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经典]王京涛：《辜鸿铭的感悟式解读》-重新解读辜鸿铭（连载）
结合整个世界发展的潮流，我认为，这种转变还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的转变，便是“信仰的时代”向“功利的时代”的转变。什么是信仰的时代呢？便是人们在现世生活中偏重于道德、精神的生活的那个时代，在那个时代，利益的划分亦有着浓浓的道德因素在里面；而功利的时代，便是人们在现世生活中偏重于利益的获得、欲望的满足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就算是在教育、文化等人类的精神生活中，亦有着浓浓的利益划分在里面。信仰的时代，人们有信仰，并且是真诚的信仰；功利的时代，人们无信仰，宗教、文明只成了赚得利益的工具。由信仰的时代进入功利的时代，人类其实是整个跨了一步，将那个时代甩在后面，大概永远不会再返回去了。在这个时代的转变时期，辜鸿铭并非新文化的开拓者，却是旧文化财富的保存者。虽然旧时代已经过去，但旧时代的好的精神却并没有随之死掉，其价值需要有人加以甄别、保留。因为，任何发展必须依存于历史传统之上，尤其是人类精神的传承和完善。可以说，在这个人类历史上的一个过渡时代，他代表了世界上一种与众不同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对于我们来说，没有直接的价值，然而亦不能说没有价值，而是有一种与众不同的价值。（第一节完）
第二节：真正认识辜鸿铭的一条线：政治之外的政治家（1）可以这样说，就辜鸿铭个人的命运而言，在现实的生活中，他一在中国出现，便开始了一个悲剧。他的人生具有莫大的悲剧性，而这是他后来才体会到的。人们往往便是如此，碍于现实的种种条件，在人生路上，不知不觉间便被现实俘虏了去，身不由己。作为清末民初的一位名人，纵观其一生，他似乎从事过不少政治活动，比如他协助张之洞创办汉阳兵工厂，并且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比如，1900年跟随张之洞参与“东南互保”的活动，甚至据有的材料显示，他就是“东南互保”的创议者；比如他赴京与八国联军谈判……然而，无论他参与多少政治活动，他的一生其实都没有真正地进入政治，他始终处于政治之外。他无论在哪一项政治活动中，都不是主导者或太重要的角色。他的这一点曾让痴迷于他的我感到失望，但事实毕竟是事实，他始终处于政治之外。那么，为何我要说他是“政治之外的政治家”呢？这个称号本身似乎是不合理的，然而亦非无道理。这有助于我们认清他的身份，从而能正确了解他的作为。他是从童年开始，便被赋予了一项沉重的历史使命的。我一直相信这样一个观点——当世界陷入混乱与不幸的时候，总会有些英雄般的人物出现，他们试图改变这种现状。而又由于现实条件的影响，最后出现的并被历史记下的，总是那么寥寥数人。是的，这需要条件，条件对一个人太重要了，我记得见过一位令人尊敬的女性在她的自传中写下一句话，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她说：“金钱是唯一的救赎。”她是从苦难中走来的，这样的感慨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的，然而，她不是拜金主义。我亦不是拜金主义，我在此强调的，是“条件”的重要性，有时，它是决定性的。而辜鸿铭恰恰是有充足的条件的。有时，我真有点疑心他是被刻意制造出来的，其实，不是“制造”，而是“培养”，他确实是被“刻意”培养出来的。他于1857年出生在马来西亚的槟榔屿，打开地图，你会在离中国颇为遥远的马来半岛西海岸发现有个叫“槟城”的地方，大概就是了。他一出生，便显得特别聪颖，惹人喜爱。他们家原本不姓辜，而是姓陈，原籍福建厦门，后来在内地犯了事，逃至南洋，但逃过之后，良心始终不安，便改姓辜，是赎罪的意思。他的父亲辜紫云当时为一位英国人照料橡胶园，那位英国人叫布朗，是一位英国苏格兰人，而他父亲和那位布朗先生之间竟产生了深厚的友谊。这位布朗先生是一位很有抱负和涵养的英国绅士，其父老布朗曾希望他长大之后成为一名著名的学者，大概也是怀着“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信念罢，可是他让其父亲失望了，成了一个腰缠万贯的富商，但他始终没有忘掉成为学者的理想。大概寄自己的理想于下一代并不是中国人的专利，这位英国绅士便选中了小辜鸿铭作为培养对象。——开始培养他，于是才有了以后的故事。但这并不是说，辜鸿铭的成就都是布朗先生一手安排的，他亦无此能力，而是，辜鸿铭本身就有着一种探索真理的特质，他才华出众，而这种特质又让他与众不同。而这种超越物质功利之上的对真理追求的特质，也是一切伟大的根源。这在一般人，是万分困难的，尤其是身在物欲横流的功利的时代。
（2）他被带到英国去接受系统的西方教育，而自己亦分外努力。经过努力，辜鸿铭在英国爱丁堡大学通过多门高难度学科考试，获得文学硕士的学位，才21岁。之后，他又游学法国、德国，最终还获得了一个理科的文凭，更重要的是学会了七八种欧洲语言。当然，这些成绩，如果换成别人，亦可以达到，我所最注意的不是这个，而是他由此达到了别人无法达到的一种境界——他通过对西方典籍的背诵与自己的深刻理解而具有了对高深学问背后内涵的领悟力和对人生真理的洞察力，这一点从他的文章中表现得十分明白。据说，他学外文便是从背诵大部头著作开始的，他能背诵莎士比亚的剧作，能背诵歌德的《浮士德》，能背诵弥尔顿的《失乐园》，能背诵卡莱尔的《法国革命史》，甚至能背诵《圣经》，当然，肯定还有我们所不知道的，比如阿诺德、席勒、爱默生、伏尔泰……虽然我们并没有切实的证据。另外，对于一个敏感的人来说，每一个现实的冲击，都会在他心里留下深刻的触动的痕迹，从而使他在探索中，对真理和人生认识得更加全面。他在欧洲所处的环境，所接触的人物和现实，都对他有了莫大的冲击，最后，他终于“邃于西学西政”了。我在好几本研究辜鸿铭的书中都见到过布朗先生对辜鸿铭的这一态度：了解了西方的学问与政治，还要了解中国的学问，最后学以大成，拯救人类！我们在上一节中已经大体了解了辜鸿铭所处的时代背景，这种“拯救人类”的历史使命，也正是这一类与时代分庭抗礼的理想主义者的真正使命。然而，这些记载都没有说明学以大成之后，通过怎样的方式来拯救人类。不过，辜鸿铭是接受这个历史使命了——不是接受，而是自身的一种自觉的狂热。也可以这么说——他是从青少年时代起便被赋予这种“拯救人类”的历史使命了，而后，他一生都是致力于这一事业的。他从小又被赋予了很深的国家观念，即，他始终很清楚，他是一个中国人，虽然，他后来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和胸怀是世界性的。而由于他的这种“中国人意识”，又由于当时的中国正面临着西方列强的欺辱，于是，他需要回到中国，从事实实在在的拯救，可以说，他拯救人类的第一步，或者说入口，就是拯救中国。在这里，还有一个历史事件值得一提，便是辜鸿铭与马建忠在新加坡的三日会谈。“马氏学贯中西，不仅有较厚的旧学根底，还精通英法语文及希腊、拉丁文，所著《马氏文通》，参考拉丁语法研究汉语规律，成为中国第一步比较全面系统的语法著作。马氏思想较为激进，他不仅主张翻译西方有用书籍，发展工商业，甚至还主张设立议院……”（《文化怪杰辜鸿铭》，黄兴涛）应该说，在辜鸿铭学成西学，正处于人生重要的选择期的时候，这样一位博学的学者会给他深刻的影响的，尤其是在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态度方面。有的学者认为这件事是辜鸿铭回国的直接原因，也未必不能这样说。然而，更确切的说法应该是这样的。一个人的成长，尤其是善于思考的人，其潜意识中必定有一种力量促其前进，其所经历的、接触的无不在岁月的流逝中渐渐沉淀到其潜意识中，添进一种新力量。这种新力量会对原来已经具有的力量有一种作用，或者引导，或者壮大，亦或者修正、完善，进而同合成一种更新的力量。其所经历的、接触的愈多，其力量则愈大、愈新。对辜鸿铭来说，探求真理、拯救世人已经在他的潜意识形成一种力量了，他便是在这种力量的带动之下不断探索、进取的。而与马建忠的会谈这件事，亦一定化为了一种新的力量，给原来的力量注入新的元素，不断修正、完善。于是，他愈加认识到，自己的使命让自己赶快到中国去。[黄兴涛便说：“这次晤谈充其量只能作为辜鸿铭折向传统和回归祖国的一个契机。在其背后还有更深刻的经历因素和思想根源。”大体便是我说的这个意思，只是，黄先生的阐述还是停于表面“描写”，没有深入分析，且他说的“折向传统和回归祖国”其实亦是不能够成立的，这就将辜鸿铭的思想和行为简单化和扭曲化了，关于这一点，我在本书的后文中将详细阐述。]
（3）于是，他到了中国。然而，事实是残酷的，他在现实中是一个失败者，甚至从来都没有过成功的希望。在实际工作中，他满腹经纶的学问及超人的卓识仅仅成了张之洞的私人工具，他在张之洞的幕府，一下就呆了二十余年，换句话说，他回国后当了二十多年的师爷！这是什么概念呢？记得几年前看的电视剧《绍兴师爷》给我的印象异常深刻，也让我了解了师爷是怎样的一些人。其中有一点就是，师爷是纯粹为其幕主——主子——来服务的，虽然《绍兴师爷》中的主人公“方敬斋”聪明而正直，维护正义，可都是在扶助他的主子时表现出来的自身的特质罢了，当他的主子不再听他的主张，与他彻底分裂时，他的坚持正义亦沦为了空谈。师爷都有一种巴结的命，他们生存必须依靠其主子的恩赐，他们是以一种并不正式的名义来寄人篱下的。尤其是当这位师爷如方敬斋那样正直的时候，就会面临着维护正义而又要维护主子利益这样巨大的矛盾。而当这位师爷像辜鸿铭这样试图为整个国家效力，并肩负起拯救人类的历史使命的时候，他又要面临着他的这一理想与他必须替张之洞效命这一巨大的矛盾上。自从辜鸿铭回到中国，他的梦想便被张之洞踩到了脚底下。他的梦想是怎样的，即——通过怎样的方式来达成自己的使命呢？我经常思考学者和现实之间的关系，就单纯的学者而言，学者往往都是关心现实，并致力于改变现实的，可是又在现实面前无能为力，只能被政治局势所逼迫。而辜鸿铭并不是以学者自居的，他后来在其英文著作《尊王篇》的序言中说：“皇太后陛下的政府无论如何都是不完善的。不然的话，作者在这一时刻就会站在皇太后一边给她出谋划策，如果必要，为之献出生命——而不是在这些这本书，在整个世界面前维护她的荣誉和祖国的尊严了。”也就是说，他的理想在于从事实际的政治工作。然而，他的这个理想一直未能实现。他在张之洞手下做了二十多年的师爷，精力最旺盛的时期便这样过去了。其实，在严格意义上来说，张之洞浪费了一个罕见的人才。后来，由于辜鸿铭内心中对于人类关怀的冲动与炽热，他到底亦从事了一些与张之洞无关的事情——也即超越了他作为师爷身份的事情，便是著书立说，他也只能走这么一条路了。他现实中的路被堵死了，他强烈的情感让他在舆论及文化领域开辟出一片天地来，在那里，他有充足的自由来“拯救人类”了！没想到，他竟在自己开辟的这片天地中腾飞了！这是他人生的巨大错位。
（4）然而，他自己开辟的这片天地，并非一个抽象的象牙塔。这片天地与现实亦紧紧联系在一起。翻开他的书，我们就会发现，他的文字都是对现实而发的，他一直在睁大了眼睛关注着现实！他的每一本书都有异乎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就算他的两部儒家经典的翻译，亦是致力于改变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文明的错误认识这一现实；他的看似纯理论分析的《中国人的精神》是想澄清中国人真正的形象和心灵状态，而改变西方人对此的肤浅认识这一现实，从而修正世人在从事各种活动中所表现出的错误；他的《尊王篇》更是一些在当时报纸上发表的评论性文章的结集……他在现实中无法从事真正的政治，只好来评论政治了，——与其说评论政治，不如说是在告诉世人什么才是真正的政治以及如何从事政治来造福于人民。如果他的位置变一下，那么结果就完全不同了，如果他是一位高级官员，那么，他的那些议论便会具有更加强劲的力量。但是，他却只是一个布衣！作为一介布衣的他，在用一种救世者的姿态向世人阐明他的政治主张。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他是一个被束缚住手脚的英雄。所以，当人们评论他时，觉得他本身就很怪，比如说他的学问很大罢，语言很通罢，怎么没有多译些书呢？为什么没有多著些书呢？为什么没有写一些系统性的学术专著呢？以前，我总是归因于他内心的过于炽热，是一个思想家的缘故，然而，这还不是主要原因。其实，当人们产生类似的疑问的时候，是把他当作一位学者了，这却是一个理解上的巨大的错位。而当我们把他当作一位不得志的政治家时，便很容易理解了。我发现他与鲁迅很像，在本书的第二部分中常拿他们来对比，但是这一点是完全不同的。鲁迅很自觉地认识到自己是一个文人，一个作家，自己虽然评论现实，但都是以一个作家的身份，虽然关注民族的命运，但是以一个思想者的身份，鲁迅从来没想过亲自从事实际的政治来改变现实，所以，鲁迅是较辜鸿铭为易理解的，因为他的角色很单纯。可是，如果认识不到辜鸿铭的“身份”，便会不了解他，不了解他的行为和结果。中年之后，他在政治上的命运似乎有些起色了——1905年时被赐予外务部部郎的实衔，并出任上海黄浦江 治局督办，后来又升至“左丞”，可以亲自从政了；1908年又请人向光绪帝代奏《上德宗皇帝条陈时事书》，可以“上达天听”了；1910年被赏给文科进士，有了功名了，然而，这些在整个政治世界中却都是微不足道的，离他真正的理想还远得很。他的真正目的并不是从政，而是通过政治来拯救人类！所以，他始终没有成功。后来，他大概亦知道自己的这一理想不可能实现了，当英国作家毛姆和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分别来拜访他的时候，问他何不用自己的才能来服务国家，他只是写了许多“老”字。他大概清醒地认识到年纪已经很大了，怕是有机会亦无精力了，这是一个英雄暮年的悲剧。而与此同时，他大概亦认识到，自己的方向应该转变了，应该由“从政”而转向“从文”了，于是，他在日本讲学时说：“因为常常批评西洋文明，所以有人说我是个攘夷论者，其实，我既不是攘夷论者，也不是那种排外思想家。我是希望东西方的长处结合在一起，从而消除东西界限，并以此作为今后最大奋斗目标的人。”这在以前他是不会说的。他最后完全明白了自己的处境，可不久便死了。
第三节 他到底是怎样一位学者？（1）我在上一节说过，辜鸿铭的最终理想是“拯救人类”，而在现实中，是想通过实际的政治来达成理想。所以说，“学者”并非他的最初选择。同时，“学者”又是一个相当模糊的字眼，通过著作来阐述自己的思想，且十分有名望，便被尊称为学者了。真要细细考究起来，其实在辜鸿铭所有的著作中，“学术”的成分其实很少，大多是抒发思想的。在书店买到一本书，叫《辜鸿铭作品精选》，是“现代文学名家作品精选”丛书中的一种，丛书中还收录了鲁迅、苏曼殊、朱自清、徐志摩、郁达夫、许地山、萧红、周作人等人的作品，且将辜鸿铭列到最末一位，编者的这种做法让人感觉非常怪。首先，单单将辜鸿铭的作品作为“文学名家”的作品之一种，不仅仅是简单化了，更是有点歪曲了。为什么呢？虽然，辜鸿铭的作品多是用英文写成的，“辜鸿铭所通外语不仅广博，英德法三语还特别深湛，其中最为精绝的又是英语。其论著主要以英文写成，当中也夹杂着其他语言。他的英文具有维多利亚风格，典雅、风趣、流畅而美妙，几乎所有读过他论著的英美人和懂英语的人们都有同感。一个叫鄂方智的西方主教曾评价道：‘他用英文所写的文章，以英国人看，可以和维多利亚时代任何大文豪的作品相比并。’精通英语的林语堂先生，也对辜鸿铭的英文水平大为叹服。认为在中国人中，辜鸿铭的‘英文文字超越出众，二百年来，未见其右。造词，用字，皆属上乘。’”（《文化怪杰辜鸿铭》，黄兴涛）他的英文文章之好，大概是无人质疑的了，并且，同时，他竟然将说理的文章做得那样好，实在是不简单，称其为“文学名家”，大概亦是不为过的。然而，我们应该认识到，那都是指他的原文说的，翻译成现代汉语，那种文学性便所剩寥寥了，既非散文、又非小说、又非论文，仅仅是一些说理的激烈文字而已。而丛书中的其他文学名家，却是用现代汉语写作的，所写的作品，文学性自然很高。既然编这套丛书，那么展示给读者的，自然是作者那优美的文学作品了，然而，展示给我们的却是辜鸿铭的译文和其他文学名家的原文，前者文学性尽失，而后者却文采斐然。这不仅给读者一种误导的暗示——辜鸿铭仅仅是一位“现代文学名家”，且满纸荒唐文章，又无文采。在这种误导的暗示之中，辜鸿铭作品的真正意义却被掩盖了。我在前文说过，其实，辜鸿铭与中国的历史潮流、学术潮流是无关的，或者说是处在潮流的最边缘的。并且，我也说过，辜鸿铭几乎没有“学术”可言。在上面我也分析过，如果将他的汉语译文归为“文学”作品中，亦是十分牵强的。那么，这里便出现了一个问题：辜鸿铭到底是一位怎样的学者？他的作品应该怎样归类？他是一位怎样的学者呢？最为普遍的称号，便是“文化怪杰”了。人民大学的黄兴涛先生的《文化怪杰辜鸿铭》是用马列主义的理论对辜鸿铭进行了严格地分析。其实，这种分析虽然从时代背景的分析至背景材料的引证，做得都十分详细，然而，许多问题还是被简单处理了，尤其是对他的思想的挖掘，没有真正深入进去。黄先生称其为“文化怪杰”，这是一个十分不错的名号，然而，可惜的是，就像仅仅给他起了一个绰号，还无法给他一个准确的定位，就像“黑旋风李逵”，黑旋风只是用来说李逵的特点，并没有告诉别人，李逵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另外还有各种“儒”的称号，比如“狂儒”、“醇儒”等等，这是沿袭古人的说法，且“醇儒”便是清末著名的甲骨文学者罗振玉对他的尊称。这种“儒”的称号，放在今天，类似于“儒学家”之类，然而，今天的人再没有一个称他为儒学家的了，仿佛并不承认他的关于儒学的种种理论（然而，儒学在他的思想中还是占了非常大的比重的，不能不提，本书后文将进行系统阐释）。在今天看来，最正规的一个名号，大概便是“国学大师”了，没人称他什么“家”的，除了我在上文中提到的“文学名家”，这又是相当牵强的。那么，“国学大师”如何呢？其实亦十分牵强，称他为国学大师的，大概亦是因为尊敬他的缘故，就像古代赐“谥号”一样，往往并没有真正的凭据。下面，就让我们看一下辜鸿铭是否是“国学大师”了。
（2）我前文中亦分析过他所处的时代中国学术的大致潮流，并结论说，他始终没有进入到中国的学术世界中来。下面，我们分两部分加以说明，首先看看当时的学术潮流是什么，其次，我们看一下所谓“国学”是什么样的内容，换句话说，就是“国学大师”应该具备怎样的条件。首先，让我们看一下当时的学术潮流。其实，他所处的时代，学术亦正进行着转变，便是由所谓的“清学”向近代学术的转变。值得说明的是，我曾写信问主持编纂《儒藏》的北大学者汤一介先生，是否会将辜鸿铭的作品收进去，先生答复说只收入1912年以前的，续编可以考虑。引伸一下，意思便是说，辜鸿铭是处于中国的传统学术之外的，虽然身处清末，至死都以清人自居，作为清朝的一位“学者”，却处于“清学”之外。那么，当时的学术趋势和内容是怎样的呢？为了具体体现辜鸿铭与中国学术潮流的关系，这里可以做一个简略说明。清学作为中国传统学术发展的一个阶段，是与以前的学术相衔接的，同时又显现出其独特的时代特性。历史地看，与整个中国学术是一体的。梁启超将其称为一种思潮，并且结论说：“自秦以后，确能成为时代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已。”这句话便说明了，清代学术是与中国传统学术一脉相承的，根据时代与形式的不同，侧重点不同而已。就中国学术发展情况来说，到了明清时代，尤其是清代，已经有了一个十分不好的现象，便是朱子理学日益成为真理性的意识形态，并且由此而统治了士人们的思想，于是，又带来了一个大的变化——历代以来拥有“文化解释权”（这个词很好）的文人学士，日益丧失了文化上、思想上的独立，尤其是在感到朱子理学并非真理的情况下，亦是如此。这种情况的长期发展，势必引起文人学士在潜意识中的一种反抗，来争取自己的生存空间。这一点，葛兆光先生在《中国思想史》中论述得相当透彻，他说：“从宋代以来崛起和膨胀的士绅阶层，曾经是文化权力的拥有者，也常常在与皇权的对峙中，运用真理话语来抵制政治权利的压迫，但是，他们的话语权力主要来自传统儒家资源，而这种资源中，主要是对于具体政治策略和秩序的道德超越，也就是借高调真理对具体策略进行批判，通过思想文化来解决政治问题，用所谓‘道统’实现对于‘政统’的钳制。”然而，“清代初期的政治权力就相当巧妙地垄断了本来由士人阐释的真理，并使帝王的‘治统’兼并了‘道统’，使世人普遍处在‘失语’的状态。”由此，“这种道德至高点和合理性基础被权力占据之后，所造成的士人对于真理诠释权力和对于社会指导权力的丧失。”进而，“……这就是国家与权力通过真理的垄断对于生活和思想的控制，就是‘公’对‘私’的压迫，这种压迫往往并不仅仅在于法律和制度的严厉，更重要的是靠对生活与思想空间的压缩，这种压缩也并不仅仅是像过去理解的那样，由文字狱那样严酷的方式实现，反而常常是通过对属于‘公’的真理话语的接手和垄断，仿佛剥茧抽丝一样，在不知不觉中使士人在看似真理的意识形态中，并不自觉却相当自愿地放弃自己本来应有的独立空间和批评立场。所谓‘以理杀人’，就是在冠冕堂皇的政治、道德、人民的名义下，在看似高超的普世的绝对真理中，挤压着其他话语的存在空间。”这样，“连文化与真理都不再是士人阶层的专利，反倒成了皇权用来批评知识阶层的话语的时候，知识阶层已经不再有自己独立的空间，整个社会被一整套空洞、教条但是又绝对、高调的真理话语笼罩，人们无法逃逸在这种官方认可的语言外，甚至也无法置身于国家的体制之外……他们既不能逃避体制的控制，逃逸到皇权所不能达到的地方去生存，也不能逃避真理的压迫，自由的表达另类思想。”于是，“个人生活不得不在另一种生活话语的秩序中寻找存在空间。”
（3）这是就整个思想趋势而言的，而在微观上说，在学术内部，即所谓的“文人学士”本身，亦存在着种种混乱的情况，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唐代佛学极昌之后，宋儒采之，以建设一种‘儒表佛里’的新哲学，至明而全盛。此派新哲学，在历史上有极大之价值，自无待言。顾吾辈所最不慊者，其一，既采取佛说而损益之，何可讳其所自出，而反加以丑诋；其二，所创新派既非孔孟本来面目，何必附其名而淆其实。是故吾于宋明之学，认其独到且有益之处确不少；但对于其建设表示之形势，不能曲恕；谓其既诬孔，且诬佛，而并以自诬也。……此种风气，为思想界之障碍者有二。一曰遏抑创造。一学派既为我所自创，何必依附古人以为重？必依附古人，岂非谓生古人后者，便不应有所创造耶？二曰奖励虚伪。古人之说诚如是，则宗述之可也；并非如是，而以我之所知者实之，此无异指鹿为马，淆乱真相，于学问为不忠实。”“……晚明理学之弊，恰如欧洲中世纪黑暗时代之景教；其极也，能使人之心思耳目皆闭塞不用，独立创造之精神，消蚀达于零度。夫人类之有‘学问欲’，其天性也；‘学问饥渴’至于此极，则反动其安得不起？”这样，无论是在整个时代背景的层面上来说，还是在学术的内部看，情况都已经是相当混乱了。于是，这时，中国学术开始自觉地转型了。从宏观来说，文人学士试图打破这种所谓“真理”的垄断，矛头直指这种所谓“真理”，看看这种“真理”本身是否是正确的；从微观上来说，学者们经过一系列“绍绍灵灵不可捉摸之一物”的思想冥想似的研究之后，开始追求严肃地、踏实的学问。于是，“考证学”产生了，“一些怀有某种意图的士大夫，试图改变明代弥漫在士人中间的那种从心所欲的风气，希望通过重组儒家学说，来整理知识与思想秩序并清理社会秩序，因此，他们强调思想的经典依据，期望通过这种方式，把真理安置在更加确凿的经典文本之上，而把经典文本的意义又建立在更加可靠的文字本意上，并依赖这种经过文字、音韵、训诂而确定的经典意义的支持，重建思想的权威……”（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并且，葛兆光进一步指出，“本来清代初期兴起的经典考据之学，并不仅意味着学风的变化，而且在背后有相当深刻的儒学重建意味。”梁启超总结清代的考证学说：“综观二百年之学史，其影响及于全思想界者，一言蔽之，曰‘以复古为解放’。第一步，复宋之古，对于王学而得解放。第二步，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第四步，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趋势大概就是这样发展的，对于中国学术来说，宏观上是传统学者们追求一种思想上的解放、追求自我，微观上可以说是在中国学术历经数千年的积累沉淀之后，来一次大总结、大检阅、大甄别、大整理。这都是顺承着中国学术发展这条主线的。同时，近代的社会又呈现出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复杂性，从而，使中国学术在近代的发展亦出现了相应的复杂。这种复杂可以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佛学的一时兴起；第二，甲骨文、金文等新材料的发掘出现，带来了考古学的逐渐兴起，并形成了一门新的关于文字考古的学术；第三，西学的大量引进，并且，随着西学的引进，中国学术亦由传统型转向现代型。佛学的兴起，似乎对后来的学术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只是一时的学术思潮而已，为节约篇幅，在此不宜多谈。考古学的兴起，除了是一门新兴的学问之外，在中国学术内部，更是专业而 “钻之弥深”的学问，与辜鸿铭更是遥远。而西学的引进从而促使中国学术的转型，却是一项非常重大的事情。在此，最需要注意的是西学引进的原因和引进的西学内容。我在前文亦有所说明，原因一方面是西方的入侵，其主动带来了西方的文化，一方面是国人追求“自强”的心理。“戊戌政变，继以庚子拳祸，清室衰微益暴露。青年学子，相率求学海外，而日本以接境故，赴者尤众。任寅、癸卯间，译述之业特盛，定期出版之杂志不下数十种。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九。）这种留学、译述的风气一直持续到很晚，一时间，西方的种种科学技术、哲学思想、文学派别便蜂拥而至了，最重要的是西方的思维方式、生存习性的传入，使中国人从学术研究、社会生活、文学创作，至心理状态，都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尤其是，中国人在引进西方学术文化的时候，侧重点在于“功利”方面。也就是说，引进的都是要使人变得功利的东西，尤其突出的，便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弱肉强食理论。伴随着种种理论的引进，中国学术便渐渐由经史子集转变成了文献学、哲学、历史学、文学、美学等一系列西方观念之下的学科。这亦是一个大转变，甚至，在学术史上是一次质变。
（4）而此时的辜鸿铭是怎样的呢？对于中国学术自身的发展，他完全没有进入其中，甚至他自身根本就没有认识其发展潮流，根本就不关心这个。至于佛学的一时兴起，辜鸿铭更是漠然处之，我们根本找不到关于辜鸿铭与佛学的材料。而辜鸿铭对中国大肆引进西学这个潮流却是注意到了，并且对此深恶痛绝。他曾在《中国牛津运动故事》一书中作这样的描述和评论：“在一些大城市的几座造价高的、陋而俗的欧式红砖楼房里，还有人再把一些蹩脚的英语，和现代欧洲科学术语以及其他学科的日式译文混在一块，向学生灌输着。对这些东西，学生们丝毫也不理解，就被强行塞进脑中，结果使他们一个个变成了胡言乱语的白痴。”“当中华民族决心抛弃他们自身的文明，采纳现代欧洲文明的时候，在整个帝国内，没有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对现代欧洲文明的真正内涵有丝毫的了解。”“这些上当的人们完全没有意识到，年轻中国所采纳的完全不是什么欧洲文明，只不过是上海的欧洲文明——歌德称之为盎格鲁-撒克逊传染病，一种欧洲文明正在生长的疾病而已。”“中国的全盘欧化意味着输入粗鄙和丑陋。”“简而言之，庸俗将成为新中国的理想。更为糟糕的是，我们将不仅拥有中国自身的庸俗，还将拥有来自欧美的庸俗。”当然，辜鸿铭在此对这一潮流近乎谩骂的指责，亦绝不是应该简单化理解的，其实辜鸿铭之所以如此坚定、热情洋溢地坚持自己的文明观念，正是因为他确实掌握着一种精神力量。此处暂不深入探究，本书的后文将详细阐述。就在中国经历着这激变的潮流的同时，辜鸿铭在西方接受完系统教育之后，尤其是在“浪漫主义”文化氛围的熏陶之后，自己已经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化、文明观念，下一步要做的，是不断充实与成熟自己的思想。所以，他回到中国之后，所要做的，是尽快了解所谓的中国学问到底讲些什么，——是完全侧重于其“内容”方面的——而与其说是内容，倒不如说是精神。他最关心的，就是中国学问到底有一种怎样的精神，是否与自己的文明观念相合，其他的微观上的学术问题，他是无暇考虑的（至少我们今天见到的材料是如此的），甚至宏观上的对于中国来说是自然而然的趋势，他从自我的文明观念出发，也极力反对。如果将中国学术发展比喻成一条河流，那么，辜鸿铭就好像岸边的一条独立的沟渠，不仅没有与河流汇合，反而在自己按照自己的方向流淌而去，并不在意这个潮流，甚至有意背道而“流”。
（5）这就注定了，辜鸿铭与中国的学者是有着本质上的不同的。在中国学术自身的发展潮流中，愈到最后，愈是集大成者，才可以称为“国学大师”，因为那些学者们确实是在研究、整理“国学”，且其自身往往便具有庞杂、博大的国学知识。那么，所谓庞杂、博大的国学知识有哪些呢？这便涉及到“国学”的内容，也便主要是指传统所谓的“经史子集”了。然而，就这简单的四个字，却包含着卷帙浩繁的学问。尤其是，要真正精通这些学问，必须有一个“小学”的基础。这一点，章太炎说得很透彻，他说：“……现在研究古书，非通小学是无从下手的了。”“读唐以前的书，都非研究些小学，不能完全明白。”（章太炎《国学概论》）他还举例子说：“《尚书》中《盘庚》、《洛诰》，在当时不过一种告示，现在我们读了，觉得‘佶屈聱牙’，这也是因为我们没懂当时的白话，所以如此。《汉书•艺文志》说：‘《尚书》直言也。’直言就是白话。古书原都是用当时的白话，但我们读《尚书》，觉得格外难懂，这或因《盘庚》《洛诰》等都是一方的土话，如殷朝建都在黄河以北，周朝建都在陕西，用的都是河北的土话，所以比较的不能明白。《汉书•艺文志》又说，‘读《尚书》应用《尔雅》’，这因《尔雅》是诠释当时的土话的书，所以《尚书》中于难解的地方，看了《尔雅》就可明白。”他又下结论说：“历来讲形体的书，是《说文》，讲训诂的是《尔雅》，讲音韵的书，是《音韵学》。如能把《说文》《尔雅》《音韵学》都有明确的观念，那么，研究国学就不至于犯那‘意误’‘音误’‘形误’等弊病了。”他进而指出：“哲学一科，似乎可以不通小学，但必专凭自我的观察，由观察而发表自我的意思，和古人完全绝缘，那才可以不必研究小学。倘仍要凭籍古人，或引用古书，那么，不明白小学就要闹笑话了。”“所以研究国学，无论读古书或治文学哲学，通小学都是一件紧要的事。”严格说来，章太炎并没有夸大其实，而是在相当严肃地在谈论学问，这里面掺不得假。由此也可以看出，“小学”是多么重要的内容，而同时又是多么艰深。成为真正的国学大师，是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的。而辜鸿铭在国学的这些内容方面又是如何的呢？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故事来看一下，这个故事大概在研究辜鸿铭的书中都涉及到了。有一次，他同清末大儒沈曾植一同在张之洞的宴席上讨论，他发表了许多关于西学的高论，可沈曾植却说：“你说的我都懂，可我说的你不一定能懂。你要懂我的话，还要再读二十年中国书。”毫无情面，给辜鸿铭当头一棒。二十年之后的一天，沈曾植在张之洞的客厅叙话，辜鸿铭让人搬出许多书来，推到客厅，沈曾植不解，问其缘由，辜鸿铭指着那堆中国书说：“请问，这些书中，哪一本书你懂得我不懂得，你背得我背不得？”沈曾植才回忆起二十年前的事来，不觉赧然。原来辜鸿铭一直牢记于心，二十年如一日，学习中国学问，背诵中国典籍。那么，这些书都包括哪些呢？赵凤昌在《辜鸿铭小传》中说他“四部书、骚赋、诗文无所不览。”大概就是指的这些，罗振玉在《读易草堂文集》的序言中也说：“……及返国，则反而求之我六经子史，爽然曰：道固在是，无待旁求。于是沉酣寝馈其中，积有岁年，学以大成。然世之称君者，顾在彼（西学——作者注）而不在此……”赵凤昌是辜鸿铭的友人，罗振玉是与之同时的学者，大概都不会撒谎，这样，就说得比较清楚了，内容主要在：四书、诗文、六经、子书、史书。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这样一个问题，便是辜鸿铭对易经的热爱，归国后投入几十年的精力悉心研究，并命名自己的书房为“读易草堂”，大概亦不会无所得的。我们从中便可以发现一个规律，那便是，他还是侧重于精神、思想方面的，他是在不断地吸收中国文化的精神，来充实与完善自己的文明学说。他对于“小学”，大概不会下太大功夫的。而对于国学，他大概亦是不很热心，他最最关注的，还是心中那个文明的理想。他对中国典籍、文化的理解，大概便是以他深厚的西方文化为基础的，他其实是先有一个“西方文化的自我”，再用这个自我去考察中国的典籍。所以，由此看，称其为“国学大师”是很牵强的。然而，《狂士怪杰辜鸿铭别传》中“虽然很多史料都众口一词地认为辜鸿铭为学贯中西、名高一代的学者和名士，倘真要究顿起来，他的传统素养和国学造诣，并不能估价太高的，尤其不能与他的西学造诣相提并论。以致有的学者说，其国学不过是一个最普通的中国士大夫的水平而已。”并引用章太炎的话：“汤生嘛，英文，他好；国，国学，他根本不能……”并下结论：“应该说章太炎先生的这种两分法，确系的评。”这种结论大概亦是不准确的。既然辜鸿铭已经有了相当深厚的西学造诣，并且有着西方社会生活的深刻体验，回到中国后，便已经具有了“最普通的中国士大夫”望尘莫及的世界视角、全球眼光，他再来研究中国文化、中国文明，势必便将其置于全球的背景之下来考虑了，所以，不仅在大的方面意义与“最普通的中国士大夫”完全不同，且他由此而获得的对中国文化、中国文明的理解，亦是更加全面、深刻、长远而可贵的。虽然我们可以假设他并不精通小学，从而，阅读中国经典时，往往凭着自己的主观判断，然而，从他对中国文化、中国社会现实的种种论述中看，他的主观判断中包含着异常深刻的内涵。只是，他的侧重点完全没有放在“治国学”上，所以，如果单论纯粹的“国学功夫”，他大概便真的“不能”了，虽然章太炎的结论未免太草率了，大概也是茶余饭后随便说说而已。
（6）由此，辜鸿铭似乎不是国学大师。准确地说，甚至也称不上是“国学家”。然而，我们又不可因此而否定了他的学问和思想，他虽然非文学家、国学家（这两项往往都是今天的学者所最注意的），但是他自有他独立的思想。根据他在历史上的种种声誉、创作、事迹，我们完全可以称他为著名的学者，更准确的是，独立而深刻的思想家。这样一位思想家，无论研究哲学史、文化史，无论如何，都是不能跳过的。因为，虽然猛一看去，他与中国的诸多潮流无关，然而，他却有自己独特的价值（我在第一章第一节谈过），这种价值不能因此而轻率否定。也可以说，正是因为他具有其独特的价值，在学术史上，才更显得可贵。（第三节完）
第三章：走进辜鸿铭的内心第一节：怪乎？独辟蹊径的孤独者(1)谈论辜鸿铭，有一个问题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回避的，便是他的“怪”。人们——但凡听说过他的——往往以为他是很“怪”的一个人，他便是以其怪而显名的。一件事情的发生，自有其原因，那么人们认为他“怪”，又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又发现，称其“怪”的也仅限于中国人而已，外国人很少说他“怪”，却总是很尊重他，并且认真思考他。那么，中国人为什么说他怪呢？因为他陈旧的外表吗？与众不同的言行吗？表现在外的往往成为肤浅之徒们下结论的依据，他们搭上眼一看，如此如此，便以为不过“如此如此”了。在辜鸿铭所处的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年代，思想激变的程度恐怕现在是难以想象的，今日的思想还算是比较新的罢，明日便被嘲笑为旧了，那个时代似乎人们的思想中有一种人造的疯狂，对于思想方面的问题尤为关注，而又尤为党同伐异。辜鸿铭无论从外表上，还是思想上看，都是个很大的“异类”，于是，人们是很不以他为然的，尚不能认真看他的书，便给他扣上了“怪”的帽子，直到今日依然。不过，这也不能归罪于人们。中国人在判断一件事的时候，是往往依于常理的，于常理不合，便不免被归为“怪”了。虽然那个时代大家急于汲取西方的自由、独立的思想，但对身边这位如此拥有自由（为自己争取足够的言论、穿着、行为自由）、独立（思想上不依附于任何他人）的人竟是视而不见的，尚不如翻译他的文章的德国人亨利希•奈尔逊所说的：“他鄙弃一切高官厚禄，只为科学研究、信仰自由而生，在受压制的大多数愚昧无知的芸芸众生中以‘极少数’自处，特立独行，但毫不畏惧，现在他仍然在一如既往地为真理、正义和人道而斗争。”我倒并非完全赞同这位外国人的观点，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发现了为中国人自己所忽略的辜鸿铭身上的某种特质。这种特质便是对自由与独立的追求（注：辜鸿铭眼中的“自由”等问题的含义自然不同于他人，这是非常复杂的问题，在后文，我将尽量详细地说明）。大概但凡称得上“伟大”的人，总会如此。鲁迅以反抗传统而著称，——其实也不对，他只是反抗传统中的虚假与糟粕，他具有明显的独立与自由的精神，辜鸿铭和他很像。他们都在为着他们的理想而不断战斗。辜鸿铭并未因为“民国”的到来而改变文明信仰，亦不因为大潮流之变动而动摇其信念。他始终是在维持他的那份独立与自由的。他自由地说、自由地写，独立地生活。而愈其独立，便愈陷入孤苦的境地了。这大概也是一个规律罢，便是，愈坚持自己而不动摇的人，便愈不能与一般人相融合，因为他太坚持自己，大家既不能说动他，索性也不理他了，因为觉得这人太固执，无可救药了。而或是人们懂他一点，却不能全懂，他的好多话到底是没有可与之交流的对象了。而愈如此，在心理上，便与大家愈隔了一层膜。现代学者对鲁迅的研究是很多的，从许多材料中，都可以看到人们对他的“寂寞”状态的说明，然而，辜鸿铭亦是孤独的，甚至与鲁迅比起来，他不但是孤独，甚而凄苦、凄凉，只不过他厌恶消极，不肯表露。
(2)他凄苦、凄凉在哪儿呢？就在于他走上了完全不同于别人的路子。一开始，他的步子是矫健的，稳健而有力，满怀着希望，然而，他愈加往前走，愈感到一种孤独，因为他发现，并没有人和他一起在走这条路。他只是一个人在这条路上奔波。由于他的才能，他几乎是自由的，他的每一个举动都能引起关注者们的喝彩。那些关注者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他们只是在远远地观看，辜鸿铭向他们招手，他们或是木然地摇摇头，或是一幅向往的样子，却始终没有迈上前去。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死，他一直一个人在路上走着。他曾著文称某某，比如梁敦彦，是自己的战友，张之洞是自己的“头领”，但他们到底是不同的，他们都没有与辜鸿铭一起走在这条路上。无论多少人给他以喝彩、掌声，也都是旁观者而已，犹如夜空中绽开的烟花，一时绚丽，随即消散去了。当他愈走愈远时，旁观者连看也觉得吃力了，便摇头叹息而去了，所剩寥寥无几。所以，他晚年的时候尤为凄然，颇为风光的日本讲学，临末也只有萨摩雄次一个人在秋风中给他送行。回国后一年便死掉了，连埋在哪里现在都不知道了。这个人的一生仿佛一出激烈、热闹、充满喜剧成分的大悲剧，对于民众来说，他们不知这悲剧是何时开始上演的，也不知是如何落幕的，徒有偶然一笑，即使不知为什么，笑过之后也便没有什么了。“他的事迹，人们是当笑话听的。”我记得在那里见到一位著名的学者就这样说过。在现实中，他甚至有几分“孔乙己”的色彩，徒供店内外的客人谈笑而已。
(3)然而，他到底是具有莫大的内涵的。他所独步走的这条路，也自然有其价值。而他死之后，这条路便荒芜了，无人再问及了，然而路上的杂草间已然隐藏了许多他遗留的宝物。我们不妨一起踏上这条路去看看究竟——而我的能力又限制我不可能真正走上去，只能穿过由他在路的这头开创的那扇门，也就是用我的文字把那扇通向这条路的早已关闭的门重新打开！这有益处吗？这条路尚值得今天的人再走吗？这也是一直困惑我的问题。然而，第一步，我们必须要看看这条路的风景，然后才能下结论。通过本文前几篇的介绍，我们都了解到，他有着极深的西学底蕴，而他的这种西学底蕴对于造那扇门是关键的。那么，那到底是如何的一扇门呢？在大多数人眼中，莎士比亚仅仅是个剧作家或文学家，歌德也仅仅是个大作家或诗人，爱默生也仅仅是文学家，至于卡莱尔、阿诺德，多数人更是鲜闻其名的。而在辜鸿铭的眼中，这些人却不仅仅是文学家与评论家。也可以说，正是他们共同掌握了一件东西，然后，所写的，所评论的，所创作的，才具有共同的性质。那么，是一件什么东西呢？具有怎样的共同的性质呢？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文中说：“歌德所谓的‘公开的秘密’，孔子所说的君子之道，首先是被夫妇们所发现的。”他便是这样，往往好像在随意比附，把歌德与孔子拉到一起，其实不然。在其中很可以见到他这种“共同的性质”，也就是他在《张文襄幕府记闻》中所说的“中西固无二道”的“道”，他眼中，世界上乃至整个宇宙中的真理是统一的，便由这些思想家们领悟了，成了他们“公开的秘密”或“道”。这是关于那扇门的第一个关键的问题。第二个关键问题，便是他眼中的“宗教”，这与别人眼中的宗教是完全不同的，别人眼中的宗教，如果说是第一层意义的，那么他的“宗教”必是第二层的，必然比一般人理解得更深一层。甚至，他眼中的“宗教”已全然不是他人眼中的宗教了。他人眼中的宗教尚还是由教徒、教堂、教义所组成的社会物，——或一般教徒的宗教大概是精神的归宿罢，——而他的宗教甚至都不是这些，只是一种人们对善与爱的向往的启发而已。于是，他眼中的宗教便仅是一种“启发物”了。于是，他认为中国的“儒教”，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教堂宗教”。——从这一点，他开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去看中国文化。
(4)还有一个关键问题，便是他眼中的文明（包括“儒教”）。“文明”与“野蛮”的问题是学者们常提及的。然而，这两个词的含义，在他看来，与他人所理解的又是不同的。他认为，要判断文明与野蛮，人们的精神状态占有绝对主要的地位。用他常用的一个词来说，就是人是否有“教养”，是区分文明与野蛮的标准。这一点，形成了他所有学说的基础。这就是三个关键问题的简略说明，而正是用这三个问题，他便发现了那条路，造了通往那条路的这扇门。那么，这条路上是如何的风景呢？其实，这三个问题所具有的重大意义，一直在这条路上延伸着，是越来越深，以至于这条路在人们眼中也愈加艰难起来。形象地说，在《中国人的精神》这本书中，有一篇文章倒能给我们以这条路的直观，就是《约翰•史密斯在中国》（John Smith In China）。在这篇文章中，他是在用一种比喻的手法来描绘他的这条路。“专业”一点儿来说，他是在阐述一种新的并深刻的关于东方与西方文明关系的意见，这种意见至今仍未进入到我们眼睛里。（这种意见什么用呢？若依辜鸿铭自己看来，第一重要的，倒不是在学术上的突破，而是借此可以打破东西方的“畛域”，使东西方的人民团结和理解。）这似乎在研究、创作上仍是一个很大的缺憾罢。他发表的意见，我们可以以他的一个公式“a+b=c”来开始看。那么，什么是a+b=c呢？在进入这个公式之前，需先看一下他的另一个公式“2+2=4”。他在其中的意思是这样的——所有的经济等实际问题所显示的智慧是2+2=4公式的延伸，而所有的哲学（或文明）方面的智慧，却是a+b=c公式的延伸。这便是说，东西方的人是有共同点的，什么共同点呢？2+2=4是简单的共同点，比较浅层次的，大同而小异；a+b=c是深层次的共同点，世人所不易发现的，总之，东西方的人都是相同的人。就2+2=4来说，比如我们饿了、困了、喜怒哀乐、趋利避害，但凡是人，无论东方人还是西方人，都有的，而经济、政治、军事，其实都是这些基本点的延伸，都是较浅层次的，它单单告诉我们表现这种状态的是一个人而已，是一个被称为“人”——无论东方与西方——的生物。它并未告诉我们此人有如何的性情，乃至他的心灵、灵魂是怎样的。显然，仅仅止于2+2=4的研究和认识，是极为有害的。在他看来，这恰恰是时代的趋势，是他所极力批判的。
(5)那么，a+b=c是什么呢？他在文中还有这样意思的话。——不幸得很，解决a+b=c的问题的权利现在已经落在了统治大英帝国的约翰•史密斯之流的手中。而约翰•史密斯们正在干什么呢？他们一边统治着大英帝国的贸易，一边来中国，教化中国人！这种人是没有能力来解决a+b=c问题的，便又说了一段关键的话：“在东西方之间，对a+b=c方程的解答是非常复杂和困难的问题。因为其中存在着许多未知数。不仅东方的孔子、康有为先生和端方总督之间有着不同的理解，而且在西方的莎士比亚、歌德和约翰•史密斯之间也存在着差别。实际的情况是，当你专门解答a+b=c的方程时，你将发现在东方的孔子与西方的莎士比亚和歌德之间，只存在微乎其微的差别，而倒是和西方的理雅各博士和西方的阿瑟•史密斯牧师之间，反而存在着大量的不同。”什么意思呢？“学术”一点，便可以说——东西方文明的本质是相同的，这些相同点包含于东西方哲学的深层含义、东西方人民大众的普遍感情。（这是通过这篇文章而直观所得的。他的其他文章亦无不体现这种见识和观点，只是有的埋得较深，需挖出来方可。）这便是那条路了。以前的任何积累，无论是哲学的、文学的、历史的，以及那三个关键问题，都是这条路的基础而已。就像是高速公路，你要有高速的车才能上去，才可以领略到它的快捷与方便，否则，你要骑自行车上去，虽然也可以看到它上面的情景，却也仅此而已，并不能感到什么快意——反而往往身陷险境了。而辜鸿铭显然是具有足够准备的，才得以在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荒芜的地方开辟出这条路来，于是一个人走上去，别人固然是指责的，但都没有力度，对他亦构不成打击。而又因他的准备太过充足了——深通东西方典籍——所以，他愈是看得真切的问题，由于别人未必有如此的准备，别人便愈觉得怪，而他愈坚守了。但他的学问如此之大，又不得不博得许多人的尊敬乃至崇拜。于是，在他来说，是不死不活的——他独辟蹊径，一个人在这条路上走，但仍有似乎在同他走的人，在崇拜他，这使他并未死去；而这些人却并未真地同他一块儿走，他仍然是孤零零地走着，所以，他又未必不死去。他的独辟蹊径，便是这样度过了一生。
王兄辛苦了
（第一节完）
不辛苦，呵呵！希望大家和我真心交流！
顶！我喜欢的老头。曾有一文。看了这些文字，那篇小文越发显得羞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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