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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讲 社区、人口与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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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讲 社区、人口与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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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质性、异质性，人类历史的猪和熊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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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只需一秒。精彩，尽在掌握！一些动物，比如猪、老鼠、人类，能够在大范围的环境里繁衍。其他的——熊猫、考拉、鲨鱼——非常挑剔，只能适应一种特定的环境。社会和国家也像这样吗 ？是不是一些社会模式很灵活、能够适应变化的环境，而其他的社会完全只能适应一种环境？
撰文：约翰·R. 麦克尼尔翻译：索马里历史学家是好奇的生物。今天我们如此相信事件的独一无二性，以至于规律性、模式和系统等概念已从根本上变得可疑。有时候，在人类的过去中发现这类概念的努力，被视为通向统治或者帝国主义的邪恶政治倾向的证据。因而我们通常将巨大的图景留给别人，比如记者、社会学家，甚至是杰瑞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这样的生物学家。他们的工作提出了挑战，但历史学家们对此却一直回避，尽管这种控告对大卫.克里斯蒂安（David Christian）并无影响：最近他设法寻找不单是人类历史、还有整个宇宙历史中的规律。在本文中，我提供了两种不同的在人类历史中确认大模式、规律性和系统的尝试。第一种涉及已经提出的关于人类文化的分化或整合演变过程的模式，或者正如我所论述的，使用指代环境而非过程的术语，即异质化和同质化。第二种则思考了动物物种和人类社会之间的类似性。异质性和同质性在《人类之网》（The Human Web）的最后几页中，我大体观察到人类历史似乎是从简单的同一性（sameness）到异质性（heterogeneity）到复杂的同一性的演变过程。本文对那一思考的更完整的版本。不管智人（Homo sapiens）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假如说是距今200，000年），那时我们的文化多元性是最低的。因为人口非常少，他们都住在东非，并且面临一系列大致相同的生态和社会挑战，饮食，服饰，信仰，技术等事项（大概）非常接近。这种情况保持了很长时间，大约有十万年，虽然我们可以审慎假设（也许有考古学的证据支撑这一点），当人们散播到非洲的不同地域时人类群体的多样性得到了提升。大约距今100，000年 人类大批离开非洲开始，人们所居住、适应的环境范围更为迅速地增长了：从冰河时代的西伯利亚到最南端的澳大利亚。工具（tool
kits）进化、分叉了；一些人开始在海上渔猎；潮间带（intertidal zones）和捕鱼在某些地方变得重要。饮食和服饰也具有了广泛的多样性。宗教也是如此：人类葬礼的出现（可能早于人类自非洲迁徙时）意味着超自然的信仰，多种墓葬行为（比如随葬品、体位等等）显示了充分的多样性。随着人类在地球上散布开来，其中一些处在边缘居住地带的人变得孤立、更可能去追求一些古怪的文化行为。例如，在冰河期结束、海平面上升的时候，最早的塔斯马尼亚人（Tasmanians）和其他所有人类失去了联络。更晚近的例子是，复活节岛的居民自他们第一次登陆之后（可能在公元400年）就和其他人类明显切断了联系，直到1722年的复活节，一艘荷兰船只的船长偶然发现他们。在这里我们可以在文化和生物种（biological species）之间建立一种松散的类比（当然，应该是谨慎地建立这种联系！）。如果在空间上足够展开，久而久之生物种和文化都会分化（“适应性扩张”）。如果彼此真正隔绝，他们分化的速度会更快。从非洲的大迁徙让不同文化在欧亚大陆上迅速扩散，而且在非洲，文化分化的速度也比过去快了很多。（可将那个类推再引申一点，接下来发生的似乎是文化领域的寒武纪爆发）。比如澳大利亚的缔造人群（founding population）大约在50，000年前左右到来，他们是如此多元化，在公元1800年左右时就使用着至少300种语言。类似的，人类最早在美洲大陆的定居也显示了另一种快速分化的机会。第一批穿越白令陆桥（距今大约15，000年，虽然所有和此有关的数据都存在争议）的人群都被假定在文化上彼此类似，因为他们都居住在东西伯利亚，在冰河期那是一个特别有挑战性的环境，并不奖励探索。但是一旦进入美洲，这些群体迅速发现了一系列小生境（ecological niches），从冻原到潮湿的热带雨林，他们非常迅速地适应了它们的方式，并在所有环境中生存、繁衍。在欧洲殖民（公元1492年）之前，美洲印第安人说着超过2000种不同的语言。这相当于文化领域的另一种“适应性扩张”的爆发。从长远来看，农业的出现（距今12000年至4000年）可能导致了文化多样性的降低，但是在几千年的时间里它很可能保证了多样性的发展。首先，在四个不同的大陆上存在着几种（至少7种）彼此独立的向农业的转型，他们都迅速获得了不同的庄稼；其次，伴随着农业的发展，人类社会获得了一种新的——开始是稀有、反常的——生活方式：耕作。一千年之后，大多数人从事耕作，又花了更久的时间农业才在地球上普及开来；所以在几千年的时间里，小群体的猎人和牧民（forager）在人口统计上仍然占据主导地位，除了彼此之间他们相较而言很少受到烦扰。等到农业人口开始超过人类的一半时（这个时间点很难确认！），一种全新的文化多样性开始出现了：从部落到酋邦到城邦（也许）还有帝国的不同政治模式。此外，宗教及其仪式的细化，连同数不清的本地神祗和在特定的树木、岩石或动物身上显现的圣灵，意味着农耕生活的头几千年加增而非减少了人类的社会多样性。文化多样化有时候和人类基因的多样化有密切关系。一个例证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点。农业的出现伴随着对动物的驯养，至少在西南亚出现了牛、绵羊和山羊。这开启了几种新的生活方式，比如游牧、还有农耕和畜牧业的不同综合。在某一个时间点上，也许早在9，000年前，人类的一小部分产生了和文化突变有关的基因突变：他们在成年后喝起了牛奶。换句话说，他们能够耐受乳糖，消化牛奶中最主要的糖分。世界上的大部分人在幼年之后并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们的身体停止了生产必需的酶。在没有家畜的情况下这一点有它的代谢逻辑：在人类断奶之后，身体投入能量生产这种必需的酶是在浪费资源。但是有了家畜之后，乳糖耐受的出现尤其在中东和北欧的环境中被证明是一种特别的优势，在那些地区也迅速变得普遍。那些地方的寒冷或者干旱限制了耕作的前景，但是食草动物们仍能繁衍——正如在北欧和中东的很多地区——以动物为食料打开了新的机会，以牛奶和其他乳制品为食（而不是将屠宰它们食用它们的肉）提供了大量常规的卡路里和蛋白质。在今天的欧洲大概有90%的成年人能够喝牛奶。略晚些之后，一种不同的基因突变在东部撒哈拉非洲的游牧者中间发生了。但它们产生了相似的影响，能够让游牧人口从家畜的奶水中获取大量的卡路里和蛋白质。非洲版本的（基因突变）没有得到那么广泛的扩散，意味着要么这种突变是更晚近发生的，抑或对这种特点的自然选择压力要小一些，抑或两者都有。这些基因的变化，无论是在何时何地发生，让饮食上更进一步的文化多样化成为可能，并且让人类整体上依赖家畜。然而，在某一个时期，这种文化多样化的进程逆转了自身。不同社会和文化之间的互相联结扩展了，一方面是因为更稠密的人口、更良好的交通和通信技术，毫无疑问还有其他的原因。我猜测这种转折点大概发生在公元前1000年（距今3，000年）和公元1年之间的某点。这种逆转开启了一种漫长、缓慢的同质化进程，在其中农民逐渐比非农民接管了越来越多的生态系统；那些拥有国家、正规军队和社会复杂劳动分工的人类接管了没有这类系统的人类；当大多数宗教绝迹后，少数宗教获得了上千万、到最后是上亿信众；随着汉语、拉丁语和北印度语还有其他“获胜的”语言吸引了那些使用着几千种如今已被佚忘的语言的人们，人们使用的语言数量也开始下降。简略来说，在文化的其他方面也发生着同样的事情：饮食、服饰、工具、家庭结构和其他上千种。帝国的缔造也是过程中较重要的一部分。但是更大的变化是商业、知识、生态（和其他）网络互动的不甚明显的扩展和强化。关于这种文化同质性过程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中国的悠久历史。当然没有人相信现代中国是同质化的；它的饮食、服饰、宗教、家庭结构和口语都呈现了显著的地区差别。但是和3，500年之前同样居住在该地域的人们相比，它展现的差别要少得多。那是缘于一种逐渐演化的文化整合（我们便捷地将之称为“中国的”）的竞争性胜利。它最早出现在青铜时代，并且局限于黄河流域的一小块区域。至少在两层意义上它被证明是成功的。第一，这种文化的承载者创造了一系列军事强大的国家，尤其是那些始于商代（大约在公元1700年前开始统治）一直延续到清代终结（1911）或者说延续至今（如果我们认为共产党是另一个朝代）的王朝。这些国家通过上百次或大或小的征服——最后的一次是1950年代对西藏的征服，拓展了中国文化的范围。和1950年相比，现在的西藏说汉语的人、中国风格的服饰、中餐等等都要多得多，这部分地是试图压制“西藏性”（Tibetan-ness）的国家政策的一种结果。然而，同时，在同样的千年里，数百万的人发现中国文化很有吸引力、或者说很有利，而自愿拥抱中国文化，而中国文化里其他数不尽的部分，对于那些祖先是尧或者满人、但其后代现在是中国人的人们来说有着巨大的魅力。如果保持当下的趋势，对于很多西藏人来说情况很快会是：从文化上来说他们是中国人，他们也许部分有中国的血统，但是居住在西藏。中国的文化整合过去和现在都在演进，所以商朝的东西很少延续到清朝，更别说今天，这种观点当然是正确的但却不得要领：在超过3，500年的时间里，至少如果一个人用语言和宗教来衡量的话，在今天属于中国的领土之内的人类文化多样性是大幅度下降了 。2 这一过程在过去的一千年里尤为明显，并且至少（若非更早）从晚唐开始就是国家政策间歇性的组成部分。随着那些名字、日期和其他细节的改变，我们能轻易地提供过去的1，350年里的阿拉伯世界、过去350年里的俄罗斯和美国、或者在更小的时间跨度里诸如德国、日本群岛或土耳其安纳托利亚所发生的长期（即便当然是不完全的）文化同质化的类似的故事。所有这些例子都包含了军事征服，但也有自愿的文化转型。现在，我想给出对这种历史远景的一些忠告。第一条忠告关于全球年代表。所有这些事情不是按照同一个时间表发生的。公元1650年之前北美洲的同质化进程才刚刚开始，而在当时的中国这个过程已经非常成熟了。此外，在文化宽广的范畴之内，宗教、语言等领域从异质化向同质化的转折点毫无疑问发生在不同的时间。但是我认为如果从一个较长的周期来人们仍然将人类文化的所有这些表现简化为同一条曲线，至少是出于探索的目的。第二条忠告，关于限制。也许这么说还为时过早，但是我猜想同质化或者文化全球化的过程有严格的限制。例如，服饰要适应当地的条件：苏格兰和苏里南的人们永远不可能穿得一样；他们的风格的相似性可能已经是迄今为止能达到的最大程度。饮食也是如此，将一直存在地方口味，除了有钱人能吃到任何地方的食物。一定量的文化异质性是地理和气候强加的。在这种影响之外，我想知道是否还有另外的不可化约性。语言学家们认为我们从大概一万至一万两千种语言变成今天的六七千种，在公元2100年时可能会降到三千种。我们是否会如世界语的发明者想必希望的，只拥有一种语言？宗教的同质化能走得更远吗？现在看来似乎对抗性的趋势正在兴起——新的宗派、祭仪、信仰正从更成熟的部分上剥离开来。政治上，一度（估计）超过十万种政体，现在大概有200个，这还超过了1930年的数量。我们是不是一种天生就珍视差别的物种，以至于民族主义、宗教沙文主义等等将能永远保证文化多样性？换句话说，1860年（意大利统一）之后西西里人、伦巴第人、阿布鲁泽塞人可以想象学习成为意大利人，也可以想象1957年（欧盟的前身形成）后他们能够学习成为欧洲人，但无法学着成为欧亚人（或者所有相邻较大的分类）。或者，从概率上说他们也许可能学会，但要说在任何给定的时间，每个人都会为了较大的身份而放弃较小的身份，这种说法仍然令人难以置信。（当然不在场的充满威胁的火星人会让我们团结起来。）在一个我定性为同质化的时代里，当下对扩张的文化多样性的反例的历史记录中，处处充满了漩涡。俄罗斯化的苏联解体了，释放了十几种民族主义和对抗性的非俄国文化自我主张的表达。拉丁语演变成俄语、意大利语、法语、西班牙语、加泰罗尼亚语以及葡萄牙语（还有一些更小的、或者如某些人所说的更小的方言，比如普罗旺斯语或者加利西亚语）。只要这些对抗性的趋势还存在，就不大可能需要一个政治主宰来强加任何全球语言或者信仰，更别说全球文化整合了。第三条忠告关于狭隘的现代主义。也许最后我看到的趋势，先是异质化然后是同质化，看起来像是钟摆的摇晃。每一种结构（arrangement）包含了诸多不满的根源，以至于它能自动产生逆转自身的压力。政治学者亚当.沃森（Adam Watson）从这种方式中发现国际社会的历史在分离（fragmentation）和整合（consolidation）之间摇摆。当国际体系分立时，会自发创造通过征服实现整合的机会和压力；当国际体系高度整合、形成庞大的帝国和同盟体系，这种情况会自大创造通过叛乱变节实现分离的机会和动机。在我看来任何一种特定的结构从长远来看将被证明是短暂、倏忽即逝的，并且在文化同质化非常漫长的走向中我们应该预见到诸多的来回往复。但是钟摆的全摆幅似乎是不可能了：只要还有廉价的资源和便捷的通讯，回到公元前一千年或者公元元年的文化多样性就完全不可信。也许我们应该为冲击（shocks）留有余地，类似于我们在生物历史中看到的那些，物种形成（speciation）的过程和倾向间或会被突发的灭绝（spasms of extinction）灾难性地扭转。在文化领域，情况可能相反：同质化的过程间或会被那些（暂时）摧毁我们物种交流互动的大灾难打断。在这样的时刻，人类的群体彼此之间更加隔绝，文化的物种形成——多样化的迸发（spasms of diversification）——必定会产生。在一个略更复杂的模型里，这些冲击首先会造成文化多样性的降低，因为如果他们足够严重的话，它们会彻底摧毁一些文化。但是从一个更长的时间跨度来看，由于相互隔绝和伴生的多样性，它们的效果也许是相反的。像这样量级的冲击在过去已经濒临灭绝。也许多峇巨灾( Toba Catastrophe )就是这样的大事件。大约在七万到七万五千年之前，一座苏门答腊的火山爆发了，将地球表面覆上一层灰尘，并且让地球遭受了一个“火山冬天”。有种（并非没有争议的）观点认为这大幅度地将全球人口数量降低到两万以下。与大灭绝擦肩而过的证据在于基因：可观察到的人类基因多样性，结合进化的标准速率，表明大约在七万年前只有这么少的人口。如果这种假设是正确的，它无疑会剧烈降低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彻底摧毁整个群体，就和人类数量的坠落一样。但是如果幸存的人类生活在地球不同的部分，几乎完全隔绝，那么他们的文化分化会因此最大化。多峇巨灾是假设性的，在结论方面围绕它的证据也太薄弱。在历史上，人类最大的两次灾难是十四世纪的黑死病，以及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降临在美洲印第安人身上的人口大灾难。在第一种情况下，在1348年之后的一个世纪里，流行病——很可能但并非完全是黑死病，杀死了欧亚大陆三分之一的人口。尽管是如此巨大的灾难，但我们不可能看到由此造成的文化多样性的增长抑或下降。在一个世纪里，通讯、贸易还有互动的结构已经再次交织在一起，流行病之后人类群体加深的隔离程度太短暂了，因而在这些方面它并不重要。美洲印第安人的人口在1492年大约在四千万到七千万之间，在随后的150年里因为一系列流行病的原因下降了超过90%。美洲印第安人先前并没有应对诸如天花、流行性感冒、百日咳、腮腺炎和麻疹这些传染性很高的危险疾病的经验。此外，因为他们都是一个相当小的“缔造”人口、在冰河纪晚期穿过白令桥的移民的后裔，他们的基因多样性在过去（和现在）都是非常局限的。因而任何一个成功攻陷任何人的免疫系统的特定传染病很有可能攻占其他所有人的身体。一些美洲印第安人连同他们的文化，尤其是在加勒比地区和东北美洲，一起消失了。语言绝迹了。由这些灾难导致的文化多样性的降低并不能和西班牙人、英国人、法国人、苏族人等等的殖民、扩张、帝国缔造的后续影响轻易分开。无论如何，似乎这类特殊的冲击确实在几百年里降低了美洲的文化多样性。但是，这些例子还是太少，以至于无法自信断言文化同质性和异质性的历史（是否）类似生物进化的模型，在那个模型里，突发的灭绝会周期性地削减多样性，结果却看到它抽出新芽。幸运的是，那个观点还是假设性的，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永远都不会被严格考验。下图简要勾画了从长远来看人类文化异质性可参考的演变。它完全是启发性的。文化不能被简化为y轴上的一个单独的变量。因而y轴没有单位。它提出文化异质性的缓慢发展，但人类在欧亚大陆上散布开来时它的速度也加快了；它也假设多峇巨灾是真实的；它也呈现了一种文化多样性的复苏，开始速度很慢后来又加快——与关于晚期旧石器时代的普遍观点保持一致——在最早向农业社会转变的时候速度更快了；最后它指出在过去的两三千年里文化多样性发生了急剧的下降。所以，从一个特定角度来看，人类文化的长期演变自其诞生以来就是从同质性到异质性再局部同质化的过程。但是人类文化的特征绝对和两千年前大不相同：局部的同质化不仅是不完全的，并且注定如此。而且，它也正和一种完全不同的均衡结合在一起。我试图在一开始就捕捉这种特点，试着将人类文化史诗的这部分描述为一种从简单的同一性向（逐渐变得复杂的）异质性到复杂同一性的演变。一、二十万年前人类文化的同质性主要存在于他们的简单性之中。他们有相近的技术是因为技术本来就稀少。今天的趋同性（远非全部）集中在都市化、高能的社会周围，这些社会有着森严的等级制度，还有具有惊人复杂性的社会-经济结构和技术。最后，人们也许可以想象已经征服了人类的病菌和寄生虫类似的异质化和同质化进程。在人类诞生初期，这些病菌和寄生虫大致相同，因为人类数量很少，并且都聚集在一处，居住在相同的环境里，因此要面对相同的细菌、蠕虫等等。但是经过几千年发展，人口扩张，人们迁往新的环境，和生物圈更多种类的其他居民有密切的关系，人类索携带的病菌寄生虫迅速多样化。一些人携带着疟原虫，其他人则没有。一些人携带结核杆菌而一些人则不。近一千年、尤其是近几个世纪的全球化的影响之一就是分担我们共同携带的病菌（局部）的同质化——对几十亿人类而言是种残酷的经验。这个过程同样也塑造了我们的历史。猪和熊猫第二个问题关于社会和物种在其适应性方面具有广泛的相似性。50年前，我读到某个人类学家写道：当灾难发生时，一头猪不能变成长颈鹿，但是社会却能（我可能记错了这里涉及到的具体的动物）。它们能够，并且也经常这样变化。但有时候社会无法重新配置以经受灾难，反而它们会崩溃，然后消失。它们无法适应快速变化的环境。一些动物，比如猪，还有老鼠、人类，蟑螂以全能著称，他们能够在大范围的环境里繁衍。其他的——熊猫、考拉、鲨鱼——非常挑剔，完全只能适应一种特定的环境，只要这些环境保持不变时，他们的生存繁衍都非常成功，但一旦环境发生变化（正如对熊猫来说环境发生的变化那样）它们就变得非常脆弱 。社会和国家也像这样吗 ？是不是一些社会模式很灵活、能够适应变化的环境，而其他的社会完全只能适应一种环境？在环境相对恒定时，和熊猫相比，这些灵活的、适应性强的（我要避免将其称为资本主义猪的冲动）物种是不是处于不利的地位？又或者在人类事务中环境从来不是足够稳定的，所以猪型社会一直具有优势，因而这个问题没有实际意义？要解决这些问题，我想从我命名的“社会模式”（social format）开始。这不是一个特定的社会或者国家，而是很多社会和国家具有的一组社会政治结构特征。比如，我们能够发现一个“熊猫型”的社会模式，完全适应狩猎游牧社会的环境：一个包含30到80人的家族。毫无疑问在旧石器时代人类是不是也会尝试其他的结构，但显然效果都不太理想；像有害的基因突变一样它们没有延续下来。所有可得的证据表明这种模式在人类历史的早期就形成了，并且持续了大概190，000年（假设人类是在200，000年前变成人类的）特定的群体肯定是出现又消失了；一些群体因为幸运或者技巧而延续了一代代，其他的则被暴力、饥馑或者其他灾难摧毁。稍大些的社会群体趋于碎片化，要么因为群体内部的失调要么因为当地的食物短缺，要么两者皆有。稍小型的群体趋于合并（或灭绝），也许是因为自我防卫，或者为了有足够多的精悍猎人好组成一个能应付得了大猎物的队伍。尽管这些群体很可能会经常吸收非亲属的加入，亲属关系（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无疑还是赋予他们团结一致、为共同利益合作的意愿的优势。这些结构之所以持续这么长的时间，因为他们应对了在一个并不拥挤的世界里狩猎和游牧的挑战。小型群体模式没有很好应对农耕生活的环境。因此随着农业的变迁，新的社会模式产生了。可以假定试验和差错选择了胜利者。在任何流动性降低的地方，更大的群体更为实用。防御对手，对一个逃跑就意味着几乎失去一切的稳固世界来说势在必行，那些较大的群体逐渐被垂青。部落和酋邦出现了，也许还有其他的一些结构，只是他们没有留下任何踪迹因而不为我们得知。逐渐的，农耕环境产生了一种不同的熊猫（或者我们应该称之为考拉），稳固的、有疆域的国家大约在5，500年前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这种社会模式被证明高度适应农业人口生存、繁衍的需求。随着农耕的扩张，这些国家变得常规，而狩猎—游牧的生活方式慢慢被分流到山地、沙漠和雨林里，小型群体的社会模式逐渐变得稀有，现在正濒临消失。稳固的国家的兴起一定不是偶然。它产生于农业扎根的几种环境。尽管有人假定它是由亚非洲—欧亚大陆的一个范例扩散开来（我认为这不大可能），但毫无疑问它在美洲确是独立出现的。神职人员和军事专家一同处在社会秩序的最顶端，而这种社会结构是由占社会大多数的农业人口的纳税和进贡支撑的。这种社会—政治秩序被证明非常持久。尽管有各种动乱、战争、革命、流行性疾病、干旱、饥荒还有气候变化等等，它依然作为一种标准的模式从古代延续到二十世纪。一直维系到1923年的奥斯曼帝国就是一个绝好的例子。还有俄国的罗曼诺夫王朝（终结于1917年）以及印度的莫卧尔王朝（终结于1858年）。中国的大清帝国（终结于1911年）是一个欠完美的例子，因为官僚知识分子和军事专家一齐享受最高的地位，但他们的权威只有部分是来自他们在信仰事务上的权威知识。最有名的例子，即前哥伦布时代的美洲、印加帝国和阿芝特克王国，都完全遵照了这种整体模式。当然，奥斯曼帝国和罗曼诺夫王国并不完全相同，更不用说和阿芝特克王国以及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或美索美洲的王国相比了。实际上，1900年的奥斯曼帝国和1500年的有很大差异。按照历史学家倾向近距离观察的方式，一个人会因为其中的差异而不知所措。远距离观察的话，所有这些国家和支撑它们的社会都拥有共同的基本特征：由占人口总数85%-95%的辛劳的农民提供的农产品、适度的城市人口——但一般是商业精英；最上层的阶级紧紧围绕在军事机构和宗教机构结成的联盟周围；还有世袭的君主摇摇晃晃地盘踞在所有其他阶层之上。在一个现代人看来，这些结构充满非正义、剥削和不道德。但是对于几乎所有的农民而言，这种设置看起来就是默认的。1900年之前的四千年，在人口数量方面没有任何其他的统治结构能与之媲美，尽管有一小部分农民生活在无首领、无国家的社会里，当中最著名的也许要数西非的伊博人（Igbo）。在稳固的有领土的国家里，生活根深蒂固的不平等特征选择了相应的伦理—信仰—哲学系统，比如允诺会在未来奖励恭顺的佛教和基督教；还有强调责任和角色的儒教；伊斯兰则包含以上所有这些特征。如果没有这些文化上对不平等的正当化，要维持这样一个国家和社会明显会很艰难。因而稳固的有领土的国家作为一种社会模式，被知识和伦理的大厦支撑着，并且较好地匹配了农耕生活的环境。在十九世纪、尤其是二十世纪，这些环境突然发生变化。矿物燃料，工业化的生产方法变革了经济和人口结构。大部分人类在四千年里居住的村庄逐渐变成了少数人的经验。城市逐渐在增长，到二十世纪晚期一半以上的人类都住在城市里。1850年之后，由于西北欧和日本那些快速工业化的国家施加的帝国主义的压力，加上内部农民革命的推动，最大的农业国家崩溃了。那些将不平等道德正当化的持久的文化机制迅速失去了它们对几百万人的合法性，后者迅速转向别处——马克思主义、民族主义、太平天国的基督教 ——努力寻找世界的道德意义。今天的世界还有大量的人口仍住在村庄，尤其在南亚和非洲，但都市化的、高能的生活方式已经蔓延 ，并继续迅速广泛地扩张。要判定一种新的社会—政治模式是否能成功统治后农业化时代还为时过早。一旦社会—经济环境稳定在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人们也许会期待一种新的稳定的社会模式。最近，一些人也许会假设或多或少民主化的国家已经获得了动力，并将无情地席卷全球。据称，人类固有的对自由的渴求确保了这类政体的吸引力，因而通向“历史的终结“。但是并没有必然的理由保证，在这些方面未来会和过去类似（向修昔底德致敬），或者社会将停留在一个首选的社会模式上。狩猎/游牧的生活方式和农耕生活方式很可能是人类在地球上唯一稳定的生活模式。如果过去150年到200年之间的动荡还会无限期地在未来延续下去，那我们必定不能指望任何一种社会模式会持久，除非出现一种猪型的社会，可以适应一组非常宽泛的环境。关于社会模式的讨论就到此为止。特殊的社会和国家情况又是怎样？用猪型或者熊猫型的品质来理解它们是否有用？为什么在欧洲历史上那些动荡的世纪里，瑞士被证明为是一个持久的国家，而南斯拉夫或捷克斯洛伐克却不是？是因为幸运（比如，没有被入侵者蹂躏）还是因为适应性？为什么尽管经常被入侵者或者帝国主义者们蹂躏，亚美尼亚人的身份和亚美尼亚社会（偶尔也是一个亚美尼亚国家）却幸存下来，而诸多人类、身份、东安纳托利亚和跨高加索地区的国家却被扫进历史的垃圾箱？是因为运气吗？还是因为在过去的2500多年里，和他们从前的lingju的亚美尼亚人（或”亚美尼亚性“）以某种方式变得更像猪型而非熊猫型？这里的时间范围更加短暂。没有一个国家延续超过十几个世纪，尽管如果有人考虑到中国或者埃及连续的朝代延续时，他可以将时间范围扩展至几千年。大多数的国家的寿命要短得多。变化是惊人的。寿命的差异部分一定是因为运气。一场输掉的战争，一系列的干旱，一些流行病——任何这些原因都可以让一个国家崩塌，甚至让一个社会终结。国家寿命期望值的某些（但不是很多）差异也许可以用地形原因来解释。岛国（社会），比如冰岛或日本，更有可能延续下来，因为他们相对较少受到邻国的袭击。但是在德川家康统一日本之前国家漫长的动荡和冲突，抑或英国漫长的统一之路，还有例如斯里兰卡、爱尔兰或者爪哇暴力而激动人心的历史，都警告我们不要轻易断言岛国的地形和国家延续性之间的联系。虽然在解释国家延续性差异时也许还有其他的变量，我认为还有大量剩余的原因存在于这些国家的内部特征中——那就是它们的适应性。当然，那种特征包含了很多部分。例如，一个部分就是同化、吸收和容忍移民的能力。举一些当代的例子来说，巴西相对轻松地就做到了这一点，而日本却没有。日本长期以来对“日本性”的强调在某些环境里有良好的效果，但在一个大规模迁移的全球化的世界里却前景黯淡。此外，对容易遭受劳工短缺的老龄化社会而言，移民吸收的问题会是一个巨大的经济障碍。可能巴西相对成功吸收新来者（包括1908年以来吸收的成千上万的日本人），在过去和现在都取决于对“巴西性”的薄弱意识，在某些情况下这会是一种不利因素，甚至会威胁到国家的存亡。但是迄今这种情况还没有发生。“猪型”适应性的另一部分也许关于意识形态的灵活性：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比只有七十年寿命的苏联要长久，其中一个关键原因必定是它更随机应变的共产主义版本，在1980年代中期的版本、遑论2009年时就已经和1950年代的毛主义大相径庭。中国的共产主义似乎能够变成一种威权国家资本主义。但是要这么说还为时尚早：人民共和国现在才只有60多年的历史。无疑，和猪群内部一样，国家和社会内部的适应性包含了很多很多特点。这样一组让某个特定的社会和国家变成猪型的特点需要随着时间变化。在灾难中，一个猪型的社会可能会转变很多特性，在危机过后会截然不同，但是依然具有高度的适应性（如果你愿意，可以从一头猪变成一只蟑螂）。事实上，如果被赋予几十年或者几百年的稳定环境，一个猪型的社会也许会悄悄变成熊猫型。确实，我预料这会变成准则。而在危机中，一个熊猫型的社会将自己重建为猪型的几率很小，但也许并非不可能。有人可以将这种基础的达尔文视角广泛推及到人类组织和文化的特定方面。所有一切都受“自然选择”压力的制约，有些幸存下来，而有些失败了。其中一定存在随机性，但也许也存在一些方法。例如，在语言方面，任何一种人类语言都没有内在的因素可以改变其存活或消亡的几率 。它们的命运完全取决于使用它们的社会的特征和命运。但在宗教方面，我想说情况相反：一些宗教比其他的更为灵活、适应性更强，更有可能在变化的环境中存活下来。一定的模糊性（扩及到“自我矛盾”性）允许非常宽泛的解释，这对于宗教来说是一种有用的生存特性。那些过分束缚于特定的动物、树木和岩石的宗教生存的机会要小些，因为它们的信徒可能必须要迁徙，或者那些动物可能灭绝了等等。其他在道德上过于严苛和坚持的宗教（比方说，震教），在千变万化的时代里已经为自己打上了灭绝的标签 。总结无论如何，用达尔文自然选择学说的一种基本模型来思考社会和国家，为我们理解历史、尤其是（并非唯一）政治史提供了新的路径。它为历史学家们带来了基于诸如适应性这类变量之上的新范畴，这些范畴在社会科学中并不常见，在历史学家的工作里几乎从未有过。通过训练，历史学家不倾向于用无论多么非正式的特定模式理解过去；他们的教育也让他们通常无法和自然科学进行对话；因为他们对丑恶先例，比如纳粹激进的意识形态的认识，他们对从生物学输入概念尤为怀疑。于是只有一些叛逆的历史学家们有可能加入到理解过去、理解社会—文化演变动力的探寻中，那需要清晰运用系统思维。然而，正如历史学家不该回避围绕生物学概念建立起来的社会思想，对社会动力感兴趣的系统思考者，也应该学会理解历史学家们为往昔描绘的非系统性、特殊性的画像——因为正如一个高智商的系统一样，历史也充满了混乱、随机和混沌。作者简介：John McNeill，出生于芝加哥，于杜克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现于乔治城大学担任教授，主要研究世界史、环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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