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全国gdp各省份排名:上海北京广东跌出前三
【导语】：据《中国经济周刊》及旗下智囊机构中国经济研究院统计，31个省份在2015年地方两会上公布的2014年的GDP数据中，有24个省份GDP过万亿元。　　刚刚过去的2014年，我国居民的幸福感有何变化？不同区域的居民幸福感又有何不同？　　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曾说，只有GDP，可能不一定幸福，但如果没有GDP，一定不会幸福。　　据《中国经济周刊》及旗下智囊机构中国经济研究院统计，31个省份在2015年地方两会上公布的2014年的GDP数据中，有24个省份GDP过万亿元。　　以最能反映区域发展水平的人均GDP角度考察，31个省份中，有天津、北京、上海等9个省份的人均GDP过万美元。按照世界银行2013年的分类标准，天津、北京、上海、江苏已经达到高收入经济体的标准。　　GDP衡量的是一国或一个地区一定时间内最终商品和服务的市场价值。GDP收入将分配给企业、政府和居民。居民收入则衡量在创造GDP过程中，居民所能分得的收入。微观经济学理论表明，居民幸福感会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而增加。　　截至日，经《中国经济周刊》采访、中国经济研究院统计发现，累计有20个省份的统计部门权威发布了2014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这让中国居民人均收入情况得到更全面的展现。　　在这20个省份中，浙江以32658元位列2014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榜榜首。　　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GDP比值，被权威专家认为更能用来衡量居民生活水平的变化情况。自2009年起，《中国经济周刊》及旗下智囊机构中国经济研究院，已连续6年发布根据各省份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人均GDP数据计算出的比值，并将这一比值视作GDP含金量(即单位GDP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又被称作“幸福指数”)。　　正是由于今年有了官方权威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今年的GDP含金量榜单与往年大不一样。2014年的全国GDP含金量平均值为0.431，创历年最高值。较2009年的0.3856增长了11.8%，呈现明显上升趋势。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提出，完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更加重视劳动就业、居民收入、社会保障、人民健康状况。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成为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应有之义。　　“GDP含金量”的排名反映了民众分享GDP蛋糕的大与小，也为地方政府的执政理念和发展观念，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价值。　　2014年31省份GDP含金量大排名　　2015年2月，《中国经济周刊》旗下智囊机构中国经济研究院通过统计全国31个省份公布的2014年的最新经济数据，计算得出2014年31省份GDP含金量排名，并采访专家学者对排名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　　结果显示，2014年，中国大陆31个省份GDP含金量排名依次为：云南、安徽、江西、山西、广西、贵州、上海、四川、浙江、海南、甘肃、黑龙江、湖南、河南、河北、广东、北京、湖北、重庆、宁夏、西藏、福建、青海、新疆、辽宁、吉林、山东、陕西、江苏、内蒙古、天津。　　其中云南等12个省份位居GDP含金量的全国平均数之上。　　接受采访的经济学家将表格中的省份分为三个梯队进行了解读。　　第一梯队(全国平均数之前)有13个省份：云南、安徽、江西、山西、广西、贵州、上海、四川、浙江、海南、甘肃、黑龙江。　　第二梯队有9个省份：湖南、河南、河北、广东、北京、湖北、重庆、宁夏、西藏、福建。　　第三梯队有9个省份：青海、新疆、辽宁、吉林、山东、陕西、江苏、内蒙古、天津。　　沪京粤跌出前三 第一梯队多被中西部省份占据　　跟GDP含金量直接相关的首要指标就是居民收入。从2014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榜单看，排在前三位的是：上海、北京、浙江。尽管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是含金量计算公式中的分子，其高低排名不等于GDP含金量排名，但鉴于自2011年以来，上海、北京、广东已经连续三年位居GDP含金量排行榜前三，且位次无变化，故研究人员起初认为如果不出意外，上海、北京应该依然会是2014年GDP含金量榜单的领头羊。　　但是，2014年的排名甫一问世，接受采访的几位专家都甚感意外：沪京粤竟然不在第一梯度之列。上海虽然在第一梯队，却从首位跌到了第7位；北京更是从第二跌到了第17位。2014年的前三名被云南、安徽、江西取而代之：一个西部省份，两个中部省份。　　然而这三个中西部省份也并非“无名之辈”。自2010年以来的GDP含金量排名中，3省份均位列前十。　　整体看排在第一梯队的13个省份，中、西、东部省份平分秋色。中部占5个席位：山西、黑龙江、安徽、江西、湖南；西部占5个席位：四川、贵州、云南、甘肃、广西；东部占3个席位：上海、浙江、海南。中西部加起来共10个省份。　　研究审视第一梯队省份的相关数据，会发现西部地区这样一个特点：不论是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还是人均GDP，都呈现低水平发展。特别是甘肃和贵州，作为中国贫困省份的典型，甘肃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全国倒数第二，为11782.78元；贵州全国倒数第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2371.00元。　　第一梯队中除了上海和浙江两个发达省份外，其余11省份，人均GDP都在15000元左右，远低于排在第二、第三梯队的北京、天津、广东等人均GDP达到3万元、甚至4万元以上的省份。　　针对今年的榜单中不少中西部省份跃居第一梯队，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袁钢明对《中国经济周刊》解释道，第一梯队中部分低发展水平地区上榜，跟地方政府在发展中，注重把大量的转移支付用于改善和提升人民生活有关。而由于这些地区整体的人均GDP 较低，因此表现在数据上，GDP含金量的排名就很高。　　从GDP含金量的计算公式上分析也可发现，GDP含金量排名之所以会得到提升，是因为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高于人均GDP的增长速度。虽然，第一梯队的GDP增速并不高，但是因为将财政转移支付用于民生，在分母(人均GDP不变的情况下)，分子(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加大，使得GDP含金量的比值增大。　　众所周知，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在我国广泛适用，是平衡各地财政收支的一个重要手段。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和边境地区发展。中央财政在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框架内，专门设立对应转移支付项目，逐年加大对这些地区补助力度，帮助其加快发展。　　特别是2013年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完善一般性转移支付增长机制，重点增加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的转移支付力度的明确要求。遵照这一要求，2014年中央财政上述各项转移支付又有明显增加。　　财政部网站数据显示，2014年中央对边境地区转移支付120亿元，民族地区亿元。云南、贵州、广西、甘肃等第一梯队省份均在上述转移支付之列。尽管这些资金总量不大，但是截至2013年底，云南、贵州、广西、甘肃四省份总人口之和也不过才1.5亿人，这些转移支付对提升人均收入效果明显。　　此外，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云南、贵州等省份公共财政支出的重中之重。2015年的云南省政府工作报告特别强调，要“持之以恒保障和改善民生”。资料显示，近年来，云南省用于民生的财政支出占到财政支出总额的70%以上。贵州省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贵州省九项重点民生类支出合计2301.01亿元，增长14.8%，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65%。　　不过，虽然将钱用于民生符合国家的大政方针，但是，各地经济要想持续、健康地发展，单纯依靠转移支付保持“GDP含金量”的高分值，并不具有持久性。袁钢明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贫困地区收入分配的比例高并不见得是好事，如果发展的绝对水平很低，被迫进行多分配，表面上能够缓解当前的贫困和痛苦，但是增长将出现不可持续性或者没有发展后劲，这不利于未来发展，从而也将导致我国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专家为何最看好第二梯队：名次虽低，但“兼顾发展与消费，分配比例更合理”　　相对第一梯队，第二梯队的10个省份阵容颇为强大。榜单显示，第二梯队东部省份有4个：北京、广东、福建、河北；中部省份有3个：河南、湖北、湖南；西部省份有3个：重庆、西藏、宁夏。北京和广东这些人均GDP达到高收入经济体标准的省份，出现在了这个中间梯队中，让人甚感“意外”。　　但这个第二梯队，袁钢明最为看好，他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北京和广东处在这样一个高水平的、两边都兼顾的第二梯队中，说明这两个地方既注重投资和发展，又使得消费能够保持在高水平上，虽然收入分配(占人均GDP)比例有点偏低，但这可能是更合理的一种状态。”　　以北京为例。近年来，北京的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资料显示，2013年北京服务业占全市经济的比重是76.9%，2014年服务业占GDP比重达到77.9%,服务型经济特征更加明显，而且都是以高端服务业为主。通过产业结构升级转型，居民收入相对较高，根据中国经济研究院的计算，北京2014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40665.29元，人均GDP达到元 ，均位居全国第二位。　　广东省也不例外。广东省以中国第一经济大省的地位，在许多经济指标上都列各省份第一位。GDP从1989年至2014年连续25年居全国第一。其中进出口总额年均占全国约1/4，累计吸引外商投资占全国约1/4。也因如此，北京、广东这两个经济发达省市，在《中国经济周刊》发布的2011年到2013年的GDP含金量排名中，都稳坐第二、第三把交椅。　　然而，2014年北京、广东两地的GDP含金量却未达到预想的状态，这是否意味着：这两个省市人均生活水准仍有待提高？　　其实不尽然。清华大学教授袁钢明的解释切中要害，“在一个低发展水平的条件下，收入分配提得太高，GDP含金量的数值大，就会把整个经济压垮。反过来，在发展的中期，如果既注重分配比例，GDP含金量的数值大小适中，分配比例不要太高也不要太低，同时还注重发展，这种情况才是可持续发展的，也说明北京、广东的发展最为合理。”　　第三梯队：山东、江苏和天津GDP含金量低 专家建议加大民生投入　　在第三梯队有两个现象较为突出：一是这个梯队不仅有经济欠发达的省份，比如青海、新疆，也有近年来发展比较好的省份，比如山东、江苏、天津、内蒙古、辽宁、陕西等。二是不同区域之间的GDP含金量差异大，有4个富裕省份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2万元，而经济欠发达省份青海、新疆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在1.5万元徘徊。总体看，在第三梯队中，富裕省份占大多数。　　但是，江苏、山东这两个2014年GDP排名第三、第四位的经济大省，在当年GDP含金量的排名中，却位居榜单的倒数第三位和倒数第五位。　　这并非偶然。历年GDP含金量榜单显示，江苏、山东在2009年、2010年连续两年的GDP含金量排名中均位列最后十名，2011年、2013年，也排在最后15名。　　天津的排名也好不到哪儿去。年连续两年的GDP含金量排名中，天津也在最后10名之列。但是，在2014年下降最快，成了倒数第一。　　对这种现象，袁钢明将其解读为这一榜单中的部分人均GDP水平较高的省份 “因为整体收入水平改善了，轻视了居民收入水平”。　　但是这种情况也跟经济发展存在的波动性周期有关，“当收入水平达到一定高度以后，也就是社会矛盾开始化解之时，政府就会扩大项目投资，然后减少收入，这是一个阶段性周期性的变化——一段时间注重民生和收入，一段时间注重投资。这种周期性变化在最后一个梯队特别明显。”袁钢明说。　　有专家认为这种情况类似于国际上一些步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专家分析认为，这些国家达到了一定的高速发展水平后，就会头脑发热，把很多资金投资到一些大规模的项目上，主要原因就是认为居民收入已经达到了温饱的水平。　　根据地方政府的公开数据，山东、江苏月的投资额就超过2万亿元；辽宁、湖南等省的固定资产投资，对GDP的贡献甚至超过一半。　　事实上，在山东、天津等省份，政府财政收入增速快于居民收入已屡见不鲜。2014年天津市的GDP增长10%，政府财政收入2390亿元，增长15%；而城乡居民收入分别增长8.7%和10.8%，远低于财政收入增速。　　山东省的情况同样如此，2014年GDP 增速为8.7%，财政收入增长10.2%；而居民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7.8%，仍低于GDP和财政收入增速。2014年陕西省财政收入平稳较快增长,全年共计1889.98亿元,同比增长13.63%；而同期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幅仅为10.2%。这些都拖累了GDP含金量。　　对比历届榜单，GDP含金量排名后5位的省份中，陕西、内蒙古这两个中西部省份的排名，已经连续4年没有动过了，分别位居倒数第4位和第2位。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肖金成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近年来西部地区投资很大，也许每年都会新增一个大的投资项目，但这个项目不一定增加老百姓的收入。尽管GDP增加了，意味着分母上的人均GDP增加了，但是分子上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却未显著增加，这样GDP含金量就不会高。　　第三梯队如何提高GDP含金量？长期研究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北京大学中国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杨开忠通过《中国经济周刊》向第三梯队的省份提出建议，“第三梯度的中西部省份，在关注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要更加重视民生和公共服务的投入。而东部的那些富裕省份，还是应该拿出更多的利益投入到民生和公共服务中。”　　2014年GDP含金量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中国经济研究院　　该公式主要衡量单位GDP中居民收入所占的比例。　　需要说明的是，往年关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算法，采用的是：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城镇人口占比。之所以采取这种算法，是由于2014年之前，各地统计机构并未公布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数据，所以根据专家建议，人均可支配收入采用近似算法，即由“(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城镇人口占比”计算得出。　　2014年情况有了大变化。截至日，全国累计20个省份以官方形式对外公布了其2014年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上海、吉林、安徽、甘肃、青海、西藏、宁夏、新疆、北京、天津、重庆等11省份未公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公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其中，甘肃、上海、北京仅公布农民人均纯收入)。　　上述11省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中国经济研究院根据 2013年末上述11省份城镇人口及农村人口占比，对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进行加权平均计算得到。对于这种算法，据《中国经济周刊》部分省份统计部门了解，此种算法与他们的计算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算法一致。
　　因目前公布人均GDP 省份仅北京、内蒙古、安徽、广东、海南等5省份，因此此次排名中人均GDP的数据为2014年GDP与2013年末当地常住人口之比而得。　　除上述说明外，图中其余数据均来自各省份统计局的公开公布。&相关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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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发布
<span class="article_sub_tit" value="年6月23日，由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了区域蓝皮书《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
日，由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了区域蓝皮书《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2014年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及转型的重要一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主动适应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从要素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新常态’”；并提出未来区域发展的战略：“一是继续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各地区要找准主体功能区定位和自身优势，确定工作着力点；二是重点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通过改革创新打破地区封锁和利益藩篱，全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这对于中国未来区域经济发展走向，将产生重要影响作用。1.2014年全国经济稳步发展，稳中有进；东部地区缓慢增长，引领转型；中部地区结构调整，整体放缓；西部地区总体平稳，增速回落全国经济稳步发展，稳中有进。2014年，世界经济环境有所改善，中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增速有所放缓，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且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为41990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4%。从各季度看，一季度同比增长7.4%，二季度增长7.5%，三季度增长7.3%。从各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为37996亿元，同比增长4.2%；第二产业增加值为185787亿元，增长7.4%；第三产业增加值为196125亿元，增长7.9%。东部地区缓慢增长，引领转型。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东部地区由于外贸依存度较高而受到巨大冲击，出口、投资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同时东部地区经济体量较大、基数高，导致经济增幅呈现放缓态势。从GDP增速来看，天津、福建分别增长10.0%和9.5%，位列东部地区前两位。河北和辽宁以6.2%的增速成为东部地区倒数第一，尤其是辽宁经济增速持续收窄，下降幅度最大，这也是两省长久以来形成的产业结构不够优化所致。除北京、河北、辽宁和上海外，其余7个省份的GDP增速均超过了全国水平。虽然东部地区经济增速在三大区域中上失去了以往的统治地位，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其在对全国结构调整、转型升级中的引领作用更加明显，对中西部地区产业转移效果更加突出，经济增长动力由要素驱动逐步转向创新驱动的效果更加显著，这些成为前三季度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一大亮点。中部地区结构调整，整体放缓。2014年前三季度，中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11.49万亿元，增速达到9%左右，比去年同期有所回落。8个省份同比均增长，江西、湖北和湖南的GDP增速分别以9.5%、9.5%、9.2%在中部地区位列前三位。GDP排前三位的分别是河南（25445.43亿元）、湖北（18874.15亿元）和湖南（18531.24）。西部地区总体平稳，增速回落。2014年前三季度，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总体较为平稳，但经济增速较2013年同期有所回落。从地区生产总值总量来看，排名前三位的依次是四川、内蒙和陕西，分别为20681.5亿元、11709亿元和11567.4亿元，西藏则以661.6亿元继续垫底。从增速来看，西部地区均高过全国平均线（7.4%），继续领跑全国三大地带。其中，重庆增速为10.8%，位列西部地区第一位，贵州、西藏均以10.7%的增速并列西部地区第二位，受制于煤化工等行业的低迷，宁夏增速继续收窄，以7.6%的增速位列西部地区倒数第一。与上年同期相比，西部地区增速均有不同程度回落，云南回落程度最大，达到4.1个百分点，新疆回落程度最小，为1个百分点。2.区域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的差异性格局逐渐形成进入21世纪以来，东部及沿海地区为加快产业结构升级，逐步调整区域产业布局，实行区域产业转移，逐步将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扩散出去，集中力量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高端制造业。在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相关区域政策的持续支持下，中西部地区的交通、通讯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逐步完备，制度环境、投资环境、市场环境等已经明显改善，中西部地区的区位劣势不断弱化。同时，中西部地区低廉的土地、劳动力成本和丰富的资源，亦逐渐成为区域发展的优势，已经成为沿海地区大规模产业转移的理想区域。从各地区GDP总量和增长情况来看，中西部地区GDP总量占全国的比重逐渐增加，GDP增速已经超过东部沿海地区。2005年以来，GDP总量的地理重心不断向西移动，不断向地理空间中心（河南境内）靠近，这说明从GDP总量来看，我国区域发展逐渐趋向均衡。从2005年至2013年各地区GDP的增量来看，GDP增速最大的为内蒙古、宁夏、陕西，2013年GDP比2005年增长了3倍多，这些区域主要为能源富集区。其次是，青海、广西、贵州、四川、重庆、湖南、湖北、江西，这些地区自然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东部地区已逐步适应中高速增长的宏观环境，创新型产业和服务业加快发展。第一产业比重逐步下降，2013年已经下降到6%，第三产业比重持续增高，产业结构得到优化。第二产业比重逐步下降，传统制造业快速向中西部转移。中西部地区充分利用资源优势，依托国家政策支持，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制造业发展突飞猛进，工业增加值，特别是制造业增加值快速增长，我国工业发展重心逐步向内陆移动。从2005年至2013年工业增加值增量及其区域分布情况来看，工业增加值增幅最大、增速最快的地区有内蒙古、陕西、青海、四川、广西、湖南、安徽，大部分为西部地区，其增幅都在4倍以上。总体上来看，我国区域经济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差异性格局已经形成，东部地区逐步形成以创新产业和高端服务业为主的高级化产业结构，中西部地区凭借资源优势，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和外来直接投资，工业发展突飞猛进，传统制造业和能源化工产业发展迅速，形成以重化工和传统制造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这一区域格局演变符合产业结构演进的基本规律。3.城镇化发展重心西移，区域城镇化差距逐步缩小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和中西部地区工业化的加速发展，中西部正在成为我国加速推进城镇化的主要区域。东部沿海地区由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技术和资金密集型的产业对高科技创新型人才需求增加，但是对于一般的产业工人需求将逐渐降低。而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以劳动密集和资源密集型为主，就业需求量大。因此，随着区域经济发展的转型和户籍制度的进一步改革，人口跨区域流动从过去大规模流向东南沿海转为向多个经济增长极流动，中西部地区逐步成为城镇化发展的重心，区域之间的城镇化差别将趋于缩小。从2005年至2013年东部、西部、中部、东北四大区域城镇化水平来看，东部地区城镇化水平稳步提高，8年共提高了10个百分点；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快速提高，中部地区提高了12个百分点，增幅最大，西部地区提高了11个百分点；东北地区城镇化提升的速度较慢，8年共增加了5个百分点。4.区域投资结构不断优化，资金不断向中西部地区倾斜从全国区域投资结构变化来看，中西部地区逐渐成为国家投资的重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重心逐渐向西移动。201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中心已经处于河南的偏西区域，接近全国行政区划的地理中心。这说明从投资的区域空间分布来看，固定资产投资区域结构基本趋向合理。从2005年至201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变化及其区域分布情况来看，中西部地区的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贵州、青海、甘肃、陕西，以及东部沿海地区福建、东北地区黑龙江增幅最高，其次是广大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京津、长三角、珠三角地区投资增幅最小。从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大区域主要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情况来看，东部地区制造业、房地产、交通仓储、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等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份额占全国的比重均成下降趋势。中部地区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最快，这与中部地区制造业的快速发展相吻合。近年来，中部地区的中原经济区、长株潭城市群、武汉都市圈、鄱阳湖经济区等国家战略的实施，中部地区凭借劳动力资源优势，积极承接东部地区制造业转移，制造业行业的投资突飞猛进。西部地区在房地产业、交通仓储、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行业，所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均呈上升趋势。东北地区各行业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所占份额比重变化不大，总体趋于平稳。5.区域经济格局继续优化，“一带一路”战略全面推进2014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继续实施区域总体发展战略”。由此可以预见，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将会把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优化产业空间布局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通过实施差别化区域发展政策，充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加快重点产业布局调整和产业转移，不断拓宽增长空间，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推进‘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是我国中长期最为重要的国家战略。长期以来，区域发展不均衡是困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难题。“一带一路”战略的推出有益于打破固有的地区封锁和利益藩篱，强化区域协同和产业转型升级，实现我国经济发展由东向西梯度推进，不断缩小地区和城乡差距。另外，“一带一路”可以使中国与周边国家建立广泛的沟通和协作机制，逐步摆脱美欧日占据出口的核心国地位，可以在更大范围内拓展新市场，获取和调配更多的要素资源，并通过资本输出消化过剩产能，有望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最后，“一带一路”战略还可以冲掉美国主导的试图绕开中国而推进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有利于中国在“一带一路”经贸中抢占全球贸易新规则的制定权，掌控国际贸易的定价权和资源配置权，维护和拓展中国的发展利益，提升中国的全球经济影响力。6.经济转型势在必行，产能过剩仍将持续当前，中国经济依然运行在合理增长区间，不论是增长速度还是增长质量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都位于前列。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态势继续强化，经济结构也开始发生趋势性的转变。前三季度，第三产业增长7.9%，远远超过第二产业7.4%的增长速度。制造业中传统高耗能的产业规模扩张空间明显缩小，而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发展加快，在经济总量中的份额逐步上升。由此，长期不合理的产业结构也不断得以优化调整，服务业增加值占比达46.7%，继续超过第二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速分别为12.3%和11.1%，比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分别高出3.8和2.6个百分点。但产能过剩问题仍然阻碍着中国经济的回暖。当前产能过剩的行业，已从钢铁、水泥、化工、建材、造船等传统行业，扩展到风电、光伏、碳纤维等新兴产业。其中许多行业产能利用率不足75%，处于严重过剩状态。另外，今年以来全国诸多地区雾霾天气频繁、严重，这些行业作为国家节能减排严格控制和环境保护重点治理的对象，面临严重发展困境。7.“十三五”时期，要引入“区域治理”理念，建立有效的跨行政区协调机制目前中国跨地区的协调机制难以建立，一方面是缺乏有权威的协调组织机构，另一方面也缺乏“区域治理”的意识和方法创新。十三五时期要正式引入“区域治理”的理念，加强对中国特色的区域治理的研究。总体上，中国的区域治理要以跨行政区经济一体化为导向，通过政府、社团机构、企业和居民的共同参与，采取区域规划、区域协作组织、行政区划调整、区域自治和立法等手段，处理多方面的地区冲突与摩擦，力求实现产业分工协作、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生态环境协防共治、要素流动市场配置等治理目标。当前，针对区域城市间普遍存在的行政分割和区域壁垒，要考虑制定一体化法律法规，明确提出一体化发展任务清单，将其直接与政绩考核指标挂钩，形成区域一体化发展的考核体系。同时，健全区域协调机构，考虑设立由上一级政府牵头组织的有权威的区域协调委员会，并重视发挥政府、协会与企业的不同作用，促进区域主体参与多元化。8.自贸试验区运行应建立国家层面的协调机制，根除目前管理工作中存在的诸多弊端结合自贸试验区一年来政府管理运行的实践经验来看，其运作机制存在三个突出问题：首先是自贸试验区运作的法制支撑不足。其次，自贸试验区管委会作为自贸区的最高管理机构，只是上海市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与国外自由贸易园区相较，上海自贸试验区管委会的法律地位明显偏低，独立性不强，不利于自贸试验区的未来发展。最后，自贸试验区现行的管理体制仍然没有超出传统保税区管理体制的窠臼，传统条块分割、多头管理的体制性弊端未能根除，体制改革也将因触动部门、集团利益而面临重重困难。因此，法治化程度的偏低极可能成为制约上海自贸试验区进一步发展的瓶颈。由此，为进一步创新政府管理模式，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建设需要在国家层面加强立法、完善司法，推进依法行政，不断塑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其次，在宏观管理层面，国家应当考虑建立专门机构对自贸试验区予以统一监管和指导。借鉴国际经验，中国应该建立国家层面的协调机制，这个机制既要有能力协调相关部门共同制定自贸试验区的政策和制度，也要有能力与地方政府共同协调、组织实施自贸试验区的政策。观点八：自贸试验区运行应建立国家层面的协调机制，根除目前管理工作中存在的诸多弊端结合自贸试验区一年来政府管理运行的实践经验来看，其运作机制存在三个突出问题：首先是自贸试验区运作的法制支撑不足。其次，自贸试验区管委会作为自贸区的最高管理机构，只是上海市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与国外自由贸易园区相较，上海自贸试验区管委会的法律地位明显偏低，独立性不强，不利于自贸试验区的未来发展。最后，自贸试验区现行的管理体制仍然没有超出传统保税区管理体制的窠臼，传统条块分割、多头管理的体制性弊端未能根除，体制改革也将因触动部门、集团利益而面临重重困难。因此，法治化程度的偏低极可能成为制约上海自贸试验区进一步发展的瓶颈。由此，为进一步创新政府管理模式，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建设需要在国家层面加强立法、完善司法，推进依法行政，不断塑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其次，在宏观管理层面，国家应当考虑建立专门机构对自贸试验区予以统一监管和指导。借鉴国际经验，中国应该建立国家层面的协调机制，这个机制既要有能力协调相关部门共同制定自贸试验区的政策和制度，也要有能力与地方政府共同协调、组织实施自贸试验区的政策。本文来源：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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