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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会在微博看见有人说公知 律师只知道造谣，仿佛公知和律师自己成了造谣的代名词。可本人并未看见有什么公知造谣，即使有也很少。而这个造谣又该如何定义？这些谣言对社会是否又真的危害很大？相比公知和律师，官媒和网络自干五是否也有造谣者？两者相比谁的危害出来大？又怎么看待当前网络舆论对公知和律师的各种评价？
5.17补充： 希望大家不要过于纠结 公知 自干五 这样的标签式词语，题主使用引号也是希望大家不要太扣细节。此处的两个词仅仅代表两大类人群，并非诋毁哪一方。造成误解还望见谅。
回望过去，公知和自干五都有一个被污名化的过程，这个过程甚至如此类似，先是一个名头被打响了，然后一批政治投机客来窃取成果，再后来，投机客们宣兵夺主，那个名词再也回不到它原来的本意了。如果03年的时候，有人说“中国的良心一半在律师，一半在记者”，一定不会有人认为是高级黑。但到了2013年，就成了另外一个样子，这十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不知道是不是我老了，总是热衷于回首往事。2003年，一个令人心潮澎湃的年代；那一年，美帝向全世界再次展示了他的嘴脸；那一年，局座还是一个纯情的少年；那一年，记者和律师在人们心中，就是一副救世主的形象；那一天，是记者报道了孙志刚事件；那一年，是三名律师上书废除了臭名昭著的收容遣送制度；那一年，在老百姓的印象里，凡是记者来了，事情就能得到解决。随个新闻的发达，人们开始关注强拆、城管、环保和农民工欠薪……然后，公知污名化的过程开始了……借着环保意识的崛起，无良记者开始以环保为由勒索企业；借着人们对强拆的反感，敲诈律师开始联合违章建筑所有者对付政府；农民工欠薪方面，黑社会要么为企业充当打手，要么冒充农民工去讨薪，反正是两头吃。人们开始意识到，纯粹的抨击政府是不利于解决问题，所以产生了自干五这一群体。更重要的是，人们发现，虽然律师和记者很管用，但是能得到曝光的仅仅是少数，人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偶尔的曝光，而是一个制度化的解决方法。是谁在推动制度化的解决方法呢？是一群大学里面的左派教授。07年关于《劳动合同法》的电视辩论，可以说是“公知”与“自干五”的“巅峰对决”，律师和教授两大阵营的泰斗级人物云集电视荧幕，将问题摆在桌面上，公开辩论。教授们希望劳动者权益能够得到制度化的保障，而律师们则晒出了自己当年维护劳动者权益的成果，借此讽刺教授们纸上谈兵。可惜的是，这期节目的后半集被禁播了(从中也能看到，当局怕的并不是公知或自干五某一方)。以08年《劳动合同法》实施为界限，胡温十年可以被分割为两个时期，前五年是律师公知们在推动中国的进步，而后五年则是教授们和自干五在推。在后五年的时间里，公知们甚至起到的是负面作用。那些伪公知、真投机客们就不用说了，只有维持着“强拆一定不对”、“城管就是混蛋”的印象，他们才能够在这种信息不对称中，完成敲诈，牟取暴利。可怕的是，曾经的真公知们竟然也在反感教授们所提出了制度化保障方案……其实这也不难理解，手工匠人在面临机械化生产方式的时候，肯定会本能的反感。就像几何学家面对解析几何，本来解几何是一件优雅的事情，需要仔细动脑筋、画辅助线；可是有了解析几何，却可以无脑机械的解决几何问题，这确实会让优雅的几何学家反感。然而优雅并不能当饭食，传统的解题方式毕竟效率慢，效率慢，就不能普惠众生。这件事情放到社会科学领域也是同样的道理，慈善能够救一个人，能够救两个人，但是救不了所有人。所以我们才需要制度化的保障，我们才需要社会保险。但一个行业机械化的同时，也意味着这个行业手工匠人的失业，公知们作为社会科学领域的手工匠人，在面对法律完善的过程时，开始感觉到了不知所措。有些人能够站在新的起点，继续前行，而有些人却不能。按道理说，合格的战士应该期盼自己失业，因为这意味着和平。同样的道理，不管是律师还是NGO，都是社会领域的战士，他们对抗的是社会的顽疾。NGO的最终目标就是让自己失业，因为那就意味着它所对抗的顽疾得到了制度化的解决，然后他就可以再次踏上新的征程或者解甲归田。但“战士转业”的过程毕竟是需要时间的，所以有些人会不适应，所以有些人会嗜战。甚至有些人，养寇自肥！我经常开玩笑的说，黑社会和NGO(非社会组织)在表面上，其实没多大区别。如果把社会比做一个人，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眼睛都盯着那个人的溃烂处。黑社会试图通过溃烂处免疫力低下和信息不对称牟其暴利；NGO则要努力消除信息不对称。但现实中，黑社会可以伪装成NGO来行事，NGO也可能会因为担心自己失业，而忘记初心，堕落成黑社会。总而言之，在伪装成公知的黑社会和堕落成黑社会的公知们的共同努力下，公知二字污名化了。与律师们不同的是，教授们所强调的关键词是制度化，媒体曝光、总理讨薪，这都是非制度化，只有《劳动合同法》才是制度化。包括后来的《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也是为了维权提供了制度化和组织上的保障。而这个过程中，则需要老百姓的配合。由于我国现有劳动法律本身的缺陷(分明有公法性质，但却执行的是私法的“民不告、官不究”原则)，所以如果老百姓不相信法律是管用的，然后不去尝试，那法律真的就没用了。所以教授们的那群学生，才会在网络上化身自干五，告诉老百姓，现在的法律是管用的，至少要试一试。包括现在的公务员制度改革，同样也是为了给公民维权提供制度化保障。公务员考试的本质在于，将公务员的任免权收归了省里，之前的公务员，那都是县里面一句话的事。老百姓收购了曾经那些公务员的气，已经形成了一种习得性的无助感，所以需要有人告诉他们：“现在的公务员是考上的了”。你在网上看到的那些抱怨工资低的公务员，基本上都是后来通过考试当上的，因为这些人才指望着工资过活，这些人活最多、待遇最低，而且考进来的时候是按新规矩来，提拔的时候又成了“老规矩”。所以你现在看到的公务员待遇问题，其实是老公务员和新公务员的冲突。不好意思跑题了，回到“公知”和“自干五”的话题。正如
所说，既然这两个词已经被彻底污名化了，那就不必关心词汇本身了。让那些窃取了好名声的人继续狗咬狗去吧，而我们要做的则是，透过名词，去寻找事情内在的矛盾，并且努力化解。回首往事，我们发现：律师和记者们喜欢像未知领域冲锋陷阵，而学者和教授们喜欢在后面进行总结，将前线将士的经验总结起来，并且将它们制度化。按道理双方应该合作无间，律师和记者打开了局面，学者和教授们去巩固，然后律师和记者继续奔赴另一个战场。可问题是，律师和记者也是人，他们保障了被人，谁又来保障他们呢？这不是一个反问，而是疑问。时间到了2011年，教授们取得了又一个伟大的胜利，中国的《社会保险法》通过了！与此同时，律师、记者和NGO们则在努力寻找着，制度化的保障下，那个属于自己的位置。邓飞是“免费午餐”可以算作一个成功的例子，人们意识到，原来NGO讨厌的不是制度化，而是政府化。设身处地的想一下，NGO们浴血奋战开拓出来的一片天地，结果刚做出成绩，就被政府以制度化为名收编了。这种卸磨杀驴的即视感，换谁也会有一份忌惮。所以，如何将制度化和政府化分开，让NGO也能在制度化的时代留存一个自己的位置，或者至少在寻找到下一个位置之前，能够得到有效的保障，这才真正能够防止NGO堕落成黑社会的方式。让NGO在保障别人的时候，自己也能够得到保障，着同样也符合制度化的理念，毕竟靠爱心来保障NGO的清廉，也是一种非制度化的方式。而且这样的想法，也具有理论上的可能性，毕竟制度再好，也是要有人去执行的。同时，并不是所有保障项目都需要政府来出面，那些大规模的、面向全民的保障，必须由政府来主导。但是那些小型的、细分的领域，则是保险公司和NGO的生存空间。政府所要扮演的，更多是一种提供通用服务和再保障功能的，庇护者角色。回答完毕。PS：很多谣言其实出现在公知之前，他们就是单纯的邪教，试图摧毁人们逻辑判断能力的邪教。一开始是诅咒邮件，后来变成了“不转发就死妈”的小型诅咒贴，转发的主体也从刻意为之邪教，变成了一些自发传播、唯恐天下不乱的人。这种帖子没转发一次，就摧毁一分转发者的逻辑判断能力。因为他貌似让自己躲避掉了一次“父母双亡”的危险，本质上却承认了“自己的父母确实有50% 死亡的几率”，承认了邪教要么可以控制父母的生死，要么可以控制自己是否转发，总之承认了邪教可以控制自己。这种事情做的时间长了，就离被邪教和传销洗脑，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不远了。所以，这些群体和公知本来没多大关系，这些纯粹的传销、邪教和反华组织混进了公知队伍，大概约等于信仰“冉闵大帝”神教的人给自己贴上一个自干五的标签。
公共知识分子和公共姿势分子是不一样的。&br&&br&可惜，国内的很多“公知”只有姿势，没有知识。&br&&br&知识可以辨别真伪，认识到很多事情深入的原因，而仅仅有姿势的话，那只是站队而已。
公共知识分子和公共姿势分子是不一样的。 可惜，国内的很多“公知”只有姿势，没有知识。 知识可以辨别真伪，认识到很多事情深入的原因，而仅仅有姿势的话，那只是站队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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