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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Rights Reserved陈忠实：第一次投稿
第一次投稿
（作者简介：陈忠实，当代作家。1942年生，陕西西安人。历任陕西作家协会副主席、主席，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代表作《白鹿原》，其他作品有短篇小说集《乡村》、《到老白杨树背后去》；中篇小说集《初夏》、《四妹子》；散文集《告别白鸽》等。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
背着一周的粗粮馍馍，我从乡下跑到几十里远的城里去念书，一日三餐都是开水泡馍，不见油星儿，最奢侈的时候是买一点杂拌咸菜；穿衣自然更无从讲究了，从夏到冬，单棉衣裤以及鞋袜，全部出自母亲的双手，唯有冬天防寒的一顶单帽，是出自现代化纺织机械的棉布制品。在乡村读小学的时候，似乎于此并没有什么不大良好的感觉，现在面对穿着艳丽、别致的城市学生，我无法不“顾影自卑”。说实话，由此引起的心理压抑，甚至比难以下咽的粗粮以及单薄的棉衣遮御不住的寒冷更使我难以忍受。
在这种处处使人感到困窘的生活里，我却喜欢上了文学；而喜欢文学，在一般同学的眼里，往往是被看作极浪漫的人的极富浪漫色彩的事。
新来了一位语文老师，姓车，刚刚从师范学院毕业。第一次作文课，他让我们自拟题目，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这是我以前从未遇过的新鲜事。我喜欢文学，却讨厌作文。诸如《我的家庭》《寒假（或暑假）里有意义的一件事》这类题目，从小学作到中学，我是越作越烦了，越作越找不出“有意义的事”了。新来的车老师让我们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我有兴趣了，来劲了，就把过去写在小本上的两首诗翻出来，修改一番，抄到作文本上。我第一次感受到了作文的乐趣，而不再是活受罪。
我萌生了企盼，企盼尽快发回作文本来，我自以为那两首诗是杰出的，会震一下的。我的作文从来没有受过老师的表扬，更没有被当作范文在全班宣读的机会。我企盼有这样的一次机会，而且感到机会正朝我走来。
车老师抱着厚厚一摞作文本走上讲台，我的心无端地慌跳起来。然而45分钟过去，要宣读的范文都宣读过了，甚至连某个同学作文里一两句生动的句子也被摘引出来表扬了，那些令人发笑的错句病句以及因为一个错别字而致使语句含义全变的笑料也被点出来了，可终究没有提及我的那两首诗，我的心里寂寒起来。离下课只剩下几分钟时，作文本发到我的手中。我迫不及待地翻看了车老师用红墨水写下的评语，倒有不少好话。而末尾却悬下一句：“以后要自己独立写作。”
我愈想愈觉得不是味儿，愈不是味儿愈不能忍受。况且，车老师没有给我的作文打分！我觉得受了屈辱。我拒绝了同桌以及其他同学交换作文的请求。好容易挨到下课，我拿着作文本赶到车老师的办公室，喊了一声：“报告——”
获准进入后，我看见车老师正在木架上的脸盆里洗手。他偏过头问：“什么事？”
我扬起作文本：“我想问问，你给我的评语是什么意思？
车老师扔下毛巾，坐在椅子上，点燃一支烟，说：“那意思很明白。”
我把作文本摊开放在桌子上，指着评语末尾的那句话：“这‘要自己独立写作’我不明白，请您解释一下。”
“那意思很明白，就是要自己独立写作。”
“那……这诗不是我写的？是抄别人的？”
“我没有这样说。”
“可你的评语这样写了！”
他冷峻地瞅着我。冷峻的眼里有自以为是的得意，也有对我的轻蔑和嘲弄，更混含着被冒犯了的愠怒。他喷出一口烟，终于下定决心说：“也可以这么看。”
我急了：“凭什么说我抄别人的？”
他冷静地说：“不需要凭证。”
我气得说不出话……
他悠悠地抽着烟：“我不要凭证就可以这样说。你不可能写出这样的诗……”
于是，我突然想到我的粗布衣裤的丑笨，想到我和那些上不起伙的乡村学生围蹲在开水龙头旁时的窝囊……就凭这些瞧不起我吗？就凭这些判断我不能写出两首诗来吗？我失控了，一把从作文本上撕下那两首诗，再撕下他用红色墨水写下的评语。在要朝他摔出去的一刹那，我看见一双震怒得可怕的眼睛。我的心猛然一颤，就把那些纸用双手一揉，塞到衣袋里去了，然后一转身，不辞而别。
我躺在集体宿舍的床板上，属于我的那一绺床板是光的，没有褥子也没有床单，唯一不可或缺的是头下枕着的这一卷被子，晚上，我是要铺一半再盖一半的。我已经做好了被开除的思想准备。这样受罪的念书生活还要再加上屈辱，我已不再留恋。
晚自习开始了，我摊开了书和作业本，却做不出一道习题来，捏着笔，盯着桌面，我不知做这些习题还有什么用。
因为这件事，期末时我的操行等级降到了“乙”。
打这以后，在车老师的语文课上，我对于他的提问从不举手，他也不点我的名要我回答问题，在校园里或校外碰见时，我就远远地避开。
又一次作文课，又一次自选作文。我写下一篇小说，名曰《桃园风波》，竟有三四千字，这是我平生写下的第一篇小说，取材于我们村子里果园入社时发生的一些事。随之又是作文评讲，车老师仍然没有提到我的作文，于好于劣都不曾提及，我心底里的火又死灰复燃。作文本发下来，我揭到末尾的评语栏，连篇的好话竟然写满了两页作文纸，最后的得分栏里，有一个神采飞扬的“5”字，在“5”字的右上方，又加了一个“+”，这就是说，比满分还要满了。
既然有如此好的评语和“5+”的高分，为什么在评讲时不提我一句呢？他大约意识到小视“乡下人”的难堪了，我这样猜想，心里也就膨胀了愉悦和报复，这下该有凭证证明前头那场说不清的冤案了吧？
僵局继续着。
入冬后的第一场大雪是在夜间降落的，校园里一片白。早操临时取消，改为扫雪，我们班清扫西边的篮球场，雪下竟是干燥的沙土。我正扫着，有人拍我的肩膀，一扬头，是车老师。他笑着。在我看来，他笑得很不自然。他说：“跟我到语文教研室去一下。”我心里疑虑重重，又有什么麻烦了？
走出篮球场，车老师的一只胳膊搭到我肩上了，我的心猛地一震，慌得手足无措。那只胳膊从我的右肩绕过脖颈，就搂住我的左肩。这样一个超级亲昵友好的举动，顿然冰释了我心头的疑虑，却使我更加局促不安。
走进教研室的门，里面坐着两位老师，一男一女。车老师说：“‘二两壶钱串子’来了。”两位老师看看我，哈哈笑了。我不知所以，脸上发烧。“二两壶”和“钱串子”是最近一次作文时我的又一篇小说中两个人物的绰号。我当时顶崇拜赵树理，他的小说人物都有外号，极有趣，我总是记不住人物的名字而能记住外号。我也学着给我的人物用上了外号。
车老师从他的抽屉里取出我的作文本，告诉我，市里要搞中学生作文比赛，每个中学要选送两篇。本校已评选出两篇来，一篇是议论文，初三一位同学写的，另一篇就是我的作文《堤》了。
啊！真是大喜过望，我不知该说什么了。
“我已经把错别字改正了，有些句子也修改了。”车老师说，“你看看，修改得合适不合适？”说着又搂住我的肩头，搂得离他更近了，指着被他修改过的字句一一征询我的意见。我连忙点头，说修改得都很合适。其实，我连一句也没听清楚。
他说：“你如果同意我的修改，就把它另外抄写一遍，周六以前交给我。”
我点点头，准备走。
他又说：“我想把这篇作品投给《延河》。你知道吗，《延河》杂志？我看你的字儿不太硬气，学习也忙，就由我来抄写投寄。”
我那时还不知道投稿，也是第一次听说《延河》。多年以后，当我走进《延河》编辑部的大门深宅以及在《延河》上发表作品的时候，我都情不自禁地想到车老师曾为我抄写投寄的第一篇稿。
这天傍晚，住宿的同学有的活跃在操场上，有的遛大街去了，教室里只有三五个死贪学习的女生。我破例坐在书桌前，摊开了作文本和车老师送给我的一扎稿纸，心里怎么也稳定不下来。我感到愧悔，想哭，却又说不清是什么情绪。
第二天的语文课，车老师的课前提问一提出，我就举起了手，为了我的可憎的狭隘而举起了忏悔的手，向车老师投诚……他一眼就看见了，欣喜地指定我回答。我站起来，却说不出话来，喉头像塞了棉花似的。自动举手而又回答不出，后排的同学哄笑起来。我窘急中又涌出眼泪来……
上到初三时，我转学了。暑假办理转学手续时，车老师探家尚未回校。后来，当我再探问车老师的所在时，只说早调回甘肃了。当我第一次在报刊上发表处女作的时候，我想到了车老师，我想我应该寄一份报纸去，去慰藉被我冒犯过的那颗美好的心！当我的第一本小说集出版时，我在开着给朋友们赠书的名单时又想到车老师，终不得音讯，这债就依然拖欠着。
经过多少年的动乱，我的车老师不知尚在人间否？我却始终忘不了那淳厚的陇东口音……
一代人的阅读记忆&——《白鹿原》
在论及中国当代文学史时，多位评论家一致公认，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6月出版的陈忠实的《白鹿原》，是一座不朽的文学丰碑，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小说创作领域最重要的收获。一手促成该书面世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前副总编、《当代》前主编何启治认为，《白鹿原》是“五四”以来中国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作为一时风行全国，至今仍畅销的著作，《白鹿原》的各种版本销售达150万册，盗版也有不亚于正版的销量。可以说，在一代人的阅读记忆中，《白鹿原》具有不可磨灭的印迹。近日，记者采访了陈忠实、何启治、洪清波等当事人，让他们一起追忆了这本书从约稿到创作、出版、反响的历程。
1&缘起&长达20年的约稿邀请
1973年隆冬，西安奇冷。时为某公社副书记的陈忠实到西安郊区区委去开会。会议结束散场时，刚刚从干校回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何启治拦住了他，此时的何启治已经读过陈忠实在《陕西文艺》发表的首部作品———短篇小说《接班以后》，他认为这个短篇具备了一个长篇小说的架势，可以再加工成一部长篇小说。
推着破自行车站在小寨的街道旁，陈忠实思绪一片茫然。他觉得，自己刚刚发表了第一个短篇，马上写长篇小说几乎是老虎吃天的事。何启治耐心地鼓励他，说按照他在农村长期工作的生活积累而言完全可以做成。
陈忠实很感动，从何启治说话的内容、口吻和神色，都让他感到了基本的信赖，即使写不成长篇小说，做一个文学朋友也挺好。由此，两人开始了数十年的君子之交。何启治对陈忠实说，你一定要写长篇，而且写出来一定要给我发。两人都始料未及的是，这次约稿足足跨越了20年时间。而这期间，何启治下过乡、当过兵、进过工厂、到西藏做过援藏教师，但无论何启治走到哪里，他与陈忠实的联系从没有中断过。
上世纪80年代初，陈忠实已经从业余作者成为陕西作协的专业作家。在后来的一次见面中，何启治又问到长篇小说写作的事。此时的陈忠实已经开始做《白鹿原》的先期准备了。他觉得，如果对何启治保密，是一种有违良知的事，尽管按照自己的性情是很为难的事情。于是，他告诉何启治，自己现在仅仅只是有一个想法，离实际操作尚远。他还叮嘱何启治：不要告诉别人，不要催问。
后来的几年里，何启治守约如禁。有几位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先后几次到西安组稿，何启治都委托他们去看望陈忠实，但不催稿。1991年的初春，何启治领着一班人马到西安，与新老作家朋友聚会。这个时候，陈忠实的《白鹿原》书稿已经完成三分之二，他计划年底写完。见面时，何启治仍然恪守纪律，淡淡地说，我没有催稿的意思，你按你的计划写，写完给我打个招呼就行了，我让人来取稿。陈忠实也仍然紧关口舌，没有道及年底可以完稿的计划，只允诺着写完就报告。
1992年春节过后，身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杂志常务副主编的何启治终于收到了陈忠实的来信。在信里，陈忠实谈到了小说《白鹿原》的创作情况———经过近4年的写作和修改，50万字的《白鹿原》终于画上了句号。
2&创作&50岁写出长篇处女作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陈忠实就已经开始为《白鹿原》做各个方面的准备工作。对于自己的第一个长篇小说，陈忠实非常重视。他花了两三年的时间搜集历史资料和生活素材，包括查阅县志，地方党史和文史资料，搞社会调查，同时酝酿、构思。其次，他学习和了解中国近代史，阅读大量中、外研究民族问题和心理学、美学的新著。此外，他还认真选读了国内外各种流派的长篇小说的重要作品，以学习借鉴他人之长，包括研究长篇结构的方法。他特别重视的有中国当代作家王蒙的《活动变人形》、张炜的《古船》，外国作家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霍乱时期的爱情》，莫拉维亚的《罗马女人》以及美国谢尔顿颇为畅销的长篇和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等。
做完这些准备之后，陈忠实于1988年早春回到了老家———西安市东郊灞桥区西蒋村。在老家大门前不过10米的街路边，陈忠实亲手栽下一棵食指粗的法国梧桐。他在祖居的宅基上盖起了三间新房，请乡村木匠割制了一张带抽屉和柜子的桌子,一把有靠背的椅子，还做了两个书架。陈忠实坐在家里,写下了第一行字：“锅锅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个女人。”写正式稿时，他把绰号“锅锅”改成了他的姓“白”。
对陈忠实来说，这是连他自己几乎都不敢相信的一次顺畅的写作。他原先计划用一年时间完成草稿，结果只用了8个月———从1988年清明前后动手,到次年的元月就完成了。大约40多万字———这也是他写作量最大的一年。其后的三年多时间里，陈忠实对稿件进行了反复的润色、丰富和删改。
到1991年，《白鹿原》即将写完。妻子随口问道，你写了几年如果发表不了怎么办？陈忠实其实也有这种担心，说了一句，如果这个作品发表不了，我就去喂鸡，办一个养鸡场，把创作重新放到业余的位置上。
“这句话不是随口开玩笑的，因为我当时已经50岁了，如果写的长篇小说还够不上发表水平，那么这个专业作家还有什么意思？所以我很紧张。加上这几年就顾着写这部长篇，仅有每月150元的工资，没有任何稿费收入，孩子上学的学费也开始猛涨，弄得生活很狼狈。所以有这个想法。”陈忠实说。
1992年春节过后，陈忠实将完成《白鹿原》的消息写信告诉何启治，此时，他栽下的那棵法国梧桐，已经长到和大人的胳膊一般粗。
关于《白鹿原》的一组数字
20年&约稿时间长达20年，197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何启治向陈忠实发出约稿邀请，1993年，《白鹿原》最终出版。
50岁&陈忠实写出《白鹿原》时，已经50岁了，而这却是他的长篇处女作。
14850册&这是《白鹿原》的初版印量，上世纪90年代初，文学是萧条期，这样的印量让陈忠实兴奋不已。
150万&这是《白鹿原》正版销售数据，实际上，盗版数字并不比这个数字少。至今，《白鹿原》仍以每年5-10万册加印。
3&刊载：《当代》分两期跨年度刊出
何启治收到陈忠实的来信后，交给当时主持工作的人文社副总编辑朱盛昌等人传阅，有鉴于此前年轻编辑在没看完全部稿子就退掉路遥《平凡的世界》的前车之鉴，大家商量后决定派《当代》杂志的编辑洪清波和人文社当代文学一编室（主管长篇小说书稿）的负责人高贤均一起去看稿。并提醒他们不能轻易表态，不能轻易否定这部长篇小说。
洪清波记得，两人这次主要是去成都看邓贤的《中国知青梦》，顺便在西安把稿子拿回。日，陈忠实到车站接到了高贤均和洪清波，并把他们带到了陕西作协招待所。洪清波看到，原来很红火的陕西作协大院一片萧条。“年轻一点的都到海南去了，大家更多的都去关注商业了，谁都不管文学。”洪清波说。
高贤均和洪清波在西安待了三天，走之前，陈忠实把一大包沉甸甸的稿子交到他们手里，陈忠实说，“这时，我竟然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那时突然涌到嘴边一句话，我连生命都交给你们了，最后关头还是压到喉咙以下而没有说出，却憋得几乎涌出泪来。”
在西安开往成都的火车上，高贤均和洪清波开始阅读这部长篇小说。他们一看就放不下了，禁不住拍案叫好，彼此轮换着在返回北京的火车上全都看完了。而陈忠实在书稿离开西安之后的第20天接到了高贤均的来信。“这是一封足以使我癫狂的信。他俩阅读的兴奋使我感到了期待的效果，他俩共同的评价使我战栗。我匆匆读完信后噢噢叫了三声就跌倒在沙发上，把在他面前交稿时没有流出的眼泪倾溅出来了。”陈忠实说。
随后，陈忠实又收到了何启治的来信，信中充满了兴奋和喜悦，为此，何启治等待了20年。对于陈忠实来说，他没有使这位益友失望。何启治尤其强调，作品惊人的真实感，厚重的历史感，典型的人物形象塑造和雅俗共赏的艺术特色，使它在当代文学史上必然处在高峰的位置上。由此，我们一致认为应该给它以最高的待遇，即在《当代》杂志连载，并由人文社出版单行本。
1992年8月上旬，在删去其中两章后，朱盛昌签署了在《当代》1992年第六期和1993年第一期连载《白鹿原》的终审意见；日，何启治作为书稿的终审人签署了这样的审读意见：“这是一部显示作者走向成熟的现实主义巨著。作品恢弘的规模，严谨的结构，深邃的思想，真实的力量和精细的人物刻画(白嘉轩等人可视为典型)，使它在当代小说林中成为大气(磅礴)的作品，有永久艺术魅力的作品。应作重点书处理。”
《白鹿原》获奖之路
虽然《白鹿原》在文学评论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和好评，也得到了读者的喜爱，但是，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白鹿原》一直遭受着不公平待遇。1997年5月，在天津评“八五”（）优秀长篇小说出版奖时，《白鹿原》落选；在“国家图书奖”评奖活动中，《白鹿原》也落选了。
在1995年启动，日揭晓的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评选活动中，《白鹿原》一开始也并未进入候选之列。最后，老评论家陈涌的明确支持，为这部作品入围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他尤其强调，《白鹿原》的倾向性不存在任何问题，作家很热情地歌颂了革命，但不是那种简单化的处理。
在茅盾文学奖即将揭晓的前一天晚上，陈忠实接到评委打来的电话，说《白鹿原》获奖了，但是大家对于其中的两句话，两个细节想征求你的意见，做出调整和修改。陈忠实最终同意调整一下，删改了两三千字。删去了小娥把黑娃拉上炕的一些性动作过程的描写，以及鹿子霖第二次和小娥发生性关系的一些描写。借这个机会，他又把文字前后顺了一遍。
陈忠实说，“外界有一些人不了解情况，说陈忠实没骨气，想拿茅盾文学奖，人家让修改就修改，还有人赌气说就看原版，不看修订版，实际上，原版和修订版没多大差别。”就这样，《白鹿原》获得了第四届茅盾文学奖。
《白鹿原》的删改与修订
《白鹿原》在《当代》发表时，对性描写有一些删节。陈忠实自己也说，性描写要把握分寸，以免刺激读者，但是也不回避。何启治说，我们感到过了的地方，和作者有一些商榷。那时，陈忠实刚写完这个长篇，身心十分疲惫，没有精力做这样的修改，他对我说，相信我们能把握分寸，不会乱删。
当时，出版社内部对《白鹿原》中的性描写看法不完全一致。我的意见是拿掉其中两章，大概四五万字，分两期在《当代》发表。另一位副总编朱盛昌说表示同意，不能因小失大。
1997年茅盾文学奖评奖出的时候，评委会对《白鹿原》提出两条意见，一条是朱先生关于“翻鏊子”的说法，容易误导读者，应当以适当的文字予以廓清，一条是比较直露的性描写应当做删节。陈忠实做了适当的妥协，他自己删掉一些。何启治认为，被删改的两处性描写，既是情节发展的需要，也是人物塑造的需要，应该保留才是。
4&反响：累计销量150万，今仍畅销
《白鹿原》在《当代》刊出后，迅速在文学界引起了轰动。何启治记得，音乐家瞿希贤的女儿在法国学美术，她在《当代》上看到《白鹿原》上半部之后，委托父亲找到了人文社前总编屠岸，寻找《白鹿原》的下半部。文学评论家李建军在读到《白鹿原》后说，“初次读到《白鹿原》的时候非常震撼，因为从1949年起，就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文学作品。作者对于近现代历史有自己独特的理解，陈忠实站在国家、民族这样一个立场，从这样的角度看到了那么多的死亡那么多的灾难和毁灭，这非常难得。”画家范曾在读完《白鹿原》后，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夜半披衣吟成七律一首”，称《白鹿原》为“一代奇文也。方之欧西，虽巴尔扎克、斯坦达尔，未肯轻让”。
1993年6月，《白鹿原》单行本正式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第一次印刷了14850册。一开始，人民文学出版社给陈忠实的报酬是稿费，千字30元。陈忠实之前的作品都是拿稿费，没有版税这个概念。出书的时候，何启治跟陈忠实算了一下账，如果拿10％的版税，可以多拿几千块钱。于是，出版社主动为陈忠实修改了合同。“最初签那个合同的时候，我没有料到，《白鹿原》会那么畅销。何启治跟我说第一次印14850册的时候，我很兴奋。因为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1993年，文学很萧条，经常传出某某名家的书只征订出了五六百本的消息。”陈忠实说。
《白鹿原》第一次印刷的书还没有印出来，西安新华书店就从文学界的大量好评中嗅到了商机。书店找到了陈忠实，让他在西安北大街图书市场签名售书，书店自己开卡车到北京堵在印刷厂门口，等着拉书。签售当天是一个大热天，早上8点，签售开始。陈忠实到现场的时候，读者排出了一里多长的队伍。“我那时年轻，心情也兴奋，一直坐在那里没动，签到下午一点多。在四五个小时的时间里，我连头都不抬，只写我的名字。”陈忠实说。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孙顺林当时在策划部，他记得，第一次印的14580册还没有全部印出来，全国各地追加的数量就开始大幅增加，印刷厂就连着印。“批发商在甜水园等着提货，每送去一批，很快就被抢购一空。”
更让陈忠实惊喜的是，《白鹿原》第二次印刷是50000册，第三次印刷是100000册，第四次印刷又是50000册。半年内印了大概50万册。“到现在，这本书各种正版销售了大约150万册，还有盗版，也不比这个数字少。这几年每年都加印3万到5万册。今年，各种版本加印不下10万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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