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踢足球的好处和坏处
很多人喜欢看足球，喜欢为自己喜欢的球队、球星熬夜呐喊，但是自己却不会踢足球。其实，踢足球好处很多，即使不能成为世界瞩目的球星，也可以将这个运动方式作为业余爱好强身健体也是极好的。那踢足球有哪些好处和坏处呢？
踢足球的好处
提高大脑神经系统
踢足球的时候要求眼睛在看，脚在踢，而且足球场上变化多端，不仅仅要脚下动作迅速，同时还要眼观八方，脑中迅速判断情况，掌握最好时机。在整个足球运动进行中，要求运动员的精神是高度集中的，特别是在正规的比赛中。但是这是这样的长期锻炼中，大脑的中枢神经系统的机能能够不断得到锻炼增强。
提高身体的反应度
前面也提到了踢足球的时候需要眼观四路，耳听八方。特别是在进行足球比赛的时候，大脑与身体都要处于随时作战的状态，一旦场上出现任何情况都需要身体做出最迅速、最准确的反应才能帮助足球比赛获得最后的胜利。长此以往的锻炼，大脑中枢控制区域得到锻炼的同时也能够让身体的反应度、灵敏度不断得到增强。
增强心脏功能
踢足球的时候，身体长期处于奔跑、跳跃的影响下，肌肉的紧张活动，使得心脏工作增加，身体器官需要更多的血液供应支持足球运动，心脏会不断的增大，心壁不断增厚，肌肉也变得更加有力，心脏功能越来越强大。能够帮助防治心血管疾病。但是要注意，身体有病患的患者一定要咨询医生之后再考虑是否进行踢足球运动。
增强呼吸系统功能
踢足球比起跑步一类的运动运动量更大，需要吸入更多的氧气，呼出更多的二氧化碳。胸廓的活动范围也会在这一吸一呼中变得更宽阔。而这一过程带来的就是肺活量的不断加强，胸部肌肉的更加有力，整个呼吸系统功能的更加强大。
增强团队合作意识
踢足球是讲求合作精神的。任何一个只想着球在自己脚下，只想着自己射门出风头的足球运动员都不是一名合格的足球运动员，他所在的团队也不会取得胜利。踢足球需要团队的默契配合，讲究的是团队权益下的个人利益。经常进行踢足球运动，能够有效增强团队意识。
增强下肢力量
踢足球是进行腿部力量练习最好的方式之一。我们知道，在踢足球的过程中，腿部担当了重要的作用，而足球也给腿部以最好的回报。它能够让你的腿部肌肉力量加强、腿部的血液循环加速、增强腿部骨骼、增强关节力量等等。踢足球是强度很大的运动，可以进行其他的运动加强自身身体素质才能更好地适应踢足球的运动强度。当然，运动前热身运动可不能少。
踢足球的坏处
踢足球属于剧烈运动，在踢球运动的过程中极易造成创伤，如造成骨折、脱臼、关节劳损、肌肉拉伤和软组织挫伤等。
视网膜脱落
近视眼，尤其是高度近视的人群视网膜会变得比一般人较为薄弱，如果进行踢足球等剧烈运动，极易可能因强烈的运动、眼外伤等引起视网膜脱落，甚至可以导致失明。
踢足球的技巧
踢足球时，接球时要注意足球的滚动方向；运球时身体保持自然放松，上体稍前倾，两臂自然摆动，根据运球方式调整脚步的步幅大；带球过人时可利用加快速度、身体掩护、变速、穿裆等方式；踢球时有多种方式，比如侧身凌空抽射、抢点倒地凌空射门、抢点铲球射门等。
踢足球的注意事项
踢足球前要进行热身活动，踢足球时要注意穿合脚防滑的鞋子，穿透气吸汗的运动服，带上护腿板、护踝等工具保护好自己，踢球过程中大量出汗，要及时补充水分，踢完球不要马上洗冷水澡或者喝冰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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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足球情缘
上初中三年级时，由于语文老师的一番忠告，我调回了已经送往上海市青少年体育学校足球班的转学关系，从此也关上了今后从事专业足球运动的大门，即使是后来上海市青年足球队的调令，还是南京部队足球队到我家里单独做我母亲的工作，都被“我要读大学”的理由所拒绝。所以我和足球的因缘只能说是业余爱好，因为我始终没有把它作为自己的职业或专业，尽管我为它付出很多。
从小我就好动，弄堂里男孩的游戏都会。父亲喜欢打乒乓球，曾经参加过邑庙区医务工作者乒乓代表队，常常带我去乒乓房打球，所以我是蓬莱区第二中心小学（后来是南市区中心小学）的乒乓校队，也是篮球校队队员。足球也喜欢踢，凡是家住在沪南体育场（以前是公共体育场）周围的都喜欢踢球。上小学时，和穆纪平一起到沪南体育场报名参加由王永烈教练带教的少年足球训练班后，才初步接触到足球基本技术的正规训练。
穆纪平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同学，从幼儿院到大学都是同班同学，大学毕业后又一起分配到贵州工作。我俩从小在一起踢足球，从小学踢到上海市大学生代表队。现在回忆起来，他小时侯对足球的痴迷比我强，他住学前街，我住大吉路，每次去沪南体育场训练，他会经过我家喊上我，如果不是他的坚持，我也可能半途而废了。小学毕业考中学，他大哥在大同中学任教导主任，而且大同有个大足球场，所以他考大同中学，我也跟随他上了大同中学。中学毕业考大学，他二姐和姐夫在南京铁路局工作，听多了在铁路系统工作的好处，所以决意要考上海交大的机车系，我当时只想上理工不想继承父业学医，所以就跟着他考了交大的机车系。因此，我和穆纪平能从幼儿园到大学一直是同班同学，那是因为我一直紧跟着他；我对足球的爱好，能和足球相伴几十年，那也是我一直紧跟着他的结果。
大同中学有一个在市中心难得的大足球场，足球运动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我们进入大同上初中一年级是1959年，去报到时，正好看到足球场上刘光标教练忙着对来自全市各中学的优秀足球选手，进行测验选拔，给我们这群小同学留下深刻印象。
刘指导在解放初期曾代表华东足球队参加全运会，后进入上海市队，在与匈牙利国家二队的一次比赛中，不慎伤了膝盖，此后担任了上海市少年足球队的主教练。1957年率上海市少年队参加全国少年足球锦标赛荣获冠军。他曾担任技术顾问协助刘琼导演成功拍摄了《两个小足球队》电影，他又撰写了青少年体育丛书《足球》和上海市体委出版的《足球守门员》一书，从而奠定了享誉全国的少年足球杰出教练的声名。1959年，原市少年足球队的队员已升格为市青年队，市教育局和市体委拟新组建一支业余性质的上海市少年足球代表队，当时的王季娴校长深谋远略，大胆引进刘光标大教练，并由他从全市各区中学选拔调进部分优秀足球苗子，争取到在大同中学成立了上海市少年足球队（后来成为南市区少年队暨大同中学校队），从此，大同的传统足球步入了鼎盛时期。
我和穆纪平一进大同中学就被招进由徐永盛老师负责的大同少先队足球队。1961年5月份正式加入了校队暨南市区少年体校队，在刘光标等教练指导下接受了半专业化的系统训练。
足球前辈孙锦顺、方纫秋、徐福生、王肇文、李桂福到江湾体育场少年足球夏令营作技术辅导
学校采取把同一年级的校足球队员集中在一个班里的措施，上午上课，下午基本上每天都训练，还让我们在校住宿，以便早上也能早训练，晚上一起夜自习，以保证训练学习两不误。在训练中，刘指导不但注重传球、打门、过人、抢截等基本技术的练习，而且非常强调阵型、补位、穿插、配合等战术意识的培养。他曾经请“铁腿”孙锦顺来为我们示范凌空打门、请上海队名将费幼华来教我们铲球，还经常带我们去观摩学习专业队的训练和比赛。他还曾经组织我们到嵩山路体育馆观摩日本著名教练大松博文训练中国女排队员，培养我们坚毅不拔的精神。我们还不时要安排进行体能训练，如老城厢环城长跑，连续200下的仰卧起坐，累得笑一笑都要肚子痛。即使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们还是坚持训练，但运动量大大减小了。因同时属于少体校编制，有一定的营养补贴，当学校每周给我们一至二次的营养餐时，有时是发给我们生的鱼肉，旁观同学羡煞的眼神，仍历历在目、深印脑中。
刘光标教练的教学思想的真正精髓还是在于多比赛，以赛为主，这是作为他的学生、队员最能切身体会的。可以说我们每周都有一场比赛，南京西路上海电视台的旧址原来是上海市体委的竟技指导科，是上海几个足球队的训练基地，我们是三天二头到这里来比赛练球的。通过频繁地参加全市中学生联赛、体校联赛，还经常和工厂、专业足球队比赛，我们的技战术水平得到迅速提高。1960年刘指导曾率领校队以上海市少年足球队名义到福州、厦门、泉州与福建省体工大队、福建省联队、中学生队进行四场对抗赛，取得三胜一平战绩。之后由于市青少体校也建立了一支少年足球队，故在对外比赛中我们逐渐淡化了用市少年队的名称，从1961年起基本用南市少年或大同中学的名称。至1963年，球队中已经没有从外区招进的队员，全部是从南市区招生、大同自己培养的队员了，即便如此我们在市中学生足球赛场上依然所向披靡。大同中学足球队从1962年到1965年连续四届获得上海市中学生联赛或邀请赛冠军，从1960年起四次荣获上海市少年足球锦标赛（体校）亚军。
1962年拍摄的南市区少年足球队暨大同校队合影
刘指导与65届队员合影，左一为穆纪平，右一为董士龙
我在队里，初中时踢右边锋，后来打左内锋位置，我们打的是四二四阵式，即四前锋式，没有中锋的。我属突前尖头，担负攻门拔寨的任务，由于我左右脚都能射门，所以进球较多。几个区的教练都知道我，如虹口区的何家统、静安区的林耀清、卢湾区的蒋国良等，比赛时都要布置对我重点防守。
新民晚报登载记者范文卿拍摄的我在对延安中学比赛时射门的镜头，照片背面刘指导用法文题词：有志者，事竟成
由于我和穆纪平球踢得好，学习成绩也好，我是足球队团支部书记兼副队长，他是队长，两人被学校评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优秀生，《青年报》、《新民晚报》等报刊也多次报道提到我们，所以成了大同中学的知名人物。小同学会跟在我后面叫喊着我的名字，女同学会用一种仰望的眼神看我，那时的我完全陶醉在骄傲的自我里面，这和现在当球星的感觉是一样的！时至今日有大同的校友赞誉当年的我们几个校足球队员是“男生的楷模、女生的偶像”时，还真的蛮享受的哦！
中学阶段打过的比赛无数，有这么几场值得回忆：
——1964年4月15日下午与新沪中学的比赛。这是1964年度上海市中学生足球联赛中的一场关键比赛。由于当时虹口区体校的一批好手都集中在该学校，相对其他参赛中学就它和我们大同最强，所以可以说这就是一场提前的冠亚军决赛。为了显示公平，地点不放在我们的主场南市区的沪南体育场、也不放在虹口区的虹口体育场，而定在第三方的杨浦体育场。对于地处南市区最南端的我们大同中学来说，这是个非常遥远的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学校很重视特地为足球队租用了一辆客车，而不少同学逃课、上午就步行过去为我们加油，好几个老师也调课去助威，我记得当时的南市区体委主任郑扬亮是开着带船摩托车去为我们助威的。由于压力较大，上半场我们踢得比较拘谨，中后卫放不大开，被对方先攻入一球。下半时我们全力反攻，场面一度僵持，最后十分钟时，刚换上场的右边锋江小康在右边一个45度传中球，落在12码处，我跳起与守门员争抢落点，双方都没有碰到球，左边锋穆纪平一个箭步上来凌空抽射空门，球进了！比分变成1:1，在同学们的欢呼声中比分保持到终场。最后凭借着这场平局我们又一次获得了联赛冠军。这是一场很难得的在联赛中我们差点输球的比赛。
——1965年5月19日大同中学与上海市青少体校在江湾体育场的比赛。上半时我打进一球，下半时被对方攻入二球，最后以1比2告负。其实这场比赛胜负结果并不重要，最大的意义是巴西马杜雷拉足球俱乐部与上海市队在江湾体育场举行友谊赛，我们是作为上海青少年足球的代表参加了陪赛。巴西马杜雷拉俱乐部足球队应该是解放以后首次来华访问的国外俱乐部足球队，巴西又是足球王国，所到之处都造成轰动。我们在巴西人面前展现上海青少年专业和业余两方面顶级足球水准，应该很有面子的啦。
——1964年11月17日国家体委球类司司长李凤楼带领全国教练培训班成员到大同中学参观访问，我们与全国教练队在大同足球场进行了友谊比赛，4:1我们获胜。教练队没想到会输，找了些人过二天又和我们赛了一场，这次他们3:1赢了。李司长来校时奖励给我们足球衣裤、鞋袜和足球。记得是大红长袖三角领上衣，白色短裤，红色袜套，塑料钉的足球鞋。穿上以后真的非常帅气，跑起来更有劲了。而以前我们的球衣不大整齐的，比赛队服就是一套紫红色鸡心领短袖加蓝短裤，袜套七颜八色，没有长袖上衣的。可见当时经济很困难的。
——1965年4月21日中国国家足球队在任彬教练带领下到大同访问，进行技术辅导，其中有著名球员张宏根、张均浪、陈家良、高丰文、桑庭良等。国脚们认真地和我们一起练球，传授技艺。在和国家队留影纪念后，我们还举行了一场友谊比赛，我们以0比5告负，这当然是情理之中的事，不过比赛中我曾获得过一次单刀球的机会，但被及时出击封堵的国门桑庭良那身高马大的气势给震慑住了，把球打偏了，只留下无尽的遗憾。但是当我们向别人夸耀我和中国国家队比赛过，作为一名中学生来说，是多么自豪和荣耀啊！
这是和张宏根领衔的中国国家足球队的合影，中间站立的是王季娴女校长
大同足球的知名度一方面使不少报刊热衷采访报道，同时也吸引了众多来访参观者，给大家带来了欢愉，活跃了课余生活，同时大大提高了广大同学喜欢足球的热情。1964年1月底，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小足球队》话剧组的演员，为了在舞台上能逼真地表演足球活动场面，由编剧兼导演任德耀率领，到大同中学向中学足球冠军“取经”。
我协助刘指导边讲解边表演基本技术
演员们包括一些扮演球员的女演员和校足球队员一起来回奔跑学做“运球”、“过人”、“合理冲撞”等动作，最后还和校队赛了一场，在连失三球后，演员们仍积极组织进攻，最后扳回一球，赢得围观的同学们热烈的掌声。新民晚报在1964年2月4日以题为“《小足球队》从舞台到球场向中学足球冠军取经”进行了报道。
这是和《小足球队》话剧演员合影
上海电影制片厂在拍摄电影《小足球队》期间，扮演片中“爷叔”的著名演员梁波罗等，也到大同中学来找对子体验生活。通过多次来校练球，“小老大”（梁在《51号兵站》中饰演小老大）已经熟练地掌握了脚底脚弓停球的动作。训练之余，在男女同学的围拥要求下，梁波罗不得不答应为大家表演节目。记得那是在一间教室里，同学们挤得里三层外三层，后面的同学只能站在椅子上和课桌上，梁波罗先表演了一段绕口令，接着朗诵了一篇罗致焕在日本勇夺1500米速滑世界冠军的叙事散文。纯正的普通话，优美的嗓音，加上动人的情节，引来同学们雷鸣般的掌声，表演在校内引起的轰动，久久不见其消退。
为了加强对足球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大同中学王季娴校长委派一名副教导主任担任足球队领队，在队内建立团支部，实行一对一帮教学习，严格规定凡学习成绩不好的不能进足球队。在组织大家观看话剧《小足球队》后，学校领导和新民晚报合作和校足球队员们举行了一次座谈会。大家对照剧中人物，明确学习榜样，找出问题教训，提高了思想认识。新民晚报1964年3月11日为此也进行了报道。大同足球队曾光荣地被南市区教育局和体委表扬为“优秀基层足球队”，并两次被团区委表扬为“先进集体”，队里六个团员，都是球队主力，有两个被学校评为优秀生，四个被评为积极分子，许多队员都是品学兼优的全面发展的好学生。
据初略统计，文革前除了为上海市队、上海工人队、上海青年队、南京部队等专业足球队输送了约十五名队员外，另有近二十名队员以优异的成绩分别考上交大、同济、华纺、上海体院、大连海运等大学。走上工作岗位后，不少足球队校友担任了大中型企业的经理、厂长，有教授、高级工程师，也有民营企业家，更有不少队员成为各行各业单位中的骨干和栋梁。如61届的陈鸿坤曾是上海求新船厂副厂长（已去世），64届的张緖纬是第23冶金建设公司处长，65届的穆纪平是蚌埠公交公司副总经理，65届的江小康是江西散装水泥公司副总经理，65届董士龙是香港艺林丝花公司董事长，66届叶恩光是上钢三厂厂长，68届杨德华曾任针织十二、十四厂厂长等等。
这是文革期间校友返校和足球队合影，前排左一为华纺的刘永生，二排右一为交大的穆纪平，右二为杨德华，后排右一为叶恩光
在大同中学六年时间里，我曾经被市青少体校、上海市青年队、南京部队队等单位选中，去当专业足球运动员，但龚永仁老师劝我说，“当运动员是个青春活，受伤了老了没有前途，你成绩那么好应该上大学。”我觉得有道理，又向往丰姿多彩的大学生活，于是走了读大学另一条人生道路。
曾经报道大同中学足球队的部分报刊有：
新民晚报1962年8月13日《足球新苗 各有水平——中学足球对抗赛冠亚军产生》
新民晚报1964年2月4日第六版 《“小足球队”从舞台到球场 向中学足球冠军取经》
新民晚报1964年3月11日《学习黎明榜样 吸取路阳教训——大同中学足球队队员座谈看“小足球队”感受》
青年报（上海）1964年7月11日记者采访报道《足球场上炼新人——记足球运动在大同中学》& &
1965年高考前，华东纺织工学院足球队的刘永生来找我和穆纪平，希望我们报考华纺。刘是64届大同高中毕业，比我们高一届的足球队队员。华纺足球队是上海市大学生足球队的代表队，每年都会招收全市中学毕业班的一些足球尖子，但作为中学生冠军的大同中学却鲜有人会报考华纺，原因是多方面的。我和穆是不喜欢纺织专业，所以报考了上海交大机车系。华纺知道后派刘永生代表周副院长向我们表态，希望我们第二志愿一定填华纺，如果交大不录取华纺一定会录取。我俩觉得这是个好方案，就同意了。高考后发榜前，一天刘来告知，你俩录取交大了，我们既高兴又觉得对不起他。进交大后，有一天体育教研组的洪兴华对我俩说：“华纺想用二个篮球队员来换你俩到华纺去，我没同意，因为优秀的篮球队员已经到交大了，而且我想你们也不会去的，否则你们怎么会考交大呢？”
很感叹华纺对我俩的用心良苦，当然更感谢对我们的深情厚谊。进大学第一年华纺就把我俩招入上海市大学生足球代表队了，两校离得很近，每周都去华纺参加训练。很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初是不喜欢纺织专业而拒绝了华纺，想不到十年以后我从贵州调到安徽淮北市后，却在纺织系统干了整整17年，还在五千人的淮北第二纺织厂当了一把手厂长。
我和穆纪平录取的是九系即机车系内燃机车专业，91051班。交大一年级新生是在法华镇路535号交大基础部上课吃住的。我们基本每天下午要去本部参加训练，路程不远，到淮海西路2号门也就一站路。不到三个月，因要参加市足球乙组联赛，便于训练，我们就搬到本部第三宿舍运动队了。当时集中住宿的有男女篮球队，男排，男足和田径队。运动队和研究生由交大二机关管辖，派有专职辅导员，建立党团组织，我们只是在班里上课，其他活动均在运动队。第三宿舍的另一半是文工团宿舍，他们属交大一机关管辖。
交大篮球队是传统优势项目，是上海大学生代表队。足球不是，所以足球队的教练徐景福也是个不懂足球的体育老师。足球队的水平在高校中属中上，刚到球队时看到五年级的队员，都像是当父亲的脸，队员的球技和年龄一样，也是参差不齐的。虽然我们从大同中学来的有陈鸿坤等四人，来自杨浦体校有印仲元，徐汇体校有李海龙，北京丰台体校有张书琪，原红旗队守门员陈州等，但有的队员在搞四清，好几个主力队员都是66届毕业班的，忙于准备毕业前的实习，因而常常凑不齐一支完整队伍。
就是在这样人员不齐的情况下，我们参加了65年11月举行的上海市足球乙组联赛。先后与体院二队、交通、海运、南市、港务、黄埔、静安和公用角逐后，获得了第五名。
1966年3月在上海市高校足球联赛中，战胜了纺专、化工、师院、二医、科大和师大，输给了华纺，也输给了同济，获得第三名。
1966年6月以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停课闹革命了，因而我们脱离了班级，在二机关的领导下参加文革运动。一开始是组织学习讨论，没多久就没有领导没有政府了，造反派组织风起云涌，批斗反动学术权威、批斗走资派一浪高过一浪。我记得最先批斗的是一系系主任何友声，一级教授黄静安，在体育场被带高帽子的是教务长范祖德。
毛主席发动学生串联，我们足球队几个人一起搭乘免费火车去了西安，住在西安交大，见到彭康校长等在校内被游斗。说是去声援的，想不到人家已经与西北局绝食斗争胜利归来，食堂免费供应稀饭。看到满食堂蝗虫般的苍蝇，心想同样都是交大，怎么差别这么大呀！听说9月15日毛主席将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我们算好日子赶往北京，住进北京钢铁学院。这次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仍旧在天安门上挥手，没有乘吉普车下到广场，我们在人山人海的广场里，只能远远眺望，呼喊口号。我们去了北大看大字报，到清华蒯大富正在大礼堂大谈阔论。特地去北京电影制片厂，大字报上那些著名演员的工资级别大家都很感兴趣，那些计划拍摄的电影都被批判为大毒草，而后来这些影片都拍摄了，而且都是誉满全国的佳作。北钢的食堂也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馒头硬得扔在地上会弹起来，一根咸菜咸得可吃三顿饭。
文革中交大足球队一次令人终生不忘的集体记忆是从上海到井冈山茨坪的步行串联。发起人是67届的队长、团支部书记王仁建和李德培，还有68届的陈志雄和守门员吴德钰，69届的杨定荣和张书琪，加上70届的我共七人，正好是一支七人制足球队。我们把被子借给学校，换借了一件军大衣，冷了可以穿，晚上当被子。
1966年10月30日早晨我们从徐家汇出发，晚上经过松江到石湖塘，在一所学校里的乒乓台上睡觉，第一天走了大概有120里。第二天到嘉兴，在杨定荣家里地上铺稻草睡觉。然后经盐官到杭州，休整后走富阳、桐庐、建德。“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我们在新安江水库拦河坝上看到河里一人多长的大鱼可是清清楚楚的哦，跟随摆渡船游过冷澈的富春江，是能看到河底的哦！经过衢州进入江西的上饶，参观集中营。经鹰潭，在余江听老农介绍治理血吸虫经历。离开铁路线经抚州、崇仁、永丰、吉水到达吉安。吉安是地区所在地，相对来讲比较繁华，我们和江西有线电厂（上海内迁厂）在体育场赛了一场七人制足球比赛，虽然我们相当疲劳，但还是以5:2打败了对方。没想到睡在床上后翻身都翻不动了，走楼梯都抬不了步，大概是肌肉疲劳到极限了，这是从来没有碰到过的。从吉安到井冈山茨坪我们上山上了三天，由于接近目的地，四面八方串联来的队伍都汇集了。接待站的供应越来越困难，我们经历了讨饭吃、偷饭吃和抢饭吃的窘境，才到达了茨坪。上面人更多，吃住都困难，我们还能住在楼里，后面来的只能在田里住帐篷，吃饭要排半天队，还有消息说有地方传染了脑膜炎。我们原先计划再去韶山的，商量后决定返回。在匆匆参观井冈山革命博物馆、茨坪革命旧址、黄洋界后即乘卡车下山到南昌。参观休整三天后乘火车回到上海。
七人步行团在井冈山茨坪的留影
这次步行串联历时一个多月，实际行走二十四天，行程约二千五百里，为红军长征的十分之一，平均每天行走一百里左右。路途中各地都有接待站，基本能解决吃住问题，主要是常常累得走不动了，脚上打起了泡又疼，这时就默默背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毛主席语录勉励自己，队员们相互帮忙鼓励，球队的团队协作精神发挥了作用。不过说实话，碰到困难想终止步行改为乘车的念头始终没有产生过，因为我们的初衷就是抱着测验体能，考验意志的目的，去看看将来不一定能看到的山山水水。我觉得目的真达到了，既锻炼了意志毅力，又增进了球队团队精神、深厚了队员之间的兄弟情义。
华东纺织工学院足球队是上海大学生足球代表队的主体，吸收交大、华师大、二医等高校的个别队员，代表上海参加全国大学生足球联赛，在刘福生教练、任桂芝教练带领下从63年至65年都获得冠军。前两年在网上看到《上海足球运动半世纪（1949—2003）资料汇集》中，有原华纺足球队队长贾德忠撰文《东华大学足球史》，来反映上海高校的足球运动。东华大学前身就是华东纺织工学院，也曾经改名过中国纺织大学。他原是上海青年队、红旗队的队员，作为调干生考取华纺，是66届学生。
我和穆纪平65年入选进高校足球队时，还有66届的陈鸿坤、印仲元，也就是说交大有四人参加了上海大学生代表队。当时一起训练比赛的有记忆的有华纺的邓修伦、贾德仪、吴大年、李金琦、蒋德礼，华师大的王仁华、成伯荣等。由于“文革”的降临，66年在西安举办的全国十城市大学生足球联赛不得不取消了。我作为上海高校足球队队员名义参加过两场比赛，一场是66年6月5日与普陀区队的友谊赛，我们2:1取胜。另一场是67年7月25日在江湾的上海体育学院与越南国家队的比赛。当时是越南国家足球队在前苏联训练后返国途中经过上海，要求与上海市足球队进行比赛，因正值文化大革命，足球界属于瘫痪状态，无队可以参与比赛，遂要求大学生队与他们比赛。实际上我们已经没有正常训练，体力也跟不上，在这样状态下我们仍顽强拼搏，打出不少漂亮的配合，虽然最终以1:3告负，但还是体现了我们原有的技战术水平。
与越南国家足球队赛前合影
从1967年起，学校基本是无政府状态。各个年级的学生专注是不同的，高年级的忙于谈恋爱，关注毕业分配个人前途；低年级的还懵懵懂懂，大部分逍遥自乐；68届69届的那才是革命造反的主力军，几个大学的造反派头头都是68届的印证了这个规律。而脱离了班级的我们足球队，成了打球逍遥派。每天不是训练就是外出比赛。重点是去工厂，他们也欢迎，比赛后工厂有盐汽水饮料供应，我们已经觉得很满足了。联系都由我负责，我有个各个工厂足球队联络人的通讯录，这些联络人就是他们足球队的头。我们曾经与以下这些工厂比赛：大隆机器厂、彭浦机器厂、南市发电厂、上钢一厂、上钢三厂、先锋电机厂、第三印染厂、耀华玻璃厂、中机厂、国毛四厂、石油配件厂、上海电机厂、上海水泥厂、上海船厂、港机厂、上海起重运输厂、沪东船厂、上海柴油机厂、上海量具厂等等，还有学校、区队，还与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与上海越剧院打过比赛。
刘指导带领大同中学来交大比赛
回顾在交大的五年，上课仅上了一年，复课闹革命也不成系统，时间也很短，大好的青春年华都耽误了，给踢球逍遥掉了。不过从另一角度来想，没有卷进文革的政治纷争中，没有去伤害别人或被别人伤害，洁身自好逍遥了几年，也是件幸事。
1970年毕业分配，基本上是哪里来回哪里去，留上海名额很少，故大部分上海同学被分到贵州。被分到贵州大家心情都不好，不服从分配呆在家里就会被取消大学毕业生待遇，做社会青年，好像都没有这个魄力，也承受不住这个压力。当年我们69、70二届是一起分配的，据说分到贵州交大就有500人之多，人家能去，我为什么不能去？路还是要靠自己走出来的，前途也是靠自己去创造的。
我和穆纪平都被分到贵州铜仁，那时湘黔铁路还没有建成，必须乘火车先到贵阳或遵义，然后再坐二天的长途客车才能到达靠近湘西的铜仁，途中住宿一晚。交大足球队的学长王仁建前两年因照顾恋爱关系双双分到了贵阳，这算是被充军的，而且分到一个与他们学的无线电专业浑身不搭界的装卸公司。我们到了贵阳后觉得贵阳是省会，也比较繁华，想能留在贵阳也不错的。王仁建认识一些熟人找省毕分办做工作，想把我俩改分到贵阳，没有成功。后来又动脑筋想利用我们踢足球的一技之长进贵州省足球队。也难为王为我俩疏通好关系，和贵州省体工队教练、队员见面，并参加到他们队里与航天部的302厂比赛一场。这场比赛很难踢，相互之间没有默契，更困难的是球队队员对我们有排斥情绪，在传接球上为难你，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最终没能反映出我俩的真实水平，没被看上，这事只得作罢。
最终不得不到铜仁报到。那已是70年9月份，我分到了铜仁县农机厂，穆纪平分到铜仁地区下面的松桃县拖拉机站。从幼儿园就在一起的我们俩，开始分开了。
到了铜仁心里还是不安定，没能留在贵阳的事仍旧耿耿于怀，给大哥大嫂的信中说起了这件事。他们回信告知忆芳的丈夫现在北京空军政治部宣传部工作，八一足球队属他们管辖，可以尝试去那里踢球。我喜出望外地把有关报道我踢球的报刊资料寄去，并说明主要想离开贵州，想进八一足球队踢两年后复员回上海。回音来了，说材料可以，目前八一足球队在广州集训，要我直接去广州和教练会面。我明白他们想看看我的实际技战术水平，但这不是调令，我到厂一年都没到怎么向厂里请假说明呢，请多长时间呢，单凭一句话空手无凭去广州行吗？犹豫了有一阵子。正在这时候913林彪事件爆发，部队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空军领导部门遭到全面的隔离审查，通讯全无。这个想通过足球载体调离贵州的图谋最终没能实现。唉，天不助人，先安心吧。
在铜仁农机厂先分到试制组，试生产插秧机，为此出差湖南、广西参观学习，跑了很多地方。后来又搞内燃机修理，修过铁牛55拖拉机的柴油机，参加自己厂的吉姆希卡车的大修，下过乡到深山农村修过汽油机。厂里进了一台曲轴磨床后，被派到上海机床厂学习操作曲轴磨床。1974年铜仁地区组织试制195型柴油机会战，我负责我厂承担的曲轴加工流水线的工艺制定和设备改造方案。在农机厂五年，我做过钳工、电焊工、机床操作工，当技术员设计图纸，制定工艺方案等，感觉自己动手能力大大提高，应对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大大提高。这是一段宝贵经历。
工作之余，我参加了铜仁地区体委举办的一次乒乓比赛，在有几十人参加中获得第八名。由于我穿着印有交通大学的球衣，地区体委的老王（王秀峰）以为我是交大乒乓队的，与他说明其实我是足球队的后，他力邀我担任正准备组建的铜仁地区少年足球队教练，该队要参加1972年贵州省少年足球比赛。我当然欣然同意，对于单身的、处于偏僻山区的我，可丰富不少业余时间，况且是自己喜爱的足球运动。
贵州是山区，地图上有名字的地方才是有点平地，大一点的叫坝子，其他地方都是山峦。这里的孩子怎么会踢足球，有的甚至看都没有看到过，我只能从最基础的技术教起，好在这些中学生听话，训练刻苦。厂里比较支持，让我脱产，住在体委。虽然没有指标任务要求，不过终想打得好一些，所以我动了个主意，从下放的上海知青中挑了三个有点会踢的、看上去稍年轻的充实进来，一个打中卫，一个打前卫，一个打前锋。
1972年12月23日贵州省少年足球比赛在贵阳新体育场举行了开幕式。有兴义地区、毕节地区、安顺地区、铜仁地区、遵义地区、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贵阳市和省体工队二队共九支球队参加。老王是领队，我是教练。经过九轮比赛，我们赢了黔东南，平了兴义，输了六场获得第六名。对于这个名次铜仁地区体委是满意的，毕竟这是从无到有的第一次参赛啊。比赛期间大会传达学习了全国少体校座谈会和全国训练工作会议精神，请省足球队给小队员上技术示范课，还组织参观及下基层表演。我至今都觉得这是一次组织得非常完美的体育赛事，对青少年足球运动的普及提高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要知道，这是在贵州啊，更觉得难能可贵！我们这些小队员就是铜仁足球薪火传承的苗子，不知他们现在怎么样了？铜仁现在有足球比赛了吗？
1976年初我以解决夫妻分居理由从贵州铜仁调到安徽淮北市。淮北没有和我专业对口的单位，杨伟能（时任淮北市轻工局局长、帮我疏通调动的上海人）向市体委推荐我去任足球教练，体委同意接受。我没有犹豫，不想把足球当职业，而是选择了刚组建的淮北纺织印染厂会战指挥部。我不去体委，有一个人的心放下了，他叫周明钧，是淮北市体委体校的足球教练，也是上海人，比我大几岁，原先支内来的，他怕我去体委后，要和他竞争足球教练的位置。其实周事业心很强，为推动淮北足球运动的开展做了很多工作，我们后来成了好朋友。
淮北纺织印染厂会战指挥部是为了在淮北市建设一个有十万纱锭、三千台布机和八千万米印染布的大中型纺织印染联合企业而组建的基建加筹建的指挥部，总指挥是淮北市长赵凯兼任，他从合肥调来后新建了好几个大企业项目，享有很高的威望。该项目建成后有淮北第一棉纺织厂、淮北第二纺织厂、淮北印染厂和淮北纺织印染动力厂四个单独核算的工厂，有单独的生活区，有中小学、医院、商场、剧场等，是个占地1500亩、人口有五万的纺织城。
我到指挥部时因刚成立，除了几位指挥仅五、六人。我参加了征地、扩初会审；在工程处担任水暖和铁路专用线项目的甲方代表，负责通用设备成套订货；又主持了一年多的基本建设计划工作。79年一厂建成开工后我从指挥部调到二厂，历任设备科副科长、劳资科科长，84年初任淮北第二纺织厂厂长，86年成立淮北纺织印染总厂后调我任总厂常务副厂长，89年任淮北市纺织工业总公司（纺织局）副总经理，91年任动力厂厂长，92年任淮北市轻工业局局长、党委书记。这是我在淮北市十八年的工作简历。
我在淮北市的工作经历和干部履新，始终没有影响我对足球的热忱和参与。
1978年5月淮北市举行第一届运动会，看来文革前也没有举办过市运动会。这时通过两年的基建，纺织一厂已经建成试生产了。我组织了纺织印染厂指挥部足球队参赛，队员大都是纺织一厂员工，都是合肥、蚌埠等地下放的知青，加上我们指挥部几个爱好者。我既是教练，也是队员，和大家一起上场踢。在九支球队中教育局（都是少体校的队员）获第一，淮北电厂第二，我们与电建三处（307）同积7分因2:0战胜他们故获得第三名。从此淮北足坛有了一支新的强队，纺织系统队。
1979年4月安徽省将举办第四届运动会，淮北市体委通过市运动会后有了点想法，在78年下半年就组建了淮北史上最强的一支成年足球队。队员有纺织系统的，有电建三处、电厂的，有矿务局系统有教育局系统的，都是在市第一届运动会上有好表现的选手，其中有不少是淮北少体校和合肥少体校出来的。周明钧希望我参加任队长，同时做个不挂名的教练，协助他努力带领大家争取好名次。我想33岁了，不踢前锋踢个中卫应该没有问题的。
淮北市足球队在上海卢湾体育场留影
为了备战，1979年开春我们到上海集训。我联系了沪南体育场足球教练徐金龙和场长杨植城，徐是我大同足球队的学长，在上海一队受伤退役后担任体育场的教练和上钢三厂的教练。他们很支持，安排我们免费入住文庙的南市体校宿舍，并在体育场训练比赛。期间通过卢湾体育场的严廷璋联系和上海元老队在卢体打了场友谊赛，8:4我们获胜。元老队的张邦伦、贾幼良、罗寿福、高秀清、周兴、胡南海、苏明仁、李桂福、张正友、赵光华、季沪生等参加了比赛。
这是1979年时的上海元老队，不知现在还有多少人健在？
安徽省第四届运动会足球比赛第一阶段4月1日在蚌埠和芜湖两个赛区正式举行。淮北市和淮南市、宿县地区、巢湖地区、阜阳地区、芜湖地区以及蚌埠市七个队在蚌埠较量。最终我们二胜三平一负积7分获蚌埠赛区第二名，蚌埠队是传统强队六战六胜获第一名。第二阶段是两个赛区的前三名4月25日在合肥决赛。最后安徽省传统强队蚌埠市和芜湖市分获一、二名，马鞍山市队与我们积分相同，因胜了我们，所以获第三名，淮北市队第四名。这是有点遗憾的，我们实力不弱的，输给马鞍山有偶然性，如果能够得第三名，获季军，就非常完美了。不过这次的淮北队，赛前已经有舆论了，说我们是强队，都不敢轻视，连第一名的蚌埠队与我们上半时也仅0:0，下半时才扭转局面小胜的。
对于结果，淮北市体委很满意，特别安排在暑假期间去青岛训练比赛，实际是旅游青岛和泰山，以作嘉奖。这是在青岛拍的照片。
1982年5月淮北市举行第二届运动会。纺织局工会组建了纺织局足球队参赛，我担任教练，自己不上场了，二厂工会杨宝福任领队。决赛输给电建三处，获亚军。1985年7月淮北市举行第三届运动会。我们以纺织公司组队，我任教练，第一阶段我们第一名，第二阶段我们与工程处、教育局三队决战，结果均一胜一负，积分相同，最后凭借进球数多我们终于获得冠军，圆了冠军梦。
1986年10月30日安徽省第一届“足协杯”足球赛在合肥举行。全省共有22个队参加，我们淮北纺织公司队不仅参与比赛获第十名，而且名列头位赞助了这项赛事。
比赛期间召开了安徽省足球协会首届委员会议，我和周明钧都成为其中一员。下图第二排左一为周明钧，左二是我。
当时作为一级裁判员考评领导小组成员的卢申也在场（第三排右三），他后来从安徽回到上海曾经担任过上海市足协秘书长。我知道，历任上海市足协秘书长人选都是上海足坛的赫赫名人，刘光标教练也仅担任副秘书长。不知卢有什么背景，只知道他是静安林耀清的学生。
在和中国科技大学队比赛时碰到该队教练王仁华，他是王仁建的哥哥，也是我在上海大学生队时的队友，他华师大毕业后分在中国科技大学任教，他也是林耀清的学生，在市青少体校和王后军是同班同学。
我们这个队继续参加了1987年9月20日在蚌埠举行的安徽省第二届“足协杯”足球赛，我继续担任教练，球队中又增加了好几个被我招进纺织二厂的原市少体校毕业的队员。这段时间我在总厂，没有直接的生产压力，所以离得开。这次共有14个队分四个小组预赛，各组前二名争夺前八名。我们是小组第二，最后获得第六名，已经相当不错了。蚌埠交通、蚌埠百货公司获得冠亚军。
获得安徽省第二届足协杯第六名的淮北市纺织公司足球队
周明钧受到启发，在淮北也成立了足球协会，请市计委主任杨家康担任主任。杨喜爱体育运动，拟邀请外省足球队来比赛，以扩大淮北影响。在分管副市长曹晓兰（原上海市长曹荻秋的大女儿）的支持下，1987年“淮北杯”八省足球协作赛于4月16日开幕。赛事由淮北市足球协会出面，当然由市体委全力承办了。邀请了江西、江苏、天津、安徽、福建、河南、甘肃和湖南八个队，江西队湖南队因故弃权由淮北市队替补，实际上来了六个省的足球队共七个队比赛。请来安徽省足球界的中坚、裁判来帮撑，我担任仲裁委员会委员，并担任淮北队的教练。比赛结果名次排列为：天津、河南、安徽、福建、江苏、甘肃。比赛期间，观众踊跃，球迷一下子增加不少，社会氛围也开放了不少。
八省足球协作赛既提高了淮北市的知名度，又为淮北市营造出诱人的足球氛围，一批老头子提起了兴趣，他们也想上足球场试试脚头，过把青春梦。杨家康主任最积极，号召成立了淮北市元老足球队，配置了球衣球裤球鞋，还定期训练比赛。他的号召力的确够大的，看看元老队里有些谁：市政协主席孟庆林、市建委主任谢连恒、市总工会主席张传伦、淮北矿务局副局长刘天琪、市体委主任朱正中等等。
这是曹晓兰副市长和淮北市元老足球队的合影
1988年11月6日，由淮北市体委、市总工会、市教委、市团委、市足协联合举办的第二届“淮北杯”全国青年足球邀请赛开幕。参加单位有福建省、上海市、安徽濉溪铝厂和河南省驻马店烟厂队。我升级为组委会副主任。没有悬念，上海队获得冠军。有趣的是最近翻阅秩序册看到当年这个上海队竟然是现在上港队教练奚志康任教练，队员中有后来进上海申花队的朱琪、朱炯等，当然现在朱炯也是著名教练了。当时他们年龄还小，还都默默无闻，所以我没有印象。不知道这个队当年是哪个队？他们还记得淮北吗？
我在淮北市工作生活了十八年，因为兴趣爱好，也为推动纺织系统足球运动的开展，为提高淮北市足球运动的水平，亲力亲为，付出了不少时光和精力，而这一切都和市体委的周明钧教练一起努力的。他的确很有工作责任感，很有事业开创性，他为淮北市的足球运动做了很多很多，但是很不幸，他烟抽得太多、酒喝得太多，2000年患喉癌走了，享年仅59岁。可以说，没有他，淮北的足球运动不可能如此普及，也不可能有那么多足球界人士知晓淮北；也可以说没有人像我这样如此了解他为淮北足球做了哪些具体工作，策划了多少赛事。所以，我在这篇专题回忆录里，用较多篇幅记叙了那段时期淮北足球的大事记，既满足了自己的忆旧渴望，同时也是为了纪念他，记录下周明钧足球教练的一部分业绩。
1993年7月在大嫂侄女婿的帮助下，我们全家以人才引进名义从淮北调回了上海。虽然单位是崇明长江农场，但安排在下属的上海万事达工业总公司市区办公室上班，家住在南市，儿子进大同中学上预备班。1996年通过大哥的努力和我同学的帮忙，我正式调到南市区的南外滩房产实业公司（我95年已经借调在该公司上班），正华调到上海路桥建设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我先在下属的上海鸿阳实业公司担任经理，负责浦三路原南京空军一块地块的商品房开发建设。1998年成立南外滩集团，我调任集团办公室主任直至2006年退休。对于我在淮北放弃正处级官位回上海一事，不少人表示惋惜，我却看得较淡，调动中南市区建委领导表示不好安排处级职务时，我一点意见也没有。我认为什么事都是有得有失的，能够离开上海二十多年后，全家返回上海，和家人亲人朝夕相处，儿子进了市重点学校，将来在上海也一定会有一个较好的工作单位，这是最大的得，这些才是人生最大的追求目标。
1995年底，由豫园旅游商城等企业共同投资，在大顺足球俱乐部基础上建立了豫园足球俱乐部。球队在甲B中名列第五、第六。1996年球队调来胡之刚任教练，并引入几名国脚，志在冲A。程秉海是豫园商城总经理，他是我大同中学68届校友，他觉得我既懂足球，又有管理能力，故力邀我去担任球队领队，并说可以请区长出面让单位放人。我考虑觉得：一这类冠名足球队是搞不长的，将来工作会很不稳定，还是不想把足球当职业；二有许多人帮我调进这个单位，来了没多久就想走，有点对不住人，况且我正在负责一个项目的开发建设。所以最后婉言谢绝了。后来豫园足球队冲A没有成功，人员流失实力下降，1998年初产权转让后多次更名，1999年与浦东队合并。程秉海后来请了章冠星担任领队，章是大同足球队67届校友，从八一足球队退役后在大隆机器厂，不久豫园足球队转让后他留在了豫园商城，搞庙会灯会工作。
2005年，由100多位教师、学生自发地为自己的老校长王季娴庆贺88岁生日、从教65周年，举行了“大同五代教师与老校长共话教育”座谈会，召开了“王季娴教育思想研讨会”，并出版了由夏征农题写书名的《桃李不言——王季娴校长的求索实践》一本纪念文集。书中70余篇文章，以生动的事例，亲切地话语，真实地记录了当年大同中学和市八中学在王校长的领导下所确立的良好校风、学习氛围、专业化水准、教师的精神面貌以及学生的发展目标。作为当时大同教学特色的足球队，被认为是足球队的代表，我撰写了《难忘刘光标教练
难忘大同的足球》一文，回忆了当年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记叙了和刘指导的师生情谊，列举了足球队员成长发展的良好前景，从而生动形象地颂扬了王校长培养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学思想。
2012年，大同中学为了纪念100周年校庆，要筹建一个百年大同博览馆。校友会郁志超老师找到我，要求提供有关足球队的实物资料。和老队员联系后得知，好多获奖锦旗、奖状在文革中被队员周某某以批判锦标主义为名而丢弃；两座市中学生足球冠军奖杯被文革初期夺权后的校头头当作废品卖掉，说可换钱买纸写大字报。真是可气可笑！
幸亏我还保存着一些照片，给校办掃描放大作展品，才留下这段历史。
大同博览馆里展出的足球队资料
校庆办公室计划出版《大同人——大同校友风采录》第三辑。郁老师建议我把《桃李不言》中那篇文章进行修改，刊载进《大同人》。我选择好了题目：《怀念已故前大同的足球教练刘光标》，为了写好这篇文章，我两次采访了刘太太朱颂清女士，对刘指导的一生，和他的家庭有了进一步较全面的了解。
刘光标教练生于1926年4月20日，江苏建湖人。早年毕业于上海中法学校（现光明中学），与原国际奥委会副主席何振梁是同班同学。有传说他当过电车工人，这一点没有求证。不过他当过田径运动员是真的，参加了解放后第一届全运会100米和4X100米两个项目比赛，在接力赛中他任第四棒获得冠军，贺龙给他们颁发了金牌。
刘指导一生酷爱足球事业，从运动员到教练员，从市体委到基层学校，文革后又回到市体委，曾任市足协副秘书长、市元老足球委员会副主任。1980年4月我陪同淮北市建委主任葛宝琳到北京国家建委和轻工部汇报工作，住在工体旅馆，不期在餐厅与刘指导相遇。原来他是打前站来安排上海元老足球队回访北京元老队的，也住在工体。第二天张邦伦、贾幼良等就到了，我观摩了他们练球。哈哈，这是一次幸会，一年前我和他们刚切磋过。
1985年刘指导应邀在高丰文任主教练的国家少年队担任教练，参加第一届国际足联16岁以下柯达杯世界锦标赛。1988年应日本金尺市足球协会会长松田正三邀请刘指导访日讲学和训练青少年。1992年8月组建“霞飞——刘光标足球俱乐部”，市体委主任金永昌、市足协主席沈文彬任名誉主任，市广播电视局局长龚学平任名誉顾问，中国足球协会副主席陈家亮、陈成达任顾问。俱乐部连续三年在江湾体育场举办全国暑期少年足球夏令营，为各地培养了一大批足球后备人才。徐根宝在担任国家二队主教练时，朱广沪在带领国少队去巴西集训前，都曾到刘指导家上门拜访，请教带队经验。业内人士从上面这些人名上就可看出刘指导在足球界的地位和人脉关系了。
1993年刘指导发现大便有血，但他认为运动员有痔疮很正常，并不在意，直到次年在其夫人坚持下去医院检查，才发现患直肠癌已到晚期，1995年8月9日在广慈医院逝世，享年69岁。我们很多原大同足球队员去龙华殡仪馆参加了追悼会。龚学平副市长、市体委金永昌主任曾去医院探望，新民晚报曾刊登了“足球宿将刘光标逝世”的讣告。
刘指导在病榻上曾对其夫人说，他带队是有办法有心得的，可传给谁呢？是啊，儿子凭着自己本事没有依托过任何人进了上海电视台，非常低调地从事着与足球不搭界的节目制作工作；老大是女儿较早就出国了，现定居德国，在德意志银行工作。听说，和德国人生的外孙女却非常喜爱足球，是高中女足球队员，踢得还很不错哩！我看到过相片，完全是一个漂亮的德国姑娘，现在应该上大学了。刘指导在天上看到，一定很开心的！
刘光标教练，不是个完人，但他是国内足球界一位值得尊重的优秀教练，更不要说他对大同中学足球运动的重要贡献了，然而我们很少见到有关他的介绍和报道，所以我义不容辞地要在《大同人》第三辑上撰写文章，让大家一起来纪念他、记住他！
以足球作为主题写一篇回忆录，对于像我这样一个不是搞足球专业或职业的人来说，肯定是不能全面反映我的人生经历的。但是，能够用足球把我各段经历串起来，也能说明足球和我是有着密切情缘的。
足球到底给我带来了什么？这也是我常常自问的问题。中学时，在不知晓情况下，被飞来的足球打中侧脑，立马眼里看出来是叠影，头胀痛患脑震荡睡了几天。1986年8月在合肥参加省足协杯比赛时，不幸脊椎横突骨折，一家医院要求卧床静养三个月，另一家医院要求禁止静卧切记要动，我选择了后者，终于康复没留下后遗症。这是两次最大的受伤。大运动量的训练、在夏天烈日下剧烈地奔跑，这是不是心脏透支，对我健康和寿命的影响现在还不得而知。这都算负面影响吧。那么有利面有哪些呢？把为足球运动普及提高作贡献的大道理撇一边去，强壮了体格这是真的，小时候我是瘦弱多病的；增强了刻苦精神，磨练了意志毅力，培养了团队精神；丰富了业余生活，特别是在偏僻的贵州山区。
而最让我受益的是足球给了我非常好的人脉。特别是我在从崇明调向市区单位时，我在大同足球队时的光环帮了大忙。南市区一位区领导是大同中学校友，帮我调进南外滩房产公司。上海路桥建设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也是大同校友，他一口答应让正华调进该厂。如此接受单位非常顺利落实了。但是从崇明调往市区属逆向调动，需市人事局批准，除特殊情况，一般批不准。这时我找到一位市科协领导求帮助，他是我交大足球队的高年级学长，曾经担任过市人事局的副局长，他听说我原单位同意放又已经落实好接受单位了，就表示，好，推你一把，向人事局调配处打了电话。就这样，我在三位校友热心帮助下，完成了全家回上海的二次调动，而且是调进比较满意的新单位。而这三位都是因足球而和我结缘的。还有就是我们刚调回上海，儿子要上预备班，找到汤培根老师，他早先也是我的足球教练，后来担任体育教研组组长，大同中学副教导主任，是他鼎力相助把我儿子招录进市重点中学大同中学，让儿子和我成了大同的校友。
终于把这篇以足球为主题的回忆录写完了，虽然篇幅不算长，但也历时一个多月。聚神时，会日有所思，夜有所想，查阅资料，翻看照片，任往事纵情流淌。回过头来再看文章，发现青春年华中的那些训练和比赛，以及延伸开来的那些人、那些事都像重放电影一样慢慢清晰起来…，是他们与我组成了共同经历的生活。
啊，时间都去哪儿了，怎么一下子快到七十了？看着年轻人在我家附近齐河路上的三林体育中心足球场上驰骋，真想也能上去过把瘾呢，不行啦，现在只剩下回忆的份啦！
回忆，通过这段时间的回忆，也使我领悟，我的足球情缘丰富了我的人生，不过，我的人生表现却也不够完满，多有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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