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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怀雪峰唐|
我和雪峰最初见面，是一九三六年十月，那时鲁迅先生刚刚逝世，丧仪正在举行，报上发表不少关于这方面的消息。其中的一条说，因为许广平先生哀毁过度，治丧委员会的委员又很忙碌，凡是有关丧事的规划，另外由一个人全面负责。这个人独居斗室，从不露面，只在幕后指挥，但从布置灵堂，瞻仰遗容，一直到出殡路由和下葬仪式，都经他亲自研究，然后作出决定，付诸实施，消息还说，这个从不抛头露面的是一位十分神秘的人物。
一天傍晚，我从胶州路万国殡仪馆回家，治丧办事处要我顺道带一封信到周建人先生家里，收信人不是周建老本人，而是报上说的那位神秘的人物。所谓神秘的人物其实也并不神秘，而是我早已闻名却还不曾见过面的冯雪峰。
报上的消息是夸大了的。雪峰虽然和许先生、周建老一起参加治丧事宜的商讨，特别是在同宋庆龄、蔡元培、沈钧儒诸先生的联系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他既不曾独居斗室，也没有全面指挥丧仪的进行。在当时，他只是代表组织尽了他个人应尽和能尽的力量。
我交出带来的信，谈了一会当天群众瞻仰遗容的情形，匆匆告别。如果说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有什么特别的话，那便是：在我所见的比我年长几岁的知识青年中，雪峰身上似乎有一种掩盖不住的农民的气质。
我们再次见面，那是相隔十年之后的一九四六年。抗日战争结束，雪峰重新回到上海。我去约他为《周报》写稿。他改变了过去的少年盛气，态度趋于朴实和平静，因此农民的气质却更加突现出来。我们那次谈话的时间较长。他答应为《周报》写稿，也许因为《周报》不久就遭到禁止的缘故吧，发表的似乎并不多。雪峰真正给我编辑的刊物以大力支持的，那是《文汇报》的文艺副刊《笔会》。
《笔会》创刊于一九四六年七月一日，那时《周报》尚未被禁，却已谣诼四起，不可终日。而恐吓，扣留，撕毁，停止邮寄，层出不穷。由于抱着宁为玉碎的决心，柯灵劝我进了《文汇报》。我记得本来约定和陈西禾(林柯)两个合编，“笔会”就由他命名，报头上一直为我沿用的秀劲的题字，也是由他约请钱钟书题写的。为什么后来由我一个人负责呢?却无论如何也想不起原因来。从稿件看，都是我亲自组织的。郭沫若除语译《橘颂》、《礼魂》，写了几则《断想》之外，茅盾除写《读报偶感》，将翻译小说《团的儿子》交给连载之外，这两位前辈作家还应《笔会》之约，特地替“抗战名作推荐”专辑写了影响广泛的书评，郑振铎发表《秋夜吟》，王统照写了追忆夏丐尊的文章，巴金、田汉、林默涵、臧克家、魏金枝、杨刚、师陀、戴望舒、周煦良，傅雷、吴祖光、李健吾、风子、碧野都寄了稿，适夷、孙用、戈宝权翻译了小品短章，那时还有一些我所熟识或者不太熟识，但在上海文艺界十分活跃、各自拥有一批读者的略为年轻的作家，如黄裳、何为、晓歌、徐翊、林莽、海岑、陈敬容、杨枝、辛未艾等，经常为《笔会》写随笔和散文，正是他们和其他一时我记不起来的作家们的努力，才使这个诞生在和平系于一发、内战已经打响的时代的婴儿，能够勉强生存下来，在战争的洪炉里铸冶自己，鼓舞别人。
雪峰也是积极支持《笔会》的人中间的一个，确切地说，还是最积极的一个。记不清从哪一期起，
《笔会》为他辟了一个“大题小感”的专栏，隔不多久，他就寄来一段或者几段富有理论深度的絮语式的杂感，先后有十五篇左右，大部分收入《跨的日子》。其中如关于“中间派”和所谓“中立”者的四篇感想，以及为李公朴、闻一多惨案而执笔，进射出深刻的思想火花的《暗杀》、《暗杀(二)》，曾经重新收入于一九五二年九月出版的《论文集》第一卷。其它篇什，至少是当时许多人赞叹佩服的六篇连贯性的《铭记》，好象至今没有收集过。继“大题小感”之后，
《笔会》又陆续发表了雪峰以“画室”署名的十几则作为时代风貌而记录下来的寓言，还有从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日开始连载的二十几段《鲁迅回忆录》。从《笔会》创刊到一九四七年五月随着《文汇报》被禁而停刊，前后十个月时间，雪峰写了五十几段文字，这实际上已经不是对编者个人的支持，而是自觉地负起时代的历史的重担，在进行着艰巨的斗争了。当时《文汇报》受到国民党政治和经济的压力，一度连最低的稿费也无力支付，雪峰生活困难，还是源源寄稿，虽然他多次表示不屑提及这些，但是，曾在彼时彼地生活过的人，谁都知道，那是一个从精神到物质的多么痛苦的地狱呵，特别是看到有许多人居然甘心在这个安乐窝里醉生梦死，认贼作父的时候。
鲁迅先生在世的时候，我没有听他谈起过冯雪峰，鲁迅逝世以后，许广平先生带着海婴搬到当时法租界的霞飞坊(即现在的淮海坊)，我偶尔去走动，也不知道雪峰有一个时期就住在她家三楼上。不过许先生是对我谈到了雪峰的。她说当年住在北川公寓的时候，雪峰居地下室，每天晚上十一点左右，他便上来和鲁迅闲聊，谈政治，谈文艺，商量出版刊物，往往到凌晨二三点钟才回去。雪峰固执地要鲁迅先生做这做那，鲁迅有的接受了，有的却拒绝。雪峰说：
“先生，你可以这样这样的做。”鲁迅说：
“不，这样我办不到。”雪峰又说：
“那你可以那样那样的做。”鲁迅说：“那样也不行。”雪峰说；
“先生，我看可以的，你就试试吧。”两个人争执一阵，到最后，鲁迅说。
“试试就试试吧。”他真的吃力地做了起来。许先生看到鲁迅先生太累了，从旁劝告说：
“何苦呢，对一个青年的话便这样认真!”
“不，”鲁迅先生说：“这个人直率，浙东人老脾气。至于对我的态度，从政治上说，他是对的!”
这是我从鲁迅亲属口里听到的对于雪峰的评价，许广平先生稍后还写入自己的文章，在和鲁迅比较熟识的朋友中，我也听到过有关雪峰的议论。有一次，陈望道先生对我说：
“弟子而以某种思想学说影响他的老师的，古今中外，颇不乏人。雪峰对于鲁迅，便是一个现成的例子。”我对望道先生一向很尊敬，但并不完全同意他的话。我以为鲁迅先生的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主要是他自己直接从革命实践和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学得的，不是受了什么人的影响。至多不过如他本人所说，由于论争的需要，“挤”着他去读马克思主义书籍，客观上起了从旁促进的作用。雪峰曾经直接商请鲁迅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编成丛书，还曾邀约鲁迅担任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发起人，参加实际斗争。这后一件事，是党要他去做的，上述的许广平先生的回忆里，就清楚地烙印着一个受组织委派而没有工作经验的青年人发了急的心情，多少也露出一点“挤”的意味来。不过，鲁迅之终于接受雪峰的意见，固然因为说话的是一个他认为直率的可以信得过的青年，更重要的是，他觉得从政治上说，这意见是对的，指的却是雪峰转述的内容，那就很难仅仅归结为个人的影响了。不过雪峰的作用的确是不能抹煞的，所以那时抱着望道先生那样见解的人很不少。上海沦为“孤岛”以后，我偶尔去开明书店编辑部小坐，至少也从夏丐尊先生、章锡琛先生和周予同先生的口中听到过。
一九四六年我再次见到雪峰的时候，并没有把这些话告诉他。但这些又确实是我约他写回忆鲁迅文章的最初的动力，我说最初的动力，因为正是这些因素促使我向雪峰谈到他和鲁迅的关系，他们的交往和谈话。至于在我头脑里对《鲁迅回忆录》有个初步的概念，并且一再催促将它写出来，那是我知道雪峰有意写回忆鲁迅的文章，并且陆陆续续听他讲了一些片断以后的事情。那些片断，无论雪峰后来写出来的或是没有写出来的，我觉得都是很美的故事，是我听到的关于鲁迅故事里的非常激动人心的部分。
虽然仔细追忆雪峰的谈话已经比较困难，记得当时使我感动的，主要是这样一些生活的片断。
雪峰向我追述一九三三年秋冬之间的一天，他刚出门便被特务盯上，为了摆脱这条“尾巴”，故意走到人来人往、相当热闹的北四川路将近海宁路的地方，在嘈杂和扰攘中，他回头一把扭住特务，大呼“绑票!绑票!”并且动手殴打起来，那个特务猝不及防，惊愕未定，雪峰便乘路人纷纷围观、巡捕没有到场之前，从人丛中溜了出来。党组织让他暂时离开上海，他于十二月底到达江西根据地。第二年年初，毛泽东同志为了筹备一月二十二日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从汀州回到瑞金，住在沙州坝，因此雪峰很快见到了毛泽东同志，向他汇报上海的工作和左翼文艺阵营的活动。
毛泽东同志聚精会神地听雪峰讲述鲁迅的事情。
那时他已被“左”倾机会主义者调离红军，但事情仍然很多，干部主动向他汇报，文件照旧送他批阅，毛泽东同志也不辞辛劳地象往常一样工作着，特别是把思想路线和经济政策抓起来。在代表大会上，除了开幕词，毛泽东同志还作了报告和结论，便是后来加题为《我们的经济政策》、《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这两篇。筹备稍有空隙，他便把雪峰找去。详细询问上海的工作，询问鲁迅的事情。有一回，他亲自来到雪峰的住处，见面以后，风趣地说；
“今晚约法三章：一不谈红米南瓜，二不谈地主恶霸，不谈别的，只谈鲁迅。”
毛泽东同志接着告诉雪峰：他很早读了鲁迅的作品，
《狂人日记》、《阿Q正传》都读过。阿Q是个落后的农民，缺点很多，但他要求革命。看不到或者不理会这个要求是错误的。鲁迅对群众力量有估计不足的地方，但他看到农民的要求，毫不留情地批评阿Q身上的弱点，满腔热情地将阿Q的革命要求写出来。我们共产党人和红军干部，许多人看不到，对群众的要求不理会，不支持。应当读一读《阿Q正传》。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想重读一遍，可惜当地找不到。他问鲁迅这几年写了些什么。
雪峰扼要地介绍了鲁迅到达上海以后所写的杂文，尤其是几次论争中的文章。
在暗黄的灯光下，毛泽东同志靠床坐着，一面用旧报纸在桌角上卷旱烟叶子，一面全神贯注地倾听着。根据雪峰回忆，当时似乎有过几处插话，但已记不清说什么。只记得追述到自己曾经代表“左联”去请鲁迅写文章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抬起头，缓慢地、一字一句地说：
“哦，你们还给鲁迅出题目!不出题目岂不比出题目更好吗?”
雪峰又谈到党组织希望鲁迅将苏区斗争写成小说，由他陪着陈赓将军去到鲁迅家里，陈赓讲述了红四方面军艰苦英勇的战斗。谈了一天。鲁迅非常重视这次谈话，以后一再提及，认为确实比《铁流》和《毁灭》里写的生活更动人，打算继续搜集材料，深以自己没有实际感受为苦恼。
毛泽东同志没有作声，堕入了沉思。过了片刻，雪峰说：
“独立房①有入主张请鲁迅到苏区来。”
“干什么?”毛泽东同志问。
“担任人民教育委员。”
“谁主张的?”
“不是正式主张，只是随便说说。”
“这些人，”毛泽东同志微微摇头，接下去说，
“真是一点不了解鲁迅!”
在继续深入议论鲁迅的时候，雪峰将鲁迅不想离开上海，谢绝到苏联去，认为在岗位上，总能打它一枪两枪的想法，原原本本地告诉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听了很感动。他说，这才是实际的鲁迅!一个人遇到紧要关头，敢于不顾安危，挺身而出，坚决将艰巨的任务承担起来，是符合于人民愿望的最可贵的性格，我们民族几千年来多次濒临危亡，终于能够维系不堕，就因为人民有这样的性格，这是民族的伟大的性格，在鲁迅身上集中地体现出来。毛泽东同志这段时间里心情沉重，说话很少，那天晚上却谈了许多。轻松，愉快，充满着信心。他们一直交谈到深夜。
雪峰也告诉我一九三六年四月他受周恩来同志和洛甫(张闻天)同志的委派，从陕北来到上海的经过。他向鲁迅转达了瓦窑堡会议的精神。当他谈到毛泽东同志的军事领导才能和统一战线思想的时候，鲁迅静静地、一心向往地谛听着。据雪峰说，每次提到毛泽东同志，提到毛泽东同志周围我党几位领导人，鲁迅总是不知不觉地流露出亲切之感，信任之感，静静地，甚至是情不自禁地微笑起来，他笑得那样纯洁，那样真率，看上去，好象突然年轻了十年二十年一样。
鲁迅那时正在病中。有一天，雪峰到大陆新村寓所探望他。病好了一些，心情也比较开朗，他们又谈到了长征的经过，陕北的生活，提起毛泽东同志，鲁迅象往常那样用“M”这个代号亲切地称呼毛泽东同志，他说：
“干革命，总是人多一点好。我想过了。M的政策是对的。……”
说着，他立起身，站到书桌面前，身体半向着窗外，半向着坐在藤倚上的雪峰，一只手横在胸前，托住另一只手的手肘，食指和中指之间夹着一枝将要烧尽的烟头。两眼柔和地，无目的地凝望着前方，脸上浮起一层默默的微笑。过了一会。仿佛自言自语地说：
“我想，我做一个小兵是还胜任的，用笔。”
这是一种安慰，也是一个判断，更是一项当作誓言的郑重的宣告；做革命队伍里的小兵。鲁迅将最高贵的荣誉送给这一最平凡的岗位，因此当他说话的时候，从神情到口气，全都笼罩上一层美丽的幻想和神圣的感觉，使听的人禁不住为之动容，为之神往，自然也不得不为之叹服。
把雪峰讲述的两段故事连结起来，在毛泽东同志和鲁迅之间，我仿佛看到了一点什么。当时再三怂恿雪峰将回忆整理写出，不要让世上那些美好的故事随便泯没。这样，从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日开始，
《鲁迅回忆录》便在《笔会》连载。可惜的是，《笔会》只将一九二九年部分登完，以后几段虽经预告，直到《文汇报》被禁停刊，依旧来不及整理发表。因此在当时刊登的文字里，没有包括使我感动的这两段故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鲁迅回忆录》改名《回忆鲁迅》，连载于《新观察》半月刊，增写的有一九三六年一段，至于毛泽东同志和雪峰一九三四年在瑞金议论鲁迅的那段，由于左联时期只写到雪峰离开上海为止，仍然不见影踪，后出的单行本里也没有。现在，雪峰已经谢世，由我这样一个知情不多的人在文章里提上一笔，不能不使人感到惋惜。好在听雪峰讲过这段往事的人不止我一个，有朝一日，它将会以更加翔实的形式和读者见面的吧。那么，我在这里提上一笔，就算是为这个美丽的故事写的一个蹩脚的楔子，不，它只是一个简单的“由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雪峰不久便组织人力，负责整理和注释《鲁迅全集》的工作。对他来说，这个工作确实是最重要、最合适不过的了。雪峰认真地审核每一条注释，仔细地研究每一个措词，字斟句酌，惟恐其有不准确或者不稳当的地方。记得他曾因某些作家在文字上过分拘泥于语法规范而向我表示过不满，以为这样太琐细，太刻板，也太学究气了。从《鲁迅全集》注释的定稿标准看来，雪峰自己就是个十足的学究。但我以为这样的学究是值得尊敬的。我赞成鲁迅说过的一句话：“中国要作家，要‘文豪’，但也要真正的学究。”②在这里，学究意味着科学的严格的态度。
不过雪峰也确有放手而并不拘泥的地方。一九四六年，为了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我曾将全集以外的佚文(包括翻译)五十篇，辑成《鲁迅全集补遗》一书，交给上海出版公司出版。以后继续搜罗，有专门的书稿，也有三言两语的短文，
日积月累，居然成帙，到全国解放，又有了一百篇左右，我的原意是交给雪峰，编入全集，算是完成了一桩心事。雪峰却以为不如仍旧当作《补遗》的续编出版，以鼓励更多的人来做辑腹ぷ鳌Ｗ匀唬獠还且桓龉桑现行┤胫髡帕⒖探逞敢抛骺刂破鹄矗拖缘谜庵窒敕ǖ闹档贸频懒恕４送猓牢液椭茏魅撕茉缫郧坝泄樾爬赐拔胰ズ绦担茏魅颂峁┯泄芈逞傅牟牧匣蛳咚鳎饨峁闶鞘赵凇缎唷防锏囊恍┝阈鞘模约叭蒙虾３霭婀居⌒辛擞弥苠谑倜逍闯傻摹堵逞傅墓始摇泛汀堵逞感∷道锏娜宋铩贰４硬牧戏矫嫠担晃奘栈瘢皇抢胛颐堑脑て诤茉叮屑涞闹苷酆捅浠ㄒ虼硕艿降睦醋约阜矫娴墓セ鳎翟诔鋈艘馔猓鞘毖┓逡丫魍本磺性鹑伪阌晌页械！Ｑ┓迳埃掖游聪蛩崞穑搅讼衷冢挥斜匾咛宓厝プ芬淠切┠杖说那榫傲恕Ｒ蛭揖醯醚┓遄龅貌⒉淮怼
不过我还想说点别的方面的事情。上海出版公司刘哲民，原是《周报》的发行人，
自从改变经营，出版书籍以来，特别注意于图录画册的印行。他对铸版工作很有兴趣，不久，
自己也由外行变成内行，营造监制，成绩斐然，大受郑西谛的称道。在西谛支持下，先后出版了《历史参考图谱》、《域外藏画集》、《伟大的艺术传统》等大型的丛书或单册。雪峰和许广平先生商量，决定将鲁迅手写的日记交给上海出版公司影印。这样，橡皮版印的《鲁迅日记》宣纸本一千五百部，就于一九五一年四月五日问世。雪峰在初版里写有《出版说明》一篇，指出日记和书信一样，是“研究鲁迅的最宝贵和最真实的史料之一，也是属于人民的重要文献之一，所以尽早地影印出版又是必要的”，只是成本太贵，
“不能当作大众读物来大量地印行”。出于意料的是：初版问世，读者纷纷来信，固然也有要求定价低些，更多的却是希望发行多些，让大家尽快读到日记。经过雪峰的分头洽商，按照初版办法：许先生放弃版税，上海出版公司不收手续费，再版了毛边纸本一千八百部、白宣纸本二百部。也就是说，三个月内，一共印了三千五百部。这在当时确是一个奇迹。雪峰加写了一篇非常简略的《再版说明》，没有提及奔走商量的经过，好象一切都是那样平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顺利地进行着。事实上，在建国初期艰难的物质条件下，要出版一部规模宏大的影印日记，倘没有主持者的苦心和毅力，没有出版者的全面合作，一句话，没有一点傻子似的战斗精神，是决计不可能问世的。然而雪峰只是默默地工作，不事宣传，但求实效，这也正是中国农民地母般的厚实性格在雪峰身上的体现。至于后来影印方志敏《可爱的中国》线装本，由师陀负责编定总名《鲁迅遗编》③的四种版画集，都曾得到雪峰的同意和支持，却已是出版《鲁迅日记》之后的余事，尽管意义重大，但对雪峰来说，似乎更加不在话下了。我爱朴素而不事华饰、沉默而不善辩解的性格。雪峰的农民气质，不知不觉地吸引住我，使我产生了深厚的敬意和好感。
不过农民气质在雪峰的性格里也留下某种弱点：严格而不免执拗，朴素而失之偏激。我和他曾经发生过几次争论。这种时候，雪峰嗓门转高，语气转急，本来带点家乡义乌腔的普通话更加结结巴巴，表面力持镇静，却无法掩盖住内心的激动。你说他刚正不阿也罢，说他桀骜不驯也罢，总之，他沉下脸，摆出准备搏斗的公鸡一样的姿态，令人望而生畏。不过，他的诚实仍然使你相信：这个人决不会弄虚作假，暗箭伤人；甚而至于只要相见以诚，满天乌云，随风消逝，反过来还会设身处地的接受别人的意见。因此，在我们相处之中，虽然有过不同的看法，却从未发生过正面的冲突。
我们的争论涉及对于鲁迅作品的理解。我向他请教这方面的问题，一般说来，他的答复总是相当精辟的，偶尔提些不同的看法，他也愿意倾听，接受。但有几次却不然，回想起来，大约是由于我的措词不当，或者态度不够谦虚的缘故吧。
最初一次是关于阿Q的典型问题。雪峰在《论&阿Q正传&》里，论证阿Q是“一个思想性的典型”。我不同意。我认为这样说违背了现实主义典型创造的根本原则，尽管鲁迅塑造阿Q典型的时候，在生活里作了广泛的和高度的艺术概括，然而阿Q首先是一个中国的普通的农民，一个血肉丰满、形象生动的活生生的人物。雪峰援引鲁迅自己说过的话，例如：画出“国民的魂灵”、揭发“国人的劣根性”、
“拼凑起来的脚色”等等，来为他的“思想性的典型”辩护，并说这不是他的创造，文学史上有过许多例子，俄国批评家别林斯基也说过。
“你为什么不去反对别林斯基呢?”他说。
“如果别林斯基也说这话，我就反对他。可惜他说的不是这意思。”
显然是这句话惹恼了雪峰，他猛地跳起来，一面比划一面说明，声音又高又急。我不作声，静静地望定他。他终于慢慢缓和下来。一场风波很快结束了。
第二次是关于《回忆鲁迅》这部书。一九五二年底到一九五三年初，我和魏金枝、孙石灵筹备《文艺月报》，每天都在一起，筹备工作稍闲，随便谈些文艺界的事情，鲁迅成为经常涉及的话题。《回忆鲁迅》刚刚出版，
自然也拉扯到了这部书，特别因为魏老和雪峰是浙江第一师范的同学，都是朱佩弦(自清)先生的学生。石灵虽然和雪峰不熟，但雪峰的文章几乎每篇都读，表示很钦佩，他对《回忆鲁迅》不满意，认为有自我炫耀的倾向；我和魏老都相信，雪峰的本意决非如此，这里有一个写法的问题：他喜欢把自己写在里面，又对鲁迅的话不厌其烦地进行疏解和说明，这样，读起来便觉得谈自己多，谈鲁
迅少，甚至给人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那年夏天我往北京，到苏州胡同探望他，雪峰送我一册新印的《回忆鲁迅》，我把在上海谈到的意见告诉他。他对“自我炫耀”一词感到很意外，带点诧异的口气说。
“我给乔木同志看过，他没有说。”
“上海持有这样看法的人很多，不止我们三个。”
雪峰脸色平静，态度镇定，但又时而流露出不安乃至苦痛的表情。我发现自己的话说过了头。他要我讲一讲具体的意见，我只简单的说了个大概。
第三次分歧是从《半夏小集》这个题目引起的。雪峰肯定“半夏”指的是中药半夏，取其药性“微毒”，从反面表达这篇文章的社会内容，和《无花的蔷薇》是一个意思。我认为这个发现很重要，很正确。中国向来称讽刺作品为“毒舌”，经常遭到社会的歧视和冷遇，鲁迅采用这个题目，正所以和本文“琪罗编辑圣。蒲孚的遗稿，名其一部为《我的毒》；……诚然，
‘无毒不丈夫’，形诸笔墨，却还不过是小毒”那段话，互相呼应，彼此印证。不过雪峰又说，
“半夏”并不代表时间。我却不以为然。他解释“夏天之半”为六月，认为六月间鲁迅病重，连简单的日记都无力记，更不用说提起笔来作文了。雪峰还反复考证，证明收在《半夏小集》里的九段杂感，写于八月间或者九月初，时间已是秋天，不能再称半夏。我的意见是：“半夏”既标时间，又寓隐喻，是一个含义双关的题目。其实半夏也不一定是“夏天之半”，倒可能是“半个夏天”。那年五六月间，鲁迅重病卧床，有时昏沉，有时清醒，缠绵四十余天。清醒的时候，他想到一些事情，提炼为短小的杂感，在脑海里盘旋酝酿，等到病稍见愈，便将夏天病床上的感想，收集起来，合成一束，名之曰《半夏小集》。所以，我以为夏天是构思的时间，而不是执笔的时间。至于被收起的并非玫瑰，倒是半夏，则如雪峰所说，借用中药之名，取其微毒之义，鲁迅在这里加上一层新意，仿圣．蒲孚《我的毒》而更进一步，成为一个双关的极有意思的篇名。
雪峰同意这些意见。他准备将已经发表的文字改正，我劝他不必，不如将来另写文章。我这样说，因为五十年代中期，阿Q的典型经过广泛的公开的讨论，雪峰将文章从《论文集》第一卷抽去，
《回忆鲁迅》也改出了删节本。我觉得这样做并不是好办法。人的思想是发展的，一个人有了新的见解，没有必要去改动或者消灭发表在一定历史阶段的看法，却可以另写代表新的见解的文章。可惜的是，他来不及写新的文章，遽尔逝世。现在，就象瑞金的故事一样，连这一点也轮到我来为他补写了，回顾前事，真不能不使人感到抱憾和悲痛。
然而使人抱憾和悲痛的不止这件事。大约是一九七三年吧，在多年没有见面之后，我走访了雪峰。他满头白发，形容枯槁，憔悴和瘦削使我第一次发现雪峰的苍老。他住在一间用衣柜和帐幔隔开的小房子里，患着严重哮喘病，一面谈话，一面咳嗽，有时连气都喘不过来。我看了很难过，劝他歇息，不要开口，稍稍平静之后，我们又象往常一样谈了起来。他告诉我他的长篇小说的命运，打算另起炉灶，从头写过。我看他身体虚弱，计划太大，可能影响健康，以为不如暂时放下，写些笔记回忆之类的短文。目前最迫切的是将几件和鲁迅有关的事情弄清楚，可以想到就写，有多少写多少，不去考虑什么体例和计划。雪峰接受这个意见。他说有的事情需要核查文字材料，而家里的书刊久已散失，我答应代为翻出送来，供他摘录要点。谈论之间，雪峰忽然想起我曾两次心肌梗塞，刚刚有点转机的病体，他劝我注意保养，并且改变主意，提出由他到我家里，边查书，边讨论，有的问题可以当场研究，或者动手另查资料，免得往返折腾。我们便这样决定下来。
从一九七四年春天起，每隔一个时期，雪峰便到我家里，和我一起翻查书刊，核对材料，有时也把需要继续翻阅的期刊带回去。在这段日子里，他重读了《无轨列车》上《革命与知识阶级》．一文，查寻了“左联”在华安大厦召开大会的线索，核实了反战会议开会的日期为一九三三年九月三十日，我们都不知道黄后是什么人，共同研究孙用提出“绘事后素”的隐名法，由我写信给陈子展询问黄芝岗(素)被捕保释的经过。商讨《半夏小集》也在这时候。雪峰一点一滴，毫不放松，核查了书信和日记里许多不大明确的事实。他象当初为注释定稿一样认真地工作着。
一天，有个在大学里教现代文学史的陌生人来访。知道这位座客是冯雪峰，他就滔滔不绝地谈起三十年代文艺思想斗争来，谁的理论“左”倾，谁的主张教条，乘间奉承雪峰几句．雪峰最讨厌阿谀逢迎的人。他紧皱双眉，十分厌烦地听着，终于忍无可忍，打断来人的话头，他说：
“难道我就不‘左’吗?我们都很‘左’。”
他举出几件事，独自承担了责任。
敢于承担责任是难能可贵的，不听来自周围的谄媚之词也许是更重要的美德。雪峰光明磊落。在那些日子里，他的情绪平静，已经没有象被错划为右派以后，人家只准他写太平天国历史小说，不许他将描写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卢代之死》继续写完时候的不平和偏激了。他所念念不忘的是“回到党内”，我觉触到一种婴儿寻觅母亲似的如饥如渴的拳拳之心，我一想到便万分难过。我和赖少其商量，作了一点不自量力和明知无益的尝试，在那时，接受我们呼吁的人本身就无所作为，结果自然如石沉大海，不会有什么反应。雪峰!茫茫人海，回天无力，说起来，愧对故人，我们实在是太渺小，太渺小，也太天真了一点啊!
进入一九七四年冬天，雪峰肺气肿复发，象吸干了青油的尚在燃烧的灯芯一样，正慢慢地暗淡下去，慢慢地熄灭下去。有一个时期，嗓音全失，即使相对而坐，也听不出他说的什么。我劝他休息，把书刊带回家去，精神好的时候，随便翻翻，不必再做记录。半年多来，我协助雪峰查对了一些材料，却不曾动问他写了多少，直到逝世以后，才知他只就几件大事，勾下一些可供回忆的线索，还来不及将具体事实从记忆里抄下来。现在，雪峰的问题已经改正，党敞开双臂将他搂入怀抱，沉冤得雪，遗愿已偿，雪峰可以瞑目。只是和鲁迅有关的一些事实经过，也象《卢代之死》一样，没有能够留存下来，曾经应他之约共同查过材料的我，仍不免感到抱憾和悲痛。雪峰追悼会举行前夕，我在西苑饭店匆匆写了一副挽联：
一身硬骨头，石壁铁窗，
灵山诗卷传衷曲，
千载痛心事，雪山草地，卢代墨痕付劫灰。
这里提及已经出版的《灵山歌》，也提及终成灰烬的《卢代之死》，却没有谈到雪峰想要完成的环绕鲁迅的几件大事的回忆，这是在他生命最后两年里曾经努力过的工作。我想，以雪峰对鲁迅的感情之深，对于这个未能完成的工作，他是不能不耿耿于怀的吧。而我，我惭愧自己仍然只能为他补上这简单的一笔。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十七日冯雪峰追悼会之日写完
附记：本文前四节一九七九年八月中旬写于江西庐山疗养院二分院，以后搁置行箧。终未完篇。今雪峰追悼会在党中央关怀下，正式举行，再补三节，告慰故人。
①独立房，当时中央局所在地。
②鲁迅：《准风月谈．我们怎样教育儿童的?》
③《鲁迅遗编》收入《引玉集》，
《小说士敏土之图》、
《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
《死魂灵一百图》等外国版画木刻四种，普及本纸张差，纪念本一百三十五部却颇精美。
原载：《生命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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