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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南幼儿园彩虹跑道 两公分单色加密&&围挡铺设什么草皮好处工地施工围挡穿的绿“衣裳”其实是一种仿真草皮，在足球场、屋顶用得比较多，不过，记者从青岛一家生产这种仿真草皮的公司了解到，今年用在工地围挡上很流行，很多地方都在用。公司负责人刘女士介绍，仿真草皮有绿化的感觉，寿命可达10年以上，耐用易保养，不怕开裂。此外，这种仿真草皮能降噪、减震、安全无毒、富有弹性，阻燃性能好，清洗起来也很方便。人造草皮围挡是两个部分结合而成（围挡+人工草坪），主体是围挡，人造草皮只是覆盖上面的装饰材料。国内最早于80年代末引进人造草坪，直到90年代中后期才得到大面积的推广。它和塑胶跑道一起成为学校运动场地建造的标准模式，替代了大量原本种植天然草坪的运动场地。尽管由于运动安全、场地特性及公众认知等方面的原因，人造草坪的应用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限制，但随着科技的发展，人造草坪的生产制作技术不断得到了创新和提高。现今采用开网单纤维长丝制成的第六代人造草坪在吸震比率、球反弹滚动、转向数值等场地运动指标上与天然草坪更加接近了，甚至在某些特性上还更具优势。在运动安全性能上，新一代人造草纤维在表面涂层、聚合原料上的改良已经可以有效降低皮肤划伤和脚部扭挫伤等运动伤害的发生。人造草坪和天然草坪各自的优势都相对突出，不足和缺点也客观存在，选择使用的时候必须根据实际情况来综合考虑。
任丘市旺利******草坪有限公司位于河北省任丘市，是一家专业研发、生产、******休闲型人造草坪、运动型人造草坪、绿化型人造草坪及生产草坪丝的专业生产企业。公司拥有数台先进的草坪草皮生产设备，年产人造草坪、人造草皮900万平方米。
&&&&&&&胶南幼儿园彩虹跑道 两公分单色加密&&"? ?人造草坪以非生命化纤维塑料产品为原料，运用人工方法制作的拟草坪。它是解决利用强度过高、生长条件极端不利等天然草坪不易生长而不宜建植草坪的一种重要途径。与天然草坪相比，人造草坪具有非常明显的优缺点。(1)全天候使用，受雨、雪天气影响小;(2)维护简单，养护费用低;(3)材质环保，表面层可回收再利用等优点，是天然草坪所不可替代的，因此，运动人造草坪非常适用于使用频率较高的中小学运动场或各种训练场。运动性能与天然草坪相比，人造草坪建造的场地通常硬度要大得多，化学纤维的摩擦系数也常常小于草坪草的叶片，在足球运动中就表现为导致球速过快、反弹率过高，从而增大运动员对球的控制难度。
&在企业的经营策略上，旺利并没有把自身定位在普通的人造草坪行业，而是紧紧围绕广大客户的发展要求，紧跟市场发展需求，坚持“以人为本，享受旺利健康绿色生活”的企业经验理念，引进先进的生产设备，以符合绿色环保标准生产优质人造草坪，其材质为PE（聚乙烯，主要用于运动场）、PP（聚丙烯，主要为卷曲丝，用于休闲场所），广泛用于建设各类学校、体育馆、城镇街道、宾馆、游泳池、多功能游乐场、足球场、网球场、排球场以及其他多种运动及休闲娱乐场所，满足了不同用户的需求。在产品设计开发、生产过程控制、售后服务、环保质量等各环节都能得到强有力的保证。
&&&&&&胶南幼儿园彩虹跑道 两公分单色加密&&"? ?人造草坪以非生命化纤维塑料产品为原料，运用人工方法制作的拟草坪。它是解决利用强度过高、生长条件极端不利等天然草坪不易生长而不宜建植草坪的一种重要途径。与天然草坪相比，人造草坪具有非常明显的优缺点。(1)全天候使用，受雨、雪天气影响小;(2)维护简单，养护费用低;(3)材质环保，表面层可回收再利用等优点，是天然草坪所不可替代的，因此，运动人造草坪非常适用于使用频率较高的中小学运动场或各种训练场。对气候的影响天然草坪的坪床是泥沙混合体，结构中有充分的孔隙可以在灌溉和降水过程中积累水分，起到涵养水源的作用。气候炎热时，草坪草用根系吸收深处的水分，通过蒸腾作用带走周围环境的大量热量，有效降低地面温度，调节一定范围内的小气候。人造草坪的坪床结构由橡胶、混凝土或沥青组成，基本不能起到涵养水源的作用，所以不能降低地表温度，而且其热容量小，导致表面温度大幅高于空气温度，特别是在封闭式的体育场中这一问题更为严重。夏季中午时分，人造草坪场地上可以观察到地表附近的空气有明显的受热扭曲现象。有关实验数据表明，30℃以上的高温条件下，天然草坪的表面平均温度低于气温2℃至3℃，而人造草坪表面温度则高于气温6℃至11℃，且随气温升高，人造草坪表面温度上升幅度要明显高于天然草坪。在夏季，人造草坪表面温度很高，如果此时使用者与其发生比较激烈的摩擦，接触部位的皮肤将受到严重的伤害。&
&我们以自身积累的规模、品质和服务方面的优势，积极参与运营商的业务发展，产品遍及江苏、浙江、上海、山东、安徽、湖北、江西、福建、四川、重庆、河北等全国各个省市。
&&&&&&&胶南幼儿园彩虹跑道 两公分单色加密&&人工草坪使用时间长、草质不易脱落、不易褪色、耐践踏、草坪直立效果强；后期维护简单，不需要经常清理，一年内清理一次即可。然而，自然草不同。天然草种植于土壤中，各草苗可能因吸收土壤养分成分不同，一段时间的生产，草苗可能会出现参差不齐现象。草苗增长高度不一样，则需要定期清理；并且在换季季节，草苗可能会变色与褪色；寒冷气候，天然草则需要进行防护工作。所以，天然草在如此多变的情况下，后期养护工程是如此浩大。因此，不论是屋顶绿化、走道隔离带绿化，还是阳台绿化，人造草坪无疑是最佳优化品。不过，人工草坪完胜自然草还有另一因素。?选择人工******草坪另一原因是，特定路口走道隔离带地面下可能有地下水管线或者是埋藏在地面下的电线。不适宜种植真草，真草种植需要土壤，土壤则需要地面进行二次处理，若是埋藏在地面下的水管线与电线遭到损坏，会带来无法预估的损失。所以，铺装******人工草坪可能会避免此危险现象的产生。. 运动性能与天然草坪相比，人造草坪建造的场地通常硬度要大得多，化学纤维的摩擦系数也常常小于草坪草的叶片，在足球运动中就表现为导致球速过快、反弹率过高，从而增大运动员对球的控制难度。&
“旺利草坪”在市场里诞生，在竞争中发展；新的历史时期，旺利人将矢志不移地投身人造草坪技术领域的开发、研制及服务事业，求深求精，打造品牌，以优质的产品跻身市场，用真诚的服务赢得客户，珍惜广大客户和各界朋友的关爱和信任，努力为建材事业提供优质的产品和优良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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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走青岛，看青岛—金口路和金口路上的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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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4年侵占了青岛的日本人，用一条鱼山路劈开了前海附近的一座无名小山，路的东面便是现在的小鱼山，绕山修建了一条福山路；路西面的山仍然无名，上世纪三十年代盖起了不少别墅，围绕着别墅修建了一条金口路。　　青岛的路都是以中国地名命名。“金口”应该是即墨金口（清代的繁荣商港，南北货物进出口集散地），因为它与附近的“福山”路、“莱阳”路、“龙口”路、“黄县”路、“掖县”路、“栖霞”路、“文登”路都属于胶东半岛。　　金口路没有八大关名门望族的高贵，却也不失大家闺秀的典雅;没有东部新青岛的繁华，却浓缩了老青岛城区的宁静。在这里你看不到门头广告的栉次鳞比，听不到车水马龙的喧嚣嘈杂；这里多的是一份慵懒和随意，一如它缓慢温适的生活。只有石墙小筑，红锈铁门，老式别墅，石阶长路在默默诉说着曾经的故事，涂抹着历史的沧桑。　　金口路因地势复杂，弯曲绵长，建路不久就分成金口一路、金口二路，后来又从金口二路分出了金口三路，不过现在人们仍然习惯地把这三条路统称作金口路。　　上世纪五十年代虽然没有“学区”这个概念，但小学也是“就近入学，划片分班”。我当时住在金口二路，金口一、二路上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全在文登路小学一个班里。每天上学放学我们就穿梭在金口路的大街小巷中，那里留下了我们童真的欢乐和纯洁的友谊。　　时隔五十多年后，在一个海风轻抚、紫藤飘香的日子里，我推着一岁半的外孙重走金口路做“怀旧游”。老楼的建筑仍在，老街的味道仍在，院子里槐花依然盛开，院墙上蔷薇依然怒放，只是老同学、老邻居却踪影难觅了。　　金口一路　　金口一路西端连接着太平路，靠近老二中小操场曾经有几块高标准的网球场，围着一圈二、三米高的铁丝网，这还是十九世纪末德国人建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国家领导人陈毅、万里等在这里打过网球，六十年代初，我们在二中上学时还见过铁道部长吕正操、卫生部长、李德全（冯玉祥夫人）在这里挥拍。文革中可能因为网球是“封、资、修”的东西吧，网球场被拆了，一块给了二中作篮球场，一块盖了财政局、体委办公楼。二中篮球场后来盖了几栋教师宿舍，不过门牌却是大学路1号。　　　　现在那里正在建地铁站。　　　　网球场旁边“青岛网球俱乐部”的旧址上盖起的一座四层楼，是日正式挂牌的“青岛市社会主义学院”—金口一路2号。这是一所很有特色的学校，隶属于市委统战部，其主旨为组织帮助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学习、提高理论水平和参政议政能力；负责统战系统干部培训工作等。这个学校还有另一个名字“青岛中华文化学院”，主要针对海外及港澳台地区开展文化交流与学术研究。还有一块牌子上面是“青岛市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教育培训中心”。　　　　金口一路3号最初是一个日本人（朝鲜银行经理）的私宅，有资料说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王耀武的家眷曾在此住过。解放后这里曾经是金口路派出所，我的启蒙教师王佑明老师就住在派出所楼上。王老师从一年级教我们到三年级，后来因身体有病休了长假。当时的王老师年轻时尚，烫着发，衣服合体，爱穿列宁装、布拉吉，爱穿高跟鞋，喜欢跳舞，喜欢花。我的同学徐克澍院里有棵远近闻名的大玉兰树，徐克澍说，开花的季节，自己一犯错误就送花给王老师，老师便原谅了他（呵呵）。可惜王老师英年早逝，不到五十岁便因病去世。　　3号对面是一条通往金口二路、三路的胡同，胡同口有一个汽车屋改成的粮店。我们上小学那个年代是计划经济，粮食是按计划供应的，每家每户都有一本“购粮证”，上面记载着每个家庭成员的“定量”及粗粮细粮的比例。如果不买粮食，可以换成粮票，因为姑姑一家在内蒙呼和浩特，我们家便经常换“全国通用粮票”。我记得“全国通用粮票”很难换，要单位开证明，还要按比例扣食油的供应量。小时候经常跟家长到粮店买粮，在那里接受了关于粮食的启蒙教育。我还记得，每年一到冬天，家家户户都到粮店买分配的地瓜。大人小人，大车小车，大筐小筐，一趟趟地往家搬弄，十分热闹。如今，那所粮店早已拆除，代之而起的是一座五六层的高楼。　　　　7号曾经是铁路疗养院，后来成为铁路职工宿舍。我的一个小学女同学王德华住在这里，四年级时，她父亲调动工作，她跟着去了济南。王德华是第一个让我产生“好感”的女生。那个年代还没有所谓的早恋，而对我们这些八、九岁的孩子来说，“情窦初开”也还为时过早，只不过是刚开始有懵懵懂懂的“性意识”吧？记得有一次班里组织到中山公园爬山，我像个“小男子汉”似的帮王德华背着书包，她则略显羞涩地、感激地跟在我后面，那种美妙的感觉至今记忆犹新。前些日子几个小学同学聚会，我让他们猜我的“心动女生”，他们没一个想到王德华，因为她在班上实在不起眼。我在几杯红酒的作用下，向大家坦露了藏在心中几十年的秘密。　　　　近代、林琴南先生曾在10号住过，他翻译的《伊索寓言》、《鲁滨逊漂流记》是我们那个年代脍炙人口的儿童文学世界名著。林先生长年寓居北京，10号便长租给外人居住。上世纪四十年代初，青岛最早的火柴厂创始人之一张仲三先生租下了10号整座楼。解放前夕，林琴南先生女儿曾来此住过近两年。现在的10号院已被违章房挤得插足难立了。　　金口一路不长，只有四十几个院，却住过五位将军。11号住过北海舰队副司令员赵汇川，他是61年授衔的少将，历任海军航空学校校长、海军航空兵部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我国的航母基地原小口子军港曾融入他的诸多心血。　　那天11号的门口一位环卫女工坐着休息，我问她：“这个院住着几户，可以进去吗？”她回答：“住着一户，随便进”。我推开微开的黑漆铁门进到院内，院里还套着一个小院。楼很新，但楼外挂着的铁制楼梯破坏了建筑的整体美感。院内空无一人，我照了张照片便退了出来。　　13号曾经是银行宿舍，解放初成为67军招待所，现在是青岛警备区第一离职干部休养所。院内停满了挂着军牌的小车，身穿军装的军人进进出出。　　14号作为日伪敌产，抗战胜利后分给了当时来青的接收大员、中纺公司副总经理王新元。王新元实际上是中共地下党员，解放后任纺织部副部长，王新元进京赴任后，14号则成为纺织局招待所。招待所所长是我同学周东平父亲的老乡，周东平小时候经常到这里玩。那时招待所院里长满了树，成群结队的麻雀在树上飞来飞去。招待所平时没人住，所长便领着周东平到处用气枪打麻雀，周东平记得招待所里有小半缸盐水腌制的拔了毛的麻雀。　　17号日占时期是青岛发电厂厂长（日本人）的私宅。他们家烧饭、取暖从不用木柴、煤炭，全部用电，为此金口一路上专门架设了一条专线，供他家使用。抗战胜利后，该楼被一孙姓人家买下，孙家大儿曾任青岛海关副关长。上世纪五十年代，孙家将此楼卖掉，新房主拆掉了旧楼，盖起了现在的建筑。　　　　19号曾是比利时驻青领事馆，京剧名伶吴素秋解放前曾在19号生活了七年。当时外地京剧演员来青岛演出按惯例都要到她家拜码头。我的同学徐兆强也在这个院住过，那时门外挂的牌子是“新华社青岛疗养院”。小院不大，却鸟语花香，难得的是现在依然如此。班上还有一个女同学宋红旗也住在19号，她是四、五年级从外地转来的，她父亲是青岛人民广播电台中层干部。据说宋红旗前两年到海外定居了。　　19号现在住着岛城文化名人赵宝山先生。赵先生是古董文物收藏家，是青岛文化街的首批入驻者之一，本人也是当代艺术家，现在仍在为岛城文物保护奔走呼号，例如在龙山路赵太侔故居、金口路老建筑、馆陶路古树保护中都能看到他的身影。他买下了19号当年吴素秋的练功房，也算是“名花”有主，“屋”有所值了。19号二楼产权归文化局，前些年一直闲置，现在好像有人住了。　　站在19号院外，想起了徐兆强的一件往事：那天下大雨，上课铃早已响过，门外传来一声“报告”。打开门，徐兆强站在那里，头戴一顶苇笠，身披一件蓑衣，脚踏一双木屐，让从未见过这些“雨具”的城市孩子瞪大了眼。老师也发出了质问：“搞什么名堂？”徐兆强小声解释：“雨伞、雨衣被大人们用了，我只好找出这些东西，‘呱哒板’不跟脚，所以迟到了”，老师哭笑不得地说：“快放到教室后面，上位去吧”。那个“蓑衣郎”徐兆强我至今还记得。徐兆强中学毕业后去了青海建设兵团，1990年已经在那边工作了的他，求爷爷告奶奶地托人调回了青岛，在开发区第一人民医院工作直至退休。　　　　21号最近因为院内拆建改造，施工单位的挖掘机铲断一棵百年老洋槐而被岛城百姓关注，这是一个有故事的院落。　　1936年，俄国人基迭曼在此盖起一座两层别墅，小楼掩映在松柏洋槐的郁郁葱葱中。俄国十月革命后，一大批没落贵族流亡到中国，被称为白俄，青岛是他们的首选城市之一。当时青岛的外国人除了日本人，就是俄国侨民，金口路是他们的集中居住地。他们甚至影响到青岛市民的日常生活，我们小时候用的外来语有些就是来自俄语，比如水桶叫“米大罗”，大姑娘、小媳妇叫“马大嫚（马达姆）”。　　据资料记载，为俄国侨民子女建的俄国学校从最初的莱阳路后来搬到了金口一路21号。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俄国人陆续回国，学校撤销。中国人、俄国人又在这里联合开办了一所霍康医院，医院一直延续到解放后，小时候我还在这所医院看过病。二十世纪这座别墅的最后产权人是曾在霍康医院任妇科医士的生如多（音）女士，我在金口一路上的同学都认识生大夫。1956年公私合营霍康医院改为市南区联合医院第一门诊部。　　1966年，第一门诊部搬出21号，市南区在这里组建了青岛市南晶体管厂（后改为青岛科技材料厂）。“文革”混乱中，这里也遭受了浩劫，原址上扩建了办公室、食堂、招待所、车间、仓库、传达室，美轮美奂的欧式风情荡然无存。　　上世纪九十年代，这座建筑被一家叫“麦克美高”的文具厂租赁。厂长姓淳于，加工一种花色笔杆的签字笔，号称韩国进口，销路很好。我有个亲戚认识厂长，还介绍人在那里干过活。现在网上介绍这里是“浩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可不知为什么铁门外挂着一把锈迹斑斑的大锁。从外面看，院内虽然树木葱茏，建筑却尽显颓败，看得出好久没人居住办公了，不知是不是骗子在网上发的信息。　　　　22号铁门斑驳，车库门还打着补丁，很不起眼的院子，当年这里可是住着一位将军—邓兆祥。邓兆祥1949年率国民党“重庆号”巡洋舰起义，历任青岛海军快艇学校校长、海军青岛基地副司令员、北舰副司令员、海军副司令员，是1955年授衔的少将，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邓兆祥也是个传奇人物，听金口一路的同学讲起过他的两个小故事：一个是当年他率“重庆号”起义北上时，部下紧张地报告发现两艘舰艇在后面追赶。邓问清部下两艘舰名，毫不在意，哈哈一笑：“不用管他们，他们是在为我们送行”，果然“重庆号”与两艘舰越拉越远，不一会儿追舰就不见了踪影。另一个故事是1964年，我们打下美国U2侦察机，搜索部队在茫茫大海中找不到敌机残骸，向邓兆祥请示。邓调来当天的气象、水文等资料，在海图上画了一个圈，“就在这里找”，很快便找到了。　　　　孙科应该是金口一路上住过的最有名的人物了。这位孙中山先生的大公子，曾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他的别墅建在金口一路26号。1948年，他在这所别墅里召集幕僚们商议，决定以蒋介石的副总统身份参加竞选，尽管最终败给了李宗仁，却还是因“行政院长”的身份，被共产党列为国民党四十三名“战犯”之一。　　我在一张照片上发现，26号还曾挂过“军事管理区”的牌子，那应该是北舰副司令员邓龙翔在此居住的时候。邓龙翔，55年授衔少将，当时也是北舰副司令员，曾任海军长山水警区司令员、海军青岛基地副司令员。　　现在26号门前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年这里可是戒备森严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徐克澍与哥哥到蓝村买豆角，回到青岛已是半夜十二点了。路过26号，从门内闪出两个身背匣子枪的便衣青年，叫住了哥儿俩，厉声盘问：“干什么的？”哥哥详细解释才得以放行。现在的26号大门紧闭，不知里面住着什么人？　　金口一路从一号开始，步步上坡，直到21号达到顶点；在这里拐了一个近九十度的弯，由南北走向变为东西走向。青岛的路牌有个规律：东西走向的是蓝底白字，南北走向的是绿底白字。当然，这里的“南北”、“东西”都是大致的概念，这是青岛的一个特色：房屋沿山而筑，没有一座正南正北的，因此道路也是曲曲弯弯，且高低不平，红瓦掩盖在绿树中，错落有致。　　　　金口一路双号拐弯处的28号，在这条路上明显地与众不同。它建在金口一路的最高点，进院后还要上一二十级石阶才到楼前。这座楼建筑年代比较晚，据说是美国人建的，与整条路上的徳式建筑风格迥然不同，它如同鹤立鸡群般矗立在周边神态各异的“洋房”之间，当时很有些“高大上”的味道。现在的楼与我印象中的建筑完全不同了，问了同学才知道，原来老楼因房间少，被“房东”警备区招待所拆了，又重新盖的。　　28号院当年的“神秘”也是它“傲视群雄”的资本。门前经常停着一辆当时极少见的小轿车，平时几乎见不到有人进出，据说这里是警备区的司令官邸，住着一位少将。我们班一位叫张继勇的同学在这院的后院住过，他父亲是胶东人，抗战时期的老八路，时任警备区招待所所长。那个年代还不讲“拼爹”，我们对他父亲的职务并没多少兴趣，他也不觉得是炫耀的资本。小学毕业后，大家便与他失去了联系。　　25号被称为“苗公馆”，解放前是一苗姓资本家的私宅。我的同学朱克家住在那个院，我们知道他的父亲在外贸工作，是因为他父亲是当年青岛市职工足球赛冠军外贸队的成员。上了年纪后，他父亲成为岛城有名的足球裁判之一。25号院内现在有一座后盖的两层小楼，听说是文革期间，院里一黄姓居民被强占了房屋，落实政策时无房可还，房管部门便在院内空地盖了两层小楼，另外几户邻居也跟着沾了光。这楼虽说鲜亮，却与老建筑的风格格格不入，让人很是无语。　　27号在日占时期是青岛盐务局长（日本人）为他岳母买下的房产。徐兆强的父亲曾给这家人当厨师，一家人也在这院里住过一段时间。日本人投降后，房东回了日本，房产充了公，后来成为海洋所的职工宿舍，现在房改也都成了私房。　　29号有一个占地极大的院落，南墙外是一条胡同，南大门改成几间平房，用来作“八大关街道帮到家社区服务中心”。院子里面种植着刺槐、红枫、梧桐、迎春等各种树木，从花岗岩的花墙看进去，红黄绿紫，五彩斑斓。　　这里日占时期是一座日本的全科医院，中国人叫它“琦巴达”（KIBADA）。解放后曾经是山东大学（后来的海洋学院、海洋大学）教职工宿舍，现在据说房主是银河集团老总。院里的建筑修葺一新，仍保持着欧洲风格，看上去像一座贵族别墅。　　31号曾经是市公安局的一处接待中心，我的同学蒋守卿一家曾在这里住过。蒋守卿的父亲解放前是党的地下工作者，解放后住在这个院里，白天工作，夜晚兼职守卫。蒋守卿小时候经常看到有客人神秘进出，后来才知道这里是公安局的一个处，行使类似现在安全局的职责。这里解放前曾经是挪威驻青领事馆，蒋守卿还记得他们家刚搬进来时，房间里都有地毯，有一间屋还有一架钢琴嵌在墙壁中，他还曾淘气地胡乱弹奏过。公安局之后，这里曾归水族馆管过，现在据说也被个人买去，成了私宅。从外面看，花岗岩高墙耸立，黑漆大铁门紧闭，偶尔传出阵阵狗吠，不知里面住的什么人？　　蒋守卿在小学就喜欢读课外书，多次被老师表扬。中专毕业后被分配到临沂机床厂，后来调回青岛，官至中石油青岛分公司副总。在石油匮乏的年代那可是手握实权的人物，批一张条子就可以捞不少钞票，但他显然清正廉洁，是从纪委书记任上退的休。　　31号还住过一个“有趣的”人物。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这里是一位许姓土产资本家的私宅。许老板有六个孩子，最小的“小六”是全家人的掌上明珠，从小娇生惯养，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什么也缺不了他的。但他有个怪癖：不愿穿鞋。小时候家里人外出总爱带着他，但不管去哪里，他寻死觅活就是不肯穿鞋。后来大了上学了，也知道美丑了，能穿鞋去上学了；但是出了家门就把鞋脱下来，放到书包里，到了学校再穿上。这段故事是徐兆强的二哥徐兆庆先生讲给我听的，他小时候住在27号，比“小六”大两岁，整天在“小六”家玩，许家人便托付他多关照“小六”。如今的“小六”也七、八十岁了，徐先生提起他，眼前还会出现一个小油头梳得铮亮，西服马甲吊带裤，却赤着脚丫，一双小脚像老农民，脚底磨了厚厚的一层茧子的小少爷。　　32号也曾是银行宿舍。我的同学王建国曾住在这里，他父亲在银行工作过。1958年大跃进的高潮中，街道在32号办起了托儿所，院里的住户都被迁到了别处。托儿所办了不到两年就散了，许多住户又搬了回去。　　王建国小时候是班上最“野”（调皮）的孩子之一。四年级时，班主任刘老师采用“以夷制夷”的办法，让他当了班长，果然束缚住他的“野性”。初中毕业后，王建国考入青岛城建技校，毕业分配在枣庄水泥厂，从工人、技术员、车间主任干到厂长，后任枣庄城建局副局长。1997年思乡心切的他，几经犹豫、纠结，还是毅然调回青岛，几年前从青岛建材总公司中层干部的位置上退休。　　　　33号是金口一路上有名的建筑之一。1930年，中国著名剧作家、戏剧理论家宋春舫，在此开办了“万国疗养院”。宋春舫先生还是一名藏书家，他在青岛建的书房“褐木庐”，是国内首家私人戏剧图书馆；他还是中国海洋科学的先驱，曾任海洋科的科长，倡导建立中国海洋研究所，也是在他的努力下1932年建立的。当时的许多所谓“疗养院”，其实就是旅馆，宋春舫的好友胡适两次来青，都下榻在33号“万国疗养院”。　　33号解放前有一段时间曾经是美国海军俱乐部。解放后做过北舰幼儿园、干部家属楼，如今却破旧不堪，似乎无人居住。这么寸土寸金的地角，也只有军产才会闲置，还是体制的问题。　　　　34号当年有一座青岛唯一的东正教堂。因为居住集中，俄国人信奉的东正教教堂就建在金口一路，当地老百姓叫它“拉姆庙”。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期，根据中苏两国政府达成的协议，这批俄罗斯人陆续返回苏联。此后，这座东正教堂长期闲置，门户紧闭。文革期间，“破四旧”的风暴将这座教堂夷为平地。　　我的同学马宝林住在34号后院。当年34、35、42、44号都属于煤矿工人疗养院，马宝林的爷爷是院长，奶奶是书记（不知是党委书记还是支部书记？），煤矿疗养院后来归属于全国总工会疗养院。　　俄国侨民多为贵族，有很高的音乐造诣。曾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的著名小提琴家谭抒真，14岁时就师从住在金口一路上的俄国小提琴家霍洛舍夫斯基（不知住在几号院？）。　　俄国侨民的吃苦耐劳，给附近的邻居们留下深刻印象。王建国还清楚地记得，34号院老王家的俄国媳妇，高高大大，白白净净。有一年冬天，滴水成冰的日子里，人们冻得伸不出手，老王家的下水道堵了，俄国媳妇挽起袖子，带上胶皮手套，跳进马路上的古力中，一把一把地掏出堵塞的秽物。　　36号院子不大，一座小楼掩映在绿树丛中。这里曾住过67军孔副军长，也是一位将军。后来住着警备区王副司令，九十多岁了，前些日子才去世。可惜这两人的有关资料都没查到，那天看到有军人进出，看来仍是军产。　　　　　　　　　　　　　　　　　　　　　　　　金口一路上有十五、六条或长或短、或宽或窄、或横或纵的胡同。胡同里马牙石铺地，石条筑阶，两旁深深的庭院里老树杂草，青苔茂竹，为金口一路增添了一抹静谧和神秘。这些胡同从金口一路延伸到二路、三路，延伸到莱阳路、鱼山路，像一棵巨树的树根，吸收着四面八方的人气和活力。37号就在这样的一条胡同里。　　37号曾经是徐克澍家的私宅。徐克澍家在原籍掖县是名门望族，“徐家八大家”曾占据掖县城百货业的半壁河山。解放前夕，徐克澍父亲徐效古先生带着父母兄弟来青岛“闯世界”，当时他用四万八千块大洋从一国民党官员手中买下了37号。解放后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公私合营中，徐先生把商铺和作坊都交了公，只留下了37号这处住宅。“文革”中，37号也不可幸免地遭了劫难。先是居委会的小脚大妈组长隔三差五地来命令当时徐家掌门人徐奶奶：“徐大娘，倒两间房给***住！”徐奶奶便快麻溜地倒出来。三倒两倒，最后徐克澍一家被赶到了39号的汽车库。现在想想，这种事简直不可思议：街道小组长有什么权利剥夺私有财产？但那个年代就真真切切地发生了。　　1979年，徐克澍从青海建设兵团顶替父亲回青就业，他工作之余的“工作”，就是到处上访、申诉，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整整用了十年，37号终于“完璧归徐”。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徐老先生考虑再三，决定将37号私宅卖掉。一位名王春明（音）的美籍华人用300万人民币买下，本来他想在青岛开公司，可几年过去，因种种原因没开成，他便委托政府拍卖。当时正是房地产低谷，第一次拍卖以180万的开拍价竟然流拍。第二次拍卖时，一位年轻的地产商独具慧眼，仍然以180万的开拍价将37号买下。几年前徐克澍故地重游，新房东热情地接待了他。徐克澍发现原建筑上天入地各加了一层，两层楼变成了四层楼，新房东“霸气”地说：“现在给我三千万我也不卖。”　　　　38号是一座三层小楼，面海背山，一条“之”字形花岗岩石阶从院门通到楼前，这里曾是我的同学左元放家的私宅。左元放外婆家曾是上海滩的大户人家，有一个舅舅任过上海工商联副主委。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左元放几个舅舅从上海来青岛拓展家族生意，买下了38号整座楼和另外几处房产。解放后的社会主义改造中，他们把房产都交了公，只留下38号三楼的两间屋和一个阳台，左元放一家自己住。因为这是家族的房产，现在暂时由左元放的姐姐代管。　　38号后院连着一座无名小山，我们叫它“后山”，翻过山就是金口二路，38号便成了我们小伙伴从一路到二路，从二路到一路的便捷小道，几乎每天都要从这个院穿过。后院墙下有一个水泥垃圾箱，是我们翻墙上山的阶梯，这个垃圾箱如今还在，后山却早已成为一片住宅小区了。38号院内也是违章房乱建，从墙外看如同贫民窟。　　左元放中学毕业后也去了青海建设兵团。在兵团呆了六年后，幸运地被选中参加了青海格尔木发电厂的筹建，电厂建成后便留在了那里。在那里与也是兵团战友的一位重庆姑娘结了婚，有了一个可爱的小女儿。为了女儿能有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1986年，左元放放弃了厂里的中层干部身份，放弃了到武汉水电干部管理学院深造的机会，历尽千辛万苦，调回了青岛。在黄岛发电厂干了四年普通的班组工人，进了厂基建处。电厂基建处工程量巨大，“油水”丰厚，但左元放却坚持自己“同流不合污”的道德底线，兢兢业业地干到了退休。退休后的左元放生活丰富多彩：每年出国旅游一次；在老年大学学摄影，到各地采风，作品还获得过市老干部摄影一等奖；重新拿起了小学就喜欢、初中放下几十年的乒乓球拍，每周到俱乐部活动几次，偶尔参加比赛，也得过好名次。　　38号还住过我的一个小学女同学高继兰，她也是青海建设兵团军垦战士，也历经辛苦，调回了青岛。　　39号有我的两个女同学：宁慧妹、曲玛丽。宁家是一个大家族，据说当年宁慧妹爷爷宁文元曾是军火商，为军阀张宗昌倒卖过军火。宁文元还是当时青岛市市长沈鸿烈的幕僚。宁家的四公子宁推之，被称为“宁四少爷”，早年毕业于北平中国学院，上世纪三十年代，宁推之出资500大洋在广西路开办“荒岛书店”，成为青岛地下党和“左联”的活动地点，历史上那些赫赫有名的文人老舍、王统照、洪琛、黄宗江、萧军、萧红都曾经常光顾那里。宁推之解放后在青岛三十九中教过书法课，并从那里退了休。宁家其他几个儿子在社会上也混得风生水起，政界、道上都有朋友，金口一路、莱阳路上有好几处房产，39号就是宁家房产之一。　　宁慧妹当年是我们班最矮的一位同学，排队总是在最前面。几十年过去了，许多同学都忘记了，宁慧妹的模样我还依稀记得：圆圆的脸，扎着两条长辫子，说话很害羞的样子，活脱脱一个邻家小妹。　　曲玛丽的姐姐曲露露是岛城有名的美女，当年她是青岛开放、时尚、浪漫的标志性人物。她的各种版本的传奇经历为她造就了一批帅哥靓妹粉丝，与别人说起“我和曲露露的妹妹是同班同学”时，似乎也能满足我们小小的虚荣心。曲玛丽顶替母亲在市立医院就业，几年前从急诊室总护士长位置上退休，又被一社区医院聘为负责人，今年才彻底退下来。她的姐姐也早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40号曾经是海洋水产研究所的职工宿舍。前几年据说被一台湾人（也有说温州商人）以1700万元人民币买下，如今也大门紧闭。从墙外看，院内亭台楼阁，绿树环绕，清新雅静，修建的像一处花园。　　41号也曾是宁家的资产。这次我看到楼外挂的牌子是“青岛汇泉海洋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门卫跟我讲里面还有“中外捷运公司”。我则看到中午有些身穿城管制服的年轻人进进出出，似乎是在这里吃午饭。　　43号是我的同学孙慧正家的私宅。孙慧正祖父孙柳溪先生是同盟会会员，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出任北京大学医学部的前身国立北京医科大学校校长、国立京师大学校医科学长。七七事变后，因不愿为日本人做事，辞职回乡，在金口一路盖房隐居，青岛伪政府曾多次登门恳请他出任青岛市教育局局长、市立医院院长，皆被拒绝。　　孙慧正记忆中的43号三层小楼背山面海，不大的院子里种满了各种果树，绿色草坪上盛开着五颜六色的鲜花。文革中，这里也难逃厄运，树被砍伐，花被清除，连草坪也被造反派掘走，违章房见缝插针地冒出来。现在43号虽落实政策归还了孙家，却风光不再，旧景难觅了。　　孙慧正高中毕业后被分配到一个小工厂“青岛市无线电元件二厂”。报到那天，当她看到简陋破旧的厂房设备，单调繁杂的生产工序时，立刻产生了抵触情绪，找了“关系”，想要调动。“关系”批评了她的见异思迁，劝她安心工作。没想到小工厂一步步发展成青岛电视机厂、上市公司海信集团，孙慧正也一步步成长为集团工会主席、党委副书记、董事会董事。小学毕业后一直没见过她，几年前我们在市老年大学太极拳班又成为同学。现在她在老年大学学绘画，前些日子看她们的成果展，外行的我觉得她的水墨画已很有造诣了。　　　　我生平第一次见识跳交谊舞是在44号。44号从外面看有一处半圆形建筑物，是门厅，是餐厅，还是舞厅？那道靓丽的弧线曾勾起许多人的遐想和猜测。我知道那是个综合厅，在里面可以打乒乓球、可以跳舞，因为马宝林带我们去打过乒乓球，看过跳舞。有一天晚上马宝林带我们进入里面，几个小伙伴老老实实地坐在窗边，看大人们在悠扬的舞曲中翩翩起舞。那舞会的旖旎场景与那建筑的半圆弧线，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中。　　文革时期，44号差点住进一位“大人物”：青岛市的“一把手”、市革命委员会主任杨葆华。日，青岛市造反派夺取了市委、市府的党政大权。因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卖花生米“一毛钱八粒”被对手起绰号“杨八粒”的杨葆华，由一名明胶厂工人、市轻工系统造反派负责人摇身一变，成为市革委主任。他看中了44号，进行了精心装修。可惜好景不长，69年还没搬进去即下台，79年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死缓，82年改判有期徒刑二十年。89年出狱后从事过各种职业，最后穷困潦倒的他住进了麦岛福利院，98年病逝，终身未婚。44号当年因杨葆华的准备入住，被称为“杨公馆”，又增添了一抹历史的痕迹。　　那天，44号大门闪着条缝，我信步走入。几蹬台阶左手一间门房，一位四五十岁的中年男子坐在里面听戏，他没发现我，我便径直进到院内拍了几张照片。出来时，我主动向门卫打了声招呼：“你好师傅，这里是单位吧？”“是”，“什么单位？”他迟疑了一下，还是回答了：“安全局”。我向他致谢，出门回望了一下似乎无人办公、又有些神秘的院落，黑漆大铁门上方的紫藤萝在向人们诉说着岁月的流失。　　　　48号是金口一路最东端的一个院，院子极大。我们上学时是北舰的一个幼儿园，现在改建成“金口花园”小区，据说里面的几栋楼是军级干部楼。那天我想在门口拍张照片，被从门房中冲出来的两个身穿迷彩服的青年赶走：“这里不能拍照！”当时虽有些疑惑：既不是军事重地，又不是私人宅邸，为何不能拍照？但怕败坏了好心情，便没与他们搭腔，收起相机离开了。后来路过这里又补拍了一张。　　48号对面的45号和47号，其实是鱼山路2号海底世界后院的建筑，在金口一路上开的门。45号门头是“科海商务酒店”，47号门外挂的两块牌子分别是“”、“”，我们小时候没有这两个院。　　徜徉在金口一路上，对照着脑海中翻腾的儿时记忆，感觉整条路变化不算大，一座座老建筑仍然在默默地坚守着对历史的忠实守望。边走边看，边看边想：如果说老建筑是“静态的文物”，那么，生活在这些老建筑中的人们代代相传的故事，就是“动态的文物”，也需要我们珍惜守护，代代相传，不要让它们随着岁月的风雨飘零而去。　　金口二路　　有一种感觉叫“近乡情怯”，走上金口二路，脑子里突然想到了这个词。《现代汉语词典》是这样解释“故乡”的：“出生或长期居住过的地方”，我出生在金口二路，在这里居住过十年，金口二路是我的故乡。这条路上记载了我太多的儿时童真和欢乐，几十年过去了，走在这条路上，便有了“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的感觉。　　金口二路是一条大致东西走向的路，东端与鱼山路相交，正对着海洋大学一号校门。从一号到我家曾住过的七号（双号是二到十二号）是一段看上去有四五十度的陡坡，然后向西缓缓地延伸到金口一路。　　这段陡坡稍微上点儿年纪的人走一趟都会气喘吁吁，当年像6号、12号这些富裕人家的老太太出门，无论是去“街里”（中山路）逛街，还是到湛山寺拜佛，就连到附近的小鱼山“湛山精舍”进香，都要乘坐专门包的“洋车”（黄包车），男人和孩子则跟在两旁步行。（老舍先生的《骆驼祥子》不知是不是见到她们产生的创作灵感？）　　冬天雪后，这段路便成为天然滑雪场。小伙伴们找两片竹片或木板（也有什么都不用的），或坐或站，从坡顶顺势滑下，虽然时常人仰马翻，却是一路欢笑，乐此不疲。　　我家就住在坡顶，这也是金口路的最高点。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体会到当年我们家为什么要从金口二路搬到现在住的龙口路的原因了。那时母亲在青医附院妇产科当护士长，每天的工作就是穿梭在病房护理病号，下班后再从医院步行回家（现在这段路也没有公交车）。从鱼山路开始就步步上坡，特别是金口二路这段陡坡，即便母亲是“解放脚”也苦不堪言（母亲出生于一九一五年，那还是女人要缠足的年代，母亲得益于到教会学校上学，因此刚缠了不久就放开了，但也不是天足，被称为“解放脚”）。这应该是我们搬家的最主要原因吧？　　金口二路1号最初是日本人的房产，1945年日本人投降后，被国民党收归国有；新中国成立后又被共产党收回，划拨给北海舰队，当做了军营。记得有一年八一建军节，当兵的在院子里杀猪，我们几个小伙伴挤在旁边看热闹（那时军民关系密切，战士们也不赶我们），只见一头大肥猪被绑在一条长凳上，一个战士手持一柄长刀，一刀捅进去，猪血四溅，猪声震天。我们城市孩子哪见过这种场面，一个个兴奋得又叫又跳。　　说起来我和与金口二路隔一条鱼山路的山东大学（现海洋大学）还有点渊源：我的“学历”最早是从山大托儿所（那时还不叫幼儿园）开始的。当时的山大校长华岗一家就住在金口二路2号。记忆中2号是一栋日式平房，院子里有一棵粗大的悬铃木，一到夏天，大半个院子都在大树的庇荫下。上世纪七十年代，民政局在2号盖起了一栋四层宿舍楼，极具特色的日式平房不见了，遮天蔽日的悬铃木被“挤”到了院子一角。　　华岗是解放后山东大学首任校长兼党委书记，创办了《文史哲》杂志并任社长。这位1925年入党的老革命，1955年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蒙冤入狱，直至1970年才获准出狱，1972年病逝于济南。我的一位小学同级不同班的同学杨光涛，与华岗后人保持着联系，他询问了他们后告诉我，华岗一家从1955年至1966年一直住在金口二路2号，文革期间迁至鱼山路10号，后搬至八大关一带。不知为什么，“华岗故居”的铭牌却挂在龙口路40号？　　印象中的3号有一个大院子，房东是一张姓资本家。进门鹅卵石甬道两旁有一个花架，爬满了藤萝，一到春天，紫藤萝花香怡人。两层小楼正面屋檐下也像1号一样雕塑着建造年代“1932”，耄耋老人走过了八十多年岁月，已经老态毕现了，现在院子里东一处、西一处的违章房，像老人身上的老年斑。我知道这是社会病（岛城西部老城区几乎每个院都有），与年龄无关，无药可治。　　违章房的主人大部分都是文化层次不高、经济条件不强、社会地位较低、无职无权的草根。政府虽然针对违章房出台过不少政策、法规，甚至还成立过“拆违办公室”，但是面对着“历史悠久”、数量众多的违章房却束手无策。这恐怕也是全国性的社会通病吧？前些日子我们几个老同学去北京，住在一条胡同内，胡同里几乎没有“正宗”的四合院了，从开着的院门看进去，院子里都是满满的各式违章房。要彻底根治这个社会疾患应该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恐怕现在谁也拿不出治愈的处方。相比岛城老城区的其他街道，金口路的违章房还算少的，二路也就是集中在1号、3号、7号，可以看出金口路居民的整体素质还是不低的。　　4号和6号是两座几乎一模一样的“姊妹楼”，三层建筑，红砖一抹到顶，都是我的同学马元培家的私产，4号社会主义改造时交了公，马元培一家仍住在6号。　　4号有我的同学陶澄，他后来也搬到离我家不远的龙华路，我们上学放学仍相约一路同行。陶澄的母亲我称陶妈妈，是位善良的老人，每次到陶澄家，她都热情招待。她老人家八十多岁时，在街上碰到我，虽然几十年没见了，还能一口叫出我的名字。　　对陶澄印象最深的是小学四五年级时的一次洗海澡，当时的海水浴场没有现在这么多人，那时我们经常玩一种游戏：从岸上捡一块石头扔到水中，大家争先恐后潜到水下，谁摸到了高举出水，很有成就感。有一次我扔石头，不知怎么扔到在水中陶澄的头上，看着血流如注的他，我们都吓坏了，在大人的指点下才跑到救护站包扎止血。我送陶澄回家，陶妈妈一句责备的话也没说，只说了句：“以后可别玩这种游戏了。”这件事我至今未忘。　　陶澄后来自己经营一家汽配企业，当了老板，现在对老同学仍热情如故，所以同学聚会时大家一致推选他当“总指挥助理”，负责每次聚会男生的召集。　　5号是一座独立三层小楼，住着我的小学同学纪斌华一家，他的父母都是留学日本学医的大学生，回国后在家里开了一间诊所。纪斌华母亲姓韩，我们都称她韩大夫，负责看病开药方；父亲纪华堂负责药房，兼职护士打针。记得那里经常有些进口药（可能是盘米西林之类的），不知他们是从哪里搞到的，疗效很好，许多病到大医院打针吃药都不见效，吃她的一两片药就好了，我小时候有病都在那里治疗。纪斌华的父亲反右时被打成极右，发配到边疆，文革中纪家被贴满了“日本汉奸、特务”的大字报，又被折腾了一番。5号房东姓张，纪滨华家只是租房开诊所，他家后来搬到沧口，便不再行医了。前些日子小学同学聚会，听说纪斌华后随母姓改名韩斌，初中毕业后去了青海建设兵团，前些年因病去世，这是我知道的唯一一个去世的小学同学。　　5号还有一个同学叫王书君，与我同级不同班，他文革后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分配到青岛市社科院，以一部《太平洋海空战》成名；后来到美国做访问学者，更以《张学良口述实录—张学良的今生今世》蜚声海内外，不过这本书也受到不少人的质疑。　　5号有一个大后院，当时没开发，长满了树，是一片斜坡，一直通到鱼山路，后来被海洋学院开发盖了好几座宿舍楼。现在的5号后院也“开发”了一个独院，大理石栅栏，红专甬道，像一处小别墅，据说这是王书君的“行宫”，他每年还要回青小住。　　6号是我小时候最常去的院子，因为我们和马元培一个学习小组。马元培家是浙江奉化人，他爷爷是名建筑师，4号和6号便是他设计建造的。马元培的父亲马绪涛毕业于复旦大学土木工程系，公私合营时任青岛市合营建筑公司副经理，被称为“红色资本家”，曾任市民建主委、市人大副主任、省民建副主委、省人大副主任等职。在我的印象中，马伯伯戴一副金丝眼镜，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见到我们总是笑眯眯的。他去世后，省委、市委都发出通知，号召全省、全市党员干部向他学习，当时《青岛日报》头版通栏标题《风雨同舟四十年，一片赤诚筑心桥》，以一整版的篇幅介绍他的事迹。　　6号是一座三层建筑，进院两段石阶后，楼房外还有一大段石头楼梯，直接进入二楼（一楼好像是厨房，我们不大进去）。我们在二楼的客厅写作业，更多的是楼上楼下玩捉迷藏，看小人书。马元培家的小人书极多，全套的《三国演义》、《水浒传》都有，而且随出随买，那些小人书成为我们的最爱，我们就是在那里接受了中国古代名著的启蒙教育。　　“文革”中，马元培一家“让”出了6号。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父亲联系了一位范姓老太太教我和老同学东平日语。范老师曾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留过学，巧的是范老师就在6号二楼一间房屋住，我和东平每周去范老师家一次，我与6号又续起了前缘。两年后，青岛市职工业余大学开办，并设日语专业，范老师被聘为讲师，我和东平也以优异成绩考入，我们便终止了在6号的学习。八十年代，市里落实政策将6号归还马元培家，听他讲他们按原图纸将整栋楼重新翻建了一遍。　　马元培后来任市人大办公厅主任，官至副厅，是我们班同学中“最大的官”。退休后仍退而不休，还担任着浙江、宁波、温州等商会顾问，他还是市足协顾问，有关青岛足球的电视新闻中不时可见他的身影。马元培夫人梁红也是下乡诸城的知青，回青就业时，分配到与我工作的延安路饭店一门之隔的一个果品店，也算一份缘分吧。　　终于到了我们家—金口二路7号。7号院子不大，记忆中一进大门有一个花坛，种着月季、鸡冠花等花草，花坛西侧有一条甬道通向车库，甬道两旁还有木栅栏。西院墙内有两三棵槐树，几丛修竹；前院不知为什么竖着一根高高的旗杆，可从没见挂过什么旗，有一年刮大风，把旗杆吹倒，还压倒了甬道旁的栅栏。　　我们在7号住时，车库已改建成住房，男主人姓唐，身材不高，是个警察，据说是旧社会留用人员；女主人没有工作，是家庭妇女，长得人高马大。我至今还记得她是因为我四五岁时，有一次她指着楼前的石柱对我开玩笑说：“小约瑟（我的乳名），你的头没有这个柱子硬”，我不服气地立刻用头去撞石柱，虽然她赶紧拉着我，但我头上还是撞起了几个“蘑菇”，这件事如今还是几个妹妹取笑我的笑料。　　7号后院有一排平房，住着三户人家，其中一户好像是从农村来的，像现在的新市民。他家有个叫张自忠的男孩，比我大两三岁，经常跟我玩，处处“保护”我。有一次为了我（忘记什么事了）与别的小孩打了一架，鼻子被打出了血，我至今还记得他那副不服输的倔强模样。张自忠，你在哪里？现在还好吗？　　7号的主楼是一栋二层砖木混合建筑，还有一层阁楼。楼前有三蹬石台阶，门旁是两根花岗岩石柱，一进门右手是木头楼梯，一直通到三楼。　　一楼住着三户人家，一户夫妇两人都是中学教师，另一户忘记了，还有一户是刘凤山叔叔家。刘叔叔是市邮电局电信科的技师，我印象中的他心灵手巧，无所不能，又是热心肠。我们家无论电器、管道还是哪里出了毛病，奶奶总要说“叫刘叔叔去”，而刘叔叔也总是一来就手到病除。刘叔叔还精通木工、瓦工，我们搬到龙口路后，也是他帮忙把小阳台搭建成了小厨房。奶奶也把刘叔叔当成自己的亲人，她老人家每年过生日都要请刘叔叔参加。刘叔叔的父母住在三楼，刘爷爷刘奶奶是一对慈祥善良的老人，我一直记得他们的音容笑貌。刘爷爷当年养着一群羊，每天都要赶着羊去小鱼山放，那时小鱼山还没建公园，杂草丛生。我们小伙伴也时常在院子里给羊喂草，邻居们则到刘爷爷家买羊奶。刘叔叔有五个孩子，与我和妹妹年纪相仿，小时候我们一起玩耍，长大后也互有往来。　　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吃大锅饭时，7号一楼成为街道办事处的食堂，厨房当伙房，刘叔叔家则是卖饭、吃饭的餐厅，办事处为他家另找了住处。那时办事处在院子东墙下盖起一排小屋，安排家庭妇女办起了服务站，现在看来那个年代就有“违章房”了。　　7号据说当时是基督教会的资产，因为奶奶、父亲、姑姑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所以1947年他们一家三口从北京来青岛后，就被介绍到这里租住。我们家住着二楼整个一层，说是一层，其实也就三间卧室：楼梯口冲着的南向房间，住着父母、我和妹妹四人，旁边对着院大门有一个小阳台，夏夜，奶奶就跟我坐在那里数星星（那时还能看到夜空中晶莹闪烁的银河）；朝西的一间住着姑姑一家；奶奶和四舅姥住在面北的一间，这一间里面还藏有一间小储藏室。东北角是一间大厨房，有二十几个平方，东南角的厕所里面还有一间十几平米的洗澡间。听说我们家搬走后，厨房和洗澡间都住上了人。　　7号地势高，我们在家便能够观山望海。从东北面厨房的窗户可以看到信号山，每到元旦、春节、建军节、国庆节，信号山上飘扬的五颜六色的信号旗便吸引我们不时到窗户上张望。西面的窗户可以眺望栈桥、小青岛：白天，海水随着阳光变幻着各种颜色，时而宝石蓝，时而翡翠绿，时而琥珀黄；夕阳西下，晚霞映射出金光闪闪的暖色，夜幕降临，月色挥洒出银光熠熠的冷色，冷暖交融，高贵华丽。　　除了海的色彩，还有声的奏鸣：南面窗外有花有草有树，一到夏天，不知名的夏虫在草丛中浅唱低吟，不知疲倦的知了在窗外放声高歌，早起的鸟儿在树上婉转啼鸣。夜晚还只是夏虫和知了的二重奏时断时续，清晨加入了鸟儿，则变成多声部的大合唱倾情演出。　　如今在城市的钢筋水泥森林中，目之所及的是妖冶的广告，闪烁的霓虹，林立的高楼，拥堵的车流；充斥双耳的是汽车的轰鸣，小贩的叫卖，音响的嘈杂，人声的鼎沸。城市里的人们被剥夺了欣赏花红柳绿、聆听天籁之音的自由，享受不到大自然的慷慨馈赠了。这是社会发展的进步和必然，却是人类生存的悲哀与无奈。　　7号现在也已经面目全非了，院里间出好几个小院，里面横七竖八地盖着违章房。楼内更是惨不忍睹：一进大门，一道门堵住通往一楼的走廊，右手楼梯口也是一道门，我想上楼看看曾经的“家”，却被一把大锁挡在了门外。院子里静悄悄，没有人，好容易碰到一位老者，却被告知是在这里给儿子看孙子的，他对我们说，这个楼上住的都是租房的，没有原居民了。　　走出7号院门，回首凝望二楼我幼年住过的房间，一种难以言说的情感在我心底弥漫开来，我看到的不是幼时的方方窗子，而是流逝的悠悠岁月。我抱着外孙在楼前的石柱间照了一张相，也算是了却几十年对故居的牵挂吧。　　7号墙外是一条挺深的胡同，胡同尽头是9号。我们当年在胡同里玩那时的所有游戏：捣弹、打瓦、抗拐、扇烟牌、弹杏核、滚铁环、骑马打仗、、、这些游戏现在早已绝迹了。如今孩子们的课外时间都已被数码产品吸引，被钢琴、围棋、绘画束缚在室内，户外活动太少太少了。我外孙现在一岁半，恐怕长大也不能幸免。这是个社会问题，不是哪个人可以解决的，我们只能到时尽力为他提供符合孩子天性的空间吧。　　在胡同内除了玩游戏，踢球当然也是少不了的。放学后不回家，到胡同里两个书包一摆就是一个球门，按“实力”分帮后，每次都会踢得昏天黑地，不到天黑家长叫是不会回家的。一身臭汗，一身疲惫，一身淋漓尽致的爽快。我初中、高中都是校足球队的，恐怕就是那时在胡同中打下的基础。　　虽然整天在胡同疯玩，胡同尽头的9号院却一个人也不认识，没有同学，也没有一起玩的小伙伴。那是一座二层砖木结构别墅，听说房东是一谭姓资本家，住在二层，一层交了公。只记得那院与5号后院相通，我们经常从5号进去，从9号出来。　　此院几年前被一私人购买，2009年在没有规划审批的情况下，房主在周边居民的质疑、反对、举报中，将原建筑全部拆除，翻新扩建，加盖成三层，并对房屋进行了豪华装修。只是新主人却无福享受，因为据说他是青岛聂磊黑社会集团骨干，没进新房，先进了牢房。现在见到的9号，大门紧闭，院内杂草丛生，萧瑟凋落，楼房没有人烟，尽显败象，可惜了一处好地角。　　10号院门很小，没有院子，进门只有一条小石阶蜿蜒向上，通到两层楼房门口。我从没进过10号，前些日子看电视，才知道解放前10号还曾是青岛地下党秘密接头的“第七工作站”。　　11号解放初期一直住着一对苏俄老两口，院墙是通透的木格栅栏，院里养着一条大狗（那个年代城市极少见到狗），我们经常翻墙进院抓蟋蟀，惹得狗汪汪狂吠。五十年代中期，根据中苏关于遣返十月革命逃亡中国的白俄的协议，老两口被送回原籍。　　11号后来住过67军军长齐威，1955年授衔大校，后任北京军区副参谋长、沈阳军区后勤部部长、南京军区副参谋长、南京军区司令部顾问等职。11号的门也在胡同里，我们那时却从没见到有人进出，现在也是大门紧闭，见不到人影，仍然神秘肃穆。　　67军的前身是华北军区第2纵队，1949年1月，华北军区部队进行整编，第2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7军。1949年开国大典上，67军第199师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受阅部队，参加了检阅；1951年6月，67军赴朝参战；80年代参加对越自卫还击战；1998年，第67集团军被撤消。　　12号是这次我重走金口路唯一感到没有变化的院落，院里没有违章房，楼内没有杂物，只是大门楼梯洞改建了一间住房。这恐怕应得益于这个院里只住了五户，其中三户是亲戚、另两户是海大教师的缘故。那天到这里寻访老邻居刘泰功没见着，后来又专程拜访了他。泰功比我大一岁，是父亲的忘年交，父亲在世时，他经常到我家与父亲聊天。泰功知识丰富，信息量大，见解独到，有思想，又多才多艺，书法、绘画、摄影都颇有功力，在青岛各类比赛中屡屡获奖。　　泰功曾就职市民政局，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作为市政府恢复崂山景区五人领导小组成员进驻崂山，开展解放后首次崂山修建工作，包括军地交接、修复庙宇及古今刻石、设计规划景点和道路等諸项任务，为崂山景区的建设奠定了基础。如今闻名海内外的5A级崂山景区，融入了泰功太多的心血，泰功于崂山功不可没。泰功后来从市体育局退休，在职时他是青岛棋院的法人院长，现在还任着青岛市柔道、跆拳道协会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为岛城的柔道、跆拳道事业发挥余热。每次与泰功交谈我都受益匪浅。　　泰功的二舅陈仲窒壬缒暝谘烫ň蹋聪乱环莶岛罄辞嗟悍⒄梗葑姹驳慕袒濉白≌≡诟叽Γ獠呕嵝寺保诮鹂诙路最高处买下�12号。解放前陈先生去了美国。　　泰功的三舅陈九仁先生是父亲的好朋友，曾在北京《译文》杂志社任编辑，于1969年去了美国。他常从美国寄信来，那时我还挺自豪：“父亲的朋友遍天下”，没想到“文革”中这差点成了父亲“里通外国”的罪证。　　陈仲谋先生上世纪八十年代在越南因意外突然离世，12号的地契房产等档案资料没有了下落，如今这座楼便权属不清，三间私房、两间公房就这样不明不白地维持下来。　　12号还住过一个“马大嫚”，（我们那时对俄国女人都叫“马大嫚”，应该是俄语“玛达姆”的音译吧？）叫翟杰尼（音），是海洋学院的俄语教授(听说解放前在汇泉跑马场干过)，她丈夫是河北人，国民政府税务局留用人员。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翟杰尼曾带孩子回过一趟苏联，带回来的面包奶油分给过左邻右舍。文革中，翟杰尼被扣上“苏修特务、间谍”的帽子，剃了阴阳头，惨遭迫害。文革后和一对子女移民澳大利亚。　　13号住着我的同学朱明，他父亲是我国著名海洋科学家朱树屏先生，日这个院子外挂上了青岛市文化名人“朱树屏故居”的铭牌。世界海洋科学史上，有两项成果是以中国人姓氏命名的，1941年的“朱氏培养液”，1946年的“朱氏人工海水”，这两项成果的发明者都是世界浮游生物实验生态学领域的先驱、中国海洋生态学的的奠基者和开拓者朱树屏博士。　　朱明本来与我同班，他很聪明也非常调皮，经常气得老师火冒三丈又无可奈何。五年级时，有一次忘记为什么事了，惹得年轻气盛的班主任刘老师忍不住扇了他一巴掌，他也是教师的母亲找到学校，刘老师被严厉批评，朱明也调到了另一个班。　　朱明高中毕业后顶替母亲就业于青岛七中，前些年为落实13号的房产产权奔波于各政府部门间，我还曾在报纸上见到过他为此写的文章。2007年他与女儿合写过一本记述朱树屏先生一生的著作《朱树屏传记》。　　14号与1号一样，也曾是日伪敌产，45年被国民政府没收，49年解放后被新中国收回，我们小时候这里驻扎着北舰某炮兵连的官兵。每天清晨夜晚，起床号、熄灯号号声嘹亮，但我却丝毫没有噪音扰民的印象了，可能是习以为常，军号声已经成为周围居民生活的一部分了吧？现在的14号仍然是军产，前几年一直闲置，不见人烟，今年好像才住进了人家。　　记忆中金口二路没有16号，14号旁边是一块空地，有几棵槐树，一到夏天槐花盛开，整条路都飘着浓浓的花香。空地边沿裸露着几块后山延伸过来的大石块，小伙伴们爬上爬下，那是我们玩耍的“宝地”。后来听说这块地早被政府卖了，地契被买主带到香港，转手倒卖给别人。几年前地契所有者要回来盖房，不知为什么没盖成。2012年11月《青岛日报》上刊登过青岛市规划局“关于市南区金口二路16号楼拆除重建项目建筑方案进行社会公示的通告”，地契所有者据说是岛城足坛名人、日籍华人王家梁先生的姑姑。　　春天我推着外孙路过16号时，那里还是一片空地；八月我经过那里，三层楼房已经站起来了，正在拆脚手架；11月我再次从那里走时，一座造型时尚、装饰华丽的小楼矗立在路边，向行人炫耀着自己富贵的身份。如果这处房产真如人们传说，地契作为私有财产被保护了几十年，我们还真该为政府点个赞。　　18号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墙外的石头台阶，从路边到院门有五六十级吧，又高又陡，那房子其实是建在山上的,当时没有院墙和大铁门。这里住过一位名副其实的“大人物”：近年来让贪官闻风丧胆，国人交口称赞的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王岐山出生在这里，在常州路清真寺办的复真小学读到二年级，后随父转学去了北京。刘泰功与王岐山是复真的同班同学，他说王岐山为人豪爽，不忘旧情，住在金口三路上的一位同学，在王岐山主政海南时去找过他，王热情地接待了这位同学，并给了他不小的帮助。身居高位、铁面无私、高举反腐大旗、深受国民爱戴与敬佩的王岐山，原来是从金口二路走出的，这还真让我们有点自豪呢。　　18号还住过另一位人物，中国的路桥建筑师王节尧先生。王先生毕业于西南交大的前身唐山工业专科学校，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王节尧先生在青岛八大关，设计建造了荣成路17号、19号两处别墅，让中国人在有着“万国建筑博览会”之称的八大关中占有一席之地。解放前王先生曾任过滇缅铁路工程局副局长兼副总工程师，广州城建局局长。解放后王先生任前身为创办于清末的山东大学堂的青岛工学院土木系系主任，该校后并入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王先生先后在该校和上海交大任教。文革中，到上海揪斗王先生的青岛红卫兵小将在公园“乱搞男女关系”，被上海文攻武卫押回青岛，成为当时的一个笑料。　　18号后来是黄海研究所家属宿舍，公房改革中被青岛城投集团的一位老总买下，听为他家安装暖气的工人说，这家装潢“豪华极了，像皇宫一样”。身为中纪委书记的王岐山，如果知道国企老总邻居如此奢华，不知会有何感想？　　19号曾经是挪威驻青领事馆，解放后是警备区的一个诊所，为旁边的招待所及附近的驻军首长服务。后来诊所拆了盖起了一座小楼，警备区贺副司令在此居住，贺司令女儿也是知青，当年《青岛日报》上还以《将军女儿嫁农民，扎根农村炼红心》为题进行过宣传报道。贺副司令去世后，部队将小楼收回，又重新翻建了，从外面看更豪华气派，现在不知分配给了哪位首长。　　我的同学赵重江在19号甲住过。赵重江父亲有一间帆布厂，在院里开着一个小染坊。我还记得，院里是平房，一进院有一个大水池子，用来漂洗布匹；院子很大，里面整齐地搭着一排排毛竹架子，架子上整天晾晒着各种颜色的布匹。　　赵重江是我们班上的一位人物。1968年他卫校毕业，没进人人羡慕的医院穿白大褂，却作为青岛第一批知识青年报名下乡诸城，而且去了诸城最贫困的山区桃林三官庙。那个群山围绕的封闭小山村，与外界唯一的联系便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万籁俱寂的深夜，他收听到了《美国之音》；昏暗的油灯下，他把学马列的心得和想去苏联的计划写到日记上。那时“文革”尚未结束，“阶级斗争为纲”甚嚣尘上，他的举动被人告发，蒙冤入狱。然而，苦难与屈辱并没有压垮赵重江，反而把他磨练成一条汉子。出狱后诸城不接受的他回到了青岛，先是在茂昌蛋厂干临时工，后来得益于同组同学的帮助，就业于市南城建，凭自己的努力，获取了大学学历；凭自己的努力，干到了公司副总；退休后又干物业老总，不断实现自己的价值。　　20号曾住过一李姓人家，是当年“德士古”石油公司的职员，听说遇上空难去世。后来67军政委陈继德住在20号，他也是55年的大校，后任总参政治部主任、副总参谋长、广州军区政治部主任等。不知现在20号住着什么人，那天我看到一位打扮时尚的少妇，将别克轿车停进20号车库，打开锁着的大铁门，领着两个等在外面的民工模样的中年人进了院子。　　老红军、青岛市政协副主席廖弼臣在24号住过，他的夫人姚培玉曾任过市南区法院院长。比起这一对老革命，他们的养女廖晓东更“有名”。廖晓东与我们一届，日，作为青岛市第一批下乡诸城的知青，主动要求去了诸城最贫困的深山沟；1969年5月一日，21岁的她以一句“不能让贫下中农打光棍”而毅然嫁给当地一名31岁的农民名扬诸城（当年她的邻居曾见到24号院墙上晒着玉米面饼子，一打听，原来是她的养父母不同意她的婚姻，她为了表示抗议，自带干粮回青探亲）；日，她的第一个儿子“五一”出生，她也就业在村里当了一名公办教师。1974年2月，廖晓东因黄疸型肝炎、肝坏死去世，当时她还不到27岁。　　廖晓东的事迹在《中国青年报》和省市级报纸上有过长篇报道，还入选过1975年版山东省统编小学语文课本，诸城县委追认她为中共党员，山东省民政厅追认她为革命烈士，诸城、潍坊、青岛等地的青年中曾掀起过向廖晓东学习的高潮。我始终觉得廖晓东作为诸城知青的标志性人物，却因为自己的幼稚、狂热、固执，短暂的一生蒙上了一层浓厚的悲剧色彩，她是时代的牺牲品。　　我们小时候，24号门前有一条漫坡土路通向“后山”。所谓后山，其实就是地势较高的土坡，上面没有楼房，坡顶几排平房，是北舰某高炮连的驻地。一块较大的空地，既是训练场，又是篮球场、电影放映场。记得每到放电影的日子，晚上八九点才开演，我们小伙伴下午四五点就拿着小板凳、马扎子去早早占地方。孩子们追逐嬉闹，兴奋异常，就像过大年一样。后山山坡上还住着葛、邱两户老百姓，种着几种菜，养着几只羊，为紧张的军营生活增添了一抹田园风光。　　如今后山盖满了楼房。那天我们在路边一棵大树下，见到一位老者在劈木头，与他攀谈了几句，得知他是部队退休的老干部。他告诉我，高炮连早在对越自卫反击战后撤消了，“现在都用导弹了，高炮还有什么用？”后山的建筑大部分都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盖的，24号门前的路还在，路北是部队宿舍，路南的几栋楼是政府的家属楼，仍是金口二路，是三、四十号了。　　我们在42号院外看到一块“文化名人故居”的铭牌，那是著名作家刘知侠故居，他的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是我们当年必读的最爱之一。　　路尽头是“金口花园”小区，我对老者说：“听说里面住的都是军级干部，我刚才在门口照相被两个穿迷彩服的青年赶走。”老人勃然大怒：“什么玩意儿，凭什么不让照？哪还有军级干部？全是他们的儿子、孙子！”　　25号住过我的同学肖丽娜。肖丽娜高中毕业后回原籍烟台牟平农村，也算下乡知青，在村里遭遇过两段失败的婚姻，遭遇到村干部的歧视排挤，每当说起这段痛苦的经历，她都会潸然泪下。后来肖丽娜在马元培和两位初中同学的帮助下，调回青岛，被安排在园林局的一个下属单位，直至退休。她的女儿顶替她，在信号山公园工作，她又找了一位老伴，过着幸福的晚年。　　我的另一位同学窦招娣住在28号。当年她父亲与人合伙买下这座两层别墅，一家一层。窦家住在二楼，前后两个阳台，前阳台可以看海，后阳台能够观山。院子分为前后院，院内亭台楼阁，鸟语花香，如同江南园林。58年窦父被划为右派，去崂山修水库，窦全家每月28元生活费，被逼无奈把房子上交了。文革后落实政策，窦家房屋归还了，却因房产分割，家庭中发生了悲剧。现在房子在窦家小弟名下，出租给外人居住。　　我们小时候，重男轻女、传宗接代的观念在父辈中还是根深蒂固的，窦招娣家中女姊妹五个，没有男孩，于是姊妹的名字就成了盼弟、招弟、领弟，直到最后有了一个小弟弟。窦招娣1965年初中毕业时，正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的年代，她为表决心改名窦志耘，第一批去了青海建设兵团。在兵团她成了女瓦工，挖地基填烁石，打夯、掌夯领号子，什么活都干，还能跟师傅盖房垒大墙角。后来因夫妻两地分居办回了青岛，分配到印染二厂，91年发生工伤，但厂里没给报，经过漫长的上访之路，工伤办下来了，却无岗位安排，只好提前退休。退休后的窦招娣领着儿子在农贸市场自主创业，做出的食品创出了品牌，供不应求。后来她急流勇退，见好就收，退出了市场。休闲在家的她迷上了摄影，同学战友聚会，总会见到她活跃的身影，用镜头扑捉瞬间，让相机留住精彩。　　金口二路在13号处向西向北分出两条岔路，一条通向金口一路，一条就是金口三路。不知为什么，这里也是我们小伙伴玩耍的分界线，除了去后山，路口南边的院子我们似乎从未光顾过。其实这些院子里几乎都有我的同学：21号于明德，23号潘寿春、贾天伦，27号王玉香、王玉芬堂姊妹，31号牟玲莉。遗憾的是，这些同学几十年都没见了，同学们中也没有他们的消息。那天聚会时，有同学提起贾天伦，几十年未见，我完全把他忘记了，大家说起他的外号叫“狼”，我才想起来。不记得当时为什么给他起这样一个外号，倒是前些天读小说《狼图腾》，对狼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狼的那种“宁愿战死，耻于病亡”的勇猛顽强，正是我们华夏民族缺失的一种精神图腾。但愿以后有机会能见到这些同学，或者能听到他们的消息，我会再在这篇文章中为他们补记上一笔。　　城市的灵魂在于历史和文化，建筑和街道是书写历史、传承文化的载体。青岛的味道，并不是红瓦绿树、啤酒蛤蜊，而是千姿百态的建筑，曲径通幽的小巷。百年老楼里讲述着世代流传的悲欢故事，幽深小巷中流淌着绵延千古的韵味旋律。你要想领略青岛，了解青岛，我建议你去金口路。金口路虽然被许多人遗忘，平淡的历史也少人问津，但正因如此，这里仍保留着岁月冲刷的痕迹，保留着老街对历史的守望，金口路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后记：几年前，为了加深对青岛这座母亲城市的了解，我和老同学东平萌发了“走青岛，看青岛，拍青岛，写青岛”的念头，而且已经写了青岛的七八条路，《金口路》也是这个系列中的一篇。在写金口路时，住在这条路上的老同学一个个从记忆深处鲜活地走了出来，不知不觉间，便把他们写入文章中。　　如果把金口路上的老建筑比喻为“凝固的音乐”，那么，生活在这条路上的人们便是“跃动的音符”，这些音符谱写出这条路上或荡气回肠或婉转缠绵的千古绝唱。历史不仅仅是帝王将相的，更是草根百姓的，金口路的前世今生正是由这条路上我的同学们和与他们一样的普通老百姓书写的，因此，给他们的经历和故事一点笔墨，便是自然而然的了，把标题《金口路》改为《金口路和金口路上的同学》也是水到渠成的了。　　【本文转载于lyzd的博客：http://liyizuod.blog.163.com/blog/#m=0金口路和金口路上的同学——走青岛，看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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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张一看就是育才的校服，很可惜没有金口三路的内容
金口一路36号解放后先是住过67军副军长童国贵，之后是67军副军长孔瑞云
童国贵在文革前住在金口一路42号
原帖作者很多文字是未经过向当事人求证就发表的道听途说，另外在网上实名实姓的写某些同学朋友的隐私，这点非常不可取。
回复：【静念悠思】
感谢您的提醒与批评，这个帖子首先欣赏的是金口一路与二路的建筑与近代历史，其他倒真没多在意，以后在审帖发帖的时候会更加认真一些
神秘的金口一路，值得一读
非常好的一个文章，我在金口一路生活了四十多年，就住在48号大院，2006年搬走的，现在盖了好多将军楼。
回复:楼主是文章作者吗
请问楼主是文章作者吗？我想寻找一位亲戚，据说他家就住在金口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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