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心态调查报告不应该小题大做

邢福义:学术研究不妨多点“小题大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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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文章?关键在于选题。
  一般来说,题目小而涵量大,这是好选题。首先是题目要小。这是为了能够对问题做穷尽性的发掘,保证把文章写得深入透彻。小到什么程度?或者针对一个事实,或者针对一个事实的某个侧面,或者针对一个事实某个侧面的有代表性的现象。其次是涵量要大。这是为了存有可以“大做”的空间。所谓“涵量大”,一方面对内具有可掘性,好比开矿,想要开掘的地点有丰富的蕴藏;另一方面,对外具有引发力,可以由此及彼,带动连贯性、系列性的追踪研究。
  说个具体例子。“最”是什么意思?权威的《汉语大词典》和《现代汉语词典》对这个词的解释都是:“副词。表示某种属性超过所有同类的人和事物。”作为词典,这个解释无可非议。然而,到底怎样才是“最”?可以称之为“最”的人物,是不是唯一的位居第一的人物?“最……之一”的说法是不是病句?
  考察可知,“最X”有的属于客观性表述,是一种科学性的数字式认定,比如“中国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有的属于主观性表述,是一种情绪性的认定,比如“你老欺负人,世界上就你最坏!”在尊重客观事实的表述中,“最X”可以形成一个“最”义级层,所涵容的人物可以是多个体的。比如:中国当代最负盛名的一批作家,如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叶圣陶、冰心、孙犁、萧乾、王蒙等等,都曾将他们的力作交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小说家》1998年第4期封底)这里,指出“最负盛名”的作家有“一批”,列出了9个名字,而且还加了“等等”。这是“最”义级层涵容“多个体”的典型例子。2000年,我在《中国语文》上发表《“最”级层的多个体涵量》,对现当代作品中“最”的使用情况做过全面描述;2014年,我又在《语文研究》上发表《汉语事实在论证中的有效描述》,用大量例子进一步证明同类用法自古有之。例如:有十子,靖、庄最知名。(《周书》卷四二)城里有乌、吴、莫三位这等一班最关切的人。(《儿女英雄传》三六回)两例分别见于文言作品和近古白话作品,“最”的指称对象都是二人及以上。
  既然“最”所涵容的人物可以多个体,便不一定是位居第一的人物。比如:这是北京第二座最大的王府,仅比怡亲王允祥的府邸略小一点。(二月河《雍正皇帝》)此例等于说北京有两座最大的王府,怡亲王府邸是第一,“这”是第二。既然“最”所涵容的人物可以多个体,“之一”的说法便可以成立。例如:她在外贸局是最穷的人之一。(方方《白雾》)之所以用“最……之一”,显然是考虑了表述准确的分寸。诚然,在汉语语法系统中,“最”的涵义和用法是个很小的题目,但如果不付出时间和精力去“小题大做”,人们的认识就会停留于模糊的原点。
  末了,强调两点意思。第一,任何学科领域都存在无法计数的盲点。不断解除盲点,学科才能不断走向成熟。而盲点的解除,需要下苦功“小题大做”。第二,“小题大做”最能锻炼一个人的研究能力。只要“小题大做”形成习惯,由此及彼地一步步走下去,必能形成自己的研究特点和风格,成为学术俊士。
  (作者邢福义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球华语语法研究”首席专家、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责编:赵晶)
项目动态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2014年度“蒙古族源学术研讨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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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查询城市越轨底层群体的社会心态解析--《南京大学》2013年硕士论文
城市越轨底层群体的社会心态解析
【摘要】:在当前社会转型的背景下,日渐分化的贫富阶层和阶层结构的固化,对人们,尤其是底层社会群体的社会心态产生了影响,导致了底层越轨现象的骤增,这一过程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但极少有学者关注到,越轨经历和“越轨”作为一个标签本身会对底层群体的生活及社会心态产生很大影响,甚至会导致他们被边缘化,从而再次或多次越轨。因而本文欲以越轨底层群体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在“越轨”与“底层”双重身份禁锢下形成的社会心态。本研究表明越轨底层群体中的大部分人的社会心态都深受越轨经历和“越轨”作为一个标签的影响。在“越轨”和“底层”的双重影响下,他们各方面的社会心态呈现出如下特征。对于自身的越轨行为,他们倾向于对其进行合理化,并将其归因于外部因素,且希望弱化外界对其越轨经历的关注。在社会交往方面,他们的心态受到他们对自身评价的影响:那些将自己视为社会弱者的人,往往表现出对他人冷漠的不满;而那些因越轨和穷困而感到羞耻与自卑的人,则倾向于对他人保持疏离的态度。而面对政府之时,他们为自己作为公民的权利受到漠视、倾轧而对政府产生不信任,这种状况进一步影响到他们在利益表达方面的积极性和策略选择,尤其是在对政府行为的监督和检举方面抱持冷漠自保的态度。他们对未来生活的预期并不乐观,这种状况影响到了他们对现状的态度,认为自己应该“知足常乐”。
【关键词】:
【学位授予单位】:南京大学【学位级别】:硕士【学位授予年份】:2013【分类号】:C912.61【目录】:
中文摘要3-4Abstract4-7第一章 导言7-18 一、缘起及意义7-8 二、概念与研究述评8-15 三、研究主旨与方法15-18第二章 对越轨的归因与自我形象的修正18-28 一、对越轨带来的影响的感知18-20 二、对越轨的归因与合理化20-26 三、自我形象的修正与对越轨行为的心态26-28第三章 对社会交往的社会心态28-37 一、社会交往与社会支持网络28 二、越轨底层群体的社会支持网络状况28-31 三、社会交往中的心态31-37第四章 对政府的社会心态37-47 一、关于政府信任危机37-38 二、越轨底层群体对政府的不信任38-41 三、对政府不信任的泛化41-47第五章 对前途的心态47-53 一、社会流动弱化与社会结构的刚性化47-48 二、越轨底层群体对未来的预期48-50 三、改变、改善生活的途径50-53结语53-58参考文献58-62附录62-65致谢6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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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孩姓“国”,女孩姓“党”,这已经被大连市福利院沿用了30多年。如今,这一规定即将被打破,百家姓将成为孩子们的新姓氏。大连市福利院称,此举将有利于孩子们减轻精神压力,更好地融入社会。(2月10日《华商晨报》)
  “人们的歧视观念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而反歧视却是达到一定文明水平之后的理智反省。”――在已经从意识蒙昧走向思维开放的当今,看客浏览“男孩姓‘国’,女孩姓‘党’”的心态,就像是在博物馆里突然看到陈旧的“红宝书”或者搞笑的文革标语,人们纷纷用“晕”、“汗”这样的新兴网络词汇来表达自己彼时彼刻的惊讶之情。从“意识形态控制”走到“解放思想”,又从“解放思想”走到“自由表达”,30多年后,大连福利院终于第一个感到了“晕”和“汗”――虽然官方觉醒和民间共识仍然存在反映时差,却已经难能可贵,值得人们为之拊掌了。
  正如一些地方政府在免费教材上打印特殊标记或者公示特困生,“国”、“党”等姓氏在一定程度上也已经成了福利院孤弃儿童身份的“标签”。这种“标签”在初始意义上虽然只是为了表征“政府关爱”,为了让孩子们长大后时刻铭记“国恩党惠”,但是当孩子们背上这份人人可见的“关爱”走上社会时,被救助的生世经历就成了一块随时可能被人揭开的伤疤,他们将在别人异样的眼神中感到孤独和自卑。因此,政府部门为了表征“政府关爱”的特殊姓氏,却有可能间接构成对孤弃儿童的身份歧视。
  而以百家姓作为福利院儿童姓氏既符合社会心态现状,更有利于对福利院孤弃儿童的身份保护。署名“老廖”的网友建议就非常好:儿童在收养时有姓氏信息的应当保留,没有信息的不妨借用关于“踩生”的民俗:以第一个发现遗弃儿童的人的姓氏起名。这样既可以使儿童姓氏融入社会,又可避免福利院儿童姓氏过于单一。
  如果说深圳警方打击“河南籍”犯罪团伙是一种显性歧视和直接歧视,那么福利院用特殊姓氏命名孤弃儿童无疑是一种潜在歧视和间接歧视。这些都应该是政府行为中所不能允许出现的。政府政令不仅应该杜绝任何歧视公民的后果,还应该杜绝一切歧视公民的可能。在这个意义上,大连福利院不是小题大做,而是非常必要的纠正;也不是现代社会不需要“饮水思源”的优良品行,而只是应该将公民权利置于更优先的位置来安排考虑。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政府部门为了管理方便或者为了实现政府意图,对部分公民直接或间接造成歧视伤害的政府政令仍有很多。在权利与权力的单选题中,权力往往更多更普遍地被政府选择:比如招录公务员中的“乙肝歧视”、“乳房歧视”,比如城市管理中的“暂住证歧视”、“农民工歧视”,比如入户政策中的“自考生歧视”、“房产证歧视”,比如高考录取中的“地区分数线差异歧视”、“非密切身体缺陷歧视”。
  对政令歧视的熟视无睹,是“政令公正迷信”和“权力至上崇拜”的产物。歧视的消除和平等的建立,既依赖于公民的自由表达、媒体的敏锐挖掘、乃至直接诉诸歧视诉讼,也有赖于政府部门对公民权利的充分尊重和平等对待、对政府政令的自觉反省和及时改正。
  (稿源:红网)
  (作者:舒圣祥)
  (编辑:潇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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