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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禅于艺―― 竹禅和尚的书画艺术浅析
作者：克观
　　竹禅（），清末著名书画家，俗姓王，法名熹，自号竹禅，又号主善、六八门人等，四川梁山县仁贤乡（今重庆市梁平县）人。少年出家于梁山报国寺，受戒于双桂堂。一生云游大江南北，于书画、篆刻、古琴、诗词无所不及，艺术造诣深厚。晚年回归故里梁山，为双桂堂第十代方丈。其书画作品收入《海上墨林》、《韬养斋笔》、《益州书画录》等书中，著有《画家三昧》6卷传世。其名载入《中国美术家名人辞典》、《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佛教人名大辞典》等。
　　竹禅长期参访名山大川，游走北京、上海、武汉等地以卖画为生，寓居普陀、九华、五台等寺院广结佛缘，常以卖画所得赈灾济贫，影响卓著，一生数次回梁山。咸丰六年(1856)前后，赠双桂堂贝叶经、舍利子等珍稀佛教文物，双桂堂为此修建一座舍利塔，至今犹存。贝叶经、舍利子和竹禅晚年携回的破山禅师书法并称为双桂堂“佛、法、僧三宝”。光绪二十四年(1898)汇银1000两给双桂堂，以解燃眉之急。次年双桂堂派人到上海请竹禅回梁山主事，他欣然应允。光绪二十六年(1900)夏，76岁高龄的竹禅带着他一生积存的银两和数箱字画，回梁山双桂堂，接任方丈，于年底圆寂。时人以“携大笔一支纵横天下，与破山齐名脍炙人间”的墓联，对他高度评价，为他盖棺论定。
　　一、 以画说法的写意禅画
　　（一）佛即是人，人即是佛
　　在竹禅和尚的艺术贡献中，以其写意画最为世人所乐道。商务印务馆在1921年出版的《中国人名大辞典》介绍他说：“水墨人物，山水竹石，人谓别成一派。”《益州书画录》亦介绍他“善画水墨人物，老树怪石、松竹等，笔力遒劲。”[1]竹禅绘画的艺术风格与徐渭、八大山人和扬州画派相类，作品重意境、重主观感受和个人气质的表现。他的作品多取材竹石花鸟和山水人物，再融入自己禅法的理解和多年参学的阅历，他的作品不拘泥于一事一物的具体形貌，充分展现着自我的本性，可谓借绘画而达“本来面目”，被后人誉为“画坛怪杰”。
　　中国的画僧除去出于对佛教的崇拜而绘制佛像外，在佛教长达两千多年的发展中也广泛地吸收着传统绘画技艺。更重要的是，他们把自己对佛法的体悟融入到绘画的艺术中去。由此，在他们笔下一幅幅或闲逸自在、或机锋暗藏、或众生和谐的作品应运而生。在中国绘画的历史上，曾涌现出不少著名的僧人画家，如：善导、贯休、巨然、法常、惠崇、朱耷、石涛等。清代时期，僧人画家的创作整体出现衰落。这既是佛教本身在中国的鼎盛时期已远去的表现，也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艺术整体走向衰落的结果。但是，正如佛教衰落的清末仍不乏高僧出现的道理一样，这一期间僧人画家亦有出现，也不乏优秀的作品问世。清初，有闻名后世的“四僧”，他们代表了明末清初文人画的高峰。然而众所周知，“四僧”皆系前明的皇族，因国破家亡而避祸佛门，以书画宣泄内心的悲伤。与之相比，竹禅和尚却是一个纯粹的僧人，他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自辟门径，成为清末时期画僧中的代表人物。
　　竹禅曾在宁波、上海一带暂驻作画。清末的上海，因列强的枪炮而被迫打开国门，成为一座典型的移民城市。众多的文人云集上海，上海亦吸纳着各地文化的精华，孕育了独具特色的“海派文化”。竹禅在“海上画派”雏形之期就来到上海。海派画家们长期往来于上海商界之中，甚至在《申报》各自刊登广告售画，一改传统文人的“气节”。竹禅初至上海，亦曾卖画，并将其所得用于建寺。但竹禅毕竟是个僧人，亦不似弃官出家的虚谷。即使是在上海和画家们交往之际亦挂单于龙华寺、福田庵、潮音寺等地。在充满商业气氛的上海，少了名流间的交往，少了权贵前的展现，自然难以增加自己的影响力。竹禅没有参与到海派众家为跻身名家的竞争中去，一面安于僧人的本份，一面会融众家之长，潜心自修。或源于此，他在后来画坛中的名声远不及同时期的胡公寿、任伯年、虚谷、吴昌硕这些人响亮。而世人“长期以来，对海派书画的艺术评价并不是很高，对海派书画的历史地位也没有到位。即使对于海派书画在当时是全国书画的领军与中心这个不争的事实，在近代艺术史评述中也没有得到承认和肯定。”[2]也就难怪，竹禅和尚的作品尚未得到世人足够的重视。但是作为海上画派的早期奠基者，他的法号仍被其收入《海上墨林》、《韬养斋笔》等书中，并有后人误称其为“上海竹禅”。
　　竹禅和尚以其写意禅画闻名于世。禅画起源于唐末，五代至宋广为流传，是融合禅宗的思想和水墨技法一笔挥之悟道境界的画。周叔迦先生在《漫谈佛画》中指出：佛画包括了“供人欣赏的画家写意之作”一类，“画在手卷、册页、屏风中的各种题材的佛画，不拘于佛教的形式，不拘于佛教的法则，可以由画家任意逞现其技巧以供人的欣赏。”竹禅的画即属于此。竹禅的罗汉像是其禅画里最有特色的。罗汉画为形象各异的僧人，与佛、菩萨相比，他们少有神性，更多的是以普通人的形象，以笔墨阐释了禅宗“佛即是人，人即是佛”的思想，因此更显生气。
　　在早期僧人绘罗汉中以唐代贯休最为擅长，他采取夸张的形式，大多庞眉深目，画法奇古，一直作为后世的范本。竹禅在参学过程中得见唐末著名画僧贯休画的十六罗汉石刻拓片，如获至宝，数年中，乃潜心摹绘了十几堂，送各丛林供奉。其中，送新都龙藏寺的一堂，由雪堂和尚木刻拓印传世，现新都宝光寺藏馆还残存两幅。竹禅画罗汉不墨守陈规，敢于对前人的成果提出质疑，竹禅对贯休的罗汉画经过琢磨分析，细阅佛典，指出了贯休画中的不如法处，并根据经典所述，重绘了别具一格的十六罗汉像，后又绘制十八罗汉像。他所画罗汉，形态殊异，神光迸露；罗汉或倚怪石，或威猛若狮虎，或狡捷如鹰隼。
　　竹禅一生所画罗汉像现在全国尚有多处遗存，尤以十八罗汉为主，并多题有偈语。宝光寺藏有一堂罗汉像，是竹禅在光绪十五年（1889）秋，由湖北武昌寄回蜀中的。武汉归元寺亦藏有竹禅绘制十八罗汉和五百罗汉谱，并在大殿东西两侧依画龛刻十八罗汉。浙江宁波天童寺罗汉堂存1918年刻制的十八罗汉石刻像，画像即竹禅和尚所绘，这组画像，笔力雄健，形象逼真，唤之欲出。此组石刻像后又由江苏宝应县圆通寺拓制，供奉于大殿两侧。双桂堂现存竹禅和尚所绘十八罗汉一堂，然有残缺，所存不足十八。另藏有单独的罗汉立轴。双桂堂罗汉堂内塑有十六尊者，即以竹禅所绘为原型。在民间，还有部分竹禅所绘的罗汉像，近几年亦偶见于拍卖市场。
　　竹禅的佛教绘画中除了罗汉画，还有观音菩萨、济公等作品。还有其他具有佛教特色的人物画。他说：“人物于画以写意为高。画谱行世者，工笔多而写意绝少。盖楮幅大不盈尺，写意难于缩小故也。[3]”他于写意人物“罔有师承，一味凭魄力之沉毅致笔法之粗疏，久久渐近自然，自成一派。”[4]他的人物画喜作大品，虽是宽大的纸幅，但还嫌不能挥洒自如。晚年有诗云：“老僧年迈七十七，终日手中不释笔；纸长丈二犹嫌短，信手拈来涂粉壁”。双桂堂存有竹禅和尚六尺水墨彩绘画观音一幅，菩萨造像造型典雅，样貌端庄，庄严中不失宁静，给人以美的享受。观音坐于莲形石座之上，杨枝净瓶置左侧奇石上，菩萨身后又有修竹数株。整幅画构思巧妙，意境悠长，并集竹禅所长竹、石、人物于画中，为他毕生创作中的佳品。现存新都宝光寺文物馆的《捧沙献佛图》，是竹禅73岁时候在上海应雪堂和尚所请而作。这幅画高6米，宽5米，按宝光寺法堂壁的尺寸大小而作，曾长期悬挂于法堂右壁。如此大品，世所罕见。画中描述了《贤愚因缘经》里的一则故事：阿育王前世为孩童时候，游玩之际遇佛陀乞食，顿生布施心，以沙土虔诚供养佛陀。这幅巨画，松干挺拔，竹节秀劲，佛祖面目慈祥，儿童行为天真，是一幅形神兼备之佳作。竹禅和尚还有一幅《济公》，现存于杭州灵隐寺“云林藏室”，此画绝妙之处，观者站在画前，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如同见到济公正注视着你而投来慈祥的目光。后来有许多画家都临摹这幅作品，都未能达到这样的效果。灵隐寺为济公活佛示现显圣之地，竹禅和尚所绘济公珍藏于此，亦足见对其艺术成就的认可。
　　（二）竹有观音韵，石具罗汉神
　　禅画并非专一佛教肖像，用水墨笔法，欲以虔诚之心感受恒道意境的画都是禅画。竹禅除了佛教题材的人物画，还精通其他题材。九华山所藏竹禅《以画说法》册页，即有梅兰竹菊共11页；峨眉山藏《狮子峰怪石图》；宝光寺和双桂堂各藏其所画大幅《墨狮》一幅。这些作品中，以他的竹、石画最具代表性。他画中的怪石，则又孤寒若钓叟，或俊俏如美人，其意味无穷。竹禅平生爱竹，又是一位禅僧，故自号竹禅。竹禅画竹，曾参考清初画家郑板桥。但他又重写生，在蜀地时专习画竹。后来又以十年为期，练习画竹。他学习宋人文同画墨竹之法，认为“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若“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则没有了竹的生气。竹禅云：画竹需“上而尖顶，下而笋根，使全身透露，影现檀栾，庶几风晨月夕，恍惚遇之。”因此，竹禅所画的竹，姿态万千，颇有神韵。他常有创作通景竹屏，一堂四幅，以拟人手法，题为吟风、烘晴、醉雨、承露，用浓淡不同的墨色再现了竹子在风、晴、雨、露中的各种神态。
　　竹禅和尚在其《画家三昧?引》中说：“画之为道，包乎万有。举凡天地间，形形色色，离奇谲诡，至难穷诘之事，不能笔之于书者，当不可图之于画。画岂可以浅常视外。”他认为，绘画和文字的作用一样，皆为表诠真谛，认知世间的一种方式。故此，常用“以画说法”的方式，向大众结缘。他的写意人物画“于规矩准绳之外，得纵横变化”；他就画竹提出“画竹本无法，无法法亦法，悟得画三昧，何用种种法”。画顽石“不必有成见，但就落笔之形势，随方取圆，可留者留之，可去者去之，久之熟习，灵巧自生”。竹禅和尚的这些独到的见解成就了他绘画艺术上的特性：竹有观音韵，石具罗汉神。他在作画时，每于禅修静坐，在气定神闲的当刻，奋笔挥毫，一气呵成，古奥朴茂，气韵嶙峋，形神兼备，犹如神来之笔。以此形成了他承接前人，却又独具一格的禅意画风。
　　竹禅和尚未留有语录、传记，但流传了很多书画作品于全国各地。他还无私的把自己一生学画的经验用浅显的方式介绍出来，编纂成《画家三昧》一书教授后人绘画。“三昧”原本指将心定于一处的一种安定状态，“善心一处住不动”的一切禅定。竹禅和尚将此套用，来形容妙处、极致、蕴奥、诀窍，意指绘画的诀要和精意。云：“昔怀素观夏云随风，顿悟笔意，自谓得草书三昧。禅于此画法亦仿佛近之。其写意耶，其易象耶，其无诤三昧耶。倘所谓用志不纷，乃凝于神耶。”此书收其技法画谱三种，手法示意图五百二十七幅，分门别类地介绍了人物、竹、石从下笔到完成全貌的基本画法。《画家三昧》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学习中国画技法的入门书，自面世后多次出版：光绪十年（1884）安禅堂初刻八卷本；光绪十八年（1892）安禅堂再刻；1983年中国书店影印光绪十八年本首版出版；1997年中国书店再版；1999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民国十五年（1926），中华新教育出版社还从《画家三昧》中辑出人物类画法，另编《人物画范》两册，作为绘画教科书流通。
　　竹禅一生未曾收徒，除了新都龙藏寺星寿以侍者身份从其学画，另有梁平县方炳南[5]多有亲近于他。方炳南得竹禅亲自教授，成为晚清著名的民间画家，其名载入《益州书画录》和《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
　　基于在绘画上的造诣，竹禅和尚把绘画艺术融入到民间的工艺制作中。他和学生方炳南一起创造了梁平地区著名的“竹帘画”工艺品。川渝地区盛产竹木，即可用于编制生活用品，也可制作工艺品。梁平竹帘工艺制作历史已逾千年。史料记载：早在北宋年间，就被列为皇家贡品，饮誉天下，素有“天下第一帘”之称。《辞海》记载：“竹帘画，在细竹丝编织的帘子上加上画的工艺品，产于重庆梁平。”竹帘系将竹片划为发丝一般的细丝，再编织成为织轿帘、灯帘、堂帘，各色俱备，极其精巧。竹禅和尚将其绘画作品作于传统的竹帘之上，竹帘画的绘制与在宣纸上画国画不同。由于竹帘是由一根根竹丝编织而成，不吸水分，所以掌握好毛笔的含水量至关重要。竹禅在对竹帘绘画进行研究后，大胆创作，终于开创了竹帘画。竹禅圆寂后，他的学生方炳南在竹禅的基础上改革绘制方法，在竹帘上涂上白色或红色底彩，然后设色绘画。“梁山竹帘画”成为重庆地区的一大特色艺术品，至今仍传播于海内外。
　　二、出神入化的书法、篆刻艺术
　　清代的姚孟起在其《字学臆参》中认为，佛法与书法是相通的。佛教让人不执着于外相，而学古人的书法也应不停留其形态上，而要把握作者的心理。佛教讲“非有非无”的双谴，书法亦应“非法”，非法而又有法，故为“非非法”。历代在书法上成就卓著的高僧很多，南朝的智永，唐代的怀素、亚栖、怀仁等等都是对后世有深远影响的大书法家。而以禅为底蕴的“尚意”的书风自宋代以来渗入中国书法，书法家们通过自己对禅的见、修，体现于作品之中，表露着自我的情感。禅宗的思想影响了中国书法家们固有的观念，解放了他们的创造力，他们不再拘泥固定的式样和传统，开始凭借自我的性情而创作出带有自己真实心性的作品。
　　（一）独具特色的九分禅字
　　竹禅和尚的单独的书法作品没有其绘画多，但是在他所作绘画中多有其题的草书或行书禅诗、偈语。而他在书法上最为称道的是创造出“九分禅字”。所谓九分禅字，是就“八分书”基础上的一个独特的创意。八分是隶书的一体，也称“分书”。字体似隶而多波磔。清代刘熙载以为魏晋时因楷书亦称隶书，为示区别故称有波磔之隶书为“八分”。相传八分书为东汉上谷人王次仲创。竹禅在八分书的基础上，新创九分书，自言“所加一分即禅味矣”。他还说：“禅字亦与字禅，不有损益即不足以成其禅也。”[6]这种字体字迹似铁笔勾勒，自首至尾，刚劲沉着，风格淳厚。体现出篆、隶兼美的艺术风格，然又似篆非篆，似隶非隶，不为法脱，而又不为法缚。竹禅的书法承袭着尚意的创作方式，结构稳如石，灵秀动似竹，充分体现了“竹有观音韵，石具罗汉神”的禅意，可谓意境深蕴。已故的当代高僧昌明法师曾言自己“五岁开始学书，颜、柳、欧、赵都学过，最后学的是清朝佛门书画家竹禅的书艺”[7]。即是仿效竹禅和尚的九分书，且“尤宗清人佛门书画巨匠竹禅技艺，尽得其书法真谛”[8]。昌明法师依此创作出大量禅字佳作流传于世。
　　现存四川新都宝光寺文物馆的《华严经序》是竹禅和尚九分书的代表作，为竹禅晚年所书。这幅《华严经序》曾附于法堂左壁上，全幅共1002个字，每个字高1.5厘米，整幅作品面积33平方米，与对面壁上的《捧沙献佛图》大小相同、左右对称。序文后，有行书跋语：“如是之字体，从古未有也，曾经五十余年写成。如是，更其名曰九分禅字，与八分隶书而为筹。待时在光绪二十有二年小阳月，书于上海客次。九八加一老衲衣人竹禅。”另外，双桂堂藏有竹禅九分书《心经》一堂，共三幅。除其九分书外，五台山显通寺藏珍楼还藏着他一帧条幅，橙黄底纹，金色镶边，朱墨小篆，十分典雅。上书：“心地未容一念杂，话头常得六时清。”这帧条幅，是竹禅禅师用其舌尖醮着朱墨写的，超凡脱俗，古今罕见。九华山藏有竹禅的《篆书小品》册页一匣，内藏篆书小品十三页。
　　（二）形神兼备的篆刻艺术
　　竹禅和尚除了在书画上的造诣，还有深厚的印学功底，他的治印作品不拘一格，风采万象，刀刀皆得意之妙笔，笔笔均信手而拈来。时人评其画曰“体格高强”，或曰“别有一派”。他的印谱现留有《游戏三昧》一套传世。该谱共四册，皆系竹禅辑自刻印成。黑粗细格，首册录《朱子家训》文印，40页；二册录《般若心经》文印，38页；三册录《福寿图章》，37页；四册录《阴骘文》印，40页。其每页钤一印，下注释文，总见156印。系光绪元年（1875）钤印。四册印谱中，尤以《心经》一册最为独特。该谱内页书牌和版心书名处和其余三册一样，版刻墨印“游戏三昧”四字。全卷《心经》共用28方印，开篇“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即以观音菩萨像为印面，以像代言。一般而言，在治印中造像或用于边款或是单独成造像印面，这种融合造像和印文于印面的并不多见。另有一枚，“度一切苦厄”用版画线描手法镌刻成接引众生的舟船样式，又有的镌刻成宝函样式，有的为经幡式等等。这些图画印依印写行，线条简练，神态栩栩，图案流动，惟妙惟肖。总之，整本《心经》印集图文结合，富有装饰，这在历史上的钤印佛经中实属罕有。表现出了超凡脱俗，化画为印，以画说法的形式。他这种用图画来诠释经文，并附以金石篆刻的作品，在佛教艺术宝库中也难得一见。可谓：弘般若真谛在金石，寓佛心禅意于画中。
　　竹禅的印谱印形各异，有方形、长方形、圆形、不规则形。印文或作篆文，或作钟鼎金文，有玉箸朱文，有朱白相间。印文布局上，字长短不同、高低错落、疏密得体，有挪让、有呼应，配合极为自然。他这种集经、书、画、印一体的艺术手法在篆刻艺术上是不多见的，既不离古法又不失创新，“方寸之间，气象万千”。赋予了传统篆刻艺术以崭新的形式和意境。然而竹禅的印谱钤印有限，尤其到如今更是少见，因此很少受到后人的关注。除此面世的印谱外，五台山显通寺还藏竹禅金石篆刻《心经》一卷，四幅，每幅用印4块，共16块，篆刻刀法纯熟，字体古朴典雅。九华山藏有竹禅和尚图章册页一匣，每页篆刻印花10枚，计印章花120枚。
　　竹禅作为晚清时代的一代名僧，借助高超的艺术造诣，将佛学思想的“禅”，充分融入到诗书画印的创作之中，其独特的“竹风禅韵”至今传世逾百年，得到海内外的一致公认，成为双桂堂继破山祖师之后的又一大师。作品多为名刹典藏，藏家争藏，市场价格节节攀升。从破山祖师开山立堂到竹禅时期，仅两百多年历史的西南祖庭梁平双桂堂，就出现了两位名震遐迩的集佛学思想、艺术造诣于一体的大师，不得不说，双桂堂创造和延续了一个奇迹。
　　（作者为重庆梁平双桂堂法师）
　　【注　释】
　　[1] 成都崇礼堂校镌：《益州书画录》，民国卅四年版，第51页。
　　[2] 王琪森：《海派书画――百年辉煌背后的人文精神和经济形态》，文汇出版社，2007年8月版，第1页。
　　[3] [4]《画家三昧?画人物类弁言》。
　　[5] 方炳南，又名绍廉，自号种菊轩主。1841年生，梁平县金带乡人。历任梁山县中学堂图画教师，县迁善所及劝工局负责人。1911年病逝，终年70岁。
　　[6] 新都龙藏寺藏竹禅“墨宝传家”碑文。
　　[7]《书透禅幽――昌明大师书艺佳话》，楚荆网《楚天都市报》，日昌明法师专访。
　　[8] 《高僧缘何上书周总理》，三峡日报，日昌明法师专访。选择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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