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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情链接：[转载]符号学原理&罗兰巴尔特（中）
Ⅱ 能指和所指
Ⅱ.1 记号
在索绪尔的术语系统中，所指和能指是记号（signe）的组成成分。但是记号这个词出现在（从神学到医学）各种不同的词汇系统中，它的历史也极其丰富（从福音书到控制论），不过这个词本身含义却很模糊。因此在我们论述索绪尔对这个词的解释之前，应当先读一下这个意义多变的词在其中出现的概念之范围。实际上这个词可随作者之意与一系列接近和类似的词在对比中来使用，如信号（signal）、指号（indice）、肖像（icone）、象征或符号（symbole）、譬喻（allegorie），等等，都是记号的主要替用词。我们先来看看所有这些词所包含的共同成分：它们都必然归结为两个关系项（relata）之间的一种关系（圣·奥古斯丁对此阐释得十分清楚：“一个记号是这样一种东西，它除了本义之外还可以在思想中表示其他的东西”）。但是我们并不能根据这个特点来对这些近义词进行区分。为了确定一种意义的改变，还必须依赖其他的特点，如可称之为二中择一（出现与不出现）的那种形式。（1）此类关系含有或不含有关系项之一的心理现象；（2）此关系在二关系项之间包含或不包含一种类似性；（3）两个关系项（刺激和其反应）之间的联系是直接的或间接的；（4）两个关系项是相互紧密符合的，还是相反的，一个“超过”（deborde）了另一个；（5）此关系包含或不包含与使用者之间的存在性联系。这些近义词中的每一个，都按其所包含的这些特征是肯定性的还是否定性的（有标记的还是无标记的）而彼此区别开来。还须指出，每位作家所运用的这些近义词之分布领域互有不同，于是导致了术语的冲突。我们不难通过四位作者使用这些词语和特点的对比图示，来大致说明这种冲突的情况。这四位作者是黑格尔、皮尔士、荣格和瓦隆（对每位作者来说，某些或者有标记或者无标记的特点都可能欠缺）。
我们看到,词语的冲突基本上集中于指号（对皮尔士来说，指号是存在性的，对瓦隆来说则不是）和象征概念上（对黑格尔和瓦隆来说，在象征的两个关系项之间有类似性关系——或“理据性”关系——对皮尔士来说则无；此外，对荣格来说，象征是存在性的，对皮尔士则否）。但我们也可看到，图中垂直方向上显出的这些冲突可以很好地解释清楚，或者最好说，对于同一作者，诸词语在水平方向上显出的变换可以具有互补性：例如在黑格尔，象征是类似性的，它与记号对立。如果说对皮尔士而言，象征（符号）不是类似性的，这是因为肖像可以具有这一特征。可以说，这本小书的兴趣正是在于用符号学语言说明，这些词语只有在彼此（往往是在一对词语之间）的对立中才取得意义，而且如果这些对立存在，意义就不会含混。特别是信号和指号，符号（象征）和记号都是两种不同函项的函子，正如瓦隆的研究中那样，它们本身都处于普遍对立之中，瓦隆的词语系统是最完全、最清楚的，而肖像和譬喻则始终只为皮尔士和荣格所使用。我们将用瓦隆的话说，信号和指号构成了一组不具有心理表象的关系项，虽然在符号和记号这组相反的词语中存在着这种表象。此外，信号是直接的和存在的，与其相对的指号则否［它仅是一种痕迹（trace）］；最后，在符号中代表关系是类似性的和不相符的（基督教“超出”了十字架），在与其相对的“记号”中这一关系是无理据性的和相符的（在“牛”这个词和牛的形象之间无类似性，但两个关系项之间是完全相符的）。
在语言学中记号概念并未在各近义词间造成竞争关系。索绪尔在规定意指关系时立即去除了象征一词（因为此词包含有理据性），而代之以作为能指和所指结合体的记号概念（类似于一页纸的正反面），记号也可看作是一个音像和一个概念的结合体。在索绪尔找到能指和所指这两个词之前，记号一词一直是意义含混的，因为人们总倾向于把它与单独一个能指概念相混，而这是索绪尔极力想避免的。索绪尔在考虑了some（意向）与seme（意素），forme（形式）与idee（观念），image（形象）与concept（概念）之后，终于选定了signifiant（能指）与signifie（所指），二者的结合构成了记号。对于这一极其重要的命题，我们应当时时记住，因为人们总容易把记号当成了能指，而实际上它指示着一个包含着两个侧面的实体。一个（重要的）结论（至少对索绪尔、叶尔姆斯列夫和弗雷来说）是，所指是记号的一个部分，因此语义学应当是结构语言学的组成部分，而对于美国的机械主义者来说，所指这个实体应当排除于语言学而由心理学来研究。在索绪尔之后，语言学的记号理论又为马丁内的双层分节原则加以发展，马丁内强调这一概念的重要性，想使这个原则成为语言的定义标准。他认为，实际上在语言记号中应区别意义单元和区分单元，前者中的每一个单元都具有意义（“单词”，或更准确些说，“语素”——monemes），这些单元组成了第一分节（articulation）层次；后者虽然也参与词的构成，但并不直接具有意义（“声音”，或者说“因素”——phonemes），这些单元组成了第二分节层次。双层分节说明了人类语言的机制，实际上它构成了某种强而有力的（意义）微调作用（demultiplication），例如，它使美洲西班牙语能以二十一个区分单元产生出十万个意义单元来。
这样，记号就是由一个能指和一个所指组成的。能指面构成所指面，所指面则构成内容面。叶尔姆斯列夫在其中每一层面上都进行了一种区分，这对于符号学的（即不限于语言学的）记号研究是重要的。他认为每一层面都包含有两个层次：即形式与内质（substance）。应该对这两个词重新定义，因为它们都含有历史上沉积下来的厚重词义内涵。形式可按语言学方法加以完全、简明和一贯的描述（符号认识论准则），无须依赖任何语言学以外的前提；内质则是这样一些语言现象特点的总和，它必须依赖于语言学以外的前提才能加以描述。因为这两个层次都存在于表达面和内容面，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表达的内质：例如发声的而非功能的声音内质，它是语言学的而非音位学的研究对象。（2）表达的形式：它由聚合原则和组合原则构成（我们将看到，同一形式可具有两种不同的内质，即声音的和字形的）。（3）内容的内质：例如所指之情绪的、意识形态的或概念的特点，极其“肯定的”意义。（4）内容的形式：即诸所指之间的形式关系组织，他是按某一语义标记的有无而成立的。最后一个概念较难把握，由于在人类语言中我们不可能把所指和能指分开。但在符号学中，形式和内质的二分法可在以下诸情况中有用和易于掌握：（1）当我们面对这样一个系统，其中的所指是体现于不同于本系统内质的另一种内质中时（例如书写的时装介绍）（2）当一个对象系统包含着一种内质，它并非直接地在功能上有意指作用，而只是或许在某一方面可被使用时；例如菜肴可用于意指一种情景，但也可被食用。
这或许使我们能够根据语言学的记号来推测符号学记号的性质。记号学的记号与语言学的记号类似，他也是由一个能指和一个所指组成（例如在公路规则中绿灯的颜色表示通行的指令），但它的内质却可以各有不同。多数符号学系统（物品、姿势、形象）都具有一种本来不介入意指作用的表达内质，而社会往往把一些日常用品用于意指目的，如衣服本来是用来御寒的，食物是用来果腹的，然而它们也可被用来进行意指。我们打算把这些本来是实用物品的符号学记号按其功能称作功能—记号（fonctions-signes）。功能—记号表明了一种我们应加以分析的双重运动现象。开始时（这种分析是纯操作性的，并不意味着某一真实的时间），功能充斥着意义；此种语义化过程是不可避免的，自从人类社会存在以来，人类对物品的一切运用都转变成此运用的记号了。例如，雨衣是为了防雨的，但这种运用与某种气象状况的记号是不可分的。人类社会只生产标准化和规范化的物品，这些物品必然成为一种模式的“实行”，一种语言结构的言语，一种意指形式的内质。如想找到一种无意指作用的物体，必须想象出一种纯粹临时设计的器具，它与现存的任何模式都无联系（列维-斯特劳斯指出，修补匠的劳作本身就是一种意义研究）；但是这种假设在一切社会中都是无法实现的。人类运用物品所包含的这种普遍的语义化作用是极其重要的，它表明在文化中真正存在的只是可理解的事物，并导致社会学与社会之逻辑学这两类研究最终的结合。但是记号一旦形成，社会就可以使其重新具有功能，把它当成一种使用的对象：人们把一件皮大衣看成似乎只有御寒的功能。这种重复的功能化作用需要有一种第二语言（un
second）的存在，它与最初的（而且是纯观念性的）功能化作用绝不相同。再度出现的功能本身与一种（隐蔽的）第二语义学机制（seconde
institutiob
semantique）相符，后者属于涵指层次。因而功能记号——或许——具有一种人类学的意义，因为它是这样一种统一体，在其中技术性的关系与意指性的关系集合在一起了。
Ⅱ.2 所指
在语言学中，所指的性质引起人们对其“现实性”程度的问题加以讨论，而一切讨论都一致关心这一事实：所指不是“一件事物”，二是该“事物”的心理现象。我们看到，按瓦隆的记号定义，这个表象性质构成记号和符号（与指号和信号相对立）的一个适切性特征。索绪尔本人清楚地指出了所指的这种心理性，把它称作概念；于是单词牛的所指不是牛这种动物，二是它的心理形象（这对于讨论记号的性质也是重要的）。然而这种讨论始终充满了心理主义的特点，也是我们宁可研究斯多噶派对这个问题的分析。斯多葛派哲学家们细心地区分出了心理表象、实在事物和可言者这三个方面，所指既不是心理表象也不是实在事物，二是可言者。所指既非意识行为亦非现实事物，它只能在意指过程内部加以定义，这个定义几乎是同语反复式的：这就是使用记号的人用其意指着什么的“那种东西”。这样我们就获得了一种纯功能性的定义：所指即记号的两个关系项之一；使所指与能指相对立的唯一区别是，能指是一种中介物。在符号中基本情况并无什么不同，因为在这里物品、形象、姿势等只要起能指的作用，它们就意指着那些只能通过它们来言说的东西，这时，符号学的所指就能由语言机构中的记号所取代。例如我们说，一种运动衫指着秋天在树林中的长时间散步，那么此事所指不知是由其服装的能指（运动衫）为中介，同时也以一个语言片段为中介（言语是非常便于掌握的）。我们可以把语言结构以不可察觉和不可分离的方式将其能指和所指“胶合”在一起的现象称为同构（isologie），以便使之区别于那些非同构的系统（必然是复杂的系统），在后一类系统中所指可以与其能指直接并列。
我们怎样对所指加以分类呢？我们说在符号学中这一工作是基本的，因为它又涉及由内容中引出形式的问题。在语言学的所指问题上，我们可以设想两种分类，其中第一种分类是外在性的，它依赖于概念的“肯定的”（而非纯区分性的）内容，哈里格和瓦特伯格的方法即属此类。同时，特里尔在概念领域以及马托里在词汇学领域的类似研究更具有说服力；但从结构的观点看，这些分类（尤其是哈里格和瓦特伯格的分类）都具有过分依赖所指的（意识形态的）内容，而非依赖于其形式的缺点。为了能建立一种真正形式的分类，应当设法重新建立所指的对立系列，并从其内的每一种对立中引伸出一种适切的［可对比替换的（commutable）］特征来。叶尔姆斯列夫、索伦森、普里托和格雷马斯等都曾提倡这种发放。例如，叶尔姆斯列夫把“母马”这个语素分成两个意义较小的单元：“马”+“雌的”；这两个单元可经过对比替换而重新组成新的语素（“猪”+“雌的”=母猪；“马”+“公的”=公马）。托里普在“男人”这个词中看到两个可替换的特征：“人”+“男性的”；索伦森把双亲的词汇归结为“初级词”的一种组合（“父”=“男性家长”；“家长”=第一级尊亲）。上述内容的任何一种都尚未加以发展。最后需要提醒读者主义，对一些语言学家来说，所指不是语言学的组成部分，他们只关心能指，语义学的分类是在语言学的任务范围之外的。
如果说结构语言学已取得相当进展的话，它却还未曾建立一门语义学，即关于语言性所指之形式的一种分类学。因此不难想象，我们不可能真的提出一种符号学的所指类来，除非依靠已知的知识领域。我们将只大胆的指出三点。第一点与符号学所指的实现方式有关；符号学的所指可以以同构的方式或不以同构的方式呈现；如果是后一种情况，他就会通过天然分节语言而被一个词（如“周末”）或一组词（如“长时间乡间散步”）所取代。这样一来这类所指就更容易处理，因为研究者不必把自己的元语言强加于它们；但同时也更危险，因为他将不断重新关注（未知的）语言结构本身的语义类别，而不是关注以所研究的系统为基础的分类问题。例如，时装系统的所指即使以杂志中的天然语言为中介，因为他们永远不具有同样的“长度”（一个词，或一个短语）。如果是第一种情况，即同构系统的情况，所指除了其典型的能指外不具有其他的实现方式。因此，我们除非强加给它一种元语言，否则就不能掌握它。例如，我们像作曲家询问它们赋予一段音乐的意义是什么时，提出了一系列语言化的（verbalise）所指（忧虑、强烈、忧郁、宽谷、狂乱等等），而实际上所有的语言的记号形成了一个单一的音乐所指，对此我们只能用一种独一无二的能指系统来表达。这类或者来自研究者、或者来自系统本身的元语言无疑是不可避免的，但正是这种元语言使所指的分析或意识形态的分析成为靠不住的研究；我们应当至少在符号学研究中从理论上为其找到适当的位置。第二点看法与符号学所指的外延有关。一个系统的全体所指（一旦被形式化了之后）形成了一种重要的功能；然而，在不同的系统中，或许这些重要的语义功能不只彼此沟通，而且还局部地相互重叠。衣服的所指形式，在局部上，无疑与饮食系统的所指形式相同，二者都安劳动与节庆、工作与闲暇的主要对立形式被构成。然而应当考虑到具有同一时态的所有符号学系统所共有的那种完全是意识形态的描述。最后，第三种看法是，我们可以看到，在所指的平面上全体活动和方法都与每一能指系统（词汇）相对应。对这些系统的运用者（即“读者”）来说，各种所指领域（按其“文化”的不同）涉及不同的知识范围。这可以说明为什么同一词汇单元（lexie）（或读解的大单元）的译解可因人而异，但仍然属于同一“语言结构”之内。在同一个个人的意识中，几套词汇（因而也就是几套所指）可以并存，它们决定着每一次程度不同的“深层”读解。
Ⅱ.3 能指
一般来说我们对能指性质的分析与对所指的分析相同：能指是一个纯关系项，我们不能使能指的定义与所指的定义分开。唯一的区别是，能指是一种中介物，它必须有一种质料。但是一方面这对能指来说并非充分的条件，另一方面，在符号学中所指也可能为某一种质料所替代，如字词的质料。能指的物质性再一次使我们有必要区分质料和内质，这就是说，内质可以是非物质性的（就内容的内质而言）。因此我们可以只说，能指的内容永远是质料性的（声音、物品、形象）。符号学中的种种混合的系统是由各种不同的质料构成的（声音和形象，物品和书写物等），在符号学中最好把所有的记号统一起来，因为它们都是在典型记号概念（signe
typique）的名义下被同一种质料所体现：即语言记号、图示记号、肖似记号、姿势记号等，各自都形成一种典型记号。
能指的分类其实就是所谓系统的结构化过程，其目的在于借助对比替换法（commutation）把信息“无限的”切分成最小意指单元，（此信息是由从研究对象中产生的个信息之总体组成的），并将这些单元组成聚合类，以及把联结这些单元的组合关系加以分类。这一程序是符号学研究中的重要一环，我们将在第三章加以研究，此处只略提一下备考。
Ⅱ.4 意指作用
记号是（具有两个侧面的）一束声音，一片视像，等等。意指作用（signification）可以被看成是一个过程，它是一种把能指和所指结成一体的行为，这个行为的结果就是记号。当然，这种区分只有分类学的意义（而没有现象学的意义），因为能指与所指的结合，如我们将看到的，并未穷尽全部语义行为，记号的意义还受其环境制约；此外，很明显，进行意指的目的不在于结合，如我们将看到的，却在于区分。的确，意指作用（即记号过程——semiosis）并未把两个单侧的实体结合起来，它并未使两个关系项靠拢，即使能指和所指各自既是关系项又是关系。这种含混性给图形表示的意指作用带来不便，但它却是符号学必须加以讨论的。对这个问题我们提出以下几种试探性的解决。
（1）Sa/Se。对索绪尔来说，记号被论证为某种深层状态的纵向延伸，如在语言结构中，所指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在能指之后的，只有通过能指才能达达所指。此外，这种隐喻太偏向于空间化，它一方面欠缺意指作用的辩证性，而另一方面，记号的这一限界只能适用于语言结构这类纯非连续性的系统。
（2）ERC。叶尔姆斯列夫喜欢一种纯粹图示的表达法：在表达面（E）和内容面（C）之间存在着关系R。这一公示可使我们简洁地和不受错误隐喻之累地考虑元语言或分离系统。
（3）S/s。曾被拉普朗施和列克莱尔改述的拉康理论，使用一种空间图示，它与索绪尔的表示有两点不同：（ⅰ）能指（S）是由一条链子（隐喻的链子）在多个层次上结成的整体，能指和所指处于一种变动的关系中，它们只在某一固定点“相符”；（ⅱ）能指（S）和所指（s）之间的区分线本身也具有意义（这点在索绪尔的理论中不明确）：它表示对所指的压抑。
（4）Sa≡Se。最后，在非同构的系统中（即指在此系统中所指是通过另一系统加以体现的），显然可以合理地把这一关系理解作一种恒等式（≡），而不是等式（＝）.
我们已看到，关于能指所能说的只是，它是所指的一个（质料性的）中介者。这一中介作用的性质是什么呢？在语言学中这个问题曾经引起讨论，尤其是有关术语的讨论，因为这些情况基本上很清楚（在符号学中或许就不这样清楚了）。因此实际上在人类语言学中声音的选择并不是由词义本身强加给我们的（牛这个词并未强加于牛这个词以特定的声音，因为这个词的声音在不同语言中是不同的），索绪尔谈到了能指与所指之间的任意性关系。本维尼斯特对此表示异议；能指与被意指的“事物”的（牛这个词的声音和牛这个动物的）关系是任意性的；然而我们看到，对索绪尔来说所指不是“事物”，而是事物的心理表象（概念）。声音与表象的联系是集体性训练的结果（例如法语的学习），这种联系（它是一种意指过程）却绝非任意性的（任何一位法国人不能随意改变它），反之它是必然性的。因此我们提出，在语言学中意指作用是无理据性的（immotivee）。不过这种无理据性是局部性的（索绪尔论及一种相对的类似性），在象声词（这种特殊）情况下，所指与能指之间存在有理据性作用，正如我们马上将看到的那样。而当语言结构魔方某种复合词或派生词的形式建立起一系列记号时，如所谓类比性记号：苹果树、梨树、杏树等，尽管它们的词根和后缀之间是无理据性的，却呈现出一种构词的类似性。因此一般来说，在语言结构中能指与所指的联系在原则是约定性的，不过这种约定是集体性的，是在长时间内积累的（索绪尔说过“语言结构永远是一种遗产”），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约定已被自然化了。同样地，列维-斯特劳斯解释说，语言记号是先验任意性的和后验非任意性的。这一讨论使我们注意到在扩大的符号学研究中十分有用的两个不同的词：我们说一个系统是任意的，当记号不是因约定而是因单方面决定成立的时候，因此在语言结构中记号不是任意性的，而在时装系统中记号却是任意性的；同时我们说一个记号是理据性的，当其所指与能指的关系是类比性的时候（布依森建议称理据性记号为内在意素，称非理据性记号为外在意素）。因此既存在任意的和理据性的系统，也存在非任意性的和非理据性的。
在语言学中，理据性限于派生词或复合词的部分领域，与符号学不同，它所提出的问题更具一般性。一方面，在语言结构之外，可能看到一般来说是理据性的系统，并应确立一种使类似性与非联系性相容的方式，非连续性似乎直到目前都是意指作用所必需的；此外还应考虑当能指是类比项（analoga）时如何能建立（数量上有限的）聚合体系列，“形象”无疑就是这种情况，因此关于形象的符号学的建立为时尚早。另一方面，情况极其可能是，符号学的全部领域显示了非纯粹系统的存在，它或者包含着极松散的理据性，如在记号的理据性与非理据性之间表现出的某种冲突。如语言结构的更具“理据性”的领域和象声词的领域就多少是这种情况。马丁内指出，象声词的理据性往往同时失去了双层分节，如法语象声词“哎呦”（aie）只有第二节分层，它取代了双层分节的组合段“我觉得不适”。而且表示痛苦的象声词在法语中与在丹麦语中并不完全一样，一个是aie，一个是au。实际上，理据性某种程度上服从于音位学模式，这些模式随不同的语言而不同，因此类比性中浸透着数字性（digital）。在人类语言之外，像蜜蜂“语言”一类的似是而非的系统，也表现了同样的含混性，如蜜的周转具有一种模糊的类比意义，而在起飞的舞蹈动作则显然是理据性的（它有赖于一段距离）。此类“模糊性”的最后一个例子是，某些公众使用的制作商标是由完全“抽象的”（非类比性的）图形构成的，但它们可能“引起”与所指之间具有类似关系的某种印象（例如“强大”）。贝尔利的商标（一个带满箭头的轮子）并未“模写”任何“强大”概念（强大又如何能被“模写”呢？），而是以一种潜在的类比性暗示它。我们还可在某些表意文字书写物的记号中看到同一种模糊性（例如在中文里）。因此类比性与非类比性的含混是无可争论的事实，甚至在某一独特的系统中亦然。然而符号学不能只满足于一种确认这种妥协性的论述而不设法将其理论化，因为它不可能承认一种区分性的内容，如我们还不可能对其加以概述。然而人们可以猜测意指作用的（人类学）机制，例如在语言结构中（相对的）理据性在第一分节的（意义的）层次上产生了某种秩序。因此，列维-斯特劳斯在《野性的思维》中指出的赛努弗族行入组礼时小雕像所起的作用。因此或许在更一般的符号学层次上，即在人类学的层次上，在类比与非理据性之间形成了一种循环性：在使非理据性自然化和使理据性合理化（即使其文化化）时存在有双重的（互补的）倾向。最后，一些作者断言，作为类比制对立面的数字制本身按其典型的二元制表现来说，就是某些生理学过程的“复制”，如果按其典型的二元制表现来说，就是某类生理学过程的“复制”，如果说视觉和听觉确实是按二种择一的选择方式来起作用的化。
Ⅱ.5 值项
我们说过，至少暗示过，研究作为能指和所指结合物的记号“本身”，是一种相当任意性的（但不可避免的）抽象作用。现在我们补充说，应当不再按其“组成”（composition），而是按其“环境”（entours）来研究极好，为此我们需要谈一下的值项（valeur）的问题。索绪尔一开始并未注意到这个概念的重要性，但从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第二讲起，他已对此进行深刻的考虑，值项概念对他来说已经很重要了，甚至最后比意指作用的概念还重要（对于后者他未再继续使用）。值项与语言结构（它与言语对立）有紧密关系，它使语言学非心理学化，并使其接近于经济学，因此在结构语言学中占据中心地位。索绪尔注意到，在大多数科学中都不存在历时性和同时性之间的二元性：天文学是一门同时性科学（虽然天体在变化）；地质学是一门历时性科学（虽然它可以研究固定的状态）；历史学只是历时性的（事件的连续），虽然它可以强调某些“图示”。然而有一门科学，它部分地包含了这两个方面，这就是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历史学不同）。索绪尔试图说明，语言学的情况也类似。在这两门科学中人们可以看到两种不同事物之间的一种等价系统，对经济学来说这就是劳动和工资，而对于语言学来说这就是能指和所指（也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意指作用现象）。然而不管对语言学来说还是对经济学来说，这种等价关系都不是单一的，因为如果我们改变了其中一项，整个系统逐渐都会改变。所以要想有记号（或经济学中的价值）存在，就应当一方面交换逾期不相似的事物（劳动与工资，能指与所指），另一方面又去比较二者之间相似的事物。例如，人们可以用5法郎钞票去交换面包、肥皂、电影票，但是也可以用这张钞票与10法郎、50法郎的钞票进行比较，甚至一个“词”可以与一个观念“相交换”（二者是不相似的），但也可以与其他“词”相比较（二者是类似的）。在英语中羊肉（mutton）一词只能从它与羊（sheep）一词的并存关系中取得其值项：意义只能由于意指关系和值项的双重制约作用才可确定。因此值项不是意指作用，索绪尔说，它来自“语言结构中诸词项的相互位置，它甚至比意指作用更重要。”他说：“一个记号中的观念与声音质料的观念与声音质料不如它在其他记号中周围的词项重要。”我们可以说，这些话已预先建立了列维-斯特劳斯的同构论和分类学原则。像索绪尔这样把意指作用同值项区分之后，我们立即看到，如果采用叶尔姆斯列夫的层次说（内质与形式），意指作用属于内容的内质层，而值项属于内容的形式层（羊肉和羊，作为所指，当然不是作为所指，处于集合关系中）。
索绪尔为了说明意指作用和值项的二元现象，采用了一页纸的譬喻。我们在把这页纸切分为几份时，一方面得到了几份纸（A、B、C），其中每一份都相对于其他几份取得其值项，另一方面，其中每一份都有其正面和反面，它们也是同时被切开的（A—A’，B—B’，C—C’）：这就是意指作用，这个譬喻是重要的，因为它使我们想到以独特的方式产生的意义，不再是作为一个能指和一个所指的单一相互关系，而也许更重要的是作为两个不定形物的，或像索绪尔所说的两个“流动性领域”的同时性切分行为。索绪尔实际上认为，在意义的（纯理论的）根源处，观念和声音构成了两种流动的、易变的、连续的和平行的内质。当人们同时切分这两种物质时，意义就产生了，于是记号（也是产品）就变成为分节项（articuli）。因此意义是两种混乱状态之间的一种秩序，而这个秩序基本上又是一种区分：语言结构是声音和思想之间的中介勿，它通过把二者同时分解的方式来把他们结合起来。索绪尔又提出了一种新的譬喻：所指和能指相当于空气和水组成的两个重叠层，当气压改变时，水层被分解为波浪；同理，能指被区分为分节项。不论是纸的譬喻还是水波的譬喻都可强调指出这样的（对于符号学分析来说的）重要事实：语言结构是分节作用领域，而意义首先即相当于切分作用（decoupage）。于是符号学的未来任务与其说是建立关于事物的词汇学，不如说是去发现人类实际经验中的分节方式。我们不妨随意想象一下：符号学和分类学尽管还未诞生，或许有朝一日可并入一门新的科学之内：即“关节学”（arthrologie）或切分科学（science
des par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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