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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维钧研究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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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顾维钧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学术界目前已有不少研究顾维钧的论述，着重对已发表的研究成果、学术界较关注的问题进行综合分析。大体上则是从两个方面：顾维钧的外交实践和顾维钧的外交思想来具体分析，让民国第一外交家的历史更加丰富而客观。 中国论文网 /4/view-5343619.htm　　关键词：顾维钧；外交实践；外交思想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8-03 　　顾维钧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在长达44年的外交生涯中，他先后担任过中国驻美、英、法等大国的使节及派驻国际联盟和联合国的代表，也担任过北京政府的外交总长和南京政府的外交部长，还出席过两次大战结束时讨论战后问题的巴黎和会和旧金山会议，晚年又出任国际法院法官。学术界目前已有不少研究顾维钧的论述，本文着重对已发表的研究成果、学术界较关注的问题，进行综合分析。 　　一、顾维钧研究史料与专著 　　关于顾维钧研究的史料是较为丰富的，这一方面是因为顾维钧本人具有记日记档案的习惯，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作为外交官其事迹很多都反映在外交文档和相关史料中。 　　顾维钧重视档案文献的作用，每次参与外交活动后都会回顾活动内容和外交对话要点并记录下来，《顾维钧回忆录》在很大程度上便得益于保存多年的日记、会务纪要、电报档案等及信函、文件，回忆录共13册，全书六百多万字，详细记述了半个多世纪顾本人经历的风云变幻，无疑是研究顾维钧的最重要的史料。此外，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藏的顾维钧文件亦是研究顾维钧的重要资料（包括大量真本和手稿）。顾维钧所著《外人在华之地位》是了解顾维钧对外侨问题看法的重要资料。除了顾维钧自己的作品，金光耀、马建标选编的《顾维钧外交演讲集》也是了解顾维钧外交思想的重要资料。 　　因为外交官的独特身份，有大量的外交档案和官方史料也是顾维钧研究的重要史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的《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全宗号1309）记载了北京政府时期的外交活动，其中包含许多和顾维钧相关的史料。程道德等编著的《中华民国外交史料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包含年间的大量外交史料，天津市历史博物馆编著的《秘笈录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记录了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期间的大量文件，都是研究顾维钧的重要史料。可以说但凡是反映这一时期的外交活动的官方档案和史料对于研究顾维钧都有或多或少的价值。 　　关于顾维钧研究的专著，数目较多，其中一大部分是传记。《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外交家顾维钧夫人自述》是顾维钧的第三位夫人黄惠兰所著自传，其中包括她与顾维钧参加外交活动的许多经历，并叙述了二人微妙的感情。金光耀的《顾维钧传》是一部优秀的传记，该传记参考了大量的史料，精准地叙述并评价了顾维钧一生的活动，认为“民国第一外交家”的称号顾维钧当之无愧，书后还附有顾维钧大事记便于了解其一生的活动。除此以外，袁道丰的《顾维钧其人其事》，肖岗的《顾维钧传》，也是全面了解顾维钧一生事迹的重要著作。 　　除去全局性记载评价顾维钧一生的传记专著，还有对顾维钧的外交生涯的专题研究。岳谦厚的《顾维钧外交思想研究》上篇分析了顾维钧的外交思想及其对顾的外交行为的影响，下篇纵向分析了顾维钧的政治立场演变和立人立业之道，是一部资料翔实论证严密的著作。金光耀的《顾维钧与中国外交》是2000年在上海复旦大学举行的“顾维钧与中国外交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结集，其中包含31篇优秀论文。岳谦厚的《顾维钧与抗日外交》则详细论述了顾维钧自参加巴黎和会到参与建立联合国期间的反日外交行动并进行了客观的评价，书中所谓抗日并不仅指八年抗战。此外，高克的《外交家与战争：顾维钧外交官生涯片断》，袁道丰的《与顾少川大使谈外交――一段极其珍贵的外交经验与史料》从不同角度研究了某一或某几个事件中顾维钧的外交表现。 　　二、顾维钧研究论文情况 　　近年来学界对顾维钧的研究较为重视，出现了大量论文，本文详细分析当前顾维钧研究的具体情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巴黎和会 　　顾维钧正是由巴黎和会上的精彩表现才开始了外交事业的辉煌，学界关于巴黎和会的研究是比较透彻的。主要的观点认为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金光耀[1]认为顾维钧在对美外交中尤其在向美国透露二十一条的这件事上起了主导作用。袁世凯改变初衷决定透露二十一条，主要就是采纳了顾维钧的主张。这使得这一时期北京政府的外交具有明显的联美制日的特征。联美制日在当时不失为北京政府在外交上的一个可行的选择。问题在于，美国的对华政策与民国外交家们对它的期望总存在着不小的差距。陈文玄、吴平在《顾维钧与巴黎和会》探讨了顾维钧等人围绕着山东主权问题，在巴黎和会上所做的艰难曲折的外交斗争。尽管交涉失败，但顾维钧拒签对德和约的行动，在近代中国外交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是一战后中国人强烈的爱国精神和正在觉醒的民族意识的一次体现。李淑娟等在《略论顾维钧在巴黎和会拒签对德和约中的作用》中强调了顾维钧试图让日本接受中国最低限度的要求，但日本坚决不同意，顾维钧顺应民意，断然拒签，用外交手段维护了国家利益。宋亚文在《顾维钧与中国山东主权的收回》中强调了在和会召开之后，他又主动地担当起交涉山东问题的主角，并灵活运用外交策略，使中国政府对山东问题的态度从“避而不谈”发展到“不得不谈”，并逐步使山东问题成为一个举世瞩目的焦点。最后，在关键时刻，他又能够顺从民意，力主拒签对德和约。虞宝棠在《顾维钧与巴黎和会》中则认为，顾维钧所走的是虚幻的“赖美为助”路线。这一贯穿巴黎和会一切活动中的“以夷制夷”外交思想，意在联合美国来使日本让步。这在和会初期，取得了一定效果。但他不可能懂得作为帝国主义的美国压制日本的真正目的并不是为了维护中国真正的民族利益，而是在于对中国的利益均沾，不让日本独占德国在中国的权利，因而不可能真正维护中国利益。
　　2.华盛顿会议 　　金光耀[2]认为顾维钧在巴黎和会结束后至华盛顿会议召开期间，仍关注着悬而未决的山东问题，并为争取恢复中国已丧失的权益做了不懈的努力。并注意到了在除山东问题外的其他问题上的作用（中国十项原则，关税问题）。印少云在《从山东问题的交涉看顾维钧联美制日的外交策略》一文中分析了顾维钧“联美制日”的外交策略在山东问题的交涉过程中的充分体现，分析了“联美制日”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可能性，认为在实际操作中部分维护了中国的权益。此外，他还在《从华盛顿会议看顾维钧务实外交思想》一文中分析了顾维钧在这次会议上有关山东问题的解决过程中，从谈判策略、谈判方式以及谈判在原则问题的操作中都充分体现了他的务实外交思想，认为是局部妥协换取国家最大利益的好办法。宋亚文在《顾维钧与解决山东悬案条约》中描述了1921年顾维钧代表中国政府出席了华盛顿会议，为山东悬案的最后解决与日本代表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为成为悬案的山东问题争得了一个较为圆满的结局。总的来说，关于华盛顿会议的研究，学界比较关注顾维钧的联美抑日政策在其中起的作用，多数学者对其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3.休约、废约 　　顾维钧在北洋政府时期的休约废约外交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学界对此也多有关注。李孝君在硕士论文《论北洋政府时期顾维钧的废约外交》中详细探讨了顾维钧废约外交的时代背景、废约实践和废约原则等，认为废约原则是：自主外交、现实主义、国际法、超党派，废约策略是联美制日和国别谈判，废约特点是勇于任事、审时度势。唐学俊则在《顾维钧对中国近代不平等条约的认识及其修约实践》中探讨了修约实践，其中分析了修约实践的思想基础（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强烈的民族意识的促进，西方教育的背景，重要人物的影响，外交职业化的影响），论述了修约实践（巴黎和会、华盛顿、威海卫归还、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废除中比不平等条约）及其主要策略（联美外交、统战，个别交涉各个击破）并指出了修约的原因是顾维钧对帝国主义国家的本质认识不清和对人民外交的认识上有失偏颇等。岳谦厚在《顾维钧废约外交考察》中指出顾维钧是唯一参与整个废约交涉过程的外交官。认为他在华盛顿会议上一改过去一揽子提出的办法，更注重于基本原则的创树，为具体问题的讨论与解决首先奠定法理基础，这显示了顾维钧杰出的外交智慧和重视国际法应用的外交特点。之后继续开展的中苏、中比修约等一系列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外交活动更集中体现了顾维钧法律废约和外交自主的思想。并高度评价顾维钧是经由外交途径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首创者。刘雪琳等在《北洋政府时期顾维钧与中俄建交交涉》中则具体分析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及其附件的艰难的签署过程以及顾维钧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4.国联、抗战、联合国 　　蒋永敬在《顾维钧诉诸国联的外交活动》一文中详细分析了顾维钧在九一八事变后的举动：揭发日本侵略之野心：满洲问题国际化；往返平京交换意见、外委会；对日大纲（防止日本不服从国联决议）；力图保全锦州、东北等，顾维钧保家卫国之心可见一斑。金光耀在论文《顾维钧为国联调查团当顾问》中详细描述了李顿调查团在东北实地考察的一个半月时间里顾维钧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开展工作的情况，认为其对调查团了解日本侵略东北的真相起了重要的作用。顾维钧为调查团在中国的工作提供各种帮助和便利，并向调查团表明中国的基本立场。面临日本的恫吓不放弃工作，想方设法与东北各界联系。总的来说，顾维钧的活动体现了他对国联的高度重视和信任，但悲剧的是国联并没有最终起到该起的作用。 　　关于抗战，学界比较关注顾维钧在九一八事变后的外交举措。陈积敏等在《九一八事变后顾维钧的外交主张述评》一文中关注了顾维钧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到其担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期间先后提出了“中日直接交涉”和“锦州中立化”的应对方案。认为顾维钧这些主张的提出既与中国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有关又与其自身的外交理念有关。于耀洲在《浅析九一八事变后顾维钧的对日外交谋划》一文中分析了九一八事变后顾维钧为使国民政府掌握外交主动权，揭露日本的侵略罪行，进行了积极的努力。这一努力主要表现在：事变发生前，预见日本会发动军事侵略，事变发生后，主张诉诸国联，期待国际力量的干涉；了解日本的真实意图，为解决事变奠定基础的同时，作为职业外交家，顾维钧也充分认识到对日本的坚决抵抗，对解决中日冲突的重要作用等。 　　关于联合国，金光耀在《顾维钧与中国参与联合国创建》一文中分析认为，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对于联合国的创建有重要意义。中国虽与美、英、苏同为参加国，但由于苏联对中国的轻视、中美间恰因史迪威事件而关系紧张等在会议上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地。但顾维钧确定的策略和灵活的应对（分阶段参与会议、争取中共力量参加旧金山代表团），使中国不仅维持了作为四强之一的大国地位，还尽最大可能对联合国的创建做出了贡献。 　　5.顾维钧与国民党 　　尽管前期顾维钧始终以自己的超党派身份为傲，但到后期他的党派倾向日益明显，张祖■在《1931年前后蒋介石顾维钧关系述论》中试图分析1931年前后顾维钧与国民党一号人物蒋介石的关系，认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和顾维钧在外交政策方面达成了一定共识，并开始了他们的第一次“合作”。尽管两人因思想体系和政治目标截然不同，难免出现诸多分歧，但由于特殊的国际、国内形势，他们最终还是走到了一起。这也意味着顾维钧在党派超脱主义上渐渐放松了。 　　在国共内战中，蒋介石为了打败中共，对美援的依赖越来越强，但是随着国民党军队日渐失利，美国的外援越来越谨慎，顾维钧作为驻美大使在争取美援上花费了大量的心血。金光耀在论文《顾维钧与国民政府在美国的求援活动》中以顾维钧为聚焦点，分析认为顾维钧主要是拉拢美国重要的大臣、请求银行支援、向南京建议，向美国提出的受援计划必须“注重能即开始实行者”等措施。唐金权在《年顾维钧任驻美大使期间争取美援活动述评》中分析了顾维钧的争取外援的行动并认为他的个人努力终究不能挽回蒋家王朝灭亡的命运，可以说是他个人的历史悲剧。美援不利的主要原因是美国不信任国民党、国民党独裁外交等因素。
　　伴随着国民党政府节节败退，顾维钧和一些知识分子也曾试图建立自己的内阁和党派，但最后都无果而终。岳谦厚在《十字路口的顾维钧对两难境遇中的自由主义者的考察》文中分析了随着国民党政治势力式微、共产党政治影响急剧发展的时代，各种政治力量以此为契机，竞相登台表演的现象。留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顾维钧及其群体力图超越国共两党的对立，建立起多元的政治体制，最终在两难中陷于失败。张玉龙的论文《体制内自由分子与战后中国自由主义政治运动――以蒋廷敝、胡适、顾维钧为中心的考察》分析了体制内自由分子的政治重建运动经历了组建自由主义内阁与独立组建中国自由党的阶段。但由于情感上更多地倾向国民党政权，且视美国的支持为其行为之后盾以及胡适的态度反复，使得这场先天不足的政治运动不得不无果而终。但渐次演进的方式虽然预示着政治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困境，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国民党统治的专制与衰朽予以持久而深远的冲击。 　　6.顾维钧的外交思想 　　关于顾维钧的外交思想，岳谦厚[3]认为顾维钧的外交思想主要体现为联美外交、外交独立于国民主权、现实主义和和平主义等。周蒋浒、钟小燕等[4]认为重视以国际法理为依托和注重采取渐进温和的方式来维护国家主权是顾氏主权观的两大特点。李慧娟等在《浅析顾维钧的外交思想》论文中详细分析了顾维钧依美制日主要是因为对美国的心理认同、美国对华政策有迷惑性，认为顾维钧的依美是谨慎依美，并不意味着顾维钧对美国言听计从，具有一定成效。刘冬梅在《顾维钧外交策术评述》一文中则对顾维钧近半个世纪外交实践的成败得失进行梳理，总结并评析了他审时度势、恃理以折、通权达变、急难从权、言以动人、预留后路、得以偿失、超然内政等外交策术并予以高度评价。而岳谦厚在《谈判之道：顾维钧现实主义外交思想个案研究》中分析认为谈判的一些基本原则包括防止“玉碎”，顾及“瓦全”；重视方案制定与时机选择；重视法律与理由的武器等。岳谦厚在《顾维钧联美外交思想的形成与影响》中分析了顾维钧联美外交形成的背景、形成过程，并评价认为在顾维钧之前，中国已有过联美制日的外交尝试，而其至多不过为一种权宜性的因应之计，没有将其政策化或作为一项基本的外交主张。从表象上看，顾维钧所主张或推行的联美制日外交方略似乎仍是前人所施用的“以夷制夷”策略的延续，其实不尽然。这不仅在于它是顾维钧持之以恒的基本外交主张；也在于其运作过程中，讲艺术，知彼知己、善于利用矛盾，并融入了近代国际政治斗争的内容和精神。正是这些特点，使得联美制日外交成为顾维钧外交生涯中突出的成就，其也可能是整个民国政府相当成功的外交活动。 　　综上，可以看到顾维钧研究是取得了较大成就的，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对顾维钧过于拔高，对他的研究还是集中在外交实践上缺少理论性的总结等。相信以后学界会在这些方面加强研究，让民国第一外交家的历史更加丰富而客观。 　　参考文献： 　　[1]金光耀.顾维钧与中美关于“二十一条”的外交活动[J].复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6，（5）：55-59. 　　[2]金光耀.顾维钧与华盛顿会议[J].历史研究， 1997，（5） ：20-37. 　　[3]岳谦厚.顾维钧外交思想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4]周蒋浒，钟小燕.略论顾维钧的主权观[J]. 船山学刊，2006，（3）：156-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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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职业外交官与“学人外交官”之比较——以顾维钧和胡适为例
【摘要】：正顾维钧和胡适时民国时期的重要人物,一个是职业外交官,一个是"学人外交官",二人有着相似的求学经历,不同的从政经历,但却都担任过驻美大使,在中国近代外交舞台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目前学术界关于顾维钧外交思想和活动的研究日渐丰厚,而关于胡适外交思想和活动的研究则显得十分薄弱,更没有对他们外交思想和活动的比较研究。本文试图追溯他们的经历,来探讨他们的外交思想、外交策略以及外交活动的异同,进而对民国时期职业外交官与"学人外交官"这两个群体进行比较分析,浅陋之处,请方家指正。
【关键词】：
【分类号】：D693【正文快照】：
顾维钧和胡适时民国时期的重要人物,一个是职业外交官,一个是“学人外交官”,二人有着相似的求学经历,不同的从政经历,但却都担任过驻美大使,在中国近代外交舞台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目前学术界关于顾维钧外交思想和活动的研究日渐丰厚,而关于胡适外交思想和活动的研究则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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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维钧回忆录》出版座谈会——顾维钧之女的发言
作者：顾菊珍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更新时间：日
（由杨雪兰女士代为转达）
敬爱的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各位同事：
非常遗憾这次我不能亲自出席我父亲口述史的再版仪式。我们家族对这次再版我父亲回忆录的决定表示非常感谢，也对重新排版这多达六百万字的资料表示十分感激。在此，我要向所有参与这一工作的人说声谢谢。很高兴我的妹妹杨雪兰女士和她的表妹徐景灿能够代表我们家族出席这次活动。我也希望将来我的女儿袁钱英英能够前往，代表我个人向他们表示感谢。
我的父亲在1976年时向哥伦比亚大学赠送了他的回忆录。这些回忆录是基于1959年至1976年间长达500小时的访谈，至今仍是史上最长的口述史纪录。英文版有11000多页的文字整理稿。回忆录的许多评论者都援引并赞赏了他的机智、主动、勤奋和完美主义。当然他的健康也是他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从早年开始，他就投身于为国家服务的事业中，开始了他长达50多年的外交官生涯。我们家族的一个好友曾评论我父亲为&非常从容、缜密、周全&，也&非常中庸，从不试图凌驾于任何人之上&。
正是这些品质使他的回忆录这么多年来一直受人关注。所有参与我父亲回忆录首次翻译的译者和工作人员也都非常从容、缜密、周全。我们一起合作了许多年以查找翻译所需的姓名、地点和参考文献。对于那些为中文版回忆录的出版做出贡献的人们，我再怎么感谢都不为过。
祝大家今日愉快！
杨雪兰女士代表顾维钧之女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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