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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父亲悼词
一、根大命苦
我的父亲李仲煜原籍江苏省武进县卜弋桥锦凤乡周庄村。民国22年（1933年）农历10月21日，他出生于常州城神仙观弄一个贫穷的家庭。祖父在煤炭行做工，祖母做女佣。
据伯父说，我父亲出生不久就得了怪病，不哭、不出声，也不吮乳，几乎夭折。祖父急忙抱他去常州北直街神医屠揆先家中求救。屠揆先给我祖父一包塞在肛门的药说：“如果孩子哭了，有排泄液了，一切就好了，不要再来了”。就这样，父亲的小生命就被神医屠揆先救活了。于是，祖父给他起名“根大”——一个很土气但很吉利的名字。这个名字父亲一直使用到15岁，后在周庄乡绅金秀才的建议下改为李仲煜。
据父亲回忆，他儿时在常州城居住的房屋是一个简陋低矮的小平房，拥挤阴暗，而且还和另一家合租，极为不便。后来搬到化龙巷8号后，居住条件才有所改善。父亲说，他那时常常穿着破衣破鞋，有时大拇指还露在外面。由于家里大人成天为生计奔波，小孩无人照看，他们整天都和里弄一群小伙伴打闹。
父亲一生坎坷，命运多舛。除了出生时差点夭折外，小时候至少还有三次险些丧生的经历。三四岁时，父亲在家门口扒在凳子上玩，突然凳子翻倒，他滚跌到狭窄的街道上，一辆人力车拉着一个人从他身上碾压而过。大家都说完了，车夫也吓傻了。结果父亲从地上爬起来，安然无恙。七八岁时，在戏院里钻到戏台前看戏，因为个子矮，他用手趴在戏台边沿往上看，谁知刚好摸到电源插座，一下子全身发麻，身子被卷上台。周围人发现有人触电，纷纷避让。有一老者上来举起一板凳将他打下，救下一条小命。十岁左右，父亲住化龙巷8号，当时是楼上楼下的两间房。有一次，曾祖母从苏北来常州，住在楼上。父亲上楼向曾祖母要油条吃，注意力不集中，一脚踏空跌落楼下，当时就不省人事，经抢救呼喊才醒来，几乎送命……
按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但父亲儿时接二连三的“大难不死”换来的还是一生劳苦，可谓“根大命苦”，想起来都心酸！
父亲五六岁时，祖父便把他送到常州著名的龙城小学（今局前街小学），其前身龙城书院建于明隆庆六年（1572年），有过辉煌的历史。《校歌》曰：“东南人士，莫与常俦，惟武阳屈指首。龙城声望，炳焉千秋，与东林并不朽”。但父亲身在名校，却不爱学习。小学一年级上学期他就连读了三个。邻居开饭馆的万老板每次看到我父亲的成绩单就说：先生喜欢你，又留下了。父亲其实也很聪明，就是贪玩。直到五年级，父亲的成绩才好转，每次考试都不太费事了。
父亲读小学的时候，常州城已沦陷。凶恶的日本鬼子给童年时代的父亲留下了恐怖的记忆。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载了当时日军空袭的场景：空袭警报齐鸣，很多人都趴在地上，才四岁的父亲被压在最底层，一声不吭。还有一次防空演习，警报响起，我家电灯未及时蒙上黑布。一日本鬼子来检查，只有父亲一人在家门口乘凉，鬼子举起鞭子狠狠地抽了他一鞭。更有一次，日军直接带着刺刀冲到我们家里，幸亏祖母冷静与日军周旋才得以脱险。
父亲在回忆录中还记录了祖父受到日寇的一次羞辱。有一次祖父过常州城门，忘记给日寇敬礼，竟被鬼子狠狠地扇了两记耳光。祖父回到家气得病了一场，说是碰上了赤佬码子。我把这一段也记在“家史”里，让后代勿忘日本军国主义给我们造成的国耻与家恨。
父亲小学毕业后，于1946年秋升入私立常州中学就读。这也是一所常州地区著名学校。其前身是建于唐代的常州府学，有“千年府学，五朝文庙”之盛誉。学校师资力量较强，有前清举人秀才，也有西装革履的新派教师。
父亲就读初中的时候，家境已每况愈下。1947年祖父关掉煤炭行迁往周庄塘湾乡下后，父亲和伯父租住在一家裁缝店的阁楼上，楼板摇摇晃晃，两兄弟自己做饭，生活很是清苦。有一次英语考试，老师要求用钢笔，但父亲没有，到处找人借，直到上课铃声响，才借到钢笔。那次考试很多人不及格，而父亲成绩不错，得到老师的表扬。还有一次，班上同学每人捐两三斤米给一位贫穷的音乐老师，但父亲舍不得，没有捐。直到晚年，父亲想起此事，还觉得愧疚。
大约在1947年底，在私立常州中学只读了三个学期的父亲辍学了，回到周庄塘湾乡下。他在回忆录中记载了当时的乡村生活：
1948年的乡村生活，贫困潦倒。常为吃饱饭发愁，父亲靠借贷度日，有上顿无下顿，真是家无隔夜粮，有时靠吃青蚕豆度命。记得一次邻居小女孩杨锡凤一面吃着大麦饼子，一面嘲笑我……父亲为二斗米，被债主打了两计耳光。想想好伤心啊！
美丽的塘湾是周庄一个自然村，只有6户人家，分别住在小河的两岸。我家仅有两间草房，冬冷夏热，条件很差。祖父与周庄的丁家合养一头白水牛，占三分之一股，农忙时用来耕地。父亲在乡下时，祖父一般也不让他下地干活，基本无所事事。他曾经帮当地保长抄了一个多月的册子，还跟着保长去收了几次粮。有一年冬天，他冒着鹅毛大雪跑了十几里到厚余镇看戏，为怕棉鞋踩坏，他赤脚跑回家，脚都冻肿了。
1949年春节过后，祖父托人把我父亲介绍到常州西门怀德桥堍一家山货行做学徒。所谓“学徒”也就是今天的打工仔。父亲当时不满16岁，进店第三天就因为晚饭后出去了一下，被张老板训斥了一顿。当学徒很苦，起早摸黑，没有工钱，只管吃饭，头发长了无钱理发，也无钱洗澡。晚上睡觉连床都没有，只是抱一床被子在柜台下的楼板上凑合着睡觉。
1950年冬天，父亲参加了常州市工会组织的职工夜校学习，考试名列第一，获得二等模范，夜校奖励他一本笔记本和一瓶墨水。这是父亲人生第一次获得奖励。但老板不支持他上夜校，不给书费，晚上回来连店门都不让进。
常州解放后，怀德桥片区的公安局有意吸收我父亲到派出所做警察，但水果行的少东家生怕我父亲当警察对他不利，更担心我父亲留在水果行成为“公方代表”，于是劝说他离开水果行到位于苏州的“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并给他提供了路费。
二、军旅生涯
父亲进入华东革大的过程很简单。1951年元旦，父亲去无锡投考华东革大。不用文化考试，只要表态“愿意干革命工作”，并亮出自己的家庭成分就可以了。父亲文化程度是初中二年级，本人成份是响当当的“旧社会学徒工”，华东革大当然愿意录取这样的学员。
3月7日清晨，父亲叫了一辆黄包车，带上行李去了火车站。告别了学徒生涯，离开了常州。父亲在回忆录上这样写到：
离开常州时发狠不回来了。常州给我一段悲伤痛苦的回忆，几乎是在饥饿贫困线上挣扎过来的。常州人奸刁圆滑，恶毒无情。所以，我毫不留恋地走了。谁知天下乌鸦一般黑，到处都一样。离开恼人的常州，踏上的却是另一条荆棘遍野的道路。
在阅读父亲日记和回忆录的时候，我也想过，如果当年父亲不离开常州，或许后来不会受那么多苦，更不会沦落到鄂西北大山沟里去度过艰辛的大半生。当然，如果父亲不离开常州，也就不会遇到母亲，也就不会有我了。
3月7日，父亲赶到位于苏州北兵营的华东革大报到，被分配到革大四部42班。革大的一切对父亲来说，都无比新鲜：集体宿舍、高低床、蓝色制服、香喷喷的白菜油豆腐……比学徒生活好多了。在革大，主要是政治学习，进行思想改造。那时他只是不满十八岁的懵懂少年，对未来和前途充满期待。在日的日记中，父亲写到：“从今起，坚决抛弃家庭的思想包袱，树立正确的革命人生观……完成学习任务。这是我生命史上不可磨灭的一页。”
父亲在革大学习的几个月，身体一直不好，肚里长虫，反复生病，差点被学校遣送回家。还好，他坚持下来了。
日清晨，父亲同革大100多学员一起被通知上船，由两个老兵带队。船在太湖里走了一天，第二天上了岸，地点是浙江省吴兴县南浔镇（今属湖州）。列队集合，领导对他们大声宣布：同志们，从今天开始，你们都光荣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样，不满18岁的父亲，糊里糊涂地进了革命大学，又糊里糊涂地当了兵。他在新兵集训3个月后，被派往第三野战军卫生院第二野战医院护理学校学习一年，后在九九医院四分院担任护理兵。
这个野战医院驻浙江湖州南浔古镇小莲庄。小莲庄为晚清南浔首富刘镛所筑的私家花园，园林占地27亩，山色湖光，凿池栽芰，点缀亭台楼阁，步移景异，颇具匠心。
父亲入伍后对自己要求很高、学习和工作都很积极，很快被战士们推选为政工干事。那时正值抗美援朝时期，从前线转移过来的伤病员很多。父亲每天都很忙，他还因为抢救伤病员工作做得出色，荣立过一次三等功。父亲说，要不是他年龄小，说不定也上朝鲜战场了。他的一位要好的战友上了战场，临走前留给我父亲一个鸡蛋，借走了他的钢笔，但不久就牺牲在朝鲜。
荣立三等功是父亲五年军人生涯的唯一亮点。父亲那时年轻气盛、秉性耿直、充满激情、想象丰富，常常用“打油诗”和“漫画”来消遣心中的郁闷，并因此犯了“错误”。
关于父亲在部队所犯“错误”，在我家一直讳莫如深。父亲从未对我提起过，我小时候只是略知一点，好像与“胡风”这个人物有关。胡风（）是当代著名的文学家，建国前曾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书记，对进步文化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1955年5月，胡风等人被打成“反革命集团”。6月份开始，全国展开揭露、批判、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全国数千人受到牵连。而我父亲这样一个远在南浔古镇的小兵，与“胡风反革命集团”有什么关系呢？
多年后，我翻阅父亲生前留下的笔记才了解到大致情况。1955年，部队开展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有一天早上，父亲在《人民日报》上看到方成的漫画，画的是蒋介石手持花圈，上联写着“胡风千古”，下联是“蒋介石敬挽”。喜欢漫画的父亲，拿起粉笔就在黑板上临摹这幅漫画，谁知刚画了一半，写到“胡风千古”，还没来得及写上“蒋介石敬挽”，吃早饭的哨声响了，父亲丢下粉笔就吃饭去了。结果，一场悲剧由此展开。父亲留在黑板上的“胡风千古”被认定为“反动标语”，他因此受到一系列严厉的审讯和批判。整整几个月时间，父亲被极左分子整了又整，使这位20出头的年轻人陷入“白色恐怖”之中。部队当时把父亲的问题作为“悬案”未作处分，直到几年后父亲在武昌医专读书时，学校才正式给他一个处分：留团查看一年。据父亲说，当时学校有人恨不得把他置于死地，但当时党委丁书记手下留情，给了留团查看。但这个处分仍然对父亲后来的工作、生活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成为他一个严重的“历史污点”，直到三中全会后胡风被平反，父亲的处分才得到纠正。
父亲青年时代的这次遭遇彻底改变了他的性格。从此，父亲变得噤若寒蝉、谨小慎微，再也不敢乱写乱画了。我小时候，大概是遗传的因素，极为喜爱画画，表现出较高的天赋。从来没人教过我，但我拿起铅笔、粉笔几笔就能画出各种栩栩如生的人物，被同学们赞叹不已。但有一次父亲无意中发现我在本子上画的人像，极为愤怒。他责令我立即撕掉，并警告以后不准画画，这样会犯政治错误！这让我感到委屈和不解。现在，我终于理解和明白父亲的良苦用心了。
三、求学武昌
1956年6月，父亲以“正班级战士”的身份正式复员，踏上返乡的路程。父亲的回忆录中这样写到："一路下雨，苍天为行人落泪。满腔热情投身革命，只落得如此冷落无情。"
6月10日，父亲到常州市转业建设委员会报到。委员会的负责人对我父亲说：虽然你有文化，但工作不容易找，卫生局联系过，但希望小，要做好准备回乡下好好生产。父亲听后，心里凉了半截，甚至有到新疆工作的念头。两天后，父亲回到周庄塘湾乡下。看到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年迈双亲，想到渺茫的前途，内心无比的悲凉。在乡下，正赶上收麦子，父亲帮家里干了几天农活，太阳把他晒得发昏，皮肤晒得发紫，第一次切身体验到种田的艰辛。
指望政府安排工作无望，父亲只好转而想到升学读书。那时他已经接近23岁，当年初中三个学期学到的知识多已忘却。但父亲还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经当地政府介绍，到溪南中学（夏溪中学）补习功课。由于他穿着军装，进出很显眼，入学第二天就被选为班委。7月18日至19日，父亲以同等学力参加中等专业学校招生考试。不久成绩出来，语文和政治不错，但数理化都不及格，自觉录取无望，已死心塌地下田干活。8月5日，录取学校发榜。父亲到街上看，果然名落孙山。只好再到常州转业建设委员会和武进县政府打听工作安排的事情，看不到任何希望，干脆到丹阳县蒋墅镇亲戚家玩几天。
8月12日，命运突现转机。祖父一清早拿着通知书赶到蒋墅镇。打开一看，原来父亲被正式录取到湖北省武昌医士学校。这个意外惊喜，让父亲兴奋异常。
武昌医士学校位于武昌张之洞路，建于1949年，原名为湖北公医专科学校，1953年院校调整时改建为武昌医士学校。日，父亲在日记这样写到：“我一定好好学习，不辜负人民对我的期望，才对得起父母。以复员军人的荣誉鞭策自己，要求进步，争取进步！”
九月一日正式开学后，父亲便投入了紧张的学习。他此时已经接近23岁，文化基础不好，且离开学校将近10年，许多基本的数理化公式都不知道，但父亲凭借顽强的意志、虚心的态度和超强的记忆力很快赶了上来。第一学期期末考试，除体育得了4分外，其他课程全部5分，名列全班第一名，被推选为学习委员。
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中，中央提出“十五年普及高等教育”的口号。在此背景下，全国大批中专学校升格为专科学校。当年9月，武昌医士学校被宣布改为武昌医学专科学校。这样父亲突然间从中专生升格为大专生。父亲得知这个消息后很兴奋，在日记写到：“我在心在跳，多年的梦想实现了。穷孩子竟然也当起大学生来了。”
父亲在武昌读书最大的收获，还不是意外拿到大专文凭，而是认识他的同班同学，来自江苏常熟的缪韵良，也就是我的母亲。有一年暑假在回江苏的船上，父母在甲板上合奏了一曲《我的祖国》：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美妙的旋律拉近了两个年轻的心。大概在1959年，父亲和母亲正式确立了恋爱关系。当年暑假，两人一起回到家乡。母亲第一次到父亲的老家周庄塘湾，住了三天。有一天一家人在河边乘凉，母亲不小心凳子翻倒，掉到河里。接着父亲到母亲的老家常熟浒浦玩了三天，受到热情接待。
在武昌医专读书时，学校安排学生到湖北各地乡镇除病虫害，父亲去过潜江、京山、枣阳，母亲去过郧县等地。据母亲回忆，她在郧县五堰（今属十堰）农村时，正赶上灾荒，住在农民家，没有饭吃，什么树叶野菜都吃过，人饥得都浮肿了。
1961年毕业之际，父亲和母亲在武昌首义路的婚姻登记部门领取了结婚证，成为正式的夫妻。接着他们回到老家，在上海住了几天，又回了常熟。那时物资匮乏，他们更是一贫如洗，凭结婚证买了脸盆一个，糖4斤，两边家共送了70元钱和枕套一对，这样就算结婚了。父亲在晚年撰写的回忆录中这样写到：
这辈子找miao（我母亲）做终身的伴侣是幸福的。她纯洁、善良、刻苦、勤劳、通情达理，使人信得过。几十年来，她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我的事，跟着我吃了不少苦，穷了大半生，染了一身病，一言难尽。我要好好待她，不能欺她，要对得起她。
这是父亲对母亲最中肯的评价，是他的肺腑之言。
四、大山岁月
1961年11月，父亲和母亲正式从武昌医专毕业。他们没有任何关系和门路，只能听天由命，任凭学校分配。他们毕业时已被确定分配到湖北相对偏僻贫困的襄阳专区。而更不走运的是，等他们结婚回家一个月后返回学校时，襄阳专区好一点的县如随县（今随州市）、枣阳等都已经满员，他们只能派往更偏远的光化县。
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面。这里需要简单介绍当时的湖北行政区划。60年初期的襄阳专区包括后来的襄阳、郧阳两个地区，而当时的光化县是由原来的均县和光化县两个县合于1960年合并而成，原来均县辖区在山区，原光化县辖区在平原。如果当时父母分配到光化县的平原地区，也就是后来的老河口市，日子也会好很多，但当时两个江苏人到光化县卫生局报到时，显然不可能得到任何照顾，直接就被派遣到地处山区的光化县第二人民医院。
1962年元旦过后的一天，父母搭上一辆货车，颠簸上路，往西行进，越走山越大，越走越荒凉，想到一辈子要做大山里的人了，父母内心有说不出来的凄凉和无奈。
光化县第二人民医院位于道教圣地武当山脚下的草店。60年代初的草店人口不足千人，只有一条几百米铺着青石板的街道。物资供应极度匮乏，到街上的商店，连个饭碗都买不到。
光化县第二人民医院倒是一家有些历史和规模的县级医院。在均县和光化合并前，这个医院就是均县最大的医院。1961年，该医院有医生60多人，其中不乏一些毕业于武汉医学院、湖北医学院等著名医科院校的医生。父母虽然是专科毕业，可业务水平一点不低于那些本科生，加上他们的敬业和勤学，很快成为医院的业务骨干。母亲做了一名妇产科医生，而父亲因为眼睛近视，不适合做手术，被安排做内科医生。父亲去医院不久，就跟随均县名中医黑仁山学习中医，长达八年，这使得“中西医结合”成为父亲的看家本领。
1962年，均县与光化县分开，光化县第二人民医院改为均县人民医院。过了一两年，为了配合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建设，均县政府决定从均县人民医院抽调一部分医生，在70公里之外的丹江另建新的县医院，而原均县人民医院改为草店卫生院（即后来的均县第二人民医院）。父母作为年轻医生，在政治上又不是党员或者积极分子，自然被留在草店，再次失去一次离开大山的机会。
在草店，父母亲的生活条件极为艰苦。一开始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晚上只能睡在办公室，白天把铺盖卷起。后来在内科诊室内安排了一个10平米的住处，没有家具，无桌子，连个小椅子都没有，只有一张床，两个脸盆，一个热水瓶及两个破箱子。工作极为辛苦，日夜看病加班，无星期天，无节假日，还经常顶着严寒酷暑到大山里出诊或搞巡回医疗。母亲虽然也多次下乡，但父亲去的地方更是偏远和艰苦。官山、盐池河、菠萝岩、太山庙这些武当山深处的偏远高山地区都留下父亲的足迹，有的地方一住就是几个月。住在农民家，吃的是包谷面，晚上床上被子里到处爬着臭虫虱子。有次父亲到菠萝岩出诊，在当地大队书记家喝三碗稀汤包谷面，爬到山顶，已饿得两腿发软，瘫倒在地。当年父亲和母亲上山下乡为山区农民治病吃的苦，三天三夜都说不尽。
1962年12月，姐姐出生。当时正值隆冬，没有热水，父亲就到河里，敲开冰层洗衣服洗尿布。因为请不起保姆，无人照看，姐姐有一次差点被狼给吃了。那时武当山地区生态环境好，狼很多，常常跑到街上觅食。有一天，一条饿狼跑到医院来，被人追赶，狼竟然窜到我家门口，而姐姐正躺在门口的摇篮里！幸好狼被人追得太紧，它来不及把姐姐叼走，总算有惊无险。在这种情况下，父母经过反复考虑，在姐姐1岁零4个月时，把她送到上海请祖母帮忙照看，直到她到上学的年龄才接回湖北。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全国陷入一片动乱中，连偏远的草店小镇也不例外。工作组进院，红卫兵成立，“红色恐怖”笼罩医院，人人自危。父母本想保持中立，但还是成为批判的对象。早上起来，我家的门开不了，原来造反派和红卫兵用大字报把我家门都封死了。大字报的标题更是耸人听闻：历史反革命！多年后，父亲回忆这段历史仍然觉得是一场恶梦。
1968年上半年，因为丹江口水库扩建，草店被淹没。草店卫生院迁往5公里之外的老营。相比草店时期，医疗条件有了一定改善。但当时还处于“文革”时期，父母在医院虽然是业务骨干，但在政治上从来抬不起头来。仍然经常下乡搞巡回医疗，到山里出诊不计其数。医院的领导是老爷作风，从来不把我父母这样的知识分子放在眼里。父亲记得有一年春节会餐，当时的医院书记下来给大家敬酒，却跳过他不敬。从这点就可以看到，父母当年地位之卑微。
1968年10月，我出生。因为是第一个儿子，深受父母的疼爱和重视，很早教我唱歌识字。六年后的1974年10月，弟弟李磊出生。父亲总觉得弟弟很像他小时候，对他极为疼爱。
整个70年代，我家的经济状况一直很困难。父母的工资，每月加起来只有90多元，他们要养三个孩子，并坚持每月向双方的老人寄钱。每隔几年父母还要回老家，每次都要向单位借几百元，回来后还债成为一大负担。每个月凭票供应的猪肉，父亲都想办法买成肥肉，这样可以炼油。家里吃肉很少，每天基本都是蔬菜。海带、鸡蛋、豆腐都是好菜。父亲做的菜干饭很好吃，其实就是把大白菜与米饭一起蒸，用猪油拌一下吃。蛋炒饭更是美味。有一次，我端着一碗蛋炒饭狼吞虎咽，噎住了。父亲很生气，训斥了我几句，我一哆嗦，饭碗掉到地上。到了中秋节，买不起月饼，母亲就自己做，味道一样好。
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在离家十里外的县二中住读，伙食极差，营养不良。父母有时会带上海鱼或包子来看我，当场在宿舍用酒精炉给我热着吃，我觉得这样在同学中显得特殊，坚决不让他们这样做。有年寒冬腊月，父亲专门骑车十里到二中来告诉我，他刚做了红烧肉，叫我一起回家吃。还解释说本来要带来，但怕冷了，所以专门过来让我一起回去。我嫌麻烦拒绝了他的好意。父亲很遗憾，走的时候还塞给我两块钱，让我注意营养。很多年后，我每想起这件事，都忍不住要流泪。
为了省钱，父亲在家后面开辟了一个小菜园，种了很多种蔬菜，有梅豆、丝瓜、茄子、白瓜、南瓜等等，蔬菜丰收的时候，自家都吃不完，送一些给邻居。有时，父亲还带着我到剑河上游去捉螃蟹。那时候，剑河水清澈见底，深入高山下的河沟里，走上一两里路，随便翻开一个石头，都有好几只螃蟹跑出来，一上午搞一袋子螃蟹，带回家拌上面浆用油炸着吃，这是最难得的美味。家里做饭烧柴，大部分柴是父亲到山上去捡的，有时一天上山两次。姐姐和我也上山捡过柴，我那时小，主要捡点松果，大一点才捡过一些杉树枝。那时，上山捡柴和下菜园种菜是父亲业余时间最喜欢干的两件事，苦中有乐。
父亲到了1978年，他参加工作后的第27年（从革大算起），才买了第一块手表。这块上海牌表他也只戴了8年。1986年我上大学时，父亲把表送给我。我又戴了12年，直到1998年才换了石英表。父亲送我的这块上海表，我一直珍藏着，舍不得再用。有时我拿出来上发条，表还能正常运转。
“三中全会”后，特别是80年代后，随着知识分子地位的提升，父母的境况有了根本的改观，用父亲的话说是“真正的翻身”。1980年，父母同时晋升为主治医师，成为改革开放后郧阳地区县级医院第一批主治医师。1984年，父亲被任命为丹江口市第二医院副院长。80年代上半期，母亲还被派往上海进修一年，并当选为均县（丹江口市）政协委员。
五、父爱永恒
日，父亲和母亲离开武当山脚下的老营，调往位于丹江口市城区的市第一人民医院（简称市医院）工作。父亲被任命为副院长、母亲担任妇产科主任。父亲在回忆录中这样写到：
在草店、老营整整住了二十六年，几乎走完了人生的一半……事情太多，平凡琐碎。有欢乐，也有忧伤、气愤，也有留恋之处，毕竟生活了二十六年。……离别了耗尽全部青春的老营。记得（临走的）那天清晨，在汽车站，难过得几乎要掉泪，是留恋？是怨恨？说不清，一片无限惆怅。
1987年，父亲和母亲顺利晋升副主任医师。同年底，母亲被派往阿尔及利亚工作两年，担任该国马斯卡拉省格里斯医院中国医疗队医生。1989年5月，父亲改任市医院党总支专职副书记。当年11月，母亲回国。父亲到北京接母亲，机场与母亲相见，两年不见，两个人都老了，尤其是父亲头发都花白，人显得苍老。
1990年，父亲母亲团聚，父亲的工作环境改善，我也从华中师范大学毕业分配到郧阳师专任教，家里的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但父亲的身体却在这一年出了大问题。
父亲的身体本来一直很好，精力充沛。大概在80年代末，他还参加过一次丹江口市长跑比赛，获得中老年组第九名，被奖励九龙保温杯一个。但在1989年，他身上皮肤莫名其妙出现了一两个红色的圈状斑块，当时并没有在意。1990年斑块有发展，不得不重视。当年10月10-20日，父亲先后在襄樊、武汉、上海三次病检，确诊为“蕈样肉芽肿”，一种极为罕见的皮肤恶性肿瘤。
父亲得了癌症的噩耗犹如晴天霹雳，让全家陷入悲伤和惶恐之中。我当时刚刚参加工作，得知父亲得了癌症那一刻，突然间觉得自己长大成人了，我暗自流着泪下决心从此要孝敬父母，要为这个家庭承担更多的责任。父母在生活上溺爱子女，从未让我做过任何家务。父亲生病后，我很快就学会了做饭，虽然手艺很差，但可以让父母下班回来吃上现成的饭菜。
父亲一时也陷入绝望深渊，但经过上海华山医院一位姓李的副教授耐心解释，说是这种一种恶性程度较低的癌症，一般能存活10年，好的还能活20年甚至更长，他才如释重负。那天，父亲从华山医院皮肤科的诊断室出来，激动得泪流满面，他决心要顽强活下去，至少再活十年！
父亲接受了李副教授保守治疗的方案，回到丹江。此后每天坚持清晨四五点起来，到公园里锻炼身体，练习气功，郭林新气功、太极拳、香功、三十二剑、八仙剑等，练过很多种。90年代的前三四年父亲身体状况基本稳定，他也比较乐观。虽然病情一直在发展，但较为缓慢。
1992年8月，就是邓小平南巡讲话那一年。父亲也第一次南下，与同事一起到广州、深圳、珠海开会、游玩。他在深圳国贸大厦和沙头角中英街外照了像。因为舍不得30元的门票钱，没有到他很向往的“锦绣中华”游玩。父亲回到家，一直说深圳好。他没想到，十年后的2002年8月，我们调到深圳工作，在这里当上教授，买了房子、汽车，过上平安幸福的生活。这一切，他永远都不知道了。
1994年1月，父母同时通过湖北省卫生厅正高职称的评审，双双成为郧阳地区县级医院首批主任医师。
1994年8月中旬，我离开丹江，到几千里外的厦门大学高教所攻读硕士学位。那天晚上，父亲把我送上汽车，看到他苍老的面容，再想起家中嗷嗷待哺的女儿，我一阵心酸，泪水止不住地流，觉得自己此行相当自私。
日，父亲正式退休。他1951年参加工作，1994年退休，整整工作了43年。虽然一直辛苦操劳，但突然不上班、清闲下来，他还是感到了失落和不适应。他在日记中写下十二个字勉励自己：“知足常乐，自得其乐，助人为乐。”
但父亲清闲的时光很短暂，退休之后家中不断发生的事情，让他操碎了心，身体每况愈下……
1997年9月，我到汕头大学工作后，旺焕也到华中师范大学脱产学习两年。她是1996年考上的本科插班生，当时女儿小，办了一年休学，这次再不去就彻底失去学籍。父母依然支持旺焕去武汉读书，这样照顾小青的重任就落在年老多病的父母身上。这时父亲的身体已经很不好，身上的病变的斑块都长满了，连成一片。但再苦再累，父母也是全心全意照顾好小青。可爱的小青也给两位老人带来很多乐趣。父亲每天都给小青讲故事，教她古诗词，并在日记中记载了小青的点滴进步。
1998年9月，80岁的外婆患基底细胞癌需要手术治疗。恰好旺焕有一个月实习假期，带小青去了汕头玩。父亲和母亲立即启程到常熟照顾外婆。在常熟市第一医院，母亲照顾了10天，父亲照顾了5天，直到外婆出院才回浒浦。而父亲自己此时也是带着一身病痛的癌症晚期病人啊！
到了1999年，父亲的身体越来越差了，皮肤溃烂的地方越来越多，全靠母亲天天换药。换一次药要一两个小时。父亲感叹母亲的耐心，说换了是他，做不到这么好。5月17日是一个阴雨天，上午9点30分，父亲无意中发现右腋下淋巴肿大，按照病程的规律，浅表淋巴肿大意味病情已经到了晚期，存活时间平均只有1.7年到2.5年之间。父亲很难过，中午才把这个坏消息告诉母亲。父亲发现，母亲中午没有睡着，在悄悄抽泣。父亲在当天的日记中这样写到：
人都是要去的，想到这一点也就坦然了。最让人放心不下的，最舍不得的是老伴。一个人怎么过？她好多事做不来。让指日可数的日子好好过。
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的父亲仍然在为我们的事情操心。5月25日，父母又为旺焕毕业改派的事情到了师专找了校领导，但师专领导的态度坚决：不放人，赔钱也不行。万般无奈之下，旺焕只好决定放弃师专的档案，不辞而别到汕头一所中学任教。日，我和旺焕带着小青离开丹江，去遥远的汕头安家。父母都舍不得小青。父亲在日的日记这样写到：
心里非常难受，实在舍不得小青，带了两年，现在走了，实在舍不得。小青好玩，可爱，说话像大人，背诗100多首，连散文《岳阳楼记》也能背，才五岁半，确实不容易。她每天给我们带来不少欢乐，现在走了，怎么舍得？我录了三盘磁带，每天听听，想小青时听一听，声音是那么亲切、优美。
1999年10月至2000年元月，父亲和母亲回到江苏。先是给弟弟操办了婚礼，接着在12月底到上海华山医院看病。自从父亲患病，多次到上海找华山医院李副教授看，一直采取保守方案，没有进行化疗和放疗，但这次李副教授看了看父亲身上的溃烂情况后，连一句安慰的话都没有说，只是说要化疗了。父母虽然难过，但无可奈何。元月6日，父母回到丹江。
在丹江休息了不到10天，父母又乘坐火车到汕头过年。他们在汕头很开心，参观了汕头大学、礐石风景区、海滨广场等地方。他们还去了三次汕头大学附近的龙泉岩，父亲在那里抄了不少佛教格言。我和旺焕的不少同事，听说我父母来了，纷纷带着礼品来家看望。
在汕头，小青天天和爷爷奶奶一起玩，爷爷给她做了不少手工玩具，还教她写字，复习古诗词。爷爷买的“四千金”VCD，小青百听不厌。小青非常喜欢爷爷奶奶，她每天都把爷爷排第一名，奶奶排第二名。
父母临走前一天中午，小青发现我买了一些火车上吃的食品，意识到爷爷奶奶要走，伤心地哭了，要爷爷奶奶不要走。经过我们反复说明，爷爷奶奶是回去“配药”，马上还回来，她才不哭。但第二天，她喜欢的爷爷奶奶走了，而爷爷再也没有机会来汕头了。父亲在日记中这样写到：
2月5日中午12时真走了。在汕头火车上，隔着窗户，小青在火车旁主动做了两个美丽动人的舞蹈造型，好感人，好让人难舍。小青确实可爱、可亲！江苏、广东都去了。回丹江安心治病化疗，前途未卜，但为了这个幸福的家，要挺住，坚持下去，战胜病魔，多活几年，说不定还能重游江苏、汕头。
这是父亲一生记的最后一篇日记，时间是日下午，笔记本用完了，字都写到了笔记本最后的封底上。此时作为医生的父亲恐怕也没有想到，即使算上这一天，他的生命也只剩下最后的111天了！
从4月开始，父亲进行了化疗和放疗。疗程结束，起初的情况较好，个别溃烂的地方甚至有愈合的迹象，但到了6月下旬，父亲的病情急转直下。那时，我刚刚从汕头回到丹江。当时父亲已经在发烧，但坚持下楼给我买了几瓶啤酒，还亲自修了空调的出水管。从7月开始，高烧不退，吃不下饭，什么退烧的方法都用上了，还买了一支羚羊角磨浆喝，但高烧就是不退，始终在38度甚至39度以上。
7月中旬，父亲身体已经极度虚弱，连楼都上不动了。那天中午，母亲一进门，就对我说，你下去扶下你爸爸，他上不来了。我赶紧下楼，扶着父亲一步步上来。我难过极了，回到家忍不住到厨房哭了。曾几何时，军人出身的父亲在我心中是多么健壮、精力充沛呀，而此时病得连上楼都艰难！
7月底，父亲不得不住院治疗。离开家的那天，父亲坐在床边迟迟不走。他知道这次住院恐怕回不来了，他舍不得这个家呀！他随身带了一本书，就是我给他买的《东周列国志》，这是父亲晚年最喜欢读的书。还带着全家人的照片，他估计这次住院时间长，特别是小青、弟弟、我们夫妻，开学了可能会走，他想我们了，就看看照片。但父亲没想到，他在医院只住了一个星期。
他住院的前一两天，尽管高烧不退，但还能自己下床，亲自整理床铺。他是一个坚强的人，只要有一点力气，都要自己做事。从8月1日开始，父亲全身器官极度衰竭，眼光浑浊无神，面色呈现腊紫色，已经不能自己起床，大部分时间处于半昏半睡状态，两眼始终挂着泪珠，但清醒过来的时候，就和我们说话。暑假旺焕回来找师专要档案，对这个事情，父亲一直在操心，问了我几次，档案要到了吗？还有姐姐的工作，让他放心不下，计划找院长谈谈。
高烧仍然不退，吃不了什么东西，开始尿血。主管医生把我叫到办公室，告诉我，你爸爸已经不行了，就这几天，你要有思想准备。我听着，欲哭无泪。花了几千元从河北买来的什么特效中药也寄到了。父亲强打精神看了说明书，笑着说，卖挡的（骗人的）。吃了几口，实在咽不下，就没吃了。
母亲尽可能让父亲吃一点东西。有一天，他想吃点西瓜里青皮的部分，母亲喂了他几口，就吃不下了。还有一天，他吃荞麦馒头，觉得好吃，多吃了几口，但肚子一天都胀着，根本消化不了。我责怪母亲不该给父亲吃这个。父亲听了，马上批评我说：你可不要说你妈妈，她是这个家最辛苦的人！每到晚上，父亲都要把我和弟弟从病房赶走，他说你们不要在这里，我住院一百天，你们陪不了。这样，父亲住院一个星期，母亲陪了六个晚上。
8月4日晚，我看母亲太辛苦，坚决要陪父亲。睡觉前，我扶着他到卫生间洗脸，他还把假牙取出来自己冲洗干净放好。我看着难受，想着这个假牙还能用上几次？5日凌晨，护士给父亲量体温，接着打点滴。父亲对护士说，不要用激素。这竟然是父亲一生说的最后一句话。从这句话可以看到，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父亲还强烈地渴望能多活几天。大概清晨4点多，父亲血压突然下降，浑身冰凉。我赶紧把母亲从她休息的值班室喊来。母亲来了一摸父亲的脉搏就哭起来。她说，你爸爸不行了，末梢循环都没有了，赶紧让医生通知院领导过来。我不相信母亲的话，觉得这么早叫别人过来不太好。但母亲是有经验的医生，感觉是准确的。院领导还没有赶过来，父亲就不行了。只有出气，没有进气。我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况，不知所措。仅仅过了几分钟，连接父亲心脏的监测仪屏幕上凌乱的曲线变成了一条直线：我最亲爱的父亲永远地走了！
有些遗憾的是，我当时太伤心，头脑一片空白，没有记下父亲离开这个世界的准确时间。大概在日凌晨5点半左右。
父亲生前立下遗嘱并公证，他去世后不举行任何仪式，不收礼，不停放，直接火化安葬。父亲这样做的目的，是不想麻烦别人，更是不想让家人，特别是母亲再受累。他还告诉母亲，家里也不要摆上他的遗像，以免看到伤心，就只当他出远门了。遵照父亲的遗嘱，8月5日早上，我们就把父亲送到殡仪馆火化安葬了。我们全家以及医院领导、生前同事到殡仪馆送别。当父亲的遗体从我们身边推走运向火化炉时，全家人悲痛欲绝。六岁的小青，开始还没搞清楚是怎么回事，甚至认为爷爷还会再醒来，但她发现爷爷被运走时，才明白再也见不到爱她疼她给她讲故事做手工的爷爷了，大哭不止。回到家，小青在纸上画了一个墓碑，墓碑前有一个花圈。两边用拼音分别写着：亲爱的爷爷，爷爷你好我想你。如果爷爷在九泉之下知道小青这样想念他，一定很欣慰。
对于父亲的去世，尽管全家已经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但仍然陷入巨大的悲伤之中。5日上午从墓地回到家，母亲看到床上父亲的枕头，又抱着哭起来。我强忍着悲痛劝母亲不要太伤心，不要搞坏了身体。有一天，母亲对我说，你知道为什么你爸爸最后几天睡着时眼角一直有泪水吗？其实他没真正睡着，他的内心是清楚的，他是舍不得走呀！
7日，我们到墓地给父亲立碑。家人都离开了，我一个人留在父亲的碑前。想着父亲的音容笑貌，想着32年来父亲对我的爱，一幕又一幕浮现在眼前。我扶着父亲的墓碑，放声大哭，压抑了几天的悲伤得到宣泄……
父亲出生贫寒，经历坎坷。少年时代辍学打工，青年时代受到冤屈，长期抬不起头来。大半生都在鄂西北大山中生活工作，没有享过多少福，晚年好不容易在政治上翻身，在经济上有所改善，又得了重病，虽然一直顽强与病魔斗争，但最终还是不治，去世时还不到67岁。
父亲是亿万中国老百姓中普普通通的一位，也是成千上万中国知识分子中普普通通的一位，历史不可能记住这样一个平凡，甚至可以说是卑微、渺小的个体，但在我们的心中，父亲拥有一颗伟大的灵魂，是天底下最好的父亲。他孝敬父母，珍爱妻子，疼爱子女，把全部的情感和心血都献给自己的亲人，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牵挂着亲人，把全家人的照片带在身边；他医德高尚，医术高明，擅长中西医结合，一生上山下乡，救人无数；他勤奋好学，虽然初中都没有读完，但后来在医专读书考试第一，中年自学英语日语，甚至还当过卫校英语教师；他兴趣广泛，多才多艺，能识乐谱，会拉二胡，画画有一手，晚年给孙女做的手工惟妙惟肖，尤其喜爱文史，爱读古典小说、诗词；他勤劳能干，承担了大部分家务，困难时期还上山捡柴，下地种菜，甚至会自己动手制作躺椅等家具，是地地道道的能工巧匠；他勤俭节约，从来舍不得多花一分钱；他朴实善良，与人为善，但不善交际，更不会趋炎附势，讨好领导，因此长期吃不开，受到的委屈数不胜数……
父爱如山似海，比天都大，对我来说是不可磨灭的情感和精神支柱。虽然父亲离开我们14年了，但我们对他的思念从未停止。我虽有孝心，对父亲的感情极深，但在父亲生前，我从来没有对他说过什么，也几乎没有为他做过什么。“父母在，不远游”。我却为了所谓的前途早早离开父母，到南方读书谋生。父亲生病十年，作为长子的我几乎没有尽到照顾的责任，也没有能力提供任何经济上的支持，反而让他不断为我操心，想起来无比愧疚。如今我们生活条件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却没有机会再为父亲尽孝。“子欲养而亲不待”，这是一生最大的遗憾和悲哀！
当这篇文章接近尾声之时，我的第46个生日悄然来临。人到中年，每念及父母养育之恩，内心总涌动出无限感慨。
父亲已经离开我们整整14年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他的思念有增无减。很多次，我都想为他写点什么。特别是2010年8月父亲去世十周年和2013年10月（农历）父亲诞辰80周年时，我都想动笔写一篇怀念父亲的文章，但一直没有动笔。不是我懒惰，更不是我忘记了父亲，而是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父亲生前对我非常疼爱，我成长的每一步都倾注他的巨大心血，任何语言和文字都无法表达我对他的怀念和感恩。
前些时候，84岁的伯父从上海给我写了长达49页的信，详细叙述的李家的“历史”。国庆期间，我借整理“家史”的机会，把父亲的一生做了叙述，并表达了我的思念之情。本来只想简单地写一点，可越写越长，特别是写到父亲生命的最后时光，几乎是提笔落泪，百感交集，思念、难过、愧疚、遗憾一起涌上心头，一时不知所云……总算写出来了，了却一桩心愿。因为是家史不是自传，我不可能把父亲对我的点滴关爱都一一叙述。等以后有时间，我还要再写。我相信，倘若父亲泉下有知，会听到我们心声的。
我父母的一生是新中国最底层知识分子的人生缩影。他们这一代人一生艰辛，只有奉献，没有回报。从小受苦，青壮年时代赶上“自然灾害”和无休止的政治运动；改革开放也没有真正让他们过上好日子，上有老下有小，工作辛苦，不停操劳……好不容易熬到退休该颐养天年，身体又不行了。父亲已经早早走了。我们祈福母亲能够健康平安开心每一天，长命百岁！我们坚信，这个目标一定能实现！
亲爱的爸爸妈妈，我们永远爱你们！
我与父母的合影（1974年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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