈独秀说：“中国不仅科学不如西方，就连艺术和道德也不如西方。”这导致了新文化运动有点过了。现在许多学者都想复兴文言，复兴儒学，这已经是一股潮流了。 民国时期有几个文化保守主义者，大都是怪人。辜鸿铭这个人很奇怪，会好几种外语，而且童年并不在中国，却很喜欢中国文化，还有叶公超，林语堂等等。好像英语越好越看不起外国，越喜欢中国。我想这是因为他们早年没有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有点文化断奶的感觉，所以到后来再接触就会有一种超过常人的亲近感，这是我的个人看法。有一件白话文和文言文哪个更好的故事很有意思，可以一窥当时学术界的风气。黄侃讨厌白话文，讨厌胡适。有一天他在课上讲文言比白话简洁时说：“胡适死了老婆，用白话文写‘你老婆死了，赶快回来啊！’。用文言文写：‘妻死速归！’。如此比喻令人绝倒。钱穆先生这本书很对我胃口，他不主张全面的否定传统文化。其实那时的读书人也不是不支持白话文运动，他们只是想慢慢来。先用魏晋的古白话作文，循序渐进。林琴南就用文言翻译过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等几十种外国名著，现在也有卖，大家如果想读文言的外国著作，可以买来读。可陈独秀太着急了，自然遭到一些人的攻击。
喜欢读《世说新语》的理想主义者。微信:juyinl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