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大跃进”运动发生原因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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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大跃进”运动发生原因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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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世纪50
年代后期的“大跃进”运动是我国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实践中遭受的一次严重挫折和失误。导致“大跃进”运动发生的原因何在？近十余年，学术界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提出多种观点。本文就这些观点作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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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历史原因
　　大跃进运动的发生有复杂社会历史原因，由于论者观察问题视角不同，因而出现多种观点并存现象。
　　贺俊认为，改变贫穷落后面貌使国家繁荣富强是全国各族人民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愿望。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成了国家主人，取得社会主义改造的巨大成就，大干社会主义热情有如火山爆发之势。因此，提出迅速改变我国贫穷落后面貌的口号是很有号召力，这正是“大跃进”运动一哄而起一个重要原因。持此观点的有虞宝棠、汤应武
、王章维和郭学旺。汤应武认为，广大人民群众也愿意相信有党和毛泽东的领导，似乎中国没有什么事情做不到。
王章维和郭学旺则突出强调“急于求成，盲目求快”是当时全国上下各阶层、各地方的一种普遍社会心态，是全国人民共有急切心愿。“大跃进”运动不是个别人物主观意愿使然，而是与整个国人社会心理状态紧密联系在一起。
　　孙欲声认为，封建残余思想，特别是小生产习惯势力影响是不可低估的。我们党发动“大跃进”是在缺乏经验情况下，从自己过去经验中寻找出路所导致的失败。谢春涛认为，在汪洋大海般小生产基础上，一方面广大人民群众急于改变自身贫穷现状，易于响应毛泽东为建设理想社会而发动的“大跃进”运动；另一方面，又使他们能够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为达到美好前景而接受瞎指挥等各种超经济的强制。虞宝棠强调小生产和平均主义传统。
王章维、郭学旺分析了广大群众中存在的狂热的权威崇拜的社会心态，认为我国是皇朝历史延续得最久的文明古国，我们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因此，小生产者依附心态和观念有着广泛市场。同时，人们思想认识上还普遍存在着英雄史观的错觉。这种不良社会心态极容易造成发展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土壤。广大人民群众对毛泽东个人崇拜和神化，是“大跃进”运动之所以发动并顺利进行的政治前提，也是这场大规模经济建设运动的精神支柱。
　　薄一波认为，把社会主义建设、根本改变中国贫困面貌看得太简单太容易了。当时对经济建设这个不同于革命斗争、具有自身特殊规律的事物缺乏深人的理解，仍搬用革命斗争中大搞群众运动的方法来指导经济建设，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也未能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
与此观点相同或相似的还有吴玉文、虞宝棠 、汤应武。
　　认识上存在的上述局限，又源于缺乏经济建设的经验。刘建国认为，由于缺乏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经验，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片面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以为搞经济建设和搞政治一样，可以通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依靠发挥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迅速发展经济；以为有了党的正确领导，有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我们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孙欲声则认为我们党长期存在的弱点是理论准备不足。
　　干部素质存在缺陷。王章维和郭学旺认为，当时，走上从中央到地方主要领导岗位的都是经过长期战争洗礼后脱掉军装弃武从政的军事干部。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特点成为各级干部领导“大跃进”的准则，加上当时我们对经济建设缺乏深刻理解和研究讨论，坚信只要像战争年代那样动员群众，大搞群众运动，就什么事情都能办好，传统的工作方法也可以运用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运用群众运动形式可以实现短期内经济超高速增长。而那时的广大人民群众也习惯于过去的传统方法。闭持此观点的还有马庆钮
、王格芳和全祥顺等。
　　当家作主的中国人民迫切希望迅速改变我国贫穷落后面貌，急于求成心理以及封建专制主义遗毒对人们思想根深蒂固的影响，难以跨越的认识上存在的局限及干部队伍素质存在的缺陷，都是“大跃进”运动发生的不可或缺的社会历史条件。它既是推动领导者实施“大跃进”决策的重要因素，又是“大跃进”决策得以迅速实施的重要条件。但它不是“大跃进”运动发生的必然条件。因为这些条件中的基本方面，不只是存在于20
世纪50 年代后期，而且在今天基本上也是同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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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际环境的影响
　　国际环境的影响也是论者共有看法。刘建国认为，新中国建立在经济落后基础上，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对新中国又采取敌视态度，企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针对这样的内外形势和压力，我们必须尽快改变自己贫穷落后的经济基础并打破帝国主义国家对我们的孤立、包围、封锁政策，使中国这个落后的东方大国迅速发展成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强国。苏联和东欧国家实施赶超战略后经济快速发展坚定了我们采取赶超战略的决心。〔持此观点的还有陶季邑、曾红路
　　程重阳则认为，20 世纪50
年代中后期，党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是认为战争不可避免，和平建设是暂时的，要尽可能快地建设好我们的国家，随时准备应付突发事变，随时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在两大阵营对峙与斗争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尽快把经济搞上去，以此来增强国家实力，才能有效地遏制战争、维护世界和平。中共领导人希望加快经济建设步伐，增强国力，改变落后挨打的地位，改善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维护世界和平；中苏两党开始出现分歧后，面对美国的军事压力，中国领导人感到不能过分寄希望于中苏同盟关系和苏联的援助，必须独立自主，依靠自己的力量，争取迅速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以维护自身的独立与安全。宋银桂认为，在东西方的冷战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人很自然地出现与帝国主义争时间、抢速度的紧感。“大跃进”是要憋足劲和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进行“和平竞赛”；在破除了对“斯大林模式”的迷信之后自主意识不断增强，加速发展的意识被强化。“大跃进”既是和帝国主义竞赛，同时也隐含着与苏联的比较；20
世纪50 年代那种“东风压倒西风”的国际政治主流也是“大跃进”勃发的理想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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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右派斗争的影响
　　“大跃进”运动与1957 年反右派运动有着直接内在联系，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直接后果。胡绳认为，1958
年提出“大跃进”有当时历史发展的背景，首先就是反右派斗争影响。党认为这个斗争胜利大大提高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在整风中，一些工厂、农村出现生产迅速增长新气象，使许多人认为完全有可能在全国范围以比第一个五年计划高得多的速度来进行建设。毛泽东由此更加相信1956
年的反冒进是错误的。他在八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不但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而且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确认的在经济建设上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指责1956
年的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和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来了一个右倾，给右派进攻以口实。胡国民也认为，在反右扩大化的“左”的氛围中，到处批判“观潮派”、“秋后算账派”、“拔白旗”，谁还敢对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提出不同意见！以“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形式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大跃进”就这样被轰轰烈烈地发动起来了。贺俊则认为，中共中央在分析右派分子敢于发动进攻和中派还在动摇的原因时，认为是我国社会主义物质基础不充分的缘故。所以，要防止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也必须迅速改变我国贫穷落后面貌，增强国力。
反右派斗争对“大跃进”运动影响除上述原因外，还与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所带来一系列严重后果有直接联系。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严重后果之一是改变八大一次会议关于社会主要矛盾论断和社会阶级关系状况分析，阶级斗争扩大化基本观点便开始提出来。此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日益发展。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另一严重后果就是大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员干部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在造成他们个人不幸的同时，也给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无可估量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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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会主义改造的影响
　　社会主义改造的迅速完成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急于求成的社会心理的形成起了促进作用。社会主义改造能提前完成，经济建设也就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
社会主义革命的加速完成实际上就是生产关系方面的“大跃进”，因为有了生产关系的“大跃进”，同时又强调落后的生产力必须跟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因而社会主义建设上的“大跃进”也就顺理成章了。
持此观点的有陶季邑、曾红路、连俊生和王哲玲 等。
　　戴清亮认为，1955 年，毛泽东在《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中第一次提出破除迷信这一口号。他把主张合作化要稳步发展的正确方针当作迷信破除，大批“小脚女人”和右倾机会主义，浮夸风初露苗头。进人“大跃进”时期，毛泽东大讲破除迷信，并把破除迷信推向极端。扬志文认为，反保守社会思潮的兴起加速了农业合作化进程，推动了整个社会主义改造急速前进，形成1956
年经济发展速度的冒进。这股思潮的发展和延续，为“多、快、好、省”总路线的制定和“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兴起奠定了广泛思想基础和社会心理基础。范守信也持类似观点。
　　李若建认为，农业合作化与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经济制度上保证了“大跃进”的可能。社会主义改造使得政府能够用行政命令完全控制工业、农业和手工业，形成一呼百应体制，政府可以轻而易举地用行政指令管理经济。农业合作化中强迫行为的成功给农村干部传递一种错误讯息，为了完成上级任务可以不择手段，这种错误诱导给“大跃进”中基层干部许多恶劣行为提供了依据。社员明知做不到，因怕“辩论”只能强说好。与此观点相似还有虞宝棠
、娄胜华等。娄胜华认为，社会主义改造由于社会动员的导人和强化，致使运动出现非均衡性发展，使原本有序社会变迁从开始阶段的引导型变革转向速度导向下的压力强制性变革。反过来，社会主义改造出乎意料地完成，强化了在其后的经济建设中对以行政力量为主导的社会动员的迷信和依赖，刺激了对政治动员的制度性祈求，并最终导致以政治推动为特征的集中动员型体制的形成。
　　“大跃进”运动与社会主义改造的联系还有以下两点值得重视：　
　　第一，社会主义革命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深刻最伟大的革命变革。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人口众多、情况又十分复杂的东方大国搞社会主义革命，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全新课题，是一件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十分审慎态度，准备经过一个较长时间，分阶段、有步骤地进行。但在社会主义改造实践中，由于调动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在短期内即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性胜利。这大大增强了全党全国人民战胜前进道路上一切困难的信心，也“使连续成功地领导中国革命20
年以上的毛泽东相信，社会主义制度加上群众运动将是万能的武器”。
　　第二，中国共产党人是以亦喜亦忧的复杂心情迎来社会主义改造成功的。喜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理想终成现实。最大的忧当为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过于薄弱。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使中国共产党对于发展经济的迫切性要求具有了改变国家贫穷落后面貌和巩固社会主义的双重含义。双重压力，就使压力变得更加沉重，急于求成的急躁情绪就是在这种压力下被引发出来的。同时，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又使人们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有着一种全新的体验：生产关系并不只是亦步亦趋地适应生产力，它可以脱离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单独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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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毛泽东个人原因
“大跃进”运动是在毛泽东主导下发动起来的。晏晓明认为，中国近代落后挨打屈辱史无不唤起毛泽东忧患意识；以苏联为首社会主义阵营赶超战略无不给毛泽东带来压力；利用国际有利环境、争取这个和平建设的时间、使中国尽快富强成了毛泽东强烈的历史使命感。这些因素是毛泽东产生急于求成思想的客观原因。与此观点相同或相似的还有贺俊、齐卫平和王军等。贺俊认为，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其主观动机是为了迅速改变我国贫穷落后面貌，增强国力，在国际国内事务中取得主动权。在国际上是为了防止帝国主义颠覆活动，保障国家安全；在国内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还有一个未公开原因是感到来自苏联的压力。川齐卫平和王军认为，促使毛泽东产生和形成赶超思想的最根本原因，是深感贫穷和落后的现状有损于新中国形象；对社会主义制度坚定信念使毛泽东确信，在发展生产力方面，社会主义将比资本主义具有更大的优越性；面对美国的遏制和封锁，使毛泽东憋着一肚子气要赶超美国，并相信中国完全可以在经济上赶超美国。孙欲声则认为，毛泽东面对迅速取得的胜利骄傲起来：一方面片面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严重脱离实际和群众，对客观形势作出错误估量；另一方面片面夸大个人作用，使个人专断与个人崇拜发展起来，严重破坏党内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阁李锐、曾红路、晏晓明、汤应武也提出类似看法。戴清亮则分析了毛泽东脱离实际的复杂原因：当时，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一批人报喜不报忧，甚至为达到升迁的目的而制造假情况，专给领导者以好听的和好看的，而更多的人是人云亦云，不敢讲真话。这很容易使领导者上当受骗。
　　还有学者谈到毛泽东个人心理原因。郭德宏认为，在1957 年莫斯科会议上，毛泽东看到赫鲁晓夫提出15年赶上美国的口号，于是提出15
年赶上英国的口号。这个口号向全世界公布后，就给毛泽东造成沉重心理压力，总怕完不成，于是在1958
年发动“大跃进”。在“大跃进”运动中，他的这种心理压力和运动的速度互相推动，即越着急就越要求快，越要求高就越着急。程美东认为，当“大跃进”这场灾难开始蔓延时，毛泽东并非一无所知，但是从保护人民群众积极性、创造性出发，他不能加以制止。在他看来，只要各地竞放“卫星”,
尽管是浮夸，甚至是严重浮夸，但却能够引起一场全国范围内劳动竞赛，结果就会形成水涨船高效应：虚夸数字虽大，但实际生产的产品数量也应相应增大。如果上级领导对下级所放的“卫星”表示怀疑，虽然可使“水分”减少，但却很有可能使人民群众因此而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干，影响能动性发挥，从而使那些经过艰苦努力可能实现的目标无法实现。
　　也有学者谈到毛泽东个人的人格因素。利华认为，毛泽东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崇高威望，他的不谋私利的高尚人品，“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意志力和向各种阻力挑战的大无畏精神，他的高度的自立与自信…
这一切人格特质，既是使毛泽东正确主张得以贯彻的强大力量，也是使他的错误理论得以实现的重要环节。毛泽东的人格力量对于他晚年的错误理论转化成亿万中国人的实践确实是起了作用的。这种作用是中国当时任何人都无法抵御的。马庆钮也肯定了毛泽东性格中那股高扬的冲力、征服的意志和贵我的追求这些属性的存在…
… 然而当这些可贵的东西背离了客观规律时，失败与挫折便在所难免。
　　还有学者认为“大跃进”在摆脱苏联模式、走自己的路的过程中犯了错误。连俊生和王哲玲指出，随着苏联模式弊病日益突出，毛泽东、中共中央对苏联经验采取学习批判态度，希望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比苏联搞得更快、更好。毛泽东带着要赶超苏联的想法，于1957
年去苏联访问。当毛泽东听赫鲁晓夫说，苏联计划15 年超过美国，毛泽东即提出中国15
年左右赶上英国的目标。任晓伟和陈答才则认为，“大跃进”运动是毛泽东彻底“对苏联发展战略”的否定。为了使持续滞后的农业不再拖国民经济后腿，并使农业自身解决投资问题，以实现工农业同时并举的战略，毛泽东开始把群众运动的革命斗争方法引人了社会主义建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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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体制原因
&毛泽东能够发动“大跃进”运动，一是“毛主席威信高，大家都敬仰他。他怎么说，大家都跟着怎么做”。二是党的领导制度方面存在某种缺陷。吴玉文指出，经济、政治体制的某些弊端是经济建设发生失误、比例失调一个原因。中国学习苏联形成的经济、政治体制，实践证明有一些弊端。社会上出现了特权、官僚主义、个人专断、职务终身制等，遏制了社会生产力发展。曾红路分析了国家政治体制中存在的某些弊端：一是权力过分集中；二是领导体制缺乏必要、可靠监督机制。这种政治体制中存在的弊端导致党内民主作风遭到破坏和毛泽东个人专断作风的形成。胡国民认为，在这种高度集中体制下，领导者不受限制，当民主集中制执行得不好时，领导者就容易决策失误。&谢春涛指出政治上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权力高度集中弊端，而且指出经济上国家统得太多、管得太死弊端，认为这种高度集中政治经济体制是“大跃进”运动得以发动和进行体制上原因。他进一步指出政治上民主制度极不健全问题，认为“大跃进”的错误始终是同政治上不民主紧密相关联的。
　　王光银从社会结构层面分析了当时我国体制存在的弊端。“大跃进”时期我国社会格局基本上是垂直隶属性结构，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自上而下层层隶属，高度集中，社会内部各组织、组织内部各个体缺少应有自主权和相对独立地位；就经济体制看，强调以指令性计划和统一的经济模式调控经济领域活动；在意识形态领域表现出高度集中特征；在信息传播方面是单一纵向行政传输渠道为主。由于这种封闭社会体制及其运行机制，势必造成上行下效，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各种浮夸攀比、盲目崇拜之风迅速滋生并蔓延开来。
王章维和郭学旺认为，在一元化领导和计划经济体制下，“大跃进”的要求是通过层层制定高指标来实施的。伴随要求的越来越高和各部门、各地区的相互攀比，最终确定的指标高得无法实现。完不成任务怎么办？铁的纪律和干部任免提拔由上级直接确定的做法促使不少干部不对人民负责，只对上级负责。上级把指标压下来，下级不敢不“切实完成”,
只能绝对遵从，否则将受到处分，并要被指责为“右倾保守”。这种情况下，各基层、各单位的浮夸、虚报也就难以避免。闭戴清亮也认为，浮夸风是压出来的。
体制原因是最根本性原因。邓小平说：“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毛泽东同志说了许多好话，但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思想、作风有关，但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致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邓小平文选》
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297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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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大跃进”运动的历史成因
2013年9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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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1958年，在党中央、毛泽东的号召下，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它的发动对当代中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大跃进”运动的发动与当时东西方冷战的国际格局密切关联，更是与当时建设道路上的认识不足、及其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人思想认识上的错误密不可分的。 中国论文网 /9/view-4521712.htm　　关键词：大跃进；历史成因；毛泽东 　　中图分类号：G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13）-09-0155-01 　　一、国际环境压力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国际形势是十分复杂的，虽然我们在外交上采取“一边到”的政策，与苏联缔结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有了保障。但是，国民党还盘踞在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在美国的唆使和纵容下，台湾国民党统治集团掀起一次又一次反攻大陆的叫嚣，制造海峡两岸的紧张局势；以美国为首的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采取经济上的禁运，军事上的封锁以及外交上的不承认政策，无理阻挠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在中国周边蓄意“玩火”，企图以此来窒息新中国；美、英、法等国家在中东和其他地区穷兵黩武，到处炫耀其国力。当代东西方对垒的格局也严重的预示着：落后就意味着毁灭。这就给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个特殊的全新课题，即如何在帝国主义国家封锁的困压中生存和发展下去，如何在一个贫穷落后的东方大国尽快地巩固、建设与发展社会主义，以争取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动权。与此同时，社会主义阵营呈现勃勃生机。苏共二十大后，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本国无产阶级领导下掀起了一股大力发展社会经济、加速经济建设的热潮，使人民生活水平逐步上升。而苏联则宣称已建成了社会主义，苏联政府的主要任务就是领导全体人民实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这一切把整个世界形势的面貌改变了。毛泽东认为，苏联只用了两个五年计划就完成了工业化，中国也应该在三个五年计划内实现工业化。这样，“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和超过英国”。随后，刘少奇在全国总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致辞时，正式宣布了这个目标，成为全党行动的纲领。显然，要实现这个伟大的抱负，没有超乎寻常的高速度是难以办到的。这就为“大跃进”的发生埋下了伏笔。 　　二、建设道路上的认识不足 　　“一五”期间，党在指导经济建设方面缺乏经验，较多的搬用了苏联“老大哥”的经验，这不可避免的会带来一些问题。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苏联走过的弯路避开，比苏联搞的速度更快一点，比苏联的质量更好一点？应当争取这个可能”。不幸的是，此后的“以苏为鉴”偏离了反右以前的轨道。这是因为刚进入社会主义的中国，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问题还缺乏清醒的认识。正如毛泽东所说：“经济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因为才进行7年”。这主要表现在：从理论上看，由于三大改造的完成，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形势发展异常迅猛，这就使党没有足够时间对面临的新任务新问题进行深入的理性思考和研究，也没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可供总结，尽管1956年毛泽东针对苏联建设模式中的严重缺陷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用辩证的观点阐述经济建设中的诸多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但由于缺少严格的定性定量分析，在实践工作中很难操作，很难照顾到这一面又不丢掉另一面。因此，就当时情况来说，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人还缺乏理论准备。 　　从实践上看，当时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如从“一五”算起也只有短短几年功夫，因此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还没有比较深刻和正确的认识，从实践上积累的经济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直接经验几乎没有。正是由于全党在理论上、实践上、经验上准备不足，尤其是对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和长期性认识不足，所以在经济建设中时常带有很大的盲目性，这种盲目性从后来实际效果来看，不但未能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而且继续维持过高积累，片面追求以钢为纲的战略，严重违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造成经济的严重失衡，最后“创造”出“大跃进”这种荒唐运动。 　　三、毛泽东的个人因素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通过充分发动人民群众迎来了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但这并不是说经济建设可以全部照搬战争年代的经验，可以把经济建设事业归结为群众运动，并把群众运动强调到不适当的地步。当我们真实地回顾“大跃进”这段历史时，的确可以清楚的看到，当时的一切都充满了“革命的浪漫主义”气息，群众热情无限高涨，无论是大炼钢铁，还是兴办人民公社，无不以群众运动推行之。人们对整个社会的构想，都是一派浪漫、一派想像、一派诗意、一派意气风发。可以说，以诗情来推动“大跃进”，把未来社会诗意化，以成为当时的普遍心态，这也是充满诗情画意的毛泽东看到的景象。因此，当1958年11月毛泽东看到《山东范县提出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材料后，欣然批示说：“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 　　综上所述，“大跃进”运动的错误发动表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既有建设社会主义的满腔热情，又有教条主义地按照马克斯主义经典理论去构想和规划社会主义的理想蓝图；既有善于总结经验、不断创新的一面，又有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准备不足、急于求成的一面。“大跃进”已经过去了，它带给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无限的反思和遗憾。我们不能忘记历史，因为一个没有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出路的民族，我们应该更加认真去思考的是“大跃进”带给我们什么？我们能从大跃进中学到什么？有此精神意识，中华民族才是一个真正自强不息的民族；有此精神意识，中华民族才能真正屹立世界民族之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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