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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里进行“搭桥” 中西医创新医学
院士院长共聚第30届解放健康讲坛
　　6月20日下午，由上海市卫生计生委和解放日报社共同主办的“2016上海卫生科技活动周闭幕式暨第30届解放健康讲坛”，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同仁医院举行。获得2015年上海市科学技术奖的院士、院长等中西医专家与大众分享了“身体里的‘搭桥术’，中西医创新医学”话题。
　　本次讲坛承办单位为上海市健康教育所、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同仁医院；协办单位为上海新闻广播《活到100岁》；支持单位为中国联通上海市分公司。
　　打通血管搭桥建大脑新系统
　　《科技与医学——从神经外科谈起》
　　周良辅　中国工程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
　　神经外科是用外科的技术方法，对脑和脊髓的机理进行诊断的一个学科。早在远古时期，在中国、南美洲出土的颅骨上就有钻颅的证据，按文字的记录，古埃及《艾德温·史密斯纸草文稿》和中国《黄帝内经》都曾记载脑积水疾病。希伯克拉底是史书记载钻颅第一人；在中国的野史，华佗是第一个开颅治病的人。
　　19世纪，有几个重大发明，一是麻醉，过去病人开刀因疼痛甚至会造成死亡，麻醉的出现解决了这个问题。过去手术中医生不戴帽子和口罩，容易造成感染导致的死亡，无菌消毒是外科上的重大发明。
　　脑定位是一个重大发明，美国医生Cushing，根据头部的解剖和脑子的关系寻找到了定位，1912年把神经外科从外科里独立出来。1895年，德国物理学家Roentgen偶然发现应急管会发生一种射线，即X射线，开创了用工具来检查人体奥妙的大门。空气造影，提高了神经系统检查的手段。
　　数字计算机革命，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中重大的里程碑。对神经外科来说，最初的X& 光分辨率不高，有创伤性，医生要花很大的力气还看不清楚。数字计算机面世后，出现了现在的数字影像，大大减轻病人的痛苦，可以进行微创手术了。
　　第一个得到数字计算机革命影响的是CT，它是由英国和南非的物理学家发现的，我们中国华山医院第一次使用是1979年，它比X光看得更清楚。
　　第二个是磁共振，欧美是1982年用的，我们是1983年用的，跟国外的差距越来越小了。
　　第三个是DSA，就是经皮穿刺脑动脉血管造影，这个检查虽然有些微创，但比起过去的造影大大减轻了病人的痛苦和负担。
　　对脑外伤，现在只要用CT一看就知道脑子出血了没有，可以做到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中风是血管堵住，缺血引起的；脑出血则是血管破裂。现在用CT检测就知道到底是脑出血还是脑缺血，半小时可以诊断，帮助医生早期发现把血管打通，不仅可以救命，而且保持功能。
　　过去我们知道脑子里有很多区域是管语言的，现在我们在活人身上就可以找到他的语言区和管手脚功能的区域，便于诊断。我们还发现脑中有视听网络、默认模式等。
　　面对一个受伤的女病人，因昏迷不醒进入植物生存状态，如果跟她讲我们去打网球了，那么她的运动皮层会兴奋起来。跟她讲回家，绕着大门房子转一圈，她管记忆和管空间定向的皮层兴奋了，这一切都说明她并没有昏迷，只不过讲不出来而已，这叫作植物生存状态，不是植物人。所以我们还是要注重关怀、关心她，促使她早日醒来。
　　动脉瘤的死亡率很高，最好是把它割掉。过去是把载瘤动脉阻断，而现在可以把动脉瘤割掉，在颅内进行血管吻合。如果不好割的，怎么办呢？把它独立出来，搭根血管。这一点，用显微外科技术就可以做到。
　　显微内镜是另一伟大发明，比如说脑子里长了一个瘤，发生脑积水，用内镜探入打通，做一个很小的缺口，就能解决脑积水问题。
　　在磁共振显示的传导束技术下，使用磁共振定位，让病人讲话，看他的语言功能区域在哪里，可以在确定保留功能的情况下，安全切除肿瘤。
　　过去切除肿瘤以后，到底有没有拿干净并不知道，必须在术后做磁共振才知晓。现在则可以把磁共振机器搬到手术室来检查，一次性就能解决问题。
　　孔子告诉我们：“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我们要勤于思考，不要盲目跟随。我相信医务人员是工具的主人，而不做工具的奴隶！
　　中药改善肝纤维化与脂肪肝
　　《肝纤维化和脂肪肝中医药治疗的创新研究》
　　胡义扬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副院长，上海中医药大学肝病研究所教授
　　在临床上，对病人而言，西医针对的是单个疾病。中医的诊治，除了疾病之外，还要看它的症和状态，讲辨证认知。
　　在中医药现代化的发展上，有一个我们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进行的抗肝纤维化新药胶囊的研究。肝纤维是各种慢性肝病发展为肝硬化的慢性病理过程。肝纤维化本身是一件好事，但治愈倾向过头，就像结疤突出皮肤的表面一样，肝脏里发生结疤，慢慢就硬化了。一旦发生肝硬化，就会面临生命危险。
　　在我国，乙肝患者就有3000多万人，其中40%的患者会经过肝纤维化转变成肝硬化。治疗费用也非常高，据不完全估计，医疗费用每年大约达到1000亿元以上。
　　现代医学针对慢性乙型肝炎，西药抗病毒治疗取得重要突破，但直到今天，国际上仍然缺乏有效的抗肝纤维化的化学或生物药物。但我们中医临床发现，中医药治疗肝纤维化，可以改善临床症状，阻止疾病的进展。
　　我们发现传统中药复方桃红四物汤具有抗肝纤维化作用，进一步发现桃仁提取物合虫草菌丝，可逆转血吸虫性肝纤维化。扶正化淤方主要包括六味中药：丹参、桃仁、虫草菌丝、绞股蓝等。经过数十年研究，我们目前已经明确它对肝细胞损伤的保护，对于肝细胞因子等都有一定作用。在扶正化淤理论中，历经近20批次的动物实验，阐明作用机制，2002年新药成功上市，得到专利，并在十一五到十二五期间开展了国际化研究工作。
　　研究没有终止，2007年我们跟美国合作，由美方牵头开展进行美国的难治性丙肝临床试验。美国乙肝很少，丙肝很多，而且只有用了干扰素没有效果的难治性丙肝病人，才提供进行临床试验。研究表明，扶正化淤胶囊对肝纤维化的改善和稳定趋势要优于安慰剂。这是第一次在西医治疗肝纤维化空白的领域进行探索的中药；第一次选取西药治疗失败，难治性病人进行国外临床研究的中药；第一个在美国二期临床中使用“硬终点”肝活检检验的中药。
　　我们还和瑞金医院合作，研究发现扶正化淤胶囊和西药抗病毒联合治疗，可以提高抗肝纤维化的效率，这是一个新的研究方案，值得探索，这个项目列入了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我们预期的治疗效果将能提高15个百分点。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是肝病防治领域面临的挑战。在我国这一患病率飞速上升。非酒精脂肪肝，定义为遗传环境代谢应激相关性肝病，患病率很高，有低龄化发病趋势，其慢性进展经过与其他疾病关联。
　　上世纪末在上海进行普查，发现患病率高达12.8%；但也有文献报道四川省十个寺庙的和尚患病率只有0.27%。这说明生活方式对于脂肪肝的发病非常重要。2005年上海对3000多例成人进行调查，有13.7%的患病率；而到2012年北京对3000多例居民调研，脂肪肝的患病率竟已达到31%。研究发现，脂肪肝患者中10—20%会发展为脂肪性肝炎，其中又有15—25%的患者会发生肝硬化，这正是肝癌的危险因素。因此，脂肪肝的治疗不可忽视。
　　大部分患者进行控制饮食、加强运动与减肥后，多数能得到控制，但一部分脂肪性肝炎患者还需要进行其他治疗。我们在临床上积累了一个经验方，包括茵陈、虎杖、田基黄等药材。我们还开展了动物实验，发现脂肪肝模型大鼠的肝脏要比正常的大得多，颜色是发黄的。所以市民在买猪肝时，也要注意那些发黄、发白的肝脏正是脂肪肝的肝脏。
　　是否要把原始的祖方打破重新组成一个有效成分的复方？这项研究已进行了18年，真正能服务于临床仍然任重而道远。
　　我国中医药学虽然与现代医学的理论体系不同，但针对的对象都是人体，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中医药，是中医药发展路径之一。未来将在保持特色并传承的基础上，会逐渐与现代医学融合，甚至有可能产生新的一个医学。
　　体内放上支架提高生活质量
　　《食管与胃肠道支架的应用》
　　茅爱武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同仁医院影像介入科主任医师、教授，中国医师协会介入医师分会副会长兼总干事
　　食管肠道支架，相当于用支架在胃肠道中搭桥。食道是我们入口的第一道，整个食道和肠道连接起来，就是一条完整的摄入和排出通道。
　　原本可能需要进行外科手术的，现在则不需要开刀，身体里放进一个细管子，释放出支架，就能把体内不同通道打开，把不同的“路”用“桥”贯通。原来没有手术条件的病人，也可以通过这个技术解决问题，得到治疗的机会。比如说血管原本不通，放置一个支架之后就通了；病人气管不通，看上去濒临死亡，而且此时没有其它治疗手段，连麻醉都无法进行，但通过这个技术，几分钟之后就能气道打开，恢复正常状态。
　　支架相当于在体内搭的一座桥。医学上使用的支架有两种，一种是康复科使用的，比如骨折的病人要固定骨架使用支撑架。另一种则是介入微创医生用的扩增管，不用开刀把管状的架子放到需要打通的通道，或者需要封闭掉的通道当中，起到桥梁作用。
　　为什么胃肠道中要放支架呢？我国的食道癌、胃癌、大肠癌的发病率很高，这些病诊断出时往往已是晚期，患者没有了手术的机会，病人容易产生管腔狭窄，或因为肿瘤溃烂而无法正常进食，非常痛苦。此时我们用一个支架，就能打通通道，完成进食和排泄，这对病人是一个非常大的获益。
　　食道跟大血管紧密相连，支架放起来容易，但问题也很多，研究至今只能做到避免食道支架带来的一些突发的致命性并发症，但还没能够完全避免并发症的发生，比如说增生、再狭窄等。如果胃的入口或出口处长了肿瘤，支架不论放在哪里，都是一个拐角，放得不好，很容易发生堵塞，所以对放置技术有一定要求。
　　人体的小肠有六七米长，盘踞在腹腔当中，所以小肠支架很难放到比较深远的部位去。我们研究了二十多年，在没有手术的情况下，也仅仅放到十二指肠以下30厘米左右。大肠支架则是支架放置中最难的，因为大肠粗大并且是带状的，发生梗阻以后仍可以存留很多东西，症状发生会滞后。吻合口支架是在手术以后，由外科医生把切掉部分的两端对接起来，接口易复发产生狭窄或是疤痕体质的人可能会发生疤痕肥大。尽管食管和胃肠道就是一根管子，但实际上各个部位都有不同的要求，必须针对其特性来选择支架治疗。
　　食管和胃肠道的良性狭窄或者瘘可以放支架吗？可以。食道始终处于收缩状态就不能进食，也可以通过支架进行治疗。发生食道烧伤或溃疡，也可以通过支架治疗。治疗后支架要拿掉，因为支架会带来一些副作用。
　　那么食管和胃肠道发生堵塞，是不是一定能放支架？不是。比如有的特殊部位，放入支架后就会疼痛和难受。比如说肠道堵了，放了支架并不等于解决整个肠道的通畅，因为肠内容物会发酵，可以用管子把闭住的肠腔打开，但支架放了以后，不能真正解决进食问题，只能缓解一定症状。
　　国外进口的支架优势是做工较细，柔软度较好，但它的缺点是规格固定，对于一些病人可能会造成致命影响。相对来说，国产管径可以有多种选择。
　　最初的支架端口比较锐利，放完之后病人常会发生大出血，所以我们正在研究分节分段的支架。最近我们也在研究通过中医药的抗增生作用，整合到支架内膜中去。此外，我们还在研究让支架发生自行降解，这样就不需要重新拿出来，避免其它并发症。
　　专家说：最好的养生办法就是不抽烟
　　本次讲坛首次开辟了“控烟”小栏目，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感染病科副主任医师潘珏说，大家都很关注室外的PM2.5，但很少有人关注到室内PM2.5是谁造成的？吸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烟草引起的疾病，一是慢阻肺，二是肺癌，三为冠心病。潘珏提醒，不要主动抽烟，也不要容忍其他人在室内吸烟。随着戒烟的开始，可以更多享受到吃饭的乐趣。潘珏说：“戒烟不仅是毅力问题，还是一个病，需要到医院来治疗！”
　　在讲坛的互动环节中，三位主讲嘉宾均表示，自己最大的养生方法就是不吸烟。75岁的周良辅院士表示，戒烟限酒、保持心理舒缓和少吃多动是最佳生活方式，需要警惕的是不能过量运动。譬如从一幢25层楼的顶层下到底，再从底层爬到顶，很可能发生关节磨损。
　　周良辅提示大众，一定要根据年龄来选择合理运动，譬如年轻人可以跑步，中老年则是散步。“我年轻时是跑步游泳，现在则是走路了。”他提醒，还要根据个人体质情况来分析采取怎样的运动，有的人平常锻炼不够，有的人则超过了自己负荷，因此跑步也不能过量。
　　胡义扬表示，管住嘴迈开腿非常重要。“中医讲的七情跟疾病很有关系，所以更要保持良好的心态。”如何进行有氧运动呢？胡义扬提醒，以运动以后的心率到达170减掉年龄，这样的脉搏数就是比较合适的有氧运动范畴。比如50岁的人，步行之后的脉搏是170减50，就是120左右。
　　胡义扬说，中医虽有药膳，但怎么吃药膳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中医讲寒热虚实，你是寒性的，我要用热的；你是热的，我就要用寒的，一定要让医生评估你的体质。同时，能不能补也要辨别清楚，千万不能因为听说这个东西好而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吃。”
　　茅爱武表示，酒也要少喝，健康饮酒基本线是每天少于20克，对女性则更低。（记者 孔同 摄影 海沙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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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门静脉搭桥成功 圆香港少年的三个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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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体报道及鸣谢：中国新闻网
&&&&&&& 清华长庚医院4月21日电（通讯员 韩冬野& 肝胆外科 曾建平）“我想能像从前一样打球”、“我想吃常人能吃的饭”、“我想以后可以出国读书”，这是一位香港小朋友——小霆的三个愿望。一场意外，两年光阴，奔波各大医院，四次手术……终于，在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这场“灾难”画上了句点。国际知名肝胆外科专家、医院执行院长董家鸿教授成功为小霆进行了门静脉搭桥（医学上称“Meso-Rex转流术”），圆了少年的这三个愿望。
　　一场意外伤了肝门
　　小霆，来自香港，是个酷爱运动的16岁阳光男孩。2014年，在学校举办的一次探险活动中，因骑车不慎，猛摔到2米多的深沟里，造成严重肝破裂，肾挫伤等多发复合伤，“在三亚抢救时，人已经休克了，血压没有了，一场手术输了13000毫升血，算把命保住了。”小霆的母亲说。
　　虽然保住了命，但在小霆被转诊到香港之后，医生发现由于大量出血和止血造成的凝血功能紊乱，小霆的门静脉内出现血栓。门静脉是连接着肝脏与胃肠脾的桥梁，由肠系膜上静脉和脾静脉汇合而成。人体食入体内的所有养分，在经过胃肠初加工和吸收，形成富含营养的静脉血后，都经过门静脉流入肝脏，经过肝脏这个“深加工厂”，再转化成人体所需的各种营养物质，供应全身。而小霆的门静脉血栓造成流入肝脏的主路断了，由胃肠和脾脏而来的血液只能“自主探路”，部分门静脉周边的毛细血管扩张起来，充当了小路，保证部分血流流入肝脏。大大小小的血管从横切面上看，像海绵一样，即医学上所称的“门静脉海绵样病变”。
　　即便如此，这些纤细的小路仍然无法保证正常的静脉回流。如同江河一样，河道的狭窄必然造成上游的水位升高和河堤的压力升高，甚至决堤。脾胃区的血液回流不畅造成静脉压力升高，因此部分胃肠道血流自谋出路，通过胃底和食管的静脉绕过肝脏直接回流进入身体循环。大量的血液灌注使得这些静脉扩张迂曲，满布在消化道的表面如同一颗颗小小的地雷，稍有不慎就可能造成破裂和大出血。与此同时，脾脏的血液回流不畅造成脾脏增大和功能亢进，大量提供凝血功能的血小板被脾脏破坏，病人一旦出血，血液很难凝固止血。
　　因此，劫后余生的小霆只能吃软的食物甚至只能喝稀饭一样的流食，以避免过硬的食物划破了食管的曲张静脉。无法像正常人一样饮食，更无法参与他热爱的篮球运动。即便如此小心翼翼，小霆仍有2次出现消化道出血而被迫终止学业，住院做内镜下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的套扎治疗。
　　随时有可能消化道出血的致命风险，像雾霾一样紧紧笼罩在小霆和他父母的心上。“北京、香港、日本，我们跑了很多知名的医院，从专家到院士，都告诉我这个地方不能碰。”小霆母亲说，她和孩子都无法接受生活在消化道出血致性命堪忧的阴影下，她们还渴望生活质量。
　　10余个小时为肝门静脉搭“新桥”
　　经多方打听，小霆最终经香港大学知名肝胆外科专家推荐，转诊到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将最后的希望寄托在执行院长董家鸿教授的身上。依靠长期治疗此类疾病的丰富经验，及仔细的综合评估，董家鸿教授认为可以通过“门静脉搭桥手术”，彻底为小霆解决病痛。
　　为人熟知的心脏搭桥手术，是在冠状动脉狭窄的近端和远端建立一条通道，保证血液的输送。门静脉搭桥手术的原理是相同的，不同的是，冠状动脉裸露在心脏的表面，而门静脉则是深藏在肝脏、肝十二指肠韧带或胰腺等组织脏器的深面。加之一旦发生门静脉海绵样变，门静脉的周围就布满大大小小的迂曲静脉团。如何避开这些错综复杂、随时大出血的静脉团，找到架桥的近端和远端血管，极大地考验着外科医师的解剖知识、临床经验和手术技巧。
　　幸运眷顾着这个阳光少年，一位脑死亡患者捐赠的血管，免去了小霆自体血管移植的痛苦。然而，即使是经过仔细的术前评估，手术中的复杂程度仍超出了想象。多次的外科手术，使得小霆的大网膜与切口、腹膜、肝脏、胃肠紧密粘连在一起。满布着蚯蚓状曲张静脉的大网膜如同炸药的引线，稍有不慎就可能造成大出血。耐心的分离、仔细的解剖，一步一步前进，终于达到需要的区域。
　　在这场长达10余个小时的手术中，最艰难的地方莫过于寻找到适合搭桥的近端和远端门静脉。而小霆的右肝因外伤后萎缩，左肝代偿性增大和肝门转位，使得原本位于肝脏浅层，通常用于搭桥的门静脉矢状部被深深地包裹在肝内，无法利用。面对这种困难的局面，凭借丰富的临床经验和肝脏手术技巧，耗时4个多小时，董家鸿沿着肝圆韧带向肝内仔细分离，在劈开部分肝脏后终于成功找到左肝门静脉的囊部，通过捐赠的静脉血管，将其与胰腺上方的门静脉连接，完成搭桥。术后超声和CT显示，“桥血管”成功运转，血液流速稳定，源源不断地为小霆的肝脏输送着生命必需的血液和养分。
　　桥梁通了，压力降了，可以不用担心出血了，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吃饭了，和这个少年谈起他心爱的篮球时，少年的眼睛亮了，满满的都是对未来生活的希望和憧憬！
　　暖心的回馈
　　如果在“像正常人一样活50年”和“当个患者活70年”之间选择，小霆和母亲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关键是谁能让这个选择成立？
　　小霆的母亲说，自己永远忘不了在清华长庚手术室外的两次哭泣。一次是中午11点多目送孩子进手术室；一次是夜里11点多，董家鸿教授走出来告诉她手术很顺利，12个小时的等待，完全不同的两种心境，一位母亲与自己的孩子劫后重生。“谢谢董家鸿院长愿意留下这个孩子。”
　　4月11日，小霆顺利出院，他与家人一同为董家鸿教授献上了锦旗，目前正读高中的他表示，自己以后也要学医，当一名医生。“孩子的这个决定，让我特别欣慰。”董家鸿笑着说。
　　新闻链接：
　　门静脉海绵样变与Meso-Rex转流
　　除外伤外，门静脉管腔先天结构发育异常，腹腔炎症如阑尾炎继发的门静脉炎、肝脏肿瘤侵犯等多种原因都可导致门静脉栓塞和门静脉海绵样变，进而继发门静脉高压症、脾功能亢进、食管胃底静脉曲张、消化道出血等一系列的并发症。由于容易继发凶猛的大出血和邻近器官损伤，外科医生面对此类病患时“畏之如虎”，许多医生即使面对合并有此病的胆囊结石患者也唯恐避之不及。
　　长期以来，医学界对门静脉海绵样变的外科治疗主要是针对消化道出血的“断流术”和“分流术”。
　　“断流术”是将食管末端和胃贲门周围的侧支循环完全离断，以阻断门静脉系统的血液通过食管胃底的静脉回流，从而使曲张静脉消退，防止消化道出血。但是术后由于侧支血管的重建，再出血的机会高达40%。
　　“分流术”是通过手术主动将脾胃区的血液绕过肝脏直接分流到人体循环内。包括将脾静脉与肾静脉直接吻合的脾肾分流、将门静脉和下腔静脉直接吻合的门腔分流等。分流手术虽然降低了静脉压力和出血风险，但也同时造成肝脏门静脉血流量的进一步减少，使得原本就不正常的肝功能损害进一步加重。重要的是，分流的血液由于没被肝脏加工和解毒，携带的毒素可以造成病人血氨升高甚至肝性脑病等。
　　无论是“断流术”还是“分流术”，由于其基本的原理并不符合人体的生理，因而均存在“治标不治本”的问题，容易继发并发症。为了解决这一临床难题，董家鸿教授带领团队分析了百余例门静脉海绵样变患者的影像资料，发现尽管门静脉主干闭塞，但相当一部分患者肠系膜上静脉和脾静脉汇合处的门静脉结构和血流是正常的；同时该类患者多数肝内门静脉虽然纤细但结构尚存，肝门内外血流量差别很大，呈现“肝外门静脉高压，肝内门静脉缺血”的病理状态。如能利用压力差将肝外的高压血流架桥转流到肝内门静脉血管中，不仅能有效降低门静脉高压，防治上消化道出血，更能增加肝脏的门静脉血流，使得肝脏得到足够的富有“营养”胃肠道回流血液，进而恢复正常的肝功能。这样的“转流术”在解决门静脉高压的同时，恢复肝脏的生理供血和正常功能，不仅实现“标本兼治”，而且真正的符合人体生理。
　　2012年，借鉴国际上桥式转流治疗儿童门静脉主干闭塞的经验，董家鸿教授在国内率先开展第一例成人Meso-Rex转流术。迄今为止，已成功为近20位患者成功实施门静脉搭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建立了根治门静脉海绵样变的完整技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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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做500个心脏搭桥手术 名医要开医生公司
《中国青年报》冯h
　　这是《远东经济评论》日的封面照片：手术室的无影灯下，一位身材高大，东方面孔的医生身着白袍，目光炯炯地看着你。一行大号字体的标题：“这个人能拯救你的生命”。让人看后颇有敬畏之感。“这个人”就是万峰，北京大学医学部人民医院心脏外科主任。
　　好多次打电话过去，得到的答复都是“万主任在手术室”，或者“万主任去外地做手术了”。终于逮到他本人了，约定的采访时间都是在每个手术的间隙，早上9点到11点，中午1点到两点半。
　　万峰自己说，在人民医院，他每天至少做两台手术，最多的一天做过5台。每个周末一般去两到3个城市，做6至10台手术。现在全中国每年的心脏搭桥手术不超过4000例，他自己一年做了差不多500台。
　　我们感兴趣的是，这个在法国、美国留学多年的“海龟”，回国后，究竟带回来一些什么？
　　“第一次和主任手术，我们都看迷了”
　　这是我第一次走进心脏手术室。
　　原以为会出现像电视剧《急诊室的故事》那样紧张刺激的场面，医生护士跑来跑去，大声吆喝着血压脉搏什么的。
　　没有。十几个人的手术室里，能听到的除了监测仪器的嘀嗒声，手术器械轻轻的碰撞声，就是医生和助手之间的低语声。有两位医生对本报摄影记者手里的数码相机很感兴趣，还和他交流了几句相机的配置问题。手术是在一种不紧不慢的节奏中进行着。
　　旁边的护士告诉我，那是因为“万主任做的是非体外循环，否则可就没这么轻松了”。
　　过去，心脏手术必须让心脏停止跳动，使用体外循环机，也叫人工心肺机来替代心脏功能，使心脏处于无血的环境，再进行手术。
　　非体外循环，顾名思义，就是无需使用体外循环机，在病人心脏保持跳动的情况下进行搭桥手术。非体外循环方式的心脏搭桥手术，是在1996年前后才在世界上正式推广的一项新技术。目前，在心脏手术最多的美国，每年55万例搭桥手术中，也只有20%至30%采用非体外循环的方式。国内做这种手术，是1996年万峰从美国回来以后才开始，现在全国能独立做这项手术的医生大概只有十几个。
　　手术室里，有别的科室的大夫，有来进修的外地医生，还有一个医学院来实习的女生问我“哪一个是万峰？”这位女同学说在学校就听说过他，特意来看看。
　　回到他的办公室，万峰一边回答着我的问题，一边喝着一听可乐，手术时戴的浅蓝色帽子还没摘掉。下一个手术大概在一个半小时后开始。
　　他递过来的名片上，印着这样一句话：把您的真心放在我的手心，还您一颗健康的心。
　　万峰有一双标准的外科医生的手，干净，手指修长，与人握手时非常有力。当他用桌上的铅笔给我解说手术中的某项操作时，起落间优雅如在钢琴琴键上跳跃。“非体外循环和体外循环相比，有什么好处呢？”我问。“心脏手术70%的并发症都与机器的使用有关。”两个多小时的手术下来，万峰看起来精神仍不错。他年过不惑，看上去好像也就是三十出头。
　　他解释说，非体外循环，由于心脏在常温不停跳状态下完成冠状动脉搭桥术，减少了体外循环和缺血再灌注对心脏和身体各器官的打击。
　　病人不用输血，用药少，药物带来的负作用小，恢复快，总的并发症明显减少，住院的时间少。手术的费用也降低了，由6―8万降到5―6万。“而且，它适应中国的很多实际情况。”万峰说。
　　“过去做体外循环，一天只能做一台手术。现在我们可以做两台、三台，最多做过五台。”
　　因为非体外循环要求的更多是医生的技巧和医护人员的熟练配合，对机器的要求少了。另外，手术后病人的情况很平稳、安全，对监护的要求低，一般地方医院都可以做。
　　从他回国至今完成的1500余例搭桥手术中，死亡率不到1%。而同类手术在美国的死亡率是2%―3%。“手术成功率高，更容易做，也能做得更多，所以我们敢到基层推广。”
　　资料显示，心血管病在中国人患病死亡原因中占首位。全国每年有10万以上的婴儿患先天性心脏病需要手术治疗，约有200万以上心脏瓣膜病人，其中每年约有15至20万的患者需要心脏瓣膜置换手术的治疗。另外，在过去10年中，中国人冠心病发病率增长了3倍，有大量冠心病病人因为不能及时接受手术治疗而死亡。目前全国每年的心脏手术不足5万例，不及需要的百分之一。“可是，如果全国只有十几个人能做这样的手术，这项技术怎么可能推广？”
　　他回答说，其实，大部分医生经过良好的培训和大概三四年的实践，都可以做到。“当然，外科医生在某些方面有点像艺术家。”万笑笑，“有了足够的经验你可以学会，但想要成为大家，不是人人都能达到的，有一些特殊的东西。”
　　一位人民医院的护士对我说：“第一次和主任手术，我们都看迷了，没见过那么快，那么灵巧的。”
　　去年9月，美国华盛顿圣约瑟夫医院的心胸外科主任小詹姆士?道格拉斯来中国，观摩并协助了万峰的一次手术。他对自己以前的学生推崇备至，用他的话说，“在和我合作过的医生中，我还没有遇到像万先生这样在技术上具备如此天赋的。”
　　“你出国时间长了，怎么都不懂世事了”
　　万峰的爷爷和父母都是医生。小时候，跟着父亲查病房，人家都说“小万大夫和老万大夫一起来啦”。经常听人说起哪位医生是“一把刀”，当时就想：“长大了我也要当一把刀。”
　　大学考入湖南医科大学。实习的时候，参加了一次心脏外科手术。“把胸腔打开，看到跳动的心脏，插上管子，让心脏停止跳动，手术之后，再重新输入血液，心脏又跳了起来。”
　　“当时也不太明白为什么。怎么一会儿跳了一会儿不跳。就是觉得真是神奇，好玩。”
　　毕业后，万峰被分配到北京的阜外医院，中国最大最权威的心血管病医院。
　　1988年，27岁的万峰赴法国巴黎第十二大学医学院学习，1990年到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心脏外科做访问学者，1991年取得美国俄勒冈州的行医执照，以客座教授身份到P
ortland市圣?文森特医院医学中心从事心脏研究，师从世界著名心脏外科专家、第一颗人工心脏瓣膜的发明者、前全美心胸外科医师协会主席阿尔伯特?思达教授。4年多时间里，参加先天性心脏病、搭桥、换瓣等心脏手术1000余例，主刀300多例。1996年回国。
　　最让万峰印象深刻的，是国外同行的服务精神和管理制度。
　　一位法国护士让他至今记忆犹新。那位护士有三四十岁，给一个病人做护理，站着蹲着都不得劲，最后她是跪在地上、趴在地上完成的。“这种情形在当时的中国是很难见到的。”万峰说，“我当时问她，为什么选择做护士，这么辛苦。”
　　那位护士回答说，因为她喜欢和人打交道，有感情和精神的交流，不像和机器打交道那么冰冷乏味。“他们的服务态度，做好工作是第一位的，没有什么面子和身份的问题。”
　　到美国后，万峰的导师，被称为人工心脏瓣膜之父的思达教授，也给了他很大的影响。“所有他做手术的病人，手术前，他一定要和病人亲自见面，谈话。不像咱们国内的名医大腕，都是助手安排好，只管手术，做完就走，可能自始至终病人都见不到医生的面。”
　　思达教授告诉他的学生，和病人交流，把你作为医生对病情的认识，尽可能告诉病人，让他和你有同样的认识。这是他的权利。这样遇到问题时，他才可能和医生配合。
　　说到这里，万峰有些惭愧地笑笑，“我回来以后尽可能地这样做，可是有时忙起来就顾不上，我只有尽量坚持。”
　　在国外，医生就是医生，行政和人事方面的牵扯很少。这一点也让万峰很是羡慕。
　　刚回国，他就为此闹了一个笑话。“当时，我向院长提出，能不能我配个秘书？”结果院长一下就笑了，说：“我还没有专门的秘书呢。你出国时间长了，怎么都不懂世事了。”
　　这也难怪，万峰在国外8年，对国外的方式比对国内的要更熟悉和适应。有些事他觉得应该如此，却发现行不通。
　　“比如说吧，申请增加设备、增加床位之类的事，打报告，10份报告有1份有回音就不错。同意还是不同意，你倒是给个回话呀，经常是什么话都没有。”
　　习惯了国外医生、主任签名最有分量的他，一开始把报告交上去，都是乖乖等着，几个星期没回音，个把月了还没回音。“你要自己去问，经常去问，天天找他，他才觉得你这事重要，才讨论，还不一定有结果。他才不管你临床需要的紧急程度，重要不重要。”
　　几次下来，万峰也学乖了。“再打报告，一个事写十份，院长一份，5个副院长一人一份，什么医务室、器械科……每个地方都送一份。我想你们总有一个地方要把这事拿去讨论吧。”
　　万峰说，出现这种情况，就是体制问题，行政管理低效，不规范。“在国外，可能只要花10%、20%的精力处理行政事务，国内，可能要70%、80%。”他说自己不擅此道。
　　“在中国，我可以成为Number one”
　　万峰经常回国来讲学，参加学术交流活动。他看到，中国的一切都在变。“我离开的时候北京连三环都还没有呢。”医疗界也明显在进步。先进设备多了，国际交流多了，服务观念有了，“微笑服务”、“温馨服务”都在提出。虽然，背精神文明用语，你好再见之类的，当考核标准，像教幼儿园的小孩，说起来有些可笑。但是，这毕竟也是可喜的变化。“我看到有那么多外国人都到中国来投资，做生意，我想，我是一个中国人，在国外学到了一些东西，我为什么不回来？”
　　当时，万峰拿到了绿卡，有稳定的工作，获得了一般外国人很难拿到的行医执照。
　　可是，他说：“在美国，如果努力，我可以成为一名心脏外科医生，但只是一名普通的医生；而在中国，我可以成为Number one(第一名，最好的)。”他指的，还不仅仅是技术领域。
　　万峰在美国工作的思达―吾德心脏集团(Starr-Wood Cardiac Group)，是美国西北部最大的心脏外科组织，在美国3个州十几家医院设有分部和合作伙伴。
　　这个组织的构成和运行模式让万峰很感兴趣。“通俗地说，就是私人医疗小组，医生公司。”
　　拿思达―吾德心脏集团来说，它由20多位心脏外科医生和一些管理人员组成。职能就是向医院提供专门的医疗技术服务。
　　比如，某个医院没有心外科，过去有了病人不得不转给其他医院。现在，医院可以找一家这样的医生公司，双方签合作协议，你这家医院的心脏手术由我医生公司派医生来做。
　　医生公司根据医院的实际需要，决定派几名医生，谈年薪，配助手。每个手术，保险公司会付给相应的费用。扣除支付医生的薪水之外，医生公司还能有相当的收益。
　　对医院来说，医生可以带来病人，医院需要准备设备、护士，护理费、药费这些可以给医院带来效益。
　　对医生来讲，你管做好手术，这不仅是职业道德的问题，做得不好，没有病人来找你，你可能就会失业了。医生靠着大的医疗公司，他个人也有保障，该享受的休假、福利都不缺。
　　在美国，一个心脏手术的费用在3-5万美金之间，最后的分配大概是三分之一给医生，三分之一给医院，三分之一是成本。
　　国外私人的医疗服务模式大概是这种模式。几方面责权利明确，大家各尽其职，很规范。“当时看到他们这样的机制，就想能不能把它引进到国内。我们几个医生组成一个这样的公司，给需要的地方提供医疗技术服务，有偿服务。”“这是我的一个梦想。”他说。
　　万峰记得第一次和国内的同行说起这种模式，是在1995年。“那时几乎所有人都说‘不可能’，因为政策不允许。不允许医生兼职，相应的收费、税收政策也不完备。”
　　不过万峰并没有丧失信心，他相信，中国医疗市场的开放，引进的不会仅仅是技术、服务，一定会有管理、观念和体制。
　　现在政策环境已经越来越宽松了，允许医生兼职，私营医院、股份制医院、合资医院都已经出现。“你看，5年前10年前不允许不可能的事，现在都逐渐变得允许和可能了。”
　　思达―吾德心脏集团中国部―――他设想中的“医生公司”，正从“不可能”一步步走向成形。
　　目前，全国几十家医院已经和他们签订了技术合作协议。医院每个手术付给他们约3000元至5000元手术费。万峰说这个收费根据当地的经济水平有不同，这笔钱最后打入病人的账单。
　　作为人民医院心外科主任，万峰2001年的手术定额是300个，每月工资是5000元左右。
　　在《远东经济评论》和《华尔街日报》的报道里，他们把万峰所做的事称为“在公立医院提供半私有化服务”，“为中国医疗界和中国的医生提供了一种新的商业模式”，“是真正具有开拓意义的”。
　　万峰说：“从广州到哈尔滨，到处都请我们去。市场太大了。”
　　目前，这家还不能被称为“公司”的公司，有不到10位成员，他们基本都像万峰一样，40岁上下，有海外留学经历，是本行业中的佼佼者。作为思达―吾德心脏集团中国部的主任，万峰说，他们希望能有更多的志同道合的、有一定知名度的专业人员加入进来，不过，用一种什么样的机制，把这些人团结在一起，还需要摸索。“现在，大家的关系还是比较松散的。”他说。
　　一是大家都很忙，没有专门的人来组织这事；二是没有经验，不知道如何处理利益关系，怎么把每个人不好意思说的话都说出来，公正地考虑利益分配的问题，责任分配的问题。
　　万峰觉得，这样一种机制在具体操作的过程中，肯定要不断地逐渐修正和完善。要想真正成立合法的、独立的医疗服务机构，解决从运作、法律条文到纳税等经济问题、必须聘请专门的经营管理人员和法律顾问来做，这是他们正在着手做的。
　　“中国的问题是人不值钱，人的技术不值钱”
　　“凭你现在的名声和技术，光靠做手术拿劳务费收入也不比现在少，干吗还要辛苦搞新型公司？”
　　“不错，如果只是做手术，我比现在要轻松得多。”他说。
　　可是，他认为，一来那是“走穴”，纯粹为赚钱，名声不好，双方都没有责任义务。遇到医疗纠纷，或者涉及到合理合法的问题，税收、保险的问题，个人很难处理。二来，那是短期效应。
　　他说，“我不缺钱花，我也花不了多少钱。”万峰说自己是个没有业余生活的人，除了要养房子养车，几乎没有什么大的花销，“我连卡拉O K都不会唱。”“因为我看到了有这样一种机制，看到了它的好处，我觉得应该在中国可以用得上，至少值得尝试。”他觉得开拓一个新的领域自有乐趣在。
　　在万峰看来，中国的问题是人不值钱，人的技术不值钱。
　　拿心脏手术来说，现在的手术费是每台2000元左右。“那是十几个人忙一天。而用一根进口的管子，可能就要4000元，一个进口的C TS牵开器就是1万多。东西比技术值钱。”
　　他认为，引进这样的机制，是让各个方面都可以获益的。
　　首先，对病人来说，免除了他们的奔波之苦，不需要再跑到北京上海之类的大城市才能做手术，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高水平的服务。“我们知道的太多了。”万峰说，有的病人，到北京来看病，在外面宾馆住了两个月，还没住上院。到处找人、找关系，花了两万多还没进到医院的门。
　　对地方医院来说，带来了技术推广，还可以帮助他们培养自己的医生队伍。
　　再者，给专业技术人员更自由、更灵活的出路，以及更好的待遇。
　　至于更长远的考虑，他说，做医生是有年限的，精力体力到一定时候肯定就不够用了，必须要退下来。希望到那时候还有事情做，也还有经济上的收益。“看到过去的老教授、老专家，退休以后，用个车也要打报告。生活不说很贫穷，但至少是不方便。”万峰有些感叹，“我希望将来我不做手术的一天，还有股份，年底还有分红，还能过上不错的日子，而不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穷’教授。”
　　“为什么不呢，从现在做起！”
　　在万峰办公桌的电脑上，我看到他用来作屏幕保护的是这样一句话：Why not，do it now！(为什么不呢，从现在做起！)
　　他说到刚出国时，很多外国人并不了解中国人的技术到了哪一步。“怎么让别人知道你的能力？抢。抢着做事。”时间长了，教授知道你能把事情做得漂亮，就会说“下次你来做”。
　　很幸运，回到国内，万峰又找到了一个能实现他很多想法的地方。
　　1996年，在北京阜外医院的一次会议上，万峰向来自全国各地的心血管病医生介绍了非体外循环这种技术。
　　会后聚餐的时候，一位50岁左右的长者找到他，自我介绍是山东青岛市海慈医院心外科主任，叫屈根学。屈主任说听了万峰的介绍很感兴趣，问他愿不愿意去青岛看看。“我当时很随意地说，好啊，青岛我也没去过，听说风景很漂亮。”
　　屈主任又问了一句，你这个周末有没有安排？
　　万峰回答暂时没什么安排。屈主任就走开了。
　　没想到，过了没有半小时，屈主任回来了，手里拿着两张飞机票，说“我们这个周末就走吧”。
　　当我在青岛向海慈医疗集团总院长李奠基说起这段故事时，他哈哈大笑，说：“我知道这事。老屈当时还和我说，能让他佩服的人并不多，可是他看了万峰的手术后，直说太漂亮了。”
　　“万峰当时有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他说，我明明可以做更多的事，为什么要让我的技术和资源浪费掉呢？”李奠基院长说。
　　北京阜外医院曾经有一项调查，青岛冠心病发病率是全国首位，每年需要搭桥手术的病人在2000名左右。而在当时，青岛市只有4家医院能做搭桥手术，全年的手术量也不超过400例。“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我们需要和万峰这样的人合作。”
　　李还说，万峰很多想法让他有耳目一新的感觉，不管在现实的条件下是不是能完全做到。比如他介绍的国外“医生公司”与医院的模式。“不求为我所有，但求为我所用，有什么不好呢？”
　　但是，究竟要不要引进这个项目，签订技术合作协议，医院内也有争议。
　　有人怀疑，开展心外科有没有必要；有人担心，万一万峰不干了怎么办；有人问，经济上到底划不划得来？
　　还有人说，能不能先做着，等一年做到100例手术以后，再签协议。
　　万峰当时的态度是：“如果没有合适的机制，夸张地说，一辈子你也做不到100例。因为体制决定着人的工作态度、热情和这件事的发展前途。”
　　1997年11月，双方的合作正式开始。
　　到1999年底，他们合作的方式又向前迈了一大步。
　　一家名为青岛思达国际心脏医院的股份合作制医院成立，它是山东省首家心脏外科专科医院。在它最初200万元的投资中，青岛海慈集团占35%股份，万峰个人占30%，其余部分由一家医疗器械公司和医院职工购买。
　　到现在，他们的手术量从几年前的二三十例上升到2001年的154例，其中微创搭桥(非体外循环冠状动脉搭桥术)的数量超过青岛其他医院的总量，单项技术水平在山东省甚至全国都是领先的。青岛市最大的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都往这儿转病人。
　　从经济效益看，2001年的收入比2000年翻了一倍。一位当年买了2万元股票的职工说，她去年得到的分红是7000元。
　　53岁的刘宗民先生，退休前是青岛市北方国贸的职工，他已经是第二次做搭桥手术了。6年前的那次手术可是让他吃尽了苦头。
　　手术后在监护室住了7天还不能下地，出院以后一直发烧，吃了不知道多少药。硝酸甘油、消心痛之类的药得随身必备不说，出门都得带着吊瓶，情况不好就得马上打上。老伴都被“培养”成了半个护士。
　　也托关系联系了北京的医院，可是走两三级台阶都觉得心口痛，又怎么敢坐飞机折腾？
　　通过一位老病友的介绍，他找到思达。“手术之前也很顾虑，来咨询的时候，大夫护士都很热情，把我们没想到的问题都解释得清清楚楚。”
　　下了决心，过完春节就做了手术，这次要搭3根桥。没想到这次的感觉和上次完全不一样，监护室住了两天就转到了普通病房，手术这才刚过了3天，已经可以下地活动了，米饭、馄饨吃起来胃口可好了。“现在就是胳膊和小腿上取血管的地方伤口有些疼，原来时时作痛的心口一点感觉都没有了。”“可真是神了。”他和老伴不断感叹。
　　62岁的王开义去年5月在思达做的搭桥手术，现在每个月回来复查一次，情况很好。他和同时期的其他7位病友，还专门给青岛晚报社写信，请报社派人来表扬表扬这个医院。他说，“不病到那个分上，你体会不到我们的感激之情啊。”
　　据思达医院的柏本健主任说，80%的病人都是听老病人的推荐介绍来的。思达现在只有25张病床，在他们开通的800免费咨询电话里，最多时有20多人预约。
　　“医院培养了自己的人，现在万峰只要一个人过来就行了”
　　万峰提到过，他们与医院的合作，很大程度上靠人情，遇到一个好的院长、好的伙伴，合作就愉快。青岛之所以现在成了他的“根据地”，和海慈集团的李奠基院长很有关系。他说希望自己的合作者“也是可以交朋友的人”。而李奠基，在他看来就是一个“开明、直爽，想做事又可以做朋友的人”。“海慈医疗集团是一家下属4所医院、固定资产过亿元的国有医疗集团，您作为领导，怎么放心和一个个人合作，这种信任感从何而来？”在青岛，我见到了这位有着一副标准山东大汉模样的院长。“我们当时是经过慎重考虑的。”他说，这个决定是基于对市场的评估和预测，还有对合作方能力的考察。
　　李奠基说，他们当时查看了很多万峰的资料，知道他是郭家强(原阜外医院院长)的硕士，知道他是很少能在美国拿到行医执照的中国人，上台看过他的手术，包括和万峰本人的接触，他感觉万峰是一个思想成熟、给人信任感的人。
　　再咨询了卫生局、体改委、国有资产局、会计师事务所等机构，觉得这是一件可行的事。
　　他笑着说：“市卫生局当时给了7条意见，我还记得第一条就是医院领导不得购买股份。”
　　“不过在具体操作时，我们还是很小心，做了最坏的打算，尽可能减少风险。”
　　海慈集团在思达医院35%的股份，是以场地、办公用品和医疗器械的“使用权”投入的。“这样，就算万一这事做不成，也不会有债权纠纷，不会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李说，“因为没有可借鉴的，都是战战兢兢地做。”
　　两年下来，李院长说，“思达”成了“海慈”的一个专业技术品牌，青岛医疗界已经有了共识：搭桥找思达。而且医院培养了自己的人。“最早，万峰来做手术，得带一个班子，起码4、5个人。现在他只要一个人过来就行了。”
　　院里职工大会时，都说这个项目引进得好，早知道应该再多投入一些。市里也把这个地方当改革试点，经常组织人来参观。
　　李奠基还说，海慈下属的内分泌糖尿病医院，也正在考虑采用思达的模式改组。
　　万峰说，在手术台上是他觉得脑子最轻松的时候。还说，当外科医生不能闲，手不痒肯定当不好外科医生。“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几个报道你的国外媒体都是经济类的？”我问他。
　　他愣了一下，想了想，说：“中国的医疗市场是非常巨大的，哪个大医院的流水没有几个亿？而这个市场，开发的程度还很不够。可能是我们现在做的一些事，引起了人在金融、投资方面的注意。”“你觉得你自己和一般的医生有什么不同吗？”
　　他笑笑，“我听有人说过，说万峰这个人商业意识太强。医院也怕被人说是‘商业运作’，好像这样一来就营私舞弊似的。”
　　他说，其实，现在医院和药厂，和设备公司，早都是商业合作了，可是在医疗技术方面，我作为一个医生，出卖我的技术、名气、服务，却还不能接受。
　　“想要长久、相互负责，就必须有商业运作，有合同意识。单凭几句口头的承诺，靠私人的面子，才是不稳定的，没有保证的。”“做别人没做过的事情，新闻总是多一些吧。”话虽这么说，他听到那些指责时，还是挺生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