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光棍村故事：5兄弟4人未婚 常有女人来骗婚
　　今年56岁的汪诚志，称自己还是处子之身。
　　网上搜索“安徽 光棍村”，有八万多条结果，大部分关于汪诚志的家乡——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这个1600多人的村子，在2014年统计时，30岁到55岁的未婚男性达到112人。
　　去年8月，有媒体报道称，这个村子体现了农村生活的两难境地：对贫穷的不懈逃避与土地的束缚、性别的不平衡以及对老年亲属的职责。此时，老鸭村已因“光棍村”的报道为外界熟知，不少电话打到村支部，咨询村里“光棍”的情况，还有女人专门找到村里来看“光棍”。
　　1月8日，村支书熊寿青说起此事，对澎湃新闻记者解释说：去年和前年，村里每年有二十多个“光棍”结婚，现在已经没有那么多“光棍”了。
　　村里山高林密、峰峦起伏，是远近闻名的“穷山冲”。2010年，六潜高速公路通车，它穿越了大别山，却没有给老鸭村带来多少便利。从岳西县城到老鸭村，四十多公里的路，经中国最长国道——318国道，再转209省道，绕山要走一个半小时，而到汪诚志山坡上的家，还需要走上一段泞泥的土路。
到汪诚志家有一段土路，中途只有几户人家。 本文图片均为澎湃新闻记者 明鹊 图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达到113.51（以女性为100）。在过去一段时间里，这个数字甚至更大。学者们研究发现，性别失衡导致的“婚姻挤压”正在偏远和贫困地区发生。
　　汪诚志二十多年没有出山了，他在浙江打工的三个弟弟，至今也都还没有结婚。他们从贫困的农村出走，几年或者几十年，又成为高楼林立的城市中的“光棍”者。
　　“光棍”
　　见到汪诚志时，他正坐在草坪的凳子上看《鲁迅文集》。
　　1月9日，汪诚志在家里的草坪看书。
　　大别山深处，汪诚志的家坐落在山坡上，边上种了樱桃树、梨树、板栗树等。汪诚志说，“等到春天的时候，花开得漫山遍野都是。”他身后的土木结构的房子已经倾斜，在阳光下散发出腐朽的气息。
　　1989年前，汪诚志走南闯北，去过安庆、北京等地。“十几个姑娘追着我跑，我那时候的条件不错。”汪诚志说，他那时长相英俊，还见过世面。
　　“那时你怎么不选一个姑娘？”记者问。
　　汪诚志摇着头说：“那，我又不是随便的人&&”
　　汪诚志家的书。
　　1986年，汪诚志用自己赚的钱修了新房子，也就是他现在住的土木房，但就在1989年，汪诚志到北京做木工时，检查出了慢性肺病。
　　“那时经常喘不过气来，过一天算一天，有时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随后汪诚志回到安徽老鸭村，隐居在大别山的土木房子里。
　　“当年，我和我爸坐在一起，村里的医生说我可能死得更早。”汪诚志说起那段凄惨的日子，父亲1991年过世，几年后，母亲也过世了，他以为自己很快也会跟着走。
　　“去一趟小卖部要歇气三四次。”从山坡上的家到小卖部，沿着山岭一直往下走，大约两公里的泥泞土路，汪诚志要走上一个多小时。
　　封闭在大山里的汪诚志，放任自己等死，没想到精神一天天变好了。如今，除了去小卖部买“红三环”和生活用品，他很少离开家下山，“两块钱一包的烟”，他掏出“红三环”说。
　　“他银行的钱，都是我给他取的。”住汪诚志家山下的金家富觉得，汪诚志是个聪明人，理发、杀猪、搞木匠&&什么都会，因为生了一场大病，后来出门的次数屈指可数，“他经常一个人在家里看书”。
　　“出去做什么呢？我又没有钱，身体又不好。”汪诚志说，更不要说谈对象了，村里也没有合适的女人——五弟汪诚兴在家多年都没有找到对象。
　　从北京回到家时，汪诚志快要30岁了，他在家里种了菜、烟叶，茶叶以及各种果木树，但他没有力气种粮食。“早上吃了玉米耙，中午还吃玉米耙。”回家后的很多年，因为身体有病，汪诚志靠几个兄弟接济，大约六七年前，弟弟们都去了浙江打工，家里只剩下他一个人。
　　三年前，村里给他定了“五保户”，生活费从此有了着落。“政府免费给他们建了房子，过不了多久就能搬进去住了。”青天乡副乡长王泽平说。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老鸭村交通闭塞，经济落后，加上个人原因，汪家五兄弟，除了大哥汪卫东外（他十几岁离开村子，当兵转业成为公务员，八十年代初就结婚了），四个弟弟至今都没有结婚。
　　汪诚志八十年代买的缝纫机。
　　今年37岁的汪诚兴称，二哥汪诚志年轻时很有女人缘，因为照顾家里耽误了结婚。“我父亲身体不好，大哥当兵出去得早，家里的重任落在二哥身上。”汪诚志13岁当家，那时汪诚兴还没有出生，他们相差了整整20岁。
　　“迁徙流动受限时，婚姻圈比较小，但男女比例比较平衡，总是能在村子和附近村子找到对象。”中国人口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说，现在农村四五十岁左右的“光棍”，主要是因为贫穷和人口流动导致。
　　上世纪九十年代起，人口开始大规模流动，很多女人跑到城市打工，她们不愿意再回到农村来，导致农村条件差的男性找不到女人。对于一些农村的男人来说，错过了最好的机会，就错过了一辈子。
　　汪诚志八十年代买的钟山手表。
　　56岁的汪诚志已经不想结婚了，“找一个女人，我也养不活她。”他有些泄气地说，回家后有一段时间，他也曾想找一个女人，但那时已找不到合适的人了。
　　“我现在就想给我家老小（汪诚兴）找对象。”他说。
　　岳西县青天乡计生办提供的数据显示，老鸭村的男女性别比为113.5。
　　从汪诚志的家往下走，不到200米的距离，就是44岁金家富的家。屋子里整洁干净，灶台还冒着烟，碗柜下面一个红色的塑料袋，装着十来斤的猪腿，那是他即将结婚的侄女送过来的。“她年后（春节）结婚，嫁到我们岳西县城。”金家富说。
　　20岁的王丽在家里开淘宝店一年，她说还没有想结婚，如果结婚应该也是嫁到外面。
　　村里年轻的姑娘都不愿嫁在村里。1月18日，24岁的姑娘王芳结婚，在家里刚修了一栋别墅的父亲，把女儿送到县城周边的男方家里。今年20岁的王丽，一年前因生病留在家里，现在每天打理她的淘宝店，“如果要结婚，肯定希望嫁到外面”，她说。
　　金家富告诉记者，村里的女人，不少外出打工就结了婚，很多嫁到了外省；一些后来回到家乡的女人，也都嫁到岳西县城及周边的乡镇，“年轻的女人都往外跑，上了年纪的女人又都结婚了。”
　　王芳的父亲很高兴地拿出女儿的婚书。1月18日，王芳嫁入岳西县周边。
　　王泽平补充说，村里嫁出去的女人大约占到六成。而村里的男人“70%找的是外地女人，很多都是外出打工时找的”。
　　在福建省统计局普查中心副主任姚美雄看来，男多女少会引发“婚姻挤压”。他此前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高龄男性会向低年龄女性中择偶，挤压到一定程度，城里男性会找农村女性，富裕地区的男性会找欠发达地区的女性。
　　十六年前，金家富打工认识一个外地女人，两年后，两人结婚回了老鸭村。2009年，老婆跟村里一个“光棍”跑了，从此他独自带着儿子生活。“说不恨是假的，但那有什么办法？”金家富说起前妻，露出复杂的表情。他掏出两人之前的合影：照片里的女人青春靓丽，有邻家女孩似的纯真。
　　妻子走后，他借钱买了一辆摩托车，每天早晚接送小孩上学。“山里路不好走，骑车要二十几分钟。”金家富送了七八年，开始送到五六公里外的村部小学，后来又送到十几公里外的乡里中学。
　　他希望儿子读书走出去。村里“光棍”很多没读过书，条件也不太好，“留在村里没有什么出路”，金家富说。
　　不少村民如今种上茯苓天麻、茶叶和桑叶等经济作物，但金家富没有多少时间去做，更不要说外出打工。唯一让他欣慰的是，14岁的儿子成绩不错，上次语文还考了第一名。
　　去年8月，金家富收到一份湖北荆州的来信。45岁的离异女性李芬（化名）在信中说：“我在网上看到你的资料，冒昧写信给你，不知道你能不能收到，如果你及时联系了我，说明我们有缘。”信中，李芬留了手机号码和QQ号。
　　“我看到网上的新闻，所以写信过去试试。”李芬对记者说。事情源于2016年6月，某网站刊发了一组图片新闻——“光棍村的期盼”，里面写到老鸭村中“光棍”的故事，其中就包括金家富。
　　两人电话联系了一个月，李芬拖着一个粉色的箱子来了，金家富开着摩托车到岳西县城接她。
　　“我喜欢农村，觉得在城市飘了很多年，想在农村安定下来。”李芬在村里呆了13天，对老鸭村印象不错，对金家富感觉也好。
　　因为不习惯农村的生活，李芬后来提出外出打工，“我又不会干农活，想赚点钱再回去。”李芬说，她把衣服及首饰都留在了金家，打算过年时再回老鸭村去。
　　两人十几天的相处，金家富是满意的，“当时觉得她还靠谱”，但李芬后来又叫他寄钱过去，因害怕上当受骗，金家富转变了态度。“有一段时间没联系了”，这个曾被女人伤害过的男人说。
　　但李芬对澎湃新闻记者说，她并没有想骗钱，她去老鸭村也花了不少钱，“我还给他买了件皮衣寄回去。”李芬说，她没想到金家富突然转变态度，她现在已经不敢再回去了。
　　在李芬出现之前，金家富也曾在村里相过亲。三年前，隔壁村一女人老公过世，村里有人给金家富做媒，他满怀希望地跑过去一看，对方早跟村里一个“光棍”好上了。
　　“想找个离婚的，安安稳稳过日子，但在村里找太难了。”金家富说，他打算搬进新家前邀请李芬来，如果她愿意，他希望两人能好好过日子。
　　2016年10月，小卖部的水泥路爬上了汪诚志家所在的山坡，修到山下大约一里远的距离。这个偏僻的穷山村在悄然变化——
　　老鸭村新修的水泥路和新建的楼房。
　　当年5月3日，老鸭村60KW的光伏发电站并网发电，乡里动员还没有道路硬化的自然村和生产组筹款，做硬化工程和“路窄改宽”。青天乡党委书记吴德全说，村里90%的家庭盖了新楼房，盖不起新楼房的19户，也成为了扶贫搬迁的对象，“像汪诚志、金家富他们，很快都能搬到新房子住了。”
　　老鸭村新建的楼房。
　　2016年夏天，村委引进了某农业生态公司，流转山场近1800亩，种植了中药材皂刺、油茶，以及茶叶等，希望带动更多的农民致富。“如果肯干的话，养家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村支书熊寿青说。
　　“以前（老鸭村）是青天乡最偏僻落后的一个村，现在交通和经济改变很大。”隔壁河口村村民纪卫华说。去年6月，一篇刊登在当地媒体的文章《脱贫纪实：青天老鸭村“双脱”记》称，“在支柱产业和一系列扶贫政策的推动下，老鸭村部分村民实现了先&脱贫&后&脱光"。
　　这个1600多人的村子，现在还有多少“光棍”？熊寿青告诉澎湃新闻记者：2014年统计时，30岁到55岁的“光棍”有112人。去年和前年，村里每年有二十多个“光棍”结婚。
　　“四五十岁的光棍，错过结婚年龄后，现在很难找对象”，王泽平说。还有一些“光棍”因为身体或智力障碍，也没有能力结婚。
　　在像老鸭村这样的偏远山区，婚姻资源很大程度与经济实力相关。中新网曾援引一份调查称，越是偏远落后、自然环境和生活条件差的地区，彩礼越高，一些农村婚龄男青年因负担不起彩礼钱而长期单身，很多家庭因婚致贫。
　　汪诚志的家。
　　去年夏天，老鸭“光棍村”的报道出来时，24岁的占继储正在上海上班，他为自己的家乡上了“头条”而惊讶，却也感叹“这是事实”——他的妻子是外地人，结婚时彩礼花费了十万左右。而王泽平告诉记者，即使在村里结婚，彩礼也要“两三万”。
　　媒体报道后，很多女人打电话到“老鸭村”村支部打听村里“光棍”的情况。“还有很多跑到村里来了，50岁的女人，25岁的女人也找过来，我介绍了下就把她打发走了，有几个在村里呆了好几天。还有一个美国人，开着一辆黑色的小车来了，跟我说要到越南带一批女人过来，我干脆不理她。”熊寿青说，报道出来后的两个月，他“每天都接到电话，影响很大！”
　　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李树茁，2010年牵头做的《中国的性别比失衡与公共安全：百村调查及主要发现》显示，接受调查的364个村庄，有约30%曾发生过骗婚行为。
　　对于这些外地来访的女人，老鸭村村民有了很强的警惕心：“来做什么，骗子呗&&”“她们不可能待下来，还有25岁的&&”“有两个女人跑来看我，我当时在外面干活，没有见面，为什么？你说谁敢相信啊&&”
　　“没有一个留在村里。”熊寿青说，来村子里的这些女人，最长的在村里呆了13天——“就是到金家富家里的那个”。
　　1月6日，记者刚到老鸭村时，遇到六十岁的村民王军，他一边介绍村里的“光棍”，一边上下打量着记者，同时发出“嘿嘿”的笑声。而七十多岁的金声旺，听说记者要找汪诚志时，热心地告诉记者：“汪诚志不好，我给你找个好一点的，和你般配的。”
　　当大家都关注外来女人时，44岁的“光棍”姚国富，谈了半年多的女朋友“跑了”。“她去外面打工，还把我手机拉入黑名单，我打她电话也打不通了。”姚国富看着天花板说，他原本打算搬进新房就结婚的——那是一栋由政府出资修建的平房。
　　在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复旦大学教授彭希哲看来，“光棍村”历来就有，以前主要受贫穷和人口流动的影响。
　　“从八十年代开始，每年至少100万的女性婴儿少出生，经过这几十年的积累，贫穷的男性成为&光棍&的可能性增加许多。”彭希哲说，人口性别失衡的影响越来越突出，在未来二三十年将会一直存在。
　　“光棍”这一群体，长期缺乏配偶照料和关爱，生理上缺乏满足的途径，成为名符其实的弱势群体。“他们如果到外面打工，可能会比在村里好（找对象）一点。”翟振武说。
　　在老鸭村，1600多人中大约有20%的人外出务工。六年前，汪诚兴离开了老鸭村，来到浙江临安市青山镇打工。“刚来的时候，这周边都是农田。”坐在一栋崭新的玻璃房里，汪诚兴看着外边修剪过的花木说。
　　他是这栋大楼的保安负责人，但每个月的工资只有两千多一点。“做保安最好的年纪是二十多岁，很多地方都需要形象岗，工资有三四千块钱一个月。”37岁的汪诚兴突然摊开双手，接着身体往后一靠说：“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混成这样。”
　　因为家里穷，也不喜欢读书，初中毕业后，汪成兴辍学到安徽桐城县待了大半年，“去我大哥那里玩。”2000年时，老鸭村村小原来的老师走了，汪诚兴成为那里的代课老师。
　　“开始300块钱一个月，后来500块钱一个月&&”那时，学生数量已经很少了，最多的时候三十多人，最少的时候只有十几人，有个别学生只比汪诚兴小几岁。
　　汪诚兴赶上了21世纪初的“撤并村小潮”，各地农村学校的布局大调整，很多村小消失。2007年，他所在的学校也撤销了。
　　汪诚兴离开了家乡，来到四哥汪诚东所在的浙江临安市打工，希望就此改变自己的生活——此前在村里教书的六七年间，他没有谈过一个女朋友。“年纪相仿的都出去打工结婚了，年纪小的不少都是我的学生。”离开“老鸭村”时，他已经超过二十八岁。
　　一开始在工厂做工，汪诚兴感觉受到歧视，“好的岗位都给了本地人”，他又进了一家保安公司。
　　“当地人认为保安是老头儿做的工作，年轻人做保安都是因为平时比较懒。”汪诚兴说，他不知道自己可以去做什么。他喜欢安稳的生活，当上一家待过的保安公司提出将他派往杭州时，他拒绝并辞了职，“哥哥在临安这边，我想我们都是&光棍&，如果分开了，不知道有什么动力努力&&”。
　　四哥汪诚东在水泥厂搬运水泥，每月工资四五千块钱，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外出打工；三哥汪亚明五六年前从家里出来，跟汪诚兴同在一家公司上班，后因同样的原因离开了公司。“他眼睛有问题，原来在家里被火烧伤了。”汪诚兴说起三哥汪亚明，后者找了一份园丁的工作，每月工资一千多块钱，在外面租了个三百块钱的房子。
　　十几平米的房子里，有一台老式空调，21英寸老式彩电，是他们花几百块钱买的。汪诚兴说，三兄弟两三天就会见一次。平时除了上班外，他偶尔看看电视或者新闻。
　　2009年，通过朋友的介绍，汪诚兴与临安市昌北镇一位姑娘相亲。“女孩妈妈说我们属相不合，仅仅就见了一面。”三年前，汪诚兴和临安市一女孩交往，结果女方说没感觉，半年后两人就分手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我太诚实了吧”，汪诚兴称自己性格内向，不善交际。而47岁的汪诚东和49岁的汪亚明，如今几乎已放弃找对象，“他们就希望我能找到”，汪诚兴说。
　　早几年开始，汪家几兄弟就想凑钱在临安市买一套房子，当时汪诚兴心想，如果买了房子，找女朋友应该容易些吧！
　　1月17日，四哥汪诚东坐车回了老鸭村。当天中午，留在临安市的汪诚兴指着单位对面的一个小区说：“对面的房子现在涨到9000块钱一平米，我们首付都不够付了。”
　　2012年11月，发表在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的文章《“光棍”聚集与社区公共安全——全国百村调查的研究发现》认为，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群体，对婚姻和性的渴望往往刺激买婚、骗婚、性交易和拐卖妇女等违法犯罪活动； 同时,大龄未婚男性正常婚姻和家庭生活的缺失,带来其心理和生理的双重压力,刺激了该群体内部打架斗殴、抢劫、婚姻买卖、性侵害等违法罪行为的发生。
　　在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姜全保看来，要解决这些社会问题，一方面要发展地区经济，提高这个群体的谋生技能。另一方面，针对农村高额的彩礼，要倡导移风易俗。对已经年长的“光棍”，政府还要妥善解决他们的养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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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4版：时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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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农村的花蕾 为何频频凋谢？
——安徽潜山县留守女童保护调查
　　爱的缺失　商海春 作
　　（新华社发）
&&连续三年，安徽潜山县都因为留守女童的相关事件引起广泛关注。&&２０１３年，网曝安徽潜山一小学校长１２年中先后对９名女童进行性侵犯，最小的年仅６岁；２０１４年，网曝潜山县一名１２岁留守女孩被强奸杀害抛尸；今年６月，潜山县一名１１岁的留守女孩，喝农药自杀……&&这些含苞待放的“花蕾”，为何频频遭遇极端事件的伤害？成长的路上缺失了父母的陪伴，到底给她们的生活带去了怎样的缺失？正值暑期，留守的孩子离开了学校，更加缺少监护，她们到底过得怎么样？新华社记者日前前往采访调研。&&６万青少年&&３万在留守&&刘思圆（化名），１１岁，潜山县天柱山镇河西村人。对于这个腼腆的女孩而言，年龄多大，留守的时间就有多长。&&８个月大时，刘思圆的父母就外出打工；十多年来，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回乡陪她。常年的留守经历，让她说话的时候几乎都低着头，“有时一些心里话，不想和别人说，就只能自己写在纸上”。&&据潜山县统计，目前这个国家级贫困县近６０万人口中，外出务工人员约１２万，农村留守儿童比例达９０％以上。潜山县目前有义务教育阶段学生６万多人，留守儿童近３万。&&以潜山县天柱山镇河西村为例，河西村林郭慈贞纪念小学校长周晓春统计，目前该校学生共有１０９人，留守儿童的比例在９３％左右，“女生占比稍微偏多一点”。&&由于缺乏来自父母的直接保护，留守儿童普遍存在生活失助、学业失教、安全失保、心理失衡等现象。&&华中农业大学的老师张莉华带领学生志愿者在潜山县开展“雨露·中国”蒲公英支教活动。她和学生在与留守儿童的接触中，发现留守女童往往表现出：细心敏感、希望人陪伴；对年长于自己的异性容易产生信任和依赖；安全知识匮乏、自我保护能力较弱等特点。&&留守女童不知该求助谁&&社会调研报告《潜山县农村留守儿童现状调查》显示，从留守儿童管护的情况看，父母同时外出务工，由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管护的，占总数的５２．６％；由亲戚朋友托管的占６．５％；留守儿童自我管护的占１７．３％；此外，留守儿童与留守在家的父亲或母亲一起生活的占２３．６％。&&事实上，所有留守儿童，不管是学习还是生活上，都表现出很强的无助感，具体到女童群体，一些问题则更加突出。&&记者采访中，很多留守女童反映爷爷奶奶很少能回答自己学习中遇到的问题。由于是隔代教育，一些留守女童表示，平时沟通并不多，遇到生理安全方面的问题时，“不晓得问谁”。&&潜山县天柱山镇林庄村的吴贻芬（化名）今年１４岁，从１岁起就留守家乡由爷爷奶奶抚养；几年前爷爷去世后，她与奶奶相依为命。“奶奶身体不好，有时候好几天都躺在床上不能下床。”她说，青春期时很害怕，不知道怎么办，只好问学校里的同学，幸好一些有过经历的同学教她怎么处理。&&刘思圆１０岁时开始发育，但并不具备生理知识；当初次来月经时，她吓得跑去找奶奶，说：“奶奶我身上疼”，这才被发现。&&记者采访中发现，留守女童对青春期大多经历过恐慌到一知半解的状态，她们的青春期知识大多来源于身边的伙伴或者奶奶。“雨露·中国”蒲公英支教活动的大学生志愿者告诉记者，他们在支教过程中发现，留守儿童的生理知识几乎处于空白状态，所以“性教育”是他们支教的重要一课。&&此外，留守女童的安全问题也比较突出。潜山县妇女联合会主席严爱莲介绍，现在农村的学校由于生源少，往往不是一个完全的校区，往往是好几个年级的学生聚在一个班级上课，即所谓的“复式班”，一般被称为教学点。&&“有的教学点往往只有一两个老师，从老师的角度而言，长期住在交通闭塞的村庄，身边缺少可以交流的同龄人和家人，往往也会造成他们做出异常举动。”严爱莲说。与此同时，农村地区针对女童的心理、生理、安全等方面的教育十分缺乏，留下了女童保护的安全隐患。&&记者在潜山县采访中了解到，目前多个部门均有涉及到留守儿童帮扶工作，留守儿童的活动也更加丰富多样，但总体而言存在安全知识教育匮乏、帮扶活动碎片化的问题。严爱莲坦言，妇联工作的职能很多，但是手段很弱化。&&父母已然缺位，&&社会力量如何补位？&&记者采访中，不少业内人士都强调，父母始终是孩子的第一监护人，必须要让一些家长特别是农村家长意识到，自己作为子女第一监护人的责任和义务。&&“许多孩子都是因为离开监护人的视线而发生意外。一些家长认为把孩子送进学校就可以了，这种法律和责任意识的缺失是必须补上的一课。”严爱莲说。&&那么，在留守儿童父母已经缺位的现实情况下，社会力量又能做什么？&&潜山县妇联工作者、村级组织和志愿组织等建议，首先应当建立起孩子身边的救助体系，发挥村级组织的力量，动员村级妇联工作者、学校、留守妇女等多方面参与，拓宽留守儿童向身边人求助的渠道，尤其是留守女童，要确保她们在遇到突发状况时能及时获得有效帮助。&&同时，用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将支教留守儿童、心理咨询等志愿活动常态化。儿童保护专家们建议，搭建合格志愿组织的平台，由志愿组织对项目从专业角度进行细化，将活动方案、所需的资金、责任划分清晰明确。让政府可以找到成熟的志愿组织，将支教等志愿活动变成政府购买的一种服务，使留守儿童的帮扶活动能够更加专业，也更有针对性，形成长期有效、常态化的帮扶机制。为留守儿童特别是女童提供除了家人、老师之外的心理疏导渠道。&&另外，完善流动人口子女入学政策，补充村级师资力量、加强其思想道德工作，开设安全知识教学课程等，都需要同步并进，力求形成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的体系，保障留守儿童的安全。(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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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称90后大学毕业生将成“不买房一代”
报告称90后大学毕业生将成“不买房一代”
在读90后农村学生1/4有留守经历
调查发现，在重点大学和普通大学就读的90后农村大学生中，曾有留守儿童经历的人数均超1/4。而在以农村90后为主要生源的高职院校中，就读的90后农民大学生中，曾有留守儿童经历的更超过4成。
在没有留守儿童经历的90后农村大学生中，认为自己比周围同学成绩优异的占到约15%。而在拥有留守儿童经历的90后农村大学生中，这一比例则降至10%。
田丰认为，相关部门应关注有留守儿童经历的90后大学生。
3/4农民工不想落户打工地
该蓝皮书还收录了一份2014年农民工调查报告，该报告基于对广东、湖南等6省13个城市（区）的2017个在正式企业就业的农民工调查数据而得。
调查显示，非常想和比较想在打工所在城市落户的农民工占比为16.33%，而不太想和不想落户的则达到75.45%。也即3/4的农民工不想落户到打工所在城市。
&如果说农民工落户意愿不高的话，那么为落户采取过行动的人更少。&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刘林平等人介绍，近97%的受访农民工没有为落户采取过行动，而在有过相关活动的人当中，最多也就是咨询一下，提出过申请者仅占1%。同时，有74.18%的受访农民工认为没有打工所在城市的户籍不会带来麻烦。
调查显示，不愿意放弃家乡土地的受访农民工超过70%，愿意放弃家乡土地的则不到20%。
刘林平等人建议建立住房（宅基地）银行，由外出打工、落户城市或其他原因导致住宅闲置的农民，将自己的房产和宅基地存入银行。当发生征地、拆迁等事件时，保有产权的农民以市场价格获得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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