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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也是围城 毕业三年你“跳”了吗？
又是一年毕业季，莘莘学子完成了在学校的学习，即将走出校园，步入社会。他们一定对于新的人生旅程充满了新奇与期待。此时此刻他们能否想象毕业三年后的自己是怎样一种工作状态？
三年是个收获的时间节点，毕业三年是工作上晋升或是跳槽高峰时段，职场新人经过三年的磨合，已经能够对工作是否符合自己的事业规划做出判断；同时，三年的磨练，也积累了足够的资本，向更好的平台发展。
记者采访了2012届某传媒院校的硕士班级，发现19名同学中，有11位同学已经在毕业的三年内经历了跳槽。经过三年的工作，他们开始重新定位和思考自己的职业之路，做出新的选择。
天铎：合约到期 想“跳”的心蠢蠢欲动
天铎毕业后进入了一家事业单位媒体。虽然在媒体一线工作，但他的工作不算太忙碌。
三年的时间已经让他对工作内容游刃有余。除了节假日的轮流值班外，基本不需要加班。但天铎对目前的工作状态并不满意，他理想的工作状态是：有忙、有趣、有成绩、有点钱。但目前的工作比较枯燥，缺乏挑战。
天铎坦言，北京户口是他决定选择这份工作的最终原因。如今“卖身契”签定的三年即将到期，记者问他是否有跳槽的打算。他说：“有，但是又有所顾忌。”一方面，他希望能做更有挑战性的工作，在事业上有所成绩。另一方面，他认为这三年平淡的工作已经让他失去了竞争力，简历上缺乏具有说服力的工作经验。在工作三年后，他在事业上面临着新的选择。
维尼：再不跳槽就晚了
同样是在毕业后进入安逸的国企工作，维尼跟天铎有同样的感受，不同的是，她已经先行一步，跳槽到一家国内著名私企，开始了新的工作生涯。
维尼在今年年初，跳槽到国内著名的搜索引擎公司，开启了全新的工作状态：加班成为日常，出差变得频繁。记者对她的采访，是晚上十二点维尼在回家的路上通过微信语音完成的。她说，项目忙时，这个时间回家很正常。
维尼决定跳槽，源于一种危机意识，在国企类似于养老的工作状态让她担心自己没法跟上社会发展的节奏，害怕十年、二十年之后自己会缺少安身立命的本领而被动。所以趁自己还算年轻，她果断跳入了新的单位。
两种不同工作模式的切换，也给维尼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刚到新单位，她甚至不明白一些专有名词的意思。为此，她也付出了不少的努力才适应了新的工作。
同时，直接高效、职责明晰的工作机制与企业文化令她耳目一新。新单位的绩效制度与工资普涨机制也让维尼在经济方面感受到激励。所以，无论是未来发展、工作环境，还是待遇回报，都让维尼认为跳槽这个决定并没有错。
力仔：不当“北漂”回家乡
力仔毕业后进入了一家影视公司工作。从她的朋友圈动态便可以了解她的工作状态：加班是家常便饭，经常深夜才回家，还要24小时待命；平均两周就要出一次差，是标准的“空中飞人”。而在今年5月，毕业整整三年的时候，她忽然向同学们宣布，要回到老家成都，成为一名高校教师。
从空中飞人到安逸之乡的高校教师，着实是一个巨大的转变。毕业时，力仔怀着满腔热爱投入到了影视制片发行工作中。上市公司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为刚入行的毕业生提供了学习和锻炼的高起点平台。但由于大公司人员结构复杂、内部流程繁琐、自主空间较小，长期高强度、高压力的低级事务性工作消耗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收获与付出却不成正比，工作缺乏成就感和价值感。工作是为了让生活变得更好，如果它已经影响了自己的生活，那就是时候换掉这份工作了。
力仔是独生女，对于未来的人生规划，不得不考虑照顾父母的因素。这个因素最终促使力仔不但换掉了工作，而且离开了生活多年的北京。但在家乡成都，影视行业的发展远远不及北京，而力仔因为对这一行业的热爱以及不愿意抛下这几年在行业最前线积累下来的经验与人脉，最终选择了在传媒高校做老师，教授影视制片相关课程，将自己积累的知识和经验传递给学生，用另一种方式来延续她对这个行业的热爱。
Vivian：三年两次 跳到更好的平台
Vivian在短暂的三年里，经历了两次跳槽，从事了三份工作。这三份工作都属于节奏快、工作压力大的类型。但不同的是，她明显感觉到在前两个带有国企性质的单位里，晋升和发展不单单是凭借个人能力，单位人际关系比较复杂，踏实做事的少，勾心斗角的多，她看不到更多的发展空间。而目前的外企，虽然工作压力也很大，但比较注重效率，人际关系也相对简单。
对于是否担心过于频繁的跳槽会给人力留下不稳定的印象，Vivian也有这方面的考虑，但她认为最终决定你能否留下的，是个人能力。从她的个人经验来看，薪酬上，每一次跳槽都能够达到30%的增长。
更重要的是，正因为前两次的工作经验积累，她才能进入到现在这个更高的平台上：目前的工作的外企提供了一个很好地发展平台，她能清楚地了解到自己在公司未来3年、5年、10年的成长，能够达到的职务/高度。同时，也能明确知道要达到这些高度所需获得的知识技能，有明确的努力方向。另外，与工作付出成正比的薪酬及相对简单的人际关系，都让她对现状比较满意。
回到毕业那年，你还会做出相同的职业选择吗？
在对每个人采访的最后，记者问了他们相同的问题：如果重回毕业那年，你还会做出相同的职业选择吗？
天铎果断地表示不会，但户口依然是一个重要考量因素，只是他会更加努力，争取一个既能提供户口，又更有发展前景的公司。
维尼表示，经过了三年的工作，她认识到工作经验与人脉的积累比学历更加重要，如果能重新选择，她希望本科毕业后直接工作，比读研更有意义。
力仔说，选择不会变。她并不后悔这段在北京做“空中飞人”的工作经历，正是这段经历，让她在之后的事业发展上有了更多的筹码和更大的选择空间。无论是漂在北京，还是回到家乡，都“只是人生每个阶段的不同选择而已”。
Vivian认为重新来过自己的选择也不会变，依然会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并且为了更美好的未来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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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听节目许可证0108263京公网安备号京网文[7号京ICP备号河南7岁男孩明年要中考 跳到五年级能认4000字
来源：大河网
用“钓鱼”方式学习认字，现在能认4000字
书店里，看得入迷的邵顺利
　　河南7岁男孩明年要中考 想在10岁前考上大学
　　大河网讯 今年7岁的邵顺利一进书店就买6年级的书，准备明年的中考，他的上学经历是：半年上学半年玩，但又无处不在学习。邵顺利的父亲说，国内最小的大学生是10岁考上的，儿子想在10岁前考上大学。
　　书店里的“百事通”
　　1月9日下午3时，郑州市花园路新华书店的4楼，穿黄色上衣的短发男孩邵顺利，正在翻看一本迷宫类图片书。“怎么出去呢？”邵顺利嘴里念叨着，手里还比划着，爸爸告诉他找到出路，就能帮打死一头怪兽，拯救奥特曼（为了增加游戏的趣味性，奥特曼也可以换成孙悟空、黑猫警长）。
　　“六年级的数学课本在哪？”高女士扒拉着书架边走边说，旁边是他11岁的儿子，已经上小学5年级了，高女士准备让儿子趁着寒假提前预习一下。
　　“3楼最里侧，往右拐。”邵顺利说了一句，又埋头书本，高女士在那个位置真的找到了自己要的那本书。再次回到4楼的儿童刊物处，高女士发现邵顺利已经开始翻看一本航模书了，表示感谢后她与邵顺利的父亲邵玉青攀谈起来。
　　得知邵顺利跟儿子一样也在上五年级时，高女士有点担心地说：“个咋没长起来呀？是不是营养不良啊？”高女士的儿子11岁，在同龄人中个头一般，却比邵顺利高出一头多。
　　“他才7岁。”邵玉青说，儿子现在已经自学到初中课程，明年打算考初中。这次，轮到高女士目瞪口呆了。
　　玩着学习，7岁男孩“跳”到五年级
　　7岁的邵顺利其实学习起来有点“不务正业”，每个学期他只在老家新乡市原阳县东街小学上2~3个月课，其余时间都跟着爱玩的老爹到各个地方游玩。
　　读了《道德经》后，他们去了趟老子的故乡鹿邑，读了《长恨歌》后，父子俩又一起去了白居易的老家，可就这样邵顺利还是每年都要跳级，才能满足他的学习需求。2006年7月，4岁零8个月的邵顺利上了小学一年级。
　　第二年，邵顺利又上了小学三年级。
　　今年，他上到了小学五年级，目前数学已经达到初一的水平，在一分钟之内准确算出一道简单的二元一次方程；邵玉青说，语文得慢慢学，所以7岁的小顺利刚刚自学到小学六年级语文下册。
　　“明年到郑州来考个初中应该没问题。”邵玉青对此自信满满，未来的事情也能打包票？在2005年7月，他就把8岁的女儿邵塬送到了郑州一所中学，虽然因为要培养邵顺利，邵塬目前已经回到原阳县城读书，但是班主任楼老师说，邵塬的成绩仍然属于中上等，而且看的书比一般孩子多，知识面也更开阔一些。
　　每个孩子都是神童
　　“其实每个孩子都是神童。”邵玉青说，两个孩子带的时间长了，自己也摸索出一些小窍门：孩子越小的时候好奇心就越强，学习能力也越强，因此自己在顺利一岁多的时候开始教他认字，1根装上吸铁石的钓竿、100块两面印字的“象棋”，就是他们学习的工具。
　　邵玉青说，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只是锻炼孩子的抓握能力，然后通过“垂钓”锻炼孩子的协调能力，平时自己会拿着香蕉、苹果、石头等具体的物品一遍遍教给孩子，时间长了即使孩子不会说话，在心里他也是认得的，接下来才是把这些东西与“象棋”上的字一一对应起来，时间一长孩子认的字也就多了。现在他的识字量已经达到了4000字，也就是说一本小学用工具字典，他已经认识其中一半了。
　　邵顺利学习数学的游戏就更多了，可以是家门前看到的两只鸡，也可以是树枝上的两只麻雀。
　　邵玉青说，一只鸡向邵顺利“求助”，自己生了17个蛋，另一只鸡生了23个蛋，那别的鸡比自己多了几个？6个，好的。那么它们俩又拥有几个蛋呢？40个，一个简单的加减法就这样教会了儿子。
　　“边学边玩。”邵玉青说，儿子可以在任何地方学习、游戏。
(责任编辑：徐永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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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 余 饭 后建信基金为何留不住挖来的“厨子” 基本上3年跳槽一次
日22:46　来源：
　　11月25日，建信恒久经理吴剑飞因个人原因辞职，这是继今年9月(,)动力基金经理陈鹏离任后的又一位老牌基金经理离任案例，他们都是建信从其他基金公司挖来的基金经理。
　　“开饭馆，留不住厨子怎么开？” 晨星（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黄晓萍接受《投资者报》记者采访时反问道。这或许是包括建信基金在内所有银行系基金公司都需要反思的一个重要问题。
　　近几年来，银行系基金公司在内大搞“挖人”战，被挖来“人”的特质就具有易流动性。对于这类基金经理抛给基金公司的难题就是“如何留住这些人”。
　　基本上3年跳槽一次
　　吴剑飞的基金经理成长道路以及其频繁跳槽，在基金业内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投资者报》记者从建信基金公司确认，这次吴剑飞又“跳槽了，具体去哪家尚不知。”吴剑飞进入建信基金公司之前，任职过长盛基金公司、泰达荷银基金公司，这一次，将转战他的第四个“东家”。
　　建信基金告诉记者，吴剑飞跳槽与所管基金业绩无关。2005年12月始，吴剑飞开始管理建信恒久价值。
　　据Wind，该基金当前为0.84元，今年以来净值增长率为68.8%，排在265只基金第95名，业绩中等偏上；最近三年净值增长率为107%，排在265只基金中的86名。
　　截至2009年二季度末，吴剑飞在本报“基金经理赚钱榜”上以41亿元的总收益排在454位基金经理中的第38位。
　　吴剑飞基本上是3年跳槽一次。2000年至2003年，吴剑飞任职于长盛基金公司，担任研究员； 2003年跳槽到泰达荷银基金公司，到2005年先后担任泰达荷银基金公司研究员、基金经理助理，2005年3月至2005年8月任荷银稳定基金基金经理；刚担任基金经理不到半年，又跳槽至建信基金公司， 2005年12月起担任(,)经理。
　　银行系基金困局
　　银行系基金公司凭借其得天独厚渠道优势，在国内基金业竞争格局中，在基金经理资源中迅速切去不小的“蛋糕”，但同时也给自己留下一个难解的困局。
　　《投资者报》数据研究部统计显示，2005年以来成立的16家基金公司中，有6家公司是银行系基金。银行系基金公司迅猛抢滩，不仅产品发行速度远高于非银行系基金，而且基金经理争夺也最为激烈。
　　截至2009年11月末，16家基金公司共发产品85只，银行系就占去40只。其中，工银瑞信、交银施罗德、建信基金在不到5年时间里，分别发行了11只、11只和9只基金。
　　银行系基金公司迅猛发展导致人才争夺激烈，到其他基金公司挖基金经理现象比较普遍。
　　如建信基金公司，汪沛曾经是(,)增长基金基金经理，现同时管理(,)基金、(,)配置基金、建信稳定增利基金，同时兼任建信投资管理部副总监；田擎曾经是(,)基金经理，现同时管理(,)基金和(,)基金；现任建信稳定增利基金经理钟敬棣，曾任职于嘉实基金公司；现任建信优选成长基金经理李涛，曾经是中海优质基金经理。
　　又如交银施罗德基金公司，管理(,)的崔海峰曾经是国泰(,)精选的基金经理，管理(,)的周炜炜曾是(,)的经理；管理(,)的史伟，曾是(,)的基金经理。
　　对此，好买基金研究中心总监乐嘉庆告诉《投资者报》记者，因为银行系股东背景比较强势，起点和级别都比较高，一方面公司薪酬、办公环境等都比较好；另一方面在产品创新、产品推出等方面也比较容易，这无疑为银行系基金大挖优秀人才提供了施展“拳脚”的平台。
　　但这只是银币的一面。银行系基金公司似乎存在一个难题：优秀人才好挖不好留。从交银施罗德的李旭利、郑拓，到工银瑞信的江晖，到建信的李华、陈鹏等等，这些外来者最后都选择了离开，吴剑飞是步入他们后尘的又一例。
　　一位不愿具姓名的基金资深研究人士告诉记者，以银行系为代表的国资背景基金公司，非化操作更多，从职位上来看，外来的人才希望与公司一起发展，但经常遭遇诸如“空降兵”之类的事件发生；从薪酬上看，起点比较高，但是同时上限比较严，基金经理所管理基金业绩再好，薪酬上升空间也不大，这极大打击了他们的积极性和对公司的认同感。
　　在晨星（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黄晓萍看来，由于行业发展快，而基金人才的培养需要周期，培养速度若赶不上行业发展速度，必然导致人员流动。人才流失问题提醒基金公司，在着力“挖角”的同时，如何完善相关的考核和激励机制，以及为优秀的投研人才创造良好的环境氛围，是诸多公司面临的更重要课题。
　　关键需要留住“厨子”
　　“开餐饮，留不住厨子怎么开？”黄晓萍接受《投资者报》记者采访时比喻道。人才稀缺是基金公司面临的问题，如何留住人才，更是基金公司必须反思的问题。
　　黄晓萍认为，一方面，优秀投研人才的培养跟不上基金行业的迅速发展步伐，整个行业对人才比较渴求，这也是成熟市场基金业发展曾经经历的阶段；另一方面是机制的问题，包括行业的人才培养和储备机制、基金公司的内部考核和激励机制等。
　　《投资者报》数据研究部统计，公募基金产品（除一对多产品），由2005年1月的168只迅速上升到2009年11月的536只，不到5年新增368只。“这使得原本就人才不足的基金，人才更加紧张。”黄晓萍说。
　　好买基金研究中心总监乐嘉庆认为，一方面，在公募基金业高速发展的背景下，新基金公司成立和新基金产品的快速发行，由于优秀投研人才稀缺，不可能一个萝卜一个坑，这就出现了树欲静而风不止，人才流动是正常现象；但同时，由于基金公司自身的人才考核制度等问题，基金经理总觉得自己是“打工仔”，加上基金投研人员选择的余地较多，他们往往为了自我发展，或寻找新“东家”或转投私募寻求自己的事业。
　　上投摩根副总经理侯明甫也表示了同样的观点。侯明甫承认，基金经理、研究员是挺难管理的一群专业人士，“过去十几年来，我自己的感觉，这是一群管钱但不见得能被钱给管住的人。”
　　在有的阶段，基金投研人员追求的不见得是薪资报酬，尤其是在一个成长的行业中，“大家一方面追求的是薪资报酬，另外一方面也有自己的职业追求。”侯明甫告诉记者。
　　《投资者报》记者了解到，出于这样的考虑，上投摩根基金公司尝试推出不同的人担任不同的重要职务的“群星计划”。人才、产品、绩效、获利，这四项要在一段时间稳定地运行，流程很重要，“群星计划”希望可以做到流程上的调整。侯明甫说：“应该给每一位员工一个较为明确的职业生涯上升路径，让他们知道公司很重视对他们的培养，也很信任他们。”
　　上投摩根基金公司曾经品尝过优秀人才流失的苦果，侯明甫先生的话，值得基金业同仁共同反思。
【作者：岳永明 来源：】
(责任编辑：孟金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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