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执剑泰斗的黝黑之锋这个表述合适吗?

沉痛悼念经济学泰斗谷书堂教授:陈宗胜忆谷老教书育人的二十一件|泰斗|政治经济学|教授_第一富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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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痛悼念经济学泰斗谷书堂教授:陈宗胜忆谷老教书育人的二十一件
发布时间: 11:01来源:北方网时政小编字号:
  前天晚上,即日晚19时56分,我们敬爱的老师谷书堂教授,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政治经济学泰斗,南开大学荣誉教授、南开政治经济学学科开拓者和杰出代表,在与多种疾病顽强斗争几年后,终因多项脏器功能衰竭,医治无效,在天津总医院逝世。第一富财经学界失去一位政治经济学研究大家,一位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勇敢探索者,一位改革开放理论与实践的先锋战士;我们这些谷老师先后的学生,失去一位交流谈心的好朋友,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一位泰斗级经济理论引路人。 本文来自织梦
  噩耗传出,南开学子悲痛欲绝;经济学界,唁电悼函纷至沓来。社会各界纷纷以不同方式表达哀悼之情。北京的南开各级校友连夜举行了烛光悼念会,海内外学者友人在网上发起的大规模的悼念活动。我作为谷老师博士队伍中的大弟子,谨以此文(《不平坦的治学路》一书导言)表达无尽的哀思。 copyright dedecms
   本文来自织梦
  图为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政治经济学泰斗,南开大学荣誉教授、南开政治经济学学科开拓者和杰出代表谷书堂 copyright dedecms
  一、开头语:年届鲐背的经济学泰斗 内容来自dedecms
  斗转星移,世事苍桑,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师从谷书堂教授学习到今天,转瞬就是三十多年了;每每忆及当年读谷书堂教授的硕士、博士时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当时谷书堂教授虽然年及花甲,但给我的印象似乎他总是精神瞿烁、身体健壮。岁月催人,近几年我们尊敬的谷书堂教授年事渐高,已进入可以用“耄耋”这样的语汇描述的年龄了,前几年是他米寿之年,去年即届鲐背。真真是令人不得不惊叹时光的弯曲、伸缩、相对,那有什么永恒的时空观。 copyright dedecms
  谷书堂教授是著名经济学家,第一富财经学界的泰斗,为中国的经济学学术研究中做出了重大贡献。在谷书堂教授年届鲐背之际,我们这些当年师从于他的老学生,一些他不同时期的同事和朋友,在为他祝寿的同时,合作撰写一部书《不平坦的治学路――谷书堂教授经济学理论与思想述评》(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出版),一定程度上纪录了谷书堂教授一生教书育人的业绩,他对第一富财经学研究的贡献,对政治经济学的探索与追求,他解放初期在学术研究上初露头角、文革期间被作为反动权威批斗改造,改革开放后他放开手脚在学科建设、扩所建院等方面奋力拼搏的足迹,当然也从一个学生的角度,特别谈了谷书堂教授对我们自己和其他学生的影响,总结了我们心中认识的谷书堂教授的形象,记录下了跟随谷书堂教授学习的温馨年华及毕业后努力奋斗的打拼岁月。建议大家读一下此书。 copyright dedecms
  实际上,为谷书堂老师写一本真正的传记,我们以前也曾试图作过。1997年南开经济所建所七十五周年,恰巧是谷老师七十大寿,我作为当时的经济研究所所长,曾协助徐薹浇淌谧橹说谝槐敬切缘妮樽鳌兑桓鼍醚说淖慵!罚拥笔闭莆盏牟牧虾湍芄欢钡牧α靠矗饕故遣嘀赜诠仁樘媒淌谘豕鄣愕奶崃逗图希跛枷氲奶岢龊脱荼涞墓蹋蜕罟蹋萄в说确矫嫔婕暗慕仙僖恍U馐悄潜臼榈奶氐悖彩悄潜臼榈囊桓霾蛔悖涫蹈嗟匦鹗鲆幌鹿仁樘媒淌诘纳罹黾有┤の缎缘墓适驴赡芨诵谝陨咸峒暗氖橹芯陀薪洗蟮母慕N易约壕拖M谝韵碌男鹗鲋校黾右恍┱夥矫娴墓适滦越锨康哪谌荩允勾蠹夷芨娴亓私庖晃痪醚Т蠹业母鞲龇椒矫婷妗 织梦好,好织梦
  从与谷书堂教授地多年交往中,我断续了解到一些谷书堂教授过去的不凡经历,及伴随共和国成长的脚印。谷老师早年离乡求学、留校从教的经历是从一些材料中看到的;他青年时代在学术研究上展露锋芒,写出震动我国学术界的经济学论文,是从查阅当年文献中逐步知道的;文革初期他被打成反革命和反动学者,接受批判、下放劳动、农村放羊的蹉跎岁月,是从几幅照片中窥得一鳞半爪的;直到改革开放后,他老骥伏犁,放手大干、科研调查、治所建院,以及他开展教学科研取得的成就,则我都是亲历者和见证者了。因此,我想关于谷书堂教授在改革开放前的岁月故事,我知道太少,还是留给他那时的同事来写为好,希望其他作者能够补充更多材料,以为后来者留下可循的痕迹。我自己以下还是从改革开放启动后的转折期写起。其实改革开放后谷书堂教授对南开的教育事业、对第一富财经学研究的贡献,我也只能够勾勒一二,粗线条地描绘几笔。 内容来自dedecms
  二、乡音不改,影响满京华 copyright dedecms
  在谷老师的周围人中,无形中聚集了不少山东人,其中他同我是最近的老乡,我们同是山东省威海市人;在威海地区与烟台地区分开之前同属烟台地区。而无论威海、烟台都属于山东最东端的胶东半岛地区人。同其他地区相比,胶东人的像貌诚实、憨厚,尤其口音是特别的,这在多种文学作品都有反映,从最初我听谷老师讲课时就确认了,因为他的胶东特色口音几乎没有多少变化。中国有句古话,亲不亲家乡人。由此,我从最初就觉得有一种亲近感,没有想到如此著名的大学者是自己的胶东老乡。这可能也是本科毕业后,我选择谷教授作为我的硕士导师的一个潜在原因吧。 本文来自织梦
  我是文化大革命结束恢复高考制度后,通过统考进入大学的第一届本科大学生,即通常说的“七七级”。但实际上,所谓“七七级”是指1977年参加考试,而真正入学则在1978年初;我是1978年离开山东来到天津市,进入南开大学经济系本科学习的。刚到南开时,真是让我吃惊的很,到处都是煤灰粉尘飞扬,因为天津当时刚经过了七六年的大地震,到处都是临时建筑,油毡棚,干燥的大风刮过,到处都是粉尘,不要说PM2.5,就是PM20.5都有,与我刚离开的山东滨海城市青岛真有天壤之别,那里是红瓦绿树,海风习习。我当时真的曾有过后悔来津求学的想法。可是很快,在南开园中上过几次课之后,我就修正了这个想法。青岛的海天景色的确是美,但里面欠缺知识的厚重,一两个大学,一两张报纸而已;而天津市的尘土飞扬中却掩映着几十所大学和大批著名学者,特别是南开大学这样的高等学府里,著名教授结队成群,下面我就会提及部分经济学教授的大名。所以,我很快就在南开大学的教室里看到了未来,在图书馆里确定了位置,在马蹄湖泮找到了乐趣。 本文来自织梦
  那时,南开大学还没有什么学院,经济学方面只有一系一所,经济学系和经济研究所,经济系的本科教学在全国是响当当的,师资实力雄厚,教材相对齐全,教学水平一流。经济系七七级是一个大班级,一共96个学生,在系里安排的班主任庞传森老师的指导下,相互联系紧密,几个兄弟班级会经常搞一些联谊活动。我作为七七级的班长,结识了不少其他班级和系所的老师和同学,其中就包括谷书堂教授。七七级人才济济,学习气氛浓厚,入学不久在其中一位同学的努力下,就办起一张全国大学生中唯一的创新性的报纸《经济初学》,那可是我发表经济学论文处女作的处女地,听说至今这份报纸还在办着,而且越办越红火。记得当时报头是请著名学者于光远先生题写的,而其他学者的题词中就有谷书堂教授的鼓励和支持。那时谷书堂教授是在南开经济研究所位于南开大学高高的苏式教学主楼的六楼办公,我和几个同学结伴跑去他办公室里找他,他是用钢笔在空白纸上写下了他的祝辞,鼓励我们好好学习经济学知识,语言朴实无华,连同他笑嘻嘻的和蔼样子,积极支持的态度,给我印象深刻。 本文来自织梦
  三、教授本科,讲座受欢迎 内容来自dedecms
  其实,以上所提题词之事,不是我第一次见谷书堂教授的面。当时,南开大学经济系的本科课程,除了数学、哲学、历史、外文之外,主要就是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读原著很难,都是从研习学校编写的资本论《原理本》开始,然后是《资本论》的重点章节的学习,进而再读原著。带领我们进入经济学的殿堂,给我们授课的老师全是国内外的一流专家,比如经济系“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研室”,有系主任魏勋教授,写过多部《资本论》解读本;夏长森教授讲课时总是微微晃动着智慧的脑袋,深入浅出;高峰教授都授课时从无一句费话,曾因研究现代资本主义多次获奖;邹素梅教授是国内少有一流女教授,讲课时字正腔圆,很少用讲稿。这在当时一定是全国最强的教学班子。通过这样的教授和学习,到考试时,资本论的第一卷我几乎都能背下来,我自己都惊讶竞有那样的即时记忆能力。我自己常为马克思资本论中严密的逻辑性所折服,但有时也对他的个别分析感到纳闷,既然只有劳动创造价值,那么其它要素就一点没有用了吗?这似乎是不少同学都有的疑问。 织梦好,好织梦
  学习《资本论》的同时,我们还要学习郭士浩、伏义琴、张厉声教授讲授的经济史课程,学习李竞能、冀有江、纪明山、鲁明学教授讲授的西方经济学说史,学习马克思研究过的费尔巴哈的朴素唯物主义、黑格尔的辩证法三规律,以及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圣西文、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等。由于马克思经常提到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所以系里面的老师也不时地组织,有时也是学生们自己邀请系外的教授,比如经济研究所里研究现实问题的老师给同学们搞些讲座。我记得就是在读本科的那时候,在课堂上第一次见到谷书堂老师,他当时讲授的什么内容不记得了,只记得第一次留下的印象是,说话严谨,表情严肃,似乎不苟言笑。意外的收获就是,断定我与他一定是胶东同乡,讲座结束时我的鼓掌是特别起劲的。 本文来自织梦
  《资本论》的学习之后,教室的讲台就由另外一些教授占领,如林惠辞、郭世浩、温海池、李元亨教授等,由这些教授为我们讲授列宁的“帝国论”,《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经典著作。我们知道了资本主义已经腐朽,垂死,但对照美国等国家中现实的资本主义的情况,不知何故,他们总是腐而不朽,垂而不死,我的心中就很是纠结和不解:帝国主义垂死挣扎的时间好长啊,可能现在是回光返照吧。因此,有时候系里就请经济研究所里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熊性美教授、滕维藻教授等大学者,到课上讲解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局限。于是,我们得知,资本主义的腐朽、垂死是一种“趋势”,资本主义也会适应形势和环境而改变,具体的灭亡时间取决于多种因素,其中一个因素就看它的竞争对手社会主义,是否能最终发展壮大。这样的认识是在老师的引导下,经过很长时间才逐步领悟到的。 copyright dedecms
  四、编著教授《北方本》,引导现实研究
  在本科的较高年级,就是学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了。我们先后听过朱光华教授,蔡孝箴、郭鸿懋、杨玉川、杨镇安、张仁德、王述英、吴国存教授的讲授,几位教授都是从自己的角度尽可能地给我们介绍了社会主义的历史,除了讲述前苏联时期斯大林的理论外,就是讲中国建国后的建设史;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比较起来,我当时的感觉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不够完善的经济学理论,逻辑上和理论体系上,都是不系统的。但是,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就是中国的事,就是我们身边的事,这又让我感兴趣,即它激发并培养了我研究和探索现实问题的兴趣。 copyright dedecms
  到本科学习的后期,在教授队伍中加了谷书堂教授等更多来自经济研究所的老师,这进一步提高了我学习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热情。谷书堂教授讲授的是《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北方本”,即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北方教材,是与蒋学模教授编写的“南方本”教材相呼应的。这部书的理论体系,我在以后还要提到,这里只是说明,它既不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简单模仿,这是当时很多人的尝试;也不是中国制度政策的简单汇编,这是当时另一些人努力做的工作;而是努力探索社会主义特有的内在逻辑,并以此来编排全书的体系和内容,因此当时赢得了广泛的赞誉。通过听课和阅读,我这颗当时年轻的心,似乎找到了今后努力方向,有了也参与其中做些事情,进行研究的想法,也产生要重点研究现实经济问题的冲动。 本文来自织梦
  我的本科毕业论文《论包产到户的适应范围》,是讨论关于包干到户责任制的适应范围的,主旨是想弄清楚包干到户这种初级生产形式能够适应什么样水平的生产力,是由当时经济系最年轻的梁晓东老师指导的。1981年全国农村地区很多地方都开始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从人民公社到分田到户,体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许多地方顺利实施,也有不少地方阻力不小,比如我的老家当时的烟台地区,很多人就不以为然,认为包干到户只适应于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情况,富裕地区一旦实行必是生产力的倒退。现实是否是这样的?这就是我论文选题的初衷。 内容来自dedecms
  我们选择农业题材的学生有一个大组,都统由梁老师带领到外地展开调查研究。我们首选南下到安徽凤阳小岗村这个包干到户的发源地去考察,看包干到户在那里是否真的有效。我们实际上去了风阳和全椒等多个地区做实地调查,我访问了几个村子,特别了解了按人均收入和亩产量等分属贫困、中等、富裕三个层次的不同村的情况,发现实行包产到户后,三个层次的村庄的产量都提高了;还与当时(据说是)中国最富裕的烟台地区进行了比较,得出了结论是,包干到户责任制适应于当时全国大多数地区,包括烟台地区。这一结论的得出,是调查研究的结果,算是为中国农村改革提供了一点依据。这篇幅论文得到了指导老师的高度赞扬,后来读硕士前也给谷教授看过,也得到他的充分肯定。本科大二大三期间,我还写过其他几篇有些想法的学术文章;我还利用假期回家的时间,做了农村集市价格与供求关系的调查,结果都在《经济初学》的小报上发表了,其中我特别记得,讨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文章,还被人民大学的报刊文摘资料汇编全文转载过,直引得不少同学好羡慕啊。
  听说现在许多大学里招聘人才、招收员工,不是仅仅审查最后学历,还要往前深查本科学历,唯“985”、“211”是举,我不以为然,这把相当一些没有学历或学历一般但很优秀的人才,都排除在外了,不利于社会发展也不符合改革后的实际,我很不赞成这种做法。但以我的观察和个人体会而论,也不得不坦率地说,扎实的本科教育的确是优秀人才的成长基础,良好的经济学基本功培训和锻炼,是一个经济学家成长的基石,也深为自己有幸得到了南开大学厚实的本科教育而感到自豪,并对以上提到及没有提到的南开大学经济系教过我课程的多位老师,深怀感激之情,特别是对谷书堂教授,他后来又指导我完成了硕士、博士学业,毕业后再进一步推荐我到美国耶鲁大学完成了博士后研究,一步一个台阶地把我们推上了学术研究的高峰。今天回想起来,我和我的同学们、同事们能为国家、为人民做些事情,有些甚至做出不小的贡献,首先就应当归功于教授我们知识的谷老师们、魏老师们,应当感谢他们不懈的教诲和培养、培育。 本文来自织梦
  五、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 本文来自织梦
  伴随着新中国的建设与改革进程,同许多老一代学者一样,谷书堂教授的经历和行为中都打下了深深的历史烙印。他经历过对新生的共和国的热情投入,对反右斗争的惶惑不解,对“大跃进”中的狂热行动的疑虑,“文化大革命”中又惨遭批斗折磨,以及改革开放后壮心不已、老骥伏枥、大显身手。正是这样的一些曲折的人生经历铸就了,或者说是更加显示出他矢志不移、百折不弯、勤勤恳恳的优秀品质。而在学术研究方面,他作为成名很早的经济学家,善于独立思考,敢于创新,不愿人云亦云,而是力求实事求是。在经济学教学方面,谷书堂教授作为教育大家,总是孜孜不倦,潜移默化地教育、培养和影响着学生。这里着重叙述一些谷书堂教授教书育人的一些往事,然后再介绍他在学术上的成就。
  谷书堂教授是一位经济学教育家,对教育事业影响深远。1949年谷书堂教授毕业于南开大学,此后至今为他所钟爱的经济学教育事业奉献毕生心血和才智。如果说五、六十年代他多数是作为其他教授的助教并以从事研究为主,文化革命中又多是蹉跎岁月,那么只有在改革开放后他才能真正全身心投于经济学教育事业,但出于工作的需要和组织的安排,谷书堂教授一直是“双肩挑”,在从事繁忙的教学和科学研究的同时,还担任了学院里面党务和行政管理工作,先后任南开大学经济系系主任助理、系副主任、党支部书记,经济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所长,经济学院院长。他始终是一边作管理工作,一边又亲自组织教学研究队伍,亲自主编教材,亲自为学生授课,传授知识,释疑解惑。 copyright dedecms
  谷书堂教授把大量的时间都用在教学和培养学生上,一直认为,从推动第一富财经学的整体发展来说,花费更多时间培养学生,能够做出更大的贡献。从开始从教到今天,他已先后培养了大批的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真可谓是桃李满天下,也许古时孔老夫子的三千弟子远不能及。在他培养的学生中,继续从事研究治学的,早就脱颖而出,有的著作“半身”了;从事企业实际经济工作的,有不少人早成为国内外有影响的大企业家;从事党政管理工作的,更有一批高官高干,在各级政府部门指挥、决策、干事;大多数人毕业后在各种平凡岗位上,奋力进取,做出了不平凡的事业。现在,谷书堂教授教育毕业后的学生,遍布在各个领域工作,至今很多学生都还经常跟谷老师保持联系,就某些问题向谷先生求教,仍然经常受到谷先生的教诲。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六、坦诚包容,大家风范。 本文来自织梦
  1981年我本科毕业准备考研。由于本科时逐渐培养起的对现实问题的兴趣,我就准备报考社会主义经济学方向。而谷老师是专门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在这一方面影响很大,发表文章、出书都很多,于是我萌生了报考他研究生的念头。那时谷书堂教授与腾维藻校长、钱荣医淌诘日庑┣氨驳陌旃叶荚谥鹘萄Aィ看尉鹘萄ナ保叶蓟岵蛔跃醯叵蛑髀サ牧ネィ业笔毕敕ê芗虻ィ南胱帕ゾ褪且桓龈叩难醯钐茫仁樘媒淌谒鞘钦獾钐玫闹魅耍撬诘母叨热缤堑难芯克揭谎潘且欢苎У街丁:罄矗胰缭缚忌狭斯壤鲜Φ乃妒垦芯可晌怂诙嗟茏又械囊辉薄Q芯可胙б院螅壤鲜娴幕嵩嚼丛蕉嗔恕3丝翁蒙咸问奔嫱猓瓮饣疃幸灿懈嗟慕哟ァD峡笱У纳缤呕疃芊岣唬飞暇褪呛苡忻摹N壹堑迷谑橹卸恋剑颐蔷窗闹芏骼醋芾碓谀峡潦椋背2渭右涤嘌莩觯缪菀恍┗熬缰械娜宋铩
  改革开放后南开校园逐渐从“文化革命”的死气沉沉中焕过神来,恢复了昔时的活跃气氛。我们那个研究生班里活跃人物也很多,班里经常举办各种各样的活动。有一次学生年终聚会,我记得是一个下午就在主楼六楼经济研究所的中厅里举行。邀请了老师和外系学生来参加,济济一堂。谷书堂老师和钱荣依鲜σ捕加ρ床斡牖疃;疃杏幸桓龌方冢侨美鲜γ抢椿卮鹧は壬杓坪玫奶饽俊N沂茄芯可嗟闹Р渴榧牵孪纫仓懒痘岬哪谌荩吮苊庖恍┏∶娉鱿洲限危乇鸲V龅笔钡闹鞒秩肆壕餐В绻嵛世鲜κ庇Φ蔽室恍┏9嫘裕灰В獾萌美鲜γ谴笸ス阒谙虏焕刺ā?墒堑搅俪》⒒邮保壕舱饧一锞谷煌耆橇恕5笔彼俏柿斯壤鲜副就夤∷档淖髡呙郑行┠讯鹊Φ辈皇呛苌В柿思副臼榈淖髡撸壤鲜σ皇倍济淮鹕侠础R慌缘那淌谑疽馕也灰傥氏氯チ恕N业笔毙睦锩嬷甭裨沽壕部悸遣恢埽驳P墓壤鲜λ滴颐亲橹幌福悸遣恢埽诨岢∩嫌幸馕阉5龊跻饬系氖牵谥鞒秩肆嵛手校壤鲜Σ坏挥幸虼硕栈穑鸸盅阉炊侨缡迪蛑鞒秩怂得魉恢溃觥安恢馈保缡档亍按鸩簧侠础保恼庖怀鲜稻俣昧搜抢斫獾恼粕托ι;岷笏肭依鲜σ黄鹂嫘Φ髻┧担拔颐嵌际抢贤纷恿耍且淞Σ槐饶忝悄昵崛说摹薄Jι叵狄蝗缂韧Φ煤芎茫苋谇9壤鲜σ幌蚴侨绱说靥钩希荩肴苏娉舷啻拇蠹曳绶逗褪凳鼻笫堑木瘢苁俏颐茄暗陌裱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七、循循善诱,诲人不倦。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作为大学里的教师,当然主要任务是传授知识、教育学生。但要成为教育大师,教师教课要做的好,真正培养出优秀的学生,主要还是要有一些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我自进入研究生学习后,谷书堂教授就按照他总结的系统教学经验和方法,引导我们学习、研究,推动我们不断进步。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炼在个人”。人们说这句话时,往往是强调徒弟个人的努力的重要性。其实回过头来看,我自己的体会,个人努力总是重要的,但师傅如何领学生进门是更为重要的。学问、学术、学习之门,决不是只一道门,而是每走一步都有一道门的。有老师引领可能一步跨入门里面,而无人引路可能一辈都在门外徘徊。所谓不得其法,难入其门。谷老师作为教育家,教授学生学习有一套方法,是循循善诱,由浅入深的三步渐进法。 织梦好,好织梦
  首先,第一步,他强调要多读书,而且要多做读书笔记、甚至是多记学习卡片等,他提倡我们身上总是带着合适尺寸的纸卡片,有心得就及时记录下来,等积累到一定时间,一定程度,自然就可以对一个问题形成统一的认识,串成一篇学习体会文章。当然,这一步的这个体会多是别人观点的梳理,整理,还较少有自己特别的观点和理念。这一步主要是广泛涉猎,积累知识,采拮他人文章、著作的精华。不过现在很少有人记纸卡片,有更为高效的电脑代劳了。但是道理仍是相通的、有效的。
  第二步,试着写出所读文章或著作的评述。即评论他人的观点是否正确或完善,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把多种观点综合一起,相互比较,自然会把自己的观点加进去,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批判性的思维。在评议中批判了错误的,纠正了不适当的,肯定了正确的,则自己的观点、意见也就包含在其中了。这是第二步的主要要求和特点。
  第三步,也是其中重要的一步,就是最后要走向创造。通过对前人成果的肯定和否定的评判,创立起自己的观点和想法。这个观点是不同于其他学者的,是有自己独特根据作支撑的。当然,这个创新可以有不同层次,可以是全新的不同观点,这当然最好;也可以是证明同一观点的新的材料;也可以是证明同一观点的不同方法。总之,是不同于以往的文章或他人已有的劳动的,也许是一个侧面,或一个部分,或者整体上的创新。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这个由梳理、分析、创新的三步曲,或者叫摘录、评议、创造的三步曲,其中的三个步骤,是相互独立的,也是相互联系的,由浅入深,引导学生在这一过程中学会怎么收集资料、怎么运用资料和方法,怎么表述自己的观点,怎样创立自己的观点。总之,是与政治上“求同存异”恰巧相反,要在学术上“存同求异”,标新立异,创立学术上一家之言,创造创新。
  谷老师的学生们都是在这“三步曲”的熏陶中锻炼出来的。我自己觉得深受其益,我们正是循规蹈矩地沿着谷老师指引的正确方向,一步步从一个不知经济学为何物的青年学生,成长为在学术界有影响的青年学者,经济学家。大概是2003年这一年,谷老师的学生中有三位一起得到了我国经济学界最高学术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其中,一位是山东大学的臧旭恒教授关于消费经济学的研究,一位是南开管理学院院长李维安教授关于公司治理的研究,还有一位就是我本人关于第一富财经体制市场化程度测度的研究。这在第一富财经学学术界一时传为佳话,谓之“南开现象”。一些学者认为这决不是偶然的,一些敏感的记者还纷纷试图从各种途径寻找答案,探讨南开现象的谜底。当然,谷书堂教授也不会有什么单一的标准的答案。不过我以为,与谷书堂教授教育学生的方法一定是有直接关联的,至少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吧。 本文来自织梦
  就我进行的那项研究而言,那是我任南开经济研究所所长时带领十多位青年博士完成的,回答了中国体制改革进程的可测度问题,为中国加入WTO争取市场经济国际地位奠定基础,后来引起了中国学术界一个不小的研究热潮,如北师大的李晓西教授,体制改革所的樊纲、王小鲁教授等,都开展过卓有成效的研究。这项研究的源起,实际上是我在八十年代末读博士时在谷老师主持的讨论课上形成的想法,只是当时的各种条件不成熟没有实施,直到九十年代初我完成耶鲁博士后研究,发现国外关于中国市场化的研究是一片空白,博士后完成回国后,我设法成立了谷书堂经济学基金,在基金支持下才启动大规模测算和研究的。因此,此研究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应当说是有扎实的基础和相当深度的积累的。 copyright dedecms
  八、思想开放,结合需求办学 copyright dedecms
  谷书堂教授的教育思想是开放性的。他重视正规学历教育,也特别关注在职教育。上世纪八十年代初(1982年),加拿大国际开发署(CIDA)与国家教委开展交流与合作,决定援助中国8所高校发展现代管理学教育。时任校长滕维藻教授与钱荣医淌凇⒐仁樘媒淌诘攘⒓醋プ』觯浞殖锉福诹侥旰笥爰臃降脑伎恕⒙罂寺硭固亍⒗叨笱Ш献鳎谀峡笱Э旃ど坦芾硭妒(MBA)研究生班,由中加双方教师以双语授课,其中10多门主要课程由加方委派教师讲授,并提供全部教材,从年共招收了3届MBA研究生,为国家培养了一批亟需的管理人才,同时创造了留学不出国门的教育模式。 copyright dedecms
  1984年,我国实行沿海十六城市开发开放政策,谷书堂教授与滕维藻校长敏感地抓住机遇,带领有关人员访问当时国务院特区办公室主任谷牧同志,决定在南开大学举办沿海开放城市领导干部培训班,由南开大学教授、外国资深教授、国家主管部门和实际部门领导授课,培训经济特区、开发区、沿海沿边开放城市领导干部,从1985年至1995年举办20多次共轮训500多人,简称“对外开放市长班”,为中国的对外开放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织梦好,好织梦
  1990年代初,为适应改革开放提出新要求,当时的国家地矿部与经济学院院长谷书堂教授磋商,对地矿行业系统内的年轻干部脱产进行经济学专业研究生培养,合作创办了“地矿班”,从1991年到1993年连续举办三期,共培养研究生120多名。其中,现任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许B史、北京市市长王安顺、天津市副市长宗国英等都是这个班的研究生,正在为国家新时期改革开放做贡献。 内容来自dedecms
  1992年,在谷书堂教授、熊性美教授、薛敬孝教授共同主持下,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与深圳市综合开发研究院联合举办的博士培养项目,先后共培养博士60多名,在深圳市领导岗位上、企业、金融、经济、教育、科研等各个战线,都活跃着通过这个项目毕业的南开校友,他们为特区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改革开放后,谷书堂教授等沤心沥血,高度重视培养自己经济学教师队伍,但同时也重视引进国外的专家学者。1983年我读硕士时,谷书堂教授广聘国际人材,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先后聘请了前世界银行高级经济顾问、美籍华人杨叔进博士,讲授发展经济学,并担任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1985年聘请联合国前非洲发展银行高级顾问、联合国援助苏丹交通部总顾问、美国支援叙利亚交通发展规划项目总经济师桑恒康教授,讲授交通运输经济学,创办南开大学交通经济研究所(1987年),并担任所长;同期还聘请精算大师段开龄先生,创设“精算学”研究课程,创建保险研究所并担任所长,培养了中国第一位精算师,还促成南开北美精算考试中心落户南开,为我国培养出首批精算师,促进了中国精算业的发展。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在打造教学科研队伍,推行开放式教学的同时,在校领导的大力支持下,谷书堂教授与经济学院其他教师齐心协力,全力扩展经济学院的学科体系,使其由原来的一系一所,发展成为几乎包括了全部大经济与大管理的专业学科,在不长的时间里,迅速建设了管理学、金融保险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会计学、旅游学、价格学、数量经济、城市经济学、产业经济学、交通经济等新兴应用学科,使当时南开的经济学学科总体水平站到全国最前列;相应地组建了管理系、国际经济贸易系、金融学系、保险学系、旅游学系、会计系、国际经济研究所、交通经济研究所、人口研究所、台湾研究所等机构,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及后来又独立出来的国际商学院,成为国内高校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经济学院和管理学院,为南开大学的建设发展奠定了基础。期间,谷书堂教授对南开的学术杂志也倾注心血,于八十年代初创办《南开经济研究所季刊》,与国家物价局合作创办《价格理论与实践》,到现在发展成为《南开经济研究》、《南开管理评论》这两个影响更大的经济学管理学杂志,大大促进了科学研究和学术交流。 内容来自dedecms
  九、有教无类,不拘一格教人才 内容来自dedecms
  谷书堂教授在教育思想方面,坚守一个信念,就是不拘一格,培养人才,他更加重视有实践经验者的努力。在他招收的硕士研究生中,有相当一些人是没有正规本科学历的,有的甚至是自学成才的农家子弟,以实际行动实践着孔老夫子有关人才培养“有教无类”的思想,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教育家。他每年招收的学生的背景各不相同,水平参差不齐,但谷老师都耐心地教育他们。在我的硕士同学中,有一个是某地区乡村的木匠,人很聪明能干,也非常的刻苦勤奋,但家中经济条件较差,基本都是自学的各种经济学、管理学知识的。他当年是慕名来津考魏勋教授、谷书堂教授的学生,第一年没考上,第二年又继续准备考;他平时无钱租房子住,就在现在的津南区找到一艘废弃的破船,由于他是木匠,于是他就将破船修了修,在那里居住、生活、复习。为了准备考试,他要常去听魏勋老师讲政治经济学的课程,期间聊天中魏老师听说了这件事,非常欣赏他的学习精神和坚韧毅力,于是和谷老师商量了一下,一起在学校里面为他找了个地方住下,免掉了学费、房租等各种费用。 织梦好,好织梦
  这个同学感恩戴德,发奋努力,终于在隔一年第三次成功考上了硕士,毕业之后又到北京大学攻读了博士,导师是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博士毕业后他辞去国家物价局工作,回家乡开办了信用社,由于头脑“发热”、工作失误,采取了非法揽存、高息贷款的违法违规经营方式,结果借款企业还不了款,信用社蒙受巨大损失而最终倒闭。国家要因此判处他重刑,谷书堂教授了解后很为其惋惜,但念及他虽然犯罪,但并无挥霍,也无贪污,因此组织若干有地位者及我们这些有一定影响的学生,东奔西走,左右求援。在谷书堂教授带动下,我们都尽力而为。 copyright dedecms
  其时,有一位律师帮助为他打官司,但是经费不足,找到我要求帮助,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通过帮助律师拉业务来募集资金。我花费很大努力,经过多方联系和协调,为其找到一笔处理不良资产的业务,尽最大努力摹集了几十万经费,为这位同学申诉减刑解决了部分困难。当时,谷老师周围也有人劝他不要管这个学生的事,但他觉得这个学生的行为还没有突破个人道德品质的底线,是可以再教育的,应对此学生保持着一颗爱心,容许他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经过不懈的努力,最终为其免除了极刑,并鼓励他在狱中积极上进,而在狱外谷书堂教授带领一些老师和我们这些同学们自掏腰包捐款,尽量帮忙照顾他的妻女的生活,使他免去后顾之忧。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我这个同学也的确是一个大奇人、能人,他在监狱中坚持习武、练拳、读书、研究,竟然写出几本颇有水平的新书,争取减刑提前出狱。十几年的高墙生活,他居然精神不垮,身体不衰,一如进去之前的状态,于是谷教授又张落安排他出来后的生活和工作。我按这个意思,又为帮助他实现他的一些新的“宏大设想”(有些超乎常规的设想)而花费不少时间和精力,有些也没有成功,但听说这个同学在别处已经干的红红火火。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出,谷书堂教授对学生真的费尽心血,一直都是诲人不倦,真心地希望学生以后能成为有用之材,即使学生一时犯错,他也不轻言放弃。每个学生的点滴进步,他都非常高兴,每次听到学生们的成就,看到学生们的进步和成长,谷书堂教授总是感到无限的欣慰和幸福。 copyright dedecms
  十、甘作人梯,扶持后辈人
  谷书堂教授作为教育大家,特别重视年轻人才的培养和锻炼。这里仅举几例。我的硕士同学逄锦聚,是来自山东胶南县农村的,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管理才华,经过三年硕士学习后,在很年轻时就被谷书堂教授推荐到学院担任副书记、院长,以后又到学校担任副校长,这在当时也是需要一些勇气的。我自己的成长发展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当年我30多岁从美国耶鲁大学博士后研究完成归来,谷老师考虑再三从事业未来出发,直接把南开经济研究所所长这付担子从他的肩上交给了我。那时我也年轻气盛,希望回来能担当重任干一番大事业,但这一决定多少还是让我有些意外。因为南开大学南开经济研究所做为我的母校,我深知其在国内外的地位和影响。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以下简称“经济研究所”)创建于1927年,它是如此重要的一个研究机构,以至于在中国高校里面没有任何一个机构可与其比拟。它的所长一职历来都是由有着煌煌业绩的资深学者担任的。如第一任所长当时由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何廉先生,之后的继任者有著名经济学家方显廷、陈序经、王赣愚、季陶达、陶继侃,都有先后出任所长,南开指数至今仍在国内外享有盛誉。改革开放后的所长则由校长藤维藻先生兼任的,再后来是熊性美先生、钱荣遥仁樘孟壬堑谄呷嗡ぁU庑┭д叨际歉鞲鍪贝囊涣骶醚ё摇N业H蔚诎巳嗡ぃ抟墒恰把抢酱蟆(压力山大)。 本文来自织梦
  但是我理解,这是谷书堂教授作为老一代学者的信任与嘱托,我必须接受并全力干好。所幸始终有谷书堂教授的指导,自从1993年我担任这一职务后,与几位同事倾全力工作,应当是没有辜负谷书堂教授的期望和厚爱。我当时制定了一个规划,实施五个一工程:建立一个基金即谷书堂经济学基金、实行了周学术讨论会制度、推动一个大型研究课题,出版一本有影响的专著,每年召开一次国内外有影响的学术会议等。在我担任所长的五年里面,这些目标基本都圆满实现了,经济研究所的老师们承担的课题数量、争取的经费数量、发表的一流杂志文章数量、经济研究所与内外其他学术机构的联系,整体上的学术影响在国内都有大的提升了。当然,这些成绩的取得都是谷书堂教授支持的结果,我在每一举措实施前及实施中,都能得到他无私的指导和精心的支持。比如,在召开庆祝经济研究所成立七十五周年的学术讨论时,来自全国及国外的专家学者近千人,谷书堂教授都是坐阵指挥,帮助我化解了一个个矛盾和问题,保证了会议的顺利与成功。当时有人说,经济研究所是以一所之力召开了一个校庆会议,了不起。 本文来自织梦
  上世纪末年,天津市委高德占书记学习上海,从学界选取人才充实政府官员队伍。组织上安排我和全市另外七位博士教授(民间说“八大金刚”),到市政府有关部门挂副厅局职锻炼,我原拟到市经委,到位前又被市计划委争取到,担任副主任。谷老师听说是挂职,且可以更贴近的知悉政府部门运行规律,即欣然同意给以支持。但一年后要求转正时我拿不定主意,当时我还是经济研究所所长,所里面工作怎么办?谷书堂教授也犹豫了,但考虑是市委组织决定,加上有先干几年再寻求回校的想法,也就勉强同意了。在当年的一个场合,我曾就此事向著名学者戴园晨教授请教过,他颇认真的说,当然要去赴任,你现在是去做政府高官,在中国体制下职位较高就可行权做些有意义的事情,不比我和谷老师当年只是一底层科员,只有听喝。况且,理论研究的目的是指导实践,最终要完成改造现实世界的任务。听了他的话我心理逐渐明白许多。我下定决心但求做事,不为做官。 内容来自dedecms
  我先在发改革委干了四年,然后升任市政府正厅局级秘书长至今,一干就是十五年,中间也曾有过徘徊,但在政府的分管工作,始终做的扎扎实实、卓有成效。先后协助完成了李盛霖同志的半届、戴相龙同志一届、黄兴国同志一届半政府工作,真正运用我所掌握的知识,为天津高新技术产业化、新世纪的三步走战略、应对加入WTO的挑战、第三增长极战略、工商制度改革、劳动社保体制实施、增值税制度改革,特别是金融创新方案制定与实施方面,为天津打造基金管理中心、租赁金融基地、综合经营实验田、外汇管理直通车、场外交易资本市场体系、于家堡金融中心、自由贸易区等等等等;职务上多年未动,按时下标准不算高干,却也属高官了,主持首次天津达沃斯论坛、九届“融洽会”等等一系列高端会议,在多个场合代表市政府表态、发言,可以说为人民、为天津、为国家的改革开放、社会建设做了相当的努力和贡献,严格遵守党纪国法、为官底线,政绩政风,道德人品,深为上下左右所称道。因此,我心坦然、豁然,也应当说是亲身实践了谷老师一贯倡导的堂堂正正做人,勤勤恳恳做事,理论源于实践又必为实际服务的宏愿。 本文来自织梦
  十一、朋友般相处,师生情谊深。 copyright dedecms
  谷先生的为人与治学,教书和研究,追求与理想,脾性及风格,一直是我们学生辈学习的榜样。他不仅仅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先辈师长,也是一位值得深交和信赖的朋友。谷老师一直都是谆谆教诲、孜孜不倦地教育着他的学生,给学生以亲人般的关怀,结下朋友般的友谊。
  我作学生时,谷教授与谷夫人伏义琴教授,经常请学生们到他们家里吃饭、聊天,真正把学生当作朋友、孩子、亲人一样。我记得有一次,他们住在南开大学北村的一所住宅楼的顶层,大概是五楼,他邀请我们学生去他那里吃饭,我们都很高兴并且主动表示要前去帮忙,他就说不需要帮助,你们就按时到达即可。当我们想着他们老两口岁数大了,一定还是需要有人帮助做些体力劳动,从而稍微提前到达后发现,他们早已经把通道杂物清理好,几个桌子拼成的长条桌子摆在接待室,上面满满地摆放各种糕点,形形色色,令人馋涎欲滴。由于学生较多,大家说说笑笑,一会即一狼吞虎咽,一扫而光。事后我们议论,谷教授和伏老师为这顿饭实际上付出很多辛苦劳动,采买搬运,收拾整理,就是把几张桌子拼进来也得费他们不少力气的。那如现在,要吃饭就进饭店,花几个钱什么都有了,不必费心费力。对比起来,老师对我们的心意,实在应应该是太大太重了,学生应当永记心头的。 内容来自dedecms
  我们从谷教授身上学到的,不仅仅是一些经济学理论和观点,更学到了他科研教学的风格,教书育人的方式,做人处事的风范,为人行为的模式。谷先生和他那一时代的老一辈经济学人一样,都具有着很相似的优秀品质和执着的人生追求。他总是教导学生们要以国家大业为重,淡泊个人名利,做一个正直坦诚的、对社会有用的人,要学会互谅互让、容忍、和谐。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织梦好,好织梦
  十二、实践问题导向,理论接地气 内容来自dedecms
  谷书堂教授的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联系实际,他善于敏感地从现实中提出一些重要的理论研究题目。翻开150万字的《谷书堂文集》(上下卷)(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可以清晰地显示出谷书堂教授追综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轨迹,集中总结了他多年从事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研究心路,也是中国几十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历史缩影。透过这个文集,我们可以看到,五十年代初期,他在教学实践中发现了马克思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二重含义”的论述,即于1955年在南开大学科学讨论会上,同魏埙教授联合发表了《价值法则及其在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各个阶段上的作用及形式》的论文,这是他初露头角的成名作,后应上海人民出版社之邀扩充为单行本,并于以后两次再版,引起第一富财经学界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几次大的讨论,吸引了众多著名学者如骆耕漠、张卓元、吴宣恭、林兆木、卫兴华、曾启贤、孙膺武等,开展了更加深入的研究讨论。 内容来自dedecms
  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开始,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在社会各界认识不一。谷书堂教授于1979年发表了《论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的调节作用》[1],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观点,成为我国最早明确认定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性质的经济学家之一。八十年代中期,谷书堂教授在(1985年)第一届全国高校学术研讨会上,提出了不同于传统“按劳分配”的"按劳动贡献分配"的观点,并从市场经济考虑扩展到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的观点,于八十年代末(1988年12月)与学生蔡继明博士合作完成《按贡献分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原则》一文[2],提交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理论讨论会。九十年代初他积极支持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论断,并在他先后主持编写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北方本》、《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中进行了全面、集中的阐述和体现。 内容来自dedecms
  谷书堂教授不仅重视理论研究的实践性,根据实践需求提出问题,他还身体力行,亲自迈开双脚到实际中了解情况,寻找答案。1980年谷书堂老师带领学生到威海,下到工厂车间了解管理制度的现状和改革方向,了解工人的收入分配情况。其中1983年他到烟台市调研产生的影响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当时他在调研期间应邀去烟台党校进行演讲,把商品经济、价值规律与包产到户联系起来,认为农村体制应当往这方面发展。烟台地区那时是全国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比较安徽省等地百姓的生活水平也高不少,大家对搞土地承包责任制不太能够想通。据说胡耀邦多次说服烟台地委书记,但仍无法推行,无奈只得将其调中央党校学习一年,期间干脆通过组织手段更换了负责人,由别人担任烟台地委书书记。谷书堂教授的那次演讲可能正是新书记任职后的作为,他的演讲应当是提升了人们的认识,真正做到了将理论联系实际,融会贯通,并使大家在思想上有所启迪,扫除了烟台地方官员和农民对包产到户的疑虑,因此名声大震。
  我在夏天回家时,跟家乡的镇干部和老师相见,介绍我在南开大学读硕士,期间他们问起我的导师是谁,我跟他们说是谷书堂老师。他们出乎意料地都个个都竖起大姆指,称赞谷老师,难道乡村农民也知道谷书堂的大名?我非常愕然。一询问,原来他们这个层次的乡村干部就是通过听谷老师的那次演讲而知道他的,他们都觉得受益匪浅,从而敬佩他的学识,并认为我跟随了一个好老师。我猜测,也许正是由于谷老师的精彩演讲产生了积极效果,1984年烟台地区跟上全国改革的步伐,全面开始推广包产到户。 内容来自dedecms
  十三、鼓励创新,不尚空谈。 copyright dedecms
  谷书堂教授不仅自己理论联系实际,而且鼓励学生也要深入实际,不尚空谈。我在报考硕士时曾专门向他介绍了我的讨论包干到户责任制的适应范围的本科论文,给他和扬玉川教授看了我关于农村集市农产品价格调查报告等文章。他们对我论文中通过调查提出的观点非常赞同。我的硕士论文是命题论文。当时谷教授承担了国家一个《关于经济调节机制改革》的课题。有同学承担指导性计划与市场调节的改革部分,分配我承担的是指令性计划的改革方向这一部分。我不愿意担任这一部分的研究,认为无什么意义,也真不知如何改革,因为当时的舆论认为指令性计划要全部取消,即没有什么可改革的。但是我是军人出身,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因此我就接受了任务。有同学调侃,“你是按指令性计划研究指令性计划,结论却是否定指令性计划”。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谷教授就鼓励我们先调查研究再下结论。我和锦聚同学等一起,先在京津地区国家部委和大型国企业中访问,又去辽沈地区考察有共和国长子著称的钢铁企业调查,再去苏南苏北常州集体经济发达的地区,最后去了安徽、江浙民营经济发达一带考察。这样的纵横半个中国的大规模调查,大大地开阔了我们的眼界。我回校后写出了《指令性计划如何利用价值规律》的论文,主张一方面要大大减少指令性计划的调节范围,只在必需的领域里保留;另一方面指令性计划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价值规律;我提出一个群体指令性计划的新概念,认为指令性计划是必须完成的,但在完成指令指标时可以在群体内开展竞争,利用利益导向完成任务。这可是“大大的”创新,得到了谷老师的高度认可。结果此文在学术名刊《经济研究》上发表,并且被后期一些综述性著作所摘编。 本文来自织梦
  硕士毕业后,为扩大我的研究视野,培养宏观观察能力和和敏感度,谷书堂教授和当时所长熊性美教授专门联系,安排我到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原名为发展研究中心)工作,熟悉中央高层战略思维。在那里我与李山泉、岳冰等同伴一起在吴敬琏先生的领导下,为当时的中央高层领导胡耀邦、赵紫阳、张劲夫、田纪云等写内参报告。记得当时条件较差,我住在月坛北小街的地下室里面,潮湿阴暗;白天还要集公共车到府佑街设在国务院内的经济中心上班,后来经济、价格、技术研究“三中心”合并,又转移到旁边的国务院机关事物管理局上班,工作辛苦劳累,但经常有新人新事吸引我,还是很有新鲜感和成就感的。 copyright dedecms
  那时人事层级简单,在吴敬琏先生主持下我们经常可以直接请各部委的领导到中心介绍情况,因此我们起草拟定的报告就经常能够得到胡、赵的赞扬和肯定。当时社会热点及领导的关注点是改革与形势的关系问题,由我撰写的关于经济是否过热、增长率是否过快,通货膨胀过大,价格过高,价格改革闯关能否成功的分析报告,几次得到胡、赵、田的批示,有时就用四六句子,如“材料充实、观点明确、结论清楚、措施得当”。凡有领导批示,说明我们工作有成绩,因此也多次受到吴敬琏先生表扬。不过,经常我也能从不同领导对同一事件的不同批示中体验到高层领导之间分歧、矛盾的发生和激化,并时常对时局和形势的变动感到不安。 织梦好,好织梦
  十四、杏坛举大旗,聚集天下才
  1986年国家恢复博士招生制度。当时刚恢复硕士研究生制度也没有多久,许多人对博士学位还有相当的神秘、神圣感,社会上崇尚的风气是学习和读书,真正是万般阶下品,唯有读书高,不似现在的钱本位、官本位,市井气氛非常浓厚,因此能够成为博士生,戴上博士帽,是当时许多年轻人的崇高的“梦想”。 本文来自织梦
  是年下半年,我在力考他人而不果后,经过一番的艰苦努力,考取了谷书堂教授的博士生,成为他的博士开山弟子。谷老师先后共招收硕、博士生近100名,我在谷书堂教授招收的硕士学生中属于第二届(不过他第一届硕士生实际是文化革命后期的推荐生);他共招收博士生大约六十多个,我在他招收的博士学生中是第一届,其中因一些特殊原因此届唯我一人按期毕业,真正开门弟子,大师兄是也。不过这称号不是我自诩的。自从毕业后,前后共五十多博士同学们一起聚会时,时不时地要排排座次,论论先后辈号。我这个大师兄可是同学们公认的。但是师弟、师妹们有成就者,大大高于我者,大有人在,如周立群、唐杰、宗国英、尚斌义、刘迎秋、高铭华等,都是谷老师的优秀学生。 织梦好,好织梦
  自从取得博士读书资格后,我一边在经济研究所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一边致力于博士课程学习。谷教授当时兼任中国宏观经济协会的副会长,经常从政府部门和大企业请一些熟悉实际情况的领导和专家,来学校为师生讲课,如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房维忠主任讲中国的计划体制改革,天津市经委主任朱大年等讲授工业企业的运行情况等,他们既了解实际情况又有很好的理论素养,因此使南开学生培养起一种不同于北大、清华的务实的素质,受益非浅。 copyright dedecms
  八十年代后期,中国改革重点从农村进入城镇,各种工业改革机制、办法推出,涉及许多人利益,矛盾日益突出。价格闯关、经营承包、税收分成、工人下岗、收入差别扩大。如何迎对挑战?一些青年学者,包括中国社科院的朱嘉明及经研所的杜厦、金岩石等的努力下,天津创办了《中青年经济论坛》这一引导性的学术杂志,我作为办公室主任参与其中,一时成为全国青年学者趋之若鹜的圣坛。国家体制改革委的青年领导,利用体制优势举起改革旗帜,多次召开全国体改研讨会,周其仁、杜鹰等成为风云人物、意见领袖,各种社会思潮纷争,治国大纲并起。 织梦好,好织梦
  这时我的博士论文选题也在进行中,以什么为主题目,我设想出了很多选择,最后与谷教授商定,围绕收入分配为主题进行研究。这是当时改革中的难点、热点问题,亟需要回答;也是有一定研究基础的课题,国外的研究方法也比较成熟。我经过大量阅读、梳理、研究,按照国外通行的针对问题-提出假设-统计验证-对策建议的思路,借鉴国际先进方法和理论,依据于公有制经济的基本条件,提出了“公有经济收入分配倒U曲线”的假设,并运用中国统计年鉴和国外文献数据,借助天津市统计调查大队的资料,进行了较为严格的证明。
  这一理论很快得到谷书堂教授的认可,并很快由国内一流专家组成的答辩委员会通过了答辩,其成员有戴园晨、魏兴华教授等,得到他们的高度评价;随后被当时代表中国学界前沿水平的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选中出版。谷教授在此书前言中指出,“陈宗胜是我指导的第一位博士生,《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是在他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书中提出的公有制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差别理论模型和倒U假说,对第一富财经发展和收入差别的系统的实证分析,在经济学文献中均属首次尝试。。。。通观全书,可以看出,陈宗胜同志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是下了功夫的,付出了大量心血,填补了经济学在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陈宗胜同志的分析和研究所用的方法渗透着一种科学的精神,我所欣赏的地方主要也在这里。书中强调在研究中运用以实证分析为主的方法,从关于公有经济收入差别的理论模型的抽象分析,到利用实际资料作出的检验分析,都体现着这一方法”。如果说,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在学术界还产生一些影响的话,则这本书就是我的成名代表作了。但是,应当说明的是,此书从选题到调研、从观点到文字,都是在谷教授的指导下完成的。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在读博士期间,随着读书范围的拓宽,专业英语水平的提高,选修课程的增加,我的研究兴趣也逐步超出的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当我选听了英国剑桥博士、老一代经济学家、现在105岁仍然健在的杨敬年先生的发展经济学课程,并且大量阅读了他指定的英语书籍后,我的视里再次拓宽。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是二元经济转换,研究是一个农业国如何转变为现代工业国,如何从低收入水平落后经济上升到中上收入水平的发达经济。我第一次听后,觉得眼前壑然开朗,这不正是中国目前的情况吗,这不研究的就是第一富财经吗?因此我花费大把时间,如饥似渴地学习发展经济学理论。 copyright dedecms
  也是上帝眷顾,正在此时,杨先生邀请到国际著名发展经济学家拉尼斯(Gustav Ranis)教授,由我的好朋友北京大学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博士陪同,来南开讲学。他讲的内容正是发展经济学的基本框架二元经济理论,是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二元理论模型,我深为他们理论的严密逻辑、几何表述、数学推导所折服,也深为发展经济学理论与中国现实的紧密关系所吸引。我在博士论文中全力吸收了发展经济学的营养,其中韪目中《经济发展中的。。。。。》就是明显的借鉴。我暗暗确定了今后的研究方向。因此博士毕业后,我就征得谷老师的同意,在他和杨先生以及林博士的推荐下,在福特基金的支持下,申请到美国耶鲁大学做访问学者和博士后研究。在那里面的两年多时间里,我无心浏览新英格兰地区的旖旎风光,几乎全部时间都泡在它博大的图书馆里面了,还不是的利用他们邮寄的方便,从别的联网图书馆寻找约定的书籍。可以说两年多的时间里面,我把与我论文相关的主要书籍和文章,尽管非海量,也无需云计算,但还是量很大,都努力浏览过一遍。结果使我研究的自信心大增,文献中没有与我类似的观点的纪录,那就确定了我关于“公有经济倒U理论”的创新性,或正如我的博士后合作导师拉尼斯教授所首称的“陈氏倒U”,也诚如谷书堂教授所说是“填补了经济学在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从那时起,收入分配问题就成为我长期研究方向,也是我研究成果最多的领域,我的一些观点在学界和实际部门,都还是产生了较大的正能量和正影响的。 内容来自dedecms
  我曾当面同谷书堂教授谈过我个人的体会,即博士学习是人生的一个重要台阶,在人生的诸多台阶中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大略地说,一是可掌握观察、研究从而解决问题的系统的成熟方法,这很不同于以前阶段的知识量积累;二是在中国当下的社会氛围中,在某些时候的某个地方,如在强调文凭和知识的时候,“博士帽”可能为一些人的社会进阶奠定一个好的基础;当然其中也会为一些投机分子提供了“及时”、“有用”的条件,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前些年一些本无心长知识的人,也拼命要挂个某某学位头衔。当然,得博士学位者绝大多数都是好人。好人都应当知道感恩老师,明白老师为我们在人生阶梯上提供的帮助的意义和份量。我想我的同学们都会有类似的体会,都会为有幸得到谷书堂教授的教育而感谢他。 内容来自dedecms
  十五、绘经济学蓝图,探索新的体系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以上结合谷书堂教授对我和他的其他学生的教育历程,介绍了谷书堂教授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成就及我自己的一些体会。谷书堂教授在学术上的创新性观点,比如关于价值规律的认识和运用,关于商品经济的作用和历史地位,按要素贡献分配制度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等,这在本书的另外作者的报告中一定有充分的介绍。我在这里不再多述,但要侧重报告一下,谷书堂教授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研究过程和贡献。 copyright dedecms
  如果说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理论体系,是一座正在建设的理论大厦的话,则谷书堂教授就是为这座大厦绘制蓝图的设计大师,也是为其增砖添瓦的工程巨匠,对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探索和贡献,正是他自己在不断进行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和探讨的过程中实现的。 本文来自织梦
  50年代初期,大学毕业不久的青年谷书堂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社会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研讨之中。他对理论的渴望和探索是如此强烈,以致使他在离校不久便主动放弃当时为许多年轻大学生所渴望的行政工作,毅然重返大学校园做研究和教书。这一为当年许多朋友不大理解的举动,反映了他执著追求的偏好,也是他终生从事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事业的开端。 内容来自dedecms
  与其他同龄人一样,谷书堂教授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接触,是从当时流行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开始的。1954年出版的由苏联社会科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是在斯大林的亲自指导下完成的,该书集中了苏联许多著名学者共同编写,具有很大的权威性。该书的强调了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客观性;分析了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生产的原因;阐明了价值规律的作用;分析了城乡差别、脑体差别存在的必然性;明确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概念、内容和地位。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较系统地论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本,对青年谷书堂以及中国其他经济学者有很大的影响。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对青年谷书堂关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观点产生较大影响的另一思想渊源,恐怕就是斯大林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论述了。在50年代初,来自苏联的权威性著作就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在这本书中,斯大林指出:“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人们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这里包括:(一)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二)由此产生的各种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三)完全以它们为转移的产品分配形式。这一切构成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斯大林的这一定义至少形式上同马克思的定义是有联系的,且具有简洁明确的特点,从而得到了当时大多数经济学家的支持,影响颇为深远。青年谷书堂基本接受了这一定义,以致在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讨论中,他都坚持狭义的生产关系论。 copyright dedecms
  十六、怀疑经典,力图有所突破。 copyright dedecms
  青年谷书堂不赞成把生产力和生产力组织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当时有人把直接生产过程中劳动者之间的活动的“交换”视为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是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谷书堂认为,这种笼统的认识是不确切的,这种交换关系实际上“是一种新的生产力,而不能视为一种生产关系。”[3]在其它方面,青年谷书堂也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应当交待清楚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生产关系中,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个方面,与马列著作中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个环节的关系。 内容来自dedecms
  青年谷书堂虽然在原则上仍然坚持生产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看法,但对研究对象的内涵已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如他不赞成把生产力和生产力组织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也不赞成将经济中的消费关系单独突出出来。这一思想变化,说明青年谷书堂已经开始在自己深思熟虑的基础上,对当时流行的教科书和斯大林的思想产生了歧义,希望和试图能有所突破和发展。 copyright dedecms
  50年代中后期及60年代初期,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人们开始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越来越不满意了。苏联国内开始全面批判斯大林,组织修订教科书;在我国国内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地位得到确定,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开始。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对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把我国实践中的变化及时反映到教科书中去。
  1957年春天,高教部在北京组织了少数几位经济学理论工作者,编写适应中国情况的政治经济学大纲,谷书堂教授也参加了。但因苏联教科书的影响太深,而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又太短,从编出的大纲草稿来看,虽然形式上是模仿《资本论》的生产、流通、再生产的逻辑顺序,但实际上仍是苏联教科书的翻版,从生产资料公有制谈起,加上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然后仍然是各种干巴巴的经济规律的罗列和中、苏经济政策的描述,没有跳出苏联教科书的旧框框。 织梦好,好织梦
  1958年,毛泽东主席在大跃进热潮的鼓舞下,要求中国理论界编写出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并且发动群众,各省都要编写一本。当时天津隶属于河北省,省委宣传部组织了一批人开始编书,谷书堂教授是业务负责人之一。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并主持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编写。这个编写过程持续了二三年,中间由于反右倾斗争,编写过程曾一度停顿。他也因主张生产价格论而被党内定为“严重右倾”,从而中止了主持编写工作,改由他人负责。1963年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几经周折和调整也印出了一个草本。从内容上看仍是苏联教科书的修补,只是不伦不类地塞进了“人民公社、大跃进、总路线、鞍钢宪法”及其他一些中国政府当时推出的经济政策。 内容来自dedecms
  十七、控制下的实践,紧锢中的探索
  当时的经济学家们,包括青年谷书堂,在探索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方面确已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但由于实践不充分(实际上是刚刚开始),理论上不可能是完善的,这是最根本的制约,即使其他条件都具备,也不可能有太大进步。谷书堂教授在回顾50-60年代的研究时,不无感慨和惋惜地说:这段时期花在体系结构问题上的时间和精力实在太多了,但收效甚微,几乎没有多少进步。究其原因,“最主要的是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形态发展远不够成熟,其内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尚未充分展开,从而限制了人们的视界,这种情况使抽象思维的进行碰到了现实基础不足的巨大矛盾”[4]因而五六十年代的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不成熟,理论体系的不完善,甚至不成其为“体系”,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文化大革命”时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上海本”是在“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同伙统治时期编写的。谷书堂教授指出:这本书“把阶级斗争作为一条主线贯穿全书,似乎社会主义时期的政治经济学主要是研究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这显然不符合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他愤怒地遣责说,“四人帮”的干扰实质上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送进了死胡同,推上了绝路,从根本上也葬送了这门科学。思想练达的中年谷书堂,清醒地意识到当时还不具备进行真正的科学研究的条件,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体系结构和理论观点都不可能有真正的进展。除了“四人帮”的思想禁锢和控制之外,他认为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内容、范围及主线等在理论上还没有被突破,反而在“四人帮”的干扰下愈益狭窄。然后,谷书堂教授已隐隐地感觉到,物极必反,科学研究的春天可能快要来临了,对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的客观、公正、自由的讨论的时候已经为期不远了,他盼望着这一日早日到来,期盼着在他选定的人生道路上有更大的成就,即对经济学理论及其体系有更大的贡献。 织梦好,好织梦
  十八、《北方本》畅销,呈明显突破 内容来自dedecms
  粉碎“四人帮”以后,谷书堂教授虽年逾半百,但他精神焕发,精力充沛,全身心地投入到他所热爱的经济理论研究事业中。1978年,国家教委在武汉开会,决定以民办公助的形式由中国南、北两地各大学分别组织编写一本社会主义经济学教材。编写组由最初的13所扩充为14所大学组成,谷书堂教授和宋则教授担任主编。在这本书的编写过程中,谷书堂教授和宋则行教授对编写的指导思想、编写方案的设计,特别是对整个理论体系的构思等,都起了主导作用。至此,他与“大家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伴随改革开放的进程,大胆的、认真的研究开始形成风气,”“真正开始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研究中国的经济理论,并试图写出系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著作。” 织梦好,好织梦
  谷书堂教授对《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即“北方本”的编写倾注了大量心血。在数次编写和修订过程中他都起了主导性的影响。“北方本”于1978年12月出版。该书在许多方面都比过去年代流行的教材有较大突破。(1)把研究对象范围限定在当前所处的不发达社会主义阶段,而不是不切实际地针对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2)较早地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思想,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作了铺垫;(3)把物质利益作为贯穿全书的主线,这与前苏联教科书和“文革”时期的各种版本相比是较大的突破。当时的经济理论界对谷书堂教授主持的“北方本”还是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特别是对该书的主线和以过程法安排的体系结构给予了肯定。谷书堂对“北方本”的修订和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过程中,对制约体系结构的研究对象的认识也有所思考。他认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除了生产关系之外,还应包括生产方式,而这里的生产方式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结合部。该书在体系结构上突破了专题排列法,也有别于“四环节法”,采用了生产、流通、再生产的“过程法”。客观地讲,不论是当时还是今天看来,“过程法”比环节法更优越些,这是因为“过程法”更适合于动态研究,也便于运用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的方法。另外,采用“过程法”有利于把社会主义生产组织与管理方面的内容吸收进来,使理论内容更丰富。显然,“北方本”较之过去的版本及同时期和稍后出版的其他版本来说,确有不少突破之处。 织梦好,好织梦
  谷书堂教授在探索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对制约体系结构的研究对象的认识可以分为描绘成“三步曲”:第一步,他接受斯大林的观点只研究生产关系,并把生产关系归为同志式互助关系;第二步,他以经济利益关系取代和批评把生产关系仅仅归结为同志式关系或阶级关系;第三步,他认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除了生产关系之外,还应包括生产方式,而这里生产方式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结合部。 织梦好,好织梦
  十九、理论开放,《通论》体系更成熟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谷书堂教授具有思想上的开放性和对不同观点兼收并蓄的大家风范。在谷书堂教授思想的演变过程中,不少学者的思想都对他产生过影响。如孙冶方的思想,薛暮桥的思想,以及其他若干第一富财经学家的思想,都使他受益匪浅。其中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应包括生产方式的观点,就是受到思想活跃、敢于坚持真理的徐振方教授的启发。他最初不同意这种观点,仍坚持生产关系论,但在同徐振方教授的讨论中,逐渐受到他的影响,以致最后接受了这一观点。谷书堂教授思想开放性的另一表现,是他对外来思想批判性地接受。自改革开放以来,思想解放使大量外国经济学著作纷纷涌入国内。先是东欧各国的改革派思想,如兰格、锡克、布鲁斯、诺夫、柯尔奈等等,他们关于经济模式、改革方向等方面的思想,都对谷书堂的思想演变产生过影响。后来,西方经济学中各流派强调市场经济、强调国家调节的思想,以经济效率和运行为主要线索的思想,以及按微观、宏观、封闭、开放的顺序安排体系结构的方法,都对谷书堂教授有启发。然而,他对外国经济学不可能完全符合中国的国情。曾经有学者尝试按西方经济学的思路编写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他阅后在对这种努力给予肯定的同时,又对它对第一富财经的适用性深表怀疑。尽管如此,这些尝试及西方经济学思潮无疑对谷书堂教授的思想变化是发生过有益的影响的。
  1989年出版的《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运行与发展》(以下简称《通论》)是谷书堂教授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探索过程的一个重要里程碑。《通论》是一部基础性学术专著,此书不仅在研究对象和方法方面,而且在体系结构和基本原理方面都作了大胆地尝试,并相应地提出许多新见解、新观点和新思路。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该书把当代社会主义经济作为贯穿全局的研究对象,把政治经济学视同经济学。经济增长与发展本质上是属于生产力的范畴,它始终与一定的经济制度和运行方式结合在一起。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生产的发展和变动固然会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但其本身也有着固有规律,这些都应纳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这是由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决定的,也是政治经济学本身的应有之义。当然这里的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是同义语;该书重新确定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重新表述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概括了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运行机制,其体系和内容已远非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能比拟和容纳了;提出了宏观经济经济运行机制模式并构造了国民经济增长模型;该书在框架安排上吸收了当代西方制度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理论的科学成分,根据当代社会主义经济现实概括出一个新的综合理论体系,使它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基础性著作;从方法上看,该书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借鉴了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中的实证方法、规范方法、计量分析、比较分析、短期长期分析、均衡非均衡分析等,为研究中国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不发达的当代社会主义经济服务。这部书尽管还有一些不足和缺陷,但却可以说是较好的融合了中西方理论的一部“适合于中国实际要求的科学的社会主义经济学。” copyright dedecms
  虽然《通论》与西方成熟的现代综合派经济理论相比,对有些问题的分析还不够深刻和具体。但从总的结构框架看,它的确令人耳目一新,在80年代中后期是具有相当的超前性的。 织梦好,好织梦
  二十、渐进中打磨,“过渡”中完善。 本文来自织梦
  为了跟上实践与理论发展的步伐,在“北方本”的第三次修订时,一些参加《通论》写作的青年学者虽力主按《通论》的体系来修改,但考虑到“北方本”是教科书而不是专著,最后采取了折中的办法。从最终的结果来看,该版本明显地带有折中的色彩,具有过渡的性质,即由“传统”向“现代”的过渡。这次的修订版与前三版相比,有了很大的进步,正如该书前言中所说:“这次修订不是枝节的、局部调整和改动,而是从对象、内容到体系结构在内的总体调整。是以十年来发展了的社会主义理论作为指导,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主要研究范围,以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特别是经济运行方式作为对象,提出了新体系”,从而“是一部适应当前需要的,具有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copyright dedecms
  进入90年代以后,谷书堂教授关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思想仍在发展,特别是1992年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改革目标确定之后,他的思想又有前进。1995年出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论》(以下简称《新论》)可以说是对《通论》中阐述的思想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和简化。“我特把此书定名为《新论》,它的新意就在于它既反映了社会主义的特点,又以市场运行为基础。全书分制度、微观、宏观三篇,书中仍保留了经济增长的主要内容,但没有把它单独分离出来,而是结合在运行中展开论述的。”[5] copyright dedecms
  《新论》整体上可看作是《通论》的简写本,因而《通论》中的总体优势仍在《新论》中保留着,此外,其长处还有:(1)《通论》是按制度、微观、宏观、发展的次序安排体系的,虽然其内在逻辑是清晰的,但在具体处理上多少有板块之嫌,因而可将它的体系安排法称之为“利益、效率、运行”综合法。而《新论》中明确地使用了“运行法”,加强了形式上逻辑的一致性。比如三篇的题目分别是:“经济运行的制度前提和体制背景”;“微观运行主体与现代市场”;“宏观经济的运行与调控”。(2)《新论》的章节安排有新意,比如开篇第一章是生产力发展的历史作用,然后才讨论商品经济、经济制度、体制等,这可能与他在该书中特别强调“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指导思想,阐明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形成的决定因素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有关。这种安排颇具匠心,其初衷可能是试图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统一的分析体现在经济运行的各个环节中(虽然事实上并未完全达到),这从《新论》中取消了对经济增长与发展的专篇论述可以说明。无论如何,这种安排和调整说明这是一本逻辑体系更严谨的经济学著作。 本文来自织梦
  二十一、“过渡经济学”的拓路先锋 copyright dedecms
  谷书堂教授在探索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过程中的每一步,他都付出了不懈的努力。从研究对象看,他从认可生产关系中的同志互助关系,到批判把生产关系归结为阶级关系,又一度强调生产关系中的物质利益,隐含着重视生产关系与生产方式的统一,到最终强调研究整个社会主义经济,走过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从安排体系来看,他从批判规律排除法,到批判专题罗列法、“四环节法”,中经突出“过程法”,又并列使用“过程法”与“运行法”,最后到综合运用“运行法”、“利益法”、“效率法”,以及又强调统一的“运行法”,也是一个曲折上升的过程。从结构体系框架看,他从接受马列论述加上苏联政策的苏式体系,到批判苏联体系加中国政策的“文革”体系,中间经过尝试生产――流通――再生产的结构,又力图将直接生产与企业――市场与流通――再生产与宏观调控结合一起,再到创立融“经济制度、微观运行、宏观调控、经济发展”于一体的新体系,最后又调整为“运行前提――微观运行――宏观运行”的统一体系,也走过一个艰苦的尝试路程。 copyright dedecms
  这大概就是谷书堂教授在探索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过程中所走过的主要途径和主要步骤。在这一过程中他探索的方向是始终向前的,但每一步推进都是艰难的;他倾注了全部精力和心血,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如果用简单的一句话来概括他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的贡献的话,可以说:他既是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拓展、突破者,也是现代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开拓、创新的探索者。
  目前,谷书堂教授仍在不停地探索和追求之中。他关心和研究的主要为三大问题:(1)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关系,二者之间是否有界限;(2)社会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关系,即多元经济学与单一经济学的关系,二者将来能否趋同;(3)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的关系,二者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不是一回事。这三大问题都是决定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命运和前途的大问题。其中,对于第三个问题,他的思想于近期内又有较大发展,提出了“发展经济学”是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的突破口,应当用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和思路改造和补充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使之有血有肉,更贴近实际。毫无疑问,以这样的思想指导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框架的设计,必将使之发生全新的变革。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在继续发展,政治经济学只能解释和解决现实中提出的问题。中国正在经历双重过渡,即从发展水平看,中国已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正在向高收入阶段过渡;从体制模式看,中国已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并向更加成熟的市场经济过渡。处在过渡过程中的社会不可能有成熟的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任何经济理论体系都不可避免地要打上“过渡”的烙印,或者可直接称为“过渡中的政治经济学”或“过渡经济学”。谷书堂教授的贡献就在于他脚踏实地、客观地把这一整个过渡期的一定阶段历史,以系统的经济理论语言记录下来了,插上路标,荜路蓝缕,开拓前行,由此使他成为一位卓越的中国当代经济学家而标炳史册。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的确,我们作为他不同时期的学生,有这样一位经济学泰斗级的老师,总是感到很幸运。我们每个人谈起曾经作为进入谷书堂教授师门的学生,都是一脸的自豪,一生的骄傲。
  (本文作者: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陈宗胜)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第一财经小编: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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