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德的激励功能--《社会科学》1988年06期
论道德的激励功能
【摘要】：正 道德,长久以来被规定为调整人们相互关系的行为原则和规范的总和。道德的约束性被视为道德的本质特征。这样,道德的功能主要地、甚至唯一地被概括为调节功能,道德的一个重要的基本功能——激励功能则被忽视甚至否定了。 道德以实践—精神的方式掌握世界的特征在于它体现着主体对“应有”的追求,它具有直接启动实践的力量,它不会允许掌握对象毫无变化的存在,而要将之转化为符合主体要求的应有状态,或者将之否定。道德要实现“现有”向“应有”的转化,“自在之物”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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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长久以来被规定为调整人们相互关系的行为原则和规范的总和。道德的约束性被视为道德的本质特征。这样,道德的功能主要地、甚至唯一地被概括为调节功能,道德的一个重要的基本功能-—激励功能则被忽视甚至否定了。 道德以实践一精神的方式掌握世界的特征在于它体现着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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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观察：今天，道德需要怎样的激励？
　　日前，黑龙江15岁的男孩安丰龙为了营救落水同学小硕，不幸溺水身亡，事后他被授予“见义勇为”称号。然而，被救男孩小硕的父母始终没有露面，并且不承认安丰龙是为救小硕而死，最终，安丰龙的家长将小硕的家长告上法庭。
　　近年来，从“彭宇案”到“老太捡金案”，类似的事情似乎不止一件了，以至于有人感叹“路不敢拾遗”、“伤不敢救助”。道德本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下，调整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当这种约束在一定程度上失灵，当道德义举最终无奈借助法律撑腰时，它给了我们怎样的警示？
　　从事道德行为的人或许没有想过什么回报，我们的社会却有义务对此进行激励。只有这样，道德义举的吸引力才会增强，感召力才会放大。很难想象，当见义勇为者得不到帮助，诚实守信者频频吃亏，“英雄留血又流泪”，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里，道德行为还会有什么吸引力，又怎样形成良性循环。
　　新的历史时期，在道德的基本内容甚至标准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在“道德的血液”成为和谐社会的必备要素时，中国的道德建设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道德建设离不开对道德的激励，而在这一过程中，谁应当成为激励的主体？当道德单打独斗到一身疲惫时，谁来助它一臂之力，并助推整个社会道德行为的蔚然成风？
　　为市场经济恢复社会保护层
　　市场经济有时并未导致社会危机，是因为——例如在许多国家，除政府之外，还有教会、行会、公民社会，等等，这些非市场的社会力量有效牵制着市场经济的原则，使它无法彻底，不能极端。简单说，就是在市场之外，包裹着一个非市场的社会，构成了对市场的保护层，而道德正是这个保护层最基本的要素。
　　这实在是让人悲哀的事。由安丰龙的舍命，40岁以上的人可能会想起王二小、刘文学、赖宁，这些人们记忆中殒命的男孩，曾经在夹杂着痛惜和尊敬的情感中，被几代人所怀念。假如时光倒转几十年，安丰龙大概也会进入那个少年英烈的谱系。
　　可是，坦率说，尽管安丰龙的故事近在眼前，但感觉上却仿佛是一条隔世的旧闻。因为20多年来，我们耳闻目睹的是另一类人物和故事，是贪官潜逃、大款被抓、情妇发飙、明星八卦，归根结底，是因为市场经济的原则已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存基础。市场经济的原则是什么？大家都清楚，是通过经济的各项活动——投资、生产、销售，等等，追求利润最大化。正因为有了这个利益驱动的原则，“价格”才能成为市场上调动配置所有资源的“绝对信号”。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但是，仅仅市场经济，还不至于让安丰龙在溺亡之后，再陷入身后的困境。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们还失去了与市场经济相反相成的另一种力量，道德的力量。 那么，道德是什么？其实，也很清楚，无非是克己、利他。道德原则与市场原则正好相悖反。因为假如克己利他，在市场上就会被淘汰。所以，中国的启蒙主义者，上世纪80年代兼用温情的文艺和晦涩的哲学张扬个性，鼓吹自我，批判传统。到90年代，启蒙主义者变身为新自由主义者，经济学成为“显学”，再也用不着文艺、哲学的弯弯绕语言，有人甚至直言：“经济学家不讲道德”。
　　检验一种理论主张是否靠得住，有一种成本低、效果好的办法，就是设法把这种主张“到边到角”地付诸实践。那么，假如彻底实行市场原则，把市场经济的逻辑推向极致，也就是说，把“市场经济”扩展成“市场社会”，每个人在一切时间一切地点，都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将产生什么结果？毫无疑问，那将是买方对卖方、员工对老板、朋友对朋友、老公对老婆，即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最全面的博弈。其结果，将是家庭、企业、社会的全面解体。而之所以市场经济有时并未导致社会危机，是因为——例如在许多国家，除政府之外，还有教会、行会、公民社会，等等，这些非市场的社会力量有效牵制着市场经济的原则，使它无法彻底，不能极端。简单说，就是在市场之外，包裹着一个非市场的社会，构成了对市场的保护层，而道德正是这个保护层最基本的要素。
　　这个道理，我们是很晚才知道的。曾几何时，我们自己先用启蒙主义的手拆除社会力量的保护层，继而让市场原则所向披靡。道德原则隐身遁形，偶一露面，也要按市场原则来理解和衡量。因此，“路不敢拾遗”、“伤不敢救助”、“英雄流血又流泪”，屡见诸报章。
　　中国社会面临重建，如今要做的，是让市场社会重新回归于、收缩为市场经济，为市场经济恢复原有的社会保护层，用非市场的原则约束市场的原则，或者说，让社会与市场彼此互动互补，保持良性动态的平衡。
　　在这个总的认识之下，道德建设需要从细节入手，但更需要一种宏观的视野和思路。我们需要对包括社会价值、舆论、名誉、地位、财富、资源等市场的和非市场的要素进行整体的调控。根据这样的视野和思路，在当前处于极度弱势的形势下，道德当然需要激励、奖励。这里，政府应当发挥主导作用，因为公共权力毕竟是中国目前最强大的非市场力量。报载，江苏宿迁对邻里守望、调解纠纷和一般性的灭火抢险等小善行为累计积分，每月按每积1分换算100元的比例兑现奖励。此举招来争议。其实，在道德重建的初级阶段，类似这样的社区治理试验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我们不能孤立抽象地看待道德，像康德伦理学那样，仅把道德看做“绝对命令”。道德需要制度环境，就像安丰龙，他涉险营救同伴，本出于一个男孩天然的友情、勇气和侠义，这种纯良天性需要在呵护中成长，整个社会又何尝不是呢。（作者祝东力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道德激励的方式需要现代化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道德的基本内容包括道德标准正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传统的道德内容主要是以忠孝宗法伦理为中心，而现代的道德则更强调的是公德，是社会道德；传统道德主要是个人做好事，现代道德更多的是组织做慈善……这样一些重大变化，当然要对道德的激励方式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提出道德需要怎样激励的问题本身说明，中国的社会建设特别是道德建设已经到了一个十分关键的阶段。在新的历史发展水平上，传统的道德激励手段是不是还有价值？是不是还要继承以及如何继承？道德激励要不要借鉴国际社会的一些经验等？确实是一个十分现实的社会课题。最近一些年经济发展方式的全面转型尤其是今年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即将达到人均GDP4000美元，表明我国社会已经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实现了历史性的基本跨越，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新的经济水平和新的发展格局必然要对整个社会建设产生全面而深刻的影响，道德建设当然是一个直接受到影响的领域。
　　应该清醒地意识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道德的基本内容包括道德标准正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传统的道德内容主要是以忠孝宗法伦理为中心，而现代道德则更强调的是公德，是社会道德；传统道德主要是个人做好事，现代道德更多的是组织做慈善；传统道德主要依赖于个人的自觉，但现代社会甚至将许多个人修养的内容变成了法律，比如孝敬父母特别是赡养父母的义务和夫妻的尊重开始受到法律保护。况且，我们正处于一个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中国的普通人完全可以通过网络系统与世界联系起来。这样一些重大变化，当然要对道德的激励方式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在历史上，我们是几千年以来一直提倡“以德治国”的国度，传统道德的激励方式主要是政府树立典型，运用行政手段向社会推广；传统的道德典型往往是领导人根据社会舆论来确定，计划经济时代甚至主要依赖新闻记者的报道，有的还要将典型拔高到“高、大、全”的地步。这在传统的社会管理中是比较有效的，因为那时缺乏信息化，社会的发育程度低，政府是单一的信息渠道。但是，这样的激励方式面对着现代社会条件的改变已经不太适应了。 在经济和社会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特别是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并且进入信息化时代以后，道德的评价已经从政府单一评价开始转向以社会为主的综合评价体系。政府在保持行使表彰职责的同时，社会多个方面也开展了不同形式的表彰。比如，最近一些年，中央电视台每年评出的“感动中国十大人物”就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表彰项目。另一方面，现代的表彰与传统的表彰不同，就是要制定一定的标准，比如慈善捐款的评比，就要有数额的标准；现代的道德彰显还要有一定的程序，并且往往是通过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不同方面代表组成的评选委员会，经过几轮的评选，有的时候还要有公众的网上投票，最终结果往往要进行公示。所以，道德激励的形式已经成为了社会大众参与的一项活动，客观上已经成为公民自我道德教育的一种方式。
　　特别要看到，从国际经验看，许多国家对于道德的激励的确采用了一些有形的奖励方式。比如不少外国大学明确规定对于积极参与志愿服务的高中生入学申请给予优惠，有的则为志愿服务提供一定便利条件，有的居民捐赠建造社区内的一条板凳，还可以刻写上自己的名字。即使对于公务员，如果服务时间较长又有良好的操守和杰出的贡献，外国往往也要给予褒奖，包括授勋、颁发总统奖等多种形式。
　　当前，我国社会出现了一些激励道德建设的不同形式，有的地方对做好事要进行计分，甚至还要奖励资金。我认为，这是探索建立适应新形势的道德激励方式的一种表现。总体上看，我国的道德激励方式尽管已经有了较大的进步，但许多进步往往是在不自觉的状态下进行的，道德激励方式的创新还不够系统，不够普遍，整个社会的道德激励活动还很缺乏；许多表彰活动往往缺乏具体的标准，甚至存在着平均分配指标的现象。即使表彰活动的大会，往往也组织得不够庄严，不是以激励的对象为本来设计颁奖，往往是以颁奖嘉宾为本来设计活动，结果出现本末倒置的现象；特别突出的矛盾在于，社会的评价机制还相当薄弱，社区类的表彰，社会组织的自我表彰，都还相当不普及，而许多地方的表彰活动往往以行政为本，普通人民的些微真情至爱行为，往往进入不了行政的渠道，结果出现了非常朴实的高龄老年人做了好事要求新闻舆论表彰的现象。
　　道德激励需要现代化，需要立足于中国的传统，借鉴国际经验，使道德的激励大众化、经常化、多样化，让好的风气真正能够得到好的回报。河南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位记者到不同的大城市进行过志愿献血，结果有的地方送上纪念品，有的送上食品，有的地方则送上一张精美的献血卡；她深有体会地谈道，献血卡最好，自己一直带在身边，有时还向朋友们展示。这其实就是道德激励形式的一种比较研究。道德激励方式与我们许多人的日常活动都有关系，愿我们相关的人们都能注意开发更有尊严的道德激励方式，使我们的社会真正拥有和谐的内在机制。（人民日报 王振耀为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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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黑龙江15岁的男孩安丰龙为了营救落水同学小硕，不幸溺水身亡，事后他被授予“见义勇为”称号。然而，被救男孩小硕的父母始终没有露面，并且不承认安丰龙是为救小硕而死，最终，安丰龙的家长将小硕的家长告上法庭。&&&& 近年来，从“彭宇案”到“老太捡金案”，类似的事情似乎不止一件了，以至于有人感叹“路不敢拾遗”、“伤不敢救助”。道德本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下，调整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当这种约束在一定程度上失灵，当道德义举最终无奈借助法律撑腰时，它给了我们怎样的警示？&&&& 从事道德行为的人或许没有想过什么回报，我们的社会却有义务对此进行激励。只有这样，道德义举的吸引力才会增强，感召力才会放大。很难想象，当见义勇为者得不到帮助，诚实守信者频频吃亏，“英雄留血又流泪”，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里，道德行为还会有什么吸引力，又怎样形成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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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东力
　　市场经济有时并未导致社会危机，是因为――例如在许多国家，除政府之外，还有教会、行会、公民社会，等等，这些非市场的社会力量有效牵制着市场经济的原则，使它无法彻底，不能极端。简单说，就是在市场之外，包裹着一个非市场的社会，构成了对市场的保护层，而道德正是这个保护层最基本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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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道理，我们是很晚才知道的。曾几何时，我们自己先用启蒙主义的手拆除社会力量的保护层，继而让市场原则所向披靡。道德原则隐身遁形，偶一露面，也要按市场原则来理解和衡量。因此，“路不敢拾遗”、“伤不敢救助”、“英雄流血又流泪”，屡见诸报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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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总的认识之下，道德建设需要从细节入手，但更需要一种宏观的视野和思路。我们需要对包括社会价值、舆论、名誉、地位、财富、资源等市场的和非市场的要素进行整体的调控。根据这样的视野和思路，在当前处于极度弱势的形势下，道德当然需要激励、奖励。这里，政府应当发挥主导作用，因为公共权力毕竟是中国目前最强大的非市场力量。报载，江苏宿迁对邻里守望、调解纠纷和一般性的灭火抢险等小善行为累计积分，每月按每积1分换算100元的比例兑现奖励。此举招来争议。其实，在道德重建的初级阶段，类似这样的社区治理试验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我们不能孤立抽象地看待道德，像康德伦理学那样，仅把道德看做“绝对命令”。道德需要制度环境，就像安丰龙，他涉险营救同伴，本出于一个男孩天然的友情、勇气和侠义，这种纯良天性需要在呵护中成长，整个社会又何尝不是呢。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编辑:吴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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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巴人的原贴：我国实施高温补贴政策已有年头了，但是多地标准已数年未涨，高温津贴落实遭遇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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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不图回报 但是需要激励
　　◆经济导报评论员 兰恒敏
日前，黑龙江15岁的男孩安丰龙为了营救落水同学小硕，不幸溺水身亡，事后他被授予“见义勇为”称号。然而，被救男孩小硕的父母始终没有露面，并且不承认安丰龙是为救小硕而死。最终，安丰龙的家长将小硕的家长告上法庭（《人民日报》）。
这样的事情太多了，以至于让国民形成了一种普遍“共识”：有人落水不能捞，有人倒地不能扶，有人偷窃不能喊，有人打架不能劝……一句话，好事不能做，好人不能当。
冷静去想，类似忘恩负义的事情与知恩图报的事情相比，毕竟还是少数，但因其强烈挑战传统道德的底线，所以经过媒体广泛传播，给公众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成为一种“不能行善”的风气和“共识”。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旧的秩序已经被打破，新的道德还没有建立起来。或者说，旧的秩序和原有的良善道德一起被埋葬了。新的历史时期，在道德的基本内容甚至标准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在“道德的血液”成为和谐社会的必备要素时，中国的道德建设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
从事道德行为的人或许没想过什么回报，我们的社会却有义务对此进行激励。只有这样，道德义举的吸引力才会增强，感召力才会放大。很难想象，当见义勇为者得不到帮助，诚实守信者频频吃亏，“英雄流血又流泪”，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里，道德行为还会有什么吸引力，又怎样形成良性循环。
如果我们想当然地认为道德和褒扬、金钱沾了边就会变得功利，如果我们碰到好人好事就得问问背后的那些道德心是否纯正，那么人们在表达善心的时候，反而会显得顾虑重重。道德是什么？无非是克己、利他。只要能利他，客观上就是最大的道德，其余可以不问。
《吕氏春秋?察微篇》讲过一个故事：鲁国有一道法律，如果鲁国人在外国见到同胞沦落为奴隶，只要能够把这些人赎回来，就可以从国家获得奖励。子贡把鲁国人从外国赎回来，但不向国家领取金钱。孔子知道后批评子贡说，你这么做不对，你不领取奖金，从此以后鲁国就没有人再愿意去赎回自己的同胞了。
在孔子的眼中，子贡做好事却不受赏，看似成就了自己的个人道德，但因其不利于在更大范围内扬善，所以是错的。
由此我们想到某些法院对见义勇为却无证据的败诉判决：看似坚持了法律“重证据”的原则，维护了法律的尊严，但极大地打击了行善行为，使蒙冤的当事人和旁观者由衷地发出“天下还有没有公理”的感慨。对善行的不合理抑制造成的危害，比放任恶行不加制裁的危害还要大。
市场经济本质“利己”，道德要求本质“利他”。“利己”的极致将导致社会崩溃，“利他”的极致将导致虚无。中国市场经济下的道德重建最佳选择是：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市场的归市场，道德的归道德―――让市场推动社会的车轮向前，用道德约束社会的车轮不至颠覆，并且，在当前的形势下，应该加大道德的约束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